兮是什么意思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什么意思啊)

理解《论语》第三篇第8章-什么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问道：“‘俏丽的笑脸多美呀，明亮的眸子多妩媚呀，洁白的脂粉装扮得她楚楚动人呀。’这几句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绘画是先有白底，然后再涂抹颜色。”子夏说：“这么说礼仪产生在仁德之后了？”孔子说：“给我启发的是卜商啊！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的学生。

倩：美丽动人。

盼：眼睛黑白分明。

素：白色、素净。

绚(xuàn)：华丽多彩。

子夏问老师：“诗经上的‘笑脸漂亮，美目动人，素净的装扮使得她美艳无比’这是啥意思呢？”。子夏应该是问诗句背后的深意。

子曰：“绘事后素。”

绘：绘画、绘制。

孔子说：“绘画都是先有白底，然后不断上色”。孔子的意思是礼仪就像绘画得有个洁净的底子，然后才层层递进。

曰：“礼后乎？”

子夏说：“那么就是说礼仪产生在仁德之后了？”。这是说仁德是基础，礼仪是随之而产生的。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起：启发。

孔子说：“能给我启发的是卜商你啊，看来我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这是孔子对子夏的褒扬。孔子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不断启发学生，然后还很谦虚地认为得到了学生的启发。

本章依然是关于礼仪和仁德关系的延续。前面章节已经说明礼之本乃仁德，仁德是礼法制度的基础和根本，缺乏仁德空谈礼仪是没有意义的。

本章子夏和孔子通过《诗经》上的诗句和绘画阐释了仁德乃是礼仪之基础，礼仪是具备仁德之后才产生的规范制度。同时也指出，礼仪不在于华丽隆重，而是在于简单、朴素，礼仪重在内容而不重在形式。

子夏问诗，表面在问美女打扮之事，实际上在问礼仪是形式重要还是实质重要。孔子用绘画来说明礼和仁的关系。子夏受到启发，立马就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理解了仁德在先，礼仪在后的道理。孺子可教也，孔子赞扬了子夏的悟性。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和子夏真是和谐的一对师生，老师善解人意，弟子也很聪明。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搞反了仁德和礼仪的关系。我们常常把礼仪制度放在了第一位，而忽视了仁德才是基础。儒家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宋代以后渐渐变了质，儒家礼仪渐渐变成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与孔子的根本思想是违背的。孔子强调的是仁德和人性，而不是表面的礼仪规范。因此，我们后人对于儒家尊卑有序和繁文缛节的批判是曲解了孔子的思想，把不是孔子本意的思想强加在他身上，然后再大加挞伐。

新时代下，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孔子的思想。既不要盲目崇信孔子，也不要歪曲和否定孔子。就事论事，孔子关于仁德和礼仪的关系没有错。现代社会更应该明白，仪式是表象，我们要抓住事物的本质，仁德才是人的根本。现实中，越是表面做得好看的人，越是华而不实；越是朴实无华的人，越是具有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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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姐”平均年龄55岁！重庆首批女子垒球队回来啦

来源：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重庆“俏地龙”垒球队队长谢里程

1974年3月的一天，一个从未见过的球以极快的速度迎面飞来，小学三年级的谢里程没有躲闪，她稳稳接到球时，还有些迷糊。她没有想到，这个特殊的球竟然与她结缘了一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她率领着重庆年龄最大的一支垒球队，和当年一样，勇敢无畏地挥棒击球，奔跑接球。

垒球，虽然入选奥运会项目，但目前在生活中仍属于小众运动。重庆从事棒垒运动的，仅千余人。其中，有一支平均年龄55岁，年级最大61岁的女子垒球队。大部分成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重庆首批垒球队的元老。当年十多岁的青春少女，已有了皱纹和白发，但她们打起垒球，那股劲儿还跟三四十年前一模一样！

年龄可以当她们儿孙的年轻球队，都被她们打“哭”过，却都爱找这群“小姐姐”对抗！

用废弃排球剪成手套

“来，小姑娘，你接个球试试！”1974年的一个下午，嘉陵小学三年级的谢里程，被一名中年男子叫住，朝她抛过去一个破旧的球。谢里程接住后，他又抛了几次，女孩都稳稳接住了。“漂亮！就你了！” 那名男子叫赵山城，是重庆市体校垒球队教练。

垒球运动是从棒球演变而来，19世纪80年代起源于美国，1933年正式命名为“垒球”（soft ball）。1959年，女子垒球正式被列为中国全国运动会项目。

原本在学校打排球的谢里程，开始与其他入选的小姑娘们一起，接触这项完全陌生的运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流行排球、兵乓球，至于这个垒球，别说打了，很多人压根就没见到过，在当时“稀罕”极了！

成为重庆垒球队队员后，她们领到了队服：棒球帽、马裤、背心，还有木棒，这一身穿上简直太帅了！不过，除了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她们需要面对的，还有每天艰苦的训练。

