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大饥荒原因(1962年大饥荒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脑子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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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待吃脑花的女生？」

如果在知乎上搜「猪脑」，或许可以看到一个五年前提出的老问题 ——「女朋友喜欢吃猪脑，还要不要在一起？」

鉴于年代久远，当事人情感状况尚不可知，否则我一定要留言：建议分手，不要耽误爱吃脑花的女生。

相比香菜的基因属性和内脏的独特气味，脑花这种颇具争议性的食物门槛更高。各国烹饪观念的不同，让脑花难以被主流文化接受。除了中国，其他吃脑国度大多隐秘存在于异域文化。在 BBC 纪录片《The Secrets of Your Food》中，主持人在伊斯坦布尔吃了一盘羊脑沙拉。他面对清真寺，坐在露台上，轻咬一口淋了柠檬汁和橄榄油的羊脑，奶油般的质地在口腔中化开，他闭紧双目、咬紧上颚，露出仿若高潮的面部表情。

这是西方世界对异域风情的探险，毕竟在众多丧尸电影中，吃脑子被塑造成恐怖情节，抑或是汉尼拔那般以「吃人」为饮食习惯的高智商变态。在他们评选的「史上最糟糕食物」中，猪脑子名列前茅。针对中国人这一口味，主流声音从未停止过直白的调侃和讽刺；而在国内，吃脑花的处境也并不乐观，火锅里的猪脑，也成为检验友情的试金石，毕竟，在大多数时候，涮脑花前需要警惕地问一句「我能点脑花吗？」，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共冶一炉」。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种深入脑髓，直达灵魂的美味，或许是少数人心中「西瓜最中间的那一口」。

相比宋代就开始的全民内脏狂欢，脑花深藏骨头之内，加上动物的眼睛一直被认为是死去的标志，头更难免让人心生退缩，不到逼不得已，很难想到去发掘它的吃法。即使个别史料里可以窥见一些情节，但我们并未在中国人的全民「食脑史」中得到准确答案，暂且只能通过一些佐证旁敲侧击。

煮熟的脑花充分吸入了锅底的滋味，质地像豆花一般松软滑嫩。

在猪脑花的高光之地重庆，生活拮据的码头工人，把码头上回民丢弃的牛下水捡回家，加入辣椒、花椒、姜、蒜、盐等辛辣的调料煮食，既能饱腹，又能驱寒、祛湿，成就了重庆火锅的诞生。后来，脑花和猪天堂（猪嘴上腭的那一圈肉）等猪下水，也陆续进入廉价火锅食材的选择，并伴随着后来扬眉吐气的重庆火锅走向全国。

而作为重庆邻居的四川，除了用冒脑花撑起一片天，兔头也是四川人挖掘的美味点。

1960 到 1962 年，大饥荒席卷全国，四川城乡人民为了生存，开始养起了以草为食、不与人争粮、不与猪禽争饲料，且繁殖较快的兔子。食物匮乏的年代，任何肉类都能成为活下去的希望，兔肉开始成为很多人的食物选择。

后来的 20 年间，兔子除了作为食材来源，皮毛更伴随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直到 1986 年国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兔皮及其制品出口衰落，四川人才开始「全职吃兔」。

吃兔头，可以先把上下颚掰开，咬出兔舌，再吃兔腮；然后啃兔脸，吃干净外部的肉，最后吮脑花。©中国餐饮网

但是这个时候，兔头还是没能进入四川人民的视线，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成都双流县有个女工人觉得扔掉的兔头可惜，试着用火锅料熬煮加工，才有了现在的标志性 IP「双流老妈兔头」。

无独有偶，在浙江衢州，鸭头的历史也没有太久远。上世纪 50 年代衢州有一家冷冻厂，专门杀鸭、取鸭毛和鸭肉，鸭头则被丢弃，当时生活水平比较低，当地有穷苦人家就把鸭头买回去（ 3 分钱一斤）烧着吃，大概是觉得味道不错，一位阿姨为了补贴家用，就在家门口摆摊。鸭头成本低、销路也不错，逐渐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鸭头生意经」，带动了整个衢州地区的鸭头文化。

伴随着鸭头的出圈，衢州人民直接举一反三，开创了当地特色吃喝「三头一掌」，即鸭头、兔头、鱼头、鸭掌。但是相比衢州当地的吃喝宝藏，真正让鸭头全国闻名的还是 2000 年左右崛起的武汉鸭货系列。

虽然我们找不到明确的中国「食脑史」开端，但是通过这些佐证还是可以判断，中国人的这一饮食习惯并没有很长，而食用的原因大抵是生活拮据。

在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女生吃「头」，进而吃脑花的操作，在以保守著称的古代，就已经出现了相关情节。

《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几个老婆吃酒，宋惠莲用一根干柴，把猪头炖得软糯稀烂。《红楼梦》里不拘小节的史湘云，啃着鸭头，还能说出「这鸭头不是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的酒令，可爱飒爽瞬间鲜活。

用这些信息可以间接回复文章开头的那位先生：女性吃脑并非原罪，更有可爱的一面。作为当代脑花爱好者，下面这份「脑花食用指南」可以为你打开脑花的大门。

在所有脑子中，虾脑显得小家碧玉。梅雨季的初夏，是一年一度河虾成熟的季节，太湖里的雌虾，虾腹上挂满了饱满的虾籽，虾脑晶莹闪耀。只卖一个月的三虾面，吸引着无数人到访苏州。

