梦见排队打饭(梦见排队打饭吃是什么预兆呢)

1顿早饭吞12种药的女校长，曾想提前预支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7月4日凌晨5时15分，张桂梅在一间学生宿舍中醒来。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平时，她和一名学生赵思翎（化名）住在这里。

一睁开眼，张桂梅就感到全身僵硬、头疼欲裂。她没敢发出声音，用手示意宿管员过来，从床上捞起她瘦骨嶙峋的身体。她穿着一件十几块钱的土黄色外衣，黑色裤子，十根手指的关节和手腕处贴着膏药，痛苦地抱着额头。

过了一会儿，张桂梅摸出枕头边的黑框眼镜戴上，又稍微整理了下头发，艰难地扶着墙离开了宿舍。18岁的赵思翎睡得正熟。还有两天，赵思翎就要奔赴高考考场。

63岁的张桂梅是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经有1645名女孩考上了大学。

张桂梅从来不用“贫困”二字形容自己的学生，因为贫困也是一种隐私。她叫她们“大山里的女孩儿”。

“女孩子如果有文化，她可以改变三代人。” 张桂梅说。

“周扒皮”、“老大”、“张妈妈”

赵思翎是一个圆脸，戴着眼镜、性格安静内向的女孩。她出生在华坪县一个偏僻的村落，11岁的弟弟在一次意外中溺水身亡，父亲终日酗酒、打骂母亲。

张桂梅知道这些情况时，赵思翎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她把赵思翎的父母叫到办公室大骂了一通，然后让女孩搬着床褥跟自己睡一间宿舍。丈夫早逝后，张桂梅一生再未结婚，无儿无女，每天住在女高，与学生同吃同睡。

这间宿舍原本还住着几个女学生。被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炎、严重骨质疏松、神经鞘瘤、高血压等17种疾病缠身的张桂梅有时疼得夜里呻吟，她担心学生害怕，叫她们搬走，只留下了赵思翎帮她叠被子、收拾内务。

赵思翎想考到东三省的大学。“我们那个村里，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小孩、干农活了。只有靠学习、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这所女子高中，有贫困或者单亲的学生，也有家境良好却冲着学校的名声来的。在这里，相继考出了浙大、厦大、川大、武大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学生，2019年的一本上线率是40.67%，本科上线率82.37%，排名丽江市第一。

张桂梅既是后勤，也是保安。她的脸色枯黄干瘦，眼角、额头和腮帮布满皱纹，头发稀疏碎落，额前的刘海遮盖着一个拇指大小的肿瘤，由于长期病痛，身体几乎瘦成了骨架，但说起话来却语速疾厉、逻辑清晰又不失幽默。

每天起床后，她总是佝偻着身子，双手扶着楼梯栏杆，费劲挪动着关节变形的脚，负责照料她生活的学校职工准时等在宿舍楼下，骑着摩托车载她去教学楼。趁着学生没起床，张桂梅摸黑一个个打开教学楼的灯。

凌晨5时30分，天空露出一丝曙光。张桂梅提着喇叭来到教学楼的三楼，“姑娘们，起床了！”楼下已经有零星的学生揉着眼穿行，她催促道，“傻丫头，快点呗！”涌入教学楼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提高了声音，“ 时间快到了，迟到了的扫球场去！”

有的学生冲进来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轻轻拍了下学生的肩膀，“别怕，灯都打开了，我走过了一遍，很安全。”20分钟后，等到每间教室传来了读书声，张桂梅再把整座教学楼的灯一个个关掉，查一遍早课。

早上6点40分，张桂梅回到校长办公室，手上提着从各个教室搜罗的垃圾，用黄色塑料袋装着，堆放在地上。儿童福利院的人员每天定时来取，能卖十几块钱。他们同时也给张桂梅送来早饭，一碗绿豆粥和两个包子。

正在吃早饭的张桂梅，这是她难得的清闲时刻。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这是张桂梅难得的清闲时刻。她坐在椅子上，缓慢地喝着粥。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校长办公室陈设简陋，放置了四张办公桌、一排书橱、用来会客的两个长木椅和一张方桌。墙上挂着装裱仔细的书法，“天下为公，为天下母；赤子好学，女子好学。”

伴着这顿早饭，张桂梅吞下了12种药物，包括颈痛片、骨疏康胶囊、风湿定胶囊、六味地黄丸等。她小心地把包子里的肉剔出去。以前她不舍得吃肉，省下工资塞给学生，这几年，一吃肉她便会呕吐。

对她来说，进食是为了吃药。这些药物更多是为了止疼。手上的止疼膏药一天能用掉2盒，为了省钱，她只好白天贴，晚上不贴。胳膊上一个拳头大小的肿瘤只能强忍着，脚上、背上就抹痛风型凝胶。

在学生面前，她小心地隐藏起重疾缠身的一面。她依旧是那个凌厉、蛮横的老太太，学生们叫她“周扒皮”、“大魔头”，也有人喊她“老大”、“张妈妈”。

女中的墙上没挂过校规校纪，制度却“残酷”至极。比如，女生们一律齐耳短发，身穿红色校服，每周只能洗一次衣服，有3个小时能外出。为了不让学生有情绪，女老师们也不能穿裙子，不能浓妆艳抹。

学生们每天的午饭时间只有10分钟，需要完成从打饭、吃饭、刷碗的整个流程。张桂梅坐在食堂里计时，为了不让她们把时间浪费在聊天上，张桂梅用大喇叭放红歌，声音几乎震裂了食堂。

吃完饭，学生们捂着耳朵跑出去，回到宿舍午休。张桂梅站在宿舍楼下盯着，按照规定，宿舍的门不能关，谁要是玩手机或者聊天，她马上能听到。

晚上下了自习，张桂梅再次清点一遍人数。离高考越来越近，一个学生腹泻请假去医院，她坐在楼下等了40分钟。一个高三班主任说，班里11个学生请假回家了。她立马发了火，“明早6点不回来，把她们的铺盖收拾出来，让她们滚蛋。”