垒球队的李指导要求严厉，队员每天早上必须5点起床，先绕着操场跑20圈，风雨无阻，然后一个人必须连续接30个他用拿球棒子打出的球。

没有正规的训练场地，只能在铺满砂石、高低不平的简陋操场上练。遇到打“地滚球”时，地上的碎石会反弹起来，击打在脸上，顿时又青又肿。在“滑垒”时，膝盖和裤子一起被凹凸不平的地面磨破，脸直接撞到地面，姑娘们用手擦掉鼻血，立马又爬起来继续奔跑。

当时的垒球专业皮手套需要从国外进口，数量非常有限。教练找来废弃的排球，用剪刀剪开，按照手指的形状，缝制出手套。这样不“正规”，又薄又硬的外壳会把手磨得生疼。接球时，手指和手背被“手套”磨得红肿是家常便饭。“那时候，真的是特别拼命，经常受伤，没想过疼不疼，就想把垒球打好！”

从小学到初中，谢里程所在的30中和57中、37中、203中等学校，都有自己的棒球队。集训时再选出最好的队员，去参加全省、全国比赛。同学们结下了深厚友谊，也都爱上了这个极富挑战性、合作精神和趣味性的运动。

初三毕业后，37中队友丁家敏可以去重钢，顶妈妈的班——那可是人人羡慕的工作！但想到为了能多打打垒球，她放弃了这个好机会。

后来，随着排球、篮球的盛行，垒球运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退役时，谢里程失落地放下球棒，回到工作岗位，“以为这辈子都与垒球无缘了……”

三十多年后集结：“姑娘们，归队！”

很长一段时间，棒垒算是非常小众、冷门的运动，平时几乎没机会接触。退役后，谢里程和其他队友们一样，几十年没再碰过垒球。但在她心里，垒球却影响了她的大半生，这个儿时的爱好一直挥之不去。

后来，经济条件允许了，她购置了手套和垒球。实在想念时，就找块空地，让先生抛球，自己去接，也算是过过瘾。

2016年6月，垒球回归奥运会大家庭。听到这个好消息，谢里程开心得像个孩子，一个惊人的念头蹦了出来：重新组队！

首先，需要召集队友。虽然当年训练的姐妹们大都在重庆，但分布在各个不同单位和区县，有的已失去联系。

不怕，一个个找！37中、57中、203中……大家一个通知一个，没有电话的，就登门去学校联系，四处打听。近一年漫长的寻觅后，2017年4月，找到了30多年前的二三十个队友。

当年的小姐妹又重新聚在了一起！她们含着泪望着彼此，紧紧拥抱。变化的，是年龄和容貌。不变的，是对垒球的热爱。当年的小姑娘们都有了皱纹，有的已当上了外婆、奶奶。当年的教练，其中一位已过世，另一位已是80多岁高龄，花白了头发。

她们现在有不同的身份，教师、会计、企业高管、下岗职工、私企老板，好多人已经退休。有的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再打球，有的人因为家庭原因，隐约有些顾虑。谢里程又一个个去做工作，最后，确定下26名“新”队友。

当年的主力队员，现在的队长谢里程已经57岁，但她闪亮的眸子依然有光。队伍成立的第一天，她一个个点名：“徐绍丽！”“到！”“谭逢田！”“到！”“刘洪”“到！”“唐志红！”“到！”……

“姑娘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咱们又可以好好打垒球了！”

“姑娘们”戴着垒球手套，拿起球棒，一个个背挺得笔直。当年的垒球少女又回来了！谢里程百感交集，背过身擦去眼里的泪水。

“小姐姐，我们练好了再回来跟你们打！”

这支“新”队伍有一个新名字： “俏地龙”。大家的基本功和技术不用说，但力量和体能已远远不如当年，不过，“姑娘们”的热血和拼劲儿还在！

她们开始了每周风雨无阻的训练。跑圈、下蹲、高抬腿……哪儿受伤了，爬起来又接着跑，就像小时候那样。

重新组队之初，并没有那么顺利，大家的体力和肢体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慢慢恢复。还面临一个问题：训练、比赛、服装和装备，比赛请“外援”，这都需要费用。对有的队员来说，成为了一个负担。谢里程的先生二话没说，提供了部分赞助。身为中医的他还大清早起来为大家熬补气血、活经络的中药。“这是我夫人和伙伴们儿时最爱的运动，现在好不容易重新组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了，一个也不能少！”

重出“江湖”，她们现在打的是“慢垒”。“慢投垒球”也是棒垒球的一种，它的球会软一点，打到身上没有那么痛，继承了棒垒球运动团结协作、勇敢智慧的特点，又突出了棒垒运动的游戏性，同时，简化了复杂的棒垒球规则，降低了击球难度，提高了安全性，适合队员在45-70岁之间，年龄偏大的球队。

