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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几岁(1990年几岁了2023)

时间:2023-12-29 18:08:11 作者:未及挽留 来源:网友整理

本文目录一览:

今天是诞辰119周年纪念日!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视频加载中...

视频编辑:李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023年8月22日

是同志诞辰119周年纪念日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永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

今天

我们格外怀念

怀念一位将个人命运

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

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

如今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的春天的故事正在接续上演

身处盛世

我们也更加缅怀

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并发表谈话。

不曾走远的身影

1919年

15岁的遵父命

到重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

这件事改变了的人生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时年16岁。

1923年

18岁的加入了

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

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但革命思想在他心中的萌发

则在更早前就已经产生

在人生观形成阶段

的信念纯洁

一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填写履历表时所说: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

一直就是相当主义的”

1929年12月11日,、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

1937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合影。

八路军第129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图为朱德总司令(右)与第129师师长(中)、政委(左)研究作战计划。

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由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左起:粟裕、、、陈毅、谭震林)

1957年5月,中国新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中央总书记(前排右一)参加会见。

1959年4月,会见来华访问的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

1963年5月1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

1965年建军节,等接见人民解放军先进连队和军烈属代表。

1977年,在庆祝建军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后,接见会议代表。

1978年10月,观看空军部队训练表演后,同飞行员握手。

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林维英 摄

1982年9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4年10月1日,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群众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突然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通过广场。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1988年8月26日,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

1988年9月,与等接见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将军。

1990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92年1月18日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1992年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40多个年头。今天,我们仍然忘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近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

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说: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9月,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

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他是孩子眼里的“邓爷爷”

1985年的春天,81岁的到南京视察。一张老照片定格了当时在中山陵视察的瞬间。

那年2月3日上午,一行来到了中山陵。在陵道上漫步时,看到路边栽满了雪松,露出笑容说:“雪松四季常绿,你们要多栽一些。”

这时,游览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突然挣脱母亲的手,喊着“邓爷爷好”一路奔过来。警卫人员想要拦,却见慈祥地向孩子伸出双手,迎上去搂住他。

这个小男孩姓周,是上海人,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和妈妈一起在南京旅游。据介绍,当时,把小男孩拉到身边,慈祥地抚摸他的脸蛋和耳朵,还嘱咐道:“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有用的人才。”

这里,还有一些“邓爷爷”和家人在一起的老照片,透过这些照片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这些时候

我们总会想起他

1977年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果断决策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图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高考考场。

1979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决定每年3月12日为全国的植树节。1982年植树节,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1992年,为希望工程亲笔题词,并以“一位老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图为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和他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收据。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要走好一代人的长征路

同志为我们擘画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

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我们伟大的祖国

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

中华民族正在

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斯人已逝,余音在耳

这个名字在我们心中

依旧没有丝毫褪色

1997年2月25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群众自发在广场悼念。

的一生

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

他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也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

今天

让我们一起缅怀、致敬伟人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综合整理自小平故里新青年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网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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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诞辰119周年纪念日!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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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编辑:李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2023年8月22日

是同志诞辰119周年纪念日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永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

今天

我们格外怀念

怀念一位将个人命运

与国家发展的历史责任

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家

如今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新的春天的故事正在接续上演

身处盛世

我们也更加缅怀

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并发表谈话。

不曾走远的身影

1919年

15岁的遵父命

到重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

赴法国勤工俭学

这件事改变了的人生

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时年16岁。

1923年

18岁的加入了

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

成为最年轻的成员

但革命思想在他心中的萌发

则在更早前就已经产生

在人生观形成阶段

的信念纯洁

一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填写履历表时所说:

“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

一直就是相当主义的”

1929年12月11日,、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七军政治委员。

1937年,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人合影。

八路军第129师创建晋冀豫根据地。图为朱德总司令(右)与第129师师长(中)、政委(左)研究作战计划。

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由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左起:粟裕、、、陈毅、谭震林)

1957年5月,中国新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体代表,中央总书记(前排右一)参加会见。

1959年4月,会见来华访问的匈牙利共青团代表团。

1963年5月1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

1965年建军节,等接见人民解放军先进连队和军烈属代表。

1977年,在庆祝建军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

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后,接见会议代表。

1978年10月,观看空军部队训练表演后,同飞行员握手。

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林维英 摄

1982年9月,会见访华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出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4年10月1日,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群众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突然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通过广场。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1988年8月26日,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

1988年9月,与等接见被授予上将军衔的17位将军。

1990年,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92年1月18日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1992年春,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40多个年头。今天,我们仍然忘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后,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近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中国的农业问题太严重了。

