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孚泗(萧孚泗墓地)

天京城破之惨，曾国藩重要幕僚也无法忍受，在日记中痛加斥责

赵烈文，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人，曾国藩重要幕僚，1862年被委派协助正在围困天京的曾国荃，亲身经历了天京陷落、湘军进城烧杀掳掠的整个过程，这些都被他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也就是《能静居日记》里边。

《能静居日记》对湘军进入天京后的种种，不单记载甚详，而且在行文上痛加斥责，是其难能可贵之处。

“十六日乙酉……午时正刻，余在房内闻地道发隆隆如雷，趋至外，用远镜窥视，见城北烟雾塞空，蔽钟山，下半不见……城定已破，众欢声如雷。”

1864年7月19日，也就是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引爆埋在天京太平门外龙脖子地道中的炸药，坚守了两年多的天京终于陷落。对于城外湘军来说，自然是欢声如雷。但就在城破当晚，湘军的军纪已经乱了。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

不单是进城的湘军，连负责留守的湘军，甚至各营中的杂役都不甘人后地进去抢掠了，每个人的收获都不错。赵烈文担心出事，劝曾国荃整肃乱军，但曾国荃当时很疲劳，对赵烈文的劝说也很抵触。

果然，城中忠王李秀成以及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一千多人，趁湘军忙于抢掠，在半夜冲出了包围圈。

“至四鼓时，城北来报，有马贼二百余、步贼千计假冒官军衣装，并携带妇女从缺口冲出，守汛者昆字及湘后左右营精锐大半在城内未返，余皆疲顿，不能阻之，仅杀数十人。“

赵烈文只得将已经熟睡的曾国荃叫起来，下令马队营官追剿。

到了第二天，赵烈文坐不住了，向曾国荃痛陈当前的四件急事：

“十七日丙戌，晴……上中丞条陈四事：一请止杀，喊令各归各馆，闭门候查，派队逐门搜查，分别良莠审办，既全胁从，复可得真正贼首。一设馆安顿妇女，毋使尽遭掠夺。一立善后局。一禁米麦出城。”

这四条都十分迫切，但曾国荃是什么反应了？

“中丞允后三条，而缓前一条。”

最关键的止杀一条，先缓一阵，让进城的湘军好好烧杀一番再说。

城中不单是湘军抢掠财物妇女，甚至负责做文书工作的人，也开始胡作非为：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众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这里的“委员”，当然不是现在的意思，是指被委派担任特定职务的人员。掠夺财物就算了，甚至还强抢母亲怀中的孩子，其当真令人发指！

“廿一日庚寅……是日城中火渐灭，犹一二处未熄，尸骸塞路，臭不可闻。中丞令各营掩敛其当大路者，曳至街旁草中，以碎土覆之，余皆不问。”

此时离城破已经有5天，城中大火还没有完全熄灭，正值夏天，城中堵路尸体堆积，腐烂发臭，曾国荃只是下令将挡住路的尸体草草掩埋，其他的也不理会。

到了廿二日，城中越来越乱，湘军为了抢掠，连自己人也刀斫相向。

“禹汲三、朱星鉴来，言禹遣亲兵看屋，为外营兵斫几死，朱星鉴巡查亦几被杀。又乱兵夺唐新泉衣，不与，欲斫之，会黄少崑至，禁之而止。武葆初来，言城中遍掘坟墓求金，属余言之中丞下禁。”

湘军要掘什么墓，在日记中并没有明说，但南京除了民间坟墓，还有明孝陵等帝皇陵墓以及历代官员墓葬，杀红抢红了眼的湘军干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所以第二天一早，赵烈文马上面见曾国荃，报告此事，曾国荃也知道事态严重，“即饬弁勇往查”。

在六月廿三日的日记里边，赵烈文将这几天听到看到的情景做了一番总结，内容可谓触目惊心。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湘军很有“原则”，能帮他们抬财物，又或者指点挖地窖的就放走，而老弱就惨了，被湘军杀猪宰羊一样杀掉。赵烈文在日记中连续发出诘问：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曰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告示如果只是贴出来不执行，只是纸老虎而已，曾国荃自己不进城，不整肃军纪，有意纵容，发生种种惨案，丝毫不出意外。

赵烈文对湘军提督萧孚泗尤其不满，他继续写道：

“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

萧孚泗在攻入天京后，带头冲进天王府抢掠，之后纵火灭迹。忠王李秀成是被山民陶大兰等人抓住送交湘军，萧孚泗却把功劳抢到自己身上，曾国荃也不追究。

可怜那伙抓住忠王的村民，不但没赏赐，反而因为萧孚泗怀疑他们私吞了李秀成所带的金银财宝，全数联同邻居都被抓住军营，严刑逼问。以致整条村都只能空村逃离避祸。“丧良昧理，一至于此，吾不知其死所。”行文至此，赵烈文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

萧孚泗因为进入天京后抢掠太过，军纪极其败坏，曾国荃只得将其遣散。萧孚泗拿着大把银两回乡修筑大屋，过着美好日子。之后湘军累有大战，其他回乡将领，如上文提过的曾国藩表弟彭毓橘都再有起用，就是萧孚泗始终不见出山，于1884年病死，谥壮肃。

赵烈文也痛心疾首城破之后湘军只顾抢掠，以致几乎将太平天国高层全部放走：

“以见城破之后，贼力尚强悍如此，则防范不严，尚为有辞可说。未求有功，先求无过，用心不为不苦，若辈悠悠之口，何足与言。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使槛中之兽，大股逃脱，幸中丞如天之福，民人得忠酋而缚之，方得交卷出场，不然，此局不独无赏，其受谴责定矣。”

其实清政府收到曾国荃破城捷报之后，“廷寄甚严”，回复措词相当严厉，就是因为“首逆”没有抓住，“乘我不备，冀图一逞，或伺间奔窜，冲出重围，切不可不虑。”幸亏最后李秀成和洪天贵福还是被抓住。曾国荃也得以功赏太子少保衔，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但还是在兄长劝说之下，称病开缺回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