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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虞氏(有虞氏部落)

时间:2023-10-18 23:04:22 作者:倚势凌人 来源:网友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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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之礼记第三十五讲内则: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该书编定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礼记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稰,穛。膳:膷(xiāng),臐(xūn),膮(xiāo),醢,牛炙。醢,牛胾(zì),醢,牛脍。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酱,鱼脍。雉,兔,鹑,鷃。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为醴,黍酏,浆,水,醷(yì),滥。酒:清、白。羞:糗,饵,粉,酏。食:蜗醢而菰食,雉羹;麦食,脯羹,鸡羹;析稌,犬羹,兔羹;和糁不蓼。濡豚,包苦实蓼;濡鸡,醢酱实蓼;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醢酱实蓼。腶修,蚳醢,脯羹,兔醢,糜肤,鱼醢,鱼脍,芥酱,麋腥,醢,酱,桃诸,梅诸,卵盐。

【注】膷:牛肉。臐:羊肉。膮:猪肉。胾:大块的肉。醷:梅浆。

【译】吃饭所用的谷物有六种:黍、翟、稻、粱、白黍、黄粱,每种还有熟获、生获的区别。加撰时的膳食有:牛肉羹、羊肉羹、猪肉羹、烤牛肉,这四种分盛四豆,排成一行,放在最北边。接着往南的一行是肉酱、大块牛肉、肉酱、切细的牛肉,再接着往南的一行是烤羊肉、大块羊肉、肉酱、大块猪肉,再接着往南的一行是肉酱、大块猪肉、芥子酱、切细的鱼肉。以上四行,每行四豆,这是招待下大夫之礼。如果再加上野鸡、兔子、鹤鹑、鹤雀这四种干肉,那就是招待上大夫之礼了。饮料有六种:一是重醋,即清糟兼有的甜酒。这种重醋,有用稻酿制的,有用黍酿制的,有用粱酿制的。二是稀粥,有时就以稀粥为醒,例如用黍煮的稀粥。三是浆,四是水,五是梅浆,六是凉粥。酒有两大类:清酒和白酒。羞篷中所盛的食物是:粮饵、粉誓。国君燕食的饭谱是:蚌蛤酱、雕胡米、野鸡羹这三种配合着吃,麦饭、肉羹、鸡羹这三样配合着吃,大米饭、犬羹、兔羹这三样配合着吃。上述诸羹都要加入用佐料和米屑调制的汤,但不加寥菜。在煮小猪的时候,用苦菜把它包起来,去其腥味,在猪腹里塞入寥菜。在煮鸡时,加入酿酱,一在鸡腹中塞入寥菜。在煮鱼时,要加入鱼子酱,在鱼腹中塞入寥菜。在煮鳖时,要加入酿酱,在鳖腹中塞入寥菜。吃肉干时,配以蚁酱。吃肉羹时,配以兔肉酱。吃糜肉切片时,配以鱼肉酱。吃鱼切片时,配以芥子酱。吃生糜肉时,配以酿酱。吃桃干、梅干时,配以大盐。

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菰。春宜羔豚膳膏芗,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犊麑膳膏腥,冬宜鲜羽膳膏膻。牛修,鹿脯,田豕脯,糜脯,麇脯,麋、鹿、田豕、麇,皆有轩,雉兔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ér),菱,椇(jǔ),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zhā),梨,姜,桂。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贰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注】栭:古代江淮间称小栗为栭栗。椇:枳类。楂:山楂,似梨而酸。

【译】调剂食品的温度,要根据食品的性质来决定:饭食宜温,羹汤 宜热,酱类宜凉,饮料宜寒。调味时,春天多用酸味,夏天多用苦味,秋天多用辣味,冬天多用咸味。但四季都要加入滑脆甘甜的食物进行调配。吃牛肉宜配稻,吃羊肉宜配黍,吃猪肉宜配稷,吃狗肉宜配粱, 吃雁肉宜配麦,吃鱼宜配菰米。春天宜食羔羊、小猪,用牛油来煎;夏天宜食干野鸡和干鱼,用狗油来煎;秋天宜食牛犊和小鹿,用鸡油来煎;冬天宜食鱼和雁,用 羊油来煎。人君燕食所用的美肴如:牛肉干、鹿脯、野猪脯、麋脯、麇脯,其 中麋、鹿、野猪、麇还可以切成薄片。野鸡羹、兔羹则都加菜煮。还 有雀、鷃、蝉、蜂、芝、栭、菱、椇、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 梨、姜、桂等物。大夫朝夕常食,有了脍就不再吃脯,有了脯就不再吃脍。士朝夕常食不能有两种羹和胾。庶人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朝夕常食一 定有肉。

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yì),和用酰,兽用梅。鹑羹、鸡羹、鴽(rú):,酿之蓼。鲂鱮烝,雏烧,雉,芗无蓼。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肉曰脱之,鱼曰作之,枣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胆之,柤梨曰攒之。牛夜鸣则庮(yóu),羊泠毛而毳、膻,狗赤股而躁、臊,鸟麃色而沙鸣、郁,豕望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漏,雏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鹄鸮胖,舒凫翠,鸡肝,雁肾,鸨奥,鹿胃。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或曰麋鹿鱼为菹,麇为辟鸡,野豕为轩,兔为宛脾,切葱若薤,实诸酰以柔之。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大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阁三,士于坫(diàn)一。

