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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年(1698年属什么)

时间:2023-09-30 19:14:39 作者:追梦抓梦 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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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年风云变幻,沙皇到访伦敦,却引起全欧洲恐慌

\r\r\r\r\r 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r \r \r\r\r\r 第二章 蹂躏伦敦 1698\r\r

当他的外交“大使团”抵达莱茵河(Rhine)时,他衣着简朴地离开了,登上一艘小船,驶向艾湾(Ij)旁的赞丹(Zaandam)。他于1698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靠近那个荷兰港口,开始了将改变祖国命运的伟大探险,这时他突然隔着水面对一个安静守着捕鳗网的人大喊。盖里特·吉斯特(Gerrit Kist)被这突如其来的粗野吵嚷声所扰,便从他的陷阱上方扫了一眼,吃惊地看到他旧日的主人,那个遥远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俄国的沙皇,身着工人服装并划着一艘简陋的小船。吉斯特曾在莫斯科当过彼得沙皇的铁匠,因此立即发誓为此保密:沙皇装扮成一名朴素工匠,正在去赞丹的路上,要从装龙骨开始学习荷兰人的造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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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身高两米年方26的沙皇,被他想要了解事物如何运作的迫切愿望所推动,于是避开了仪仗和典礼。他的大使团由他历久弥坚的酒友弗朗索瓦·勒福尔(François Lefort)率领,作为诱饵行事。在俄国人横穿欧洲之际,勒福尔以外交名义招摇过市,让彼得能尽情满足他的好奇心。但就算这么谨慎,沙皇的目的和名声也已先期传开。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谈到“一位强大的北方皇帝”,“为了振兴自己的民族并扩张他的帝国……而来学习做这件事的最佳方法”。2还有其他不那么奉承的观感从莫斯科传出。沙皇似乎会强迫贵族们光着屁股在冰上打滑。他享受地看着他宠爱的人们互相射击。他看到房子起火和焰火弹乃至其他爆炸现象会兴高采烈。圣诞节期(Svyatki/Yuletide)(1),彼得强迫“最胖的贵族们”在有裂缝的冰面上滑雪橇,结果许多人跌入冰寒的水中淹死了。3后来任俄国驻荷兰大使的库拉特金亲王(Prince Kuratkin)回忆过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如何在沃尔孔斯基亲王(Prince Volkonsky)的肛门里塞了一支蜡烛,还给他吟诵祷词。他们“给人涂上焦油和沥青,还让他们倒立”。有一次,他们“用一只风箱给伊万·亚卡耶基维奇(Ivan Akakievich)的结肠泵入空气”——导致这人当场死亡的恶作剧。这些足以构成勃鲁盖尔(Brueghel)或博施(Bosch)绘画题材的场景,暗示出一个充满狂欢节式不敬行为的世界,一个倒行逆施的世界。谢肉节即四旬斋开始前那个狂欢作乐的黄油周(Malslenitsa/the Butter Week),是人们把自己交付给恶魔的一周,用暴饮暴食来抵抗冬季。4那是一个被准许用残忍的饥渴与斗殴来庆祝的节日,从无俄国统治者因为造访一块西方土地而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对于沐浴在启蒙时代曙光中的欧洲而言,这样的嬉闹游玩就像是来自一块被时间遗忘之地的异教徒的古怪行为。至于俄国,彼得沙皇的行为藏针带刺。他的无聊蠢行不仅是一种狂欢的自由,也是在宣称,沙皇绝对可以专戾恣肆,因为他是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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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年,彼得的父亲阿列克谢沙皇(Tsar Alexai)娶了一位芳龄19的乌睛美人,名叫娜塔莉·纳雷什金(Natalya Naryshkin),他的朋友兼顾问阿特曼·马特维耶夫(Artamon Matveyev)是她的监护人。5这场联姻导致两个家族——阿列克谢已逝前妻所属的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Miloslavskys)与他年轻新娘所属的纳雷什金家族,为争夺对俄国的控制权而结下世仇。娜塔莉给宫廷带来一股清新而柔和的西化之风,并在1672年5月生下一名健壮的男性继承人,他的受洗名是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Peter Alexeivich Rom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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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还是个小男孩时,喜欢玩具士兵和玩具枪。他的侏儒随员们既是仆从也是玩伴。彼得强壮、能干,又好追根究底,深得他情深意笃的父母的喜爱,直到健康幸福的阿列克谢沙皇1676年初为莫斯科河的水域祝圣时感染风寒。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而彼得成了新沙皇——他15岁的异母兄长费奥多三世(Fyodor III),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的人——的臣下。费奥多三世1682年过世而无男性子嗣,拟指定他16岁的弟弟伊凡(Ivan)继位。但伊凡跛足,几乎全盲,还在与严重的语言障碍搏斗。