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七(三月十七号是什么日子)

“中国模式”，也有人称之为“中国道路（China road）”或“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特指中国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引起全球的关注，于是“中国模式”的说法在国际上很快流行开来。普通人多说“中国模式”，经济界人士则多用“北京共识”。最初提出“北京共识”的是《时代杂志》原资深编辑、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开办的咨询公司基辛格事务所（Kissinger Associates）的副总裁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他认为“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一种替代选择（alternative），前者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而后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倡导的、适用于市场的（market-friendly）政策，“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寻，也可以说是对于在西方模式基础上形成的现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个挑战。

“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强调和平、公正和高质量、高速度的经济增长（equitable, peaceful, high-quality、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中国模式”在发展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模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还未得到广泛的承认。其实，中国在政治治理方面也有具有自己特色的改革，例如建立了一种可称为“选拔加选举（selection plus election）”的干部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绩（achievements in one's official career）和民众认可（public recognition）的制度，经过竞争激烈的遴选（select）、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许多有才干的领导人得到了晋升。中国继承了中国儒家贤人政治（virtue politics）的传统，在各级政府里全面推行了选贤任能的制度。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审包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发展经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项目。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政治治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韧性（tenacity）和活力。当选的新一代中国领导班子和他们的成就已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中外记者见面会上首次提出的概念。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重在改变粗放的（extensive）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让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有新的大幅度提升，可以说是速度和质量的紧密结合体。“中国经济升级版”强调创新、内需和改革，推动经济转型，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overlay; superimpose）起来，形成新动力，加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快信息等高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在高起点上做强（strengthen; make strong）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与此同时，还要建设创新政府，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发挥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fundamental configuration of resources）作用，进一步向社会、企业放权，释放社会的活力。“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机统一，要让改革的红利更多地惠及广大百姓，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从制度上为所有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促进民间投资和创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

经济升级与改善民生、社会公平三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推动改善民生和提供社会公平，是升级版中国经济的“人本属性（humanistic attribute）”。中国经济升级版，意味着更强的创新实力、更优化的（optimized）经济结构、更公平高效的市场环境，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和更充分的就业、更蓝的天和更清的水、更稳定的民生保障和更踏实的百姓心态。

“经济学”译自英文的Likonomics，此词由Li Keqiang和economics的一部分组成的拼合词（blending）。《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网站评论说，鉴于中国当前所从事事业的重要性，确实值得创造一个新词加以描述。是中国第一位具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被认为是经济行家。2013年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s）的一篇文章认为，用GDP很难判断中国实际的经济情况，曾提出Keqiang index（“克强指数”）的术语，即按照所说的用电量（power consumption）、铁路货运量（railway haul）和发放的贷款额（amount of loan granted）三个指标作为指数来分析中国经济。

中国何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国内有媒体将“经济体”译为economic power，笔者认为不妥，因为power一词强调“实力”）”是在过去十几年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经合组织（全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此前曾预测中国将在2016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有机构预测为2019年，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则预测要到2028年。世界银行于2014年4月29日发布的“国际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报告称，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据称，这一结论是通过“购买力平价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parity的意思是“相同”或“均等”）”。所谓“购买力平价”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coefficient of equivalence），这种计算法调整了因汇率（exchange rate）不同而造成的差别（disparity）。通常各国都将自己的GDP换算成美元，可是一美元在各国的实际购买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美国买一个巨无霸汉堡（big Mac）是3美元，在中国需要15元人民币，那么人民币对美元就是1比5，PPP就是5。通过“购买力平价法”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相对更合理，更能反映真实生活成本。一般而言，较贫穷国家的货币购买力要比早先预期的强，而很多人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一直被低估（under-valued）。

对中国将于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中国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回应称，涉及中国的主要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高估了中国的GDP规模，另一方面却低估了中国的物价水平。世行“国际比较项目”认为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0％，只是美国的54％，甚至低于非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中国的价格很高，中国每年都有众多的人到国外购物的，就是因为国内许多东西物价较高。而且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说法和中国人自己的感受也相差很远。网上有人点评说“高处不胜寒（It is colder in higher places）”，颇有意思。

世行这一新论点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热议。美国有媒体说，这将是自1872年以来美国首次交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桂冠（laurel; title），哀叹“全球经济地图的变化比许多人预料的要快得多，而美国支配世界的日子也可能会比预料的要早（The map of the global economy is changing faster than many suppose. And with it, U.S. domination of the world could end sooner than expected, too）”。这一论点可能会影响到国外对中国的看法（perspective）。更有媒体说，“中国世纪即将来临（The century of China is upon us）”。也有媒体说，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economic powerhouse），但规模未必能说明一切（size isn't everything）。

中国的经济2014年底超越美国的预测，给中国的怀疑论者当头一棒。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有多富。美国人均GDP接近5万美元，排名全球第12，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排名全球第101位。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也将中国排在187个国家的第101位（美国排第3位）。

