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相(日月相冲)

时间：2024-01-14 18:35:52 作者：倚势凌人来源：网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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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四时之序——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千万别被这个星座的外表欺骗，温柔是他，暴烈还是他
未解之谜：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7）科技篇

顺四时之序——中国人的生存智慧

中国人四季观念的形成可以从“春、夏、秋、冬”这几个字的本义见出一些端倪。“春”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草的种子推土而出，开始生根发芽了。《说文解字》：“春，推也，从艸从日，艸春时生也。”作为季节的“夏”字是假借字，本义为“雄武的中国人”。《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假借指代一年第二季。“秋”字本义指成熟的庄稼，《说文解字》：“秋，禾榖孰也。”甲骨文的“冬”字像一根绳子两头都打了结，本义表示“终”。从“春、夏、秋、冬”这四个字的原初意义，我们可知，中国人从人文之初就与天地自然紧密联系。臧克和先生认为，春、夏、秋、冬四个字本义就是草木从萌动初生、盛大、成熟到枝垂叶落的生命历程。（《说文解字的文化解说》）古代不少文化典籍都有关于“四时”的记载。如《尚书·尧典》载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又如《逸周书》就有浓厚的“四时”观念，《逸周书·周月解》：“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依序体现农耕文化的生活节拍。
先民们一定是在长期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四季观念的。先民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天文，所谓“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周易·恒》）“天地节而四时成。”（《周易·节》）“日往而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系辞下》）由天及地、由地及人，人文活动也要顺应天地四时之序：“变通配四时”“变通莫大乎四时”。（《周易·系辞上》）古代医书《黄帝内经》主张人要“顺四时之序”。从个体的养生到国家治理，都应如此。
中国人养生讲究时令节候，春有春时，夏有夏令，秋有秋节，冬有冬候。如《黄帝内经》说：“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素问·宝命全形论》）“四时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气所在，以时调之也。”（《素问·八正神明论》）春天是“发陈”的季节，“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个季节的养生之道是：“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素问》）相应地，夏天、秋天、冬天的天地之气不同，人们的养生之道也应相应变化：“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与之相应，春天要养“生气”，夏天要养“长气”，秋天要养“收气”，冬天要养“藏气”。顺应天地阴阳则生，逆之则阴阳失调，有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少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太阴不藏，肾气独沉。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养生的重要一环是饮食，不同季节要吃不同的时令肉菜：“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周礼·天官冢宰》）为什么四季分别要用这八物呢？郑玄注云：“此八物者得四时之气尤盛。”又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随着季节的变换，人们的食谱也要随之变更，从中我们可知中国人饮食养生得天地之道、顺四时之序的生态智慧。
小到个体养生，大到治理国家，中国人讲究顺应天地四时之气。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应四时之序，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国语·周语》载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震，伯阳父就这么解释这场地震：“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载周太子晋说：“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说的就是治理国家如果不顺天地、应四时，就会国灭身亡的道理。古代史官就是系年记事，年又按四时先后顺序展开。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周礼》设官分职有所谓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这就是承天地四时之序。如郑玄注“天官冢宰”是“象天所立之官”，“地官司徒”是“象地所立之官”，“春官宗伯”是“象春所立之官”。人间的政治秩序遵从的是天地四时之序。
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其中有“十二纪”，就是四季顺序、每个季节又分孟、仲、季三纪来结构编排的。在每一纪里面，先说当季天地节气物候特点，再说天子百官要做的事及注意事项。以孟春纪为例：孟春之际天地节气物候的特点是“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暤，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孟春之际的天气特点是“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相应地，天子百官要做的事宜及注意事项是：
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榖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廓，揜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吕氏春秋·孟春纪》）
从天子日常衣食起居、迎神祭祀到躬耕籍田、教习乐舞，从禁伐木到无杀孩虫胎鸟、不兴兵。孟春如此，其他各季度的叙述维度和行为程式也如此展开分述。只是随着季度节气的不同，天子百官具体的行为规范也要做相应的改变，就像各季度天子百官的工作生活日程安排。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运转有序，其背后的基本文化精神就是遵循天地四时之序：“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如果违反天地四时之序则“风雨不时”“疾风暴雨数至”“霜雪大挚”，甚至“国乃有恐”“民大疫”。就农业生产而言，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农业生产过程要及时掌握农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故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符号~]气不入，身无苛殃。”（《吕氏春秋·审时》）中国人严格按照这个顺应天道、地理、人纪的日常运作图式，长期安祥地生活劳作在中华大地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篇章布局及其天人四时理念对后世影响很大。章学诚认为，《吕氏春秋》的篇章结构影响了司马迁的《史记》：“自《左传春秋》依经起义，兼史为裁，而司马迁七十列传，略参其例，固以十二本纪，窃比《春秋》者矣。”又曰：“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八览似八书所宗，六论似列传所宗。”（《和州志·列传总论》）《礼记·月令》的内容与《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基本相同，《礼记》顺应天地四时的观念也与《吕氏春秋》近似。《礼记·礼器》：“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时为大。”战国以来的月令纪时系统，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有成熟的天地四时观念。这跟中华大地多处于北纬30[~符号~]左右有关，这一纬度的区域自然气候四季分明；又与中华文明以农耕为基础的文化基因有关，靠天吃饭的民族更热切地关注自然气候的温暑凉寒，也更懂得顺应天地四时对于生存的现实意义。
2016年，二十四节气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代气象学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和生存智慧，中华民族很早就了解并顺应天地四时之序，与天地万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和谐安祥地生产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作者：吴中胜，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

