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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山区吃水难，却有两套管

贵州因喀斯特地貌等特殊环境而长期工程性缺水，“水贵如油”是山区群众吃水难的真实写照。贵州自1997年以来累计投入超226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其中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超70亿元，山区群众逐步告别“望天水”“房盖水”。不过，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贵州部分农村地区饮水设施村民自备一套，政府建设一套，长期“双管齐下”，政府建设的供水设施设备长期闲置浪费。

“双管齐下”，闲置浪费严重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区，最高海拔2861米，最低海拔635米，工程性缺水严重。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几个村庄走访发现，当地村民家中既有自备水源，又有政府建设的饮水工程。

营盘乡哈青村一位村民说，现在家里用的水来自不远处的自备水源，自己花钱买水管接到家中。在家里的餐桌旁，还有另一套取水系统，这是政府几年前接通的，“水龙头安装了三四年时间，一直没用过”。

无独有偶。水城区杨梅彝族苗族回族乡白牛村村民老梁告诉半月谈记者，他所在的小组有大约30户，家里接通了政府安装的水管，也通了水，但平时都不用。另一村民家门口张贴了饮水安全明白卡，显示为“集中式供水”，记者现场打开水表查看，计数刻度为“1”。

在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望谟县等地农村，不少村民家中都有两套供水系统，自备水源经常使用，政府工程基本不用。一些村民家中水表计数刻度还停留在个位数，“0”或“1”这样的吨数也常见。

由于政府工程长期闲置，不少水管水表等设备逐渐破旧、损坏，一些村民家中安装的水管、水表已经“残缺不全”。

在紫云县大营镇星进村，政府安装的水龙头接到了村民老石家门口，水龙头开关已被取下来放在家里；在营盘乡哈青村，有一户人家水表已经拆除，目前还能找到一截水管，水表则不见踪影；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有村民因为房屋建设等原因，将政府安装的供水设备埋在了地下；还有地方水表和水管锈迹斑斑，擦拭后才能读出数据。

三大原因致长期闲置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贵州农村政府饮水设施闲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大多数村民已经习惯使用自备水源。在部分地区，村民反映，他们集资拉通自来水用了几年后，政府才铺了水管、装了水表。“我们自己有水，为什么要用政府的水呢？”有村民认为，如果征求村见，将工程建设资金用于自备水源维护管理，结果就会喝得放心、管得顺心。

二是有农户认为水不干净。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紫云县等地山区调研时，随机打开政府接通的水龙头，流出的水发黑发黄，经过大约20秒钟，才能见到稍微清亮的水。村民反映，这一方面是长期未使用造成，另一方面则是净化处理不到位，水不干净。在水城区营盘乡罗多村村民老鲍家中，白色水桶里的水呈黄色，她表示，“这样的水怎么敢喝”。

三是部分村民不愿交水费。农村饮水工程让水成为商品，这让山区群众在短时间内很难接受。他们说，祖祖辈辈吃水从来不要钱，现在怎么还要收水费？因为要收钱，所以村民不用政府接进来的水，平时用的都是山上引来的水。半月谈记者调研时发现，有的地区，村民自发组织起来集中取水，筹点钱建水池、铺水管，平时只需三家五户组成管水单元，做好维护，便可保证清水进缸。

在水城区坪寨彝族乡箐马村，村民老周告诉半月谈记者，政府修建的饮水工程两年前就通了水，但一吨水费要两块钱。相比之下，他家一直都使用自备水源，老两口在家，用水不多，也不用交水费。半月谈记者走访不少村庄，村民表示，“别说一吨两块钱，哪怕五角也不交”。

山区供水，成本较高

从生产角度看，贵州山区实行集中供水成本相对较高。从水源地到水厂再到各家各户，干净、卫生、达标的水需要投入电力、药耗、管道、水泵、人工、维修等方面费用，最高每吨大约10元，最低两三元。

一是取水成本较高。贵州是南方典型的“大漏斗”，储水难，取水也难。地处乌江中游、黔中腹地的瓮安县，目前投资超3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在猴场镇马场坪村，政府修建饮水工程后，由村民组织协会进行管理。管水员粟朝奎介绍，2021年协会收取水费4.9万元，电费就花去2.3万元。