三虾面通常是菜单中最贵的品种。说起来面条与河虾皆不是什么稀罕物，但贵在人力成本上。©裕兴记

三虾面，就是指虾头、虾脑、虾籽。虾头在水里焯一下，师傅小心翼翼的挑出来呈颗粒状的金黄色虾脑。一碗精细的三虾面，虾脑既是视觉上的点睛之笔，也可比肩蟹黄的颗粒感，鲜味在口中四散。

吃鱼脑不一定聪明，但一定好吃。

美食作家安东尼·波登在一篇描写中国人吃头的文章《Dead Heads》里，讲过一个富商和鱼头的故事。大抵是一伙强盗用鱼头测试抢劫到的富商是否有家底。如果面对一条鱼，富商先吃腹部的肉，强盗会毫不留情的对着脖子抹一刀。如果先吃鱼头，那么强盗便会推断这是一位有家底且有品味的富商，会留下他的性命，进行勒索。

剁椒鱼头是湘菜的代表菜色，以河鱼鱼头，辅以湖南特色剁辣椒，一同蒸熟即可。©Thermomix

吃鱼头当然是懂行的人，鱼头里有丰富的胶质，鱼脑也有类似果冻的滑嫩感，从鱼头炖豆腐到鱼头泡饼、剁椒鱼头，虽然鱼头可以撑起一个主菜，但是鱼脑才是一桌人筷子下争夺的目标。

鸭头、兔头、鸡头、鹅头的脑花，质地和大小几乎可以归位一类，都属于小吃怡情的范畴。个头小，第一次尝试一闭眼就能放到口里，也是闲暇解闷的首选，最适合悠哉放松时独享。

鸭头上的肉不多，其中又以鸭脑最为肥腴软滑，集整个鸭头的精华于一处。

我更享受在食用这种脑花时，不要对半切，而是自己慢慢拆解，为了获得一颗完整的脑花，可以消磨一集电视剧的时间 —— 从嘴部入手，掰开脑壳，第一口一定要吸走脑花，感受稍纵即逝的绵密软嫩，在舌尖还有最后一点触感的时候，突然回神这已然下肚却未尝尽的不舍。

接下来就是敲髓吸汁吮骨，最好来上一杯啤酒。用一碟头脑，进补无人打扰的夜晚。

从外形上，猪脑花的纹路已经先挑战了大部分人的勇气，但是猪脑花也用自身实力证明了「外形有多可怕，内里就有多绵密软糯」的定律。

按食物重量 100 克计算，猪脑的胆固醇含量为 2571 毫克，羊脑为 2004 毫克，牛脑是 2447 毫克，在反养生只注重享受的脑花爱好者眼里，胆固醇高意味着什么？当然是好吃啊。

采用新鲜猪脑冒煮，配以海椒、花椒粉以及其他佐料，气味醇厚，入口绵软、香而不腻、油而不肥。©麻辣闯天下

第一次尝试猪脑花建议和「吃同道合」的朋友来一顿重庆火锅，因为第一次尝试过后，你一定会忍不住分享这种世间难得的体验。经过红油洗礼的脑花，外面包裹着一层红亮的油花，猪脑嫩到不用牙咬，轻轻一抿就在口腔中化开。像豆腐的滑嫩，但是又多了一份软糯、绵密和脂香，所有的温柔词汇都想汇集成册送给它。

不过不要以为猪脑缺了红油的遮盖，就无法入口，在广东，一碗天麻猪脑汤，会让你体味猪脑的鲜甜。

其实，脑花跟下水类似，贫穷时期的选择实属无奈，可出身并不意味着味贱。所有食物都是平等的，懂得料理和品味脑花，是中国人的吃喝智慧。食物没有国界之分，也没有男女之分。

参考资料：

《舌尖上的衢州——鸭头》麦兜

《四川人为什么爱吃兔兔》大象公会

河南老农收留日本伤兵，当亲人照料47年，对方回国后如何报答？

1998年11月，日本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电视剧，名叫《惊世情缘》，内容讲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失败后，一名流落在中国的日本伤兵被一个农民家庭收养照顾的故事。许多日本人在看完后被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所打动，纷纷落泪，就连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也为之震撼。

这部电视剧讲述的事情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过的。

1945年，中国河南省南召县的一位农民遇到了一个身负重伤的日本兵，这位农民非但没有趁机报复，反而以德报怨，将其带回家悉心照料，而这一收养就是足足48年！

这位农民在去世前仍不放心，他一遍遍地叮嘱儿子继续照顾这名日本兵，就这样孙家三代人都撑起了照顾日本兵的重担。最后在农民儿子的努力下，这名日本兵找到了日本亲人，返回了故乡。

那么，这名日本老兵回国后，是怎么报答当年收养他的老农一家的？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这个农民叫孙邦俊，关于他和那个负伤日本兵的故事，还要从1945年说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霎时间全国百姓都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欢呼。

大部分日本战俘被集中管理，等待分批遣返，也有一小部分士兵因为掉队而在中国四处流浪。

战争之后，百废待兴，许多百姓仍然为生活发愁，河南南阳南召县的孙邦俊也是其中之一。这天，他如往常一样老早出门去集市卖货，一家就指着他这点收入过活，谁知这一出门钱没挣多少，还捡回来了一个日本伤兵！

