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乙丑年是哪一年(民国乙丑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的)

公历换算：3步推算出任意年份的干支

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的大事件，使用的都是干支历法，如甲午海战、戊戌变法、辛丑条约等，就是直接使用当年的干支记录历史事件。以后，公元历法随着西方列强的枪炮闯入我国，近百年来，很多先进文化与公元历法融合，哪怕是有“千年虫”这样的重大弊病，也没有挪动公元历法的地位，老百姓使用了几千年的干支历法反而不被现代年轻人熟知了。

其实，与干支历法比较起来，公元历法并不够精确，最可笑的则是世界历史上的1582年10月5日-10月14日之间是空白的（中国历史并不是空白的），1582年10月4日是星期四，而1582年10月15日直接跳到了星期五，因为这个历法的弊病，被人为的在日历中删除十天（详情见本人撰写的另一关于公元历法的文章：一个让世界消失10天时间的人。）。干支历法是华夏一族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精确计算而制定的，但由于近代以来生产力的落后，以及现在应试教育一味学习西方的的弊端，年轻人会推算干支历的已不多见。为方便更多爱好者了解传统文化，我将干支历的推算法分两个篇章分享如下，本篇章着重讲解如何推算干支年份。

第一步：认识天干与地支。甲（jiǎ）、乙（yǐ）、丙（bǐng）、丁（dīng）、戊（wù）、己（jǐ）、庚（gēng）、辛（xīn）、壬（rén）、癸（guǐ），这十个汉字被称为天干。子(zǐ)、丑(chǒu)、寅(yín)、卯(mǎo)、辰(chén)、巳(sì)、午(wǔ)、未(wèi)、申(shēn)、酉(yǒu)、戌(xū)、亥(hài)，这十二个汉字被称为地支。

第二步：给天干排序推算年干。甲4、乙5、丙6、丁7、戊8、己9、庚0、辛1、壬2、癸3，年份的个位数是几，则对应的天干是什么.。如1982年个位数是2，则当年天干为壬；1357年个位数是7，则当年天干为丁……反之，如“甲午海战”历史年份，甲为天干对应数字4，可以知当年个位数为4，又如“戊戌变法”历史年份，戊为天干对应数字8，可以知当年个位为8，实际上是1894年“甲午海战”、1898年“戊戌变法”，“辛丑条约”、“辛亥革命”历史年份，辛为天干对应数字1，可知当年个位数为1，实际上分别是1901年、1911年。

戊戌变法1898

第三步：找出相应生肖对应地支。12地支对应12种生肖动物，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十二个地支是有顺序的，如1984年为子鼠，则1985年为丑牛、1986为寅虎，这一点是必须要记住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生肖，也就能找出相应地支。如1985年生人知道自己属生肖牛，则地支对应丑，2019年知道属猪，则地支对应亥。相近年份的容易找出地支，其实久远年份也能迅速找准地支。生肖地支的规律是12倍率，只要加减12的倍数（如24、36、60、600……等）就能对准生肖地支。如1985+24=2009，则2009年也是丑牛，2019-600=1419，则1419年也是亥猪年。

前面已经知个位数对应天干，则可知1985年天干是乙，2009年天干是己，1985年则是乙丑年，2009年则是己丑年，2019为己亥年，1419也是己亥年。还有一个小规律就是，相差为60及60整倍数的两个年份，天干地支是相同的。如1911年与1971都是辛亥年，1898年与1238都是戊戌年。

有的人就会问了，学会这个有什么用呢？在很多的古代书画作品中，都会有年份落款，一般都是以干支历留下印迹，只要懂得了推算干支年份，看落款就能推算出书画作品的年份了。如下图：

光绪丙申年可推算出为1896年

光绪年间是1875-1908年，2016年是丙申年，光绪年间的1896年与2016年相差120年，所以同样是丙申年，可推算出这画作于1896年。

辛德勇谈《罗氏墓志》的纪时①｜唐玄宗的年号

辛德勇

《龙门县令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全称《大唐故朝议郎行绛州龙门县令上护军元府君夫人罗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罗氏墓志》），是2020年夏天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在西安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发掘出土的。2020年11月13日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通过新闻媒体正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它的基本情况（《新京报》记者萧舒妍《颜真卿早年墓志真迹亮相，系首次经考古出土》）。由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特别发布这方墓志的着眼点是墓志上题署的“书人”（就是拿着毛笔最初写出石头碑志上刻出的字迹那个人）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以当即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一时间议论纷纷，世人关注的焦点，即墓志所书字体在颜真卿书法演变史上的地位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就《罗氏墓志》涉及的纪时方式和墓志书人等问题撰写长文，限于篇幅，编辑分篇处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内容围绕《罗氏墓志》涉及的纪时方式展开，述及墓志所书的“天宝”年号及此之前唐玄宗的几个年号问题。

我在这里所说的《罗氏墓志》所表述的纪时方式，有这样两条：一是“以天宝五载景戌律中姑洗日在胃建壬辰癸丑朔丁巳土满……遘疾薨于义宁里之私第”，一是“以天宝六载丁亥律应夹钟日在奎建癸卯丁未朔己酉土破迁合于元府君旧茔”，即前一条记述的是卒日，后一条记录的是葬日。

