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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签(第三十二签中签最佳解答)

时间:2023-10-02 07:48:09 作者:作茧自缚 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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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童谣准不准?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美国人何德兰搜集整理民间童谣140首,编译《孺子歌图》一书,于1900年印行。何德兰强调:“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字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

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

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刘备取西川,攻至成都。谯周援引蜀郡童谣,劝刘璋出降。知乎网站有细心网友指出,此处童谣称呼刘备为“先主”,超前了,不准确。

在明代嘉靖本《三国演义》,这个童谣说的是“若要吃新饭,须待先生来”,先生应指诸葛亮。后来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改为“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由此改出了问题。

《三国演义》多见预言式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著名一例。千里草合字为“董”,“十日卜”合字为卓,意谓董卓必败。嘉靖本共收入9首童谣,毛评本少一首。

素晓天文的谯周,是《三国演义》中的“预言帝”,多次出场劝谏。嘉靖本中有8首童谣引自陈寿的《三国志》,陈寿正是谯周弟子。

据统计,二十四史共有264首童谣见载。《汉书》将童谣归入五行志,五行志是记录奇闻异事乃至超自然现象的志书。“童谣”相当于“谶谣”,远离儿童生活,和我们今天说的“儿歌”概念不同。

儿歌是否“古已有之”?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讨论和研究。周作人说:“中国史书上所载有应验的童谣,……其大多数原是普通的儿歌,经古人附会作荧惑的神示罢了。”古代不缺少真正归于儿童传唱的童谣,只是缺少记录与发现。

童谣为什么成了“诗妖”

“童谣”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记载西周宣王时有童谣一语成谶,兆示了西周的灭亡:“月将升,日将浸;檿(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

《东周列国志》中,大宗伯召虎对周宣王讲解“檿弧箕服”的意思,说得清楚明白:“檿,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檿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服)。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

周宣王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

接下来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了。依《史记》之载,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开始追杀一对卖弓箭的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拾得女婴,并投奔褒。是为褒姒。

太史伯阳父的说法,沿袭自童谣出于“荧惑”之说,童谣是荧惑星下凡变化所作。如东汉张衡所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荧惑星”即火星,因“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而得名。

到了汉代,此类占卜童谣被命名为“诗妖”。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古称一切反常怪异的事物或现象为妖。《汉书》首创五行志这一志书体例,收入童谣颇多,详释“诗妖”成因:“言之不从,是谓不义,时则有诗妖,君亢阳而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童谣被妖化、异化,实际上是为汉儒鼓吹“天人感应”理论服务的。

《易经》是一部诗歌集?

史籍中,歌与谣常混称。童谣又有“婴儿谣”“孺子歌”“童女谣”“儿童谣”“小儿谣”“童儿歌”等称谓。

歌与谣,本不同。

《诗经》中有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注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称为歌,清唱称为谣。徒歌可以理解为没有乐器伴奏的歌,也可能是没有乐器伴奏,也没有音乐旋律的口诵韵文,放到今天,就要叫“说唱”。

一般认为,《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的诗歌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实《周易》中同样保存了诸多上古歌谣,比《诗经》年代更早,古文学家罗根泽就把《周易》的卦爻辞称为“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

学者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一文中,认为“爻辞”的“爻”,本字为“谣”,意即歌谣。“《易经》本身是对一种更古老的文献的神学化阐释。这种古老文献,便是殷周歌谣。与此相应,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常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殊不知,《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

《易经》引诗为占,成为后世占筮的标准范式。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前往散花寺抽签问卦,签子上写“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相当于占辞;签簿上写“王熙凤衣锦还乡。‘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相当于《易经》的爻辞了。

甲骨文的卜辞年代更早,或许也可以找到古代歌谣的遗痕。如“癸丑卜,今日雨?其西来雨?其东来雨?其北来雨?其南来雨?”像不像一首童谣?