谢里程认为，三十多年后的重相，胜负已经不那么重要，因此球队的口号是“我健康，我快乐”，但大家依然全力以赴每一次训练和比赛。“我们想向所有人，更是向自己证明，年龄不算什么。我们可以和青春年少时一样，自信、勇敢地打垒球！”

她们每年都参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垒球协会主办的“熊猫杯”中国慢垒企业联赛重庆赛区比赛，第一年获得第五名，第二年获得第三名，去年获得第二名。

在“熊猫杯”比赛上，对手是20出头的年轻男孩，结果败在了她们手下。对方显得很不好意思，哭兮兮地说：“小姐姐，你们又骗我们，还说没有准备好，结果这么厉害！我们得回去多多练，再回来给你们比！”

她们还代表重庆市参加华西片区比赛。出发前，谢里程内心很纠结：对手是年轻的专业运动员，肯定打不赢。还去干嘛呢？重庆市棒垒协会鼓励说，去吧！让华西片区看看你们这个年龄段女子垒球队的风采！

结果在意料之中，虽然没有拿到名次，却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尊重和热烈掌声。有观众激动地跑下看台，对她们说，“小阿姨”，你们的年龄和我们妈妈年纪差不多大，却依然在场上拼命奔跑，毫不畏惧地接每一个球，这样的精气神太值得我们年轻一辈学习了！

尽管每一场比赛和训练，对手的年龄都比自己的子女还小，甚至有的快算孙辈了，但对方都非常尊重她们，称呼队员们为“小姐姐”：“才不会叫你们阿姨呢，你们一点都不老，是你们的凝聚力和精神在带动着我们啊！”

几乎每个周末，她们都会接到年轻球队的邀约，请她们一起训练或是比赛。目前，“俏地龙”正在全力备战今年7月的“熊猫杯”。

“夫妻档”队友：“病号”变“小伙”

56岁的周义福目前是主投手，也是队里少有的几个男队员之一，而他一年前还只是“志愿者”。原来，因为球场比较偏远，他退休在家没事，爱人刘红川就请她当司机，帮忙接送队友们。周义福坐在看台上，看着觉得挺有意思，刘红川便鼓励他上场试试。

“站在场上才发现，没有看着那么容易。刚刚接触垒球，还怯生生的，球飞得老快了，来了都不敢接！”但周义福不服输，人家女孩子都能打得好好的，我为啥不能！加上爱人和其他队友的鼓励，他平时在家就对着镜子挥舞球棒，练习跳起来接球的动作，现在技术突飞猛进，已成了主力队员。

队里多了一位“家属队员”，最高兴的人是刘红川。她说，爱人没打垒球前，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刚进队时也不太爱说话，有些腼腆，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浑身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老小伙”！

现在，夫妻俩每周都带着装备练球、比赛，一起切磋技术，垒球也成为了联系他俩感情的纽带！

垒球改变了人生 也化解了“中年危机”

△少年时代的刘洪在训练

61岁的刘洪曾经是37中学的球员，也是重庆市最早一批垒球队员。她后来做生意，一直保持着当年打垒球不服输的劲儿。由于热爱着垒球，多年来，她坚持锻炼。最近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的骨密度在“绿线”上都惊呆了，“很少看到您这个年龄还能保持得这么好！”她说，垒球带来了健康，也带来了快乐，儿子在提到妈妈是垒球运动员时也非常自豪。

在她看来，儿时的爱好改变了自己的一生，“生活中的一个个困难就像迎面飞来的垒球，一定奋力稳稳接住，或者是将它击中！”

当年为打垒球放弃去重钢“顶班”机会的丁家敏已经56岁了，是副队长。不久前，挥棒时手还被拉伤。说起以前的战绩，她非常骄傲。以前全市每年打比赛，她所在的37中队经常拿第一，自己还跟着队伍去四川省打比赛，拿到了冠军。毕业以后她继续打球，还在全国棒球比赛中当过裁判，直到垒球一度近乎消失。现在，她不仅重新拿起球棒，还考取了裁判证。去年12月，她去合川当裁判，双腿在寒风中冻僵，差点感冒，但她觉得，能为了热爱的事情付出，很值！

55岁的唐志红从事酒店管理，工作非常出色，在球场上同样是一名干将。她的女儿和谢里程的儿子上个月刚刚结婚，两人也是因为妈妈们爱棒垒而认识、结缘。

54岁的徐绍丽和51岁的校友谭逢田不太喜欢跳坝坝舞。她们觉得，中老年人的业余生活不仅仅只有上网、带孙和跳坝坝舞，还有更多精彩的选择。“现在很多人把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义为’大妈’，但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是英姿飒爽的女垒队员，还有无数种可能！”

她们说，跟很多人一样，自己也曾产生过“中年危机”，苦恼着怎样度过退休生活，怎样控制体重，怎样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状态更好。现在她们找到了方法，“那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一个愿意全身心投入的兴趣爱好！”