乍看这两条纪时文字的内容，很多人都可能一头雾水，搞不清这写的究竟是些什么鬼话；即使是看起来似乎很好懂的“天宝五载”“天宝六载”这两个年份，真要较真儿来，恐怕也没什么人能够说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着重向大家讲述这两条纪事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首先是因为它的纪时形式很特殊，其所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之多，即使是在唐人墓志当中也相当罕见，因而可以同时介绍很多相关的知识；其次也想一并探究这一纪时内容中的年号与天文历法意义上的年岁称谓问题，以期同大家一道，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的纪时形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里具体涉及的天文历法知识，让我把话说远一点，先从“天宝五载”和“天宝六载”这两个年份说起。

大家都知道，“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这似乎用不着在这里做什么特别的说明，但年号本是中国古代纪时制度中的一项核心内容，特别是“天宝五载”和“天宝六载”这两个表述年份的“载”字，还与人们熟知的“年”字不同，对它的由来更需要做出适当的阐释，而若是不对这个年号稍加解释，更是不易说清这个“载”字的来历。

事情稍显麻烦的是，若想说明白“天宝”这个年号，还需要从“开元”以至“先天”这两个更早的年号说起。我在这里只是想向大家讲述一些基础性的知识。

“先天”是唐玄宗的第一个年号。这“先天”俩字儿的寓意，我没有见过大唐王朝官方的说明，但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这一纪年形式时起，它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象征意义的符号；在一些特别时期，更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在位帝君的政治意图具有直接关联。审度唐玄宗所处的局面，“先天”这一年号就应该具有特别的政治意味——更准确地说是寄寓着李隆基攘夺权位的意图。

日本至今还沿用着年号，而且每个新年号一启用，同时也告诉子民这年号是怎么选的——也就是清楚说明新年号是出自什么经典，譬如刚刚行用的“令和”，出自日本经典《万叶集》。中国古代皇帝的年号，虽然大多没有做这样的说明，但日本的做法是跟中国学的，要找，也大多能够找到出处；至少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这样出自古代某一通行的经典。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周易》

按照我的推测，“先天”这个年号，应该是出自《易经》。《易·乾卦·文言》述云：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李唐在夺得天下后，指令孔颖达等人撰著的《周易正义》，以为这段话的旨意在于“明九五爻辞”（《周易正义》卷二），那么，所谓“九五爻辞”是什么呢？妙极了，是“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时期傅增湘影印宋刻单疏本《周易正义》

曹魏时人王弼注释这段爻辞的文义说：

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如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夫位以德兴，德以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覩，不亦宜乎？

孔颖达等在《周易正义》中先是针对《周易·乾卦》的“九五爻辞”解释说：

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德备天下，为万物所瞻覩，故天下利见此居王位之大人。

接下来，又针对《易·乾卦·文言》内容进一步阐释说：

此论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广言所合之事，“与天地合其德”者，庄氏云谓覆载也；“与日月合其明”者，谓照临也；“与四时合其序”者，若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类也；“与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祸淫也。“先天而天弗违”者，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周易正义》卷二）

罗罗嗦嗦地这么多话，归纳为实实在在的意旨，也就一句——该着某人抢先一步当皇帝了，这是天意！

我理解，这就是“先天”这个年号所体现的象征意义。那么，大家一定要问，皇帝本来就是个父业子承的世袭岗位，在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前，唐朝庙号睿宗的皇帝李旦，就是他的亲爹，那还煞有介事地弄这种德备天下、龙飞天上的景干啥？

爹确实是自己的爹，可他这个老爹活得好好的，直到四年之后的开元四年夏天才去世。其实正因为李隆基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位称帝的，所以才需要用“先天”这个年号来显示其即位做皇帝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李隆基登基上位成为李家天子的过程，并不那么顺畅平易，实际上是前后两次威力相加，连武抢，带文夺，好不容易才攘取的天下。

所谓武抢，是指他在景龙四年中宗李显去世之际利用禁军发动，杀死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和上官婉儿，把老爹李旦推上帝位；文夺，则是指李隆基在延和元年七月迫使乃父把帝位“内禅”给他，直接南面群臣做天子。

这武抢文夺的目的本来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就是抢夺下来天下自己做皇帝，先推上去老爹不过是一个过渡，做做样子而已。因为睿宗李旦是高宗和武则天的儿子，在武氏革唐建周之前还承继乃兄李显之后短暂做过几年名义上的皇帝，因而与明火执仗地抢龙椅坐相比，不如按照兄终弟及的套路先把老爹推到台面上去。那样的话，吃相太难看。

于是，李隆基便在武抢下来两年之后，紧跟着，来了一场文夺，逼迫睿宗以所谓“内禅”的形式，把帝位让给自己，而睿宗李旦自己则以“太上皇帝”的身份了其余生去了。对于他们李家来说，这已是成熟的套路，当年李世民就是这样逼迫高祖李渊“内禅”的。习惯成自然，臣民们看着也像模像样的。当然大家太习以为常了也会带来坏处，后来李隆基的宝贝儿子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如法炮制，让他这位玄宗皇帝也去品尝做“太上皇”的滋味，就让有苦说不出来了。

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难理解，《易经》中“先天而天弗违”云云这番话语，正可以给李隆基先于正常继位次序的抢班夺权行径披上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这样的推论，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禅让这种把戏，并不是他李隆基头一回玩儿，“内禅”是禅，“外禅”也是禅。东汉末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位”之际，司马懿等曾上书劝进，即有文曰：

殿下践阼，至德广被，格于上下，天人感应，符瑞并臻，考之旧史，未有若今日之盛。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羣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试看文中“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云云这些话，正是引述《易经》上述内容，两相印证，岂不信乎！岂不信乎！