特别是中国农民的贫穷生活,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很深的感触。说: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1978年1月底至2月初,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作了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委汇报工作后,他说: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

1978年9月,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

的这些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他是孩子眼里的“邓爷爷”

1985年的春天,81岁的到南京视察。一张老照片定格了当时在中山陵视察的瞬间。

那年2月3日上午,一行来到了中山陵。在陵道上漫步时,看到路边栽满了雪松,露出笑容说:“雪松四季常绿,你们要多栽一些。”

这时,游览的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突然挣脱母亲的手,喊着“邓爷爷好”一路奔过来。警卫人员想要拦,却见慈祥地向孩子伸出双手,迎上去搂住他。

这个小男孩姓周,是上海人,当时上小学二年级,和妈妈一起在南京旅游。据介绍,当时,把小男孩拉到身边,慈祥地抚摸他的脸蛋和耳朵,还嘱咐道:“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做有用的人才。”

这里,还有一些“邓爷爷”和家人在一起的老照片,透过这些照片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仅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这些时候

我们总会想起他

1977年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果断决策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图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高考考场。

1979年2月,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决定每年3月12日为全国的植树节。1982年植树节,率先垂范,在北京玉泉山上种下了义务植树运动的第一棵树。

1992年,为希望工程亲笔题词,并以“一位老员”的名义,为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图为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和他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收据。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要走好一代人的长征路

同志为我们擘画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

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

我们伟大的祖国

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

中华民族正在

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斯人已逝,余音在耳

这个名字在我们心中

依旧没有丝毫褪色

1997年2月25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群众自发在广场悼念。

的一生

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

他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功勋

也留下了丰富宝贵的精神遗产

今天

让我们一起缅怀、致敬伟人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综合整理自小平故里新青年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网客户端

流程编辑:TF060

90年参加工作,已经交了27年社保,到60岁可以退休吗?

1990年参加工作,已经交了27年的社保,到60岁可以办理退休吗?90年参加工作,拥有27年的社保缴费年限,那么我们到达正常的法定退休年龄,60岁是一定可以办理退休的,因为你完全符合退休的基本条件。我们想要办理退休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第1个条件要达到正常的法定退休年龄,第2个条件要满足15年以上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我们在题目当中已经说到社保的缴费年限达到27年,很显然是满足15年的条件,同时也满足60周岁的退休法定年龄。当然就可以正常的去办理退休了。

那么交了27年的社保缴费,实际上这个时间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说正常的办理退休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有一种可能,那么也许是无法按照自己所认为的60周岁去帮你退休。这种可能性就在于自己有没有修改档案的情形,如果说你已经修改了个人档案,那么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会改变你的法定退休年龄,因为认定法定退休年龄的依据,并不是你认为的,通过自己的户口本或者说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来认定的,而是要通过个人档案来进行认定,如果说个人档案的出生日期和我们身份证上或者是户口本上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不一致,那么最终就无法按照法定退休年龄来办理退休的。

有些人他可能有修改档案的情形,比如说把自己的年龄改小了或者改大了,这种情况下,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办理退休的可能。因为像很多人在他们那个年代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小一点,或者说改大一点,可能更加利于自己的就业。很多人确实有出现修改档案的情形。但如果说你的档案经过修改了,和自己真实的法定退休年龄无法相匹配,最终是要以档案为主来办理退休的。

假设你是1963年出生的,那么从1963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刚好具备60周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我们就能够在今年去申请办理退休,但是你的个人档案中所填写的出生日期,并不是1963年,而是1965年或者说1968年。这样的话你就只能够延迟退休了,根据你档案中所登记的出生日期为准来办理退休,来确定你的法定退休年龄。所以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

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他并不会轻而易举的去修改个人档案。如果你并没有修改个人档案,实际上这种情况,就能够按照正常的法定年龄来办理退休。但如果说你修改了个人档案,导致自己无法办理退休,造成的后果是需要自己来承担的。所以唯一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无法去办理退休,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群来讲可能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依然是可以满足正常的法定退休年龄,第一时间去申请退休就可以了。

感谢阅读,每天讲讲退休知识那点事,本人专注于社保和退休领域,有喜欢我文章的小伙伴可以加我的关注,谢谢大家。

#2022职场年终盘点##不平凡的2022##财经新势力新春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多少年?

小朋友,你是否有如下问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多少年?

好多年吧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吗?

应该可以吧

初级阶段结束那年,你会做什么?

