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年是哪一年(癸未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

转载 | 陆丰1943（癸未年）发生大饥荒的那些事

1943年（癸未年），陆丰县（含现在的陆河县）等粤东地区爆发了以旱灾为导火索的特大饥荒，受灾之严重，死亡人数之多，历史罕见。据后来统计，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50.52万人，饿死11.71万人，加上逃荒未回来（许多死在外地）的1.67万人，总共饿死13.39万人，占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的26.6%。其中亡丁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灾情如此严重，甚至连“惨烈”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惨。至今记述之，仍倍感胆寒心惊。

这场亘古未有的空前大灾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海陆丰等粤东沿海地区受日寇占领或封锁，物资匮乏。其次，1942年（壬午年）秋季，陆丰县各处突然爆发大规模的“虫灾”。

这些害虫昼伏夜出，到处啃食禾苗，多的每株禾苗竟有数十只，吃得苗枯叶槁，所到之处，几成一片精光。少数存留的禾苗，等到扬花出穗之时，又遭七日台风袭击，狂风暴雨之下，几无完稻。结果，等到是年秋收割稻谷时，水稻多属白穗，未结谷子，邑内农人，普遍歉收。

次年（1943年，癸未年）春，陆丰等地又普遍遭受极其严重的春旱，长达数十日滴雨未降。而且，旱的时候刚好又是春耕时节，所以使得农作物的种植深受影响。再加上本地的地主、奸商操纵粮食买卖，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一涨再涨，一天数价，高的时候，数十倍地涨。民众为了活命，纷纷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乃至土地去换粮食。

饥荒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亩耕地换半升米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赈灾不力，也是酿成此大灾难的一大原因。可以说，是兵灾、虫灾、风灾、水灾、旱灾乃至人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这场空前大劫难。

结果，1943年（癸未年）正月还没过完，民众家中的大米、番薯等粮食就已经吃完了，于是开始闹饥荒。有些醒目的民众，见机不妙，就拖家带口逃往长乐（五华）、江西、福建等地，先后北上避难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当时，粤赣当局曾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专门登记、收留入赣粤籍饥民，接济灾民。

留在本地的民众，大多勉强支撑。灾民们开口吃米糠（吃多了拉屎不出），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硬饭头）、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盐霜柏、柿子叶、尖规（音）菜、刺苋菜等。山上野外生长的，只要是能填肚子的，都被用来充饥。由此造成水肿病多发，恶臭满地。

大饥荒之下，有些家庭全家饿死，成为“绝户”。许多村庄十室九空，饿死的人非常多。有些人头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次日自己也饿死了。不少人死了，家人无力埋葬或家人也已饿死，多由本地善堂（旧时的民间慈善机构）收葬。多的善堂，曾一日掩埋上百人。有的义冢，一座掩埋上万人，人称“万人坟”。待到当年六月新米上市，有些饿得太久的人，又因为一下子吃太多，给撑死了。

而且此时有不少民众患癌症，水肿并发，于是又死了不少人。由于此次饥荒造成的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数不胜数。有的饿了卖儿女；有的卖妻子；为了饱肚而出卖肉体的也甚多，甚至还出现了“卖人肉”、“吃人肉”的人间惨剧。

笔者外婆（生于1931年）是一个童养媳，时年仅十二三岁。据她回忆，当时她带着小叔子（我外公的弟弟）四处去讨饭，后来这位外祖父饿死在讨饭的路上。数十年后，外婆口述说，这位年仅八岁的堂外祖父，当时饿得皮包骨头，浑身没有半两肉，嘴里老是喊饿。另据笔者表叔廖少红讲述，笔者奶奶的父亲（外祖父），也是在这一年闹饥荒的时候饿死的。

当时，粤东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不止陆丰一县受灾，周边的海丰、惠来、普宁、潮阳、揭阳（含现在的揭东、揭西）等县也受灾严重。加上陆丰，上述这粤东六县共饿死五十多万人，其中陆丰是最为严重的之一。灵台山、恩平、蕉岭等县也受灾严重。据资料显示，当年广东全省“受旱死于逃亡、饥荒的人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10%”。如此惨状，可以说是吾粤亘古未闻的大灾难。

时至今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整整79年了，但是老一辈陆丰（含陆河）人每念及此，或听到“癸未”二字，仍为之色变，心有余悸，可见当年这场灾荒之惨烈。今天，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忘却这段历史。值此79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死于1943年“癸未大饥荒”的所有亡魂。

罗炳筹整理，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癸未年，是陆丰有史记载的最严重的饥荒年。

一、原因

l、陆丰县是历史上的缺粮县，在正常年景下，还需进口大量的“洋米”，才能保证陆丰人民不受饥饿。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对大陆实行封锁．海运断绝，“洋米”不能进口，这是造成大饥荒的前提。

2、三十一年(1942年)农历七、八月间，连续两次遭受水灾和潮灾的袭击，九月底晚稻将近收成，又普遍发生剃枝虫为害，部分水稻失收，晚稻减产，粮食缺欠更加严重，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荒情便露头了。