“先天”这一年号如此，接下来的“开元”同样与时政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先天元年即位之后，并没有能够马上掌控全部朝政。原因，出在武则天的身上。简单地说，从武周宣布建立，一直持续到唐玄宗初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李氏居虚名而以武氏掌实权的“李武”，而这个“李武”的结束，是以太平公主的覆灭为标志的。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也是唐睿宗的妹妹，用现在的话讲，可以说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亲姑姑。在李隆基发动以清除韦后、安乐公主一派人物的行动中，太平公主与之结成同盟，助力殊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成功以后，太平公主便试图像武则天那样左右朝政，这实际上也就是继续延续“李武”。结果，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先天二年七月发兵，杀掉太平公主，这才彻底掌握全部朝政（黄永年《说李武》，文载作者文集《唐代史事考释》）。“李武”彻底覆灭，也就意味着重又光复李家天下。

如此看待这一段历史，会让我们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你开国，我复国，功业相侔，行为也就可以仿效。唐朝开国之初，在李渊治下，铸造了中国古代货币史上著名的“开元通宝”。这“开元”二字，显然是指大唐王朝开辟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这就如同汉武帝把自己定立的第一个年号名为“建元”。在这一背景下看待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开元”，其涵义也就一目了然了——即重开大唐新纪元。

唐“开元通宝”钱

若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玄宗改元“开元”的具体时间和在改元之前加上的“开元神武皇帝”这一尊号，就更能看出这次改元具有针对现实的迫切意义，从而也就能够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开元”年号这种特殊的政治寓意。

自从汉武帝创建年号纪年制度时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实行翌年改元法，即或新君登基即位始立自己的年号，或旧君改用新号，一般都是从下一年开始的时候启用这新的年号。我理解，这是本自儒门经学家“缘终始之义，一年不二君”的说法（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六文公九年）。其事实基础，是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实行的“君王在位年数纪年法”，即一位君王只有一个纪年序列，史书纪事，要把旧君的纪年持续到其去位这一年的年底，新君即使是在旧君去位这一年的年中已经即位，他的纪年也要从下一年开始数起。李唐王朝前期的太宗、高宗在改元贞观和永徽时就都是如此。只是在武后预政时期以至建周以后，亦即在所谓“李武”统治时期，才出于稳定政治局面的原因，常常不再遵循这一常规。

当初在逼迫老爹睿宗李旦退位的时候，李隆基就为了凸显自己的权位而在即位的八月当即改元为“先天”（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八月甲辰）。现在，唐玄宗在七月诛杀太平公主之后，本来已身在皇帝位上，可竟然急不可耐地连一个月都不能等了，连他自己也说是“未洎简辰练日”（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也就是顾不得甄选一个符合常规的黄道吉日了，就在先天二年年底的十二月初一，匆忙改元（《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这更显出他打出“开元”这一年号的迫切性。

唐玄宗诛除太平公主这个强劲对手之后，于八九月间紧锣密鼓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人事调动。接下来，便在十月癸卯，“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以军容不整，坐兵部尚书郭元振于纛下，将斩之。刘幽求、张说跪于马前谏曰：‘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乃流新州。斩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故也”。这“讲武”同现在所说的阅兵以至军事演习颇有些相像，而唐玄宗此番举动的目的，不过是“欲立威”而已（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玄宗先天二年），即刻意在军中立威，并用以震慑群臣。从另一角度看，这又同武王伐商之前观兵于盟津的做法有些相似，即一方面通过“毕立赏罚，以定其功”来整肃军队（《史记》卷四《周本纪》），同时也是用以检验自己在军中的权威和掌控军兵的能力。

通过此举慑服天下之后，接下来，在十一月，唐玄宗复“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所谓“尊号”跟帝王死去后由后嗣和臣子们议定的“谥号”不同，是他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冠加的美名——尽管在表面形式上是应从臣下的强烈请求才很不好意思地不得不戴到头上的大帽子。

先是厉兵秣马，耀武扬威；再继之以峨冠巍冕，驱使万民屈膝膜拜。一武一文，交替互用。至此，李隆基已经全面树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一片崭新的天地就在他的面前展开。现在再也不是什么先天、后天的事儿了，他就是万民头顶那一片唯一的青天，是他李隆基才使大唐又重获生机，因而他也就有资格以皇朝再造者的身份昭告天下——大唐王朝正告别武氏的荫翳而展开一个全新的纪元！

所谓“昭告天下”，兹事体大，往往需要神圣的权威和足以让天下匍匐的形式。现在我们大家做事儿，常常提到一句成语——尽人事，听天命。唐玄宗李隆基是堂堂天子，自然不会像平民一样束手无策，静待天命，他可以自己伸手去“领”。怎么办？这事儿简单得很，改用一个新的年号，重新领受一次想要的天命就是了。须知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纪年制度时起，年号就是天授君权的神圣象征，因而更易旧年号、启用新年号，乃意味着除旧布新，与民更始，再膺天命。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便以改行新元多形式，向天下子民宣示了他的这一心志：

朕闻……居天下之尊者☐大，体其大以照临；成天下之务者至公，顺其公以康济。故能稽昌历，考元符，通于神祇，格于上下。鸿名不可以深拒，盛典不可以固违，斯岂在予而狥于物也。朕以菲德，丕承圣训，扫除搀抢，保卫宗稷。内问安以承志，外听理以推诚。始自朝廷，纳之以轨物；加于蛮貊，洎之以声教。令跂行喙饮，含齿戴发，去其夭札，蠲其疵疠，每□兢于紫座，宁自贵于黄屋。而凡我群辟，顾斯兆庶，以为人谋协从，天意钦若。王者人所归也，帝者天之号也。归之者以德，号之者以功。然号以功成，则功不可以不表；归以德厚，则德不可以不励。朕猥属与能之运，遂忘冲让之私。……是用发挥景命，受兹礼册。（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开元元年大赦天下制》）