嗯...没想过

为增强党员的学习热情,创员教育模式,最近公司欲打造一批党员学习精品课件。这两周,部门领导分配于我的任务是编写理论学习课件。我在重温《文选》(二、三卷)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党政文件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字眼不再以社会背景和国情实际出现,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深入探究的对象。昨日课件完成,直属领导一审通过,过几天组织试讲进行部门领导二审,故而先行将课件文稿的一部分扩充成文,以飨读者,以勉自身。本文共6000字,读完大约需要15分钟。

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我们小学时期开始正式接受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起,这句话就在语文、社会、政治、历史、国情省情等课程不断地出现;从我们学会看电视起,这句话在新闻联播、政府报告、党的报告等大大小小的正统媒体宣传和官方文件中不断地刷屏,仿佛这句话也成为了我们最早学会的“官话”。

我犹记得初中的思想政治课上,老师常说我们分析社会问题时一定要加一个帽子“我们当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视材料中出现的问题”,这个从小的直接灌输以至于让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要说多久的问题,似乎它也仅仅在刻意被想到、被提到的时候,才真正存在,其余时间它都沉没在我们的脑海深处。当然,在读研期间,研习中国政府与政治,再次回头审视初中老师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论证不严谨和逻辑不通顺的,但我们也不应对15年前的农村中学教育苛求太多,毕竟那是周边几个村子里无法通过金钱或关系去城里上优质中学的家庭的唯一选择。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何时算起

谈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多少年,首先得明确一个起点,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什么时候算起。

从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被正式确立开始算吗?不,不是的,那太晚了。因为初级阶段在党政文件中首次被确立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系统阐述并上升为基本国情则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所以,显然不能将1981或者1987年算作起点。

那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算起吗?不,也不是的,那太早了。因为那时候中国虽然已建国,但尚未建制,甚至西南、华南和东南的局部国土依然在黑暗统治之下,1949年的中国处于新主义社会,连社会主义都不是,所以也不能将1949年称之为起点。

那么以哪个时间为起点呢?来,上文件!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段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是指1956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三大改造完,社会主义始。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就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才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算起。

2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说完了起点,我们再谈谈终点。先纠正一个错误比较:新时代和初级阶段。新时代,在十九大的精准定位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而初级阶段从十三大到十九大,其定位一直没有变,一直是“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所以,新时代只是初级阶段这个宏大长远的坐标系中的一段关键时期,是内含于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之中,并不是说新时代取代了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更不能说新时代是初级阶段的终点。而且十九大很明确地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所以,初级阶段的终点可不是召开之时的2012年。

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探讨背后的实质是初级阶段结束的标准,因为没有标准,何谈标线;没有标线,何谈终点。而讨论结束的标准就又不得不涉及到初级阶段被提起和确立的时间和原因——因为虽然客观上,社会主义进入初级阶段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开启之时,但在主观上被人们正确认识到这个客观事实,是在30年后的1987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写入十三大才被官方确立为我国的最大国情。

1956-1978年的这20余年间,因为没有前路可借鉴,外加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匆忙前进中,我们的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一些歪路——我们大跃进,我们吃大锅饭,我们大炼钢铁要赶英超美,我们要“跑步进入主义”···盲目的乐观冲昏了头脑,激进的脚步迷失了方向。

七十年代末,在经历了人生三落三起的第三落后,邓公第三次起,振臂疾呼: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用“不是”这个否定语呢?此处不得不佩服的高超智慧。

在再起初期,正值毛主席逝世后,“两个凡是”大行其道,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朝哪走、怎么走、是否还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都是当时的政治红线。没有直接去碰触那条红线,而是先破除“两个凡是”,即将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做法和想法区别开来;讨论社会主义也不直接去正面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而是先去回答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它不是贫穷。这一点,是的高明之处,这条避开正面交锋迂回路线为凝聚了最大的改革共识和树立了最高的改革权威。

既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就先发展生产力吧,此时一旦话语接触到发展生产力,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路线就不攻自破了。因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下,发展生产力是耽误阶级斗争的,是不能作为首要任务的。所以,攻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当先解放思想,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义。

“”、“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阻碍中国前进的势力和路线被消除,社会主义是什么也在一步步改革实践中被明确,而这也是理论首要回应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后,接下来面对的只是改革开放内部的争论了,即改革姓资姓社问题、市场和计划问题等,在此不多赘言。

