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殷人是什么意思)

洛阳古代名人家风家训4：周公告诫成王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巩固周人灭商的胜利果实，对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分封的对象主要是周人子弟和西周灭商的功臣。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号称拥有百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十多个儿子。这十多个儿子之中，周武王、周公、康叔等人，都是文王与其正妻太姒所生。在周公所主持的分封之中，周公将自己最小的弟弟分封到了今天河南新乡一带，建立了卫国。

卫国的封地，是原先殷商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各种矛盾非常复杂。眼看着自己最小的弟弟即将成为诸侯国的国君，开始独立施政的历程，周公心中不免有所牵挂。在康叔临去卫国之前，周公接连颁布了三篇文告，来对康叔进行教诲。告诉他应该如何治国，如何施政。

经历了商周之际历史巨变的周公，非常看重历史的经验教训。殷商王朝的后期，以商纣王为代表的统治者，以严刑峻法来维护他们的残暴统治。《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根据传世文献记载，商纣王发明的有“炮格之刑”，另外还有醢刑、脯刑、烹刑等。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这一点。从甲骨文中看商代的刑罚有：伐，就是以戈砍颈。墨刑，就是脸上刺字。劓刑，就是割掉鼻子。宫刑，就是割掉男子的。刖，就是把脚锯掉。甲骨文中有一个字作：象一个人双手带着刑具住监狱的罪人。专家们读为圉，也就是监狱。甲骨文中的就是梏，也就是限制手的刑具。字是一个人双手带梏，这就是执字。就是抓住、逮住。1937年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时，出土了三个戴有梏的陶佣，和甲骨文中执字的字形完全一样。女奴的手在前，的手在背后。

在《康诰》之中，周公认为周之所以能够克殷的原因就在于“明德”和“慎罚”。关于明德，周公告诫康叔，一定要能够光大文王的仁德。当年文王，不仅不欺侮孤老、寡母，而且还能在人民面前平易、恭敬、谦虚。正是因为如此，才造就了西岐的繁荣啊。之后，武王也是因为继承了文王的仁德，才完成了灭商的使命。如今你也要成为一国之君，一定要牢记先王的教导，以德服人。一定要关心百姓的疾苦，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谓“慎罚”，主要是说要谨慎地对待刑罚，不要把刑罚作为维护统治的首要工具。周公认为应该“先仁而后罚”，要把行仁德放在第一位，而将刑罚作为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采取的最后措施。同时要对罪犯有同情心，看待臣民犯罪就如同自己生病一样。不要急于做出决定，要考虑充分。周公告诫康叔，不得已要对民众进行处罚的时候，要以犯罪的动机来断罪，而且要结合是否要悔罪的表现来断罪。周公指出，要想刑罚公允，制定的法律一定要公平，而只有如此，百姓才能信服。当然周公也主张对破坏秩序的犯罪要严惩不贷。而且对各级贵族如果犯罪也要惩处。对一些元恶大憝，屡教不改的罪犯，一定要严加惩处！

周公庙内周公塑像

具体酒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从历史学的角度很难给出准确的答案。据说在大禹的时代里就已经有了酒，大禹尝了一下，深深地被这种美味所吸引。同时，大禹也指出，后世肯定有人会因为酒而误事。果然，到了殷商王朝的后期，饮酒成风。商人沉湎于酒，也被认为是商朝灭亡的一个原因。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酒池肉林。卫国所在的地区，还有大量殷商遗民的存在。如何对待酒，也成为康叔到卫国之后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为此，周公还专门写了一篇《酒诰》来对康叔进行指导。

周公告诫康叔，殷商王朝之所以能被周人消灭的重要原因就是商人沉湎于酒，康叔到了卫国一定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切不可步商人之后尘。周公并没有要求康叔彻底禁酒，中国文化从来都不禁酒，周公的伟大之处在于将酒纳入到礼制之中，既能发挥酒的娱乐功能，又能把酒的危害降到最低。周公告诫康叔，对于周人如果酗酒，一定要严厉惩处。而对于殷商移民，也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则是要区别对待。百姓辛苦劳作之余，适当饮酒放松一下也不必大惊小怪。

从此之后，既不绝对禁酒，又把酒纳入到礼制文化之中，就成为后世中国酒文化的主流。

而在《梓材》之中，周公再次对康叔进行训诰。周公告诉康叔治国理民，一定不要滥杀无辜，而是应该把慰劳百姓放在首位，尽量宽恕民众的罪过，心中牢记惠民、爱民。务必要施行德政，才能完成先王所交给你的使命。