3、春旱严重。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到五月，有的地区旱了70多天，有的早了40多天，大多在关键月份早了两个月。春收作物减产，在全县五十一万多亩耕地中，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亩丢荒，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八。

4、地主、奸商操纵粮食，囤积居奇，有的甚至积压不便，米价一再猛涨，碣石镇在农历二月，每升米(注: 2.8市斤)30元(当时货币，下同)。三月中旬40元，三月二十日上午48元，下午涨至60元，五月份达到105元。最后是市场无米出售。是不是粮食全完了呢?不是。

据记载，碣石镇十九户大户(地主、资本家)囤积稻谷430n多担，番薯1200多担，直至新谷登场，番薯烂掉了。东海有一资本家囤积在米店里的大米80担不交。饥荒过后，白米变成“黑米”(霉烂了)。更严重的是，县长左新中参与奸商把陆城的5700担粮食雇民船从螺河运往外地，造成粮食供应更加紧张。5、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霍乱。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二、惨况县内城镇和农村随着荒情的发展，绝粮户越来越多。开头吃米糠、瓜菜、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尖规（音）菜、刺苋菜、桃密叶、猪母菜、大豆枝、大豆壳、海草等，只要能填肚子的，都用作充饥。

为了生存，饥民们不惜把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廉价抵换粮食。

东海一亩耕地换1.5斤米。甲东一亩耕地换1斤红糖。旱田一斗种耕地换1斗谷。东海、甲东一间房子换10斤番薯。湖东一间房子换l升米。早田一间房子换70斤番薯或2.6斗谷。东海一张床换2升米。甲子一张眠床换l升米。南塘一件棉被换1.5筒乌豆(筒即半升，约1.4斤)。大安一件棉被换5合米。东海一件新衣服换半斤乌豆。湖东曲清村贫农卓阿想，一家3人，把1斗8升种的耕地，以1升乌豆为价，还给地主，地主拿到契约后，连一升乌豆都不给，经几次求情，才给5合乌豆。等乌豆拿回家时，家里两人已饿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出卖耕地的有38800户，84400亩；卖房子的有12300户，15300间，离妻的8710人，卖儿子的8760人。逃荒到江西、五华等地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无法计算人数。

农历二月起，沿海地区开始饿死人，到三、四月份，平原、山区普遍饿死人，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是5052002人，死了117100多人，加上逃荒没回来(大多死在外地)的16760人，总共133900人。占总人口的26.6％。其中：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

主要灾区的几个统计数字：

湖东当时总人口26700多人，死了12880人，占总人口的48％；而港内渔民4400人，竟死亡3800多人，占总人口87％；长湖村1880人，饿死了1418人，被地主、渔霸打死的23人，外出逃荒39人出卖小孩55人。

碣石镇当时总人口 27000人，死了11190多人，逃荒外地649人，离妻卖子889人，绝户的864户，4980人；沙井居民区423户，总人口2160人，饿死1300多人，绝户的59户；全镇搬运工人297人，饿死了169人。甲子镇当时总人口42000人，死了19000多人，绝户的1300多户。其中港内近万人的渔民中，死了7600多人，加上大批逃荒，饥荒过后剩下800多人。有人形容荒年人口大减是“去七留三，存对半，又加五折”。

甲东当时有26300多人，死了13400多人，外出逃荒的2970多人(荒后没回，死在他乡的有1240人)，在新兴大队范国内原有518户，2850多人，饿死2250人，绝户312户，吴亚受一家有50人，死存1人。新乡村原有180人，死亡、逃荒的有174人，灾荒后存下6人，他们便迁往他处，这个村也就散掉了。

县城所在地东海镇当时有18900多人，死了9100多人，占总人口的49％。粮产区的博美镇也饿死7000多人。山区的水东区死了2580多人。

在那灾难的岁月里，湖东、甲子、碣石、碣北、东海、大安、乌坎等地都曾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湖东镇有9个杀人卖肉的流氓，先后杀掉48个小孩。碣北新酉村有个叫吴哺的女流氓，先后杀掉13个小孩和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

三、血泪纪实

据参与收尸的善堂人员回忆：湖东善堂的陈坚说：“湖东镇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我亲手收尸1000多具，最多一天收了100具。从日出抬到日落，抬走一个，倒下的又几个，越抬越害怕”。

碣石镇有“信登”和“同德”两个善堂。信登善堂的蔡宗藩说：“信登善堂在那一年的头六个月里，共收尸．4000多具，开头是死乞丐，接着是渔民、居民，死亡逐月增多。二、三月份还有棺材收埋，四月份棺材不够用，一部分用草席，到六月份，连草席也用光了，只好赤身埋(裸葬)，几具尸体埋在一个穴或一条沟里。死人少时，还能及时收埋，死的人多了，善堂里的20多个工友忙不过来，往往有的已经发臭”。

甲子镇后人为死难者建立公墓。碑文上有这样记载：“全镇遭难死亡者近二万人，其中全家俱没者千余户。成万渔民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由公众营葬，即现在累累在此墓者一万三千多人。”俗称“万人坟”。