【注】藙:茱萸。鴽:鹌鹑一类小鸟。庮:恶臭。坫:土台。士不能有阁,只能在房内做 土台存放食物。

【译】切的生肉,春天和以葱,秋天和以芥子酱。煮小猪,春天用 韭菜塞在它肚子里煮,秋天用蓼菜塞在它肚子里煮。凝固的脂肪 用葱调味,油用薤调味。牛羊豕三牲用煎茱萸和醋调味,野兽类用 梅调味。 鹑羹、鸡羹及驾和蓼菜一起杂煮。 纺药可以蒸来吃,小鸟放在火中烤熟了吃,野鸡或烧或蒸或煮羹,这三种动物调味时用芗, 不用蓼。不吃幼鳖,狼要把肠去掉,狗把肾去掉,狸把正脊去掉,兔子把屁股去掉,狐把头去掉,小猪把脑子去掉,鱼把肠子去掉,鳖把鳖窍去掉。肉类要剔除筋膜骨头,这叫做“脱”;鱼类要用手摇动,看它新 鲜不新鲜,这叫做“作”;枣类要擦拭,使之光洁,这叫做“新”;栗子要把有虫的拣去,这叫做“撰”;桃子要把表面的毛擦掉,这叫做 “胆”;柤、梨要一一钻看虫孔,这叫“攒”。牛夜里叫,它的肉一定有恶臭;羊毛很稀少而又粘连在一起, 它的肉就有膻味;狗的两股里面没有毛而又举动急躁,它的肉味臊 恶;羽毛不润泽而又鸣声嘶哑的鸟,它的肉必定腐臭;猪的眼睛向高处、远处看,眼睫毛长而相交,它的肉中有许多星星点点的小息 肉;黑脊梁而前胫毛色斑杂的马,它的肉臭如蝼蛄。尾部还不满一握的小鸟不能吃。还有鹅尾、天鹅和猫头鹰的胁侧薄肉、鸭尾、鸡肝、鹅肾、鸨脾、鹿胃等等,都是不能吃的东西。凡是生肉切碎杂煮而后食,细切就叫做脍,切成大片就叫轩。 又有人说:麋、鹿、鱼粗切叫做菹;麇细切叫做辟鸡;野猪肉粗切叫做轩;兔肉细切叫宛脾。再把葱或薤切碎,和肉一起浸在醋中,可使肉变软。羹与饭是日常主食,从诸侯到庶人日常都有羹与饭,没有差别。大夫没有常置于左右以备食的佳肴,但七十岁以上的大夫就 有专门存放食物的阁。天子的阁,在燕寝左边的夹室中有五个,右 边夹室中也有五个。公、侯、伯每人五阁,放在燕寝的房中。大夫的阁有三个。士没有阁,只能在房内做一个坫存放食物。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为丧。

【注】齐丧:齐衰的丧服。

【译】凡人君养老之礼,有虞氏用燕礼,夏后氏用飨礼,殷代用食礼, 周代遵循古法而三礼兼用。五十岁就能参加乡里的养老宴,六十 岁就能参加国家在小学举行的养老宴,七十岁以上就能参加大学 里的养老宴。这种规定从天子到诸侯国都适用。八十岁的老人拜 受君命时只要跪下去磕头两次就可以了,盲人拜受君命也可这样。 九十岁的老人可以让别人代拜君命。五十岁以上可以吃与壮年人 不同的细粮,六十岁以上可以有预备的肉食,七十岁以上可有两份 膳食,八十岁以上可以常吃时鲜珍羞,九十岁以上可以在寝室里就餐,出游时也可以让人随带食物。人到六十岁,就开始置备需一年时间才能做好的丧葬用品,七 十岁以后开始置备一个季度能做好的丧葬用品,八十岁以后开始 置备一个月能做好的丧葬用品,九十岁以后就置备一天能做好的 丧葬用品,只有装殓尸体用的绞、紟、衾、冒等,到死后才制作。人 到五十岁以后就开始衰老,六十岁以后没有肉食就营养不足,七十 岁以后没有丝绵就不得温暖,八十岁以后没人陪睡就不能暖和,九 十岁以后即使有人陪睡也不觉得暖和了。五十岁以后可以在家中 用手杖,六十岁以后可以在乡里拄手杖走路,七十岁以后可以在国 中拄手杖走路,八十岁以后可以拄手杖上朝;九十岁以后,天子若 有事询问,就派人到家里请教,并且要带时鲜珍品为礼物。七十岁 以后,朝见天子时可以提早退出;八十岁以后,天子每月派人问候 安康;九十岁以后,天子每天派人送膳食到家中。五十岁以后不服 劳役,六十岁以后不参与征战,七十岁以后不参与会见宾客,八十 岁以后不服齐衰以下的丧服。五十岁以后得到封爵,六十岁以后 不亲自向别人求教,七十岁后辞官告老。凡是七十岁以上,遇到丧 事只服丧服,不参加丧事仪式。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虽老不坐。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冔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译】夏、殷、周三代的天子,都根据户籍核定年龄,确定参加养老会 的人员。家有八十岁的老人,可以有一人不应力役之政;家有九十 岁的老人,全家都可不应力役征召;家中有盲人也是如此。凡是家 中有年老的父母健在,他们的儿子即使年纪也很大了,但在父母面 前也不能坐着,必须立侍在旁。有虞氏的时代,在上庠宴飨国老, 在下庠宴飨庶老;夏后氏在东序宴飨国老,在西序宴飨庶老;殷代 在右学宴飨国老,在左学宴飨庶老;周代在东胶宴飨国老,在虞庠 宴飨庶老,虞庠在王城的西郊。有虞氏的时代,祭祀时戴“皇”,养 老时穿深衣;夏代祭祀时戴“收”,养老时穿燕衣;殷代祭祀时戴 “冔”,养老时穿纯白的深衣;周代祭祀时戴冕,养老时穿玄衣白裳。