二是送水成本较高。在贵州山区，山高人稀，水的运输是大工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农村人口大约15万，输水管道就有近3500千米。水城区铺设管道9110公里，管材采购、安装、管道埋设、土石方开挖等费用共计6.2亿元。

三是管护投入较高。为了维护供水工程运行，贵州农村地区普遍聘请曾经的建档立卡户作为管水员，每月工资800元。除此之外，还要聘请专门的管水员。如在水城区，由于饮水工程点多面广，每个村需一两名管水员，全区有396名，他们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合力保障供水可持续

管护资金可持续性也是基层普遍关心的话题。2019年以来，水利部会同财政部安排39.6亿元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中央补助资金，对有突出困难的特殊地区、特殊工程、特殊群体，加大支持力度，给予适当补助，促进工程正常运行。水务干部担心这部分资金的持续性。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有的贫困县因为饮水工程建设增加了地方债务。水务干部普遍认为，尽管集中饮水工程把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但水务公司或水厂也不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他们期待各方发力，实现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兼得。

首先，降低生产成本，如降低电费、检测费。贵州农村地区供水用电普遍没有优惠，电费成本占供水成本约四成，正因如此，乌江边上的一些县如今不再从乌江提水。此外，检测费用也不低。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水质检测站一名负责人介绍，为保证水质，公司平时采取自检和第三方检测，单是后者每年所需费用大约15万元。

其次，“吃水交钱”要长期宣传普及。水务干部和专业人士介绍，山区自备水源虽然免费，但可能存在水质隐患，尤其是一些金属超标的地方，更是需要处理才能饮用，要倡导饮用通过科学方法处理过的“干净水”。瓮安县水务局局长文敬友说，除了参与工程建设和管理，水务干部、管水员还需通过恰当形式，经常向山区群众普及健康饮水观念，这样才能解决“吃水交钱”的问题。

下篇：看着这种水，喝下有点怕

白色水桶中的水颜色发黄，水桶底部沉淀一层黄泥——这是半月谈记者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苗族彝族白族乡罗多村看到的场景。在一户村民家里，女主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虽然这桶水已经沉淀了10多天，但看起来还是不太敢喝，“喝了肠子怕要变黄”。

贵州省自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专项资金超70亿元，集中供水工程覆盖3588万余人，解决了许多群众吃水难、吃水不安全的问题，但并非所有地方集中供水的水质都让人放心。半月谈记者在水城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等地农村地区走访发现，部分供水工程输送的水肉眼可见浑浊，村民不敢喝。也正因如此，不少村民如今仍使用自备水源，致使政府修建的农村饮水工程闲置浪费。

水质不佳，原因在哪？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水源地保护不到位、消毒设施设备使用不规范，是贵州农村部分饮水工程供水水质不佳的主要原因。

在营盘乡鸡戏坪村公路边的一处饮用水水源地，四周无任何阻挡措施，人畜均可随意进入。一处蓄水池虽然有绿色铁质防护隔离网，但已经年久失修、东倒西歪，无常发挥作用。有村民说，无论人为破坏还是牲畜随意出入，水源地环境和水质都可能遭到破坏。

此外，有地方还存在未严格按照标准开展消毒流程、消毒设施形同虚设等问题。在望谟县郊纳镇懂闹村，农村集中供水工程配套的消毒设施上张贴了操作说明图，但并未上锁，随手便可打开。在该县麻山镇纳良村一处高位水池，锁扣处仅用一根木棍拴住，水利干部坦言起不到保证安全的作用。

为保障水质，贵州农村饮水工程配备了专门的管水员，半月谈记者发现，大部分管水员都是当地的脱贫户，专业技术能力较差，管水能力不足。瓮安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部分水厂管理人员责任心不足，未连续按量投放药剂，导致水质消毒效果较差。

纳良村村民老岑曾是建档立卡户，2020年被聘为村里的管水员，主要负责抄水表、水管维护等工作。县水务部门每年会组织他们开展至少一次培训，介绍如何投放消毒药剂和管网维修等。半月谈记者向其询问药剂投放频率时，他仅表示“1年放3次消毒片”，具体投放标准、平时水质观察指标等均不太清楚。