孙邦俊刚到集市上把东西摆好，摊前就来了一个人。对方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好像不会说话，但是孙邦俊还是从他的衣服看出来这是一个日本兵！

街上的其他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个事情，都开始朝这边看来，还有人指指点点，口中语气不善：“这是个老日（日本人），快把他赶走。”

孙邦俊望着眼前受了伤的日本兵，内心五味杂陈：听过见过的日本人的恶行数不胜数，过去经历过的那些事，说不恨他们是不可能的，若是还在战时，他可能早就气得拿起扁担抽对方一顿。但现在日本已经战败，大部队仓皇而逃，这些被留下的伤兵手无缚鸡之力，也挺可怜的。

这个日本伤兵好像不会说话，也可能是语言不通，只是颤抖着手向孙邦俊比划着要吃的。孙邦俊叹了口气，从袋子里掏出了两个窝窝头递给对方，那人感激地连连弯腰鞠躬，随后捧着窝窝头狼吞虎咽，没多久就全下肚了。

旁边的老乡看了直摇头，道：“这老日就像秋后的蚂蚱，没几天的活头了。”

孙邦俊一听，一个念头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带伤兵回家。

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心地善良，这是几千年来沉淀在血脉里的特性。孙邦俊想了许久，实在不忍心放任这个日本兵冻死饿死，那毕竟是条生命。于是他匆匆收了摊，示意日本兵跟他走。那日本兵感受到了孙邦俊的善意，竟真的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孙邦俊的妻子张金荣看丈夫这么早就回来了，还没问原因，就发现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待她打量清楚之后，吓了一跳，连忙要关门。

孙邦俊拦住妻子，开导她：“要不是日本发动战争，他们也不用千里迢迢背井离乡地来打仗，现在战争结束了，他这个样子四处跑，迟早要饿死。咱咋能忍心看他丢命呢？”

张金荣本就是个心软的人，听丈夫这么说，便同意把伤兵留下。两个人帮他脱掉了那身令人厌恶的日本军装，找来草药敷在清理干净的伤口上，又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还在家搭了一张木板床给他睡。

就这样，这个日本伤兵在孙家住了下来，谁也想不到，这一住竟是47年。

周围的乡亲邻里都知道孙邦俊收留了一个日本人，起初意见都很大，许多人都劝孙邦俊把他赶走。对此，孙邦俊挨个解释：“他也是个苦命人，日本为了打仗征兵，他或许不是自愿要来的，只是没有办法。说不定家里的亲人还在盼着他，现在他也没干什么坏事，就留下吧。”

农村人淳朴善良，听孙邦俊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计较，大家有时候还帮着接济一点，能帮上忙的时候也帮一把。当时这个日本兵由于头部有伤，语言能力受损，没人知道他的姓名，为了方便称呼，大家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门野郎。

对于孙家来说，多了一个人，粮食消耗得就快，再加上小门野郎饭量大，每次开饭都第一个冲到锅边，一顿能吃两大碗。如果小门野郎能够帮忙干一些农活也是好的，毕竟在农村，劳动力十分重要，可他偏偏他不会干......不管孙邦俊怎么教他，他都学不会。

比如孙邦俊带小门野郎去割草喂羊，小门野郎就认准一种草拔，忙活半天还不够一头羊吃的；孙邦俊教他除草，他拿着锄头却分不清庄稼和杂草，通通除掉......

孙邦俊十分无奈，只能让他去捡一些干柴给家里用，省下好柴拿去卖掉换点钱，贴补家用。

上世纪60年代，饥荒突袭，当时因为吃不到粮食而饿死的人有很多，更别提想吃一顿包饭了。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孙家也没有放弃日本兵，而是尽量保证他的口粮。在那三年里，孙邦俊的大哥大嫂都因过度饥饿而相继离世，小门野郎却挺了过来。

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天，小门野郎就因为头上的枪伤复发得了偏瘫症，躺在床上不能起身。孙邦俊夫妇轮流照顾着他的起居，还要凑钱请大夫来治病，本来家里就不富裕，这下更是穷困。为了让小门野郎快点好起来，家里的细粮都紧着他吃，两只母鸡下的蛋也全到他的肚子里去了。

到了晚上孙邦俊也不放松，只要小门野郎有一点动静，他都要出来看看，帮他掖被角，端屎端尿，大冷天也不例外。两人非亲非故，中间还隔着民族大恨，孙邦俊能做到这一步实在令人敬佩。

在孙家人8个月的悉心照料下，小门野郎终于康复了。

孙邦俊不仅收留他照顾他，还时时惦记着帮他回家。早在1955年的时候，听说政府开始遣返日本战俘，孙邦俊连忙领着他赶到镇上。可是因为小门野郎记忆缺失，说不出自己叫什么，家住哪里，政府一时也难以找到他的家人，无奈之下，孙邦俊只好把他领回家继续照顾。

1962年，孙邦俊病重，临死之前，他还惦记着自己“捡”回来的这个日本伤兵，担心没人照顾他。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叮嘱：“我走之后，你要好好照顾他，如果有机会的话，帮他找到家人，送他回去团圆。”