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

【注】宪:效法。有:通“又”。乞言:求长者之善言。犹今之训话。惇:通“敦”。敦厚。

【译】曾子说:“孝子养老,要使父母内心快乐,不违背他们的意愿; 用礼乐使他们的耳目愉悦,使他们起居安适,在饮食方面更要发自 内心照料,要直到孝子身终。所谓“终身”孝养父母,并不是说终父 母的一生,而是终孝子自己一生。凡是父母所爱的,自己也爱;凡 是父母所敬的,自己也敬。连对犬马也都如此,何况对于人呢?凡养老,五帝时代着重是效法他们的德行,三王时代除效法他 们的德行外,又向他们乞求善言。五帝效法老人的德行,为了颐养 他们的身体,不向他们乞求善言。如果他们有好的德行就记录下 来,成为敦厚之史。三王也效法他们的德行,而在恭敬地奉行养老 之礼之后又向他们乞求善言,乞求善言时也并不坚持,不急切,以 免影响老人养气养体。三王也都把老人的善言、德行记下来,成为敦厚之史。

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炮:取豚若将,刲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涂皆干,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zhǎn),为稻粉糔溲(xiu sōu)之以为酏,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巨镬汤以小鼎芗脯于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之以酰醢。

【注】淳熬:淳,浇;熬,煎。煎醢:用油炒醢。皽:皮肉上的薄膜。糔溲:用水调粉面。

【译】用陆稻做饭,把煎醢加在饭上,再浇上油,这就是淳熬。用黍 米做饭,把煎醢加在饭上,再浇上油,这就是淳毋。“炮”的方法是:取小猪或公羊,杀死以后除去内脏,把枣子塞 在腹腔内,编芦苇箔把它裹起来,涂上粘土,然后放在火上烤。等 泥全部烤干了,用手把泥剥去,洗净手,把皮肉表面的薄膜搓掉。 用米粉加水调成稀粥,敷在小猪身上,再放到小鼎里用油煎,油一定要淹没小猪。羊肉则切成薄片像脯一样,外面涂粥,放在油里 煎。把盛有小猪或羊脯的小鼎放在大鼎的热水里,大鼎的水不能把小鼎淹没,用小火烧三天三夜。吃的时候再加醋和肉酱调味。

孙庆伟:启、益之争与禅让的实质

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禅让制的崩溃和世袭制的确立,而启、益之争则是由禅让到世袭的转折点。纵观整个中国历史,禅让制和暴力革命是更迭最主要的两种方式,史前禅让制对后世的影响堪称深远。作者近来梳理夏代史事,对此问题偶有心得,略述如下,以求正于学界。

一、尧舜禹的禅让与夷夏的轮流执政

在禹崩会稽之前,他已经对接班人问题作了周密的安排。《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墨子·尚贤上》更是列举了古代的多位贤臣,伯益赫然在其中:

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尧举舜,舜传禹,而禹欲传位于皋陶和伯益,这就是颇为后世所艳羡的禅让。《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等文献所记述的尧、舜、禹的禅让,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出于后人的伪托,是学术界长期争讼不已的问题[1]。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如夏曾佑、钱穆和范文澜等人都倾向于相信所谓的禅让制应该体现了上古时期君位推选制[2]71-76,也有学者认为是酋邦社会中“和平的权力转交”[3]275。特别是近年来,在出土文献中也屡屡见到与禅让有关的记载,如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就是一篇典型的专讲禅让的战国文献,其中说: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

又说: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

还说:

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兴而教而化乎道。不禅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4]192-194

上博简《容成氏》也详细记载了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过程①。第6、7简载:

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贱施而时时, 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

据此,尧之为天子,本身就是尚贤的结果。第9、10、11和13等数简又记:

尧乃为之教,曰:“自纳焉,余穴窥焉,以求贤者而让焉。”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与贤,而卒立之。

举贤、让贤是尧一贯的主张,而舜的出现,圆了尧的让贤梦。第13、14简记:

昔舜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尧闻之而美其行。尧于是乎为车十又五乘,以三从舜于畎亩之中,舜于是乎始免笠、肩耨锸, 而坐之。

尧求贤若渴,而最终取得圆满结果。第12简载:

[尧乃老,视不明,]听不聪。有子九人,不以其子为后,见舜之贤也,而欲以为后。[舜乃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尧有九子而不用,要传位于舜,舜让天下贤者,但最终是“不得已”而“受之”。据简文,舜受尧禅之后,也重用后稷、皋陶等贤人,“天下大和均”②。

舜之世,洪水滔天,舜乃命禹为司工,肩负治水大业。禹决九河,通三江五湖,九州方可居处。于是《容成氏》简17、18记:

舜乃老,视不明,听不聪。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禹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禹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不得已,然后敢受之。

禹即位后,类似的故事又重来了一次。据《容成氏》记载,禹在位期间有各种制作、行俭、建鼓以及开言路的举措,天下大治。他并效仿尧、舜的故事,准备禅位给皋陶。第33、34简载:

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

这种现象让我们充分意识到禅让说在战国时期的盛行程度,而如果禅让完全没有历史基础,这种状况恐怕是难以想象的。裘锡圭先生近年从出土文献出发,同时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对禅让的问题有一个公允的评价。裘先生认为:

顾氏(引者按,指顾颉刚)指出战国时代盛传的尧舜禅让等传说,把受禅者说成有贤德的平民,这种说法只有在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产生,决不反映历史事实。这是完全正确的。指出这一点,是《禅让考》(引者按,指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的主要贡献。但是顾氏因此认为禅让传说纯系战国人所造,反对“用了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用禅让传说讲上古社会,认为有人说“禅让说是原始社会里酋长选举制的反映”,是以假造的故事为史料。这却是不完全妥当的。战国时代普遍流传的禅让传说,似乎不可能毫无一点历史的影子。说禅让传说反映了古代王位世袭制建立前以“不授其子而授贤”为特点的君长推举制度,应该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因为战国人编造了舜由平民升为天子的情节,就否定古代有类似禅让的制度存在……夏代之前的“禅让”时代,连文字都没有,因此只有传说而没有确凿史料传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从《容成氏》、《子羔》、《唐虞之道》和《礼运》都认为在传子制建立前普遍实行过禅让制来看,广泛流传的禅让传说很可能的确保留了远古时代曾经实行过的君长推选制的史影。[5]269-270

将禅让理解为远古时期君长推选的一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以此为背景再来审视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可以获得一些新认识。按前引《史记·夏本纪》,禹先欲禅位于皋陶,皋陶卒后,又准备“以天下授益”。皋陶之所以被选定为禹的嗣位者,是因为其贤德。《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曰:“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曲阜是少皞之墟,所以皋陶其实是东夷嬴姓和偃姓各族的首领③。禹是华夏族的领袖,却禅位于东夷的部族首领,这一现象自然值得深究。皋陶卒,禹又授天下于益,而皋陶和益的关系又极其密切。《史记·秦本纪》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据《史记·秦本纪·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综上,皋陶为少皞之后,偃姓;伯益也是少皞之后,嬴姓。偃、嬴本是一字,因音转而为两字[6]62。因此,即便皋陶和伯益不是父子关系,他们之间也必有极密切的关系,至少可以视为前后相继的少皞族首领。

《史记·夏本纪》记伯益受禅的经过是:

(禹)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

如果说禹“荐皋陶于天”是因为皋陶“最贤”,符合禅让制度“尚贤”的原则,那么,在皋陶卒后,禹又“举益,任之政”,则丝毫看不出任何“尚贤”的因素④。合理的解释是,益之所以获得继承人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与皋陶的密切关系,而并不在于他自身是否“贤德”。换言之,禹死后禅位于少皞族首领是早已确定的原则,皋陶和伯益是否贤明,都不会也不能影响这一制度的实施。所以,禹与皋陶、伯益之间的禅让实际上是华夏与东夷集团的轮流执政,这才是禅让制度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如果我们再分析尧、舜和禹之间的禅让,则这种轮流执政制度表现得更加明晰。先看尧的族属,《大戴礼记·帝系》记尧之世系为:

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曰陬訾氏,产帝挚。

《史记·五帝本纪》基本袭用《帝系》之说,但略有增改,作:“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稷、契、尧和挚为兄弟,自然是出于后世的虚构。但从尧之住地,依然可以大致判断其族属来源。《史记·五帝本纪》称: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

《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据此可知尧之陶唐氏居于冀州。《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平阳在河东,也即今晋南一带。这一区域有著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尧都平阳[7]。晋南、豫西是华夏族的核心控制区,所以尧出于华夏集团应该无疑。

舜的问题更为复杂一些。《孟子·离娄下》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率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生始卒终,记终始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但《史记·五帝本纪》则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正义》称:“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孟子》的“东夷之人”与《五帝本纪》的“冀州之人”无疑是矛盾的。但《史记·陈杞世家》的相关记载有助于判断舜的族属问题,该篇记陈国之封为: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据前文的考证,夏代有虞氏之封在今河南商丘虞城一带。而陈国的所在,《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陈州宛丘县在陈城中,即古陈国也。帝舜后遏父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器用,封其子妫满于陈,都宛丘之侧。”按此,陈国当在今河南淮阳。既然夏代有虞之封和西周的陈国之封都在今豫东地区,那么《孟子》所说的舜为“东夷之人”应有所本。但另一方面,主张舜为“冀州之人”的文献也颇多,恐怕也不能轻易否定。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记载来看,舜是上古时期以迁徙著称的帝王之一,有“三徙三成”之美誉[8]81-84。如《吕氏春秋·贵因》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尸子》:“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史记·五帝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据此似乎可以折衷“冀州”和“东夷”两说,即舜之部族本来活动在东方⑤,最晚在尧时向西徙居到蒲州(今永济)一带,并在尧都平阳接受尧的禅让而即天子位。文献中所谓“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很可能反映了有虞氏在迁徙过程中的发展壮大。