瓮安县疾控中心提供的《2021年饮用水水质卫生监测枯水期工作总结》提到，该县所有监测点全部配备有消毒设施，但大部分消毒设施因存在不同问题未正常投入使用，城区外的水质处理设施大多不完善，大部分仅靠人工投药方式消毒。

检测监测不规范，倒逼作用待加强

根据相关规定，供水单位、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协同，定期对水源地、管网水、末梢水水质进行监督、监测。但有的地方协同监督机制发挥并不充分。半月谈记者走访贵州部分学校发现，一些小学分管安全工作的负责人对学校用水是否安全达标并不掌握。

同时，水质检测费用过高，基层检测能力有限，也给水质检测带来困难。按照国家相关指标要求，水厂每年需至少开展一次出厂水水质检测。贵州水务瓮安有限公司水质检测站站长丁家华介绍，为了保障饮水安全，检测站聘请了10位检测人员对管网水、末梢水开展定期检测，同时还请第三方检测公司每年对出厂水开展一次水质全分析，每年水质检测费总计约20万元。

思南县第三水厂于2019年9月投入运行，共投资8700万元，配备有絮凝池、沉淀池等水处理设施，以及水质分析室、微生物室等实验室，为当地孙家坝镇、凉水井镇等乡镇共3.71万人提供饮水。厂长李飞介绍，该厂水质检测仪器已配备齐全，但还在等公司聘请专业检验人员。半月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设备大多处于闲置状态。

2021年，望谟县疾控中心对12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监测点进行了丰水期、枯水期监测。疾控中心检验科一名负责人介绍，目前检验科有工作人员11名，但学的都是临床医学检验专业，理化检验开展得少，实际工作中比较吃力。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还要安排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人手捉襟见肘。

受访人士认为，水质检测监测不规范、不严谨，对用水搜集、消毒、分流等整个过程无法形成高质量倒逼作用。职能部门的监测主要是起监管、督促作用，如果发现水质存在问题，应报告执法部门处置；水厂、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的检测主要是倒逼“水生产质量”，目前这两方面都需要加强。

来源：《半月谈》2022年第6期

来源： 半月谈

光明日报记者 计亚男

1959年国庆节前夕，全国人民盼望的人民大会堂如期建成。

在为新中国十大建筑胜利竣工举行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向三位参与人民大会堂建设的突出贡献者敬酒祝贺和致谢。负责人民大会堂钢结构设计的李瑞骅工程师，是其中的一位。

那年，他35岁，风华正茂。

今年暮春的一个上午，本报记者采访了李瑞骅的妻子张珑女士。在她那间明净雅致的客厅里，听眼前这位笑容温婉、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徐徐道来，讲述李瑞骅的“钢铁人生”，讲述《钢的交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书里书外的故事。

1、“我愿意将我在国外所学报效祖国”

李瑞骅祖籍苏州，出生在上海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李伯涵是经营房地产的儒商，母亲文涵秋是明代著名文人文徵明的后人。

1942年，李瑞骅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48年远赴加拿大，先是进入加拿大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郊的子邦桥梁公司，获得实习工程师资格，这成为李瑞骅毕生从事建筑钢结构设计的起点。

按照这家公司的规定，李瑞骅先由已退休的总制图师比滕先生指导，每天上午讲课，下午做练习，包括制图时如何画线、如何写字，以及如何设计各种钢结构节点的方法。这些内容都是该公司百年建筑工程经验的积累，在一般大学课堂上很难学到。经过半年的严格培训，李瑞骅正式上岗。

李瑞骅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每天上班前都会提前削好一天所需的十多支铅笔，以免上班时削铅笔耽误时间。

采访张珑时，她拿出一把老式水果刀。“这就是当年的削笔刀，一直使用至今。天长日久，这把水果刀虽已磨得很薄，但仍十分锋利。”张珑介绍道。

一九五二年，李瑞骅持这封信回到新中国。选自《钢的交响》

在这期间，由于李瑞骅持有绿卡和工作签证，而且年纪轻、工作出色，加拿大移民局多次就入籍一事与他联系，说只要签个字就行了，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在关键时刻，李瑞骅总是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他要做中国人，不肯放弃国籍。”张珑的言语间透出内心的骄傲。

