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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年是哪一年(民国四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

时间:2023-12-30 17:21:07 作者:饕餮少女 来源:用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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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四——袁世凯称帝遗臭万年,蔡东坡护国流芳千古

北海公园

袁世凯为实现其专制的野心,认为《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对总统束缚过大,于1914年1月悍然废止中华临时约法,决定由其亲信组成的"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制定新约法。5月1日,被称为《袁氏记法》的《中华约法》颁布了。《袁氏记法》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6月21日,由70人组成的"参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出任院长。1914年年底,袁世凯利用约议对《大总统选举法》进行了修改,总统一届任期10年,任届数没有限制,可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初现端倪。四年(1915年)5月,袁世凯再请曾任清廷军机大臣的挚友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北洋人戏称为"徐相国"。其司马昭之心,进一步显露。

袁世凯像

一天,大姨太沈玉英问袁世凯:“你真的想当皇帝?”袁世凯不答反问:“你真想当皇后”?她答:“想”。袁世凯仰头大笑:“一个戏子也想当皇后”。沈玉英俯下身,抓住他的脖颈笑道:“你一个痞子,不也想当皇帝”?袁世凯听后哈哈大笑说:“那才算有理想有抱负呢” !沈玉英原是沪上苏州籍名妓,当时袁世凯落魄流落上海,身无分文,吃喝住全靠沈玉英。沈氏鼓励袁世凯投军,备酒弹琴为他饯行并资助盘缠。袁世凯倍受感动,留下一副对联:商妇飘零,一曲琵琶知音少;英雄落寞,百年岁月感怀多。他告诉沈玉英,等他日后出将入相时,她可以拿着这幅对联来找他。二人指天发誓,洒泪而别。当袁世凯立功扬名朝鲜后,不负旧情,立即把已用自己的积蓄赎身的沈玉英接到朝鲜,以大太太的身份出席各种社交场所,倍加宠爱。

袁世凯与他的一群姨太太

1915年8月14日,在袁世凯的授意下,鼓吹复辟帝制的“筹安会”在北京成立,君主立宪之说甚嚣尘上。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甚嚣尘上,黎元洪有所警觉。他对袁世凯进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动,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首先他请辞兼任的与帝制有关的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其次在参政院的演讲中声明,参政院会议决不涉及参政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第三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请求回湖北原籍休养。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已经绑在战车的黎元洪的所有请求一律不准。黎元洪无奈遂将居所由瀛台迁往东厂胡同。而作为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徐世昌也认为帝制实不可为,否则非但对不住国民,更且对不住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

袁世凯手书

一天,徐世昌往谒袁总统,徐世昌问:“总统明见,到底是好,还是君主好”?袁反问“你说呢”?徐世昌道“无论什么政体都可行,但总要相时而动,方好哩”!语至此,望老袁脸色,尚未改容,他索性尽一忠告道:“筹安会宣扬帝制,惹起争议,是因为时候太早,才有此反抗呢!”袁世凯不禁变色:“筹安会无非是研究政体,并未实行,我想没甚大碍,那反对筹安会的议论,实在是无理取闹。况我本意,并不想做什么皇帝,就是总统这个位置,也未尝留恋,只因全国推戴,不能脱身。否则我57岁了,洹上秋水,随意消遣,可不好吗”?言毕,便携去茶碗请徐饮茶。前清老例,主人请客饮茗,便是送客的意思。徐世昌居官多年,熟悉规则,当即把茶一喝,起身告辞。

袁府

从此,徐世昌缄口不言,作壁上观。徐袁之间的裂痕由此产生。不久,他辞去国务卿职务,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自号水竹村人,以便将来可以局外人之身份出来收拾残局,留下转圜的余地。袁氏麾下的“北洋之虎”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他也反对袁世凯称帝,曾五次劝阻,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万不能做的。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出于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他辞去陆军总长职务,虽未公开声讨,但绝不参与。而袁氏麾下的“北洋之犬”冯国璋,时任手握重兵的江苏都督。他听闻袁氏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四年(1915年)6月,他亲赴北京谒袁,想了解内情。袁世凯拒不承认,声称“我决不做皇帝,请你放心。若国人相逼,当挂冠航海,往游欧洲”。

冯国璋像

不久,北京"筹安会"通电各省,征询君主与,何者适合于中国?"筹安会"的这些书生竟敢如此放肆,冯国璋不得不又起了疑心。他去密电向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麐询问。张一麐是袁世凯十余年的心腹幕僚,曾力谏不可强行帝制。不久,冯国璋得到了他的"事出有因"的答复。至此,真相大白,冯国璋深感受骗。从此,冯国璋与袁氏貌合神离。不久,在袁世凯爪牙的组织鼓动下,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恢复帝制大唱赞歌。参政院以“尊重”为词,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1915年10月6日,各省推举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上书推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假装推辞后,于12月12日接受帝制,正式称帝,将中华改为中华帝国,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于1916年1月1日举行登基大典,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衮服像