而且中国为GDP所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是非常大的，这在GDP统计上并没有得到反映。此外，中国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依赖高消耗产业和房地产来推举数据的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值得质疑。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建设自己的技术基础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中国并未掌握新科技革命的主动权。在科技和人才储备方面，在国防力量方面，相比于美国等先进国家，中国的落后还是明显的。所以对世行这一说法，我们也就是听听而已（not read too much into it）。更有人指出，新兴国家应更加重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指标值由“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教育年限”number of years of education received、和“生活水平”三个分指标复合决定）”，因为这个衡量国家生活质量的参数比GDP总值更有意义。

所谓“阳光财政”，就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和建设公共财政的要求，通过构建公开、、监督、考评的政府理财行为规范（standardization），实现政府理财活动科学化、化、法治化的一种制度。“阳光财政”是财政部门贯彻落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supervisory law）、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outline of administrative implementation）的一项重要举措。

“阳光财政”重在公开，要积极推动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的公开和监督的透明度，实行“阳光预算”、“阳光收付”、“阳光采购”，建立“阳光账户”，提升“阳光绩效（performance and effect）”，追踪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打造“阳光财政”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随着政治进程的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已经逐步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从法理（legal principle）上来说，政府所有的收支计划和活动过程，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都必须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的监督。打造“阳光财政”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应当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systems project）来设计与规范。

有人说，这里的“阳光”不宜译为sunshine，因为sunshine有“有发展前途的／光明的”之意，如sunshine industry（阳光产业）就是指“新兴产业”的。其实未必，美国就有sunshine law（阳光法案），是一项保障议事公开的法律。不过，把“阳光财政”译为finance in the sun也未尝不可。

“上海自贸区”的正式名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成立（officially unveil/launch。“挂牌仪式”一般译为inauguration ceremony），揭开了经济改革开放的新篇章（open a new chapter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这里不能用turn over a new leaf）“试验”没有译为experiment，而用了pilot一词，强调起到先行一步进行探索的意思，从功能上说也可称为test zone。

人们评论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create the \"upgrade version\" of Chinese economy）的一个方面，其意义可与30多年前深圳经济特区相比（be of the same significance as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也有评论说，这是“中国经济开启了新引擎（rev a new engine）”，是接受“二次入世”的挑战（a challenge like entering the WTO for a second time），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步（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step towards achieving the China Dream）。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eco-economy），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advocates a model of economy development harmonious with the environment），遵循“减量化（reducing）、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ing）”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production procedure/process）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循环经济”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linear growth）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要求尽量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decrease the unfavorable effect that economic activities may make upon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as far as possible），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封闭循环（closed loop flow）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面对环境问题的巨大挑战，以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国际新话题。

“沃尔克规则”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1月公布的，由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the President's 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出。内容以禁止银行业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即trading on their own behalf）为主，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即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hedge fund）或者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

这里的“平台（platform）”不是建筑学用语，而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用于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收取恰当的费用而获得收益。“平台经济学”就是研究这种“平台”的一种理论，最初是由法国图卢兹大学（Université Toulouse）一些卓越学者提出的。“平台经济学”是研究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情况，强调市场结构的作用，通过交易成本和合约理论，分析不同类型平台的发展模式与竞争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的新经济学科。上海交通大学徐晋教授所著的《平台经济学：平台竞争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给出了“平台经济学”的一个理论分析架构：首先给出平台的定义，平台外部性（externality）与多属行为（multi-behavior），然后介绍其分类、业务模式、定价模式、影响因素与收费动机；其次对平台竞争的形成与表现、反垄断与间接侵权（indirect infringement）进行了阐述，最后对相关的产业平台进行了分析。

“美国非农数据”是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数据，由美国劳工部每月公布一次，包括就业率和失业率。非农数据客观地反映了美国经济的趋势，数据好说明经济好转，数据差说明经济转坏。非农数据会影响对美元的货币政策，美元汇率对该数据极为敏感，经济差，美联储会倾向减息，美元贬值；经济好，美联储会倾向加息，美元升值。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是国际上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是一个比值，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我国国家统计局于2013首次公布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一数字是依照一些基础资料，通过不同的方法算出来的，总体来讲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就表明这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还存在着很大的改进余地。所以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改革的力度。

目前，我国政府地方债已占GDP的26.7％，债务率为130％。国家审计署（National Audit Office）对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变化抽查（spot check）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仍以两位数攀升。然而地方政府并非合格的市场主体（qualified market entity），以政府信用作隐形担保（implicit guarantees）非常危险，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income through land leasing）的依赖程度较高。负债结构（liability composition/ structure）不尽合理，再加上还债期限逼近、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增收乏力等因素，地方政府债务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将会累积放大，必须进行更严格监管，所以要推行地方政府“阳光举债”，使地方融资平台（financing platform）在内的“暗债（covert debt）”变为能够接受公开监督审计的“明债（overt debt）”。地方政府将被赋予依法适度举债融资（financing through borrowing）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同时，对所借资金的用途、金额以及举债渠道等作出严格限制。须确保所投资项目能与未来财源与税源（tax sources）的扩大相联系。这种“松动”一方面给予地方政府一个“借新还旧”的渠道，避免其陷入可能导致破产的债务危机；另一方面，对举债渠道、资金用途等的严格限制，也将地方政府借债还债的全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将地方债“放在台面上（put sth. aboveboard）”，使其“由暗转明”，再通过规范举债、增加债务透明度等方式防控财政风险。