千万别被这个星座的外表欺骗，温柔是他，暴烈还是他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都会带着面具。毕竟想要更好地生存，总是要付出点什么。但是大多数的人虽说有面具，但是相差的不是很大，因为违背自己的内心的意愿去成为其他的样子，很难。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有一些人，他们外表看起来很随和，但其实真正接触后，成为他亲密的朋友以后，才知道原来他还有另外一面。

今天我们就从星盘的角度上，来说一说，什么样的星盘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严重，甚至会给人感觉很。

很多人都知道自己的太阳星座，月亮星座，上升星座是什么，但其实比起这些太阳，月亮落在的星座位置对人的影响，行星与行星之间的关系，对人的性格影响更为严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刑，克，合这几种关系。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有日月刑这种人的性格特点，特别需要小伙伴们去注意。看过我文章的朋友们都知道，太阳代表着自我，月亮则代表着深层的情感和潜意识。当月亮和太阳呈现九十度，也就是相刑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就是如果能深入地了解他，你会发现他给人的通常印象和本人实质上的性格反差非常大。甚至，如果你和他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情，或者接触的时间不够久，你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现他内心里巨大的反差，很有可能一辈子都被表象所迷惑。

举个例子，日月刑的人他可能是外表看起来很随和，脾气很好，和谁都相处得不错，甚至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很好相处。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而且很温和。但其实，他并非如此。他在家中，亲密关系之中，和另一半的相处过程中，可能是脾气非常暴躁，说生气就生气，而且形式非常的暴烈，动手打人，暴跳如雷。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甚至说出去都很难被别人相信。

这就是日月刑的人性格上的矛盾点，他们的矛盾来自于自我和外界不一致所带来的冲突，他们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想成为的样子，和自己内心认定的行为模式和方式是完全相悖的。这样的矛盾就会让他们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和过分的自我保护。

通常这样的人，他们表面可能很慷慨，朋友也很多，但是其实内心觉得这些朋友都是不可靠的，随时都会背叛自己的。在亲密关系中也是如此，对另一半看似很不错，想吃什么给什么，花钱也不吝啬。但是在发现对方可能有一丝一毫的敷衍和背叛时，就会瞬间被点燃，拳脚相向。哪怕，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

这种难以释怀的不安全感和过分的自我保护欲，就是日月刑的人，矛盾的关键点。他想给世界展现的自己，和内心真正的自己截然相反。对于这些人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如何做到真正的内心坦然，对他们来说是一生的课题。所以，如果你遇到日月刑这样的人，一定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他的本质，他的内心，你还没有完全看破，不要轻易地做决定。

特别是女孩子，因为日月刑的人如果伴随着暴脾气，就一定有暴力倾向。生活里没有触及到他的利益，不让她生气还好，如果生气了，让他觉得触及到了他的利益，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暴力，也是必然的。他们的，真的让人承受不住，所以日月刑这一特点被列为离婚率比较高的一个相位也是有道理的。

关于日月刑这个位置的解释，今天就到这里了。想要了解更多的星座知识，想要了解更多的星座干货，欢迎关注星轨，私信星轨。

图源网络，侵删

未解之谜：195件禁止出境文物系列（7）科技篇

文博时空作者颜歆窈等重器凝万古之志，典籍汇千载之思。精工绝艺，融通中外。数千年来，中国工匠创造出了一系列精巧绝伦的艺术品。

在柔美的灯光下，这些精美文物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埋藏地下 2000 多年的铜车马，至今还能够灵活行驶；在古老的越王勾践剑面前，二十余层纸张竟一划可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每平方厘米里居然容纳了 220 根经线和 48 根纬线……这些成果的实现方式，却至今无人知晓。即使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下，许多工艺仍然无法被解释和复制。