童谣成了“天气预报”

“卜偃引童谣”见于《左传》,是史籍中记录最早的一首政治童谣,预言了虢(guó)国灭亡的时间。

春秋时晋献公听从大臣荀息的建言,在鲁僖公二年和五年两次向虞国借道伐虢。这正是成语“假道伐虢”“唇亡齿寒”的出处。

晋国大夫郭偃是卜官,史称卜偃。《左传》记载了卜偃的七次预言,无不灵验。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出征前请卜偃算一卦,卜偃引述了一段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结合星象,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当在“九月、十月之交”。果然如此。

晋代杜预注释《左传》时,论及童谣说,童龀之子的嬉戏之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

“康衢童谣”见于《列子·仲尼》,流传于尧舜时代,按说比“卜偃引童谣”年代更早。康衢就是大路,尧微服私访,在大路边听到童谣,称颂自己的仁政爱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过《列子》成书时间争议较大,钱锺书认为其是编纂于魏晋时代的伪书。

正史对童谣的记载,从《汉书》一直延续到《明史》。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口头化、民俗化相结合,童谣频频被用来当作改朝换代的“天气预报”,假托天意来攫取。

刘邦立汉室,“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再如唐初的童谣“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元末的童谣“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都是如此。

儿歌一词替代了童谣

《易经》以歌谣作为占卜的表达方式,而汉代儒士把童谣神秘化,添加了“预警”属性,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明末是对童谣再发现、再认识的一个时期。出版业的兴盛,为童谣的挖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吕得胜和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系列以及朱彝尊《明诗综》中的《杂谣歌辞》,收录了大量民间童谣。

以王阳明的童子之情和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思想基础,比起“天意”,童谣中的“天性”开始被关注。杨慎论述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不过,明代士大夫还是对民间童谣抱有偏见。“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灯前一寸光如罩,可恨灯台不自照。灯前不见灯后人,灯后看前真更真。慢道明尤远,提防背后眼。”这首童谣出自五代时期梁宋年间,质量很高。吕得胜却以此为例,认为“学焉而与童子无补,余每笑之”。

清人陈宏谋反对其说:“夫以小儿语语小儿,亦焉用文为哉?”既然用孩子的话去说给孩子听,又何必谈什么文雅呢?

到了清代,郑旭丹编《天籁集》,收江浙儿歌46首,把童谣喻为“天籁之音”。许之叙为《天籁集》所作序言说:“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儿歌一词,直至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编译《北京儿歌》一书才出现。1914年,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论证:“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儿歌一词逐渐替代童谣并被广泛使用,与五四以来对民间文学乃至童谣的挖掘息息相关。

当然是“古已有之”

1918年2月,刘半农和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发起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刘半农从千余首征集作品中选出148首,编选成书《歌谣选》。

在此之前,鲁迅、周作人已经着手民间童谣的收集整理。万事开头难。1914年,周作人公开刊登了一则征集儿歌的启事,一年内只收到一首。

真正属于儿童的童谣,是否“古已有之”,同样成为时代话题。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之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

即便在春秋时期,童谣绝非仅有“历史的儿歌”一种。孔子听到的“沧浪之水”恰是一首“泛咏物情”的儿歌,载于《孟子》。孔子周游楚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由此对弟子讲述了一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道理:“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这首童谣又见于《楚辞》中,成了一首渔歌。

脱离谣谶的民间儿歌,散落于史料之中。在宋人笔记《墨客挥犀》中,记录了一首祈雨谣:“熙宁间,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儿环绕呼: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环绕呼就是孩子们拉成圈子,绕着水缸,唱着儿歌,踏着节拍来祈雨。

《北齐书》中有“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周作人认为,这是跳绳游戏的最早出处。

童谣也好,儿歌也罢,古已有之,无可置疑。

还是还给孩子吧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前段时间,“挖呀挖”的儿歌火出圈。

这首儿歌演唱时有一套“手势舞”,此类指点为歌,古时被称为“指戏”。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明代天启年间有“打铁谣”广为流传,最早见于徐霞客之子李介的《天香阁随笔》,300年间不断演化出新版本,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还被收入国语教材。“打铁谣”在演唱时,就有手势配合:两个小孩分别伸出自己的左右手,互相合拢,交互摩擦一次,然后你唱一句“张打铁”,我唱一句“李打铁”,依次将左右手交互击打对方的右左手,如此循环往复,类似大家熟知的儿歌“你拍一,我拍一”。

上个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怀琛写过一首“不太准确”的儿歌: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鲁迅先生化名“小孩子”,仿写了一首儿歌,调侃说:“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当然,鲁迅的戏作别有深意,回应胡怀琛对新诗运动的批评不妥。

仅就作品而论,胡怀琛所作,很有“童趣”。

儿歌“挖呀挖”中,小种子开小花,大种子开大花的说法也不准确。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馆长王康就撰文科普: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直径可达40至50厘米,但花很小巧,直径在1厘米左右。兰花则是小种子开大花。