“窗口指导”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劝告和建议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属于温和的、非强制性的（non-mandatory）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劝谕式（persuasive）监管手段，指监管机构向金融机构解释说明相关政策意图，提出指导性意见，或者根据监管信息向金融机构提示风险。窗口指导是监管机构利用其在金融体系殊的地位和影响，引导金融机构主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进而实现监管目标的监管行为。

实行“窗口指导”的直接目的是通过调控贷款资金的供求以影响银行同业拆放（inter-bank borrowing）市场利率；间接目的是通过银行同业拆放市场的利率功能，使信贷总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相吻合。在中国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中，没有明确的窗口指导这一说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也有类似的做法。由于中国还没有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率和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的作用又有限，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工具是信贷的计划管理。但国际上把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些做法称为“窗口指导”。

“同业存单”指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book-entry certificate of fixed deposit），是一种货币市场工具。通俗地说，就是“大额可转让（transferrable）定期存单”，是银行印发的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转让的定期存款凭证，凭证上标明票面金额、存入和到期日及利率，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提取全部本息，逾期存款不计息，可自由买卖。同业存单的投资和交易主体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inter-bank lending）市场成员、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类产品。

我国央行于2013年12月8日推出此项业务，被视为存款利率市场化（marketization）的突破口。

“大金融”的概念最早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首次提出，而后经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pragmatic circle）十余年的共同推动与完善。2013年，在人民大学校长兼央行货币委员会（currency committee of the central bank）委员陈雨露校长与马勇博士共同撰写的《大金融论纲》（Outline of Big Finance）中将“大金融”作为全球性命题正式提出，“大金融”框架系统基本建成，这一框架概念在2013年的G20国际峰会上正式提出后得到认可，一致认为这一理论能帮助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的“全球经济目标（global economic goal）”。

“大金融”理论的核心要义有四大基本内涵：（1）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macro and micro finance theory）；（2）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harmony and unity of finance and entity economy）；（3）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organic combination of general law of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endowment）；（4）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界意识（cross-boundary consciousness）。大局观念与全局思维（overall thinking）是“大金融”理论的核心要义（core principal）。

“大资管”是“人民群众资产自主管理（self/independent management）”的简称，是大众对存款、外汇、股票、基金、信托、保险等财富的管理，与垄断行业形成对比。

资管市场一直是成就与乱象（chaos）并存，监管滞后于资管市场的发展。拿网络理财来说，这个刚刚兴起的理财新秀，工商不管，央行不管，银监会也不管，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但谁都不出手”。大资管时代到来，呼唤一场全面的监管变革。大资管时代拉开帷幕，一方面，社会财富积累带来的红利可以被更多的金融子行业分享；另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也会使老百姓的钱更值钱（worth more）。

“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简略。“营改增”是一种结构性（structural）减税，是税制完善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减少重复征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相关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营改增”方案设计是以不增加税负为前提的（take zero addition of tax burden as the prerequisite），将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taxable item）改成缴纳增值税。简单说，一个100元的产品，生产者销售时已经缴纳了相应的税金，购买者再次销售时卖150元，他购买时的100元相应的税金可以抵减（tax deductibility），只需要对增值的50元计算缴纳相应的税金。同样，对服务业也采取增值部分纳税的原则计税。这项改革在2012年1-8月已经为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downstream enterprise）减税170多亿元人民币，小微企业（small scale and miniature enterprise）由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税负下降40％左右，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

“逆回购”中的“回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buy back，即将卖出去的东西再买回来，而是一种短期低押借贷交易（short-term mortgage deal）：甲方将资产（asset）卖给乙方，同时承诺一定期限后以约定价格（agreed price）买回资产。其性质等同于甲方以资产为抵押向乙方借款。“回购”有“正回购”和“逆回购”之分，其实这是指一笔交易的两面。“正回购”是相对于资产持有人而言的，而“逆回购”是相对于资金持有人而言的。在“逆回购”中，投资者就是接受债券质押（pawn），借出资金的融出方（finance loaner）。央行实行的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向一级交易商（prime dealer）回购有价证券（negotiable securities），比如国债（treasury bond），并约定在未来特定日期将有价证券卖给一级交易商，获取债券质押（pawn）的一种交易行为。这是央行向市场上投放流动性（put liquidity into circulation）的操作，简单说就是主动把钱借给商业银行。“逆回购”能在稳定释放流动性缓解资金压力（relieve the pressure of funds）的同时，精准指向银行和精确引导市场短期利率的走势（precisely guide the trend of the rate of market short-term interest）。

“影子银行”是英语shadow bank的直译，其从事的业务叫shadow banking。可以说“影子银行”是提供与传统商业银行类似服务的各种非银行金融中介的总体（the collection of non-bank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that provide services similar to traditional commercial banks）。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伯南克（Federal Reserve Chair Ben Bernanke）给“影子银行”下的定义是：Shadow banking, as usually defined, comprises a diverse set of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that, collectively, carry out traditional banking functions——but do so outside, or in ways only loosely linked to,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regulated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Examples of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include securitization vehicles（证券化工具）, asset-backed commercial paper (ABCP) conduits（以资产为支持的商业票据渠道）,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s, markets for repurchase agreements (repos), investment banks, and mortgage companies.