6与此对照,他身材魁梧、10岁的异母弟弟彼得,看上去是个受欢迎又审慎的选择。莫斯科的许多议员或私人顾问——波维尔们(boyars)——都想让这位年轻强壮的纳雷什金在娜塔莉的摄政下统治。于是彼得被宣布为沙皇。但米罗斯拉夫斯基抗议了:伊凡年长,伊凡顺位在先。纳雷什金家与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这又与射手卫队(streltsy)的不满纠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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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射手卫队是一支用得不多却报酬过高的杂牌军,由22 000名身着艳丽制服的男人组成,他们也是被政府纵容的商人。他们富有而闲散,然而其特有的名号“射击军”(Musketeers)暗示他们有一扣扳机就高兴的倾向。他们之中某个团的普通成员曾指控自己的团长贪污,他们的指控表现出传染性。没有经验又接受了错误建议的娜塔莉,不明智地屈从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迅速利用这一点,并游说射手卫兵,称纳雷什金家族为确保彼得坐上皇位而谋杀了伊凡。当嗜血成性的射手卫兵涌入克里姆林宫,阿特曼·马特维耶夫劝说娜塔莉让伊凡和彼得都在他们面前现身。射手卫队司令官的儿子米格尔·多尔戈鲁基亲王(Prince Michael Dolgoruky)唐突地选择在这个危险关头重申军纪,于是射手卫兵逼近他所站立的楼梯,抓住他并把他丢给了下方那些卫队同志的长枪短戟。多尔戈鲁基被叉穿的躯体随即又被大卸八块,而射手卫兵又去寻找马特维耶夫。他们从娜塔莉的怀里抢走这个老人,并当着她那瞪大眼睛的10岁儿子彼得的面,把他丢到下面的刀丛中。就在此时,费奥多和伊凡那位活力充沛的姐姐索菲亚(Sophia)介入了。彼得与伊凡将联合统治,而索菲亚将摄政。7作为首个掌控俄国的女人,她的七年任期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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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手卫兵不守纪律的行为给年轻的彼得留下创伤,他离开首都。起初没有走远,只是沿着亚乌扎河(Yauza River)前往几公里之外普里奥布拉岑斯科(Preobrazhenskoe)(2)的狩猎小屋,在那里他又戏耍了士兵们,但这次用了真武器,还利用了很大一群心怀同情的贵族与平民。如果说3岁看大,那么彼得热衷于建造泥土工事和堡垒,可以看作他未来建造圣彼得堡城这一执念的首个暗示。随着他的军事设施增加,且他的战争游戏变得更加高级,他开始通过组建帝国卫队中著名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Preobrazhensky)团和塞姆扬诺维斯基(Semyonovsky)团来塑造新俄国。彼得早年就呈现出从底层学习事务的意愿,他应征入伍做了一名鼓手。8当他升为炮兵时,他分担着一名步兵的谦卑职责,这透露出深植于他内心的领悟——最谦逊的学习愿望会比继承来的头衔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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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的摄政最终因两次失败的军事行动和她对两次战役不称职的领导者——已婚的瓦西里·戈利岑亲王(Prince Vasily Golitsyn)——持续强烈的信任而打了折扣。战斗中,戈利岑甚至在没有与敌人交战的四个月里损失了45 000人。他在莫斯科因谎称自己是个英雄而受到拥戴,于是他又被选中指挥另一场战役,结果令35 000人非死即俘。一些最有权势的家族在彼得和他母亲身旁重整旗鼓,包括罗多曼诺夫斯基家族(Rodomanovskys)、谢里梅德夫家族(Sheremetevs)和多尔戈鲁基家族,1696年伊凡五世去世,彼得成了沙皇。伊凡没有男性后嗣,但彼得在17岁与柳多西亚·卢普金娜(Evdokia Lopukhina)结婚后有了两个儿子。其中阿列克谢(Alexei)长大成人,成为彼得当政的大多数时候恒在的恼怒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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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利岑亲王对欧洲有着热切的赏识,对科学也有兴趣,他是俄国改革准备期的关键人物。他拥有钟表、西方肖像画和威尼斯餐具。他在莫斯科的宅子深受欧洲建筑的影响。9他本应是彼得的盟友而非敌人,但他因为怜悯心和失败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索菲亚试图策动又一场射手卫队暴动时,彼得粉碎了它——把索菲亚软禁在新圣女修道院(Novodivechy Convent),将谋反者或打烙印,或施以磔刑,或枭首,或绞死。普鲁士大使普林策(Printz)回忆说,沙皇下令把20位囚犯带到他面前。他喝了一小杯伏特加,便砍了其中一人的头。他又喝了一杯,再把另一个囚犯乱刀砍死,就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把这些叛徒都处理掉。然后他邀请魂飞魄散的大使跟他比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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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生活于莫斯科“德国人(3)郊区”(German Suburb)的外国人中,找到相当多跟他一样热衷于军事技术和船舶并且纵情酒色的人。首先是酒鬼、瑞士雇佣兵弗朗索瓦·勒福尔,他的年纪大约是彼得的两倍,身高则不相上下。勒福尔在住所持续地举办聚会,纵酒狂欢之徒“每次要被关在里面三天”。111692年,已婚的沙皇爱上了勒福尔的情妇安娜·蒙斯(Anna Mons)——一位德国葡萄酒商的活泼又嗜酒的女儿,她在此后11年里都是彼得的情妇。