综上,可知尧、舜、禹和皋陶、伯益来自华夏和东夷两大族群,他们之间的禅让其实是这两大族群的轮流执政,其顺序是:

华夏(尧)——东夷(舜)——华夏(禹)——东夷(皋陶和伯益)

因此,只有从华夏和东夷的轮流执政制度上考虑,才可以解释为什么禹先要禅位于皋陶,在皋陶早卒后又要授天下于伯益。

二、启、益之争的实质

大禹之世,随着夏族势力的急剧强大,夷夏势力失衡,由此导致禅让这种夷夏轮流执政的君长推选制度最终被破坏,这就是《史记·夏本纪》所说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夏本纪》的说法,启之所以能即位,依然是“尚贤”的结果。一方面,“启贤,天下属意焉”;而另一方面,“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两相比较,启贤于益,所以“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遂即天子之位”。但最晚在战国时代,对于启继禹位还有另一种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但古本《纪年》记事简略,对于个中详情不得而知。不过,从文意上看,既然是“益干启位”,则暗含的意思是帝位本来就属于启,而非益,这与传统的禅让说截然不同。那么,启的“位”究竟从何而来?是因为“贤明”,还是因为他是禹之子?如果是前者,在实质上还是属于禅让;如果是后者,则为世袭。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对于启、益之争也有记载,其文曰:

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

《韩非子》的这一记载与《容成氏》所谓“启于是乎攻益自取”的说法相契合,它简直就是“启干益位”,与古本《纪年》“益干启位”的记载正相反。但这种说法其实更符合历史真相——按轮流执政制度,禹应禅位于皋陶,但皋陶早卒,遂传位于皋陶之子益;但此时禹之子启觊觎君位,于是“启干益位”,杀益而自取君位。

启、益之争的激烈程度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楚辞·天问》也曾诵及此事,曰:

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

后世学者一般认为,禹传位于益之后,益曾经“拘”禁了启,但启“反起杀益”而“达”,由此可见启和益反复较量,启才最终胜出[9]202-203。

禅让制的基础是尚贤,而世袭制则重血缘⑥。启继禹位,明明是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但后人却有意将其美化为一种特殊的“尚贤”。如《孟子·万章上》就这样强解启的即位: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

《孟子》所述的核心意思是:启之所以能够即位,并不因为他是禹之子,而是因为“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反之,益之所以未能按计划即位,也不在于他的出身,而是因为“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德政不够的缘故。所以,尽管《孟子》、古本《纪年》和《史记》对于启、益之争的叙述各有不同,但在实质上其实是一致的,他们其实都是主张启得天下是具有合法性的——这个合法性并非缘于启是禹之子,而是因为启比益更“贤”。毫无疑问,《孟子》、古本《纪年》和《史记》的上述解释都是曲说,启、益之争当然无关贤德,而是裸的权力争夺。《孟子》和古本《纪年》等战国文献如此强调启之“贤”,足见战国时期尚贤思想的极度勃兴,而且这种思潮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产生了直接影响,并直接催生了燕王哙与燕相子之的禅让闹剧。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分详细,据此略述事件经过如下。

首先是策士苏代劝燕王哙重用子之,为日后的禅位作铺垫:

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之曰:“齐宣王何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听其所使。

所谓“信其臣”,实际上就是游说君主放权给臣下。在子之取得燕王哙的“大信”之后,策士鹿毛寿又开始推波助澜:

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举国属子之,子之大重。

这是利用君主沽名钓誉的心理来诱惑燕王哙,既有“让天下”之美名,而又“实不失天下”,这样的好事何乐不为呢?一心想当尧舜的燕王哙果然中计,真的就“举国属子之”,于是“子之大重”。但策士们并不满足,想方设法说服燕王哙完全将权力交给子之,于是:

或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

这“或曰”的一段话才道出了禅让的真谛,策士们精于权谋,决不会让启、益的故事重演,落个“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的结局。子之及其策士们老谋深算,他们不要名义上的“禅让”,而要实实在在地掌控燕国的权柄。可怜燕王哙居然对他们言听计从,“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于是“国事皆决子之”,为子之受禅奠定了实实在在的权力基础。

虽然燕王哙对禅让十分艳羡,子之和策士们的诡计也初步得逞,但这场禅让闹剧的结局却很血腥。据《史记·燕召公世家》,先是“子之三年,燕国大乱,百姓恫怨”;接着是子之与燕太子两党纷争,“国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然后是齐宣王趁人之危,“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王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燕王哙的这次让国悲剧,在当时即遭到各国诸侯的极大非议。河北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即有针对此事的长篇议论:

适遭燕君子哙,不分大义,不告诸侯,而臣主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之祭祀,外之则将使上觐于天子之庙,而退与诸侯齿长于会同,则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寡人非之。 曰:“为人臣而反臣其主,不祥莫大焉;将与吾君并立于世,齿长于会同,则臣不忍见旃, 愿从士大夫,以靖燕疆。”[10]

像燕王哙如此醉心于禅让者固然是极端的个案,绝大多数战国君王们并不准备授天下于臣下。但很显然,燕国的禅让试验还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时的君主们,只有在目睹了燕国的惨剧之后,中山国王才会把禅让看作“上逆于天,下不顺于人旃”的荒诞行为,并从此不再做尧舜那样的圣君梦了。