3

为何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是什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说理论只留一句话,这句话绝对是首选。因为社会主义是什么不明确,后续的一切什么初级阶段、基本矛盾、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诞生。因为本质论告诉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要求和路径,但现实情况是生产力不发达、剥削和两极分化依然存在,共同富裕更是在普遍贫穷的中国无异于海市蜃楼。人们不禁要问,既然社会主义如此美好,那不美好的当下还是社会主义吗?于是,初级阶段理论应运而生。

不美好的当下当然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我们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涉及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问题,这和当时西方对我国和平演变加剧的大背景是相契合的,也是和后期如何评价毛主席是相关联的,所以也才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坚持中国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称之为立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能够平稳度过风雨飘摇的世界社会主义低潮期的定海神针。

4

初级阶段终点: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的专属阶段,并不是指任何一个国家步入社会主义就是进入了初级阶段,就像称越南和朝鲜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初级阶段,则是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当然称这两个国家是处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更是无稽之谈、一派胡言。

其次,社会主义的时间跨度,我们需要再次搬出十三大报告。报告指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文,我们将初级阶段的起点追溯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因为在之前的20余年间,我们经常以为当时我国处于主义前夜,马上就要实现主义,所以十三大报告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落脚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实质是对之前20多年对我国当下形势错误判断的更正。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十三大报告将初级阶段的终点定位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而时间上,则是一个模糊名词:上百年。

当然,细心的人会发现,十三大报告原文提到的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也有可能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一百年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是内含于初级阶段内部,并不一定是初级阶段的终点。在逻辑上,我认为这么说的确天衣无缝。但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实质,即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贫穷的中国,在当时的国人认知里,要求的生活标准并不高,在“三步走”战略里对基本实现现代化给予了明确标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都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终点,那么难道初级阶段的终点是高等发达国家?所以,我认为,原文所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属于”可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头一尾。

谈及此,就不得不提理论的“三步走”战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整体,谈其一便无法不谈其二)。十三大报告指出,“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三步走完成之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终结之日。

但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十九大报告将这个时间提前了!哪个时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多少年?十五年!来,原文回顾,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了三个目标,其中——(1)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过去提法提前15年);(3)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看到没有,在两个一百年目标中间,即2020到2050年的中间,我们取了一个中位数2035年,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比过去的提法提前了15年!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去套公式了: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是起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终点,前后相减可得约80年。这个答案完美吗?完美,小学一年级都能算对!但是,公式本身却不正确。正确的公式我先不进行回答,我们要先探讨为什么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前了15年?

5

初级阶段终点: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

“三步走”战略很清晰地描述为“(以2000年末基准)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处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和国内生产总值在总额上相差不大,所以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来替代。

如果是以2000年末基准,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为基准的话,那么2000年末中国的GDP是1.21万亿美元,2009年末的5.1万亿美元其实就已经达到了再翻两番(即4倍)的目标,但显然,2009年在各个官方文件中都没有被当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节点;那么,就看后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标准。一般来说,这个数据是动态的,按照现行标准是人均GDP达到2.5万—3.5万美元为中等发达国家标准,比如最新数据是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是1万美元出头,以这个基础,按照从2021年到2035年GDP年均增长5%、价格指数2%、假定汇率不变测算,到2035年我国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90万亿元、约合43.6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20.6万元、约合3万美元,届时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所以,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有数据计算做支撑的。

但是,数据的计算告诉我们不能按照理论的原文去生搬硬套,否则就犯了本本主义。毕竟,限于时代因素,那个时代包括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精准预测国家的发展节奏,其实“三步走”的第二步原定2000年GDP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1995年就实现了,这其实已经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实际已经远远超过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预料——国家发展太快了!太快了!以本本主义去解读理论,本身就违反了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所以,不能生搬硬套地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视为初级阶段的终点。面对当下超过邓公预料的国家发展和世界局势,生搬硬套是极其不合适的,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远远达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新的基本矛盾的人民需要部分。那以什么为终点呢?请不要忘了上文我提到了十九大的三个目标中的第三点——(3)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的,没错!你没有猜错!十九大不会平白无故提出本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的,这其中一定有呼应理论的地方。

在改革开放初期,限于时代因素,预测我国将在21世纪中叶、建国百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归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但时代飞速发展,逐渐超越了先辈的认识,我们作为后辈,不仅要继承先辈遗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要超越先辈遗志。这个超越,不仅是时间节点上的提前,更是发展标准的提高。2035,我们按照当下发展速度,时间上的提前不成问题;而发展标准的提高,就是在21世纪中叶的建国百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这个强国之日,我认为会成为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终点。