每年的这个时候，张桂梅总是吊着一颗心。她逢人就念叨，如果能培养出一个清华或北大的学生，她死也瞑目了。高一、高二的学生每次做课间操，就在教学楼下齐声大喊，“学姐加油！加油上清华！加油上北大！”

“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张桂梅说。当记者问她，那您要付出的是什么？她的泪直直地掉下来，“我们几乎付出的是生命。”

“我有一个梦想”

张桂梅出生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8岁跟随姐姐来云南支边，后与丈夫在大理喜洲镇第一中学任教。

年轻时，她生活平淡。上课时讲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喜欢穿紫色裤子、红色上衣。丈夫买她最爱吃的杨梅罐头，兼职给别人修家具、讲微积分课，以补贴家用。

1996年，丈夫因病去世。张桂梅申请外调，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畔深度贫困的华坪县，担任民族中学教师。

彼时，民族中学贫困生多，许多女生中途辍学。张桂梅跑去家访，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被嫁走了。她拿出全部工资，交了她们的书费，又把女孩们领回了课堂。

2001年，张桂梅开始兼任县儿童福利院的院长，建院第一天收了36个孤儿。“把这些地方从穷坑里我是做不到了，那些大山深处的可怜女孩，我只想着能救一个算一个。”

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杨文华对新京报记者回忆，2003年，张桂梅向他提出，想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解决低素质的母亲、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杨文华觉得，她的想法很幼稚，“办一所学校太难了，钱少了根本不行，我劝她还是放弃吧。”

后来，在一次县委组织的论证会上，所有专家都对此投了反对票。一是办女子高中，与时代相悖；其次是全免费的高中投入太大，县里不具备财政条件。

张桂梅没死心。她带着劳模证书等获奖材料，到昆明的街上募捐。很多人以为她是骗子，向她吐口水，放狗咬她。有一次她在一家单位门口靠墙睡着了，被叫醒后，面前站着省妇联主席，给她拨了2万元。

2007年，张桂梅作为丽江市两名十七大代表之一，到北京参会。她破了两个洞的牛仔裤引起记者的注意，随后，对她的访谈节目《我有一个梦想》在电视上热播。女高的项目也最终启动，云南省、市、县各级政府在硬件设施上先后投入6000多万元，用于校舍、运动场、食堂、教学设备等的建设。

丽江华坪女高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项目启动同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回忆，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项目分五期建设，前后持续了7年，直到2015年才最终落成。

2008年9月，女高第一届的90多名学生入校。这时的女高才建了4个多月，投资180万元，只盖好了一栋教学楼。没有大门和围墙，也没有食堂、宿舍和厕所。慕名而来的外地老师，一个学期后，走得一个也不剩。

女高的一名教师罗梦华回忆，当时的条件极其艰苦，两个大教室各放几张床，10个男老师住一间，11个女老师住另一间，学生们住在二楼，宿舍也是教室改造的。晚上学生上厕所，就由一名女老师和一名男老师陪同，到旁边的民族中学去上。

由于招生来者不拒，学生的基础很差，数学考9分，一道题讲8遍，学生还是听不懂。“老师看不到前途，学生看不到希望。”备受打击的张桂梅私下对杨文华说，估计学校撑不下去了，希望他能帮助分流一下师生。

当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两个人都在心里作了最坏的打算。

杨文华也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张桂梅，“教学质量提不上去，你所谓的初心，就是让山区的女孩白吃白住三年，最后拿一个高中毕业证。如果仅此而已，社会不会答应（掏这么巨大的成本），你也无法赢得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以及未来政府的支持。”

这些话，张桂梅听进了心里。她决心，总有一天不但要让穷苦的女孩们全部考上重点大学，还要培育出清华、北大的学生。

11万公里的家访路

女中从没召开过家长会，取而代之的是，12年间张桂梅的11万公里家访之路。

每次去家访，张桂梅总是带上馒头、面包和矿泉水，为了不给学生添麻烦，从来不在他们家中吃饭。有一次去傈僳族学生的家访途中，车子穿行在悬崖峭壁上，到了学生家才知道，这个女生是全村第一个高中生，入学那天全村人为她送行。

女孩的爷爷告诉张桂梅，如果孙女能上大学，自己就是死了也安心。张桂梅保证，她一定让女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她们的村子已经走出好几位大学生。

每天早晨查完课，张桂梅返回校长办公室仔细记录。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在丽江市永胜县光华乡家访，大山横亘，下车走了三公里山路，才到了洼地深处的一个学生家。从学生家里出来，张桂梅已经无法再在六十度陡坡上行走。

于是学生爷爷把自己的马牵出来，随行的三个老师将张桂梅抬上马背。这是她唯一一次骑马，一颠一颠地走上陡坡，星斗阑干。

在这条无比艰难的家访之路上，张桂梅摔断过肋骨、迷过路、发过高烧，也曾昏倒在路上。有的学生家在山顶上，仅有一条用锄头挖出的小路，左边是陡直的悬崖，右边是万丈深渊，下了摩托车，张桂梅脸色苍白，腿都站不稳。

“张老师真正走到了贫困的背后，她最懂山里人的渴盼，最懂这片山。”女中办公室主任张晓峰说。

2011年，第一届华坪女中的毕业生参加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一本上线率4.26%。“我们当时的副省长来调研，他落着泪说，女中的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女中的入口极低，只要你想读书，就来者不拒，没有分数限制。”杨文华说。

“真的无法想象，张校长和其他老师，在这三年究竟付出了多少，女中完全做到了低进高出、中进优出。”

教师罗梦华回忆，2017年女中学生高考的一本上线率，比县一中高出10-20个百分点，并走出了全县文科和理科的第一名。“我们10多个高三老师跑去打了一场篮球。”对他们来讲，这已经是最奢侈的庆祝方式。

2019年，女高118名毕业学生中，109人上了本科线，9人上了专科线。“我们付出的不是一般老师能付出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办完了马上回来上课。女老师做肿瘤手术，能穿衣服就回来。孩子们拼命刷题，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张桂梅说。