这三篇文告，是周公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明德”、“保民”、“慎罚”等思想观念也成为后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流。

商朝与周朝的始祖神：帝喾，帝舜，还是帝俊？

关于商周的始祖神，史书上有不少记载，但读下来却让人脑袋发晕，原因在于已有文献记载比较混乱。

《史记》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

《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

《礼记》记载：“殷人帝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商汤）。”《国语》记载：“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大荒南经》记载：“帝俊妻娥皇（史记记载帝舜妻子娥皇女英），生此三身之国。”

显然，如果以上记载都正确的话，那么帝舜、帝喾、帝俊三人一体，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三个名称，商周的始祖神是同一人，或帝舜、或帝喾、或帝俊。但问题在于：如果只是一个人，为何会有三个名称？又为何商周的始祖神会是同一人？随着甲骨文研究的逐渐深入，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原来里面充满了权谋计算。

根据甲骨文中的“高祖夒”记载，商朝始祖神很快就被破解了出来，就是夒（náo），这个字在甲骨文卜辞中又被写着为夔。

甲骨文中的夒写法较多（见下图），应该是一个象形字，似猴之形，或鸟首人（猴）身之形，结构简洁。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夔，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从页、巳、止、夂（zhōng或zhǐ）其手足。”所谓“页”就是脑袋，“已”是曲绳之形，“止”是脚趾，“夂”是手足之形。因此，别看夒或夔笔画复杂，但其内核很简洁，于是这个字很快就被王国维破解。

由于甲骨文中还有“高祖夋（通俊）”的说法，因此“高祖夒”即“高祖夋”，一人名称两种写法。王国维认为“夋”是“夒”的讹变，但如今有学者认为“夒”是“夋”的讹变，原因之一在于“夋”远比“夒”结构简单，文字演化是从简单到复杂，因此下图的甲骨文是“夋”，之后才产生更为复杂的“夒”字。

当然，“夋”（qūn）与“夒”谁在先、谁在后，我们看了烧脑，也没必要深究，但通过学者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了解到商朝始祖神是文献中出现过的“帝俊”。

周朝始祖神没什么争议，包括《史记》在内的诸多文献说的很清楚，就是五帝之一的帝喾。姜原是帝喾元妃——嫡妻，是帝喾四个妻子中的老大，一次出入荒野，看到巨人足迹，内心怦然心动，就踩在了上面，然后就怀孕生下了周后稷。不管姜原怀孕的事情有多扯，但自周朝以来的很多史书明确都说周朝始祖神是帝喾，不管你信不信，现实告诉你只能接受。

那么，帝喾到底是谁？

根据文献记载，帝喾应该就是帝俊，魏晋郭璞研究指出“俊宜为喾”。甲骨文出土之后，王国维研究发现，帝喾就是商汤迁到亳（bó）都时所做的“帝告”之“告”，即《书序》中的“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由于甲骨文中已有“告”字（与今天大抵相似），因此商朝已有帝喾之说，他推断指出：“若《书序》之说可信（即商汤作帝告一说），则帝喾之名已在商初之书也。”

随着甲骨文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甲骨文中的告字，不太可能代表帝喾之喾，原因在于迄今为止研究发现其告字用途只有三种，即祭告祖神、臣属报告、王告臣属，每一种都是动词而非名次，更不是某个祖神的专有名词。因此，以商朝人对“告”字使用习惯来看，商汤“作帝告”本意是“告帝”之祭礼，而不是代表帝喾。

除了告字之外，尽管也有人提出甲骨文中有喾字（见下图），但没有得到公认，争议颇大。也就是说，以目前公认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来说，甲骨文中无喾字、无帝喾，因此商朝始祖神也就不太可能是帝喾。按照商人重祭祀的习俗，如果帝喾是始祖神，那么必然要浓墨重彩的祭祀一番，甲骨文中没有喾字，无疑说明商朝应该无帝喾之说。

对于帝喾来历，学者张开焱在《夔、嚳、夋、舜的演变关系再检讨则》中指出：“关于帝喾的称谓，在甲骨文中从未见过，许多学者认为乃是周人夺取统治权后，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统治地位，而从帝俊转换出来的一个神帝，应该是可以确认的。”也就是说，帝喾是周人以帝俊为基本原型造出来的。