所以,再次来套公式,起点不变,依然是1956年,标准的变化带来终点的变化,不再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而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两者相减,约94年,距离100年不过6年。

再回头看看这句话“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中的“长期”一般指多少年,是一千年吗?不,在官方文件中,长期一般是指十年以上,百年以下。超过100年,我们通常称之为百年大计,超过1000年,我们会说千年大计,如建设雄安新区。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100年这个时间,也符合“长期”这个词汇,也具有美学意义上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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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阶段一百年,缅怀邓公在心间

综上,于情于理,我认为,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之日,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终结之时,较为合适。既契合了中国人民日益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呼应了对初级阶段持续百年时间的预测,更表达了对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伟大致敬。是他,以73岁高龄,再次出山,将中国这艘巨轮引向了正确的航向,走向了强国之路。

所以,如果让我回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有几年?我会毫不犹豫地说100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底多少年?

100年!

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初级阶段的结束吗?

能!

初级阶段结束那年,你会做什么?

我会去深圳莲花山,在邓公雕像前鞠躬献花

独家|杨振宁今天一百岁,院士葛墨林:小事情、大先生

2022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73岁生日。巧的是,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名誉院长、教授杨振宁的百岁生日。

2017年,杨振宁在清华园。摄影 高远

今年8月间,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撰写的《我知道的杨振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书中序言,葛墨林写道:“我有幸认识杨先生40余年。弹指一挥,我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每当想起杨先生对我的关怀、帮助,心中总是有一种冲动,想把我了解的他的做人做事的点滴记下来,与朋友分享。以我很窄的接触面,写的都是小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从小事中感受到巨人的风范。”

据介绍,葛墨林自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19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振宁开展研究,后来在杨振宁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并在杨振宁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该书以时间为线,记述了他对与杨振宁近半个世纪交往的回忆,其中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相当的史料文献价值。

与访问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法捷耶夫的三位学生斯米尔诺夫(Smirnov)、阿雷夫伊娃(Aref ’eva)、塔克塔金以及日本物理学家和达三树(从左至右)合影

与访问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外斯(Wess)夫妇、索尔巴(Solba)夫妇

近日,身在天津家中的葛墨林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电话专访。在数度的电话交流中,这位84岁的老人一点一滴回忆起近半个世纪当中同“杨先生”的交往。一次他主动打来电话,向记者致歉,“年龄大了,差点忘记了重要事。近来有朋友传给我,有网站发消息说杨振宁有物理与佛学的论述,这纯系谣言。杨先生从来没有这事。如有人研究物理与佛学的关系,那可能是别人的学术探讨,我们无权过问。但网站造谣到杨先生头上,这不能容忍。这一点,可否作为你电话访问开头我的声明?”

以下将此次采访的内容做一整合,以口述形式呈现。应受访者“突出杨先生,少写我自己”的再三要求,文章有所删节。

葛墨林当选院士后,杨振宁请他和爱人秦世芬吃饭庆祝。

【口述】

“给杨先生百岁献礼,我要做三件事”

关于杨先生的百岁生日怎么过?我目前也没有什么新闻。杨先生近年来一直住在清华的家里,疫情原因不怎么见客。他的百岁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听说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国庆期间都在医院休养。

中国人的生日习惯是“过9不过10”,去年99岁寿辰,清华大学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庆寿仪式,会后出了一本很厚的祝寿文集,600页的样子,很多人都写了文章,我看了以后很受感动。文集是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集“A”是大家写的关于杨先生的往事,文集“B”则是学术方面的作品,还没出版。

那次我没能去清华庆祝,正好那段时间疫情特别严重。我和杨先生倒是经常打电话,他有一个耳朵听力不强,但眼睛特别好,以前我们是每周通一次电话,有时候电话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们就发e-mail。还有一次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他在想一个物理问题,想着想着就头疼了,觉得自己快100岁了,不能再做物理了。我还提醒他一定要注意休息。我真是佩服杨先生,100岁了,e-mail从来写得很清楚,有时候电话中说起哪个人名,什么事情、年份?我卡住了,他还能够更正我,老爷子的记忆力是顶好的。

今年关于庆祝,我能够做的就是三件事:第一,这本《我知道的杨振宁》,已经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写杨先生传记的各种文章太多了,我写的都是自己亲历的小故事。写的时候我没有跟杨先生通气,文责自负。我个人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跟杨先生交往的事情我都记得特别清楚。这本书里我跟杨先生沟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他两年前在301医院住院期间工作的情况,那张照片他说可以用。