“女高的成功经验是学生苦管、老师苦教、学生苦学。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根本措施是教育。人的素质不改变，永远是扶贫不扶志。在这方面，张老师坚持了12年。女高精神也带动了我们全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杨文华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

周云丽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姑娘。她穿着一身利落的西服，头发仔细地束在后面。她是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8年后，她成了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

她不到一岁时，母亲因患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把姐妹俩拉扯长大。2008年，周云丽和姐姐同时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筹不齐六、七万的学费。

不久后，姐妹俩得知女高免费招生的消息，报名后很快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入学第一天踏进宿舍，床褥已经铺好了，每个床位的边上贴着同学的名字。周云丽看着那张纸条，捂着脸痛哭。

周云丽曾经梦想赚大钱。从女中毕业后，她又改变了想法，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她成为女高的教师，负责一个高三毕业班和一个高二班的数学课程。

她有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女高，她也许早早就辍学嫁人，背着好几个孩子，一辈子走不出贫穷的乡村。

“当年要是没上女高，我不会成为一名警察，可能成了警察的执法对象。”丽江市永胜县民警陈法羽是女高的第二届毕业生，初中毕业后，因没达到高中的录取分数线，父亲劝她回家务农，找个人嫁了。

“我不敢相信迎接自己的，将会是怎样痛苦而漫长的人生。”她开始后悔初中打架、喝酒的经历。收到女高录取通知书后，陈法羽改掉了所有的不良习惯。在她的印象里，张桂梅是个很凶的老师，“有时梦见被她骂，吓醒了一身冷汗。”

2012年，陈法羽考上了云南警官学院。

张桂梅监督学生们做课间操。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至今，张桂梅还会对人喋喋不休地吐槽她见过的差劲父母。有的父亲不让女儿点灯复习，怕浪费电。“我真想砸死她爹。”她恨恨地说。还有的爷爷奶奶，自从孙女出生后，没理过她一次。直到女孩毕业，父母也没来过一次学校，他们甚至不知道孩子的学名。“如果不读书，她们的人生就死掉了。”

7月5日，家住四川广安的23岁女孩袁苗苗从打工的地方，独自一人坐大巴车找到了华坪女高。她站在校门外守了两天，终于找到机会见了张桂梅。

2013年读完高一，袁苗苗就辍学了。七年间，她做过直播、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KTV服务员，卖过车，卖过衣服，卖过化妆品……终于存到1万块钱。

袁苗苗哀求张桂梅，让她进入女高读书，未来有机会能参加高考。“这是我最后一次读书的希望了。我如果不读书的话，每天都感觉世界是很空虚的。我还是一张白纸，我希望上面有一幅美丽的画，文化的画。”

待到山花烂漫时

这两年，体育老师谭艳华发现，张桂梅在操场上晕倒了三、四次。有一次，她扶着楼梯就晕了过去。还有一次，她在食堂维持秩序，突然栽到在地上。

去年的一天，学生们做完课间操，发现后面没了校长用大喇叭大喊的声音，回头一看，她已经没有知觉地躺在地上了。喂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后，张桂梅苏醒了过来。老师们想送她去医院，被拒绝了。还有两个星期就高考，她想再挺一挺。

张桂梅每年都亲自把高三学生送到考场，考试结束了再送回来。女高从来没有毕业典礼，高考结束了，她就赶紧把学生们打发走。“离开的那天，也和平常一样。”

她唯一的执念是，余生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学生。

“她是在和时间赛跑。”杨文华有时撞见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在木椅上蜷缩成一团，奄奄一息。他难受地咽下了眼泪，故作轻松地和她开玩笑，“你是梦想没实现的人，任务没完成，放心死不了，马克思不要你。”

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宿舍里同住的学生，赶紧给她打止疼药。一个小时后，她被送往县医院抢救。

县长庞新秀也赶来看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我想提前预支下丧葬费，我要亲眼看着钱都用在孩子们身上。”

张桂梅也想过，她死了以后，就随便一火化，扔哪里都行。“悄悄地来，悄悄地走就行了呗。”

她收养的一个孩子说，那我们想你的时候看不着。张桂梅说，你在哪个地方想我，我就在你的身边。

听到张桂梅病重的消息，她曾经收养的儿童福利院的孩子，24岁的张惠华急忙赶到了医院。

张惠华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后回到华坪县做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张桂梅与儿童之家的孩子们。新京报记者王昱倩摄

他在病床旁一刻不离地守了5天，眼睁睁地看着老妈瘦了20斤。

儿童福利院的所有孩子，都称呼张桂梅“老妈”。即使每天女高的工作再忙碌，下午6时30分，张桂梅总是准时回到儿童之家。

“我要回家了。”每到此刻，她似乎卸下了所有的疲惫，总是轻松地笑起来。

在儿童福利院，张桂梅简单洗个澡，换身衣服，然后躺着睡会儿觉。一个多小时后，她就提着包，又返回了女高。有的孩子哭闹着不愿意让她走，她就哄着，“老妈要去上班挣钱，给你买汉堡包了。”

2018年的那次病重，张桂梅最终挺了过来。她又回到了女高，恢复了往日的生活，拿着大喇叭在学校里转悠。

2020年春节，她到昆明体检，病历上的17种疾病增加到了23种。“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现在还能动，我想做点事。我的病我知道，是没有办法治了。如果把最好的时光留给治病，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7月5日上午9点30分，女高的学生们跳起了鬼步舞。这是女高课间操的一种，张桂梅专门请了一位舞蹈老师，教了学生们一段时间。她是个偏心的人，城市里的女孩们会跳的最流行的舞步，大山里的女孩儿也不能落下，不能比她们差。

这一天，女孩儿们跳得很开心。张桂梅缓缓地穿梭在她们中间，有点失落，“也许我这辈子都跳不了鬼步舞了。”

课间操结束后，女孩们齐声朗诵了一首诗，是张桂梅最喜欢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新京报记者王昱倩 实习生卓曼曼 编辑 胡杰 校对 柳宝庆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菩萨”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