1950年10月，李瑞骅辞去该公司的工作，考入多伦多大学土木系攻读研究生。仅用七个月，他便完成了结构力学、混凝土力学和土壤力学等专业课程，以全A成绩获得硕士学位。

1951年年底，李瑞骅获悉新中国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并得知只要写信给新中国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即可获得回国入境证明。刻不容缓，他立即致信周恩来总理，表达了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热切意愿。1952年2月8日，李瑞骅收到政务院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复信，表示欢迎他回国。

接到祖国复信的李瑞骅心潮澎湃，竟等不得即将在7月举行的毕业典礼。他放弃了因学习成绩优异可在毕业典礼上获得的奖品，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直到2000年，在加拿大定居的嫂子盘桂仙向多伦多大学反映此事，李瑞骅才拿到了一份正式的硕士学位证书。而证书上的照片，已由原来英姿勃发的青年，换成了一个白发老翁！”张珑笑盈盈地说。

1952年3月，朝鲜战场上正炮火连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已断绝一切外交联系。李瑞骅匆匆离开加拿大，绕行11个国家，终于在当年8月回到上海。

常有人问他：“你在加拿大有绿卡，又可以入籍，工作优越，收入丰厚，过的是高级白领的生活，你为什么回来，后悔吗？”

在回忆录《钢的交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里，李瑞骅清楚地陈述了当年选择回国的初衷和理由：在加拿大，“虽然我收入颇丰，但日复一日如机器一般工作，无乐趣可言，更谈不上有所进步和创新……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我的父辈都是从贫困中成就事业的。这种精神自小融入在我的血液里。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我相信总有我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我愿意将我在国外所学报效祖国。”

当初作的决定，他未曾后悔。

2、“终生难忘的一次光荣经历”

在李瑞骅设计的所有钢结构项目中，最为夺目的，当属人民大会堂。

张珑告诉记者，李瑞骅生前曾说，能够完美设计出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赞许，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次光荣经历”。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没有宏大的建筑。1958年，国家决定建造人民大会堂。这是建设新中国首都的“十大工程”之首，由周总理亲自抓，必须在十个月内建成。

一九五八年，李瑞骅参加人民大会堂工程主体结构的聘书。选自《钢的交响》

整个工程的设计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总建筑师和总工程师分别是该院的张镈和朱兆雪。朱总早年留学法国，是建筑界资深的老前辈。因为他对建筑钢结构设计并不熟悉，所以他让李瑞骅全面承担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部分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包括60米跨度万人大礼堂屋盖、出挑16.5米悬臂看台、48米跨度148吨重的宴会厅钢结构桁架等的设计。

人民大会堂工程的总建筑面积，比整个故宫的建筑面积还大。当年故宫的建设用了十多载，而人民大会堂却要在十个月内完成。在当时条件下，完成这个任务既不允许有丝毫浪费，又必须确保安全，达到百年大计的水平，计算书也必须接受公开审查。

“人民大会堂是我国一项史无前例的大型公共建筑，仅钢结构设计部分，其规模之庞大、复杂和难度，都是空前的。”李瑞骅生前同仁姚家礽说：“李总对工程设计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他有坚实、雄厚的钢结构专业知识，结构理论扎实，国内外设计实践经验丰富等优势。因此对结构选型、连接方式、材料选用、安全度控制等重大原则问题起了领军作用，并为此付出了太多心血。”

人民大会堂工程在1959年9月如期完成。那年的国庆日，李瑞骅很荣幸地被邀请到观礼台上观看大游行。

工程结束后，周总理在福建厅召集庆功大会，宴请参加国庆十大工程的主要负责人，李瑞骅有幸受邀参加。宴会上，选了朱兆雪总工程师、铁道部的汪菊潜副部长和代表建工部的李瑞骅三位代表上前接受周总理的祝贺。周总理对他们说：“祝贺你们成功！”并分别与他们一一碰杯，一饮而尽。

当时，站在周总理身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给个分吧。”周总理举起一只手，连声说：“五分！五分！”

