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警察抓我(梦见警察抓我我在逃跑)

见到身着制服、操着熟悉乡音的警察，45岁的王兵（化名）忽然有种轻松的感觉：“不用再被噩梦纠缠了。”

王兵个子不高，身材精瘦，皮肤有些黝黑，跟人说话时，他的眼睛会直视对方，有时会低头陷入忏悔，有时也会露出尴尬的笑容。

过去28年，王兵都活在恐惧和忧虑里。他辗转多个省市，不敢跟别人深交，害怕别人了解自己。他频繁换着工作，改名换姓后做起了生意，年近中年才敢结婚生子。他不敢踏足自己的家乡，他说，这么多年，没睡过一天踏实觉。

17岁时，他杀了人。

2018年3月21日，已经改名换姓、结婚生子，在外潜逃了28年的王兵最终被上海青浦警方抓获。在看守所，记者与他聊了聊。

留下一张“终于报仇了”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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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6月14日上午，原青浦县青浦镇盈中新村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被害人卓女士及其仅三个月大的孩子遇害。

从事刑侦工作刚满一年的董毅到达现场时，小区楼下已经挤满了人。走上5楼，一个新装修不久的两居室房子里，一名年轻女子仰面倒在卫生间，身上没有伤口。走进卧室，衣橱的门敞开，里面蜷着一个刚满3个月的婴儿。母女两人都没有了呼吸。

如今墙皮斑驳的案发地所在小区，当时是新建公寓。“这家人条件挺不错的，那时候家里已经有彩色电视机了。”警方多年后回访，盈中新村的老街坊仍然印象深刻。

整座小镇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凶狠歹徒勒死母女的说法在坊间流传。人们在猜测凶手的动机，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害人。

紧张的气氛也在公安内部蔓延。董毅记得，为了这起案子，青浦当时总共300多名警力几乎全部出动。那几天，刑队办公室里彻夜亮着灯，烟灰缸里插满烟头，董毅和专案组同事们在烟雾中研究线索、推演案情。

“连三个月的婴儿都不放过，我们起初怀疑，这可能是一起‘仇杀’，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引导警方往“仇杀”方向侦查的，还有留在现场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5个字：终于报仇了。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在凶案现场，董毅和专案组的同事提取到了一些嫌疑人留下的生物痕迹信息。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案发现场的痕迹和物证全靠人工进行分析、比对。

案发第三天，通过一次次的社会面走访调查和技术比对，警方锁定了嫌疑人——案发地附近一所职业高中的高一学生王兵。但当警方上门抓捕时，这个17岁的少年已经不知所踪。

他将婴儿放进了橱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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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天早上，王兵和另两个同学又逃课了，三个人在青浦镇上的一家桌球室里打桌球。碰巧学校的教导主任路过桌球房，但只揪住了两个学生，王兵借机跑了：“我比他们机灵”。

“不想回学校，还想再玩会儿。”王兵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想起了前几天曾在同学的哥哥家玩连接电视的插卡式游戏机，“玩得不过瘾，还想玩。”于是他朝同学哥哥家所在的小区走去。

走上5楼，房门虚掩着。“我往里面看了下，没人。”进门后是一个餐厅，连接着客厅，王兵记得游戏机就放在电视下面的抽屉里。

卧室的门关着，王兵以为家里没人。“那个时候，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我想把游戏机占为己有。” 这个念头在王兵脑中挥之不去，他拉开电视柜的抽屉，看到那台游戏机。

就在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伴随着女主人的一声惊叫。“我听到她大喊‘抓小偷抓小偷’，心里一下就慌了。”

“我想让她别喊了。”王兵说，当时“就害怕自己偷东西的事传出去”，他想捂住女主人的嘴。女主人挣脱了，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自卫，两人发生搏斗，王兵的左手小臂受伤。情急之下，他用手绕过女主人的脖子紧紧掐住，几分钟后，女主人倒在地上。

“我也瘫坐在地上，当时不知道她是受伤还是怎么了。”为了逃避责任，爱看武侠王兵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情节，他找了张纸，写下“终于报仇了”5个字。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卧室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害怕哭声把邻居引来，王兵走进卧房，张望了一圈后，打开衣橱的门，把婴儿放进衣橱，关上橱门。

陷入回忆时，王兵低下头，仍觉得“当时脑中一片空白”。那之后，王兵把菜刀装进书包里，用自己的衣服擦拭了地上的血迹，逃离现场。路上，他发现没人注意他。“我就想先找个地方包扎下伤口，刀就扔在途中的经过小水沟里。”

当晚，左手小臂缠着一层白色纱布的王兵回到家中。面对父母询问，王兵脱口而出已经在心里盘算好的说辞：“我跟前两天欺负弟弟的小鬼打了一架，破了点皮。”