这些未解之谜存在于青铜器、玉器、织物等多个领域，展示了中国工匠的非凡智慧。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索这些技术奇迹，感受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领略中国古代的神秘工艺文明。同时，我们也将思考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的结合，获得技术传承和创新的新启示。

后母戊铜鼎

商中国国家博物馆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在内范与外范之间浇注铜液时，所需的铜液至少一吨，而在当时，这么多的铜液是如何一次性浇铸成功的，目前还没有结论。

齐王墓青铜方镜

汉淄博市博物馆

齐王墓青铜方镜长 1 米多，重达 113 斤，而厚度却只有 1 厘米多一点，这个厚度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出土的圆形铜镜较多，但方形铜镜非常少见，与常见的圆形铜镜相比属于异形，其铸造工艺难度更大，更需要依赖工匠丰富的铸造经验。

铜奔马

东汉甘肃省博物馆

专家通过现代科学仪器进行金属探伤分析、观察表面铸造痕迹和马蹄底内残存的铁芯，再结合金属成分检测结果，确认铜奔马是用青铜陶范铸造法，分段铸造焊接而成，且工匠在马的右后腿内夹铸了卯榫状铁芯骨，可以增强马腿的强度和支撑力。

此外，制作者在腿根、踝关节、蹄足等受力部位也专门做了榫卯状特殊处理，使铜奔马得到了最佳强度和支撑效果，令这匹铜奔马一足掠踏飞燕之上历经 2000 年伫立不倒。不过，铜奔马的制作工艺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铜车马

秦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铜车马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青铜材质铸造的车马出土文物，总重量超过 1200 千克。虽然铜车马在秦陵地下埋了 2200 多年，但至今各种链条灵活可用，车门窗户开闭自如，牵动辕衡，带动轮轴转动，还能够载舆行驶。

秦铜车马的众多构件大多是铸造成型。在铸造方法上，根据构件的大小、薄厚以及不同的形状，采用了不同的铸造方法。大而薄的构件如拱形的车篷盖，采用了铸锻结合的工艺。一些大型厚壁或长杆型铸件，都采用空心铸造，这样既减轻重量节省了大量金属，又避免铸件疏松产生裂纹，还改善了材质性能。

秦陵铜车马的组装分为不可卸连接和可连接两大类，前者可分为铸接法、焊接法、嵌法、铸补法、红套法、精接法；后者可分为子母扣接法、组环扣接法、转轴连接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秦陵二号铜车马安车为例，其总重达 1241 千克，由 3462 个零部件组装而成，这 3462 个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除青铜件外还有 737 个金质铸件和 983 个银质铸件。这些铸件中的大铸件，如篷盖和车框架，面积均在 2 平方米以上；而最小的铸件，有的只有 0.3 平方厘米。铜马脖子下穗状璎珞是由一根根直径只有 0.05 厘米的铜丝制作而成。铜车马制作工艺要求之高，即便在今天也很难实现，足见秦代治铸生产技艺十分高超。

商铜立人像

商三星堆博物馆

铜立人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也有学者认为是四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身佩方格纹带饰。铜立人像制作精美细腻，迄今为止，在夏商周考古史上绝无仅有。

分铸法是指青铜器物的器体与其附件分开铸造，或一件青铜器物整体经过两次以上铸造，通过分铸法，可以减少制范块数，降低浇筑时范块错位的概率。

因为时间原因，铜立人像的具体铸造过程我们已不得而知，但在中国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它可以称作独一无二，同期的西方文化还没有出现形体这么高大、制作这么精美的青铜人像。

春秋越王勾践剑

春秋湖北省博物馆

勾践剑剑身以黑色菱形几何暗格花纹为主，剑格还用蓝色琉璃和绿松石构成了特殊的装饰，由于表面花纹经过硫化处理，因此在千年之后依然艳丽非凡。剑与剑鞘完全融合，没有一丝缝隙。剑首内壁有 11 道间隔 0.2 毫米的同心圆，纹理非常细致，现在的工艺都很难轻松完成。最为奇特的是剑体毫无锈蚀，并且非常锋利，考古队员对其进行测试，二十余层纸张竟可一划而破。

在春秋时期，剑是重要的兵器之一，对剑的不同部位都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剑的不同部位所使用的铜、锡比例也不同。剑脊要求有柔韧度，能弯曲，因此锡含量较低；而剑身处要求锋利、对敌时有力度，因此锡含量较高。专家推断越王勾践剑采用的是复合金属熔铸法，剑脊和剑刃是用两种不同成分的青铜以榫式铸接法铸造而成。