“影子银行”这一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acif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执行董事麦卡利（McCleary）首次提出并被广泛采用，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the Parallel Banking System）”，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hedge fund）、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tural investment vehicles——SIVs）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在世界各国发展都很迅猛，在作为银行的补充，给人们带来不少方便的同时，也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脆弱性，并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推手。

在中国，“影子银行”从事除了吸收存款之外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主要涵盖两大块：一是商业银行销售很火爆的理财产品（financial products）和非银行销售的类似信贷产品；二是未经正规银行渠道的信贷，其中很多是（usury），也接受抵押。“影子银行”通过杠杆操作（leverage operation）持有大量证券、债券和复杂金融工具，具有银行大多数的功能，但很少受到应有的监督，业务多为不透明的场外交易（kerb transaction；outside dealings）。“影子银行”的资本不丰厚，资金来源受市场流动性（liquidity）影响较大，因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压力。这些都是要花大力气防范的。

2008年，美国第4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由于投资失利，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这一时刻被称为“雷曼时刻”。

有人担心中国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会出问题。2014年1月份月中国一家信托基金公司几乎违约。有人据此担心会引发中国的“雷曼时刻”。处于改革调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是更讲究可持续性增长（sustainable growth）。中国政府有能力稳定本国的经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外债很少，这一事实让情况缓和很多。大部分债务是“中国制造”。其债券的外国占有率很低、固定资产账户封闭，这保护了其不会受突然性资本外流的影响。其货币受到严格控制。不太可能发生针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所以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雷曼时刻”。

随着电子商务（e-commerce）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潜在消费市场被逐渐挖掘出来。很多传统企业由于实体经济（physical/entity economy）受到打击，于是转而在互联网上寻找突破，很多传统企业试图进入互联网从事电子商务。而大量传统企业的加入，也使传统企业开始成为电子商务里的主导者，社会步入了“电商时代”，有人把这称为“21世纪的商业革命”。

“比特币”（一译“比特金”）是2009年出现的一种虚拟的数字货币（virtual digital currency）。比特币使用遍布整个对等（peer to peer，一般简化为P2P）网络节点（network node）的分布式数据库（distributed database——DDB）来记录货币的交易。比特币既可以计算机文件的形式保存在个人电脑中，也可以储存在第三方托管服务，可以通过比特币地址发送给互联网上的任意一个人。是一种便捷的支付手段（means of payment），只能在数字世界使用，不属于任何国家和金融机构，并且不受地域限制，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兑换。但由于不宜监督，投资比特币有风险。

现在流行方便快捷的网上购物，第三方支付（pay through the third party）是不可或缺的手段。“支付宝”是国内最大的独立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由前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CEO马云于2004年12月创立，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关联公司。原名“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现名“浙江支付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宝”致力于为中国电子商务提供“简单、安全、快速”的在线支付（on-line payment）服务。“支付宝”与国内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China Merchants Bank）、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大商业银行以及中国邮政、VISA国际组织等各大机构都建立有合作关系。截至2012年12月，“支付宝”注册账户已突破8亿，日交易额峰值（peak value of daily trading volume）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日交易笔数峰值达到1亿零580万笔。“支付宝”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开办公共事业缴费业务。

“余额宝”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Alipay）”打造的一项余额增值（balance value-add service）服务。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用户在支付宝网站内就可以直接购买基金等理财产品（wealth investment product；financial product），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同时余额宝内的资金还能随时用于网上购物、支付宝转账等支付功能。

2014年2月出现了一场争论。央视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发表了一篇题为《取缔（ban）余额宝》的博客文章，该文称，对于银行来说，“余额宝”已经变成了第二个央行，从事的是“邪恶金融行为（evil financial activity）”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blood sucker perching on the body of banks）”，是典型的“金融寄生虫（financial parasite）”。但是支付宝回应说，其利润仅为0.63％。9成以上网友认为，“余额宝”不会危害中国经济，只是更具创新性而已。一些网友在看到钮文新的文章后反而将银行卡里的余额转到“余额宝”里去。而业内人士（professional insider）则认为，“余额宝”之类产品的出现是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各种“宝”打破了垄断的服务体系，推动了银行的改革，《人民日报》文章也称“余额宝们推动了利率市场化（promote the marketization of interest rate）”。可见对“余额宝”等不应该取缔，但是其自身的流动性（fluidity）和收益都有潜在的风险。例如，“余额宝”只有1亿元的自有资金，却要撬动4000亿的存款，其信用的担保是个问题，加上其经营机构内部控制也不足，遇到极端事件冲击就会有风险。因此要对其加强适时监管（timely supervision）。