第二天，王兵像往常一样回到学校上课。多年后，据当年教过他的老师回忆，王兵表现淡定，远超他的年龄。镇上发生凶案的消息迅速流传，同学们也在讨论。王兵消失后他的同学才想起异常：“平时他很活跃，肯定会加入谈论，但那天他异常安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发呆。”

“第二天到学校听同学说才知道，两个人都死了，我真的杀人了。”28年后，王兵再回想起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彻底完了。”他走出教室，乘坐公交直奔火车站，“扒上了一列开往长沙的火车，我想往南方逃，越远越好。”

自认“偷东西”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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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前，王兵认为自己做过最坏的事情，除了逃课、打架，就是在初中“偷了邻居家的几块钱，还被拉到派出所教育了。回来后，被我爸狠狠打了一顿。”

现在想来，王兵觉得小时候自己对“偷东西”这个恶习的认知“存在偏差”，“我觉得是小事情，只要读书好就可以了，没有正视这个陋习。”

在初三之前，王兵算得上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小学每次考试都在班级前三，初一初二的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妈妈对我和弟弟的学习抱着很大期望，要求也严格”。

转折发生在初三那年。他迷上了看小说，看录像带，打桌球。在当时，这些都是“坏学生”做的事情，王兵的成绩随着一落千丈，中考分数只够上职高，“当时有点失落，家人也很失望。”

进入职中，王兵很快结识了几个“好兄弟”。据当年的同学回忆，身材瘦瘦小小的王兵打起架来却“很凶相”，“他一个人打两个也不一定会输。”

“父母的教育和家庭氛围都很好，是我自己没走正道。他们养育了我17年，我给他们的却是一辈子的阴霾。”回头看，王兵说人生都是被他自己毁的。

开饭店年入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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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上海后，王兵先后辗转躲藏湖南、广州、浙江、安徽等地。

“我有很强的求生欲。”王兵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笑容，无论是案发后搪塞父母的谎言，还是逃亡路上曾经几度冒出的自杀念头，他都“挺过来了”。

王兵将逃亡的28年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流浪”，后半部分是办了假身份证后的“生活”。

流浪在广州，王兵一度靠乞讨为生。有一次，走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天桥上，他动过跳下去自杀的念头。但王兵最终说服了自己，“也许抱着一丝侥幸，想着就算有一天被抓了，我只要活着就还有希望。”

捡废品、打工，流浪路上，王兵感到了身心双重的煎熬。比起身体的痛苦，每到夜晚一闭眼，那天的情景就是一个永远躲不过的噩梦，耳边响着女主人歇斯底里的“抓小偷”声。

比起黑夜，他更怕白天。“白天让我无处可藏。”他说，怕与人交流，怕秘密被人看穿，“要不停伪装，让别人觉得你是个正常人。”

1998年，王兵跟着认识的工友到西部某省做餐饮学徒。在那里，王兵用“徐涛”的名字办了一张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王兵有了更强的求生欲望，“我催眠自己就叫徐涛，想跟过去一刀两断。”

他开始过起了“生活”，但生活始终伴随着噩梦和阴影。10多年里，王兵在心里说服自己“洗心革面”，为新生活打拼着。2007年，王兵来到安徽宁国，在那里跟他人合开了一家饭店，生意最好时，每年能赚上百万元。

女儿出生让他想起被他杀害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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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饭店里，王兵认识了他现在的老婆。对于结婚这件事，他一度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渴望拥有亲情，一方面也担心幸福随时会化为泡影。“想用亲情冲淡对杀人回忆的恐惧。”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结婚，他骗老婆和岳父母，父母已经过世了，他们没有细究。”

婚后，他和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女儿出生后，我第一眼看到她时，脑子出现那个可怜婴儿，以前的画面全出来了。她越长大我越怕，我的事要是曝出来，她的一生就毁了。” 他对孩子的期待，只有让他们成为好人。“我很害怕他们学坏，害怕他们像我一样走上歪路。我不在乎他们的成绩，只要做个好人就行。”

在别人看来，王兵过着“有车有房有儿有女”的体面生活。但在别人看不到的时空里，王兵过着另一种人生。

“我老婆和岳父母都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在晚上12点前睡过觉。睡不着，也不敢睡。”每到夜晚，王兵的噩梦总是如影随行：“不管跑到哪里，画面总会出现在脑海里。要么梦见被害人的画面，要么梦见公安来抓我了。”

被捕前一周，宁国警方通知王兵配合调查取证，提取了生物信息，那时他既害怕又心存侥幸。“害怕失去眼前的幸福，又想着也许公安找错人了。”

归案后，他心里踏实了。

2018年3月21日，王兵开车准备外出时被几名警察包围擒获。听到一名警察用上海话说“铐起来”，他心里突然有种轻松的感觉：“所有的结果，都是我该承担的。”