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在册封令下达后,黎元洪拒绝了各省督军、巡按使、镇守使、都统、巡阅使等纷纷以"东厂胡同黎亲王"、"武义亲王"、"黎亲王"等不同的称呼致电祝贺。袁世凯各种变换招数的册封形式,均被黎元洪委婉地拒绝了。袁世凯又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嵩山四皓",但徐世昌并不买账。徐世昌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乡者多,则国弱;志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这标志着徐、袁携手时代的结束。徐世昌此时一定异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世凯马首是瞻,为之出谋划策,肝脑涂地。而竭力辅佐的结果,仅是如此,实非始料所及。

天坛祈年殿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宣告反对帝制,云南独立。蔡锷,字松坡 ,湖南邵阳人,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一起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辛亥爆发后,他于10月30日在昆明发动武装起义,被推举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时为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为"重九起义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虎离山,任蔡锷为全国经界局督办,封为“始威将军”,委以参政院参政,赴京履职,加以笼络与监视。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图谋显露后,蔡锷义愤填膺。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以养病为由转赴日本。

蔡锷像

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于12月19日从日本抵达昆明,与唐继尧一起组成护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护国战争爆发。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于1916年春,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在纳溪、泸州一带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袁世凯急令冯国璋出任征滇军总司令,冯国璋以身体不好为由坚辞不就,并登高一呼,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鉴于全国讨袁运动风起云涌,五年(1916年)3月19日,由冯国璋领衔,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联合署名的密电,要求袁世凯必须“迅速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这封密电成为了史上著名的“五将军密电”。

蔡锷手书

当"五将军密电"呈送给袁世凯时,他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日益迅猛,北洋内部四分五裂,袁氏集团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便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年号。3月28日,黎元洪邀请辞职引退的原国务卿徐世昌、时任参谋总长兼代理国务卿段祺瑞联名就滇黔息兵问题四发勘电。在黎元洪等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1916年3月31日,袁军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经过数月征战,旨在推翻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以胜利而告终。五年(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称帝仅83天的袁世凯在内忧外患中死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期待下集分解!

河南安阳——袁林

中华第十六任总统-汪兆铭

汪兆铭

汪兆铭,又名汪精卫,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绍兴县)人,祖父汪云以上坟茔皆在绍兴。汪氏祖上本是安徽婺源人(此地古属徽州),元朝末年迁至浙江山阴(属绍兴府),世代读书,明成化年间,先祖汪金兹官至兵部郎中;正德年间,又有十二世祖汪应轸官至江西提学佥事,著有《青湖文集》。

清德宗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三月二十八日(5月4日),汪兆铭出生于广东三水客商家中。其祖父汪云,字缦卿,号曼亭,为道光二年(1822年)的举人,后选授遂昌县训导,并对当地教育事业颇有贡献;其父汪瑎,字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举家迁往广东番禺,年轻时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等县做过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过得十分清苦。汪瑎原娶浙江人卢氏为妻,生有1子3女,卢氏死后,续娶吴氏为妻,亦生有3子3女,而汪兆铭则是他们最小的孩子。这一年,62岁的汪瑎老年得子,当然喜悦,一直将之带在身边,5岁正式上学。然而,汪瑎71岁时患白内障,不得不退养家中,吴氏于是艰难的操持家计。时值,为了督促儿子学习,汪瑎常叫汪兆铭给他读书。汪光铭因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一些亲戚朋友爱叫他‘四哥’。

清德宗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汪兆铭12岁时,其母吴氏忧劳成疾,于广州豪贤街寓所过世(豪贤街为迁粤之汪氏族人聚居之地)。两年后,其父汪瑎亦病故,其中年至粤,到死也不会说广东话,算是客死异乡。时值,14岁的汪兆铭跟随同父异母的大哥汪兆镛客居广东乐昌县,衣食之费,皆仰此兄。汪兆镛此时正在乐昌县为师爷,因为学问好,后来成为研究经史以及金石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十分保守,辛亥革命后都不剪辫,甘做前清遗老,曾得到末代皇帝溥仪赐予的手书‘福’字。汪兆铭16岁时,又跟随三兄汪兆钧的岳父章梅轩学写应制文字;17岁,出外做家教以贴补家用。据维人梁鼎芬后来声称,汪兆铭这一时期只要有点余钱,就去买严复的译书来看。然其18岁时,三兄汪兆钧因病去世。

年青时的汪兆铭

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获得第一名秀才,同科的还有二兄与其侄,名列二、三。一门3人考中秀才,包揽前3名,实属罕有。因此,大哥汪兆镛高兴的写下一幅红联:玉峰双秀,珠树三花。然而不久,二兄因病故去,汪家连丧两个男丁,留下两位寡嫂、1位孤侄,家庭经济日益拮据,汪兆铭只得又至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中做家教。