美国也曾有过类似于“余额宝”的网上公司，如1999年就成立的“Paypal（贝宝，也有译为“付友”的）”，其市场基金的规模一度达到10亿美元，但2008年那场经济危机使其陷入困境。

“娱乐宝”是阿里巴巴数字娱乐事业群（Alibaba digital entertainment group）和金融机构联手推出的一个新平台，网民出资100元即可投资热门影视剧作品。“娱乐宝”预期年化收益（anticipated annual income rate）7％，但不保本不保底（without ensuring the principal or minimum amount of money），每人最大购买金额不得超过1000元，1年内提前支取还要收取3％的手续费。“娱乐宝”将依附于淘宝移动端（movable end），通过向消费者发售产品进行融资（raise fund），所融资金配置为部分信托计划，最终投向于阿里娱乐旗下的文化产业。阿里数据总裁刘春宁表示，“娱乐宝”将颠覆现有影视投资模式，打破“精英门槛（elite shareholder）”，让网民参与到中国文化产业的缔造中来。同时，“娱乐宝”希望提供一个大众化的投资平台，拉近普通网民和文化产业之间的距离。对电影制作方而言，娱乐宝不仅可以带来资金保障，用户们“用钱投票”，评判对某个影视项目导演、演员、剧本的喜好程度，实现“大数据创作（big data creation）”。

第一期投资项目包括4部电影和1款游戏，总投资额为7300万元，2014年3月31日正式上线发售，4天就一抢而光。

除了预期7％的年化收益，很多网友更关注“娱乐宝”为投资人准备的多种娱乐权益（recrea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包括影视剧主创人员（principal creators）见面会、电影点映（requested show）会、独家授权发布的电子杂志、明星签名照（autographed photo）、影视道具拍卖、拍摄地旅游等。

阿里巴巴强调，“娱乐宝”模式并非当前流行的“众筹（mass fund raising）”项目，不以股权或资金作为回报，不许诺任何资金上的收益，与保险理财产品，有着本质区别。

“她经济”是由经济学家史清琪女士提出的，指围绕着女性理财、消费而形成的特有的经济圈和经济现象。由于现代女性崇尚（advocate）“工作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喜爱疯狂购物（shopping madly），以信用卡还贷，成为消费的重要群体。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从女性的视角来确定自己的消费群，研制并开发新产品。对于企业而言，以前的粗放式（extensive）营销已经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必须更深入地细分“她经济”市场，针对不同的女性消费者提供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商品和服务，才有利于“她经济”市场向规范化和理性化发展。

“粉色经济”主要指经济中同性恋人群（homoual，从广义上说包括LGBT，亦作GLBT，是Lesbian-女同性恋者、Gay-男同性恋者、Biual-双性恋者与Transgender-跨性别者的一个集合用语）消费的份额。当年，德国纳粹分子为了识别同性恋，让他们系上粉色倒三角的标签。后来，LGBT在权益运动中，也采纳粉色为代表色，所以有了“粉色经济”的说法。

在社会学领域里，同性恋只是主流社会的小众群体（minority），但在消费领域里，同性恋却成为强大社交能量与消费实力的群体。2014年，福布斯中文网发布了一篇题为《巴西蓬勃发展的千亿美元“粉色经济”》的文章，分析了巴西的同性恋消费现状。该文指出，同性恋男女在参与旅行、拥有住宅与汽车、购买服装与电子设备，还有拥有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方面，都远远胜过任何利基市场（niche market，也有译为“缝隙市场”、“壁龛市场”、“针尖市场”的，指市场中通常为大企业忽略的某些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总部位于旧金山的一家专注提供有关消费者信息的社群营销公司（community marketing inc.）指出，LGBT群体占据了全球消费市场的5％-10％。有经济学家认为，同性恋群体的经济实力不应小觑，不仅仅是考虑到其所带来的机遇，也因为这是倡导包容与平等的一种手段。很多调查显示，同性恋消费者穿着时尚、爱好健身、热爱旅游，更重要的是消费欲望很强，他们带动着独特的消费群体。“粉色经济”的水平能反映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和技术发展的程度，也反映了经济因素在国民文化和人性上的沉淀（the sediment of economic elements on national culture and humanity）。这是推动着现今价值上亿元但仍然隐形的中国“粉色经济”的清新特质。有人说，根据保守的估计，截至2010年中国的LGBT人口达6600万人。虽然中国同性恋人口仅是中国总人口的0.5％，但预估中国的“粉色经济”为3,000亿美元。

360百科说，“粉色经济”指的是以2005年的超级女声为代表的娱乐经济形式，恐怕此说不确切。

“灰色经济”，也称“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影子经济（shadow economy）”、“第二经济（second economy）”，是国民经济体的一部分。“灰色经济”包括所有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但没有被列入国民经济总决算中，即没有被包括在正式公布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民经济中真正的价值创造因“灰色经济”而未被全部反映出来。