儿歌,重要的是童趣,还是交还给孩子吧。“准不准”的,另说。

责编:沈沣

古代童谣准不准?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五柳七

美国人何德兰搜集整理民间童谣140首,编译《孺子歌图》一书,于1900年印行。何德兰强调:“在中国,没有哪部文字作品,包括那些经典著作,能够像儿歌那样妇孺皆知。”

忽一人进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视之,乃巴西西充国人也,姓谯,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晓天文。璋问之,周曰:“某夜观乾象,见群星聚于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载之前,小儿谣云: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此乃预兆。不可逆天道。”

在《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刘备取西川,攻至成都。谯周援引蜀郡童谣,劝刘璋出降。知乎网站有细心网友指出,此处童谣称呼刘备为“先主”,超前了,不准确。

在明代嘉靖本《三国演义》,这个童谣说的是“若要吃新饭,须待先生来”,先生应指诸葛亮。后来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改为“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由此改出了问题。

《三国演义》多见预言式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著名一例。千里草合字为“董”,“十日卜”合字为卓,意谓董卓必败。嘉靖本共收入9首童谣,毛评本少一首。

素晓天文的谯周,是《三国演义》中的“预言帝”,多次出场劝谏。嘉靖本中有8首童谣引自陈寿的《三国志》,陈寿正是谯周弟子。

据统计,二十四史共有264首童谣见载。《汉书》将童谣归入五行志,五行志是记录奇闻异事乃至超自然现象的志书。“童谣”相当于“谶谣”,远离儿童生活,和我们今天说的“儿歌”概念不同。

儿歌是否“古已有之”?在五四时期就引起过讨论和研究。周作人说:“中国史书上所载有应验的童谣,……其大多数原是普通的儿歌,经古人附会作荧惑的神示罢了。”古代不缺少真正归于儿童传唱的童谣,只是缺少记录与发现。

童谣为什么成了“诗妖”

“童谣”一词最早出现于《国语》,记载西周宣王时有童谣一语成谶,兆示了西周的灭亡:“月将升,日将浸;檿(yǎn)弧箕服,实亡周国。”

《东周列国志》中,大宗伯召虎对周宣王讲解“檿弧箕服”的意思,说得清楚明白:“檿,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檿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箙(服)。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

周宣王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

接下来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戏码了。依《史记》之载,周宣王听到这首童谣,开始追杀一对卖弓箭的夫妇。这对夫妇在逃亡途中拾得女婴,并投奔褒。是为褒姒。

太史伯阳父的说法,沿袭自童谣出于“荧惑”之说,童谣是荧惑星下凡变化所作。如东汉张衡所说:“荧惑为执法之星,其精为风伯之师,或儿童歌谣嬉戏”。“荧惑星”即火星,因“荧荧火光,离离乱惑”而得名。

到了汉代,此类占卜童谣被命名为“诗妖”。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古称一切反常怪异的事物或现象为妖。《汉书》首创五行志这一志书体例,收入童谣颇多,详释“诗妖”成因:“言之不从,是谓不义,时则有诗妖,君亢阳而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童谣被妖化、异化,实际上是为汉儒鼓吹“天人感应”理论服务的。

《易经》是一部诗歌集?

史籍中,歌与谣常混称。童谣又有“婴儿谣”“孺子歌”“童女谣”“儿童谣”“小儿谣”“童儿歌”等称谓。

歌与谣,本不同。

《诗经》中有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注释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有乐器伴奏的称为歌,清唱称为谣。徒歌可以理解为没有乐器伴奏的歌,也可能是没有乐器伴奏,也没有音乐旋律的口诵韵文,放到今天,就要叫“说唱”。

一般认为,《诗经》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近五百年的诗歌作品,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实《周易》中同样保存了诸多上古歌谣,比《诗经》年代更早,古文学家罗根泽就把《周易》的卦爻辞称为“周初编辑的商代歌谣集”。

学者黄玉顺在《易经古歌考释》一文中,认为“爻辞”的“爻”,本字为“谣”,意即歌谣。“《易经》本身是对一种更古老的文献的神学化阐释。这种古老文献,便是殷周歌谣。与此相应,我们早已习惯于这样一个‘常识’:《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殊不知,《易经》里已经隐藏着一部时代更早的‘诗集’。”

《易经》引诗为占,成为后世占筮的标准范式。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前往散花寺抽签问卦,签子上写“第三十三签:上上大吉”,相当于占辞;签簿上写“王熙凤衣锦还乡。‘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就相当于《易经》的爻辞了。

甲骨文的卜辞年代更早,或许也可以找到古代歌谣的遗痕。如“癸丑卜,今日雨?其西来雨?其东来雨?其北来雨?其南来雨?”像不像一首童谣?