文绉绉地讲了这么大一篇话，简单概括一下，就是他李隆基的丰功厚德，不可不表，故需要施以盛典来为其播扬鸿名，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改用“开元”这个业已冠加在他头上的美号来做新的年号——这样就能彰显出他的旷世伟业了。

我们虽然在上述唐玄宗改元“开元”的诏书里没有看到他直接表述“开元”这一年号的政治寓意，但此前在武则天改元“载初”的诏书里却清楚写有“开元配永，肇自阳来之旦”这样的话（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敕》）。须知武则天正式宣布革唐建周虽然是在改元“载初”十一个月后（与此同时改元“天授”），但载初改元并不仅仅是改元而已，还改易了岁首，即依从所谓周制改建寅为建子，以当时行用的“永昌元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改旧正月为一月”（《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这实质上是更具有神圣意义的国家根本制度大变革，亦即改易李家正朔为武氏正朔，其象征意义，乃“若云天时之改耳”（清·凌曙《春秋公羊礼疏》卷一一哀公十四年）。武则天是通过载初改元来“表明轨物，以章灵命之符”（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敕》），亦即昭告天下，武氏行将正式取代李氏，兴周废唐，这同样是在开辟一个新的纪元。结合这一史事来分析唐玄宗开元改元多实际意义，可谓前行后效，如出一辙，因而我也就更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

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问，这么好的年号，就一直用下去不是很好么？怎么后来又改成了我们在这方《罗氏墓志》里看到的“天宝”这一年号了呢？

这需要让我们再放开一些眼光，看一看年号的更改在历史上主要发挥的是哪些作用——当然我在这里谈的是同一君主在位期间改易年号的做法。

汉武帝创制年号纪年制度之前，一直实行所谓“君王在位年数纪年法”。采用这种纪年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位君王只有一个纪年序列，年数由小到大一直顺序排列下去，这可以概括为“有年数而无年号”（《宋书》卷一四《礼志》一），亦可谓“一以贯之”。但一个在位的君王改变正在行用的纪元而改行新的纪元，是早在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就出现过的情况。最开始出现的对这种一般性规则的改变，是同唐玄宗开元改元一样的政治原因，即魏惠王和秦惠文王因改侯称王而更改现行的“侯年”成为“王年”，以示业已成王成霸（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上篇《重说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因而这种改元的缘由，可以概括为政治原因，或者说是为了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改元。

同样，也是在年号纪年制度创立之前，我们就看到了在位君王改行新元的另外一项比较普遍的原因——即为君王个人祈福延寿。这一点，从秦始皇创立皇帝治国制度之后第一位于在位期间改行新元的皇帝、即汉文帝另启新元的目的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汉文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主延寿”（《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当然，圣寿无疆，皇图永固，本是家天下时代护持江山社稷安稳的重要保障，君王的人事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大事，甚至是比什么都更重要的头等大事。

关于这次改元的前因后缘，比较全面、也比较系统的记载，见于《旧唐书·礼仪志》：

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案《旧唐书·玄宗纪》载同事作“丁丑”，是月癸未朔，无丁丑日，《旧唐书·玄宗纪》讹），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至闰四月，玄宗梦京师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于盩厔楼观之间。（《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

这“玄元皇帝”乃是“太上玄元皇帝”的略称，是唐高宗在乾封元年二月给老子尊加的名号（《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盖李氏皇族一向奉老子为始祖，故有此称谓。不过李唐王朝对老子的制度化尊崇应该是从高宗时期开始发起而在玄宗时期达到兴盛的（宋·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例如科举考试“加试贡士《老子》策”，即以《老子》入试，就是从高宗永徽二年开始的（《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现在，唐玄宗在高宗皇帝的基础上，又是在各地普遍立庙设学，又是以《道德经》等道经开科选士，显然是要大幅度提高对道教的尊崇。日有所思，才能夜有所梦，而且梦境比现实往往会更超前一些，唐玄宗一下子竟然梦到了道教至高神天尊的神像，离得还不太远，就在国都长安城南的终南山脚下。派人一找，证明梦还很准，一下子就在终南山脚下的“盩厔楼观之间”地带找到了。

不过对这次求得“天尊之像”的具体时间和过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要比《旧唐书·礼仪志》更准确、也更具体一些：

（开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子，……上梦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楼观山间。夏，闰四月，迎置兴庆宫。五月，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在这一年五月，为老子神像的降临，唐玄宗还另外发有制书，部署相关事宜：

顷因假寐，忽梦真容。既觉之后，昭然以睹，瞻奉踰时，殊相自然，与梦相协。谓密降仙府，永镇人寰。告我以无疆之休，德音在听；表我以非常之庆，灵贶有期。乃昊穹幽赞，宗社储祉，岂朕虚薄，能致兹事？若使寝☐，乃乖祗敬。宜令所司，即写真容，分送诸道采访使，令当道州转送开元观安置。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仪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设斋行道，仍各赐钱用充斋庆之费。自今以后，常令讲习道经，以畅微旨。所置道学，须倍加敦劝，使有成益。是知真理深远，弘之在人；不有激扬，何以励俗？诸色人有能明《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长官访择，具以名闻。朕当亲试，别加甄奖。（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玄元皇帝临降制》）