清德宗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于广州招考入学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官费留学生,每月供给在日生活费30元,名额为50人。于是,22岁的汪兆铭考上,与他一同考上的还有其堂姐之子朱执信。

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7月,汪兆铭谒见,并且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

同年8月,汪兆铭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且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谬论,因而受到的好评。

清德宗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6月,毕业后的汪兆铭拒绝两广总督岑春煊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初,随从往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并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陈璧君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又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

同年3月,汪兆铭于马来亚的槟城结识华侨巨富陈耕基之女、18岁的陈璧君,并将之发展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时值,汪兆铭参加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且筹募革命经费。

清末帝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清末帝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1月,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然而事泄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并在狱中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人传诵,后来受到肃亲王善耆的软化,意境为之一变。

同年12月,与李石曾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并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清末帝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之后,汪兆铭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

同年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元年(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照的嘱咐,代为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随之留在身边工作,力劝其让位于袁世凯,并且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的‘六不主义’。

同年,与陈璧君在上海举办结婚仪式。二人共育有6名子女,除1名夭折外,其他5名为:长子汪文婴、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彬、三女汪文恂、次子汪文悌。

8月,携陈璧君一同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二年(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之后,急召汪兆铭回国。然而,革命失败之后,只得亡命法国。

三年(1914年),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于是与黄兴分手。

汪精卫参与南北和谈

四年(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汪兆铭回国,参加‘三次革命’。

同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兆铭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为《红楼梦新评》,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

六年(1917年),回国后参加护法运动。

八年(1919年),在的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十年(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

十一年(1922年),任本部参议,参加改组工作。其实,筹备改组中国,汪兆铭反对员加入。

同年,汪兆铭请温幼菊画了幅《秋庭晨课图》,以纪念自己的母亲,并在图前写下:“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年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秋晨肃爽,木芙蓉娟娟作花,藤萝蔓于壁上,距今三十年矣。每一涉想,此状如在目前。当时父年六十有九,母则四十。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海道不易,惟母同行。诸兄姊皆不获从,以兆铭幼,紧以自随。兆铭无知,惟以依依膝下为乐。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之心至苦也。

嗟夫,岂特此一端而已,兆铭年十三而失母,于母生平德行,能知者几何,于母生平所遇之艰难能知者又有几何?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兆铭惟知饥则索饼饵,饱则跳踉以乐,懵然不知母之劳瘁也。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乐而忘倦。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兆铭亦忽忽不措意,不知母何为而委曲烦重若是也。母所生子女各三人,劬劳太甚,诸子女以此长成,而母亦以此伤其生,不获终其天年,悲夫!兆铭丧母后六年而去国,凡十年乃得归。归而求父之手泽,蠹余犹得尺简;求母之杯棬,则无有存焉者。因以儿时所得之印象,告之温幼菊丈,乞为图之。庶几母子虽一生一死乎,于图中犹聚首也。”

这幅画上,汪精卫还题诗一首:“先太夫人秋庭晨课图,亡友廖仲恺曾为题词,秋夜展诵,泫然赋此。”    一卷残编在短檠,思亲怀友泪同倾。百年鼎鼎行将半,孤影萧萧只有惊。

人事蹉跎成后死,梦魂劳苦若平生。风涛终夜喧豗甚,镇把心光对月明。

十三年(1924年)1月,‘一大’会上,汪兆铭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且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

同年11月,随从北上入京,任为秘书。

汪兆铭、陈璧君与曾醒合影

十四年(1925年)3月,病危时受命记录遗嘱。此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的信徒面目出现。

同年6月26日,由汪兆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今后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决定撤销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兆铭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次日,他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十五年(1926年)1月,在‘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

汪兆铭与胡汉民合影

十六年(1927年)2月下旬,汪兆铭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这位左派领袖。

同年4月,归国后任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进行争权斗争。当月5日,汪、陈二人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邀请中的老牌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自己则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公开成‘汉’、‘宁’两个政府。

7月15日,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却又一直与之明争暗斗。于是,、胡汉民均已下野。

9月13日,汪兆铭亦通电下野。

12月16日,发表引退政界声明,与夫人陈璧君一同前往法国。

十八年(1929年),回国之后,以‘中国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发出委任状、番号。

二十年(1931年)元旦,汪兆铭于天津再次发表下野声明。

同年5月28日,在他的主持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完全改变中国历史进程。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且派遣蔡元培、张继携带写给汪兆铭的亲笔信件,往赴广州议和,并于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副总裁等职。

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在上海进攻中国管辖区,却遭到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然而,孙科政府无力处理这一重大事件,只得宣布辞职。时值,在内部多数重要人士与广大爱国学生的支持下,汪兆铭宣布出任行政院长,领导政府积极抗战,动员军队支援十九路军,命令在北平的张学良由北方出兵牵制日军。但是,所有军队受到暗中指使,拒不服从汪政府命令,以致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心灰意冷的汪兆铭准备辞职,郁闷之下前往南京看望革命好友曾醒。