童谣成了“天气预报”

“卜偃引童谣”见于《左传》,是史籍中记录最早的一首政治童谣,预言了虢(guó)国灭亡的时间。

春秋时晋献公听从大臣荀息的建言,在鲁僖公二年和五年两次向虞国借道伐虢。这正是成语“假道伐虢”“唇亡齿寒”的出处。

晋国大夫郭偃是卜官,史称卜偃。《左传》记载了卜偃的七次预言,无不灵验。鲁僖公五年(前655年),晋献公出征前请卜偃算一卦,卜偃引述了一段童谣:“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结合星象,预测了晋灭虢的具体时间,当在“九月、十月之交”。果然如此。

晋代杜预注释《左传》时,论及童谣说,童龀之子的嬉戏之言,“或中或否,博览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以为将来之验,有益于世教”。

“康衢童谣”见于《列子·仲尼》,流传于尧舜时代,按说比“卜偃引童谣”年代更早。康衢就是大路,尧微服私访,在大路边听到童谣,称颂自己的仁政爱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过《列子》成书时间争议较大,钱锺书认为其是编纂于魏晋时代的伪书。

正史对童谣的记载,从《汉书》一直延续到《明史》。谶的神秘性、预言性与谣的口头化、民俗化相结合,童谣频频被用来当作改朝换代的“天气预报”,假托天意来攫取。

刘邦立汉室,“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再如唐初的童谣“桃李子,洪水绕杨山”、元末的童谣“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都是如此。

儿歌一词替代了童谣

《易经》以歌谣作为占卜的表达方式,而汉代儒士把童谣神秘化,添加了“预警”属性,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明末是对童谣再发现、再认识的一个时期。出版业的兴盛,为童谣的挖掘和记录提供了便利。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吕得胜和吕坤父子的“小儿语”系列以及朱彝尊《明诗综》中的《杂谣歌辞》,收录了大量民间童谣。

以王阳明的童子之情和李贽的童心说作为思想基础,比起“天意”,童谣中的“天性”开始被关注。杨慎论述说:“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不过,明代士大夫还是对民间童谣抱有偏见。“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灯前一寸光如罩,可恨灯台不自照。灯前不见灯后人,灯后看前真更真。慢道明尤远,提防背后眼。”这首童谣出自五代时期梁宋年间,质量很高。吕得胜却以此为例,认为“学焉而与童子无补,余每笑之”。

清人陈宏谋反对其说:“夫以小儿语语小儿,亦焉用文为哉?”既然用孩子的话去说给孩子听,又何必谈什么文雅呢?

到了清代,郑旭丹编《天籁集》,收江浙儿歌46首,把童谣喻为“天籁之音”。许之叙为《天籁集》所作序言说:“古谚童谣,纯乎天籁,而细绎其义,徐味其言,自有至理存焉,不能假也。”

儿歌一词,直至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编译《北京儿歌》一书才出现。1914年,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论证:“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儿歌一词逐渐替代童谣并被广泛使用,与五四以来对民间文学乃至童谣的挖掘息息相关。

当然是“古已有之”

1918年2月,刘半农和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等,发起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得到社会广泛响应。刘半农从千余首征集作品中选出148首,编选成书《歌谣选》。

在此之前,鲁迅、周作人已经着手民间童谣的收集整理。万事开头难。1914年,周作人公开刊登了一则征集儿歌的启事,一年内只收到一首。

真正属于儿童的童谣,是否“古已有之”,同样成为时代话题。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占验之童谣,实亦儿歌之一种,但其属词兴咏,皆在一时事实,而非自然流露,泛咏物情,学者称之曰历史的儿歌。”

即便在春秋时期,童谣绝非仅有“历史的儿歌”一种。孔子听到的“沧浪之水”恰是一首“泛咏物情”的儿歌,载于《孟子》。孔子周游楚国,“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由此对弟子讲述了一番“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道理:“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这首童谣又见于《楚辞》中,成了一首渔歌。

脱离谣谶的民间儿歌,散落于史料之中。在宋人笔记《墨客挥犀》中,记录了一首祈雨谣:“熙宁间,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使青衣小儿环绕呼: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环绕呼就是孩子们拉成圈子,绕着水缸,唱着儿歌,踏着节拍来祈雨。