上述三处记载相互结合，可以进一步明确如下两点：第一，《旧唐书·礼仪志》所谓“天尊”像，实际上指的就是老子的像；第二，《旧唐书·礼仪志》记述的时间，应该是朝廷把这尊神像迎入兴庆宫的时间，这样理解，《旧唐书·礼仪志》和《资治通鉴》的记载也就不存在矛盾了。需要指出的是，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为初七，庚子为十八这一天，那么，老子托梦给唐玄宗，距离唐玄宗宣布立庙设学并开科选士以尊崇道教，前后不过十一天时间，从而也就更容易看清这两件事情之间的内在联系。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就在第二年大年初一这一天，颁布诏书，宣告改元：

时令赞发生之德，灵符叶纪年之称。考彼前载，斯为大猷。惟烈祖玄元皇帝，天宝锡庆，象帝之先。垂裕后人，重光五圣。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思弘善贷，用广滋育。尊道宝而建元，锡玄风于不宰，……改开元三十年为天宝元年。（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天宝赦》）

结合《旧唐书·礼仪志》的记载，不难理解，这里所说的“天宝”和“道宝”，指的都是刚刚得到的老子神像，这尊老子神像，就是唐玄宗改元天宝的直接原因，或者说是形式上的原因。

唐玄宗刚刚发起尊崇道教的造神运动，就梦到了这样的奇迹，而且还真找到了这梦境中的景象！这实在是太过神奇了，神奇得无法让人相信这会是自然发生的事情——这事儿只有刻意“创造”才能造得出来！

道理很简单，唐玄宗喜好这个，下边的人就曲意迎合上意来讨好他。李隆基整天琢磨这道教的事儿，走火入魔，见神见鬼地晚上梦到些什么并不足为怪，即宋人范祖禹所说“人之有梦也，盖亦诚之形而心之神也”（[宋]范祖禹《唐鉴》卷五），但下边的人竟然在梦境中的地方找到这座天尊神像，这当然是有人装神弄鬼制作的假象。

关于唐玄宗在开元天宝之际崇信道教的情况，协助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范祖禹曾做过很好的论述。

按照范祖禹的论述，第一，唐玄宗搞这一套，是因为“开元之末，明皇怠于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自是以后，言祥瑞者众而迂怪之语日闻，謟谀成风，奸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乱矣”。第二，“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盖度其可为而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赏以劝之，则小人孰不欲为奸罔哉”（宋·范祖禹《唐鉴》卷五）！

当然，在这样的风气下，尊崇道教的行为，搞得也越来越盛，在《旧唐书·礼仪志》里就对唐玄宗接下来的崇道行为有比较完备的记载。跟我们谈论的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下面这条纪事：

天宝元年正月癸丑，陈王府参军田同秀称于京永昌街空中见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圣寿无疆”之言传于玄宗。（《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志》四）

唐玄宗惑于方士之言而求仙自然是想要长生不老，天宝刚刚改元这位田同秀参军编造的老子传言，更清楚点出了“圣寿无疆”这个主题——其实唐玄宗在那篇迎接老子神像降临的制书里所说“告我以无疆之休”的“德音”，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可见唐玄宗改元“天宝”，同当年汉文帝为企求“人主延寿”而改行新元的目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须知这位田同秀参军鼓捣出来的花样，还不止于此，他在老子“天尊”神像之外，还另外一件宝贝：

天宝元年正月七日（德勇案：癸丑为初七），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凤门之通衢，告赐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故关令尹喜台西得之。于是置玄元皇帝庙于大宁坊西南角，东都置于积善坊临淄旧邸。庙初成，命工人于太白山砥石为玄元皇帝圣容，又采白石为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皇帝之右，衣以王者衮冕之服。（宋·王溥《唐会要》卷五〇《尊崇道教》）

这丹凤门是唐长安大明宫前面的正门，《旧唐书·礼仪志》所说“永昌街”就是永昌坊东侧正对着丹凤门那条大街，也就是所谓“丹凤门之通衢”（[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所以二者所说是同一回事儿，只是《唐会要》的记载与之略有参差且更为周详一些。由于函谷关旁所谓“尹喜之故宅”是在桃林县，朝廷又为此“改桃林为灵宝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南道陕州），还整出一首《得宝歌》弄一帮子妇人来献唱，“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附案：《旧唐书·韦坚传》误系桃林得宝事于开元二十九年，很容易给人以缘此始改元“天宝”的错误印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命人雕出自己的白石人像，侍立于老子像旁，这也就更进一步彰显了其得道成仙的欲望与天宝改元的根本缘由。清人王夫之尝谓“唐政之不终者凡三：贞观也，开元也，元和也，而天宝与开元，其治乱相差为尤悬绝”（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二），从这样的大局着眼，唐玄宗天宝改元，也可以说是其心态、行为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对朝政的影响相当重大。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张艳

邓云乡 ‖ 三十年代北平艺苑名录

三十年代中文化古城的诸般艺事，都拥有大批全国第一流名家；约略分之，为书画、篆刻、戏剧、音乐等等。

先说书画家，不妨先开一个名单：

书家兼篆刻家：王宗周，字少逸，江淮人；孔宪成，安徽人；申圣羽，察哈尔人；白鹤亭，河北人：沈枢，字凤翔；宋维宝，字楚卿；李作宾，字邃庐；邵章，字伯裘，浙江人：夏清贻，字颂莱，江苏人，工篆书；周振湘，字咨度，工隶书；马向之，别号犹龙，工行书；曹渡，宇养舟，工十七帖；许思照，浙江人；蒋世贤，精研（灵飞经）；毕大昌，安徽人；汤尔和；冯恕，字公度，河北人；强运开，字梦渔，江苏人，研究金石篆刻；杨钊，字沽忱，号绍周；叶芳，字培之，湖南人；张伯英，工行楷；张鼎，字龥生，湖北江夏人；张春斗，字文辰，又号薇辰，河南孟县人；寿鑈，字石工，精行楷篆刻治印；翟士林，字海帆，工古宋体；谢霈，字霖甫，工榜书：韩毅，字子忠；魏瑾，字旭东，河北东光人；罗惇㬊，字复堪，工章草。