湖东镇后人也为死难者立碑建公墓。其中有一段碑文是：“盖当癸未(注：1943)年，适逢中日战争踏入最后阶段，烽火连天，战祸所及，交通梗塞，海寇乘机抢劫，湖东海解之地，索称缺粮，且时逢苦旱，野绝青草，纵有金钱，何由获食。当此之时，天灾人祸，重重逼迫，以致全镇人口一万零丁，遭饿死七千余人，通衢大巷，尸骸枕籍。当时人穷财尽，死者潦草收埋，一经风雨侵袭，暴露原野。

读古人诗：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想当时情况，有过之无不及也”。

(根据陆丰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印的《陆丰今昔两早年》及有关公社(镇)汇报资料整理)

生于忧患死安乐，今日温饱应珍惜，人生在世不称意，哪知先人旧日凄！

作者 | 网文转载 来源 | 汕尾鹏程网 图｜网络

（本文转载时，编者除了作一些错别字的修订，尽量保持原文编排、图片及文本格式。这是一段陆丰县悲惨苦难的血泪史。作为后辈，理所当然应该保存、记录和重视！历史是惨痛的，和平安定的生活来之不容！回首过去，方能珍惜现在、展望未来！）

生肖猪：什么时候会遇到适合的姻缘结婚，配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老师你好，看了你给人家算关于姻缘的文章，我也想让你帮我算算，看我什么时候会结婚，我以后的婚姻好吗？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男 公历1995年9月18日16时

诸葛解答：

你好根据你提供的生辰（公历1995年9月18日16时）排出的八字，男命，乾造：乙亥年 乙酉月 壬子日 戊申时。

命局八字五行分别是：生日壬属水代表你自己，亥子属水与你同类为劫财，乙属木为食神，戊属土代表官星，酉申属金为印星，八字无火，火为财星（妻星）。天干无合。地支有亥申年时相害，子申日时半三合水局。

大运起的是：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八字是五岁扎根，五岁起大运。现走（2009-2018年）癸未大运。

命局信息：本命属相猪，山头火。八字中壬水生在酉月，元神得到五行金生助，为强，命宫中还有子水为羊刃，为得地势，你命局的地支的申子亥酉都是生助元神的五行，故日元太旺，喜用：木，火(食伤、财星)。忌：水，金(比劫、印枭)。

婚姻情感信息：就要看八字的妻星和你的配偶宫情况；八字中壬水代表自己，则以五行火为你妻星（代表老婆），我看了你的八字，并没有出现任何五行火，因此你的先天命局没有妻星。你的配偶宫是子水，水为命局的忌神五行，即表示老婆在婚后，甚少帮助或关系较疏远。加上上面分析到你的命局没有妻星，因而你先天命局具有婚姻不好的信息，一般会造成早年婚恋不顺，妻星在原局不现时，多为晚婚之命。

2018戊戌年，流年七杀主事，五行土特别强，天干戊土闲神，地支戌土闲神。因此你今年运势平稳，而戊逢时干戊土为转址，还有今年在大运将交未交的最后一年，往往有人生之变动，表示今年你命中有工作的变动或者居住地址的变动，而本年没有婚喜。

2019-2028年你走的壬午大运，大运天干壬水忌神，地支午火喜神。大运与日相冲，本运势午火代表你的老婆，午火会冲动你的配偶宫子水，因此你明年开始走的壬午大运，将会有适合的姻缘出现，而午火大运也是八字所喜，为你的财星，会有好运，体现在求财上也会比较顺利。下面看看哪一年会有婚庆之喜。

2020庚子年，本年子为你配偶宫的字，表示今年有姻缘出现，因此就先天命局来说，你会在2020年有适合的人出现。要好好把握，如果错过了这一年。2021辛丑年，本年丑跟配偶宫的子水产生六合，这个六合也是具有喜事的象征，因此本年你命中也有婚姻之喜。从命理看，是2020或者2021年这两年成婚的机率比较大，要在错过的话就要到2026丙午年和2027丁未年了。

日支为子：将来的另一半个性会是幽默风趣、反应很快的，身材会微胖。此外，也要小心另一半将来的桃花可能会很旺。配偶星的五行属火：代表配偶长得亮丽，面红润。命局倾向劫财，寻找配偶的年龄不宜太小，但也不宜太大，以相差二至三岁较适宜，否则婚姻亮红灯的机率也高。此外，日支坐劫财的人，也是不易受到异性青睐的格局。

婚配与卯、未年生者三合，与寅年生者六合，也就是属相为兔、羊、虎的人婚配较为有利；与申年生者相害，与巳年生者相冲，和此二年生者婚配不利，也就是属相为猴的人较不利，与属蛇的人相冲，除此以外不必顾虑。祝你好运！

兔年大吉！网友：原来古人也逃不过可爱兔兔

冯贤亮：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江南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都在其中有所呈现。】