孙保杰含泪答应了父亲，从此以后他果真如同父亲生前那样，继续照顾着小门野郎。

那个年代，和日本人扯上关系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件事。小门野郎在孙家被善待，却没有给孙家带来好运，反而接二连三的有坏事降临。

孙保杰17岁那年，因为成绩优异被南召师范录取，这对于孙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可到了政审环节，当审核人员得知他家里还“藏”了一个日本伤兵的时候，立刻警惕起来。就这样，孙保杰失去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只能回家种地。

河南农村老照片

特殊时期，孙保杰更是处处受难，因为他家里有个日本人，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孙保杰的婚事就这样一直拖着，眼看着其他同龄人的孩子都下地跑了，他还是独身一人。不过好在有一位姑娘看中了他的善良，愿意和他一起受苦，这个姑娘就是王成香，多年之后，也是她一直在讲述着孙家人所做的这一切。

在特殊时期，孙保杰更是经历着狂风暴雨般的冲击，可是他不愿意违背心意，把一切的错都推到一个痴傻的老人身上，只能咬牙自己撑着。孙保杰仿佛忘了自己因为这个日本兵而碎掉的读书梦，忘了因为他受过的种种苦，只记得父亲的叮嘱，年复一年地照顾着这个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亲人”。

1975年，一场大水灾降临，对于原本就困难的孙家来说，如何度日成了难题。可偏偏这个时候小门野郎的关节炎发作了，孙保杰看他难受的样子，只好咬牙送他去医院治病，家里没钱就去亲朋好友处借。在医院里，孙保杰一家轮流照顾着病人，陪床、护理、端饭无微不至，但是因为钱不多，不能长期住院，没多久就挪回家中休养。

为了尽快让小门野郎恢复起来，孙保杰还买了《针灸学》等书自学，等学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在他身上实践。经过5个多月的治疗与照料，小门野郎再一次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在照顾好他之后，孙保杰开始着手寻找他的家人。

在那个年代，即时通讯对于普通人来说还很困难，更何况是生长在山村里的孙保杰，但他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写下一封封的书信寄往各地，收效甚微后，他索性撇下家中的农活，开始四处奔走。好在他的妻子支持他，他的孩子也逐渐长大，能帮着家里干活。

一天，孙保杰来到县政府，将情况详细反映清楚后，县政府联系了日本驻华使馆，可对方却要求提供日本兵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孙保杰只得另寻门路。因为线索少，孙保杰多次努力最终都落空了。这段时间为了帮日本伤兵寻找家人，孙家欠下了3000多元的债务，许多人劝孙保杰放弃，别再干这不靠谱的事了。

对于山里人来说，别说帮一个不知道家在哪里的日本兵回家了，就是他们自己，连去日本怎么走都不知道。可孙保杰仿佛是继承了他父亲的倔脾气，认定的事就要坚持到底。他知道自己是在大海捞针，但是日本伤兵已经年迈了，身体又不好，如果不早点找到家人，可能就没机会团聚了，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他希望小门野郎也能够回家。

1990年，河南南阳与日本南阳结交为友好城市，许多日本人来访，孙保杰在得知后连忙赶到南阳政府，请有关部门与日本到访者联系，希望他们能够把小门野郎的照片带回去，在日本发一个寻亲启事。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日本寻亲却没有任何消息。

这对于孙保杰来说，只是众多失败中的一次，并不足以令他立刻止步。

1992年，日本派了一个访华团来南阳，王保杰再次带着小门野郎来到访华团面前，谁知这一次竟然有了收获。访华团里的津田康道曾经也是士兵，在看到这个痴傻老人之后，瞬间就认出了他是自己多年前的队友石田东四郎。

津田激动地上前拥抱，可石田没有给出任何反应，一如往常那呆呆的模样。

津田康道回国后找到了石田家，告诉东四郎的弟弟小十郎，他的哥哥还活着。这个消息对于石田一家来说无疑是震惊的，毕竟当年大家都以为石田东四郎早已经在战场上战死了，怎么可能还活着。

为了进一步确定伤兵的真实身份，众人决定用科学的方法进行验证。1993年，在日本任教的华人于东海接到了日本有关部门的嘱托，来到了孙保杰家，用特殊容器抽取了伤兵的血液作为样品，带回日本检验。

不久之后结果就出来了，石田一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伤兵就是石田东四郎，鉴定结果还在1993年3月12日公布在日本报纸上，瞬间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详细记叙此事的《伤兵东四郎》

时隔多年，大家终于知道了小门野郎的真实身份，他的真名叫石田东四郎，家住日本秋田县增田町，曾在东京农学院读书，1942年入伍，后来被调往中国参加战斗。当时他和津田一起执行特工任务，津田是上司。1945年8月15日，他们所在的部队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大部分人被消灭，只有少数人幸存，但是石田东四郎也就此和大家走散。

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个人没了下落，自然都是往坏了想，所以石田家的人才会以为石田东四郎早就已经不在人世了，如今乍然出现，大家都十分想见他，就连日本民众也想看一看这个被中国农民收留了半个世纪的伤兵如今怎样了。

于是在1993年6月，日本播州访华团专程前来接石田东四郎回国。

在众人都惊叹着这一奇迹时，孙家却弥漫着另一种情绪，一方面替石田东四郎开心，终于能够和家人团聚了，另一方面大家相处几十年，早已把彼此当做家人来看，如今要分别，又难以割舍。大家都默默地为石田做着回国的准备，虽然也没有多少东西能给他带上。