1698年秋季被带到俄国的意大利阉人歌手(castrato)菲利波·巴拉特里(Filippo Balatri)看到彼得在安娜的住处玩象棋,并被告知“当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想把沙皇留在宫里时,这里是能找到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地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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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早年热衷于在莫斯科附近的湖泊和河流上航船,这促使他旅行到了俄国北部白海(White Sea)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他在这里被有关荷兰人造船的故事所吸引。尽管在亚速海(Azov)有过成功对抗土耳其驻军的军事冒险,彼得知道他仍需要通过观察和效仿西方模式来提升俄国的海军实力。于是这个发育过度的男孩,这个有紧迫感的梦想家和深谋远虑的滑稽剧演员,巧妙地隐姓埋名前往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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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莫斯科有外国人在场,但彼得的使团对于外国的风尚和举止根本一无所知,这在他们一开始的行动中就显而易见。在寡居的汉诺威(Hanover)女选帝侯举办的一场舞会上,俄国人误把德国式紧身胸衣的鲸鱼骨当作肋骨,彼得亲口评论说“德国女士们有着过分坚硬的骨头”。13对于缺乏社交经验并且明显需要被引导以跟上时代的彼得来说,荷兰是个有益的目的地。荷兰人主宰着国际贸易,他们的航海专业知识和在海上的超凡技术也吸引着沙皇。身为海洋之主的荷兰也置身一场与海洋的战争中,海洋威胁着要将其部分领土从地面抹除。汹涌的洪水在整个17世纪早期频频来袭,而荷兰人现在擅长开凿运河、开闸泄水以及排水疏浚。说到造船,荷兰人的海上贸易在1625至1700年间如此兴隆,这个共和国每年建造400至500艘远洋船舶。14赞丹一地就以拥有50个船坞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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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抵达那个港口,就在林斯特·罗杰(Lynst Rogge)船厂注册并开始工作。然而由于他身高令人印象深刻并总是举止粗鲁,他的露面开始引起不必要的注意。一群又一群人开始追踪沙皇,他在驶往艾湾时,怒气冲冲地向一艘邮船的船长丢了两只瓶子,这位船长指点一群叽叽喳喳想刨根问底的女士密切靠近。赞丹的情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因此过了热火朝天的一周之后,彼得被迫逃往国际化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从1697年9月到1698年1月初,彼得都在东山(Ostenberg)的东印度船厂做工,15其他俄国学徒也分散在阿姆斯特丹周围,学习造船技艺的不同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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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的选址是野心与必要的结合,见证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住宅与商业地产沿着一个五条同心运河构成的系统而建造,运河之间由较狭窄的原生河道交错连通。彼得造访期间,阿姆斯特丹正处于其鼎盛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有着富丽堂皇的政府建筑和欣欣向荣的商业。城里的水道塞满小船、海船与住人的驳船。狭窄的街道是原材料与商品的货真价实的聚宝盆。彼得在新大桥(Nieuwe Brug)找到了书店、海图(sea charts)、六分仪和五金器件。沃默斯街(Warmoestraat)有外来纺织品、纽伦堡(Nuremberg)陶瓷、意大利珐琅陶器和代尔夫特(Delft)彩陶。但野心勃勃的年轻沙皇首先会发现,这座城市自身就是一个格外有启发性的范本,因为他也将在海上作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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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船坞延续着历史悠久的手艺之道,与此同时,这个国家也欣然接受最新的科学知识。仅阿姆斯特丹就以拥有大约百名印刷商和出版商为荣,也因此成为欧洲最重要的书籍制作中心。高等教育兴盛,对待学习的态度灵活,外加荷兰探险家和贸易者带来未曾见过的异域自然物种,造就了有利于科学研究的环境。橱窗中展示的奇巧之物,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彼得也是其一。沙皇结识了列文虎克(Anthonie van Leeuwenhoek),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布商,他的爱好是找出现象中隐藏的秘密。列文虎克是第一个借助显微镜观察细菌的人,他从自己的牙缝间取出食物加以检验,收集自己的排泄物进行研究,当他有几周忘记换袜子时,便记录他脚趾上真菌的寿命。他也检查自己的,是第一批描述这种“小动物”或曰精虫之活动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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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的解剖学家及尸体防腐专家弗里德里克·卢施(Frederik Ruysch)邀请彼得去他的解剖剧场,借着烛光和音乐伴奏,把“解剖学的启示”展示为一场流光溢彩的奇观。