一、嘉定侯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明王朝在北方因李自成农民军与关外清兵先后进入北京城，而结束了统治。江南一带继续维持的，是以南京为中心的弘光，由明室官僚士绅的拥戴，于当年五月建立，人们希冀这半壁江山像南宋一样可以维持长久。不料只有一年，清兵就轻易地打到了江南。这一年为农历乙酉年，从王朝更替的角度而言，已是大清顺治二年（1645年）。该年频繁出现的抵抗运动，留给后世的记忆都相当惨烈，最著名者有“扬州十日”、“江阴保卫战”、“嘉定三屠”等。

众所周知，在“嘉定三屠”的殉难士绅中，侯峒曾与黄淳耀是其中最具代表者。而侯氏是嘉定县诸翟（旧名紫隄）人，现在属于上海市闵行区诸翟镇。那里有一座关帝庙，原本是侯氏的家祠。据说侯家先世姓杨，原籍山西上谷，宋室南渡后，辗转迁居于此。

侯峒曾像

从明初开始，侯家开始兴旺起来，家族子弟多数以科举入仕。侯峒曾的父亲侯震暘就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峒曾本人则于天启五年（1625年）成了进士。在当时，峒曾与岐曾、岷曾三兄弟都较出名，人称“江南三凤”。同时，峒曾与岐曾的六个儿子，即玄演、玄洁、玄瀞与玄洵、玄汸与玄泓（后改名玄涵），被誉为“侯氏六俊”，或称“江左六龙”。这“六侯”为海内所习称。侯家在嘉定堪称望族。

侯岐曾苏州石刻像

顺治二年六月，侯峒曾与黄淳耀等人，一起领导了地方的抗清活动。侯自称“总督”，曾在罗店地方获得多次胜利。其实，在清兵攻打嘉定前夕，峒曾正卧病家中（紫隄村故居），在黄淳耀等人敦请下回到嘉定县城，与士绅百姓一起画地而守，即峒曾负责守东门、淳耀负责守西门。六月廿六日，峒曾还曾写信，要侄儿玄汸、玄泓多方筹款200两，以为军需。嘉定城陷落后，峒曾投水而死，他的两个儿子玄演、玄洁也一起赴难。峒曾死后还被清兵枭首悬示于西城门，后被挂到城中的侯家门口。“嘉定三屠”后，侯家多改姓杨或徐，以避劫难，采取不入仕、务农耕或设教卖画等生活方式，没入茫茫人海中了。多年以后，侯家稍形雍容，还能于城中废宅之上建“侯氏宗祠”祭拜这些先人，以示不忘侯家的“祖功宗德”。

而幸免于清兵大的人们中，峒曾的弟弟岐曾（1595－1647）早在清兵攻城时，已受峒曾之命，奉母亲龚恭人避往江村故居（因盘龙江而名，即紫隄村）。同时峒曾的另一个儿子玄瀞与岐曾的长子玄汸，屠城时据说适在他所，因而也得以暂免诛杀之祸。关于岐曾的生平，与峒曾相比，记载少而不详。但因岐曾有日记存世，故其惊心动魄的最后岁月与那段悲壮的历史，还是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日记起于丙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初一，至丁亥年（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初十日绝笔，次日他被清兵捕获，十四日就赴死了。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岐曾日记所述，涉及了当时的敏感时事与地方抗清活动，因而语词之间颇多隐晦。他特别提及其姻亲夏允彝到嘉定虬江时，为避人耳目，化名“黄志华”；而他自己久称“半生主人”，与这个“黄志华”朝夕“密通往来”的，一般都是写在一小幅竹纸上的密函，抬头必称“黄老”。岐曾还说，乙酉江南之变后，仅存的那些抗清志士，都是这样改易姓名。比如，陈子龙就改号“车公”；岐曾最信任、最得力的仆人侯驯改称川马。

清朝在江南建立统治秩序之始，首先就是要行剃发令。对剃发的程度，官府作了一定的区分。这在岐曾的日记中记载比较清楚：官府设有“清发道”，按“五等”定罪。所谓“五等”，就是“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另外“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侯岐曾有一次听到外地还有未剃发的义士，顿时“悲慰交至”。

岐曾的侄儿玄瀞也至死未剃发，所以日常行动，很多需要已剃发的岐曾之子玄汸代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清初江南各地新建立的衙门，已开始正常地向城乡民众征收赋税。侯家虽隐居乡间，依然不能豁免。为了获得官府的同情和宽免而必须支付的赋税负担，使岐曾感到颇为艰难。加上新增派的乡间荡田税，岐曾觉得实在不堪重负，只好“仰屋一叹”。

二、抗清生活

弘光结束以后，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逐渐汇聚于隆武、鲁监国、绍武、永历等南明的旗帜下，既是明朝的延续，又是清初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志在抗清复明的文人士大夫们，各自拥戴这些不同的。很多人在起事时，以明室帝王为效忠的正统，构建起他们的精神依托。陈子龙在松江地方起兵抗清，曾悬挂明太祖像，并当众宣誓；侯岐曾在丁亥年元旦，也仿设明太祖像于“甲乙轩”。由此表明，这种情况在明遗民中是相当普遍的。

陈子龙像

岐曾与浙江地方南明抗清人士的沟通，向来十分谨慎。他也时常嘱咐相关同志，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引来杀身之祸。