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 王翀鹏程摄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王翀鹏程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王翀鹏程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王翀鹏程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王翀鹏程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王翀鹏程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王翀鹏程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王翀鹏程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王翀鹏程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王翀鹏程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王翀鹏程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王翀鹏程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铭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菩萨”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

文军红又快搬家了。她的1300只狗受到当地居民的投诉，救助站将搬到距离市区更远的地方。

因为一只受伤的京巴，文军红迷上了“捡狗”。二十年间，她救下上千只流浪猫狗，成为重庆市知名的流浪动物救助人，创建了当地规模数一数二的个人流浪动物救助站。

为了养活它们，68岁的文军红变卖家产，抛弃了亲人朋友，每天和狗生活在一起。爱犬人士说她是“流浪动物救星”，喊她“文菩萨”。

她曾因身上浓重的“狗味”被人打听职业。“清洁工。”文军红回答。因为在不理解的人眼中，她是偏激的，无异于“疯子”。

“它基金”理事长、央视主持人张越曾说，流浪动物救助不存在理性公益，只有救和不救两个选择。文军红想救，但经济和体力的双重重压下，她支撑不住了。她想过放缓节奏，甚至暂停救助。最近几年，她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但在多方力量的裹挟下，停下来也并非易事。

救助站里的狗大多是土狗。 王翀鹏程摄

神秘的“救助站”

依山而建的庆丰山村，高高低低的房子成了碧绿山体上的点缀物。不时有大货车从主路上疾驰而过，半米高的轮胎裹挟着巨大的噪音和黄土、小石块一路翻滚前行，所到之处，所有的声音都被它吞掉。

货车过后，村庄又陷入了安静，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和犬吠，还有村民们嬉笑和聊天声。

沿着山间公路一路向前，经过一片整齐的菜地，绕过一片竹林，再沿着螺旋向上的公路爬上两圈将近45度的斜坡，在俯瞰山脚的位置，一扇银灰色的大铁门就在公路边。

铁门之内，一米多高的铁丝网围出一个院子，院子深处十几米，有一栋形似梯形的砖房，墙体被粉刷成白色。顶上盖着灰色的彩钢板。

此起彼伏的狗叫声，还有动物身上特有的浓重腥味，穿透红砖和铁皮，扑面而来。

这就是被村民们多次投诉的地方，也是文军红和狗现在的住处——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盛的荒林里。虽然紧邻公路，但人少车少。离她最近的民房隔着好几百米，村民常坐的电三轮也不愿意上来。

救助站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王翀鹏程摄

这片荒地原来是两户农户的地。村里人还记得，两户人家搬到城里多年，山上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成了危房。去年年中，文军红租下那片地，在山上铺路、盖了房子。

提到文军红和救助站，村民一脸迷惑。但说到“养狗的”、“狗场”，他们马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撇着嘴往山上指，“可臭了。”

住在村委会附近的一对夫妻说，冬天还可以忍受，到了夏天，好几百米外的山下就能闻见味儿。“顺着风就飘来了。”

今年9月，重庆雨水多，狗场自建的化粪池满了，粪水顺着山坡流下来。村民反映，当时粪水淌到了村间公路上，“那几天没人敢过去，太臭了。”

山上没有垃圾桶，救助站的垃圾每天都要焚烧处理。王翀鹏程

除了异味，救助站的吵闹也让他们头疼。

一位村民说，狗每天半夜乱叫，他们虽然离狗场有一段距离，但还是被吵得睡不着觉。“一只狗叫，所有的一起叫。”村民说，他们曾在半夜被吓醒，有时候做梦也梦见被一群狗围着。

“尤其是住在山腰的，听得最清楚。” 12月10日，庆丰山村五组生产队吴队长说，“大概三四百人受影响。”

今年年初，村民们向村委会反映多次，甚至全村联名签字递到市里，要求狗场搬走。“附近的人差不多都签了字。”

狗场银灰色的大铁门常年锁着。除了一个在里面上班的老汉，没有村民进去过，更没见过文军红。他们在抱怨之余，也对铁门内的世界充满好奇，经常私下议论。有人说狗场里有两三百只狗，也有人猜测文军红来头不小，“她不给干部开门，势力有点大。”

1300只狗

12月11日，铁门打开，文军红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的身高不足一米六，穿着一双黑色雨靴，黑底花棉裤，砖红色的中式棉袄，外面罩一件保育员常穿的红白格子罩衫，胸前挂着一大串钥匙。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打开的扇子。

铁门后面，到救助站还要经过两道门。一道是钢丝网门，门的一侧常年摆着一盆狗粮、一盆水和一盆鸡胸肉；再往下走几米是一扇朱红色的防盗门，门右侧挂着“重庆文阿姨流浪动物救助站”的牌子，左侧是“动保联盟百城救助行动认证基地”。

每经过一道门，文军红都要用干瘦的手从胸前的钥匙串中扒拉出一把开锁，再迅速锁上。她解释，这样是为了防止狗跑出来被村民吃掉。

救助站是文军红自己设计的，结构像个迷宫。站在门口只能看到大厅和一片空地，走进去，每个岔路都有更深的区域。所有的房间都被狗笼占满，通常要摞两三层，小型犬两三只住在一起，大型犬一笼一只。

救助站的大厅也堆满狗笼子。王翀鹏程摄

“现在有1300只狗和几百只猫。”文军红说。还有被人从菜市场救下的七八只兔子、三四只大鹅和十几只鸡鸭。

猫狗把文军红的时间挤压得所剩无几。她雇了六个工人，帮她做清洁、喂饭，但还是忙不过来。工人们大多是四川人，和文军红一样吃住都在救助站。文军红给他们划好了区域，每人管两百多只狗。

他们在每天清晨四点钟起床，午饭前要做完第一遍清洁。近千个狗笼，逐一把下面的托盘抽出来洗干净，再放回去。笼子里的狗屎也要抓出来扔在桶里集中处理。“每天的粪便就有20多桶。”一个工人说。清理完狗笼，还要拖地、消毒，洗近千个狗食盆，动作快的也要忙到中午一两点。