《我知道的杨振宁》书封 商务印书馆

杨振宁在301医院住院期间,仍通过床榻上安放的Pad工作。

欧洲非常有名的科技类出版社Springer,他们准备要出一本庆祝杨先生100岁寿辰的书,我估计10月份不一定能出得来,欧洲那边出书程序太复杂。书是我跟英国的一位华人朋友合编的,题目叫做《物理和数学的对话》(Dialogue betwee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at CN Yang 100)。书中将收录四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文章,还有很多著名数学家的文章。国内也有三位顶级科学家为此撰文:中国高温超导的最高奖获得者赵忠贤先生;在量子通信、量子技术方面让中国领先世界的潘建伟先生,潘先生跟杨先生也有过很多交流;最后就是薛其坤先生,他带领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梦之队”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

两年前,我就开始准备杨先生的100岁献礼。杨先生是国际大师,我们一定要请国际权威人士(来撰稿)。这里面也有遗憾,当初英国皇家学会前任会长阿蒂亚爵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还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戴森,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提起戴森,无人不晓。这三位过去经常来南开大学数学所(现陈省身数学所)开会,我跟他们很熟,他们是杨先生的好朋友,都答应了要写文章。结果到了去年,纷纷过世了……后来就把他们的相片放在了书的后面。这是第二件事,Springer要出的书。

第三件事,孙昌璞院士是杨先生和我在中国合招的博士生,30年前他完成了一个书稿,《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是他在做博士时做的,全部算了一遍,谷超豪先生曾审阅过书稿,认为应该出版。当年要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还应该要补充一些内容,后来就放下了。现在作为给杨先生的一份献礼,高教出版社来出这本书。杨先生也要去书稿,亲自过了一遍,并写了一则很短的序,大意是说葛墨林、孙昌璞虽然不是自己的学生,但研究风格和他很接近,此书可以作为研究生一年级的教材。坦率地说,现在真正懂“杨-米尔斯场”,又全部算过一遍的人没有几个,孙昌璞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为了慎重起见,又请自己的学生重新算了一遍。

《经典杨-米尔斯场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只能做这三件事了,主要是我也84岁了,右眼不行,黄斑变性。有时候也是羡慕杨先生的身体,他100岁了,还能够拄着拐杖在清华园里行走,自己能够行动,这对老人而言是很难得的。而且他所有的讲话,从来不需要别人起草,全部是自己写。他讲话的特点是讲出来就是一篇文章,不用改,一气呵成。他95岁的时候,天津市政府为他举办了欢迎晚会,他即席讲话,完全不打磕绊。

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他的到来,像一股春风吹遍物理学界

咱们做采访,我想确定一个原则,不要谈我什么。(针对记者采访提纲)关于书中提到咱们军队的“40火”(69式40毫米火箭筒),我可以简单聊两句,也可以见得咱们当年的发展是多么得不容易。

1969年,我接到通知调回兰州大学,跟随我的导师段一士先生承担了改进火箭弹的技术革新工作。当年的改进工作,现在想来是挺危险的。在兰州大学4楼的那个教室里面,靠着一面墙全是炸药,最危险是焊雷管的时候。有段时间,段先生没日没夜地干,有一天实在是太累了,在教室里抽了支烟。那时候乱,我们物理楼也没人看门,谁想来谁来,赶巧程开甲先生推门就进来了。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时候是段先生的老师,可以说也是我的师爷。程先生一见之下,一屁股坐在了炸药箱子上,“赶紧给我出去(把烟)掐了!”

那年月,人们的劲头高啊。我也是白天做军工研究,还得参加劳动,晚上就研究规范场,生生是把眼睛搞坏了。现在想来,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他也是美籍知名学者访问新中国的第一人,在我们学校作报告,就是在物理楼一楼的大教室,那时炸药还在呢!回想起来真是后怕,要是炸了,一栋楼都没了。

1977年,杨先生再次回国(他之前已经多次回国),但这次不仅是对我个人,对整个中国物理学界都是一次巨大的影响——“”刚刚结束,他的到来,就像一股春风吹遍了物理学界。他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远见卓识向建议要重视基础物理研究,也重新打开了中国物理学界通向世界的大门。

在那之后不久,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就提出了中国科学界应该加强同美国科学界的交流合作。他提出中美首次学术交流的领域选择高能物理。为什么呢?这就见得钱先生的先见之明,用钱先生自己的话说,“中美学术交流既是一个学术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高能物理没有太多实际应用价值——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跟美国科学家讨论半导体,这件事恐怕就很难办成了。