在国庆60周年之际，网上有多篇文章记述了当年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施工过程。其中有一条留言这样写道：“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负责人是李瑞骅教授，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加拿大回国的钢结构专家。可惜李老已去世了。人民大会堂按期建成后，周总理说李瑞骅是最应该感谢的三个人之一。”一条跟帖接着说：“他们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人！”

“当年，强调的是集体的创造和成就，而承担具体设计的个人则不会留下任何印迹。数十年之后，他居然没有被遗忘，还能见到有人写下这样的话语，缅怀他当年的功绩和贡献，使我格外地感动。”张珑感慨地说。

3、“有益于世，无愧于人”

1946年，李瑞骅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进入浙江杭州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工作。在美丽的凤凰山下，他住了一年的光景。他的体格健硕，热爱运动，参加过全国游泳比赛，取得过880码蛙泳全国亚军。因为身体好，他被安排做外勤工作，测量钱塘江的容量和流量。由此，他对闻名遐迩的海宁观潮景点非常熟悉，潮水来袭时排山倒海的威猛之势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段工作经历，使李瑞骅领悟到了土木工程的最基本要点：建筑物必须与大地相结合，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服务的对象——人，融为一体。

在回忆录中，他还阐释了一生始终铭记于心的基本信念：对一个结构工程师来说，结构的安全度是最重要的。“我非常注意结构安全度，所以这一辈子做了成百上千项工程，从未出过事故。”

回国后，1952年9月，李瑞骅被分配到华东设计院土木室任副主任工程师。因为当时他是唯一的钢结构专家，所以承担起华中地区淮河上的多座钢结构船闸的设计和施工。

李瑞骅设计过无数国内和援外的钢结构工程，涵盖了各种形式的钢结构，如塔桅钢结构、网架钢结构、轻型钢结构、建筑机械钢结构等等。

李瑞骅总是喜欢创造新的形式。北京首都体育馆，是上世纪60年代为了开展乒乓外交而建的一个面积巨大、能容纳18000名观众的大型体育馆。李瑞骅开创性地采用小角钢拼成的网架结构，计算十分复杂，有108个未知数，需要解108个方程式，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样的计算极具挑战性。建成后有法国代表团来访问，称赞这个结构达到了国际水平。

北京工人体育馆的屋盖，是车轮式的悬索钢结构，像个巨大的自行车轮子，在国内也是首创性的设计，在高空施工的难度极大。

那时候，大型钢结构工程都是由北京市机械化施工公司承担的。该公司的总工程师刘育毅和李瑞骅很熟悉，见了面他总会说：“你又出什么新花样，真难为我们了！”

李瑞骅的创新精神，还表现在他设计的一个木结构工程：康乐宫。那是北京亚运村建设的一部分，是一个综合性的娱乐设施，里面有大面积的游泳池、沙滩、树木、瀑布等，空气十分潮湿。为此，建筑师要求采用木结构。

中国古代的建筑虽然都为木结构，但近代很少再有木结构建筑了，也没有单位愿意承担这个高难度项目，所以来找李瑞骅。那时他已经退休，接下这个项目后，他找了曾在北京工业设计院的同事王仲富、留美教授级高工周文彦一起合作。木结构设计由李瑞骅负责，画图由他和王仲富共同完成，周文彦负责设计混凝土柱和基础部分。

李瑞骅前所未有地运用钢结构的原理、计算方法和制造方法来设计这座木结构建筑，并且做到了使这个12边形木穹顶结构的制造精确度、安装精确度和结构安全度均达到了几近完美的水平。

李瑞骅的一位新西兰老朋友吉姆·葛雷是木结构工程师，见到这个设计赞叹不已。美国木结构协会和日本木结构研究中心都来信对李瑞骅表示赞扬和祝贺。

1956年，金属结构局下属金属结构室正式成立，李瑞骅任主任工程师。他每天从北京西城区西北部的百万庄家里出发，骑车到东城区山老胡同上班，带领全室技术人员完成了156项重大项目中许多钢结构工程的施工详图设计。