救助站的狗每天吃一顿，米饭拌碎肉和鸭肝。大厅的灶台上摆着五个直径半米的电饭锅，工人们一锅一锅蒸米饭，一顿饭要喂六七个小时。

救助站的猫狗们最爱吃鸡胸肉。王翀鹏程摄

“每天吃几锅？数不清！”忙着给狗分饭的工人头也不抬，“500斤米，你说多吓人。”

狗粮是救助站的奢侈品，只有老弱病残和小奶狗才有资格吃。文军红怕营养不够，经常煮鸡胸肉、鸡蛋加在里面。奶狗吃的奶糕狗粮要用热水泡开，她每天煮两大锅汤，加一些从市场上捡来的烤鸭屁股。

最近几天，文军红忙着给室外的几只大狗搭避寒的棚子，没时间煮饭，只能喂狗粮。15公斤一包的狗粮，它们一天吃掉了近20袋。好心人捐赠来的几十箱益生菌饮料也在两天之内消耗光了。

一袋袋狗粮被倒进直径半米多的不锈钢盆里，一个工人用大铁勺把狗粮和饮料搅匀，装在白色的塑料水桶里。工人们用扁担提起两个桶，走到各自区域，像食堂阿姨一样，给每个狗笼的饭盆打饭。

“喂狗粮要省事得多。”一个工人说，但那顿饭仍忙活了四个多小时。

工人把狗粮倒在直径近半米的大盆里，1300只狗一顿要吃七八盆。王翀鹏程摄

晚上十点多，忙碌了一天的工人要休息了。为了避寒，文军红用旧衣服把狗笼盖得严严实实，吃饱喝足的狗也安静下来。

文军红还不能睡，她要巡查病狗和奶狗的情况，准备第二天的饭食。12月16日凌晨一点多，两锅鸡胸肉还没煮熟，文军红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处理手机上的信息。她每天能收到近百条信息，都和狗有关。

从1到300

四十岁之前，文军红没养过狗，甚至有些怕狗，担心被咬。收养“文静”是一个意外。

“文静”是一只京巴。26年前遇到文军红时已经流浪了一段时间，一身长毛又脏又乱，一只眼球突在眼眶外，肚子垂下来，趴在地上低声呜咽。文军红看它可怜，抱去看病，治好后养在家里。

那时，文军红四十岁出头，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和父母、女儿住在重庆著名的景点解放碑附近。

“文静”很快成了全家的宠儿，它陪伴文家人19年，照片至今还挂在家里。它从不在屋子里拉尿，每天坐在门口等文军红下班，只要她走出电梯，“文静”就激动地摇尾巴。

文妈妈每天抱着它，即使后来生病糊涂到分不清狗头和屁股，也要把它抱在怀里，唤它“小静、小静”。“文静”有灵性，文妈妈病重期间，它每天趴在床边守着她。

大概是被动物的真诚和温暖打动，文军红开始频繁往家里捡狗。有时候间隔不过一两个月，就领回一只新的小狗。这些狗大多是被遗弃的土狗，被发现时夹着尾巴、又脏又瘦，有的还带着伤病，无助地躲在角落。

小狗“灰灰”曾经是肿瘤患者，现在已经痊愈。王翀鹏程摄

她根据狗身上的特征取名字，有“小白”、“大白”、“花花”，但都随她姓文。后来狗越来越多，她开始想一些略显奇怪的名字，比如“大小白”、“大小花”、“白冬瓜”。现在，新来的狗只能用数字代替名字。

起初，父亲笑她是“救狗英雄”，默许她捡狗。捡回第六只狗时，吵闹声引起了邻居的反对，父亲开始提意见了。

捡狗行动由“地上”转移到“地下”。她在家附近的电力学校宿舍租了一套四十几平米的房子安置它们。“至少不用看着它们挨饿受冻。”文军红说。

时间长了，她对路边的猫狗更敏感了。她能迅速发现路边猫狗的身影，也能轻易分辨出奶猫、奶狗的叫声。女儿说她，你的眼睛、耳朵就是为猫狗生的。

此后十多年，她捡回了一百多只流浪狗。电力宿舍的一整层都被她租下养狗。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时常骗他们说出差，实际上是留在出租屋照顾猫狗。

文军红说，她曾经很享受那种状态：工资足以养活自己和毛孩子，她也舍得给它们花钱，“我的狗最爱吃蛋糕和鸡腿。”猫狗也喜欢她，每天围着她转。那段时期，她对救狗充满了热情。

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

2014年前后，文军红偶然认识了一个做救助的婆婆，在她的建议下，带着一百多只狗搬到了位于重庆长江南岸的南山。那里空气清新，被称为重庆的“肺叶”。文军红租了个院子养狗，和婆婆做邻居。

现在回想起来，她的生活就是从那一年逐渐走向失控的。

婆婆因病要回老家半年，托文军红照顾她的160多只狗。文军红说，半年之后，婆婆没回来，手机号变成了空号。文军红被动接下了“包袱”。

拥有300多只狗，文军红在南山很快出名了，成了救助的“圈里人”。她始终不承认这个身份。她认为，自己只是喜欢狗，并不想混“圈子”。

但她还是被动“入圈”了。“圈里人”私下交流不多，但信息互通。“比如救下一批狗，一打听就知道去了谁家；有时候自己收不了，也会给发现人介绍其他救助站。”一个“圈里人”介绍。“发现人”是指第一个发现流浪动物的人。

从那段时间开始，文军红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电话。起初，她对救狗充满热情和期待，后来，把狗留下只是想给它们一条生路。

刚刚痊愈的几只小狗回到救助站。王翀鹏程摄

今年12月9日，一个年轻的女孩联系文军红。她在路边捡到一只哈士奇，狗很瘦，穿着红色的连帽衫，戴着牵引背带。它的尾巴秃了，屁股下面长了一颗苹果大小的鼓包，走了两步就嗷嗷叫着摊在地上。文军红不得不收下，带它看病，安排它住进了救助站的大狗笼里。