对去除内脏之举着迷的沙皇与卢施一样,对自然界的畸形产品格外感兴趣。他被卢施半个世纪里收集起来的2000件胚胎标本和解剖标本深深吸引,以致他最终于1717年以三万荷兰盾的价格买下这批藏品。18彼得如果没在船坞舞弄斧头,也没在男人们聚赌的荷兰“乐室”(musicos)喝酒,那么他就在忙着搜寻荷兰的最新发明和技术。他遇到了消防泵的发明者扬·范德海登(Jan van der Heyden),试图诱使海登去俄国帮忙,与莫斯科挤满木屋的小巷中频频爆燃的烈焰做斗争。沙皇开始对造纸、印刷、雕刻铜版、建筑及植物园感兴趣。荷兰共和国的现代性刺激了一位君王,他到了一定时候将与老路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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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乡间地势平坦、人民富态的国度。荷兰人同俄国人一样,胃口巨大。当时有位观察家将荷兰人描绘成“健壮肥硕的两条腿奶酪蛀虫”。他们有“这么多设法喝醉的规矩和礼节”,以致一顿正餐都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19相形之下,彼得自我标榜的“全发疯、全搞笑、全喝醉聚会”就沦落为混乱又粗野。据报告,沙皇一天喝30至40杯葡萄酒还依然清醒。有故事宣称,彼得刚步入少年时期,就在早餐时喝一品脱伏特加和一瓶雪莉酒,然后再喝大约八瓶葡萄酒,之后才出去玩耍20——虽说言过其实,但部分基于事实。莫斯科的宴会大约中午开始,持续到次日早晨。人们以伏特加打头,接着喝用大个杯子端上来的口感浓厚的葡萄酒和啤酒。席间有演说和祝酒,以喇叭吹奏或火炮鸣响通报其开始。宴饮期间若有人被讨厌,这些人就被罚喝大鹰(Great Eagle)——一个巨大的双耳杯,装满一升半伏特加——要求一口喝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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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Willian III)在乌德勒支(Utrecht)附近宴请彼得时,伦敦的《邮差报》(Post Boy)报道称,“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对这顿丰富的餐饮感到称心如意……欢欣鼓舞地再次邀请了自己”。21事实上,彼得的思想早已转向英格兰,他在那里的学习将是严肃的,行为则是骇人的。1698年1月7日,他登上“约克”号(Yorke)御轮——航程中坚决留在甲板上勇敢面对一场可怕的风暴——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去英格兰,他希望能在当地的伦敦池(Pool of London)(4)学习更多英国的科学造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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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阿姆斯特丹在1698年比较富裕,伦敦此时则比较大。尽管在彼得访问之前30年它才遭受了毁灭性的瘟疫与火灾,但这座首都现在以拥有近50万人口而自豪。英国首都借着火灾后的重建而经历了巨变,“马赛克式的”各居住区被融合为一个物理实体兼商业实体。伦敦正从中世纪木构建筑林立的拥挤空间转变为砖石结构的现代大都市。22大火灾的摧残为更宽敞的街道开路,重新调整这座城市布局的机会却大部分被浪费了,现代伦敦的创建是渐进的,而非革命性的。23建筑师尼古拉·霍克斯莫尔(Nicholas Hawksmoor)写道:我们拥有的不是“一座便利规整的建造良好的城市”,而是“由总在倒塌的肮脏腐烂的棚屋构成的喧嚣之地”,还有“淤塞的湖泊以及流经它们的积满臭烘烘污泥的小水沟”。241690年代,街道上挤满了乞丐,就连那些为了轻松愉快的休闲而布设的广场也招引来赌徒、流氓与窃贼。花了很多时间整顿自己在德特福德(Deptford)(5)塞斯庭(Sayes Court)的住宅与花园的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日记中对首都混乱的发展之路十分焦虑,他建议预留一条绿化带来隔离城市与那令人窒息的黑暗撒旦般的磨坊和工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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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重建时优先考虑的重点是教堂建筑,而非出于规划现代城市的实际策略——像为圣彼得堡、华盛顿特区制定的那种,或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为巴黎规划的那种。由此形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尖塔森林,与填满泰晤士河的商船桅杆构成的丛林交相辉映。高耸于大片教区教堂的是克里斯托弗·温恩(Christopher Wren)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没有证据表明彼得遇到过温恩,但沙皇于1698年4月初攀上大火灾纪念碑时,这位建筑师的作品在他脚下展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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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抵伦敦之时,英国王室出钱让彼得寄住在诺福克大街(Norfolk Street)21号,属于河岸街(Strand)南面优雅的新建房屋网。