曾醒是同盟会重要创始人之一,亦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方声洞之妻,方生洞本人与汪兆铭亲如兄弟,其胞妹方君瑛还是汪的红粉知己,只是此时方君瑛已经去世10年。然而,汪兆铭在曾醒家中遇到曾仲鸣(曾醒之弟)部下凌师长的夫人施旦,因其与方君瑛有几分神似,以致汪兆铭对之一见如故,施旦亦对之有情,二人于是开始私下交往。施旦出生于西施的故乡浙江诸暨,出身书香门第的她少女时期进入女校读书,后来留学欧洲,并且会说英语、法语,喜欢读书、写诗、书法,因受西方教育影响,珍视感情真诚和自由,根本不在乎名分,所以明确告诉汪兆铭,自己无意取代他的夫人陈璧君,只愿做他的终身情人。

然而时间一久,一些流言蜚语传来,引起陈璧君的警惕,日日跟随汪精卫。于是,汪兆铭遂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曾仲鸣约好同往庐山避暑,并且安排曾醒、施旦一起随同。时值,抗日战争愈演愈烈,凌师长被派往前方带兵,施旦亦得随之前往河南开封,在那里一住便是两年有余。这段时间,施旦虽与汪精卫只见过几面,彼此的感情却只增未减。

同年5月,此时的汪兆铭遭到恐日情绪围困,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害怕打仗的他全力交涉言和。于是,在他和的同意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7月,汪光铭又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表通电,压迫张学良进兵热河。但是,张学良拒不听命,所以二人矛盾加剧。

10月,汪兆铭请病假赴德就医。

施旦

受伤的汪兆铭

二十四年(1935年),在汪兆铭的直接过问下,施旦的丈夫调至南京政府任职,成为汪的亲信,施旦亦回到南京。

同年5、6月间,汪兆铭批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

11月1日,汪兆铭在南京中央党部遭到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杀,重伤的他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所以医生断言其活不过10年。时值,施旦常来看望,并且参与护理。只要施旦在,汪兆铭的伤情就会减轻许多,精神状态也大不相同,就连医生也对陈璧君建议:“必须让施女士参加护理,看来她学习过医疗心理学。”陈璧君想到医生的断言,于是同意医生安排。就这样,在施旦护理近两年时间里,她与陈璧君、汪兆铭基本上保持和平共处状态。后来汪的伤势好转,能够工作之时,遂与施旦以出差为名前往苏州游玩了几日。不久,施旦夫妇突然失踪,汪兆铭多方打听,甚至派遣特工前往广州、苏州、杭州、上海、郑州、开封、徐州、济南等地找寻,均一无所获,开始怀疑夫妇二人已遭暗害,甚至怀疑妻子陈璧君,只是没有任何证据。

施旦

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兆免被推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势均处之下。

二十七年(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同年10月,汪兆铭在接见海通社与路透社记者时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此时的他置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

12月18日,汪兆铭离渝出走。当月29日,发表电讯响应近卫第3次声明,在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身败名裂。

各界对汪精卫条约的评论报道

二十八年(1939年)5月,汪兆铭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交易。

同年8月,回国后的他在上海秘密召开伪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睦邻’的基本政策。时值,其夫人陈璧君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家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的支持。

汪兆铭降日投敌,建立傀儡之后,大力宣扬与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理论毒化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

汪的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那般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攻击:“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并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

二十九年(1940年)3月20日,以汪兆铭为首的傀儡政府于南京宣布成立,陈璧君亦当上‘第一夫人’。

一日上午,施旦突然出现。由于过度惊喜,汪兆铭差点晕了过去,定下神来问询其这几年的去向。原来,汪兆铭伤好之后,陈璧君决心了断他俩的关系。一日夜里,一个丁姓特务头子领着两个便衣到施旦家中,将一包美元、两本护照、两张机票甩在桌上,威胁他们3日之内离开南京、离开中国,不准再回。于是,施旦夫妇在一群便衣特务的‘护送’下,从上海登上飞往欧洲的飞机,于瑞士定居下来。后来,其夫在华侨们的帮助下开始经商,施旦则整日在屋里读英文版、法文版的小说和诗歌。不料,其夫经商赚了些钱,居然在外有人,且一反常态的开始责备她与汪的关系。就这样,施旦与之办理离婚,决定回国。她首先到达香港,暂住在一个亲戚家中,然后日日搜集关于中国政局,尤其是汪兆铭的信息。