希望更多青少年爱上棒垒

目前，队里有正式队员26人，长期保持训练的也有十八九人。在重庆的棒垒球队中，“俏地龙”是成员年龄最大，女性最多的队伍。

27岁的刘林震大学毕业后就在队里，是重庆一家棒球俱乐部的专职棒球教练，平时指导队员们，和她们一起打球，姐姐们都亲切地喊他“小教练”。他说，姐姐们尽管几十年没打球了，但基本功和技术非常过硬，面对她们，自己始终抱着学习心态。除了速度和体力，她们水平很高，在非专业级别的社会团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据了解，目前在重庆从事棒垒运动的人仅千人，加上在校练习棒垒的学生，也只有四五千人。

谢里程说，其实这是一项非常适合青少年的运动，因为它不但讲求个人技术、体能、敏捷度和拼搏精神，更注重团队配合和凝聚力。

如果只是一个人在场上出了风头，所在队伍多半不会取胜，一支队伍必须像一个人那样团结起来，才能获胜。“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合作精神较差，打棒垒可以增进团队意识，大家一起进步！”

而且，棒垒运动非常注重礼仪，进场时需要排好队，进场后与对手互相问好、加油，脱帽感谢裁判、观众等。

2017年“俏地龙”成立时，重庆只有两三支棒垒球队，很多人连怎么看球都茫然不知。于是市棒垒协会的庞秘书长带着姐姐们去各个学校“玩”球，教孩子们打棒垒，学校也很支持，加上国家大力提倡，棒垒球运动正在慢慢恢复。目前有四种类别，包括小学生打的软式垒球、适合中老年人打的慢垒等。很多大中小学都成立了自己的棒球队，如蜀都小学、8中、20中、巴蜀中学等，合川的各个学校更是开展得如火如荼。

谢里程和丁家敏盼望着重庆能有一个规范的棒垒球场，像日本的甲子园那样。“漂亮的正方形球场，有内野区、击球区、捕手区、双色垒包，一走进去，大家的欢呼声便响彻球场。迎着大家期待的目光，完成一个漂亮的全垒打！”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记者 纪文伶 文图（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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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社交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

山东阳谷县景阳岗

作者：孙剑艺

常言道“入乡问俗”，各地有各地的乡风民俗，体现在语言上，就会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语言或曰民间语言。钟敬文先生主编《民俗学概论》第十一章专论民间语言，谓“民间语言是一种民俗现象”，是“民众习俗的一部分、民间文化的一种”，“民间语言不仅自身就是一种民俗，而且它还记载和传承着其他民俗事象”，并且该书将称谓语作为常用型的民间语言对待。近几年随着旅游文化的升温，各地相继出现了民俗文化热，例如山东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语言现象就不断被媒体和书籍炒作。其实这种民俗语言现象的的根源是在敝乡阳谷县，或者说是盛行于阳谷。那么该称谓是怎样形成的？在山东又有怎样的地域扩散？全国其他地方有无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其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既为民俗语言，则只能向民俗文化层面寻求答案。

一、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习俗及其民俗文化内涵

阳谷有一种传统民间习俗：出门在外，遇到年龄相当的陌生男子，要尊称为“二哥”，而不许称“大哥”，我小时侯在老家赶集，集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请求让道的，问事问路的，人群中便不时传来这种带有尊敬、客气和祈求语气的“二哥”称呼。推车儿的，挑担儿的，要想请人给自己让路，只须一句话：“借光啦二哥！”如果挑副油挑子，就更简单了：“碰身油啦二哥！”——这时别人不让也得让，谁愿碰身油呢？如果是问事或者问路，那得先喊声“借光啦二哥”，然后再询问，例如：“借光啦二哥，木料市儿往哪走？”一声“二哥”，显得客气而亲热，别人听着舒坦，自己的交际目的也就达到了。相反，如果称人家“大哥”，交际目的达不到，恐怕还会遭来白眼。大家看，这不是一种很有趣的方俗语言现象吗？但是，阳谷人在一个家庭之内，老大、老二……兄弟排行好几个，亲属称谓方面却是“大哥”“二哥”“三哥”等俱全，仍是以“大哥”为尊，而不必避讳。可见出门在外称人家“二哥”，已与家庭中的兄弟排行无关。该“二哥”既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它就变成了社会称谓。再进一步限定一下，它应该属于“社交敬称”之列，专用于陌生男子间交际时的礼貌敬称。由于这种社会称谓尚带有亲属称谓的影子，语言学上又称其为“拟亲属称谓”或“类亲属称谓”，