6月9日，访华团抵达南阳，石田小十郎激动地抱住了已经81岁高龄的哥哥。但石田东四郎因为头部曾受过重伤，记忆缺失，面对小十郎丝毫没有反应，他似乎根本记不起眼前的人是谁了。

在众人准备带石田东四郎回日本的时候，石田东四郎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孙保杰，一步也不愿意走，无奈之下，小十郎只好请孙保杰护送哥哥回去，也好让家人好好感谢他一番。

在一行人离开的时候，孙家大大小小和附近的百姓们送了一程又一程，无言地表达着不舍之情。

6月11日，飞机抵达大阪，孙保杰和石田东四郎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和民众围了起来，原来在此之前，日本的新闻媒体就已经报道了日本伤兵被中国农民收养并照顾47年之久的新闻，引起了社会轰动。

大家热烈地向孙保杰表示谢意，献上一捧捧鲜花，石田东四郎则被亲人围住，他的妹妹泪流不止，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已经“阵亡”的哥哥。

当石田东四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秋田县后，秋田县的县长特地接见了孙保杰，还对日本侵华战争曾犯下的种种罪行表示忏悔，同时也感谢中国人心地善良，收养了石田东四郎。

后来，石田东四郎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墓地，这里有当初为他立下的衣冠冢。可神志不清的石田东四郎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孙保杰比划着对他解释，也没起到什么效果。大家在商议后，决定用笔把他的名字描成红色，表示此人还没死。

孙保杰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月，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几乎每天都有活动邀请他。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当其他人知道他就是那个收养伤兵的孙保杰后，整个车厢的日本人都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还有人高呼“南召人民万岁！”

在这一个多月里，石田东四郎与孙保杰形影不离，半个世纪的分别加上头部的伤，导致他对于家乡没有半点印象。对于他而言，相比于围在他身边的弟弟妹妹，一起生活了47年的孙保杰更像是自己的亲人，到了“陌生”的环境里，他连吃饭、外出都紧紧跟着孙保杰，生怕一不留神走丢了。

在日本待了几天之后，石田东四郎就开始拉着孙保杰表示要回家，孙保杰一边安抚他，一边等他适应这里的生活。一个月过去了，孙保杰惦记着家中的妻子和孩子，知道自己不能一直留在日本，便决定回国。

孙保杰上车后，石田东四郎以为他和往常一样外出，便也要跟着，孙保杰连忙拦下，比划着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石田东四郎这才没有跟上来。

回国后，孙家人一直惦记着石田东四郎，怕他不适应那边的生活。好在石田的家人也时常写信过来，告诉他们东四郎的近况。

孙邦俊的儿媳

1994年，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孙保杰一家的感谢，秋田县增田町町长石山米男到南召县太山庙考察，根据当地的地理特点，捐献300万修建“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这里的太就是指太山庙，增就是指增田町。

此外还捐赠了“千秋”、“王林”、“红富士”、“世界”四种苹果苗，希望它们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出美丽的中日友谊之花，并结出友谊之果。后来这片果木园发展到了300亩，生机勃勃。

同时，日本有关部门还邀请孙保杰的儿子孙碌峰前往日本留学，免费学习林果业。当初孙保杰因为石田东四郎而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如今他的儿子有机会能出国留学，也算是善因结善果了。在留学期间，孙碌峰还和一位日本姑娘坠入爱河，结为夫妻，后来两人一起前往巴西继续从事林果业研究。

在日本的时候，孙碌峰也去看望过石田东四郎，并把他的近况写在信中寄回家。

据他说，石田东四郎起初的烦躁现象已经减轻了许多，能够接受在那里生活了，经过检查，身体状况也比较好。东四郎现在住在二嫂家中，他的侄子侄女们对他很好，相处融洽。在见到孙碌峰的时候，东四郎明显要亲热很多，两人肩并肩挨着坐在一起，东四郎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1997年2月，孙保杰患了重病，不幸去世，石田一家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还专门发来电报吊唁。同年，南阳市人民政府友好访问团到达日本，双方在友好交流之后，决定把“中日友好太增植物园”扩建成高水平的植物园，每年还从南阳市挑选一批研修生前往日本学习，促进中日交流。

后来，孙保杰的后代出资修建了一座纪念厅，将祖辈救助石田东四郎的事迹绘成壁画保留下来，把双方来往的信笺展示出来，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个中国农民家庭为了和平、为了生命而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

一个曾经向中国人民开炮的日本伤兵，却在这个他对抗过的国家里受到了百姓的原谅与善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被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它发生在中国，孙邦俊与孙保杰父子两人虽然是普通的农民，却用实际行动让世人明白了什么是仁爱，他们以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座中日人民友好的桥梁，令部分日本民众对曾经的罪行感到愧疚。

这样大尺度的史诗电影，中国不会再有了……

香港电影，牛逼的很多，但有一部，看完是那种让人目瞪口呆，忍不住爆粗口说牛逼。26年前，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它击败李连杰演的《黄飞鸿》，周润发和张国荣演的《纵横四海》以及刘德华演的《雷洛传》，拿下最佳电影。

它就是：《跛豪》。

1962年，全国大饥荒，到处都是饿死的人，很多难民从大陆逃到香港，当中有个人叫：吴国豪。

吴国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自己变成小人物，他对一起在餐馆打工的弟兄说：在香港，最重要的就是钱，有钱女人就跟你了。想要赚钱，就要够狠，假如自己不够狠，就找个狠的罩着啰，什么样的人算狠呢，当警察的啰，卖的啰......