1980年,我第一次赴美学习就是杨先生推荐的。出去的时候是国家委培出钱,考虑到我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杨先生在那的研究所简称ITP(物理理论研究所英文简称)。国家考虑到我所在的是纽约市区,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420美金,有些和我一同赴美的学者,由于是在别的州,补助还不到400美金。

1980年代,咱们的国家还是比较困难的,能够拿出这么些外汇让我们出去——我现在不是唱高调,心里真的是非常地感动。当年下放农村,我在甘肃农村真切地见过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太苦了。穷困到那个程度,还要上缴农业税、上交公粮。专业课的考试是在兰州大学,我记得这些学生里面至少多一半,都是家庭很贫困的。有一位学生从延安来,9月份还穿着棉裤,连一个夹裤都没有,他就考得非常好。

那时候出国很不容易,需要政审,还要考专业课,还要考英语。我是学俄语的,当时在兰州大学有一位教外语的老师,吴冰,是冰心先生的女儿,她在伦敦待过很长时间,一口漂亮的伦敦音。幸亏有她的悉心指点,那时候我们看专业书都是哑巴英语。

当时国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写信给中央,说这些学生(学者)去了美国,学完不回来怎么办?是李政道先生,他写了一封反驳质疑的信,联名海外四十多位华裔学者给上书,当时正好有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要从纽约回国,就把这封信带回了国内,呈交给中央。有人去问杨先生的意见——这事儿是杨先生回到石溪后告诉我的,他说不方便说什么话,因为自己解放前考取公费赴美留学,以后没有回国。他当时只是回复,“我们的年龄逐渐大了,要在美国培养杨振宁、李政道的接班人。”

杨先生后来多次演讲,希望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学成后要回到自己的祖国。杨先生的性格就是如此,有时候是比较耿直的。2015年,他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重新加入了中国国籍。

当然,就我所知,公派出国的确有人后来没有回来,有的人混得是不错,也有的人后来在美国餐馆打工,后来也就做个账房先生,这样的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再到后来,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两国交流就太多了。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到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的学术交流环境才有所改变,这个变化是我们谁也不愿意见到的。

在美国南加州与杨振宁先生合影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

那个时候,世界对中国人也感觉十分好奇和新鲜。我并不是第一批出国的,第一批出国是谷超豪先生那一拨,1979年出去的。我是1980年,第二批。当年走出国门完全没有经验,老伴儿怕我在美国做饭没有菜刀,就偷偷在我的背包里塞了一把,我也没注意,一直背着。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飞纽约的时候,我才发现,就主动同机场安检人员说。法国人非常友好,看我们是中国人,就把安检的开关关了,让我顺利通过。

后来和杨先生、杜致礼师母熟悉了,有一次他们开车带我兜风。老两口可有意思了,当时是师母开车,杨先生就催她开快点。师母一撇嘴,“我的开车经验比你多,不要你来教我。”杨先生听了也觉得师母说话在理。还有一次,也是我们一起开车出去,路上聊到美国文化,我就斗胆问了一句,是不是美国人都比较随便?师母告诉我并不都是这样,很多美国家庭笃信宗教,在生活上也是很严谨的。

杨先生和师母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再举个自己亲身经历的事,1980年圣诞节,学校搞庆祝活动,要求每个团队都得出个节目,这可难坏了我们这帮理工男。大家商量半天,决定来一首《黄河大合唱》,真到排练了,除了第一句“风在吼,马在叫。”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歌词都背不囫囵。这时杨先生随手拿起一张餐巾纸,默写下了全部的歌词。我们当时都惊呆了,他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比你们大十几岁,记性肯定不如你们好。但这首歌,是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侵略,环境的困苦和恶劣让我终生难忘。”

在石溪与杨振宁先生在办公室合影

爱国是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1984年元旦,我在纽约寓所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而且扎到了肺。送到长岛地区的急诊医院,医院就在我们石溪分校边上,幸亏救治及时没有太大问题。出院的时候,我对主治医生表示感谢,他是长岛乃至纽约都非常有名的胸外科大夫。大夫在得知我是来这里做理论物理研究后,脱口而出“Frank Yang(杨振宁的英文名字)!”我哈哈大笑,告诉他杨先生是我们的大老板。他连声道,“Yang, wonderful!”这点就可以见得,杨先生在石溪,特别是在美国人当中是非常有声望的。

正是有了他在那里,尤其是后来他又创立了CEEC(中国访问学者项目)奖金,前后资助了80多名国内学者去美国做研究,包括陈佳洱、杨福泉、王文等等都来过,涉及数理化、生物医药、航空、交通、医学,甚至还包括文科。上海的陈中伟医生也曾来过,他是国内断肢再植的第一人。