六月十七日，岐曾接到友人兼姻亲顾咸正的长信，大概有几千字。他觉得复明活动颇可期待：“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盖谓予前札申申指点危形故也。大鸿为父陈情，即日泛海，一言告别，可云壮游。两日闻钱塘□□，大歼于萧山之伏机。昆来者言之亦凿凿，岂天人遂尔凑泊耶？”

第二天早上，岐曾听说夏完淳兄弟已于昨天傍晚抵达槎楼，即派人送信问候，觉得抗清武装所云“□□实未渡江，胜负两皆说梦”，实在匪夷所思。当然，岐曾给夏完淳写有一信，主要是提醒完淳等人，在隐居时，行动一定要慎密。

而给女婿顾大鸿的密信中，岐曾对抗清消息的不确，显得十分焦虑：“钱塘之事，或云渡江小败，退何杭州，或云其实未渡，或云悉众而渡”，都是“杳无回报”。他需要等待其他消息来证实。后来给顾咸正的信中，还在询问“钱塘已有确耗否？ 长兴白龙鱼服，不终困于豫且否？此成败大关也。雁门一网，不至株连否？”岐曾希望咸正早予确示。

对于太湖地区义士们的抗清活动、浙东南明的北上举动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抗清消息，岐曾在日记中时加记录。但岐曾也感到，毕竟大势已去，那些频繁的抗清活动又力量有限，太湖义兵已是“势渐孤蹙”，浙东地方的抗清时常受挫，与传言中的抗清捷报还是有出入的。

三、反清失败

在松江等地，岐曾的好友陈子龙、夏完淳等人已准备举事。他们的行动，其实是看到吴胜兆反清计划带来的新希望。岐曾给顾咸正的信中，有这样的隐晦表达：“云间既有反正之机，便能作先事之举否？”

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松江。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很兴奋，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丁亥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因走漏了消息而未果。

顾咸正亦曾提出：“海外黄斌卿是夏允彝结拜兄弟，可结连他起兵，我等作为内应。”他与侯玄瀞、夏完淳等即各具奏本、禀揭、条陈等文书，托谢尧文交付给通海舵工孙龙，送往舟山黄斌卿处。此外，托谢尧文、孙龙带通海文书的还有“结连过苏松湖泖各处豪杰、同心内应好汉”的钦浩、吴鸿等人，他们也写就各类禀帖，推荐某人可为文官，某人可任武职（谢尧文即被荐为游击）。行前，顾咸正等郑重叮嘱谢尧文道：“你须谨慎，此事关系身家性命。”

与岐曾一样，谢尧文也是嘉定人，以前因事犯狱，是岐曾救了他。他经常负有上海、松江、嘉定等地抗清义士与浙东鲁王之间的联络工作。很遗憾，丁亥年三月十九日，谢尧文在柘林附近的漴阙（今属奉贤），因衣冠与时不合，露出疑点，被柘林游击陈可抓获，同时搜出了一些书信表疏。据清初人的回忆说，谢在被捕前，还“口出大言”，被捕后一受刑，就全部招供了。

此案恰巧由在松江的提督吴胜兆负责，所以抓到谢尧文后，只作了关押处理，没作进一步审问。不久，吴胜兆的部下发生内讧，吴的兵变失败。巡抚土国宝派人搜查吴府，发现了那些“逆反”书信与表疏，十分震惊。随后，清政府即按名搜捕，除侯玄瀞等二十二名抗清人士逃出外，其余以顾咸正、夏完淳等为代表的抗清志士计三十四人，都被捕获。在刑部尚书吴达海等人审理这起大案的题本中，岐曾的情况基本上没怎么提，主要就讲顾咸正与抗清已诛侯峒曾之子侯玄瀞、夏允彝之子夏完淳“夙怀不轨之心，共造逆天之罪”，企图与舟山的黄斌卿等人联心，勾连湖泖党羽，“具应依谋叛律，不首从皆斩”；他们的妻妾子女入官为奴，财产籍没充饷，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异同都“流二千里”。

这样一件反清大案，当然涉及松江地方最著名的抗清人士陈子龙。陈子龙听到抓捕风声后，与夏之旭、小童子等人逃到侯岐曾家。岐曾先将他们藏在仆人侯驯的家中，后来转移到在昆山的女婿顾天逵处。其目的，就要是转道昆山进入苏州，再通过海路远走浙东。岐曾的日记于此事记载较细。他说四月二十六日，因松江风声较紧，陈子龙与夏之旭避至嘉定乡下的王庵地方，大概离侯家居地不远。可是乡间到处传言，清军大兵俱集松江，将兴大狱。他们重找避地，躲到离王庵仅三里的丰浜，应该在侯驯的家，但四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此后，他们想转道至苏州府常熟县再出海，不料常熟地方道路戒严，舟楫不通，就打算到唐市镇的杨彝处躲藏，却被杨氏拒绝。