此时得知汪兆铭在南京另立山头,当上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立即决定回国与之团聚。汪兆铭听完她的哭诉,一字一顿道:“施旦,你听着,你的苦日子永远过去了,今后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一步!”次日,由政府秘书长宣布,施旦被任为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机要秘书,负责管理主席的机要事务以及主席工作期间的生活事务,待遇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并且同时宣布,施秘书的住所安排在机要室隔壁,无关人员非经批准不得入内。就这样,施旦成了名正言顺的政府官员,堂堂正正地出入政府大院以及汪主席的办公室,随侍其左右。

不久,陈璧君来到汪的办公室,想劝他注意一下影响,不料汪兆铭决绝的说:“不要说了,不就是我与施小姐之事吗?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将她害死在国外还不甘心?做事不要太绝。她现在是政府秘书,也是我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谁也别想再把她赶走!”陈璧君听此,知道无法将之二人拆开,加之考虑到汪的身体,只得听之任之。但是,陈璧君却提出将己弟陈耀祖作为广东指导员。

汪兆铭与陈璧君合影

三十一年(1942年),以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兆铭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时值,汪兆铭的条件则是,废除他1940年11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以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后来,其条件得到满足。

三十二年(1943年)元月9日,汪乃对盟国宣战。时值,得到更多自治权后的汪兆铭表现得对日本主子十分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汪伪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兆铭在《宣战布告》中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之时,汪兆铭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一要求。

同年,汪曾以中华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为了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兆铭等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 制订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主义政策;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思想,以此作为推行新国动的重点;3.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宣传东亚联盟等主义理论。汪兆铭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1.缺乏民族自信心;2.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汪兆免出逃河内之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并且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3.日本的诱降。

这一年年底,汪的健康恶化。根据两国医生建议,就于南京条件最好的医院做了手术,取出那颗子弹,病情得到缓解。但是不几日,病情又转恶化,日本政府与两国医生要求汪立即到条件较好的日本治疗。汪虽同意,却迟迟不愿动身,他心里是想让施旦同行陪护。由于日本政府怀疑施旦是或重庆方面安插在汪身边的间谍,明文通令不准她同往。

美国时代周刊的汪兆铭

三十三年(1944年)3月,汪兆铭赴日治疗。临行,汪对施旦说:“我一心想让你陪同去日本,有你在身边,我的痛苦就能减轻,比什么药都强。”施旦道:“你一定要听我这句话,马上到日本,争取活下来!留得汪君在,相聚自有时。你走后,我诵经,祈祷佛祖保佑你、保护我俩,等你康复归来!求你马上动身!”汪又说:“施旦,我感觉很不好,此一去很可能就是永别,我最丢不下的就是你,但你放心,我有安排。到了那一天,千万不要去看我,不要参加任何悼念活动,赶快将财产处理好,悄悄离开南京前往香港,隐姓埋名,安度余生,这样我就能放心而去了。这是20张支票,字都签好,我走后你马上将它转存香港,有为难之事可找曾醒。”

当月3日,陈璧君与3个子女及其10余个随从,陪同汪兆铭飞往日本就医。由于其枪伤已发展成多发性骨髓肿,并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造成瘫痪、剧烈疼痛、呼吸困难,虽经日本医院全力救治,病情仍然继续恶化。

同年11月8日,美机空袭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名古屋大学)医院。汪兆铭于地下室被冻成肺炎,引起并发症。当月10日下午16:00时停止呼吸。12日,遗体运回南京。23日,安葬于南京东郊梅花山。时值,施旦闻知汪兆铭去世噩耗,马上依照其赴日之前的安排,迅速处理完个人善后事宜,秘密前往香港。临行之前,她乔装打扮到梅花山拜祭,并在汪的坟前烧了一张白纸,上写一首挽诗:

命定负羁相逢,前缘造化今世。

两心相映惊天,十年奇情动地。

茫茫乾坤无休,绵绵春梦不已。

他日鸣啼香山;朗朗南海比翼!

施旦到达香港后更姓改名,与姑母同住,深入简出的她潜心专研佛法,并在九龙新界后座自己房里为汪布置了个小灵堂。厅堂上方挂着一张汪的大照片,案上摆着佛像、观音像以及香炉;两边墙上挂着两副字画:东面写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吾将上下而求索!’两边对联是‘至情矜海石,真理贯人天!’落款是‘精卫’;横幅‘补天填海’;西面一副就两句话:“赠施女士:至贵、至洁、至美;至尊、至敬、至爱!”落款‘南海孤鸟’。这两幅字画皆为汪兆铭亲笔所书。每至汪的忌日,施旦就将灵堂仔细打扫一番,摆上汪最爱喝的桂林三花酒、茅台酒以及其他供品,然后用一部老留声机放一遍她与汪都爱听的昆曲《游园惊梦》,几十年如初。后来她还曾托好友前往南京梅花山汪的墓地旧址,悄悄为之扫墓。

汪的丧事完毕,其夫人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为她的妹夫褚民谊,陈璧君欲凭借这层关系继续维持在广东的统治。