落网之前，王兵也动过继续逃亡的念头。“但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就算逃得再远，也逃不出自己的心。”

“被抓后，心里踏实了。起码我可以用回父母给我起的名字，也不用在别人面前演戏和说谎了。”进看守所后，王兵全盘交代了当年杀害一对无辜母女的经过。随后，在看守所里，他体会到了28年来第一次一觉睡到天亮的滋味。

这段时间，王兵时常会复盘自己人生走过的45年岁月。他最怀念的，是在家里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快30年了，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终于回来了。如果有机会，我想跟父母下跪道歉，这么多年，他们替我承受了太多。”

最愧疚的是被害人和家属，在逃亡的28年里，王兵曾想过回来自首甚至到被害人“以死谢罪”。“如果可以用我的命换回那两条生命，我愿意。但我没脸见他们。”

来源： 上观新闻

2020年7月一个炎热的夏日深夜，浙江台州黄岩公安民警喻跃翔被电话吵醒，刑侦大队的老同事略带沙哑的声音传来：“倪永（化名）抓住了！”

喻跃翔睡眼惺忪地拿着电话呆了好一会儿，分辨着这是真的还是梦境，因为之前曾做梦梦到抓住了他。片刻之后，他清醒了，这次不是做梦，这次倪永真的被抓住了！

对于喻跃翔这样的黄岩老民警，特别是当年在刑警队待过的民警来说，“倪永”这个名字几乎贯穿了他们的从警生涯。

暗房

1994年，喻跃翔考入黄岩公安。因为之前学过摄影，他被分配到刑侦大队从事刑事照相，拍各种案件现场、各种痕迹物证，还有各种尸体。

那时，他拥有一个大到足以让很多摄影爱好者羡慕的暗房，冲洗黑白照片时，就开一盏昏暗的红灯。

暗房里有个老式的实木柜子，涂着红漆，非常厚重，下半部分装着一盒盒底片，上半部分则是对开门的柜子，前任、前前任照相技术员拍摄后，觉得很重要的案件照片都会加印一份放在里头。

在洗好照片用自来水漂洗的空隙，有时他会去翻看那些装订成册的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有学习前辈拍摄技巧的意图，但更多的还是好奇。

当年的案发现场照片

一个晚上，喻跃翔洗完照片，从柜子里翻到了那起案件的照片——上世纪八十年代黄岩到路桥的104国道旁边，冬天萧瑟的景象，红色圆珠笔标出一个箭头指向田野中间一处位置，那是一具女尸。

那时候，喻跃翔已看到过很多不同死因的尸体，也拍过不少血淋淋的画面，但那晚看到那组照片，他还是不由得心跳加快。

凶案

1986年，费翔正在排练《冬天里的一把火》，次年春晚，这把“火”烧遍全中国。

1986年，86版《西游记》第一次在央视播出。

1986年，中国女排“五连冠”。

1986年，喻跃翔还在读初三，下半年去杭州上中专。

……

距离他在刑侦大队的暗房里看到那组现场照片，1986年也已经过去8年多。

她是谁？为什么被杀？谁杀的？

翻阅到那组照片后不久，喻跃翔从老刑警手里拿到了案卷。

1986年1月23日清晨，天蒙蒙亮，下庄卢村，这片国道线附近的田野还飘散着淡淡的晨雾，遮掩了冬日的萧瑟。

女尸距离公路还有近百米，说不清是谁先发现的，反正有几个去赶集的村民停下脚步眺望着，终于有一人壮着胆子去探，又神色慌张地跑回到路上，随后，其他村民不顾劝阻，也纷纷过去查看。

这时，有辆“边三轮”摩托车经过，车上是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调转车头，到乡里给公安局打电话。

现场勘查条件很差，杂乱的脚印令勘查工作雪上加霜。不过多数刑警在现场达成共识：这不是发案第一现场，而是抛尸现场。

无名尸体，她是谁？

当天下午，城关派出所走进了一个年轻人，他的一句话让值班民警一惊，“我的未婚妻失踪了……”

经过辨认，田野里的死者就是报警人的未婚妻张兰（化名）。

线索

多年以后，喻跃翔回想起在暗房外简陋的办公室里翻阅案卷的情景，还是能回忆起当时心中的感慨，厚厚的案卷记录着尸体发现后每一天的工作，记录着每一个相关人员的询问记录、专案组的每一次分析会、每一个侦查员的汇报、每一次对案件的分析和对嫌疑人的刻画，这些信息被或秀气或粗犷的字迹记录在不同质地的纸张上，像一条时间轴，串起了整个案件的侦查过程。

