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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竟然也是位“牛人”？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同为同科进士，也是范仲淹的好友。“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篇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让滕宗谅名声大噪，然而庆历四年一别，却成为了范仲淹心中的痛，因为他寄予厚望的朋友倒在了他的前面。忍辱负重近三年，滕宗谅将巴陵郡打造成为一片安宁之地，高耸的岳阳楼是讲述滕宗谅之功绩最好的勋章，也见证了一名伟人最后的荣光。一生被贬却能宠辱不惊，滕宗谅如何大有作为？

一、通力合作，屡次遭贬

大中祥符八年（1015），滕宗谅与范仲淹等为同科进士，心怀“慷慨兼济天下”抱负的两人结为好友，从此相辅相成。由“寒儒”成为进士后，范仲淹任职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滕宗谅则任潍、连、泰州从事，两人这一分别，再相见时已经过去了十年。天圣三年（1025），张纶代知泰州，三次上表，请修海堰，于是宋仁宗调范仲淹全面负责修堰工程。此时，滕宗谅任泰州军事判官，负责协助范仲淹修堰。十年时间很长，但二人心中的抱负却依旧不减，彼此约定为大宋王朝奉献一生。虽然因为母亲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但临行前他向张纶推荐了滕宗谅，兴修水利这项利国利民的工程得以完成，滕宗谅是出了大力的。

守丧期间，范仲淹应邀执掌应天书院教席，在他的推荐下，滕宗谅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从此开启了他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路上的跌宕仕途。天圣五年（1027），滕宗谅任大理寺丞，负责审核刑狱案件，刚正不阿的人在这样的职位上会得罪不少人的，不出意外滕宗谅从中央被贬到闽北邵武县。短暂离京后，滕宗谅被复用，任殿中丞，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景佑元年（1034），因为直言不讳得罪皇帝，滕宗谅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景佑二年（1035），因为好友范讽获罪，滕宗谅被降为监池州酒。庆历三年（1043），滕宗谅身陷“泾州挪用公款案”的漩涡中，范仲淹、欧阳修极力相救，止降一官，知虢州。庆历四年（1044）春，这是滕宗谅最后一次被贬，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不断弹劾下，滕宗谅被贬知岳州，在此地重修岳阳楼。

二、相辅相成，战功赫赫

北宋重文轻武，这些文官除了笔杆子和嘴皮子很溜之外，党争也是玩得飞起。滕宗谅因为与范仲淹交好，又在早年得到他的提拔，就算他真的愿意置身事外，也无法消除身上的“标签”。滕宗谅的仕途基本上和范仲淹挂钩，然而能与“改革巨人”同列，代表着滕宗谅绝对不是个庸才。天圣八年（1030），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这代表了滕宗谅在中央失去了重要靠山，于是他来到了邵武县。短暂的失意没有打倒滕宗谅，他在任职期间修建学校开化民智，访贫问苦改善民生，做到自己尽力做好的一切。明道元年（1032），宋仁宗赵祯想要亲政，且得到了范仲淹的支持，滕宗谅先好友一步入京，成为皇帝的重要助手。同年，玉清昭应宫失火焚毁，太后问责，滕宗谅借机上疏请求太后还政，既维护了皇帝，也为范仲淹重归铺平道路。

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同宰相吕夷简相争，范仲淹失势，同党皆贬，滕宗谅也因此一贬再贬，直到范仲淹再度起势才得到重用。康定元年（1040），吕夷简倒台，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打算以武力迫使宋承认。范仲淹和滕宗谅受皇帝之托，负责防御西夏东侵，这一战双方互有胜负，但西夏进攻受阻。庆历二年（1042），李元昊再度来袭，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西夏得以进逼关中。滕宗谅当时镇守泾州，无兵无将的他积极组织群众保卫家园，组建义勇刺探敌情。泾州战役胜利，为了庆祝和稳定局势，“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这番挪用公款恩惠了人民，滕宗谅自己却遭殃了。

三、贪污冤案，天下第一

眼见自己的声望达到顶峰，加上宋仁宗有心改革，以范仲淹为首的一群人掀起的“庆历新政”。新政影响太大，福利阶层的怒火不仅是范仲淹难以承受，就连滕宗谅也身陷囫囵。扳倒范仲淹或许很难，但让滕宗谅倒霉就太简单了，因为私自动用公款犒劳士卒和抚恤家属，滕宗谅被弹劾滥用官府钱财，害怕牵连无辜的滕宗谅打算一人承担，将账本和抚恤名录等全部烧光，反而把罪名坐实。虽然有范仲淹的力保，但滕宗谅还是离开了梦寐以求的权力中心，被贬知岳州。