从以上分析来看,战国时代人们都笃信或刻意将禅让美化为圣君的高风亮节,是尧舜禹时期真实施行过的制度。禹欲禅位于益也是历史事实,但由于“操作失误”,“以启为吏”,没有真正放权给益,益的“贤明”没有能够充分展现出来,所以启取得帝位。在前引各种文献中,都以不同的理由来强调启继禹位是“尚贤”的结果,而益失其位则是未能“尽贤”所致。“尚贤”思想,或以为起于墨家⑦,但实际上是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共同心声,是由世袭社会向选举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讲,以“尚贤”为总基调的“禅让”是“不在其位”的知识阶层企图以“和平演变”方式获取权力的捷径,但燕国的禅让以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启干益位”,禅让制度终结而世袭之制开启。这一君位继承方式的改变,导致上古社会由“大同”之世转入“小康”之世。《礼记·礼运》载孔子曰: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启攻益而自取天下之后,即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有椒举列举的几次重大会盟:

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搜,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

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毫无疑问,启的钧台之享,是要与会的天下诸侯承认他的合法地位,但结果是“有扈氏不服”,于是“启伐之,大战于甘”(《夏本纪》)。《尚书·甘誓》就是启的战前动员令⑧,启的誓师之词简明扼要,但掷地有声。他首先申述战争缘由: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

启伐有扈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扈氏“不服”启攻益而自立。但《甘誓》中,启却对此不着一词,而是强调有扈“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启用托词为征伐的借口,正说明有扈氏的“不服”有其正当性,而启杀益谋取君位则是不义之举。也正因为如此,有扈氏虽遭剿灭,但后人却称它是“为义而亡”,并视之为“知义而不知宜也”的典型代表(《淮南子·齐俗训》)。从这层意义上讲,禅让曾是尧舜禹时期得到普遍认同的制度,而启改禅让为世袭则是时之“宜”也,有扈氏不知时变,企图阻挡历史之潮流,自然归于失败。类似的,《礼记·礼运》假借孔子之口褒扬“天下为公”的禅让,贬低“天下为家”的世袭制,其实只不过是当时知识阶层站在自身立场上的一厢情愿而已。

由此可见,启继禹位的三部曲是:先攻杀乃父选定的接班人益,抢夺王位;再召集天下诸侯于钧台,逼迫众诸侯承认自己的合法地位;最后以武力压服异己势力,巩固自身的王位。

“夷夏东西说”自傅斯年先生提出以来,可谓影响深远⑨。从地理分布而言,姒姓各族确实集中分布在豫西、晋南和关中等西部地区,祝融和有虞之后主要分布在豫东和豫北地区,而东夷各族则遍布于豫东和山东,大体上符合“夷夏东西”的态势。有学者指出,殷墟武丁卜辞和清华简《尹至》篇中的“西邑”、《礼记·缁衣》和清华简《尹诰》篇的“西邑夏”等称呼都是指“夏”[11];甚至有人主张“夏”的本义就是“西”,大禹之族起源于关中的渭水流域,由此可见“夷夏东西”的观念在上古时期即已有端倪[12]第三章。但另一方面,夏与东方各部族在空间分布上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犬牙交错之势。特别是夏代早中期,就总体态势而言,夏人是逐步向东方推进,在豫东、豫北和山东地区或设有都邑,或建有封国,夷、夏和祝融之族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以至李学勤先生有“夏朝不是一个夷夏东西的问题,而是夷本身就在夏朝的范围之内”的论断[13]。本文对禅让实质的分析,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夷夏之间的基本面是交融而非争斗。即便是在夏王朝建立之后,东方各异姓部族或与夏人互通婚姻,或在王朝出任卿士,或直接介入王朝政治斗争,夷夏之间堪称水融⑩。凡此种种,都必然造成人群的流动与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时期文化面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注释

①此处关于《容成氏》释文及相关理解,除前引李零先生的释读外,还参考了陈剑先生《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古史传说》一文,收入《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7-79页。②刘知几《史通·疑古》引《汲冢琐语》有“舜放尧于平阳”的说法,说明尧舜禅让的背后或许另有隐情。相关讨论可参看李存山《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③《左传》定公四年载鲁国之分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④徐中舒先生认为:“一个人被推举为酋长,或者前一个酋长为后一个酋长代替,都是原始社会的必然规约,谈不上被推举的人是什么圣贤,充其量不过是当时被人认为有主持公共事务能力的一些人而已。”参看《论尧舜禹禅让与父系家庭私有制的发生和发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8年第3、4期合刊。⑤如有学者指出,与虞舜有关的几个重要地名如鬲丘、寿丘是豫东鲁西对小山和某处高地特有的称谓习惯,也可以证明舜为东夷之人。参看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⑥禅让制的“尚贤”,实际上也是以“贤者”所在的部族实力为基础的,“贤者”之“贤”主要表现在统治能力,而未必是个人的私德上。如刘知几《史通·疑古》引《汲冢琐语》称“舜放尧于平阳”,《韩非子·说疑》有“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的说法,《孟子·万章上》也有“(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的记载。凡此种种,均反映了所谓的禅让也是充斥了暴力和冲突,儒生们所艳羡的礼让天下或许根本不存在。可参看王玉哲:《尧舜禹“禅让”与“篡夺”两种传说并存的新理解》,《古史集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25页。⑦关于尚贤思想与禅让之间的关系,可参看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一,第423-498页。⑧《书序》:“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但《墨子·明鬼》引此篇作《禹誓》,认为是禹与有扈氏战于甘地所作的誓师词。此说也见于《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召类》《说苑·正理》等文献,因此清代学者孙诒让和皮锡瑞等人就调和说禹与启先后与有扈氏大战。刘起釪先生认为,与有扈战于甘的究竟是禹还是启,这实际上是古代史事的传闻异词,现在无法简单论定,在此情况下当以《尚书》及《书序》的说法较妥。参看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对《甘誓》的释读,中华书局2005年版。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年。⑩《尚书·甘誓》有所谓“六卿”“六事之人”“三正”等与职官相关的称谓,而夏王朝的职官颇见异姓族氏的首领,典型者如皋陶作士(《左传》昭公十五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昆吾为夏伯(《国语·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奚仲为车正(《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后羿为射正(《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帝羿有穷氏,未闻其何姓先。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为帝司射,历虞、夏”)、商冥为水官(《国语·周语下》“冥勤其官而水死”)、后稷为农官(《国语·周语下》“稷勤百谷而山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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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学勤.夏商周与山东[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332-337.