“李瑞骅完成这些工程的同时，正是我国钢结构队伍从无到有，刚刚起步的阶段。经过多年艰辛努力，他带起了中国第一支钢结构设计专业队伍。”李瑞骅生前同事傅志镇说。

“瑞骅姊丈不是风花雪月式的文人，他是一位实干家。自幼接受‘今日事，今日毕’的古训，他养成了在学业和工作中一步一个足印、踏踏实实不断进取的品性，终于在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张珑的胞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张人凤教授说。

李瑞骅喜欢这句格言：“人之所求，世之所尊。以健为本，以德为魂。有益于世，无愧于人。”他能以豁达的心胸，对待世间万事万物，做到了无愧于天，无愧于人，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2009年，李瑞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医院病床上，竟然还做了一个设计，对工程项目作出最后的贡献。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值得我深深敬仰！”李瑞骅夫妇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程明琨感动地说。

4、“我与张珑从没有红过脸”

1952年8月的一天，刚从加拿大回国的李瑞骅，在父亲带领下，与兄长李瑞麒一起去拜见时年86岁高龄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

简短的会面，李瑞骅给张元济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个人没有歪心思，又肯为国家出力，是个好人。”

1954年2月5日，李瑞骅与张元济的孙女张珑结为伉俪。如今谈到这段姻缘，张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有人说我挺幸运的，有那么一位祖父把关，是祖父铸就的姻缘。真的，老李很老实，不大说话，整天心思都在工作上。”

令张珑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张元济还在他俩喜结良缘时，写了两首七言诗：

“万里骅骝开道路，娇儿生就玉玲珑。

定教百事都如意，天然嘉耦喜相逢。”

“夭桃秾李春光好，每诵葩经乐意盈。

缔得仙缘齐美满，更持吉语颂双星。”

李瑞骅说：“我喜欢‘万里骅骝开道路’这句诗，因为我喜欢创新，喜欢研究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尖端、精准和先进的事物。”

刚建立小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过得很简朴。李瑞骅把每月工资的大部分都买了国债，自己仅留下很少的一点生活费，当时曾一度在设计院里传为美谈。“我们可以生活得舒适一些，但不可以浪费，更不可以奢侈。”这是他们夫妇共同生活的55年中，始终信守的生活原则。

“瑞骅姊丈待人宽厚，性格开朗，一起聊天或用餐时，时常谈及祖父写给他父亲李伯涵先生的对联——‘无求便是安心法，不饱真为却病方’。他很欣赏并赞同这种恬淡的人生哲理。”张人凤回忆说。

张元济的为人之道和家国情怀，也深深地影响着李瑞骅。“我记得，他说今天的事能做完的，尽量要做完。这点我是根据他说的那样，尽量去做。”李瑞骅说。

在改革开放后，李瑞骅与外商多有联系，并常为国内公司引进设备。1984年，李瑞骅帮山东一个厂家引进一套意大利塞柯公司的设备。在生意谈成之后，外商要按照国际惯例给他9万美元，相当于全套设备价格3%的佣金，并可为他在国外开立一个银行账户。但是李瑞骅坚决拒绝，说：“我是国家的干部，我不能拿这笔钱。”外商不解，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为了我的名誉和尊严。”一句话，令外商肃然起敬。

在李瑞骅看来，一个人的头脑如果被金钱充斥，那么就没有名誉和尊严的容身之地。“在他的心里，没有名利；从他的手里，出不了工程。”张珑最了解李瑞骅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

“风清明月夜，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张珑在《风清明月——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一书中追忆：“我们从相识到结婚，不足一年的时间。但是互爱互重、风雨相依却是一生的过程。也许是因为都是出生在上海，小时候都读过一点《论语》《孟子》、唐诗、宋词，又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都有很强的事业心，都不羡慕虚荣的物质生活，也都选择了低调的处世方式。众多的因素使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价值观。”

程明琨记得李瑞骅曾自豪地说，“我与张珑这么多年从没有红过脸。”用“和好相敬”“齐眉到老”来形容他们之间融洽和谐的生活，再恰当不过。

张珑曾问过李瑞骅：“你回国后后悔过吗？”他风趣地答：“我不回来，能遇见你吗？我现在事业有成，爱情有托，家庭美满。你说后悔吗？”

如此斑斓的人生。这便是李瑞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生命的全部。

《光明日报》（ 2022年06月01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