阳谷这种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民俗语言现象虽相沿已久，但谁也不知起于何时；至于为什么称“二哥”不称“大哥”，阳谷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小时候对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感到奇怪，遍询老人：为什么到外面非得叫人家“二哥”，而不能叫“大哥”呢？初时老人们不告诉，只神秘兮兮的说：“‘大哥’是孬话。”或者确切点说：“‘大哥’是骂人的话”，问急了则说：“大哥是王八！”再问：“二哥呢？”答曰：“二哥是兔子。”这种解释真是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说还好点，越说越糊涂。王八、兔子都是动物，王八固然遭人厌恶，但并没有任何的民俗传说能够说明兔子的高尚和受人尊敬啊？所以，“大哥是王八”似乎还能与讳称“大哥”贴点谱；但“二哥是兔子”的说法，与“二哥”之成为社会尊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民俗语言必定有其得以形成的民俗语源，只是时间一久，其语源和真相被埋没了而已。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除了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要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以及人们的观念认识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阳谷人尊称“二哥”讳称“大哥”这种现象，不行于家庭内部而行于社会外界，一定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外在原因所致。思来想去，能够影响阳谷民风民俗的文化，最明显的莫过于以景阳冈打虎英雄事迹闻名天下的好汉武松的故事了。武松故事自诞生以来，不断被人们加工演义、敷展铺张，通过小说、戏曲、曲艺等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而得以广泛流传。武松故事以及由其演义而来的诸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武松文化”，而“二哥”尊称的出现，就与武松文化有很大关系：

而最值得一提的则要推好汉武松武二哥了。相貌堂堂、勇猛英武、刚强侠义的武二哥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深深扎下了根。而大哥--武大郎，外号“三寸丁谷树皮”者，那副猥琐的形相，那种懦弱的性格，实在为人所不齿。所以人们渐渐以“二哥”为日常交往中的尊称，而不再称“大哥”，称“大哥”那简直等于是骂人。可见“二哥”之称非出偶然。（剑艺、 福为：《陌生人交际的礼貌称谓》，《语文建设》1996年第6期）

而这一见解，其实早在八十年前就有人谈到了。民初有位名士叫尤半狂，是着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在1926年《红玫瑰》第6卷第26期上发表一篇随笔，题为《俗语噱谈》，开宗明义即说到：

前在皖北，有鲁人某君，在省候补，人极戆直，友人则背呼之曰傻瓜。纳妾甚艳，友朋每以为谐谑资料。我人见之，喜作笑脸，长揖而尊之曰大哥，某必艴然谓：“谁和你胡闹？”旁观者不解，辄谓：“某君太不讲理，人家这样客气，你却以为胡闹。”不知“大哥”二字，适得鲁人忌讳，在笑谑时称之，不啻詈为“忘八”，盖鲁人有俚语，谓：“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为中下等人所流传，此语由来已久，或谓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故鲁人见人以戏谑态度，呼之为老大哥，必勃然云。（见袁进主编：《闲者的盛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144页）

该文以具体生动的事例证明尊称“大哥”乃“鲁人忌讳”，如同骂人曰“忘八”（“忘八”为“王八”旧写，过去同音），并且引出了“大哥是忘八，老二是好汉”一句山东俚语。同时又谓此种习俗“由来已久”，并推测“或即由于‘水浒’之武大武二”，只是作者不知这位“某君”具体为山东何处，只得笼统谓之“鲁人”，说不定正是阳谷、聊城一带人呢？不管怎样，有了这样确凿的书面文献证据，我们可以下一个更加确切些的结论了：阳谷“二哥”系导源于“武松文化”!

二、阳谷“二哥”尊称的形成年代及“武松文化”的历史渊源

我们既已认定阳谷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习俗导源于“武松文化”，据此便可对它的形成年代加以推断了。我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时间上限是--明朝中后期，而不会更早。因为“武松文化”又来源于“水浒文化”，所以“二哥”尊称的形成必定是在水浒故事广泛流传之后。我们知道，水浒故事虽然发生在宋朝，但正史中只有极零星的一点记载，而主要是通过民间文艺形式加工创造而得以广泛流传的。宋元时期已经出现了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和杂剧，明初施耐庵、罗贯忠对先前的水浒故事进行了集大成性质的加工扩充和再创作，完成了不朽的鸿篇巨制《水浒传》，从而使得“水浒文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水浒传》中有关武松的故事共有十回，俗称“武十回”，在书中可算重头戏，成为武松文化的重要蓝本。

明中叶，又有一位大戏剧家沈璟（1553年-1610年），把武松的故事专门演绎为一部传奇，名叫《义侠记》。在原水浒故事中，武松本来已成为一位响当当的英雄好汉了，沈璟的《义侠记》更使武松“义侠”的称号名播天下。因为中国人历来崇尚“义”字，某类人物如果被冠以“义”字，那无疑是至高的褒奖。正如宋·洪迈《容斋随笔·人物以义为名》所说：“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武松被塑造成为一位集“义”“侠”为一体的英雄好汉，自然成为日常生活中备受人们尊崇的偶像。还值得一提的是，明中叶又出现了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瓶梅》，它是由《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演化而来，无疑又扩大了武松故事的影响。