通过甲骨文的研究，基本可以判断帝喾是周人根据帝俊而衍生出来的，问题在于：周人为何衍生出帝喾？其实，这就是周人的“去商化”计划。

道理很简单，商朝始祖神帝俊已经广为人知，当时几乎所有方国的始祖都被描述成宗主国始祖神的后裔，都被描述成帝俊的后裔，如果周人还奉帝俊为上帝，那么商人的影响力还将继续存在，这不利于周人统治；但如果彻底虚构出一位与帝俊毫无关系的始祖神，却是掩耳盗铃，谎言很容易被戳穿。于是，这时如果创造出一位似是而非的始祖神，与帝俊看似有实质联系，却在名称上彻底没有联系的帝喾，反而容易蒙骗世人，也可以达到从形式上抹去商朝始祖神痕迹的效果。

但由于民间传说的存在，所以在传世先秦典籍中，除了民间神话《山海经》中记载了帝俊传说之外，其他典籍都没有提到帝俊二个字，原因就在于周朝为了统治需要抹除了帝俊的痕迹。另外，在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中提到了帝夋，但考古发现的帝俊记载极为稀少。

与此同时，由于周人重视巫术（以周易为代表）与史书记载，于是帝喾完成历史性使命之后，很快就失去了作用，这就导致关于帝喾的神话传说非常稀少。

总之，不能说上古五帝之一帝喾是周人完全虚构的始祖神，只能说周人换汤不换药，给帝俊重新起了一个名字。

最后，关于帝舜与帝俊的关系，包括郭璞在内的古今许多学者都指出帝俊就是帝舜，原因在于帝俊与帝舜的故事内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对此，学者张开焱有过一段论述：“典籍中关于帝舜的传说，是直接或间接从帝俊那里转换过来的。当帝俊主要故事转换为帝舜传说后”，帝俊就变成了一位“专职”的始祖神，帝舜“专职”人间君王。

也就是说，帝舜、帝喾、帝俊其实三者一体，只是由于政治需要而被分成三人，帝舜、帝喾是帝俊分身。

参考资料：《史记》、《山海经》、《夔、嚳、夋、舜的演变关系再检讨则》等

文化之旅：殷人尚鬼，同是鬼神崇拜，为何在中国没有发展成一神教

殷人尚鬼，是说殷商时代人们非常崇拜鬼神。这在《礼记·表记》中有记载，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中也得到印证，比如卜辞中有很多关于杀牲祭神甚至杀人祭神的记录，有很多询问祖先和上帝的卜辞，表明殷商君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

崇拜鬼神是一种原始宗教现象，不只是从商代有，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自然神灵崇拜。那时候，随着体力和脑力的日益进步，远古先民开始试图对长期困惑人们的自然现象做出解释，如日升月落、电闪雷鸣、草木枯荣、生老病死等。或许是梦幻诱发了“灵魂”的观念，他们认为凡是不受人的意愿支配的万事万物可能受控于某种神灵，于是所有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物、自然力纷纷被幻化为形形的神灵：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爷等等，先民们祈祷这些神灵保佑平安，保佑自己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祸，由此便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鬼神崇拜，原始宗教也由此发端。

之所以说殷人尚“鬼”，是因为相比其它崇拜，他们更加重视对人鬼即死后的祖先的崇拜，祖先神是他们祭祀、祈祷的主要对象。虽然他们也认为“上帝”是万有之神，是创造了天地万物并决定其运行秩序的神，但“上帝”太过遥远，人无法向他直接祈求，而必须通过先公、先王之类的祖先来进行沟通。

殷人祭祀、祈祷活动都通过专司占卜的“贞人”来实施，有着一套繁杂而规范的仪式和过程。据专家研究，殷人对祖先神的祭祀形式有很多种，如单祭、合祭、特祭、周祭等，祭祀时间的选择与祖先的日干有关，并且按祖先的等级供奉不同级别的牺牲，即祭品。在每次祭祀、祈祷时都要进行占卜，向祖先神并通过祖先神向上帝询问所占之事。占卜的方式主要是龟卜，具体程序是事先已经加工好的带孔的龟甲用木炭烘烤，龟甲经高温烫灼出现“卜”字形裂纹，即“兆纹”，然后由“贞人”对兆纹进行解读，以定吉凶。