吴国豪够狠。奸商老板压榨他们，他就带着弟兄们把餐馆老板家洗劫一空。

吴国豪也是个粗人，搬回来的东西有一包苏格拉狗饼，大家吃的津津有味，以为这是一包苏格兰狗牌的饼。

通常来讲，一个心狠手辣的大老粗，最多也就做个打手。但吴国豪不一样，他很义气，就算是赌鸡，他也会买那只弱弱的厦门鸡，他说：就算是输，也要捧老乡的场。

当然，如果只有这些，吴国豪也就只能做做赌摊生意，赚点小钱，还不时挨大佬的揍。

吴国豪最牛逼的是，有一颗狼子野心，谁挡在他面前，他就要把谁吃掉。他知道，在那个乱世里，唯一的办法就是与更牛逼的大佬为伍。

当时的福建人，卖最赚钱的是肥彪，于是吴国豪就以老乡的身份，加上不要命的打打杀杀，成功的傍上了肥彪这个大款，从赌跨界到毒。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鱼龙混杂，号称：黑社会管治安，警察管黑社会。

吴国豪懂得未雨绸缪，他和做警察的大声雄做结拜兄弟，花钱给他买探长做；他免费提供给一个记者，日后也成了报社总编辑。

作家刘震云以前写过：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不缺朋友，或者不讲朋友了。

不得不说，吴国豪这一路，说到做到，他是最狠的人，也不断与更狠的人为伍。

到香港短短四年，吴国豪凭一己之力，开疆拓土，在外有势力，在家有贤内助，成为梦想中的大佬。

可古往今来，有一个个事实被无数次证明，那就是，出身卑贱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就会比谁都凶残。吴国豪的小弟搞了肥彪的马子，吴国豪反而对肥彪说：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情妇大家骑嘛，哈哈哈哈。

而肥彪是典型的笑面虎，笑面虎的特点是脸上堆着笑，背后捅你刀。吴国豪被肥彪陷害，左脚中枪，从此走一路来一瘸一拐，于是有了外号：跛豪。

1991年上映的《跛豪》，上映以后好评如潮，票房位居当年第三，获得第11届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奖，被人称为中国版的《教父》，在我看来，香港黑帮传记片那么多，拍的最好的，就是《跛豪》。

去年，王晶也拍了一部以跛豪为原型的电影《追龙》，但无论是从格局还是从角色刻画上，《跛豪》俨然更加真实，更具有史诗感。

两个跛豪

不过平心而论，《跛豪》还是和《教父》没法比，前者更加倾向场面，大环境，游戏规则和故事情节，而后者更加侧重人深层的性格，心理动机以及人本身的复杂性。

比如《教父》中有句台词我至今意犹未尽：让朋友低估你的优点，让敌人高估你的缺点。

而这种耐人寻味的东西，在《教父》中随处可见。

而电影《跛豪》里要更粗暴，吴国豪崇尚的是以牙还牙：你们玩，我就陪你玩呀，你们疯，我就陪你们疯呀，天王老子我都不怕。

吴国豪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肥彪，往死里整，先用美人计，再来个无中生有，直接把肥彪送进了监狱。

1968年的时候，吴国豪38岁，已经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了，这会的他傍上了总华探长雷老虎，春风得意，啤酒肚骄傲的顶上了天。

我前面说过，吴国豪这种人，字典里从来没有几分之几，要做就做第一。没几年后，他主动勾结金三角大王，企图称霸香港市场。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简称ICAC）成立，这是一个高度垂直，直属中央最高权力的反腐机构，事实上，廉政公署的出现，香港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性转变，并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吴国豪的靠山雷老虎，人称五亿探长，他懂得急流勇退，准备逃到加拿大。而吴国豪不信这个邪，他要只手遮天。

在他看来，没有遮不住的天，遮不住是因为砸的钱还不够多。

时代变了，他不信；老婆说，家里的钱够大伙吃十辈子，他不听；兄弟说，现在都有老婆孩子了，不要再打打杀杀，他不听......他只知道：全香港三十几个管区的警察都要来跟老子开会！

一个组织，领导人的一旦膨胀，而中层力量又跟不上，也就意味着衰败。

电影的最后，吴国豪在与另外三大家族的血拼中，被手下出卖，赔上了一众兄弟的性命，落荒而逃。

没过多久，廉政公署找上门，吴国豪被判入狱30年......