爱心人士每次从屠宰场或拦车救下的狗无处可去，就联系文军红。这些狗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只能每家拿一点，分开救助。

去年12月，有爱心人士从江津一家屠宰场救下400多只狗，文军红接下了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也有40多只。

“做流浪动物救助，最难的不是救，而是养。”此前，一个全国知名的救助人曾对媒体说。

文军红不再主动捡狗了。救助站的笼子越摞越多，她的钱也快花完了。据媒体报道，2017年，她已经在外面借了很多外债，抵押了父亲留下的老房子。

几只大型犬住在简易笼子里，最近文军红正忙着给它们搭新笼子。王翀鹏程摄

“到目前为止，全国没有统一对流浪动物的处理政策，各地处理方式不同，管辖部门也不同。有些是归公安部门管，有些由农业部门或城管部门管理。”12月17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创始人、首都爱护动物协会终身名誉会长秦肖娜告诉新京报记者。

文军红有去了解过，重庆的流浪动物是由公安机关管理，收容在留检所。文军红猜测，可能是收容能力有限，因为公安机关抓捕的流浪猫狗偶尔也会送到她的救助站。

文军红提供的回执显示，今年1月26日，一只大型犬尾随行人，被重庆市渝北区分局的民警控制住，送到文军红的救助站；4天之后，九龙坡区分局也给文军红送去一只流浪狗。小狗的主人搬家时没有带走它。

派出所偶尔也会往救助站送狗。王翀鹏程摄

在南山的四年半，狗的数量翻了三倍，有将近900只。搬到庆丰山村之后，大半年内又增长了400多只。

“动物救星”和“狗疯子”

在庆丰山村村民的印象中，文军红神秘又强势。去年底她刚来不久，救助站就因噪音和异味被村民举报了。庆丰山村前村支书杨书记记得，村、镇的干部轮番上去找她谈话，起初她态度很好，还给村里写了承诺书，答应一年内搬走。

后来，干部们去的次数多了，文军红就烦了。“今年五六月份，我亲自上去，她门都不开，面都见不到。”庆丰山村村民委员会谢主任说。杨书记因说话时措辞不当，激怒了文军红，被她狠狠教育了一顿。

“他们吓唬说要放我的狗，我说你敢放狗我就和你同归于尽。”文军红说。

但和文军红相识十几年的张英却说，文军红其实是个性子软弱的人。

“每次她遭欺负，都是我们帮她说话。”张英说，之前有人给文军红送去40只狗，不仅没给钱，还在救助群里诋毁她。文军红不愿吵架，张英出手在群里帮她讨公道；还有人说文军红卖狗肉，救狗是为了骗钱，张英回怼他们：“狗你拉走，这个钱你去赚。”

张英从1997年开始做救助，最多时捡了一百多只狗。但家里养不下后就不捡了，现在家里有67只狗。有人喊她救狗，她不去，后来干脆长期关机。偶尔接到救助的电话，一听要救狗，她马上挂电话。还警告对方：不要把我的电话到处给。

但文军红做不到。只要有狗要救，她就马上赶过去，很多时候还要自己花钱包车去很远的地方。

“她对狗是真的好，但也有点疯狂。”一个工人评价文军红。

68岁的她可以整夜不睡，为了守着一只生病的狗；她经常每天吃一顿饭，体重只有70多斤。但小狗们每顿饭都有鸡胸肉、鸭肝。“我们这的大狗都比她重。”工人说。她几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但给狗治病动辄成千上万的医药费，文军红掏钱一点都不含糊。

文军红的手上布满狗咬的伤痕和干裂的伤口。王翀鹏程摄

“全心全意”、“大爱无私”、“爱到骨子里”。“日善群”里的爱狗人士这样描述文军红，还有人称她“文菩萨”，说她是“动物救星”。

文军红经常和女儿通电话，但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见一面。最近一段时间，救助站要改建，又有十几只新来的小狗，她一个多月没回家了。有两三次，她带工人打疫苗，从家门口路过也没进去。

“你老了还不是要女儿养你，难道要狗崽子管你？”工人劝她多关心女儿，他们不理解，怎么狗比人还重要？文军红脸上的表情复杂，“还有几只小奶狗没喂。”

不理解她的人不在少数。文军红经常能收到侮辱、谩骂她的电话或信息。12月12日，有人在微信上说她是“拜狗邪教”，是狗疯子，“我不在乎，我没做错。” 文军红语气坚定。但当天告别的时候，她还是悄悄问记者：“你怎么看我在做的事？”

救还是不救？

最近几年，文军红每天都在“救”与“不救”中纠结。

她没有能力照顾更多的狗了。救助站的花销像个无底洞。她只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女儿资助她5000元，还能收到两三千元的捐助，但仍抵不上每月近8万元的开销。这些年，文军红把所有的存款都投进去，卖了房，最困难时，她卖掉了母亲留下的黄金，花光了女儿辛苦攒下准备买车的钱。她经常梦见狗没饭吃，饿得皮包骨头。

文军红和工人给狗准备吃的，它们一天要吃500斤米。王翀鹏程

她也不忍心拒绝。别人不收，她也不收，狗就会死掉。

在张英看来，文军红应该就此打住。但她爱狗，又不懂得拒绝，被人捏住了死穴，把更多的狗推到她面前。

今年9月前后，一些人在公路上拦下一辆运狗车，救下了160多只狗，找救助人接狗。没有人愿意收，他们找到文军红。

救助站装不下，他们提出帮她再租一间房子放更多的狗。“他们说主要你对狗好，我们相信你。”

文军红说你们年轻，也可以像我一样租间房子把狗养起来。他们马上说不行，做不来，就是觉得狗儿可怜才去拦车的。

“救下来没人接，还不是等死？不是更可怜？”文军红说，“这就是逼着我收。”

文军红以前不说这样的话，因为她知道救狗的人是好心。“但现在要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救助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精神、经济都支撑不住。” 所幸，那160多只狗后来被别人接下了。不然到最后，文军红还是会收下它们。

还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把自家的宠物狗送来，有些是病狗，有些是健康的。“他们说，你做救助的都不要，我就把狗扔了。”文军红说。