“灰色经济”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按照国民经济总决算（general settlement/clearing balance）的标准根本不应该被纳入计算的价值创造，还有一种价值创造，它虽然应当被纳入决算，但因为各种原因（比如隐瞒）才未被列入。前者的典型代表是所谓的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经济，后者指所谓的“地下经济”。自给自足活动如：邻里之间的帮忙、家政服务和园艺工作、在私人救助组织的自愿无偿劳动（志愿者组织），以及个人的社会福利工作等，还包括非法的打黑工、走私、逃税（tax-dodging）等地下领域的活动。

“灰色经济”通常被认为是贫穷国家的边缘地带（marginal area）才有的现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尽管在贫穷国家，“灰色经济”占国民产出的份额要大一些，它在富国一样存在着。近来的一些研究表明，“灰色经济”正逐步增长。有研究甚至认为，“灰色经济”的存在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步伐放缓。

“灰色经济”的活动不等同于黑色手段，往往不违反法律，或者“打擦边球（乒乓球运动中的“擦边球”称为touch ball，比喻做事的手段可译为play close to the edge或hover on the fringes）”，钻法律的空子（exploit loopholes of laws）。

如今，没有粉丝撑腰，要想搞出点名堂（come up with/succeed in something）是很困难的。电影票房靠粉丝、唱片销量靠粉丝、明星人气（popularity）靠粉丝，连写本书要想畅销也得靠粉丝，开个微博成功与否更是全看粉丝。粉丝们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影视、文学、娱乐等多个行业在他们的推动下发展发达，形成一条条回报丰厚的产业链。架构在粉丝和被关注者（attention attractor）关系之上的这种经营性创收行为（commercial income/revenue-generating operation）被称为“粉丝经济”。“粉丝经济”最为典型的应用领域是音乐。但是在音乐产业中真正贡献产值的是艺人的粉丝，它由粉丝所购买的CD、演唱会门票、彩铃下载和卡拉OK中点歌版税等收入构成。

与之相关的词语还有“粉丝产业”、“粉丝经济学”、“粉丝经纪（brokerage）”等。

“堰塞湖”原指河流被外来物质堵塞而形成的湖泊。常由山崩、地震、滑坡、泥石流、火山喷发的熔岩流和流动沙丘等造成。“经济堰塞湖”指存在严重内忧外患的经济形势或经济环境，如股市暴跌等。有人提出我国现在有资金堰塞湖和企业堰塞湖，指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里的“暗补”不是“暗中（偷偷地）补贴”，而是指一种间接补贴。例如，以前冬季采暖费由单位报销，是一种“暗补”，后来改为将补贴直接打到工资卡中，就变成了一种“明补”。又如，北京公交费用特别便宜，但是每年市财政都要给以大量的补贴，对老百姓而言，这也是一种“暗补”。2013年年底，北京酝酿改革的方法，如何提价更合理。同时有人提出，对工薪族可以给以适当的通勤补贴，即“暗补变明补”。

“暴力哥”与本书“这样的哥，那样的姐”部分所列的哥儿们不同，并不指某个人，“暴力哥”中的“暴力”也不是通常说的暴力（violence），而是指能力挽股市狂澜的（turn the tide）的大户。

“暴力哥”操盘（stock trade）时有三个特点。首先是出手重，常以账户挂单的上限（limit of order）9999手为单位买单。其次是以大蓝筹为标，如“两桶油”和四大国营银行。再其次是“暴力哥”上班时间固定在尾盘收市（at-the-close order）时段，但偶尔市场跌破关键点位时就会提前“上班”。

“暴力哥”在股民眼中很神奇，从“暴力哥”的所作所为来看，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暴力哥”不缺钱，背后极可能是国家队，目的可能在于护盘，保护股市不崩溃。“暴力哥”投入的钱肯定不是简单的市场里的钱，是增量资金（incremental capital）。例如2014年1月17日，日沪指低开后一路下挫，数度跌至2000点一线，是“暴力哥”帮助沪市守住了2000点。

“创业板”又称“二板市场”，即第二股票交易市场，是指主板（main board）之外专为暂时无法上市的中小企业和新兴公司提供融资途径和成长空间的证券交易市场，是对主板市场的有效补给，在资本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创业板”市场上市的公司大多从事高科技业务，具有较高的成长性，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业绩也不突出。创业板于2009年10月23日正式开市。

“两桶油”是人们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Sino Petroleum Corp——CNPC）”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简称“中石化”China Petroleum Chemical Corporation——Sinopec或CPCC）”这两家带垄断性质的国营石油公司的俗称，它们占中国股市的权重大，对大盘涨跌影响大。还有人把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海油”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和上述两公司放在一起，称为“三桶油”。

根据“两桶油”年报统计得出，自2004年以来，两家公司共获得国家财政补贴（financial subsidy）1258.83亿元，其中，中石油获得补贴484.38亿元，中石化获得补贴774.45亿元。“两桶油”成了A股“补贴王（number one subsidy receiver）”，同时一直保持着高利润。2013年“两桶油”的利润分别为1296亿元和672亿元。