比夏朝更强大的部落,1500年间4次崛起,与商朝起源有关

根据《史记》和《尚书》等先秦古籍的记载,三皇五帝属于传说时代,紧接着是夏朝、商朝和西周等上古三代。但这段中华文明的早期历史,始终不能与良渚遗址、石峁遗址和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相对应。为什么五帝时期能持续近千年?厚重的商朝文化来自何方?这些谜团始终不能解开。

夏朝

在许多先秦古籍中,比夏朝更早的是“虞朝”,也有《虞书》的相关记载。个人认为,“虞朝”有点不切实际,但这个神秘而伟大的上古部落是存在的,它就是有虞氏部落。在西周以前的1500年间,有虞氏部落曾经4次崛起,主导了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有虞氏部落的起源和生活区域,仍然存在不少争议。有的专家认为有虞氏生活在山西省南部的运城市附近,有的认为有虞氏属于东夷部落,生活在山东省和江苏省北部。还有专家将有虞氏与浙江良渚遗址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就是良渚文明的主人。我们暂且把有虞氏的起源问题放在一边,了解下他们的辉煌历史。

三皇五帝

有虞氏部落的第一次崛起,发生在尧帝以前。《史记》认为帝喾传位于尧帝,但一批战国竹简的出现,提出了另一种历史脉络。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2500枚战国竹简,被称为《容成氏》。这批楚国史书明确记载,传位给陶唐氏的是有虞氏部落首领,名叫“迵”。这就是说,在尧帝以前,有虞氏已经是华夏最强大的部落。

有虞氏部落的第二次崛起,就是舜帝的诞生。根据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历史上至少有5位尧帝,他们的在位时间超过百年。而舜帝是有虞氏部落的首领,也是“迵”的后代。如果从《竹书纪年》的观点来看,舜帝是通过战争手段,击败了陶唐氏部落,夺回了华夏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

夏朝宫殿

有虞氏部落的第三次崛起,发生在夏朝的中后期。大禹通过治水取得了天下民心,夏启通过战争巩固了君主地位。但夏朝建立后,紧接着便遭遇了后羿和寒浞的打击。夏后氏少康到处躲藏却无人收留,有虞氏部落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们不仅给了少康一座城池,还给了他3000军队复国。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有虞氏的实力并不比寒浞弱小。而少康恢复夏朝以后,有虞氏恐怕比夏朝更强大。

商朝甲骨文

有虞氏部落的第四次崛起,发生在武王伐纣时期。西周起兵伐商时,位于东方的有虞氏部落,神奇般地站对了位置,他们选择出兵支持周武王。商朝灭亡以后,有虞氏成了大功臣。周武王把长女嫁给虞遏父,还封给有虞氏土地建立了陈国。

有虞氏部落的4次崛起,跨越了1500年。在部落混战和融合的上古时期,这绝对是一个奇迹。但最大的奇迹,也许还隐藏在历史深处。

有虞氏部落

《史记》记载,大禹把舜帝的儿子商均,封在河南省东部。而商朝就崛起于商丘,难道“商”字只是巧合吗?目前,我们已经知道商朝源自东夷,也知道甲骨文里的早期历史,是三皇五帝以外的另一个体系。有考古学家认为,商族可能就是有虞氏部落的分支。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有虞氏就伟大的有点“过分”了。

开学了,爹地妈咪和庠都准备好了吗?

"我常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孔子虽然也讲个人,但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将其个人总是联说到家族和社会上去。所以真正的个人主义,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谋社会的发达,并不是自私自利。"

上文摘自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先生在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上所作演讲。整整一百年过去,欧美依旧保留了在"自由"方面深入骨髓的倔强,比如不戴口罩。2020这场疫情,改天换地。还好,时间会带走一切,生活也将逐步恢复。这不,咱都开学了呀!

其实,开学使你妈快乐!