吴国豪，其实原型就是香港大毒枭吴锡豪，电影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1974年年底，被判刑30年。1991年因肝癌末期，获香港港督特赦出狱，出狱25天后，因病情恶化去世。

《跛豪》表面是一部枭雄发家史，却折射出香港六七十年代，由乱到治的深刻变革，是一部不折不扣香港黑帮史诗。

片中吕良伟把这个雷厉风行，心狠手辣，重情重义但又狂妄执拗的黑帮传奇演绎得淋漓尽致。加上郑则仕 、 叶童 、叶子楣、李子雄 、吴启华 、曾江等等一种配角生动出彩，《跛豪》就变得好看，变得有气势。

这片的导演虽然是潘文杰，但提起这部电影，大家立马想到的是出品人麦当雄，麦当雄出品的电影故事性强，无论选材还是台词，都十分大胆，片中各种性暗示语言，不计其数，血性程度，可谓惨不忍睹，当时在香港被列为三级。

香港电影中，人性泯灭在黄赌毒和权势中的黑帮电影，《跛豪》是巅峰，就像该片的英文名一样：To Be Number One.

一代枭雄沉浮史让人唏嘘，全片中，最温情的画面是吴国豪刚认为妻子那会，那会他会害羞，会让孩子骑在自己身上玩耍，会一家人在夕阳下吃饭......

或许，只有等我们领教了世界是何等凶顽，才会幡然醒悟自己的世界曾经是那么温存和美好。就像片中跛豪，不可一世的他，直到上警车的时候才清醒的看着对面的兄弟说：我是不是醉了......

1960年大饥荒，发生了许多令人费解之事，也让几代农民记忆深刻

1960年大饥荒中的一个小故事，流传至今：我们大队来了一位脱产干部（当时每个大队都有县、公社派来的包队干部），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爷爷以为家里来了客人，就纷付奶奶，晚饭煮了点稀米汤，用黑面拌了点洋芋卜拉，招待他。

他吃完饭后，晚上就去找大队支书刘建庚，批评道“还说你们大队社员沒粮吃，今天我到附近有一棵大杨树的那家，就吃得很好嘛！”第二天天还未亮，刘支书就来找爷爷询问，给×ד吃了什么好东西”！爷爷回答：“稀米汤加黑面洋芋卜拉，哪有什么好吃的”。

此事传出后，这位干部走到哪个农民家里，都只给喝点稀汤。数天后他因饥饿导致浮肿严重而回老家。爷爷奶奶宁愿让全家人饿着肚子给他多吃了一点，这种待客之道却受到了出卖与批评！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1959年由于是全大队统一分红（就是分配），第一次实行“人七劳三加照顾”的分配政策，又遭遇自然灾害，加之多征了公购任务，社员口粮不足，还吃了几个月大灶饭，浪费不少。

1960年春季，每人每天供应量由1斤减为8两，当时使用每斤16两的称，8两相当于现在的5两，无法维持，大灶解散。社员家里大多数没有存粮，后来又减为6两，相当于现在的3.75两，只能以米糠、野菜、榆树皮充饥，山中野菜挖光，多数榆树被剥皮，榆钱子成熟后，大多树枝被折断，人人面黄肌瘦，个个浮肿（营养不良性水肿）。

我母亲常常念叨说，我那时4岁，由于吃不饱饭，顿顿吃饭哭闹，她和我父亲只能从碗里匀一点。有一次外公家s了一口母猪，给我家送来了大约3斤多猪肉，奶奶做熟后，给全家10口人每人分一点，我由于1、2年多没有吃到肉，嘴馋极了，不但吃光了父母亲的那份，还跑去吃爷爷奶奶的那份，吃得多了，上吐下泻，损伤了胃肠，以后几年都不吃猪肉。这些我都不记得。

我仅仅模糊记得有一次，爷爷和父亲、三叔在杏树梁梁耕地，奶奶烙了几个莱饼，给我和四叔每人吃了1个后，让我俩送到地里去，3人每人吃一个，我看见爷爷和父亲吃菜饼，香得直流口水，眼睛直鼓鼓地一直在看他们吃，爷爷和父亲知道我没吃饱，一人给我掐了一小片吃了。

我们家的一个大窑洞，是生产队仓库，存放着1万多斤粮食，政策制度非常严格，大队干部沒有权力动用。父亲曾经说，邻队有2个干部私自动用仓库粮食而被判刑。

后来县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问题的指示信》和西北局对甘肃问题的十五条指示精神，安排了大量救灾返销粮，加上动用了生产大队的储备粮，逐渐增加了口粮供应，先增加到8两，再增加到12两，最后达到1斤（防止一次性增加后，社员吃得过多而发生撑s现象）。

夏粮小麦、碗豆、洋麦成熟后，国家又减少了公购粮任务，吃粮逐渐好转，加之雨水充沛，洋芋在农历七月就可挖吃，至秋粮糜子成熟后，社员才熬过了大饥荒。

环县由于干部多数是老革命，虚报浮夸不严重，较甘肃省其它地方灾荒轻得多，我们大队没有饿死人。灾荒过后的1961年，个别社员向上级反映了刘支书瞒报产量之事，被撤销了大队支书职务，但他对农民的好处，刘口子大队的社员不会忘记！

1960年的大饥荒，让几代人记忆深刻，也成为教育后代的一种教材。爷爷后来的口头禅是“你们不好好干活，浪费粮食，再遇个60年，就得饿s！”农闲吃稀，农忙吃稠，午饭以细粮为主，晚饭以洋芋炒面为主，也成奶奶的持家之道。

包产到户后，农民对于吃不饱记忆犹新，尤其是对1960年的大饥荒更是记忆深刻，劳动干劲十足，打下了很多粮食，今天农村60岁以上的农民，仍然坚持种地，很多家庭都贮藏着大量粮食，最多存粮有3万多斤者（任志彦家族往事之十，未完待续）