河岸街与舰队街(Fleet Street)、切普赛德街(Cheapside)及康希尔街(Cornhill)齐名,是伦敦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一条令路易十四(Louis XIV)时期的整个巴黎黯然失色的购物大街。所以彼得去购物了。彼得的突袭成为伦敦八卦报章的主题,其情形就如今天小报对明星放纵之举的大肆渲染。据河岸街一位制表匠约翰·卡特(John Carte)的消息,沙皇买了一座地理钟,此钟能给出世界各地的时间,还能标记日出和日落的不同时间。买钟花费60镑。彼得还花了50镑买下一块金表,250镑买医疗器械、望远镜、象限仪和指南针。27他买了一口英式棺材——惊异于这样一个容器能快速用木材板拼起来,而不是像俄国习俗那样辛苦地把整段树干挖空。28沙皇也花21镑买了一名黑人仆从,30镑买一个“女黑人”,附带购买了一先令一双的“给黑人的袜子18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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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时,彼得出席了音乐会和坦普尔区(Temple)的假面舞会——有一次扮成一个屠夫。29用水力工程师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话说,他也“被说动参加了一两回演出”,“他不太喜欢”。30不管怎么样,剧院有种彼得显然无法受用的东西。自1660年王政复辟以来,女人开始在伦敦的舞台上扮演女人的角色了,而彼得被年轻的勒蒂迪娅·克洛斯(Letitia Cross)所吸引,她最近因为扮演约翰·范布勒(John Vanbrugh)的《故态复萌》(The Relapse)中“顿伯里·克拉姆塞爵士(Sir Tunbelly Clumsey)的女儿……豪登小姐(Miss Hoyden)”而出名。她与沙皇的亲密度是臆想出来的事,哪怕彼得的仪器制造师安德烈·纳托夫(Andrei Nartov)声称,他的主人“因缅希科夫(Menshikov)——此人穷奢极欲,耽于声色——牵线而与一个叫克洛斯的女演员熟识,他在英格兰期间时常与她谈情说爱”。31出身低下的半文盲缅希科夫也具有彼得那种喝酒聚会的本事,他在普里奥布拉岑斯基团里靠打拼一路飞升,成为彼得的左右手。1698年,彼得开始逗留伦敦,同年一位俄国商人因暗示彼得把缅希科夫“像个那样”带上床而被逮捕。32约翰·佩里给这一指控提供了可能的证据,他描绘莫斯科的放荡时坚持说,“他们喝酒时极其沉迷其中的……可憎的罪”在俄国几乎不被认为是项罪行。33身着荷兰工人服装又极度缺乏礼节的粗犷彼得,所到之处都激起流言和愤怒。在诺福克街与威廉国王的一次会谈中,沙皇的宠物猴子突然跳向国王。拜访未来的英国女王安妮(Anne)时,彼得拒绝坐扶手椅,而是坐在公主脚下的一张凳子上。麦克莱斯菲尔德伯爵(Earl of Macclesfield)不期而访时,彼得突然从桌边站起来,跑上楼把自己锁在卧室里。34尽管表现得暴躁和不守规矩,彼得还是同意坐在伦勃朗(Rembrandt)的学生戈弗雷·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面前。这才有了一张活泼泼的军事指挥官的肖像,他的小脑袋有点不安地落在他庞大的身躯上,这幅肖像画现今挂在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的国王画廊(King’s Gallery)。与阿列克谢沙皇1670年代的画像相比,我们看到内勒是多么明确地把彼得塞进启蒙时代。阿列克谢被绘成戴着传统皇冠莫诺玛赫帽(Cap of Monomakh),而彼得被牢牢置于西方背景,配有貂皮、盔甲、古典家具和显赫的海军阵仗,这在1698年的俄国是彻头彻尾的幻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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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生变化了。彼得是被“皇家交通”号(Royal Transport)这份赠礼诱惑到英格兰的,这是英国海军第一艘装有纵帆的船。这是一份带红利的赠品——船的设计者卡马森(Carmarthen)海军上将36成为沙皇在伦敦的酒伴、向导和良师益友。在喝下大量雪莉酒的间隙,卡马森指导彼得如何遵循英国模式建立一支俄国海军。作为对获得俄国香烟专卖权的回报,卡马森上将也预支给彼得12 000英镑。37尽管有这笔横财,彼得的全体随员还是在酒馆、客栈和小旅馆赊账,而更糟的事就要来了。2月,彼得搬去泰晤士河南岸的德特福德,他租住的宏伟宅院旁边就矗立着皇家造船厂。这所住宅正好属于那位十分关切工业对伦敦之威胁的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租期成了这位房主的噩梦。入住者们在潮湿的床上留下尿臊味的呕吐物痕迹。随着严冬让位于温和的英格兰春天,进一步的破坏肆意蔓延到花园中。损坏清单中包括20幅精美绘画被撕,且画框破碎,地毯被油脂污损,油画被毁,椅子四分五裂,还有窗户破损。伊夫林的花床和草地保龄球场被蹂躏,菜园一片荒芜。他的仆人写信给主人描述“这所到处是人还无疑是下流之人的宅子”。一份政府调查与此意见一致,评论说“彼得的室内生活习惯和他的随从们……下流至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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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格林尼治(Greenwich)附近学习了航海基础课。在皇家天文台遇到了首席皇家天文学家约翰·弗莱姆斯蒂德(John Flamsteed)。他还访问了伍尔维奇(Woolwich)的兵工厂,与兵工厂厂主、罗姆尼公爵一世(First Earl of Romney)亨利·西尼(Henry Sidney)分享了他对焰火弹的兴趣。他数次游历造币厂,也参观了伦敦塔和皇家学会。39佩里记载,“国王很乐意派海军上将米切尔(Mitchell)随他下朴次茅斯(Portsmouth),让停在斯皮德黑德(Spithead)的舰队出海,以向他展示一场演习。”40彼得对模拟战中精妙高超的调兵遣将兴致勃勃,他在泰晤士河显然过得没这么好。