此名单据一九三六年实报马芷庠所编《北平旅游指南》转录，实际书家尚不止此数，如刘春霖、潘龄皋、张海若、傅增湘、萧方骏、萧方骐这些人尚不在内，因为这些人都是琉璃厂在各大南纸店订了润格，挂了笔单卖字的。而以上所录名单中并没有，可见当时卖字、卖画人之多。这中间不乏清代的遗老和做过大官的名家，当时做过大总统的徐世昌、署款水竹村人也有笔单卖字，不过当时人住在天津。而名单中的汤尔和，那更是辛亥以来北京教育界的名人，而且北洋时做过总长，沦陷之后，又做了汉奸，伪教育总署瞥办。

当时的画家更多，前书名单所录，近九十家，著名的张爰（大千）、齐璜（白石）、溥心畲、陈半丁、徐燕荪、杨云史、萧谦中、林实馨、方鬘云、徐北汀、王雪涛等位，这些大画家都在名单中。妙的是第一名是王羽仪老先生，注云：“字雨籍，浙江人，工花卉，秀逸直追华新罗、李复堂，亦长山水，善笔拓。”而王老现在还健在。他当时已是名画家，鲁迅先生编《北平笺谱》，最后一幅大红五彩公鸡，就是他的作品。他后来弃丹青，而改学铁道工程，留学美国，得了学位，成为铁道专家。长期在中国铁道科学院任研究员。十几年前，以古稀高龄，又重拿画笔，画出了巨型《燕京风俗》画册。是文化古城画苑群彦中硕果仅存者了。

画家、书家的笔单现知者已少，现各录一则于后，以保存文化古城史乘的一鳞半爪：

邗上张赓伯先生花鸟画润：

整纸堂幅：八尺卅二元、六尺二十四元、五尺二十元、四尺十六元、三尺十二元、二尺八元。

对开屏条照堂幅减半，横画照手卷例，册页手卷每方四元、扇面四元、油绢劣纸不应、点景对临加倍（磁青泥金均请面议），润资先惠、随封加一。乙丑腊月望八十翁樊增祥代订。

乙丑是十四年，公元一九二五年，当时小画家的笔单都是请名人出面代订的。这个樊山老人代他订的润格在当时是便宜的，一直使用到三十年代后期。画扇面四元，比当时刘春霖的字价，每个扇面八元，还要便宜一半。一般同样身份的画比字贵，当时最有名的画家润格一尺都在二十元左右。

另一个润格例子是李释堪的。释堪名宣倜，福建人，是比较出名的，其润例云：

纸用重玉版宜 尺度依市尺计算

榜书：每字尺内六十元、尺外至二尺一百元……扇面：骑行六十元、逐行一百元，精楷加倍，金扇加半。寿屏每幅一百六十元、六行以上加半。碑志：寸楷每百字二百元。劣纸不书，劣文不书，墨费一成，润资先惠。

这个润例前注云：“癸未春重订。”癸未是一九四三年，已是沦陷时期，伪币贬值之后的价格了。

艺苑的内涵，除去书坛、画坛而外，还有音乐、戏剧等等，当时京戏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连清末供奉过内廷的王瑶卿、杨小楼等人都还健在，真可以说是人材济济了。另外还有话剧中国旅行剧团，京剧理论家齐如山，新戏剧家余上沅、熊佛西、陈绵等人，也是一时之盛。但我不懂戏，因此在后面短文中，谈到的较少，未免有些欠缺了。

作者简介：邓云乡，学名邓云骧（1924.8.28--1999.2.9）山西省灵丘东河南镇人。上海红学界元老，与魏绍昌、徐恭时、徐扶明并称上海红学四老。青少年时期，先后在北京西城中学、师范大学和私立中国大学求学。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山西大同中学，天津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工作。1953年10月起，先后在苏州电校与南京电校教书。1956年1月在上海电力学院教书，至1993年退休。

三年走遍德化山野溪涧 古稀老人与廊桥结下不解之缘

张英主时不时回登龙桥看一看，这座石木结构的廊桥已成为县级文物。

电影《廊桥遗梦》曾风靡全世界，片中的廊桥曼迪逊桥成了电影主人公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的情感纽带。德化也有众多廊桥，虽然多数为外界所不知，但对当地人张英主来说，这些遍布山野溪涧的廊桥是他心中的“宝”，为此他花三年时间，骑着摩托车载着老伴走遍各处，为57座廊桥拍照，探究背后故事，查找史实，并将其编纂成一本图文并茂的画册《德化廊桥》，成为当地的佳话。□泉州晚报记者 黄墩良 文/图

张英主对每座廊桥都会仔细研究

老年人要做点事

“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儿女们都已长大了，我们也老了，烦心事也少了。忽感时光不再，我们老年人要做点事，留点什么给德化这座生养我的千年古县呢？”说起编纂《德化廊桥》画册的初衷，张英主近日在德化家中接受采访时，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几度。

多年前，张英主参与编写当地的《丁村志》，其任务是搜集编写人物、宗教、风俗、交通、农村改革前后变化的材料。在搜集过程中，他突然冒出个想法，把德化县境内廊桥搜集编纂成册，以供本地人了解家乡。