三十四年(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大约过了半月,军统人员将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以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宁海路25号看守所。于是,陈璧君开始她的囚徒生活。

同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认必死,听候死期。

三十五年(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民众对汪兆铭的坟墓留在梅花山,感到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

同年1月21日,在舆论压力下,派遣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汪的坟墓炸毁。时值,打开棺木,何应钦见汪的尸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由于使用过防腐剂,尸体尚未腐烂,身着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于是,将之棺木与尸体运往清凉山火葬场焚化。

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00离开南京去苏州。”次日上午,陈璧君、褚民谊、陈公博乘坐囚车前往火车站,转乘火车至苏州,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其5大罪状。

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当月22日下午,审判长于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

1949年4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公安局看守所。

同年7月1日,上海解放,陈又从苏州解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为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症,虽然全力治疗,仍旧不见好转,反而并发大叶性肺炎。

同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7岁。因其子女解放前皆去往国外,她在上海并没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往广州。次年,再由陈在香港的子女派人至广州认领。至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汪兆铭夫妇跪像

1994年,汪的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

1997年,跪像拆除。

同年,香港回归,人口普查之时,施旦身份才被发现。施旦被捕之后,向有关部门说:“我50多年前跟着汪精卫,但是后来改过自新,自从来这后,并未做过任何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我一直在做慈善,一直吃斋念佛,一心向善,一直赡养孤寡老人。”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所说属实。加之这时的施旦已是90岁高龄,于是将之无罪释放。

2004年11月8日上午,于绍兴市市区挖出汪精卫跪像,上刻‘汪逆精卫’4字。

施旦老年时的照片

九江历史上的今天 · 5月28日 · 的保甲制度

1935年5月28日,九江推行保甲制。

地点:

九江、星子

类别:

政治

国民政府宣布推行保甲制 《申报》1935年2月5日

1935年5月28日,江西省政府决定九江、星子两县为推行保甲制实验区。

保甲制度是宋朝开始的带有军事管理性质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时期的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各保就该管区域内原有乡镇界址编定,或并合数乡镇为一保,但不得分割本乡镇一部编入他乡镇之保。

资料来源:九江市志、百度百科

保甲制作为一种封建王朝的统治工具已离我们远去,其实它直到1949年后才被废除。前的老电影中,会经常出现甲长、保长角色,都是土豪劣绅一类的坏人。实际上,权力较大的保长品行恶劣的为数不少,在某些地方,他们的的确可以一手遮天。

时期保甲会员标牌 图源:大宝

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虽然庞大,但官民比例却很低。这是由于“皇权不下县”,县一级以下地方乡镇不设立财政,不派驻流官,官吏数量当然不多。作为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国家,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依靠的是地方自治。

商鞅变法,将军事制度应用于民间,并配合连坐制度。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禁止自由迁居,相互监督检举,如有一家犯罪,不揭发的十户连坐。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创立了以“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的保甲制度,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维护地方治安为第一要务。保甲制必须与连坐制度相配套,比如清初规定:“凡遇盗贼,若一家隐匿,其邻九家、甲长、总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贷”。保甲制和连坐制,加强了地方统治,并可以抵御地方宗族力量。比如村人若有犯罪,在传统的宗族自治制度下,多由族长处置,保甲制则要求保长必须将罪犯绑送官府,否则按知罪不报连坐。

同治六年(1867)保甲十家总牌 图源:腾讯网

初年,基于西方以个人而不是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管理思想,保甲制被废除,建立起了地方警察体系。然而,到了1930年前后,保甲制度又死灰复燃。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多年的成效并不满意。另一方面,在江西等地多次组织的对工农红军进行的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而“‘保甲运动’遂为安定地方秩序之要图”。1931年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命人研究保甲制,同年6月在江西修水等43县试行,结果认为“对于剿匪工作颇多协助”。1932年8月,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命令在剿匪区内推行保甲制。1935年,要求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

1935年5月,江西省政府决定九江县(今九江市)、星子县(今庐山市)为推行保甲制实验区,之后向各县推广。据《九江市志》记载,1936年武宁县已设有235保、2306甲,保甲制度成为国民政府在地方上建立的严密的统治网。

《九江市志·卷四·晚清》

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实施的较为成功的社会管理制度。众所周知,1927年叛党、清党后,在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通过实施保甲制,国民政府降低了宗族势力,扩充了家族职能,将家族制度正式与国家行政挂钩,使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成为国家组织的同构体。家长充当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传统的封建权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从而使政府大大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统治能力,为的统治建立了广泛 的社会基础。

据笔者了解,统治时期,尤其是1938年抗日战争武汉会战之前,九江一直是国民政府所表彰的“模范县”,我党地下组织和武装革命多在边界山区,影响力较弱。这与九江率先实施保甲制等严苛的专制统治不无关系。