电影《柳如是》中的陈子龙

这时，岐曾已避迹于嘉定厂头的恭寿庄。大概在五月初十日中午，侯驯回到嘉定侯家住地，汇报了这一情况。第二天，陈子龙就被捕了。

五月十二日，岐曾被抓到了松江城。巡抚土国宝审讯之后，派人送来酒菜，要他通个家信，岐曾曰：“吾已无家，何信为？”次日再审，岐曾踞坐，大骂不止。十四日午刻，岐曾与夏完淳、顾咸正及仆人侯驯、朱山、鲍超、陆二、李爱等一起，被杀于松江城西门的跨塘桥，即“云间第一桥”。与他们一同死难的，还有顾咸正的两个儿子天达与天逵。他们皆因藏匿子龙而死，与子龙的死一样悲壮。当时有位宝山参将，还称岐曾为“好男子”。

通过岐曾的日记，可以看到，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岐曾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一样，也比较糟糕，有时便秘六七日、有时又是急性腹泄（日记中常说是痁、霍乱或“河鱼暴下”）、有时是痰火病发、有时为寒热重症。五月初七，是俗传的“天生婆婆”祭拜活动日，岐曾尚未从一场严重的腹疾中恢复过来，就准备请工匠为他母亲打造一具寿材。第二天，他的心情似乎很糟，因为有人来报告“千确万确”的消息，道是官府当晚可能会来他们住的恭庄抓捕，岐曾还带着侥幸心理让家人保持镇静，晚上也确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初九日，岐曾的母亲还在逗弄孙儿为乐，报信的人再次来传递危信，“彰彰有据”，结果晚上还是没事。岐曾还是大意了，不过在那样的时局下，侯氏一家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四、余论

清初帝国努力在江南推行其统治的过程中，地方精英阶层与民众的态度、依归取向，产生了很大分化。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士绅，为生活所迫，为实现个人的愿望，暂时服从了清朝的统治。而一些乡村中的强宗大族，似乎对“华夷之别”并无观念上的严格区分。如上海地区的大族曹氏，较为积极支持这个新建立的清王朝，虽然在以后的“奏销案”使他们一度衰落。但为后世多所称道的，是一些士绅与民众奋起抵抗，否认清已经建立的事实，以武力和文化批判等方式，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活动。

侯岐曾等人的地下反抗活动，若非其日记的留传后世，单凭想像，人们很难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惊心动魄。而与岐曾暗中勾连的江南反清人士，堪称遍布太湖东南部城乡地区，有的还是一代名士。他们短暂的抵抗活动，随着清的全面渗透太湖地区，已趋减退。所谓“每一王兴，有附而至荣者，即有拒而死烈者”，生易死难之叹在明清交替之际更让人感怀至深。殉难时不过17岁的夏完淳，留有绝笔诗有云：“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临刑前，完淳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而岐曾的日记，亦如清代人讲的那样，所谓“忠孝之言，缠绵悱恻，几使人不忍卒读”。人生命运的变幻与时代的不幸遭际，时时让人体味到一种深深的悲凉。

从这个层面而言，“嘉定三屠”后的江南社会，无疑带有浓厚的悲彩。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节。

转载 | 陆丰1943（癸未年）发生大饥荒的那些事

1943年（癸未年），陆丰县（含现在的陆河县）等粤东地区爆发了以旱灾为导火索的特大饥荒，受灾之严重，死亡人数之多，历史罕见。据后来统计，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50.52万人，饿死11.71万人，加上逃荒未回来（许多死在外地）的1.67万人，总共饿死13.39万人，占当时陆丰全县总人口的26.6%。其中亡丁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灾情如此严重，甚至连“惨烈”二字都不足以形容其惨。至今记述之，仍倍感胆寒心惊。

这场亘古未有的空前大灾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首先当时正处于八年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海陆丰等粤东沿海地区受日寇占领或封锁，物资匮乏。其次，1942年（壬午年）秋季，陆丰县各处突然爆发大规模的“虫灾”。

这些害虫昼伏夜出，到处啃食禾苗，多的每株禾苗竟有数十只，吃得苗枯叶槁，所到之处，几成一片精光。少数存留的禾苗，等到扬花出穗之时，又遭七日台风袭击，狂风暴雨之下，几无完稻。结果，等到是年秋收割稻谷时，水稻多属白穗，未结谷子，邑内农人，普遍歉收。

次年（1943年，癸未年）春，陆丰等地又普遍遭受极其严重的春旱，长达数十日滴雨未降。而且，旱的时候刚好又是春耕时节，所以使得农作物的种植深受影响。再加上本地的地主、奸商操纵粮食买卖，囤积居奇，致使米价一涨再涨，一天数价，高的时候，数十倍地涨。民众为了活命，纷纷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乃至土地去换粮食。

饥荒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一亩耕地换半升米的现象。当时的地方政府赈灾不力，也是酿成此大灾难的一大原因。可以说，是兵灾、虫灾、风灾、水灾、旱灾乃至人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造成了这场空前大劫难。

结果，1943年（癸未年）正月还没过完，民众家中的大米、番薯等粮食就已经吃完了，于是开始闹饥荒。有些醒目的民众，见机不妙，就拖家带口逃往长乐（五华）、江西、福建等地，先后北上避难的有十多万人，其中有不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当时，粤赣当局曾合组“赣省救济粤东移民委员会”，专门登记、收留入赣粤籍饥民，接济灾民。