“虚拟运营商”其实一点也不“虚”，只是要借助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 Corporation，最后一个词一般省略）、中国移动（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China Mobile——CMCC，一般简称China Mobile）、中国联通（China Unicom，全称“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ted Telecommunications Co. Ltd.英文简称Q.CUQ）、中国网通（China Network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一般称ChinaNetCom）等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网络设施或产品，将业务细化、个性化，通过业务代理或者分销等方式向用户提供各种电信增值服务的厂商。现在“虚拟运营商”已逐步成为电信行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传统运营商业务正在受到猛烈冲击。尤其是OTT企业对传统运营商的挤压非常明显，这些业务使得运营商原来的短信、话音、甚至包括国际电话业务都受到了很大挑战，是民营资本真正意义上进入国有垄断企业。

民营资本和外资要进入国内电信市场，最可能的就是以租借网络的形式来开展虚拟运营。由于物理网络还掌握在运营商手中，这种放开电信市场的方式并不影响大局，也不会带来投资增加。

到2014年年初，已有近20家“虚拟运营商”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签订移动通信转售业务合作协议，向市民提供相关移动通信业务。工信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已核发170号段作为“虚拟运营商”专属代号（exclusive number）。专家称，以目前国内电信运营商市场的百分之一计算，虚拟运营市场便有100亿市场，更多运营商的参与，将令通信市场更加灵活，价格也或将更低。

“乌龙指”是指股票交易员（dealer）、操盘手（broker; floor trader）、股民（retail investor）等交易时不小心敲错（make input blunder）价格、数量、买卖方向等事件。“乌龙指”会引起股价的瞬间剧烈波动。有些人或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会因此赚翻（make double earning），但是也有投资者会赔光（lose all one's money）。

2013年8月16日，上海证劵交易所（Shanghai Stock Exchange，简称“上交所”。现英文中常把“股票交易所”简称为bourse）出现了一场罕见的“乌龙指”事件。由于光大证券（China Everbright Securities）策略投资部门自营业务在使用其独立的套利系统（arbitrage system）时出现问题，相关交易指令输入错误。中国A股市场的上证指数（Shanghai Composite Index）3分钟内飙升（surge）5.6％，大批权重股（weighted stocks）集体秒杀（seckill）被拉至涨停板（suspend dealing），股指期货（stock index futures）、蓝筹（blue chip stock，即“绩优股”，英语也称income stock）同步暴走。受此影响，光大证券一天内市值蒸发（market value evaporation）41亿，一周内缩水（shrink）77.9亿。很多股民损失惨重。西方媒体把这一大起大落称为take a roller-coaster ride（坐过山车）。人们评论说“816行情”注定要载入中国A股市场的史册（be written into the annals of China's stock market）。

顺便提一下，人们常说的“乌龙球”，指足球比赛中队员误踢进自己的球门（own goal。据说因为own goal与粤语的“乌龙”一词发音相近，而粤语“乌龙”有“搞错、乌里巴涂”的意思，大约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记者便在报道中以“乌龙”来翻译own goal）。

“老鼠仓”是一种财富转移的方式，是指庄家（market maker; jobber）在用公有资金在拉升股价（ramp up stock prices）之前，先用自己个人，比如机构负责人、操盘手（broker或floor trader）及其亲属或关系户（associates）的资金在低位建仓（open a position），即大量买入（buy in bulk），有时故意投资买入垃圾股（junk bond，即高风险债券），待用公有资金拉升到高位后，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这类人不属于机构本身，而是通过一定关系来实现低价位成交的仓位。“老鼠仓”是券商中某些人化公家资金为私人资金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与贪污、没有区别。更有一些人，把从中小散户那里骗取来的钱、融来的钱、客户保证金（margin，指股票交易中为获得经纪人贷款而作为抵押的资金或债券，口语中有时称为earnest money）再加上自己的老本，一股脑儿全转到了老鼠仓的账上，以此发财，结果导致众多股民的损失。金融领域的“老鼠仓”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

“限时抢购”是网上商店和一些实体商场故弄玄虚的（cast a mist before sb's eyes）一种促销手段（means of sale promotion）。有的弄虚作假，随意造出一个所谓的“原价”，然后“打折（sell at a discount）”，让人觉得很便宜；有的以“限时抢购”的名义推销滞销商品（slow-selling/unmarketable goods; a drug on the market）甚至劣质或快过期的商品；还有的为了吸引人气（try to attract customers），拿出为数不多的商品“限时抢购”，搞什么“限时秒杀”，大部分想购买的人被告知该商品“已售罄（sold out）”，然后推荐所谓的“类似优质／廉价商品”，诱惑顾客购买。

“捆绑销售”是共生营销（symbiotic marketing）的一种形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品牌或公司在促销过程中进行合作，从而扩大它们的影响力。“捆绑销售”作为一种跨行业和跨品牌（cross trade and cross brand）的新型营销方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和运用。“捆绑销售”常采取优惠购买、统一价格出售、同一包装出售等，其优势在于可以降低销售成本。同时，通过学习交流可以提高营销效率、降低销售成本、提高服务层次，从而达到品牌形象的相互提升，并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捆绑销售”通过企业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以虚拟的组织模式变“零散弱小的船只”为强大的“航空母舰”。