“要是我就不收，”张英一挥手，“是他的狗，要扔就扔。”

张英经常反问那些让她救狗的人，你家里有几只狗？你为什么不养？在她看来，有些人对动物只是一腔热血，满足自己的英雄情结，但背后的麻烦都扔给救助人。

“如果他们确实没条件养，可以认领，我帮你养着，你每月给它们交生活费。”张英说，“但他们其实并不愿意为狗付出。”

文军红也认可张英的说法，她有时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爱心被人利用。但看到猫狗，她就“糊涂”了。12月18日傍晚，工人接回两只大型犬，一只黑的，一只花的，它们很凶，工人都不敢摸。

“狗狗好可怜，被人拴在高速路边了。”文军红心疼坏了。她把狗笼子抬回屋里，又跑前跑后，忙着给它们带脖圈、喂饭。“还有十几只喊我们下周去救。”她和工人说。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铭

一度被，刚回归又火出圈，不愧是陈晓楠

几天前，一名「杀人犯」突然上了热搜。

七年前，年仅15岁的他被判入狱。

去年因表现优异，提前假释。

不仅如此，他还在狱中取得了刑法大专文凭。

目前已进入律所实习。

评论区几乎是一边倒的鼓励、祝福。

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还得从近期一档节目说起——

《和陌生人说话》第四季

熟悉这档节目的观众，一定会为它的回归感到兴奋。

此前三季，评分都在9.3分以上，算是访谈类国综的天花板。

期间遭遇过「技术原因」风波，被迫下架整改。

其中有几期内容至今仍被雪藏。

即便如此，也没有让这档节目停下脚步。

第四季还未开分，但因为这条热搜再度出圈，依旧五星刷屏。

热搜的故事，就来自本季的第四期节目——《狱外来信》。

一名15岁的初中生，在中考前杀了霸凌他的人。

大好青春只能在狱中度过。

如今刑满释放，重回社会，迎接他的又将会是什么？

陈泗翰今年22岁。

白天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见习。

晚上要去补习班，准备专升本。

生活看似步入正轨，可他却时常会感到恍惚。

怀疑自己是在做梦，怀疑自己还困在狱中。

这一切，都源于7年前的那起命案——

2014年4月30日。

陈泗翰正在食堂排队打饭。

排在后面的李某，故意踩了他一脚。

还挑衅地说：「我就是喜欢踩。」

陈泗翰将李某推开，随即却被一群人围住打了一顿。

当天下午放学后，他又被李某等人堵在巷子里。

对方还提出要拿刀，一对一「单杀」。

两人各持一把刀，在打斗过程中，李某刺中陈泗翰的后背。

陈泗翰还手时，刀尖正中李某的胸部。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十几秒钟。

经鉴定，李某被锐器刺中心动脉，大出血而死。

事情发生后，陈泗翰的父母认为儿子属于正当防卫，要求查看监控录像。

但遭相关部门拒绝。

学校的55名初三学生也向法院写了一封联名求情信。

信中说陈泗翰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不打架，希望法院能够轻判。

2014年6月9日，距离中考还有13天。

那天陈泗翰换上囚服，被送进了未成年管教所。

他说进门后感觉就像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眼前只剩下高墙电网。

4个月后，瓮安县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

认定陈泗翰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罪。

同时也认定被害人主动挑起事端，采纳从轻意见。

最终判处陈泗翰有期徒刑八年。

听到「八年刑期」，陈泗翰瞬间感到了绝望。

他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而这偏偏又是人生中最好的八年。

在起初最难熬的那段时间里，有老师和同学会来看他。

陈泗翰既想见他们，又不想见他们，内心无比挣扎。

因为他不希望让同学看见自己失魂落魄的样子。

一旦问起，他就必须说在里面过得挺好。

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我肯定不好，装一装吧。」

刑期刚开始的时候，陈泗翰毫无斗志，也想过自暴自弃。

真正让他免于沉沦的，正是一封封「狱外来信」。

好朋友们陆续寄来信件和毕业照。

陈泗翰的同桌在信件中说：

「因为毕业照上面没有你，这是我不想看见的场景。所以当时闭上了眼睛。」

等到好朋友们都上了高中，又会寄来穿着校服的照片。

父母也寄来信件：「你永远是爸爸妈妈的宝贝。」

这些信件，为陈泗翰构筑了连接外界的桥梁，也成了他每月的期待。

随着时间流逝，信件的内容也逐渐变得陌生。

两年后，朋友们在信中说起文理分科和高考的事。

这对陈泗翰触动很大。

朋友们都在前行，反观自己却是日复一日的原地踏步。

陈泗翰又想起当年陈警官的那句说：

「如果你愿意学习的话，八年刑期就会变成八个学期。」

于是。

哪怕只是为了在回信时能够言之有物，陈泗翰也要让自己充实起来。

他不仅参加了唱歌和征文比赛。

还自学了吉他，萨克斯风，甚至在里面组建了乐队。

并且开始报名中专和大专的课程，学习法律知识，彻底摆脱了迷茫和颓废。

2017年夏天，陈泗翰已服刑三年。

与此同时，经常通信的那些好友也结束了高考。

他们集体来探望陈泗翰。

会见室内，陈泗翰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眼前的每个人都带上了眼镜，也褪去了稚嫩，意气风发。

当他们聊到要报考哪所大学，陈泗翰完全插不上话。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失落。

主持人陈晓楠形容说，你和他们的人生，已经成了平行线。

陈泗翰纠正说不能算是平行线，更像是两条相交线——

曾经有过非常亲密的接触，然后朝着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

2019年1月。

经过三年苦学，陈泗翰在狱中拿到了刑法专业的大专毕业证书。

还拍了毕业照，也算是圆了当年的一个梦。

2020年8月25日。

因为表现良好，陈泗翰提前一年假释出狱。

出狱时他将这些年来收到的一百多封信，全部带走。

他说这都是生命中的无价之宝，是力量的来源。

每封信件他都反反复复读过好多遍，对里面的每个字都很熟悉。

而当年那些通信的朋友，如今也都散落在各地。

尽管依旧保持着线上联系，却很少在现实中见面。

谁都渴望友谊长久，但现实也残酷无情。

陈泗翰说：「可能我更喜欢回忆过去，而他们更喜欢未来。」

狱中的七年时间，对双方而言，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今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陈泗翰仍是自己一个人。