《北齐书》中有“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周作人认为,这是跳绳游戏的最早出处。

童谣也好,儿歌也罢,古已有之,无可置疑。

还是还给孩子吧

“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前段时间,“挖呀挖”的儿歌火出圈。

这首儿歌演唱时有一套“手势舞”,此类指点为歌,古时被称为“指戏”。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明代天启年间有“打铁谣”广为流传,最早见于徐霞客之子李介的《天香阁随笔》,300年间不断演化出新版本,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还被收入国语教材。“打铁谣”在演唱时,就有手势配合:两个小孩分别伸出自己的左右手,互相合拢,交互摩擦一次,然后你唱一句“张打铁”,我唱一句“李打铁”,依次将左右手交互击打对方的右左手,如此循环往复,类似大家熟知的儿歌“你拍一,我拍一”。

上个世纪20年代,鸳鸯蝴蝶派作家胡怀琛写过一首“不太准确”的儿歌:

“月亮!月亮!还有半个那里去了?”

“被人家偷去了。”

“偷去做甚么?”

“当镜子照。”

鲁迅先生化名“小孩子”,仿写了一首儿歌,调侃说:“可是我见过圆的方的长方的八角六角的菱花式的宝相花式的镜子矣,没有见过半月形的镜子也。”当然,鲁迅的戏作别有深意,回应胡怀琛对新诗运动的批评不妥。

仅就作品而论,胡怀琛所作,很有“童趣”。

儿歌“挖呀挖”中,小种子开小花,大种子开大花的说法也不准确。国家植物园北园科普馆馆长王康就撰文科普:世界上最大的种子海椰子,直径可达40至50厘米,但花很小巧,直径在1厘米左右。兰花则是小种子开大花。

儿歌,重要的是童趣,还是交还给孩子吧。“准不准”的,另说。

责编:沈沣

世界杯32强A组出线分析:东道主上上签,想出线除非学韩国

再有5天时间,卡塔尔世界杯就要开幕,32支参赛球队已经完成备战开赴赛场,各家球队也公布了自己的阵容,一起来看看各家球队闪耀足坛的头牌球星和他们的签运吧。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A组的四家球队。

A组球队分别是卡塔尔、厄瓜多尔、塞内加尔和荷兰队,作为东道主,卡塔尔不出意外地占据了上上签分组。但是人家厄瓜多尔和塞内加尔也是这样想的,至于荷兰队更是不把其他三个对手放在眼里,除非卡塔尔不讲武德,跟韩国队学习。

卡塔尔队员全部在国内联赛踢球,今年也算是卡塔尔第一次参加世界杯。领衔球员是2019亚洲杯金靴阿尔莫耶茨·阿里。其中来自卡塔尔萨德的球员就有13人,不过卡塔尔联赛在亚冠成绩中并不显眼,只有2011年萨德拿到过一次冠军。亚冠上大部分时间都是东亚占上风。

厄瓜多尔分别参加了2002年韩国和日本世界杯、2006年德国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及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属于中流球队,但即便如此,首次在2022年参加世界杯的他们,也曾经击败了克罗地亚。本次世界杯厄瓜多尔有英超布莱顿的中场球员凯塞多、萨米恩托领衔,布莱顿后卫埃斯图皮南,还有来自安特卫普、特鲁瓦、安特卫普等欧洲俱乐部的球员,实力不容小觑。

塞内加尔也是非洲劲旅,他们在2002年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打入八强,2018年参加世界杯则是未能小组出线。近年来他们在非洲足坛非常抢眼,先后获得2019非洲杯亚军,2021非洲杯冠军。而当家球星马内即便目前处于伤病,球队也给他保留了一个名额,此外还有切尔西门将门迪,切尔西后卫库利巴利等,塞内加尔队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超过一半。

荷兰队号称世界杯无冕之王,拿到过三次世界杯亚军,但是最近几年荷兰队陷入低迷,甚至无缘2018年世界杯,如今在范迪克带领下,荷兰队有望冲击八强。虽然球队还拥有德里赫特、德容、德佩等大牌球星,但是跟范加尔第二次执教的史上最强荷兰队相比,如今第三次执教,球队显得青黄不接。不过即便这样,荷兰队小组第一出线也没有太大悬念。

目测A组出线的两个球队是荷兰队和塞内加尔,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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