在石溪,有一家中餐馆叫“满庭芳”,无论中国人到访还是来了外国朋友,杨先生总愿意在那儿请客,让到访的中国人吃出家的味道,让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新变化,愿意到中国去走走看看。对杨先生而言,那里不像一个餐厅,更像一个服务中国、展示中国的窗口和舞台。

坦白讲,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当时我们的确也比人家落后。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一个最大的优点,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只要他们觉得你在某一方面比他们强,他们就会尊重你。只要你能够做出成绩,他就服你,一切凭实力说话。

这一点我很有感触,我们中国学者到了那里,就是要埋头苦干,做出成绩,至少要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他们在参会的时候就会把你当朋友,甚至主动来和你交流。80年代,杨先生在石溪就是一尊真正的“大佛”,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我在石溪期间遇到的很多有诺贝尔奖提名权的权威科学家都表示过,因为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要第二次提名杨先生诺贝尔物理学奖。

1990年,有一次杨先生和几位关系要好的欧洲科学家吃饭闲聊,范围比较小,属于私密聚会,我也在旁边。当时就有人闲谈说,如果杨先生能在公开场合表态,比如否定一下中国的一些做法,肯定会对第二次获得诺贝尔奖非常有利。因为他们英语说得比较快,又有一些北欧口音,我听得不是太真切,但大概意思不会错。

杨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当场说,获得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自己不能为了获奖就去说一些、做一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我听了非常感动,同时觉得杨先生是非常有原则的人,爱中国就是他的底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触碰。

晚年生活,翁帆功不可没

坦率地讲,谈杨先生的学术思想,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杨先生有很多学术造诣极深的朋友,还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来谈更合适。我只是以自己接触杨先生的几个领域为基础,从很窄的角度说一说自己的体会。

杨先生物理研究的思想基础是自然界的对称性。他认为,对称性决定了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对称性支配自然,使自然有了规律。他的很多研究都和对称性有关。同时,他又指出,我们观察到的自然很有可能是被破坏了对称性的,这样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和关注,比如宇称。

杨先生的物理研究理念,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一直强调,做研究要在物理自身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物理走到这一步,那么就非做这个不可,非这么做不可,而不是自己想当然地去做。物理发展推动着你去做就不会错,自己想当然就很容易出问题。这样的学术理念要求杨先生对物理乃至数学领域有比较全面的认识,这也造就了杨先生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研究功底,我认为这是杨先生取得成功的重要根基。

杨先生晚年的生活可以平安顺遂,这里面翁帆女士绝对功不可没。有一次杨先生得病细菌感染,高烧40度。是翁帆一直守在先生身边,寸步不移。先生后来自己回忆,他当时感觉到生命将尽,是翁帆在喊他:“达令!达令!”自己的魂好像被爱人叫住了,又慢慢下降,回到身体里。

我觉得翁帆真的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杨师母,也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方面我推荐大家去读商务印书馆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合著)。里面有翁帆写的杨先生怎么教她开车。我是知道的,杨先生喜欢自己开车,直到85岁才让翁帆开车,自己坐车。那篇文章里讲述了很多他们夫妇两人的生活点滴,读来别有趣味。

商务印书馆去年推出的《晨曦集》(杨振宁、翁帆合著)

当年他们两人结婚的时候,招致了一些社会上的非议,好像师母刚过世一年多,杨先生便迎娶了翁帆,如何如之何。这点上,我在书中也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实际上在师母过世前两年,有一次她就对我说过,自己的身体不行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宁。她亲口告诉过我,如果自己不在了,振宁要是没法自己生活的话,“他就应该再婚,再找一位合适的伴侣。”这点上,师母的妹妹杜致廉女士后来几次表达过自己对翁帆的感谢。她也认为是翁帆给了杨先生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作为亲人,只有感谢。”

近几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基本都在国内生活,就住在北京清华园内。大家有时候也相约去看演出和展览,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实在不太好,经常看到杨先生和翁帆讨论得津津有味,有时候两人说着说着,干脆直接用英文交流。有次在国家大剧院看外国歌剧,可能是情节稍微有些冗长,有些观众没看完就走了。我听到翁帆对先生说,这么好的剧,怎么很多人不看就走了,多可惜呀。先生说,我们看完,没问题。在回来的路上,他们两个人还在讨论剧情。

杨振宁先生题字“宁拙毋巧,宁朴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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