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认为，如果改变资源的配置已经不可能在不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比以前更好，这意味着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即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状态。既然共享资源优势互补的捆绑销售可以使联合双方变得比以前更好，那么，社会资源的配置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又向帕累托最优状态逼近了一步。

“寒促”指商家在商品销售淡季（off/slack/low season）推出的促销活动。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博弈论（game theory）、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帕累托最优”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提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如果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善。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善的状态；换句话说，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润滑经济”的概念最早由日本提出，属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一种，也称“智力经济（intellectual economy）”。“润滑经济”具体是指通过应用先进润滑技术，显著减少提高机械设备的摩擦磨损（frictional loss），减少动力损失，延长润滑介质（friction medium）寿命，降低恶性机械事故（vicious mechanic accident）发生概率，延长设备寿命，减少能耗，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实现巨大经济效益，其投入所产生的综合效益远高于1:100。应用先进润滑技术不仅可以直接节能，而且可以实现每道工序、工业环节及各产业链重复循环节能增效，改变机械设计、制造和应用及管理理念，改变石油炼制、冶金、机械制造、运输等基础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甚至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特征是“低消耗、高产出（low cost but high output）”。

“植入广告”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2010年春晚，赵本山和小沈阳演的小品多处植入广告，曾引起许多人反感。其实，许多影视作品都出现过“植入广告”。当年，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电影（New Year's film）《手机》（Cell Phone）几乎是摩托罗拉手机的品牌秀场（performance venue）。电视剧《金婚2》（Golden Wedding Anniversary 2）可说是植入广告的一个典型例子。据细心的观众统计，全剧有不下10个品牌的广告，包括冰箱、药品、速冻水饺（frozen jiaozi）、保险公司等，某食用油（cooking oil）的广告更是在最后20集中几乎每集都出现，主人公还赞叹：“我们就吃这个油！就认这个牌子！（We only buy this brand!这里的“认”是approve的意思，不能用recognize）”有人戏言（say jokingly）：该食用油的出镜率（number of screen appearance）比扮演男主角的胡军还要高。

有眼光的（far-sighted）中国商人已经成功将中国产品广告植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比如女影星Scarlett Johansson在热卖大片（blockbuster movie）Iron Man 2（《钢铁侠2》）中所穿的几件裙装（form-fitting outfit）就产自中国的“森马（Semir）”公司，该公司也是该片的正式赞助商（official sponsor）。好莱坞影片Transformers: Revenge of the Fallen（《变形金刚2》）中，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广告牌（a highway billboard）上也出现过一家中国运动服品牌的名字“美特斯邦威（Metersbonwe）”。在美国和中国同时热映的影片Amazing Spider-Man（《超凡蜘蛛侠2》）中，“剑南春（Jiannanchun）”酒独特的红色酒瓶和中文商标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Times Square）一个大型广告牌（billboard）上，非常醒目（eye-catching）。据说，有志成为中国肯德基（KFC）的中国快餐连锁店“周黑鸭（Zhouheiya-Darkduck Zhou）”的广告将植入Transformers 4（《变形金刚4》）。

“植入广告”现在成了筹措影视拍摄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令人不解的是，某地出版的、给中小学生用的教学辅导材料中也植入了广告，饼干、奶制品、啤酒都有。这样的无孔不入（make use of every opportunity）就太过分了。

有人将“植入广告”译为plant advertisement in…，也有人译为embed content-linked ads into films, etc.，其实可简单译为placement，其动词为place。《维基百科全书》（Wikipedia）给placement的解释是a form of advertisement, where branded goods or services are placed in a context usually devoid of ads, such as movies, the story line of television shows or news broadcastings。其实，植入的不是广告而是产品，这种植入的产品称placement或product placement。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成了世界工厂（world factory），善于为外国名牌加工贴牌（process and stick on labels of foreign bands），不但大量的钱流入外国公司的口袋，而且因为中国很少有响亮的本国名牌从而被认为只会模仿，没有创造力。尽管在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如“海尔（Haier）”成了一个叫得响的（就是outstanding，不宜译为loud，但可用resonant一词，有“能引起共鸣”的意思）名牌，产品远销五大洲，而且不久前成功将海尔的几项家用电器的标准申请为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s）。但是这样的例子还不多。将中国产品广告植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是推动中国名牌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an important channel to push Chinese brands onto the world market）。

关于植入广告，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2010年中期选举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说为拉选票时，无意识地为美国7-11的招牌饮料Slurpee（思乐冰）做了一次植入广告。他把美国不景气的经济比喻为a car fallen into a ditch（陷入水沟的车），接着他讽刺共和党说：“We're sweating to get the car out of the ditch and these guys were watching us and sipping on a Slurpee.”（我们大汗淋漓设法将车弄出水沟，哪些家伙却在一旁冷眼相观，喝着思乐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