开篇就是知识点

《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庠"(xiáng),音同罗志祥的祥。"广"的本义为宽大的房屋。"羊"为"善"省,表示美好、完善之意。"广""羊"为"庠",可会意为专门用于教化人从善、向善、识礼,从而使得人品更加完善的地方,亦即学校。

"庠"是我国最早的教育机构,出现在夏朝,后演化为"序"、"校"、"学"等。大学叫"上庠",小学叫"下庠"。不管上庠下庠,管理时间都要学习罗志祥。

开学需要仪式感

有些家长认为现在开学很复杂,要办大堆手续,还要准备各种物件。要知道,古代的"入学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之一,与成人礼、婚礼、葬礼相提并论,那才是仪式感满满呢,像什么正衣冠、朱砂开智、击鼓明智、启蒙描红、拜笔师等,一个都不能少。

朱砂开智也叫朱砂启智,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痣"与"智"谐音,朱砂点痣,取的其实是"智"的意思,意为开启智慧、目明心亮,希望日后的学习能一点就通。

而击鼓明智的风俗则来源于《学记》:"入学鼓箧,孙其业也。"意思是通过击鼓,用鼓声警示,引起学生对学业的重视。

受疫情影响,现如今我们的开学也是仪式感爆棚啊,不信你瞧。

戴上萌萌哒的"一米帽"像不像大宋"小官家"啊。

下面说点严肃的

"医生,我孩子体温有40℃!""医生,娃烧3天了,退不下来。""医生,我们全家都感冒发烧了。"既往开学后,各大医院儿科门急诊经常能看到众多焦急的父母。

开学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各类传染性疾病也是如此。眼下正值春夏交际,降雨增加,空调重启,气温忽冷忽热,病原微生物滋生,沉寂许久的蚊子也杀了回来。登革热、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当然还有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呼吸道传染病。

下图展示的也是一个狠角色——全年均可发病的流感。

新冠疫情让"段子圣手"张文宏走到台前、火遍全网。幕后,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多年制霸中国最佳传染科医院排行榜。来自张主任治下魔都的数据显示:2015-2017年,上海流感病毒各季度检出高于其他病原体,全年可发病;门诊流感病毒的检出率与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阳性率密切相关(P<0.001);而住院患者中流感病毒与肺炎支原体存在重叠,有显著差异(P<0.001)。

等会儿,什么密切相关、显著差异、P又是什么鬼?其实这些统计学术语就想告诉你,相信我没chuo的。开学后,短时间内学生大量聚集,学校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增加。新冠、流感、(病毒细菌)混合感染,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切不可掉以轻心。

退热须对因

重温前文医院门诊场景,你是否发现高频词语——"发烧",也就是下图最中间那个'fever'。

2015-2017年,大上海54%的门诊发热、18%的住院发热(含未检出),都是由流感病毒引起。

急性发热是年龄小于5岁小儿最常见的就诊与住院原因,儿童平均每年经历3.7次发热。感染所致发热约占85%,其中呼吸道感染是导致患儿发热的首位病因。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方面,病毒-细菌混合感染高达45%,最常见的是肺炎链球菌和呼吸道病毒的共同感染,如肺炎链球菌和流感病毒。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一项研究,共纳入1459名急性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最终流感病毒阳性的患儿中91%都有高热。体温>38℃伴有咳嗽或咽痛,这就是儿童的核心识别症状,一旦出现就可以遵循指南使用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经验性抗病毒治疗,而不必等待实验室病原学确诊。

国家1.1类新药帕拉米韦(力纬)能高效抑制流感病毒甚至细菌的神经氨酸酶,从源头遏制高热形成机制。正所谓对因治疗,才能退烧不反复。快速退热,力纬是认真的。

心理需关注

在家宅了几个月,复课后的生活既熟悉又陌生,孩子难免在生物钟、学习状态、人际关系等方面出现不适应。而由于与同龄人交流锐减、缺少户外运动、学业压力增大等原因,还会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首先要接纳孩子的这些情绪,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认识,明白每个人在改变生活节律、适应新环境时,都可能会出现各种情绪反应,这是正常而自然的现象。

在返校过渡期,家长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日常,多给予陪伴和鼓励,如果觉察到孩子有异常状态,请马上与老师联系。学校必须科学、有序地做好学生的情绪调节和心理调适工作,尽量把疫情对他们学习、生活和情绪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防患于未然

为了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复课后的生活和学习,家长们的后勤保障非常重要。学校要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加强校内医务人员及卫生负责人培训,严格把控疫情防控措施实施情况。老师要密切关注有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学生。

而学生则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求如下:

1、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勤洗手或使用速干手消毒剂,避免用手触摸口眼鼻;食物多样、营养均衡、饮水足够、运动适量、睡眠充足、心态良好。

2、 尽量步行,如确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应全程佩戴口罩,减少接触公共物品。

3、 入校前按要求测量体温,在校期间如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应立即报告老师。

4、 保持1米的安全社交距离,在校园内不串班,不扎堆,不追逐打闹;就餐时不交谈,不与他人分享食物,避免张开嘴咀嚼食物。

5、 放学后不聚会、不聚餐,避免到人多拥挤和空间密闭的场所,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尾声

在经历了史上最长寒假之后,那些亲手将儿女送入校园的父母心中一定存在某种不真实感,直到确定自己不是做梦,这才在转身的一瞬间笑出声来。

但是开学了,暑假还会远吗?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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