说干就干，从2018年开始，他走上寻找廊桥踪迹之路，当时他已经68岁。德化县辖10多个乡镇，有的乡镇离县城近百公里，这对不会开车的张英主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只能骑着摩托车跑遍德化的山山水水。儿女们担心路途遥远不安全，劝他放弃，但当过兵的他有一股犟脾气，认定正确的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干下去。

最后，儿女们只好让步，让他载着老伴一起下乡，好有个照应。

认真找廊桥被“嫌弃”

“其实，刚开始，有几个老友陪我到乡下找廊桥，后来他们都‘嫌弃’我了。”老张笑着说，“因为我找廊桥不是‘到此一游’，不仅要拍照，还要找当地人了解廊桥的历史故事，并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就要花费很多时间。”

因此，接下来寻廊桥的路上，老伴成了他最坚定的拥趸。早上7点，夫妻俩早早吃完饭，带上牛奶、面包等食物，骑上加满油的摩托车从家里出发。有时直到晚上才能回程，饿了就吃随身携带的食物，偶尔也会碰到热心的村民，邀请他们到家里吃个便饭。

这几十座廊桥中，离县城最远的是位于水口镇淳湖村的湖山桥亭。该村地处德化杨梅、三明尤溪、福州永泰三县交界处，距离德化县城90多公里。骑着摩托车，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到达。

长年累月的骑车下乡跑山路，即便张英主小心翼翼，还是难免发生意外。有次途中，一辆小车突然横冲出来，他眼疾手快急刹车，并用一只脚撑地，“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老伴摔倒。”以为没事的他，到了次日才发现脚肿了，疼得不能走路，休息了2个多月才恢复。伤好后，他又出发了。

展现古人的智慧与精神

“登龙桥从宋代造桥到清顺治初年所有修葺都无记载，顺治十四年到乾隆九年记载修复重建五次，乾隆三十九年到乙丑年重建达七次之多。从这些修桥历史可以看出，德化人民为改变交通困境，敢于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在一次次重建修桥中，也体现了古人不断改进造桥技术，从而保留下来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实属难能可贵。”走在登龙桥上，张英主向记者介绍该桥的历史，“如今登龙桥成为县级文物，当之无愧。”

尽量还原这些廊桥的史实，是张英主的一大心愿。不过，不少廊桥建在乡野之间，少有文字记载，为此，他尽量找廊桥所在地的知情人士了解情况。如今，很多村民入城居住，为了搜集廊桥资料，他有时得跑好几趟，费尽周折才找到熟悉廊桥的老人。他一字字记录下来，多方求证，并与《县志》等对照甄别，确保资料最接近史实。

经过三年的坚持，张英主拍下了57座廊桥图片，并将记录搜集的相关资料一字一句录入电脑，最后请人排版设计成画册。

看着散发着墨香的画册，老张开心地介绍道，自唐五代至今，德化全县建造并保留的新旧廊桥有50多座（部分廊桥遭洪水冲毁后复建时只建桥，无复架廊屋，如云龙桥、龙津桥、信笅（jiǎo）桥、蕉溪桥、下仓桥、通丁桥、岭脚西城桥等），这些廊桥各有特色，是研究不同时期桥梁建筑的有用资料。从各座廊桥的建造史中，能了解德化人民千年来为改变交通状况的付出与努力，看到德化民间能工巧匠的技艺与智慧。

来源：泉州通客户端

北京的大西山，藏着这些存世千年的“树妖”

古时候，作为太行山余脉的大西山，曾经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深山区的白桦林、橡树林、火杨林、落叶松林遮天蔽日，浅山区的杨树林、槐树林、松树林、柏树林一望无际，而珍贵茂盛的青檀林，更是华北地区的一大奇观。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蒙元王朝，大西山遭到了空前的浩劫。正如《西山流筏图》所描绘的那样，山林被大面积砍伐后扎成筏子，顺着永定河自西向东漂流，用作大都城的建筑材料。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大规模修建北京城及皇家陵园，大西山仍未逃脱乱砍滥伐的厄运。

尽管如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依然使不少参天大树存活至今，并成为大西山亮丽的风景。游走于大西山，那些饱经风霜的古树名木每每使我心旷神怡。那么，古树名木是如何界定的呢？根据有关规定，树龄不足百年的为“老树”，百年以上为“古树”，而古树又分为三个等级，树龄100年至299年为三级，树龄300年至499年为二级，树龄500年以上为一级。与“古树”不同的是，“名木”不受树龄限制，亦不分级，是指那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念意义的树木。

大西山的杏花风车节 阎彤/北晚新视觉供图

依据上述标准，如今的大西山仍然生长着大量古树名木。譬如，檀峪村的古青檀、西峰寺的银杏王、潭柘寺的帝王树、戒台寺的十大名松、黄岭西的栾树王、燕家台的核桃王、田庄村的茶树王、龙泉雾的龙柏和虎柏、灵水村的柏抱桑和柏抱榆等，不一而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甚至是千年古树。

远观古青檀，宛如绿色城堡

檀峪村因一株青檀树而得名，又因这株青檀树而闻名。据《北京古树名木志》记载，这株枝叶婆娑的青檀在京北的山野间已经存活三千年，是北京地区树龄最长的古树，堪称北京树王。我在檀峪村北边看到这棵青檀的时候，裸露的根与山石纠缠在一起，巨大的树冠遮天蔽日，宛如一座绿色城堡。