湖南老照片：1946年衡阳大饥荒灾情和百姓生活的景象

1、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的南方发生了时期最大的一次饥荒，发生在1946和1947两年间，据统计，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1946年4-7月，饥荒遍及湖南全省。图为行政院院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衡阳第四粥厂的指示牌子 。

2、当时，湖南的灾情惨状被美国媒体《生活杂志》得知后，于1946年5月派遣了记者到衡阳地区采访，留下了这些现场的照片，真实再现了衡阳地区的灾情和百姓生活的惨状。

3、堆放在仓库里的赈灾物资。

4、正在粥厂用大锅煮粥的工人。

5、在排队等候吃粥的小孩子。

6、一位小孩引领四名准备到粥厂吃粥的盲人。

7、一个施粥点，一名教会的修女正在给饥民们盛粥的情景。

8、正在一个施粥点吃粥的饥民们。

9、一位小哥哥在给弟弟喂食的情景。

10、饥民在围观一位老伯在生火煮粥的情景。

11、一名教会的修女正在给坐在石阶上的一户饥民盛粥的景象。

12、一名孩子在施粥点手拿瓷碗准备盛粥的景象。

13、一名衣衫褴褛手拿瓷碗准备盛粥的儿童。如果他仍活在世上的话，应该也年近八十岁了。

14、睡在街头石阶上的几个饥民。

15、遭受饥荒的人们，个个皮包骨头，露出了一根根清晰可见的肋骨。

16、饿得骨瘦如柴的乞讨的老奶奶影像。

17、一位老伯在生火煮粥的情景。

18、背着孩子的妈妈正在摘野菜的景象。

19、草根搜掘殆尽。饿成骷髅的灾民。

20、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粤汉铁路几百里，两侧少见鸡犬人烟，田地里野草茂盛。可谓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尸骨枕藉，惨绝尘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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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实行按劳分配加照顾政策，社员积极劳动，人均口粮400斤

1962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畜力比较弱，种地一半靠人挖，粮食收成尚可，国家又减免了部分公购粮任务，社员平均口粮400斤左右。我家10口人，5个半劳力（姑姑15岁），分得粮食近5000斤。

1961年，由于上年的大饥荒，社员没吃粮，牲畜没有饲料，生产队仅有的不到30头牛、驴，死的死，乏的乏，羊只也死了大约1／3，造成1961年春耕春播困难，只能靠人挖种地，春季口粮不足，社员也设有力气。

我爷爷喂养的2头牛、2条驴，由于精心喂养，还可以耕地、播种，而生产队半数户喂养的牛、驴，乏得都无法耕地。

1961年春，生产队大灶解散后，父亲任正东24岁时，被社员推选为生产队长。生产队长官虽小，事不少，要以身作则，带头劳动，踏实公平；还要有丰富的种地经验、统筹和谋划能力，使社员各尽其能，父亲在爷爷的指导下，不但安排得比较妥当，而且运气也好（农民称为做庄稼“土头重”），种啥啥收获。

当时种植的品种有小麦、洋麦、碗豆、糜子、谷子、荞麦、燕麦、黑豆、白豆、玉米、高粱、洋芋、胡麻、芸芥、麻子等15种，一部分地力较差需要休耕，并与轮作兼顾，种植的品种、数量、时机，要依据气候情况灵活掌握（每年不是每个品种都丰收或歉收，如果谋划得好，可达到多种的丰收、少种的歉收的效果）。

1961年虽然风调雨顺，由于畜力比较弱，种地多数靠人挖，虽然没有严重自然灾害，但粮食收成不好，国家减免了大部分公粮和全部购粮，又调拨了大量返销粮，平均口粮约350斤左右，社员免强吃饱。

1962年《农村工作二十三条》出台，农权下放，实行以生产队为分配单位，再次实行“按劳分加照顾”、“掐高线”的分配政策：即粮食除去公购粮、储备粮、籽种、饲料等后，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照顾”是指劳动力少的家庭，人均口粮不能低平全生产队平均口粮的80％；“掐高线”是劳动力多的家庭，人均口粮超过平均线的130%时，多余部分“掐掉”归集体（在执行中，也与生产队队长有关，有的按上述规定执行，有的则根据自己的亲远或关系执行，超出110％即“掐”除）。

国家精简机构，刘口子管理局（管理刘口子、王山口子、郜庄3个大队）撤销，刘口子大队划归耿湾公社管辖。由于脱产干部减少，刘口子大队沒有包队干部，农业生产主要由大队、生产队领导负责，也就少了一些嗐指挥，农业生产真正由生产队社员作主。

我们任洼子生产队有3个庄头（马鞍山、任洼子、箫岭子），9户64人，南北1.5公里，东西2公里左右，有耕地1200余亩，其中掌台地约700亩，地力较好，塬地约500亩，地力较差。

这一政策极大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挣不到工分的家庭，只能分配到平均线80％的口粮。1962年的大致分配方案：总产量45000斤，公购粮5000斤，种子、饲料8000斤，储备粮6000斤，分配26000斤，人均400斤，全生产队劳动工分105000个，日值粮食2.5斤，我家挣工分19500个，分得粮食近5000斤，在奶奶的省吃俭用下，生活逐渐好转（任志彦家族往事之十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