清代乾嘉以来，京剧大盛，渐获国剧之名。京剧演义武松故事的剧目，仅陶君起《京剧剧目初探》记载就有：《武松打虎》（一名《景阳冈》）、《武松杀嫂》（一名《挑帘裁衣》）、《狮子楼》、《武松打店》（一名《十字坡》）、《安平寨》、《快活林》、《鸳鸯楼》、《蜈蚣岭》等多部。该书还提到，着名武生盖叫天将全本武松故事合演，名为《武松》或《武十回》（源于《水浒》中武松故事共十回）。其他演绎《武十回》的戏曲曲艺形式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在山东不能不提到山东快书这种曲艺形式。山东快书确切渊源已不可考，有传说谓早在明万历年间，山东临清落魄武举刘茂基赶集赶会，就敲着瓦片演唱武松故事。一般较为确切的说法，清道光十九年（1839）傅汉章在曲阜林门会演唱武松故事大获成功，迄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了。此种曲艺形式本无确定名称，历史上因多演唱武松故事而称“武老二”，快书艺人则称“唱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总之，《武松传》一直是山东快书的看家作品。

这一切表明，“武松文化”自明朝中后期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从而使得刚强侠义的好汉武松，以及武大郎、、西门庆等，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人物形象。而反过来，“武松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又必然会对民风民俗产生某种影响。正如清代着名学者钱大昕在评价通俗小说作用时所说的那样：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喜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有觉世牖民之责者，亟宜焚而弃之勿使流播。（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 ）

钱大昕把小说称为“教”，且认为其教化作用及对世俗的影响比儒释道三教“更广”，虽然他更多是从坏的方面强调这种作用的。不过客观来看，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对世俗的影响和教化，主流方面还是积极的、正面的，人们对善恶美丑还是有较一致的取舍判断标准的。文艺作品塑造的某些英雄人物，可能成为人们仰慕的偶像和效法的榜样，而有的人物形象则可能成为人们讥笑和鄙夷的对象。比如武松的形象，《水浒传》描写是“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力气”;而武大郎却是“身不满五尺，面貌丑陋，头脑可笑”，“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似鬼”，诨号“三寸丁谷树皮”，性格方面，武松有“英雄”、“好汉”、“义侠”之美称，有“景阳岗打虎”等壮举，其刚强侠义自不必说；武大郎则生性懦弱无能，终致其妻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使其成为戴绿帽子的“王八”，并最终而死于非命。武松、武大郎弟兄的形象及相关故事，被艺人们搬来演去，自然会影响到民风民俗。文艺作品中的武二哥虽然原籍清河县，本不是阳谷人，但武松成名在阳谷，景阳冈打虎、杀嫂、斗杀西门庆这类重要事迹，又都是以阳谷县为背景的，所以走遍全国各地，人们提起武松，往往首先与阳谷联系起来。就连领袖1956年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示都说“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基于此，所谓“武松文化”首先会对阳谷的民风民俗和民俗语言发生深刻影响，应该是很自然的事了。如此以来，阳谷人在社交称谓方面，形成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语言习俗，不也是很自然的事了吗？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语言习俗中看出来，比如歇后语“武松打虎--一举成名；武松斗西门庆--扔出他去；武大郎的身子--不够尺寸；武大郎卖凉粉--人软货也打颤；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不要；给武松敬酒--别有用心；熬药--暗中放毒”等等。这足以证明通俗文化对世俗和语言的影响和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说阳谷尊称“二哥”习俗的形成，是在武松文化广为流传后，其下限是清朝中前期，其上限是明朝中晚期，而不会再早。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武松文化影响到社会称谓，为什么没有影响到亲属称谓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就历史发展而言，在所谓“武松文化”形成之前亲属称谓已经定型了，家庭内部“大哥”“二哥”“三哥”等称谓已经俱全。而这也可以作为断定社交尊称“二哥”的形成不会太早的证据之一。

三、阳谷社交尊称“二哥”在山东的地域扩散

下面我们再辨析一下所谓“山东人尊称‘二哥’”的说法。首先，这应该是外省人听到山东个别地方尊称“二哥”，未加详辩而以偏概全的笼统说法，因为山东“二哥”尊称并没有普及到那样的程度。但既有这种笼统说法，也就有了在整个山东范围内随意追寻“二哥”源头的做法。历史上行二的名人诸如孔子、管仲、秦琼等都曾被作为“二哥”来源的猜测对象，但却又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假如跟孔子和管仲有关，他们都是春秋时人，那么该称谓应该很早，再说在他们各自的家乡却并没有这样的称谓；秦琼故事流行更晚，他是济南人，济南却没有这样的称谓。所以只有武松文化才能成为山东“二哥”称谓的真正根源。

山东人“见面叫二哥” 之俗，着名民俗学家山曼先生亦曾有专门论述，兹节引如下：

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而不是象在别处那样叫“大哥”，这种习俗的来源，并不象有根有据的学术问题那样，可以确切作答，所有的，只是有趣的传说。