“知命乐职，庶务毕葺”，习惯被贬的滕宗谅没有时间也没有想着沮丧，而是在巡视完辖区后制定了治理计划。在滕宗谅的带领下，水患得以缓解，人民安居乐业，重修的岳阳楼受到当地百姓和好友范仲淹的极力称赞，“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范仲淹的举荐，加上勘察“泾州挪用公款案”的中使太常博士燕度证明了此事是冤案，滕宗谅得以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此时，新政改革以失败告终，范仲淹虽然在邓州优哉游哉，却依然心心念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向滕宗谅发问“吾谁与归？”然而回应他的却是好友的逝世。

因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滕宗谅之名得到间接的宣传，但他的光辉被范仲淹悉数掩盖。“第以束发登朝，入为名谏议，出为名将帅”，文武双全的滕宗谅尽管一生坎坷，却没有被困难和挫折打败，从未身居高位的他却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其说是《岳阳楼记》和范仲淹让滕宗谅的名字有了些重量，不如说是滕宗谅成就了名篇的传唱，没有他的克己奉公，又怎么会有拔地而起的“天下楼”呢？

滕子京为何谪守巴陵郡？范仲淹与司马光各执一词，谁在说谎？

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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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陌生的人物，作为北宋官员，他在历史中既无显赫地位，亦无卓越成就，却因被范仲淹写进《岳阳楼记》而意外名垂青史。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文章一开头，范仲淹便交代了他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好友滕子京谪迁为岳州太守后，把当地治理得很好，于是重修了岳阳楼，范仲淹应邀写文记述这件事。

所谓“谪守”，就是指“因罪被贬职出任外官或守边”，滕子京之所以“谪守巴陵郡”，源于北宋时期著名的“泾州公案”，大致过程是：庆历二年，滕子京时任甘肃泾州知州，恰逢西夏大举攻宋，葛怀敏率军抵抗，无奈兵败定州，而范仲淹率领的援军却被大雨阻隔，无法及时赶到。泾州与定州距离很近，形势非常危险，生死攸关之际，滕子京临危不乱，在没有足量正规军的情况下，征召民兵共同守城，坚持到了援军赶到。事后，滕子京感念部下守城艰辛，便动用公款犒赏全军，并拨款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一年之后，有人旧事重提，以此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

这个案子的最大疑点是，当宋仁宗派人前去调查时，滕子京竟然销毁账本，这难免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幸亏朝中有范仲淹、欧阳修等极力为其辩白争取，滕子京最终才免遭处刑，只是被贬了官，于是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清平乐》范仲淹剧照）

对于滕子京其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载：他只用一年时间便把岳州治理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而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却记载：“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

范仲淹说滕子京勤政爱民、刚正廉洁，获罪被贬完全是冤案。而司马光却说，滕子京在担任泾州知州期间，挪用公款16万贯，除了用于犒赏将士、抚恤英烈，余下数万贯均被他据为己有。另外，滕子京谪守岳州期间，仍在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至于重修岳阳楼，也完全是在沽名钓誉、邀功请赏，更有借机中饱私囊之意。

总之，范仲淹笔下的滕子京，是一位清官、好官，而司马光笔下的滕子京，则是一位贪官、恶官。同一个人，在同时代的范仲淹和司马光笔下竟然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副面孔，那么，到底谁在说谎？谁的说法更可信呢？

（《清平乐》司马光剧照）

观点一，如果从身份出发，则是司马光的说法可信度更高：司马光作为史官，秉笔直书是他的职责所在，而范仲淹作为文人，文章中更多表达的是个人观点，更何况，滕子京是他的好友，他确实有为其避讳、替其美言的动机。

观点二，但如果从人品出发，则是范仲淹的说法可信度更高：真实历史中的范仲淹，俨然就是“品行高洁”的代名词，他不仅秉承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思想，在个人操守上更是堪称完美。司马光则不然，他固然是忠君爱国、清正廉洁，但与此同时，其私德却是毁誉参半，尤以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备受诟病。而且，司马光还是保守派领袖，他不但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范仲淹新政。司马光既然能对王安石赶尽杀绝，就有可能对范仲淹好友极尽诋毁。

（范仲淹画像）

笔者更加倾向于相信范仲淹。佐证来自二十四正史中的《宋史》：“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古代官员工资最高的朝代，滕子京身为一方父母官，却至死“无余财”，可见其绝非司马光笔下的大贪官。近古发现也印证了滕子京“无余财”的说法，其家族墓葬确实简陋朴实，并无值钱随葬品。

想必，大家共同的疑问必然是上文提及的那个疑点：如果滕子京没有贪污，他为什么要销毁账本呢？其实，这正是他的可敬之处。试想一下，滕子京为官多年，难道不知道销毁账本就意味着不打自招吗？那是因为，滕子京心里明白，有心人利用“泾州公案”弹劾他，实则意在攻击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让他们怀恨在心，抓不到范仲淹等人的把柄，便转而攻击其“朋党”。滕子京销毁账本，就是要独自承担下所有罪责，不牵连好友，不让范仲淹、欧阳修等再为了保他而得罪宋仁宗，以便留在朝中，继续推行新政。

参考资料：《宋史》、《岳阳楼记》、《涑水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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