当年的黄岩公安刑侦办公楼

当年的案卷中，有一张纸上写着对凶手的分析：胆大妄为、心狠手劣，并知道死者身上带有钱财的人作案可能性较大。凶手具有一定的运尸条件，最有可能的工具是拖拉机、摩托车，或者是“塔车”（手拉车）。

排除大量不相干的线索，倪永的名字终于出现在专案组的视线里。

1986年1月22日那天，他在街头闲逛，中午11时左右，他逛到一家熟人开的杂货店，正好张兰就在那店里卖表，两人碰上了。

1月26日上午，倪永来派出所做笔录后，警方展开实地调查，发现“巧合”重重——在法医推断的杀人和抛尸时间段内，倪永独处；他家楼下还停有一辆“塔车”。

1月27日早上，民警到倪永的厂里继续调查核实，却发现，1月26日晚，他本该上夜班的，厂里却没见他身影！

这一情况让民警皱起眉头，笔记本上的“倪永”被打了个大大的问号，并很快被反馈到指挥部。指挥部随即决定，加派警力对倪永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追捕

就在1月26日傍晚，倪永的父母发现倪永没有回家吃饭，到了第二天上午，倪永还是没有出现，他父母非常担心，联想起派出所来家里的事情，总觉得心慌。他们在老屋四处翻找，结果发现一个纸箱，里头有个旅行包，除了女式衣裤，还有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一捆捆电子表和计算机。

此前，倪永的家人已经听说“有个卖电子表的女人被害”的消息。这一刻，他们已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沉默了许久，倪永的父亲长叹一声，带着旅行包走进了派出所……

至此，基本可以确定，倪永就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

1986年1月27日上午，黄岩警方对倪永的追捕拉开了序幕。

黄岩公安当年发布的通缉令

警方印刷了大量通缉令分发，广播里也播出了倪永的体貌特征。

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条追捕之路竟那么艰难、那么漫长……

大约1个月后，专案组在工作中发现，倪永的一名家人收到一封信，来自云南省麻栗坡县，经鉴定，这封信就是倪永写的！

一路辗转，民警终于来到边境上的这座小城。查了几天，他们果然在一家旅馆发现了倪永的线索。当然，旅馆登记本上不是倪永的名字，但经过笔迹比对，那个假名确定是倪永写的。

当时民警们有些兴奋，这是倪永出逃后，第一次真正发现他的踪迹。

可接下来的工作，并没有新的突破。民警们分析，倪永可能已经离开了，至于去了哪个方向，缺乏可靠的依据，无法判断。

倪永，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在警方的视线中。

2004年，喻跃翔离开刑侦大队，去派出所工作，3年后又调到宣传部门，倪永的名字听到得少了，但是他知道，追捕始终没有停止过。

报应

2020年7月，一个老同事很神秘地告诉喻跃翔，有一个重量级的逃犯近期可能要落网，具体是谁却没说。

“不会是倪永吧？”这是喻跃翔的第一个念头。

真的是倪永！

那一夜，好多老刑警都接到了同一个内容的电话：“倪永抓住了！”

迎接追捕组凯旋

倪永押回黄岩的时间确定后，在宣传部门工作的喻跃翔还负责策划了一个简短而隆重的仪式，欢迎追捕组凯旋。2020年7月21日，一个艳阳高照、酷热炙人、汗流浃背的日子，倪永被押解回黄岩。

这么多年来，倪永早已改名换姓，漂白身份，藏匿于遥远的甘肃省武山县，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都已经成了爷爷辈。

或许是水土不服，在武山，他的身体频出问题。因为胆结石，他做了胆切除，2015年，他突发中风，治愈后行动就不如从前，两年后又患糖尿病，靠打胰岛素维持，多年来严重的痛风也时时折磨着他，他的手和脚都出现严重变形。

那是一双变形到有些可怕的手，他的脚也浮肿变形并溃烂着，连鞋子都穿不进。他说，到后来，他已经无法干活赚钱，连走路都困难，一次又一次的治疗费用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都是报应啊！”他摇着头说。

根据倪永讲述，案件并不复杂。1986年1月22日中午，他经过熟人的店，只是和张兰打了一个照面，随便插了几句嘴，就回父亲家吃饭，饭后骑车上街闲逛。在街头，他看到仍在四处推销电子表的张兰，忽然产生恶念。他上前搭讪，以买几十只表为由，将单纯而又急着卖表的张兰诱骗到他独居的家里。当时，张兰就是坐在倪永自行车的后座，穿过大街小巷，一直走向死亡的。

或许一开始，倪永只是想着满足一下自己的邪念，但当张兰一边躲闪一边大声呼救时，一切都脱离倪永的计划，如同在许多影视剧中看到的情节一样，为了防止被人听到，他凶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

2021年，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倪永死刑。

倪永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2023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倪永被依法执行死刑。

来源： 浙江法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