说来也凑巧，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山东人，在自家兄弟中都是老二。这两个人一文一武：文的是儒学创始人孔丘，武的是《水浒》小说中人物武松。

孔丘因为后来被尊为圣人，没有人敢再直呼其名，世上只知有孔子，除了个别年代称他为“孔老二”，大多时候总叫他“孔圣人”，而且，他的大哥是怎样的人物，也没有人知道，因此，山东人见人叫“二哥”和孔圣人的关系比较淡，只有文人们作这样的附会。武松虽是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言语行为处处合山东大众的脾味，因此在山东人的心目中，他比活人更有生气，称名道姓还不足以表示和他的亲近，便象称呼自家兄弟那样，叫他“老二”，喊他“二哥”，因为和他相亲相爱，便离开《水浒》的本本，更编了许许多多说书的回目，敲两片梨花板说起来，直令山东老乡废寝忘食，搞得说书也不叫“说书”，叫做“说武老二”，人们是那样崇爱武松，却并没有认识到，武松的高大形象，在不少方面是靠他的兄长武大郎的反衬而成立的。

在武松成为英雄而深入人心的同时，武大郎作为一个其貌不扬，言行缺少英雄气概的男子，也被人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日久天长，这兄弟二人强烈对照的形象，在山东男子汉中就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标准，叫“大哥”，心中浮起的是武大郎的影子，叫“二哥”精神上升起的是好汉武松的豪气。

既然这样，见了山东的朋友就响亮地喊他一声吧：“二哥！”（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

这段文字通俗而精彩，考辨可谓精到：列举了孔子和武松作为“二哥”尊称的来源，同时认为孔子之说是文人附会，而最终定位于好汉武松身上。这无疑是卓见。但“随俗当个山东人”，“在山东，见了素不相识的男子，和他打招呼，开口要称‘二哥’”，却与前引《俗语噱谈》笼统谓之“鲁人”之称谓一样，定性过宽，难免使外省人将“二哥”尊称笼统地当作了整个山东的民俗语言现象。

那么是否山东省除阳谷外，别处就没有这种“二哥”尊称呢？也不是的。一种民俗文化事象形成后，就纵向而言，它具有历史传承性（当然也有变异性）；就横向而言，它又具有地域扩散性或曰流布性。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社交习俗，发源地固然应该首先断定于阳谷，但它形成后不会凝滞不动，而是迅速向周边地区发生地域扩散，所以鲁西的聊城、莘县、东阿等县旧时均有此称，至今老一辈人，尤其在较为偏僻的乡村中，仍在使用。早些年听说青州一带曾有此称，只是未审确否。除此之外，山东其他地方这种称谓则罕见。

相比之下，山东有的地方，如鲁西南的滕州、梁山、曲阜等处，不仅不以“二哥”为尊，反倒有意回避它，因为它容易使人联想到本地方言中男性的隐语--“老二”，因此， “而在鲁东南地区，见面须称‘三哥’，俗以为‘大哥王八二哥龟，就数三哥是好人’，” （山曼：《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页。）那为何会有尊称“三哥”之现象呢？此处我们不妨试予揭秘：这里的王八、龟都不是指水中动物，“大哥王八”指武大郎戴绿帽子已如前述，“二哥龟”就是指男性。《水浒传》里“王婆贪贿说风情”那段，王婆给西门庆说要把勾搭上手须具备五个条件，第二件就是“驴儿大的行货”，西门庆回答说“第二，小时候我也曾养的好大龟”，《金瓶梅词话》第二回把这段吸收下来，到六十九回又写道：“今老爹不上三十一二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曾吃药养龟。”原来，“龟”指男阴，也是于古有征的，山东方言“老二”又有指男阴的隐秘意义，于是就有了“二哥龟”之说。看来在鲁东南等好多山东方言里，“大哥”“二哥”都是避讳，算来算去“就数三哥是好人”，于是这些方言“三哥”成为社交尊称。唯独阳谷及周边方言，“老二”虽同样有指男阴这项意义，但最终没能战胜打虎英雄武二哥的力量，乃至使“二哥”成为社交尊称。这恰从另一方面说明：笼统把“二哥”当作整个山东地区人们的社交尊称，是不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山东阳谷等地尊称“二哥”语言习俗的历史成因是一种“武松文化”，“大哥”避讳的是武大郎。“二哥”尊称滥觞于阳谷，并在其周边地区扩散，但并没有扩散至山东全境。河北清河县等地亦有此俗，则是“武松文化”的正常延伸。天津尊称“二爷”、“二哥”的历史成因是“拴娃娃”民俗文化，“大爷”“大哥”避讳的是那位泥娃娃。而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阳谷还是天津的尊称“二哥”讳称“大哥”的民俗现象，都在日渐衰微，社交称谓习俗已开始向以“大哥”为尊的主流文化看齐。老派的人虽仍维持旧称，但新派的年轻人已较少使用或不知道了。这里面有开放交流、主流文化影响和计划生育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语文生活的一体化和现代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因而这种习俗，今天看来渐已成为“旧俗”，再过多少年，恐怕更是趋于湮灭了。而本文的写作，对这类特殊民俗和语言现象，正带有某种发掘整理或抢救性意义；同时从文化和学术的角度进行考索，力争将其真相予以澄清，给后人和学界一个相对满意的答案，期免“扑朔迷离、一团乱麻”之叹。治学有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二途，本文自属后者，故不避繁琐考据之嫌。初稿早成，多年思考，反复考订，不敢自是，公诸同好，敬祈方家是正。