赵佶《草书千字文》卷

宋辽宁省博物馆（上下滑动即可查看）

此作作于北宋宣和四年（1122 年），是宋徽宗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兴致高昂之际挥毫写下的作品，所用的纸张乃是宫廷特制的，长达 10 米以上。这样长的纸卷，在宋代的造纸条件下是怎样被造出来的，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宋代以前，长卷之类的长幅巨纸，一般是将一张张小幅纸用由楮树汁、面粉和白芨末制成的浆糊粘连起来的。到了宋代，却能直接制造长达 3 丈至 5 丈（1 丈约 3.3 米）的巨幅纸。北宋官员、词人苏易简提到：“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帘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自尾，匀薄如一。”抄造这样大的纸张，需要有相应的巨型纸帘、抄纸槽和烘干设备，还要数十人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其场面也颇为壮观。

有人推测，制成这张长达十米的纸张，得让数艘大船横于江上，然后再浇上纸浆，使其涤荡均匀再自然干燥。另外，此作乃是以纯金描有龙纹所制，极为华贵，据说当时这种宣纸存世仅此一张，耗费人力物力极多，单是这种宣纸放在现在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良渚出土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浙江省博物馆

综合运用了浅浮雕和线刻等技法，其中线刻工艺出神入化，在 1 毫米的距离内可以刻画 5～6 根线条，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工艺。

玉琮四面竖槽内上下布列神面图案，单个图案宽度不足 4 厘米，高仅 3 厘米，细如毫发，肉眼极难辨识，堪称微雕。神徽采用减地浅浮雕和阴线刻划相结合的技法，浮雕部位的减地和打洼是基于原先直槽弧凸面的减地，浅浮雕的不同层次和凹洼的光的反射，使得神像在被观看时具有特殊的效果，良渚文化玉器的浅浮雕开创了同类艺术形式的先河。

兽面的眼睛采用了管钻技术，选用不同直径的竹筒，配合解玉砂，采取钻而不透的方式，在玉器表面钻刻出印痕，形成正圆状嵌套结构的眼圈。神面纹的线条采用了阴线刻工艺，最细密处可在1毫米的间距内刻下 5、6 道纹路。根据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制玉作坊遗址群出土的燧石岩雕刻工具可以推知，这种黑色燧石便是良渚人阴线刻的主要工具。在没有金属和高精度仪器的条件下完成如此微细的雕刻，足见良渚先民制玉水平之高。

大玉戈

商湖北省博物馆

大玉戈长 94 厘米，厚度仅 0.5 厘米，整件器物用玉石片仿铜戈式样精心琢磨而成，表面平整光滑，器型体薄而扁，制作十分精致。

当时商人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将一块大玉石加工制作成这样长而薄的玉戈，显示了商人在开料、切割、琢磨，以及钻孔、抛光等方面的高超工艺。

东汉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

汉定州市博物馆

使用新疆和田玉雕制，由扁平且镂雕各式纹图的两个支架和两块屏板卯合而成。中央两屏片有榫可插入两侧支架的孔内，上层玉屏片正中透雕神话“东王公”的形象，盘膝高坐。左右两边透雕一个跪着的一女子，周围透雕凤、鸟、麒麟、鸭、兽等形象。下层玉片正中透雕一妇人形象应是“西王母”，头部两侧日月相照，似乎象征着西王母与日月同存，两侧各跪一妇人，四周透雕龟、蛇、熊等形象。在高 16.9 厘米，长 15.6 厘米，宽 6.5 厘米的玉屏风上雕刻如此丰富的内容，说明了东汉时高超的琢玉工艺。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

汉新疆博物馆

“五星”锦是目前所了解的汉代织锦中最为复杂、用色最多、密度最高的，50 厘米的门幅里面就有一万多根经线，也就是说，每个厘米的织物都要接纳两百多根经线。

其技术难点在于织机设计和装造设计。一个人独立操作的多综织机织出经锦，国内外尚无先例。在织造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提花开口的清晰程度；二是综片总数有 86 片，如何解决综片轻薄与其强度之间的矛盾；三是总经线数达一万多根，经线密度大的问题。

水晶杯

战国杭州市博物馆

由一整块天然水晶制成，关于如何取芯目前仍无定论。

杯子是斜壁，上面宽，下面窄，这样的玉器形制也增加了加工的难度。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水晶杯可能使用了和玉器一样的制作方法，用了管钻的方法，也有可能是使用金刚砂磨。但是水晶杯究竟使用了哪种方法，至今也没有定论。

外壁的抛光相对简单，但是水晶杯上宽下窄，手伸不进去，里面的部分几乎打磨不到。工匠是如何把内壁和外壁都打磨得那么光洁平整，也是一个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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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 颜歆窈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