在练习驾驶小快艇时撞上了炮舰萨拉曼德号(Salamander),而另一次,沙皇猛击一艘装有八架枪炮的快艇亨利埃塔号(Henriett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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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游历英格兰期间,莫斯科发生了冲突,且一场“对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大战”正在进行,这让英国人感到有些奇怪。事实上,“奇怪”似乎就能概括这个年轻巨人,他患有痉挛和癫痫,发作时脑袋冷不防地猛然扭向右肩。他看上去是一个在寻找秩序和精确的令人恼火的粗野灵魂。在内勒的描绘中,他穿着西方国王的装备,而一返回俄国,彼得就被呈现为装在他父亲模子里的统治者,头戴莫诺玛赫帽。然而在另一幅画像中,他被打扮成戴着罗马皇帝的月桂冠的形象。42这些形象的冲突——古风的俄国同启蒙的欧洲之间的拉扯,更别提还有一个庄严帝王的梦想——表明这位年轻沙皇头脑中存在某种混乱。彼得是个探险者,他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醉醺醺地晃荡期间,获得了充足的建筑灵感和工程技能后才返回故乡,并断定,在一块开垦出的沼泽地里建造一座梦想之城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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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1698年4月25日离开英国海域时,奥地利驻伦敦代表这样对他的政府汇报彼得访问:“他们说他打算用别国的风格教化自己的臣民。但从他在这里的行为看,除了把他的臣民变成水手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意图。他的交往对象几乎舍水手而无其他,走时就跟来时一样青涩。”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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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彼得提前返回俄国前夕,他还指示虐待成性又酗酒嗜醉的莫斯科总督费奥多·罗莫达诺夫斯基(Fyodor Romodanovsky),在惩处最近叛乱的射手卫队时不要留情。彼得到达之后亲自监督公开处决。然而,“文明的”外国访问者们描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应该不会令他们震惊,甚至都不会让他们惊讶。彼得从欧洲带回了科学思想与造船思想,也带回他亲身体验过的公开展示处决的西方传统——1697年12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的主要成员们曾邀请沙皇见证一次公开的烙刊、鞭笞、绞杀和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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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8年10月间,799名射手卫兵被处死。44普里奥布拉岑斯科盖了14间小屋,在里面用皮鞭或笞杖抽打叛乱分子,然后把他们丢在火上慢慢烤。奥地利公使馆的秘书约翰·科尔布(Johan Korb)观察到,“彼得亲自砍了五个头”,然后评论其他行刑者,说他们十分笨手笨脚,以至于斧头落到一个恶棍的背中央而不是脖子上。叛乱分子被“活生生地绑在轮子上”。“整个下午和接下来的夜里都是可怕的哀号”,直到他们结束了“极度痛苦中的悲惨生命”。科尔布回顾了整个刑罚的尺度后评论说,“考虑到沙皇陛下迄今每日都暴露于危险中”,处决很难被视为严刑峻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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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括号内正斜杠前为俄文原词,后为英文释意,下同。——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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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地通常叫沙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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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中出现的German,准确翻译应是“日耳曼人”,因为当时并无统一的德国,出现在俄国的日耳曼人有普鲁士人,也有其他日耳曼公国的人,但为了行文便捷,都译为“德国人”或“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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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泰晤士河从伦敦桥到莱姆豪斯(Limehouse)的一段,是泰晤士河的潮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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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位于伦敦东南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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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至年间应对疫病的财政措施及其演变