胡义成：“兮”字探源

中国古代诗歌中“兮”字颇多，越靠近周秦越如此。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发音如“西”（另说如“嘿”）的“兮”字，是古代汉语词赋中的语助词，大体相当于如今汉语中的“啊”字。至于它的语源，学界一般都语焉不详；它在什么含义上相当于“啊”，在什么含义上又不相当于“啊”，学界也一般都不再去细究，故值得今人再追问一下。我追问的结果是，它源自已被中国古代大量诗赋文献湮没的一个关中方言词汇，此词汇至今仍鲜活于关中民间，如今读音如“些”，其含义与“啊”并不全同。

“兮”字最早现身及其方言特征如下：

其一，在所有中国古代典籍中，对“兮”字的最早记录出自《诗经》。据统计，在《诗经》中，“兮”字共出现了321次，远高于“矣”等其他语助词，可见它在《诗经》时代抒情时的极端重要性。

仔细翻检《诗经》“风”“雅”“颂”各部分，可以发现，“兮”字出现最多的地方是“风”，“风”诗中某些感情最浓烈的篇章，如《魏风》中的《伐檀》，《郑风》中的《缁衣》等，诗尾几乎全是“兮”字；“小雅”中“兮”字也不少，而“大雅”和“颂”中“兮”字则较少。这种情况，与“风”诗跟“小雅”多来自民间而感情外露有关，而“大雅”和“颂”与官府、贵族关系密切，感情外露的文字已被“磨滑”，故“兮”字较少。由此也可知，“兮”字确系反映民间外露感情的语助词，其意指向“啊”并无大错。今日读《诗经》，用“啊”释“兮”，一般也都讲得过去。

其二，按顺序看，在《诗经》中“兮”字最先出现于开篇第二首诗，即“风”诗之《葛覃》，其前即开篇第一诗《关雎》。

《关雎》是写周文王后妃太姒与文王爱情的，这是根据《毛诗序》、毛《传》郑《笺》和朱熹《诗集传》等权威注释得出的结论，而太姒的故乡就是关中东部的合阳，其地物候与《关雎》十分吻合。按照朱熹《诗集传》，《关雎》之后的《葛覃》，也是太姒作品。一批《诗经》学者对此深信不疑。如此说有理，则在周武王母亲的时代，关中方言“兮”就已成为高雅诗歌中最主要的语助词。

其实，《诗经》的最终定稿人是孔子学生子夏，他就是合阳人。而至今郃川所在关中方言中还保留着“兮”字，如大人招呼孩子靠拢，就常用“来兮，来兮”，即“来啊，来啊”；两大人对打，就说“打兮，打兮”，意即“打吧，打吧”。不过，如今在这些场合，“兮”字之音已读如“些”而非纯“西”音。由此可知，《诗经》中的“兮”字之所以那样多，很可能就是因为关中方言所致。这也印证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原理：“必须抛开那种把‘方言’和确立的书面语言对立起来的庸俗观点”。另一方面，仔细考察关中方言中至今保留着的“兮”字，可知其意并不全等于“啊”，它似乎比“啊”含义更丰富有趣，包含祈使、要求等意。这又印证了历史语言学的另一个原理：书面语言并不能“准确地记录口语”。

如果“兮”是关中方言，那么，楚人屈原骚赋中那么多的“兮”又如何解释？在中国人后来以“啊”字代替了“兮”字后，关中农村何以仍存“兮”字？

从历史语言学看，“语言的符号是任意规定的，它只有靠传统的力量才能有意义”。关中周族当年统一了中国，它势必要用软硬两手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全中国而形成文化传统。朱熹《诗集传》说，周族统一中国后，“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洪迈《容斋随笔》也说，由于周朝的大一统，《诗经》中“兮”字等语助词，后来就变成了中国诗赋中的通用语助词。这也就从总体框架上解释了楚人屈原骚赋中何以有那么多的“兮”字——因为“兮”字是当年周人推广而流行的语助词。

历史语言学还认为，“社会对于个人在语言方面的创新常常是极力反对的”。在封闭的关中农村，个人对作为通用语助词的“兮”是无力改变的，几千年里均如此。虽然，作为语助词的“啊”日益流行，但封闭的关中农村至今还保留着“兮”音。这个“兮”音，作为语助词活化石，恰有可能为我们解开中国古诗赋中“兮”字的来源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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