保甲制和连坐制是一种极为丑陋、黑暗的封建统治手段,实为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通过限制人民自由的手段以加强封建集权,并用连坐的恐怖威胁防止民众反抗,就是将全社会打造成为一个大囚笼。

1939年国民政府颁发的甲长证书 图源不详

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对外宣称自由、尊重,却又将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再次套上了枷锁。保甲制的经费全部来自民众,给底层百姓带来的沉重的负担,在连坐制下他们或许暂时不敢反抗,但愤怒与痛苦总有一天会喷泄出来。

保甲制不仅限制了个人自由,同样也限制了农村经济的自由,它可能有一时稳固统治的功效,却在阻碍社会发展,最终必然反噬。倒行逆施者,一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1950年3月16日,九江市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小组,取消区公所,增强和添设派出所。新户口管理制度建立,延续千年的保甲制至此终结。

《九江历史上的今天》是介绍本地历史的系列短文,每篇选取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发生在当日或当月的一个事件,配以相关的照片、新闻图片和文献书籍等影像资料,并对事件缘由及产生的影响作出适当的评述。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资料残缺,必有谬误及取舍失当之处,诚请批评指正。

三年,陕西冒出一个“朱皇帝”,自称崇祯后人,要夺江山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话说初时,陕西发生一桩“朱皇帝奇案”,直闹了几年才终于消停,成为陕西自古罕见之奇谈。

欲知此事详情,还需从三年,即公元一九一四年说起。

这一年十月间,安康山区突然传出奇闻,说有一支大明朱皇帝的人马就要迫近县城,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人家纷纷远走他乡来躲避兵灾。

朱皇帝何许人也?此人极其神秘,鲜有人见过他的真身,只说是大明崇祯皇帝的嫡系后裔,笼络四方豪杰,聚集数千人马,已在洵阳县起兵,要与政府一较高低。

安康县公署得知此事后,立即商议该如何处置。有人认为朱明王朝已经灭亡二百七十多年,早已是陈芝麻烂谷子,如今哪还有什么朱姓皇帝,只怕是疯子胡言乱语,而百姓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把个本来没有的事情当成了真事。

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万一此事属实,真有逆贼打着朱明王朝的旗号借机生事,只怕逆贼打到安康之时来不及应对,还是派人仔细查一查的好。

哪料还没等派出人手,有军警前来报告,说是一股流民手持农具,自称奉了朱皇帝的谕旨来攻打安康县城,让县长速速开城投降,迎接朱皇帝大驾。若不听良言相劝,天兵一到,寸草不留。

好大口气!县长怒不可遏,将所有武装部队全部派出去迎敌,到底要看一看朱皇帝有多大本事。尽管进攻的“朱明大军”人数众多,但多是乡村百姓,除了几条老式火枪之外,都是些锄头木锨粪叉子之类的农具来作为兵器使用。两方人马刚一接火,“朱明大军”便作鸟兽散。不到半天光景,战役结束,官兵大获全胜,抓了足有两百多“大明士兵”。

奇怪的是,对这些俘虏进行询问后,却无一人知道“朱皇帝”叫什么名字,出身如何?是何根基?下落何处?多少人马?问他们为何跟随“朱皇帝”谋反,他们都说受到陌生人的蛊惑,那些陌生人来到村里,自称大明皇帝的属下,许诺只要肯跟着他们干,不但顿顿白米白面,还能一人娶三个老婆,等到“朱皇帝”坐定天下之后,凡是跟随皇帝身边打天下者都是开国功臣,全都封官进爵。有一人肯跟着他们干,就会有十人眼红,马上就有百人加入,谁都想着当开国功臣,所以“朱皇帝”的人马越来越多。

又找了几天,仍无法获悉“朱皇帝”的踪迹,县知事自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于是向将军行署报捷请功。陕西督军陆建章看到捷报之后十分高兴,随即对有功官兵分别给予奖赏,并认为经此一役,假冒朱明后裔者再也不敢兴风作浪。

眨眼到了五年,人们对于朱皇帝称帝起兵之事已经淡忘,哪曾想春节刚过,神秘的“朱皇帝”突然再次现身。这一次现身与上一次大有不同,上一次人们都不知道“朱皇帝”的真身是个什么样子。而这一次“朱皇帝”却公然出现在街头,身穿道袍,手拿拂尘,分明是个游方道士的扮相。

这位装束为游方道士的“朱皇帝”流窜于咸阳、周至两地,逢人便说自己是崇祯皇帝的嫡系后人,并说自己颈后有“龙根”、舌下有“龙须”,左边掌心有“日月纹”,右边肩头有“金龙鳞”,将来凭此执掌江山,若自愿跟随其身边者,将来封一个“并肩王”,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若不愿跟随其身边者,将来必有祸殃缠身。