留在本地的民众，大多勉强支撑。灾民们开口吃米糠（吃多了拉屎不出），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硬饭头）、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盐霜柏、柿子叶、尖规（音）菜、刺苋菜等。山上野外生长的，只要是能填肚子的，都被用来充饥。由此造成水肿病多发，恶臭满地。

大饥荒之下，有些家庭全家饿死，成为“绝户”。许多村庄十室九空，饿死的人非常多。有些人头天还去帮忙掩埋别人，次日自己也饿死了。不少人死了，家人无力埋葬或家人也已饿死，多由本地善堂（旧时的民间慈善机构）收葬。多的善堂，曾一日掩埋上百人。有的义冢，一座掩埋上万人，人称“万人坟”。待到当年六月新米上市，有些饿得太久的人，又因为一下子吃太多，给撑死了。

而且此时有不少民众患癌症，水肿并发，于是又死了不少人。由于此次饥荒造成的妻离子散，家庭破碎的，数不胜数。有的饿了卖儿女；有的卖妻子；为了饱肚而出卖肉体的也甚多，甚至还出现了“卖人肉”、“吃人肉”的人间惨剧。

笔者外婆（生于1931年）是一个童养媳，时年仅十二三岁。据她回忆，当时她带着小叔子（我外公的弟弟）四处去讨饭，后来这位外祖父饿死在讨饭的路上。数十年后，外婆口述说，这位年仅八岁的堂外祖父，当时饿得皮包骨头，浑身没有半两肉，嘴里老是喊饿。另据笔者表叔廖少红讲述，笔者奶奶的父亲（外祖父），也是在这一年闹饥荒的时候饿死的。

当时，粤东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省，不止陆丰一县受灾，周边的海丰、惠来、普宁、潮阳、揭阳（含现在的揭东、揭西）等县也受灾严重。加上陆丰，上述这粤东六县共饿死五十多万人，其中陆丰是最为严重的之一。灵台山、恩平、蕉岭等县也受灾严重。据资料显示，当年广东全省“受旱死于逃亡、饥荒的人达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10%”。如此惨状，可以说是吾粤亘古未闻的大灾难。

时至今日，尽管时间已经过去整整79年了，但是老一辈陆丰（含陆河）人每念及此，或听到“癸未”二字，仍为之色变，心有余悸，可见当年这场灾荒之惨烈。今天，记述这段历史，是为了忘却这段历史。值此79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悼念死于1943年“癸未大饥荒”的所有亡魂。

罗炳筹整理，三十二年（1943年)农历癸未年，是陆丰有史记载的最严重的饥荒年。

一、原因

l、陆丰县是历史上的缺粮县，在正常年景下，还需进口大量的“洋米”，才能保证陆丰人民不受饥饿。一九四一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香港，对大陆实行封锁．海运断绝，“洋米”不能进口，这是造成大饥荒的前提。

2、三十一年(1942年)农历七、八月间，连续两次遭受水灾和潮灾的袭击，九月底晚稻将近收成，又普遍发生剃枝虫为害，部分水稻失收，晚稻减产，粮食缺欠更加严重，一九四三年春节过后，荒情便露头了。

3、春旱严重。一九四三年农历三月到五月，有的地区旱了70多天，有的早了40多天，大多在关键月份早了两个月。春收作物减产，在全县五十一万多亩耕地中，有二十四万五千多亩丢荒，占总面积百分之四十八。

4、地主、奸商操纵粮食，囤积居奇，有的甚至积压不便，米价一再猛涨，碣石镇在农历二月，每升米(注: 2.8市斤)30元(当时货币，下同)。三月中旬40元，三月二十日上午48元，下午涨至60元，五月份达到105元。最后是市场无米出售。是不是粮食全完了呢?不是。

据记载，碣石镇十九户大户(地主、资本家)囤积稻谷430n多担，番薯1200多担，直至新谷登场，番薯烂掉了。东海有一资本家囤积在米店里的大米80担不交。饥荒过后，白米变成“黑米”(霉烂了)。更严重的是，县长左新中参与奸商把陆城的5700担粮食雇民船从螺河运往外地，造成粮食供应更加紧张。5、伴随大饥荒而来的瘟疫—霍乱。夺去了更多人的生命。

二、惨况县内城镇和农村随着荒情的发展，绝粮户越来越多。开头吃米糠、瓜菜、接着是野菜、树叶。如猴头、山苍计、马甲头、赤结、番薯叶、番薯藤、黄麻叶、土伏苓、羊古树叶、香蕉头、马苋菜、山芋叶、尖规（音）菜、刺苋菜、桃密叶、猪母菜、大豆枝、大豆壳、海草等，只要能填肚子的，都用作充饥。