鬼神崇拜发展到商代已不再是单纯的原始自然崇拜，已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型的祭祀制度和祭祀体系。如果沿着宗教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像其他民族宗教一样发展的话，或许今天中华文化将可能是另一个面貌。然而这种势头在商代终止了，没能发展出像中东和欧美的犹太教、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那样，在世界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神宗教。

大约在殷商同一时期，在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也存在与商代类似的原始的多神崇拜，其中也有对上帝的崇拜，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一切，是至高无上的神。他们与商代的鬼神崇拜几乎一样，都认为上帝是万有的、无形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神。

中东的多神崇拜在出身卑微的亚伯拉罕、摩西等先知的引领下发展成为只崇拜上帝的一神教。先知们或许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或许就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他们主动传递上帝的谕示“摩西十诫”，编写了被定为教义教规的法律书，也就是后来的《圣经·旧约》，使人们在共同的信仰下跨越了氏族、部落甚至种族的界限，统统拜倒在上帝的面前，形成了强大的犹太教，并由此发展出更加强大的天主教、教和伊斯兰教，从而将越来越多的人们团结在先知的周围，并因此不断创造和改写着历史。希伯来人在摩西先知的带领下建立了以色列王国，穆斯林人在默罕默德先知带领下建立了强大的阿拉伯帝国，而耶稣先知的降临使教迅速传播，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继而对欧洲实行了长达上千年的宗教统治。

而商代的多神崇拜却没有出现先知，只出现了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统治下的专司占卜的“贞人”，这些“贞人”在部落首领的授意下，通过某种神圣的仪式向神咨询行事的吉凶祸福，而且是通过祭祀祖先神来完成与上帝的沟通。他们认为上帝虽然万能，却很遥远，他们敬畏上帝，却无法直接与其沟通。如此，人们更加崇拜祖先，因为只有通过祖先神才能得到上帝的启示。于是殷人通过祭祀共同的祖先维持了全族的团结，借助祖先的权威实现了部落或部落联盟的统治，形成了稳定的家族统治模式，为以后两千多年的“家天下”宗法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商代的上帝崇拜没有像西方那样取代祖先崇拜？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生活在我国中原地带的远古先民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相对稳定的农耕生活使得家族生产模式得到发展，逐渐形成越来越大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这种结构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也可以有效地抗击了自然灾害和外敌侵犯。而维系家族团结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祖先崇拜，通过对共同祖先的祭拜，可以使所有族人牢固地团结在一起。而生活中东地区的希伯来人属于游牧民族，飘忽不定的生活很容易使族团，而为了御敌又需要他们团结起来，于是产生了能够打破氏族束缚又利于统一思想的一神宗教。

虽然说殷商时代的多神崇拜没有象中东和欧洲那样发展成对上帝的一神崇拜，在历史上没有成就大的气候，但是他们对上帝的崇拜却深深地刻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我们说殷人尚鬼，其实殷人更敬上帝。在形式上虽说是祭祀祖先，其实是通过祖先问询上帝的旨意，如卜辞中多有“帝” “令雨”、“令风”、“令雷”、“降旱”等记录。因为殷人认为祖先死后“宾帝”，即在帝左右，可以传达上帝的旨意。他们认为祖先虽然给其生命，但包括祖先在内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跟祖先说话方便，但对上帝就要慎之再慎。可以看出，殷人在思想深处对上帝是充满敬畏的，这也为以后宗天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殷商时期的上帝绝不是人格化的上帝，而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力量，它创造了并控制着万物，这更像后人所说的无形的“天”或“道”。我们今天看到的上帝形象是后人附会的，如玉皇大帝，他的形象是宋代人创造的，是根据人间皇帝的形象塑造出来的，而西方上帝的形象则是摩西创造的，他编写的《圣经·创世记》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用泥土造人”，其实是把人的形象附会于上帝罢了。

说殷人尚鬼往往带有一些贬义的色彩，也容易被认为是殷商灭亡的原因。其实不然，殷人尚鬼是中华先民思维进步的一种体现，虽然没有象西方发展成一神宗教，直接被统治阶级用做促进社会变革的工具，但是却促进了中华民族对宇宙本质以及天与人关系的深刻思考，催生了“敬天法祖”、“以德配天”、“天人合一”等一系列促进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思想观念，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信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注入了不朽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