作者:马金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

疫病防治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卫生现象,更是关涉整个国民生存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疫病防治映射着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财政应急能力,反过来看,政府对财政政策与财政实践的安排,同样影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明末至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疫病高发期,也是在疫病防治特别是财政措施方面逐渐演变的时期。关注这一历史阶段重大卫生防疫事件中的财政举措,分析疫病冲击下的财政应对成效,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职能、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与演进产生一些新的思考。

明末至年间重大疫病的暴发及其影响

明末至年间,疫病发生的频率较此前明显增多,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据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后期至时期,376年间共发生485次瘟疫,平均疫病发生频率为1.29次/年。疫病影响范围之广,传染之快,破坏之大,难以尽述,其中以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康熙时期北部地区灾疫、清末东北三省鼠疫、1932年全国霍乱四次重大疫灾影响最甚。

这一时期,瘟疫种类增多,以鼠疫、霍乱在传染性和致死率上最为严重。鼠疫因其易感染、潜伏期短、死亡率高的特征,对民众生命、社会心理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极度恐慌,影响极为严重。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曾发生三次大规模鼠疫。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十六《祥异》)。此次鼠疫持续不断,及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再次大规模流行,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和山东诸省蔓延传播。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共发生疫病17次,“人被疾疫,死亡相继”(《清史稿》)。受制于北部地区尚不发达的医疗手段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疫病突发之暴烈,症状之奇特,死亡之快速,给民众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心理恐惧与社会恐慌。1910—1911年东北鼠疫,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统计,黑龙江省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死亡43972人。霍乱于道光元年前后自印度传入我国,在江南一带迅速扩散。1932年发生全国性霍乱,无论就影响区域还是死亡人数而言,都是时期最大的瘟疫。当时,疫情以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沿交通干线迅速蔓延全国。根据政府时期海港检疫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估计:1932年的霍乱侵入23个省,感染者达10万人以上,死亡约34000人。

大规模疫病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一方面,大量人口患病或死亡所造成的社会劳动力锐减,使“农田无人耕种,禾熟无人收割”(《湖北省志·卫生》),农耕与社会生产难以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同时,交通管制、患者隔离也使贸易往来与商业活动几乎陷入停滞。另一方面,疫病一旦流行,感染者便从社会的“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消费者”,国家在财政收入受损的基础上,还需花费大量财力和物力对疫病进行救治,面临财政和管理等方面的压力。

明末至年间重大疫病的财政应对措施

明末至年间,中国在数次重大疫病的冲击下,财政应对疫病的举措逐步完善和制度化。

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山西等地鼠疫严重,囿于王朝与国用不足,政府对公共卫生防疫的财政安排多表现为临时性财政救济政策。一方面削减非疫病救治的无关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提供大量银两赈济灾民,下拨防疫财政资金,用于医官选派、药材采买等医疗救治行为。同时,减免疫情所在地百姓的赋税,承担祭祀丧葬事宜,以缓解疫情之下百姓的生存困难。但由于政府缺少疫前防范的财政投入,医学与惠民药局常年经营不善几近废弃,疫时难以发挥效用。此外,中央财政赈济依旧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公共医疗救治服务供给不均。明末疫情防治始终处于被动,对万历崇祯年间山西鼠疫的紧急救援和财政应对,表现出危机之下的临时性、偶然性和不平衡性。