他笑了笑说：「对于我而言，我习惯孤独。」

主持人陈晓楠用八个字总结了这样的现状：

「接受遗憾，珍藏美好。」

她形容美好加遗憾是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可这就是人生的滋味。

我们有很多美好愿望，但不一定都能抓得住。

而陈泗翰最终选择了法律这条路，也是想在未来更好地保护自己。

同时去鼓舞那些遭遇过校园霸凌的孩子，以及受过刑罚的人。

很多人认为，坐过牢的人，一辈子就毁了。

但他想通过自己的事迹证明给大家看：

「这段岁月不会抹去，也无法阻挡我好好活下去。」

在这期节目播出后，除了对陈泗翰遭遇的同情，对他未来的祝福。

网友的另一个关注点，仍然在「校园霸凌」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陈泗翰本可以和他的朋友一样。

正常地读完高中，参加高考，然后在今年毕业。

可他却在狱中度过了7年。

事实上，陈泗翰的父母多年来一直为此事四处奔走。

从陈泗翰被送进未管所开始，直到如今出狱，他们依旧没有放弃上诉。

他们坚信儿子反抗霸凌者的行为属正当防卫。

而「校园霸凌」这个话题，也不是第一次在《和陌生人说话》中出现。

早在第二季，就有一期《我不是「神女」》。

当事人王晶晶同样是校园霸凌的受害者。

只是王晶晶所遭遇的校园霸凌，不是殴打掌掴之类的肢体冲突。

而是一种更为隐蔽的网络霸凌。

班里的一位男同学，在追逐时打碎了王晶晶的茶杯。

旁边的同学打趣道：

「王晶晶的茶杯要三百万，你们惨了。」

原本只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

可这句话被发到学校贴吧，结果成了「王晶晶刁难同学，三百万的茶杯你赔不起」。

事实上，带着一个三百万的茶杯去上学，这件事本身就可信度极低。

但贴吧里的学生不管这些，只揪着王晶晶刁难同学这点，对她口诛笔伐。

在这样的偏见之下，王晶晶的每次发言，都会被扭曲成新的谣言。

她说自己的舅舅很有钱，被误读为「年收入几亿」；

她说以前矫正过牙齿，被误读为「小学就整过容」；

她开玩笑说「我又不缺男朋友」，被误读为「私生活混乱，男朋友不断」。

于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神女」在贴吧诞生了。

那段时间，贴吧里都是关于王晶晶的帖子。

甚至有一位男生，用了很长时间和王晶晶网聊，只为取得信任。

最终从她那里骗到一张私密照，转手就发到了贴吧。

从那以后，王晶晶患上了抑郁症。

她变得无法再相信身边任何人。

甚至在多年之后，收到节目组邀请，还在怀疑是不是恶作剧。

终于，在被网暴长达8年过后。

忍无可忍的王晶晶，将贴吧的管理员蒋某告上了法庭。

王晶晶虽然没有遭受生理上的疼痛，可这种心理上的折磨，是一种更残酷的霸凌。

《和陌生人说话》用两个极端的案例，一再提醒我们关注「校园霸凌」。

诚然，校园霸凌背后的成因涉及很多因素。

很难指向一个真正的「罪魁祸首」。

正如王晶晶在节目中所说：「我遭遇了霸凌，可我却不知道该去恨谁。」

那些发帖和回帖的人，每人手里都有一根不起眼的火柴。

有人引燃火苗，如果放任不管，可能片刻间就熄灭了。

可就在这时，所有人都把手里的火柴丢出去，于是就燃起了大火。

很难说纵火的元凶究竟是谁。

这也是「校园霸凌」的一个典型特征，多方作用的结果。

所以。

如何应对和预防校园霸凌的发生，也一定要依靠多方各司其职。

其中最关键的一定还是家庭因素。

家庭的教育理念、沟通方式、成长环境等都会有影响。

每个卷入校园霸凌的孩子，背后大多有一个破碎疏离的家庭。

而校园霸凌时有发生，往往也是因为成年人的失责和围观者法律意识淡薄。

陈泗翰的母亲分享过一次她的遭遇。

在儿子出事后，有一天她路过学校门口，目睹了校园霸凌事件。

一个孩子被十几个孩子围着欺负，脸上全是血。

陈泗翰的母亲立刻报警，警察一来，闹剧也及时制止。

事后陈泗翰的母亲放声大哭。

因为她想到自己的儿子，如果当天围观的人群中，也有一个人能够报警的话，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最后，当然也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

只是，目前和校园霸凌相关的法规分散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教育法》。

对于隐蔽的霸凌行为，如发生在王晶晶身上的网络霸凌，以及陈泗翰这样在防卫中失手杀死霸凌者的情况，尚未有明确的说明。

同时。

《狱外来信》还额外提供了一个看待校园霸凌的角度。

主持人陈晓楠解释了这期节目的初衷。

要关注被悲剧改变了命运的「更生少年」，他们会如何成长。

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新闻中看到各种校园霸凌事件。

事情发生了，在惩罚和教育过后，还应该关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

因为霸凌带来的阴影，很可能会伴随终身。

针对受害者和施暴者，我们需要心理辅导和调解感化。

以暴制暴也绝非是应对之道。

毕竟。

不是任何人都能像陈泗翰那么幸运，可以收到一封封充满爱意的信件。

作为一档与时代共振的节目，《和陌生人说话》每期都会抛出一个社会现象。

然后引导着观众去思考现象背后的原因。

始终保持着独有的人文关怀。

一棵草蔫了，或是枯萎了，拔掉它很容易。

难的是真正有人愿意附身去研究土壤，找出小草为何会枯萎的原因。

这也是《和陌生人说话》节目存在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