如此怪力乱神的邪说,居然蛊惑了大量没有文化的穷根子,纷纷表示愿意追随“朱皇帝”鞍前马后,只等皇帝执掌江山之后,让他们顿顿吃白馍,一人再赏两个罐子,一个罐子装白糖,一个罐子装红糖,肚子饿了,拿着白馍想蘸白糖就蘸白糖,想蘸红糖就蘸红糖。乖乖,这才是开国功臣该过的日子。

倘若仅凭“朱皇帝”一个人的邪说,只怕还不够笼络人心。当地有个道姑,名叫但明贞,与吴永惠、何致富两个道友,笼络了一帮道士,聚集在朱皇帝的身边,到处蛊惑人心,说什么朱皇帝是“真命天子”转世,三年之内便可一统寰宇,到那时大明重建,气象一新,凡是归顺者一概封赏。

在这伙“妖道”的蛊惑之下,归附“朱皇帝”的人越来越多。咸阳富绅李应奎,为了出人头地,抢先把自己14岁的女儿献给“朱皇帝”。“朱皇帝”龙颜大悦,封李应奎为“太师”。如此一来,又是许多人家争抢着把女儿送给“朱皇帝”为妃,都想在朝中混个一官半职。

有了数千“臣民”拥护,“朱皇帝”、“李太师”,以及道姑但明贞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经过但明贞与“太上老君”一番沟通之后,认为五月八日是个兴兵起事的吉日,并将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所写“待到来年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改为“只等今年五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作为起事的口号。

“朱皇帝”遂与众“大臣”定下进攻路线,先率兵夺取周至县城,而后东进长安,在长安正式登基之后,再拿下整个陕西,随后分派大军一路南进,一路北伐,天下指日可待。

这一来,引起了陕西督军陆建章的重视,立即委任稽察处长张藩打探虚实。张藩探查清楚之后,请示陆建章速速派出军队西进截击。

此时,“朱皇帝”的大军已经从武功县渡过渭水向南进攻周至县。陆建章派出的军队跟“朱皇帝”的大军在渭水南岸相遇,随即展开激战。

虽然“朱皇帝”一方人数众多,但是锄头粪叉子不是洋枪火炮的对手,枪炮一响,狼狈逃窜,伤亡不小。官兵抓到数百名俘虏,其中包括但明贞、吴永惠、何致富等几个首要人物。但“朱皇帝”与“李太师”闻枪炮声而遁逃,一直没能找到其踪影。

为了震慑那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糊涂虫,张藩在请示陆建章之后,将但明贞等人施以前清的斩首刑,将首级挂在高杆上示众,以此杀鸡儆猴。

半个月后,有人在武功县的一个村落中发现了“朱皇帝”和“李太师”等人的踪影,张藩立即派人将这伙人全部抓获,随即将一种逆贼押解到省城,交由陆建章亲自审讯。

审讯过后,真相大白,这个“朱皇帝”还真的姓朱,名叫荣宗,原本是四川“斋门”中人,苦读圣贤书,只求通过科举光宗耀祖。不曾想清室覆灭,改号,断了他这种腐儒的科举之路。他心有不甘,整天闷闷不乐。他的老师姜浩天开导他时,为他相了一面,说他后颈处凸起的一块骨头是“龙根”,舌头下一条横纹是“龙须”,左手的纹路是“日月纹”,右肩的胎记是“金龙鳞”,这是“真龙天子”之相,前途不可限量,不如效法洪武皇帝朱元璋于乱世之中称王称霸,做一个当世奇男子。

不知道这位姜老师是胡诌白扯,还是诚心算计他。朱荣宗这头傻驴竟然真的以为自己是明朝皇族后裔,天公赐他四样印记,只等他茅塞顿开之时,重建大明江山。经过姜老师的又一番占卦,算出陕西是他的发祥之地,于是他来到陕西安康一带,妖言惑众,迷惑人心,居然真得有几千人信了他的话。

不过这次起兵很快就以失败告终,此后两年他身穿道袍行走在陕、甘、川、滇、黔等地,意图积攒力量,东山再起。几次遭到通缉后,不得不再次回到“龙兴之地”,于是又搞出一幕“先克周至,再克长安”的闹剧。

查明案情之后,陕西督军署发出行文,要求将朱荣宗、李应奎一等妖言惑众,意图谋反之人在闹市处决,借此震慑人心。再派人去四川抓捕“斋门”门徒,尤其是当年为朱荣宗看相的姜老师,必须严惩不贷。

至此,一桩“朱皇帝”案宣告收场。虽然“朱皇帝”伏法,但那位给他看相的姜老师却似乎真有未卜先知的能耐,不等官兵到来,早已嗅到风声而扯呼,从此再无人见过他的身影。

以笔者个人的观点来看,这位姜老师纯粹“耍活宝”,倘若朱荣宗成了气候,他就可以跟着沾光。倘若朱荣宗成不了气候,他权当押错了宝,赌输了一局。由此可见,这位姜老师才隐藏关卡之中真正的暗黑破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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