清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间,我国北部地区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疫病频发。清政府针对当地物资匮乏、医疗落后的状况,采取施医送药、赈济粮米、拨发钱款,蠲免赋税等举措,并常常延续至疫病之后,其目的是运用财政工具缓解疫区百姓生活困境。康熙十九年(1680年),派遣太医院医生“分治五城抱病饥民”,“速行设法赈济”(《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旱灾与瘟疫同时发生,“蠲免二年钱粮,并仍发谷仓赈济”(《浮山县志》)。康熙朝还采取了“贵农重储”“戒奢崇俭”等措施,积极建设地方仓储。地方仓储的整顿发展,一定程度上使地方防灾抗灾的能力相对增强,在赈灾备荒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进入晚清,日常救治设施逐渐增多,专门防疫的医药局出现,政府逐渐依靠稳定而灵活的方式(丝捐、铺捐等)筹措防疫资金。可见,清政府对灾疫防范及其财政建设已开始重视并逐渐发展,以税收为杠杆的财政防疫应急政策逐步发挥作用,社会保障与相应的防疫财政初步兴起。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东三省发生鼠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社会保障措施:发放棉衣、粮草等赈济物资以应民需;补贴银两、补偿疫区居民财产损失;降低水价,提供公共卫生用水,以避免因饮水不洁而致疫情加重。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东北地区的鼠疫困局,但也暴露了缺少防疫预算的国家财政在大疫面前应付不及的窘境。面对东三省急电中央的拨款请求,清政府不得不挪用外交财政预算以充防疫经费,继向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借款各50万两银元后,又商请向各国银行借债200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特设万国鼠疫研究会,出版了《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将中国防治鼠疫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公诸世界,为世界各国妥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实例。东三省鼠疫和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召开促成我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于1912年创办。清末政府综合运用财政应急工具,在实践中初步探索出疫病防治机制,财政作为防疫事业保障措施开始逐渐走向常态化。

时期,疫灾防治制度化建设逐渐加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署,是为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财政预算科设立防疫经费,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财政的应急经费来源,也为拨付核算提供了行政依托。1932年4月,一场全国性霍乱暴发,国民政府成立预防霍乱联合办事处,财政部作为协同部门负责统筹、调配抗疫所需的资金和物品。霍乱疫情沿铁路干线传播,全国海港防疫管理处立即令广州、厦门、青岛等各港口城市“遵照海港检疫章程,由检疫关实行检查”(《大公报》1932年6月13日)。在西方医疗卫生理念的影响下,卫生防疫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了疫苗接种、隔离室修建、卫生防疫宣传、医护人员津贴,以及清洁用水供给、消毒液喷洒、厕所改良等公共卫生服务。但受制于国势衰微、财政不足,霍乱防治诸项工作皆因设备、人力及经费有限而难达预期。社会救援作为政府财政的补充,参与到疫病的防治与救助,其中以公益组织、工商社团、社会名流贡献较为突出。1932年7月30日《申报》记载,上海吴醒亚等人筹设时疫医院,杜月笙创办高行时疫医院,对贫者均施义诊。新药同业公会于1934年扩充其主办的黄楚九医院,为贫民患者免费施医赠药。但社会救援力量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与经济约束,基本集中于长三角等经济发达、思想开放的富庶之地。限于财力或其他原因,免费接种疫苗只在一些大中城市开展。这一时期银行借款、增发外债也成为财政资金筹措的手段,社会力量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当然,因为当时动荡的时局诸因素影响,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十分有限。

总结与思考

每一次疫病的发生与救治,都是对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冲击与考验。明末至年间,我国在应对重大疫病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了一套国家主导的卫生防疫机制。财政在应对疫病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不同朝代实施了不同的财政应对措施。具体而言:其一,从明末的消极避疫到清初的积极防疫,再到时期的防疫制度化,从明末的临时性救治到晚清的日常性诊疗,政府财政举措的主动性逐渐加强;其二,从单纯的税收减免、府库拨款,到压缩政府支出、设立预算防疫经费再到借款举债、救援协助,卫生防疫财政收入的筹措手段更加多元;其三,从一城一地的公共物品提供与财政定向补贴,到参与国际交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卫生防疫财政支出的辐射范围有所扩展;其四,从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单一财政投入,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出资,卫生财政格局初具雏形;其五,近代财政应急制度呈现西方化与本土化融合态势,既受西方公共卫生思想传播的影响,亦有中国传统经验之传承。

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对于财政工具的充分挖掘与综合利用,使得应对疫病的公共卫生财政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回顾历次重大疫情防治经过,卫生防疫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诸多举措囿于体制滞后、经费不足及风俗落后,依然存在诸多局限与现实困境,最终导致应对疫情的效果有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20AJY018〕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05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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