为了生存，饥民们不惜把自己家中所有值钱的财物，廉价抵换粮食。

东海一亩耕地换1.5斤米。甲东一亩耕地换1斤红糖。旱田一斗种耕地换1斗谷。东海、甲东一间房子换10斤番薯。湖东一间房子换l升米。早田一间房子换70斤番薯或2.6斗谷。东海一张床换2升米。甲子一张眠床换l升米。南塘一件棉被换1.5筒乌豆(筒即半升，约1.4斤)。大安一件棉被换5合米。东海一件新衣服换半斤乌豆。湖东曲清村贫农卓阿想，一家3人，把1斗8升种的耕地，以1升乌豆为价，还给地主，地主拿到契约后，连一升乌豆都不给，经几次求情，才给5合乌豆。等乌豆拿回家时，家里两人已饿死了。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出卖耕地的有38800户，84400亩；卖房子的有12300户，15300间，离妻的8710人，卖儿子的8760人。逃荒到江西、五华等地的人一批接着一批，无法计算人数。

农历二月起，沿海地区开始饿死人，到三、四月份，平原、山区普遍饿死人，饿死的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当时全县总人口是5052002人，死了117100多人，加上逃荒没回来(大多死在外地)的16760人，总共133900人。占总人口的26.6％。其中：绝户的有9269户，散掉57个村庄。

主要灾区的几个统计数字：

湖东当时总人口26700多人，死了12880人，占总人口的48％；而港内渔民4400人，竟死亡3800多人，占总人口87％；长湖村1880人，饿死了1418人，被地主、渔霸打死的23人，外出逃荒39人出卖小孩55人。

碣石镇当时总人口 27000人，死了11190多人，逃荒外地649人，离妻卖子889人，绝户的864户，4980人；沙井居民区423户，总人口2160人，饿死1300多人，绝户的59户；全镇搬运工人297人，饿死了169人。甲子镇当时总人口42000人，死了19000多人，绝户的1300多户。其中港内近万人的渔民中，死了7600多人，加上大批逃荒，饥荒过后剩下800多人。有人形容荒年人口大减是“去七留三，存对半，又加五折”。

甲东当时有26300多人，死了13400多人，外出逃荒的2970多人(荒后没回，死在他乡的有1240人)，在新兴大队范国内原有518户，2850多人，饿死2250人，绝户312户，吴亚受一家有50人，死存1人。新乡村原有180人，死亡、逃荒的有174人，灾荒后存下6人，他们便迁往他处，这个村也就散掉了。

县城所在地东海镇当时有18900多人，死了9100多人，占总人口的49％。粮产区的博美镇也饿死7000多人。山区的水东区死了2580多人。

在那灾难的岁月里，湖东、甲子、碣石、碣北、东海、大安、乌坎等地都曾出现“人吃人”的惨状。湖东镇有9个杀人卖肉的流氓，先后杀掉48个小孩。碣北新酉村有个叫吴哺的女流氓，先后杀掉13个小孩和一个气息奄奄的青年。

三、血泪纪实

据参与收尸的善堂人员回忆：湖东善堂的陈坚说：“湖东镇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我亲手收尸1000多具，最多一天收了100具。从日出抬到日落，抬走一个，倒下的又几个，越抬越害怕”。

碣石镇有“信登”和“同德”两个善堂。信登善堂的蔡宗藩说：“信登善堂在那一年的头六个月里，共收尸．4000多具，开头是死乞丐，接着是渔民、居民，死亡逐月增多。二、三月份还有棺材收埋，四月份棺材不够用，一部分用草席，到六月份，连草席也用光了，只好赤身埋(裸葬)，几具尸体埋在一个穴或一条沟里。死人少时，还能及时收埋，死的人多了，善堂里的20多个工友忙不过来，往往有的已经发臭”。

甲子镇后人为死难者建立公墓。碑文上有这样记载：“全镇遭难死亡者近二万人，其中全家俱没者千余户。成万渔民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由公众营葬，即现在累累在此墓者一万三千多人。”俗称“万人坟”。

湖东镇后人也为死难者立碑建公墓。其中有一段碑文是：“盖当癸未(注：1943)年，适逢中日战争踏入最后阶段，烽火连天，战祸所及，交通梗塞，海寇乘机抢劫，湖东海解之地，索称缺粮，且时逢苦旱，野绝青草，纵有金钱，何由获食。当此之时，天灾人祸，重重逼迫，以致全镇人口一万零丁，遭饿死七千余人，通衢大巷，尸骸枕籍。当时人穷财尽，死者潦草收埋，一经风雨侵袭，暴露原野。

读古人诗： “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昏鬼守尸’。想当时情况，有过之无不及也”。

(根据陆丰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印的《陆丰今昔两早年》及有关公社(镇)汇报资料整理)

生于忧患死安乐，今日温饱应珍惜，人生在世不称意，哪知先人旧日凄！

作者 | 网文转载 来源 | 汕尾鹏程网 图｜网络

（本文转载时，编者除了作一些错别字的修订，尽量保持原文编排、图片及文本格式。这是一段陆丰县悲惨苦难的血泪史。作为后辈，理所当然应该保存、记录和重视！历史是惨痛的，和平安定的生活来之不容！回首过去，方能珍惜现在、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