古青檀宛如一座绿色城堡

古青檀

在老青檀树旁边，还有几棵小青檀树，那是老青檀树的种子落下后，从石缝里生长出来的，如今也已经数百岁了。老青檀树和它的子孙们盘根错节，枝桠呈抛物线向下弯曲，直到地面，从而围出了一个绿意盎然的空间。或许是出于保护的考虑，村民们在古檀家族生长的龙凤山脚下修筑了台地，并且在台地周围安装了铁栅栏。栅栏门朝南，对着檀峪村的一条街。村民们闲暇时，从那条街走出来，经过栅栏门，就进入了古檀的绿色城堡。宽敞的城堡内有石桌和石凳，坐在那里下棋、打牌，或者喝茶谈天，何等惬意。

三棵小青檀树

作为列入《中国稀有濒危植物名录》的高大乔木，青檀在北方并不多见，因为它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很高，生长的山体为含钙量47%至50%的石灰岩，周围土壤又要松软湿润，最好有清澈的山溪环绕。檀峪村旁边的山谷早已干涸，这株古青檀竟然在干旱的山脚下不屈不挠地生存了三千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林业大学师生曾到檀峪村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古时候，这一带山泉随处可见，山谷里流水潺潺，龙凤山上漫山遍野都是青檀树。但后来，随着气候变化，山野间淙淙的溪水声消失了，大片大片的青檀树也没了踪影，惟有檀峪村北面这棵青檀幸存下来，历经三千年风雨洗礼，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古青檀见证了北京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被村民们称为神树。

“还有两棵神树，在南边的王庄子。”一位村民兴致勃勃地告诉我，“那是两棵酸枣树，又高又粗，两个人抱不过来，树龄也有上千年了。结的酸枣又大又甜，比山上的酸枣味道好。”哦，是吗？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木本植物，很难长成大树的，一般长到手腕那么粗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干枯了，然后从根部长出新芽。京郊向阳的山坡上，到处是丛生的酸枣棵子，它们的枝条长得很快，但主干长得很慢，因为木质坚硬，被称为铁树。高大的铁树极其罕见。不远处的王庄子居然生长着两棵高大的铁树，这是古青檀之外的又一奇迹。那位村民将这种奇迹归结为风水，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一带风水好，所以古树能够惊人地长寿。

檀峪村村民常到古青檀下闲坐，或许正是为了在山风与枝叶的耳语中领悟大自然的秘密，从而实现生活的风调雨顺与内心的宁静安详。从绿荫城堡向后山走，是一条青砖铺砌的小路，途中有一座造型简捷的牌坊，上书“清檀寺”。青檀的“青”字加了三点水，表明这是一个清静的地方。拐过一道弯，便是这座清静的小庙。庙内只有两座殿堂，一座是观音殿，一座是三圣殿，殿前的香炉里香烟袅袅，贡桌上摆放着贡品。所谓殿堂不过是两间普通民房，如果不是门楣上的牌匾以及香炉和贡品，这座朴素而简陋的小庙与农家院落并无二致。我站在一棵松树下发呆的时候，小庙里只有我一个人，松枝在幽幽的佛乐声中轻轻摇曳。蓦地，想起《小石潭记》中的句子——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柳宗元离开了小石潭，我离开了清檀寺。

回到青檀的城堡，我望着凹凸不平的树干和光洁的树皮出神。青檀树又名掉皮榆，片状剥落的灰色树皮成全了文房四宝中的宣纸。相传，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去世后，他的弟子极度哀伤。日思夜想中，产生了一个愿望——用一张洁白的纸为师傅画像，一则寄托自己的哀思，二则让世世代代造纸人记住祖师的模样。给师傅画像的这种纸既要不变色，又要能够长期保存。为此，跋山涉水，在崇山峻岭间寻找制造这种纸张的原料。有一天，他看到一棵倒伏于溪水中的青檀树，由于长期浸泡，树皮已经腐烂发白，露出一缕缕修长洁净的纤维。于是，试着以其造纸，经过反复实验，终于造出了梦寐以求的纸张，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宣纸。宣纸中有一种“四尺丹”，就是为纪念而命名的。

古时候的龙凤山生长着大片大片青檀树，制造宣纸的原料充足。而且，清泉常流，水质清冽，刚好符合宣纸生产对水源的要求。于是，我问一位村民，当年是在这里发明的宣纸吗？村民笑而不答。不管怎样，自从青檀的茎皮、枝皮纤维成了制造宣纸的优质原料，它便与宣纸结下了不解之缘。唯其如此，风姿绰约的青檀树有了别样的文化韵味。

青檀城堡的那扇栅栏门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从不关闭，更不上锁。一位村民对我说，不能把来看古树的游客拒之门外。他说这话时，脸上的神情极其真诚。栅栏门外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老青檀树的详细资料：地径三米，高六米，冠幅东西九米、南北十米。假如再加上那几棵小青檀树呢？小青檀树与老青檀树，不论下面的根，还是上面的枝叶，全都纠结在一起。也许是无法测量，石碑上没有写，只说远远望去宛如巨型盆景。“盆景”这个字眼儿装饰性太强，用来形容青檀家族似乎有点儿亵渎的意味。无论外观，还是栅栏门里面的世界，我都觉得那是一座城堡，而且是一座隐藏了无数故事的城堡。

形成于明朝末年的檀峪村只有几百年历史，无法与古青檀的树龄相比。麦家在给远在费城的儿子写信时感叹：“地球很大，我们太小了。”这是就空间概念而言。假如从时间上说，树的生命太长，而人的生命太短了。古青檀在龙凤山下站立了三千年，人对它的了解很少。人固然无法与一座山相比，与一棵树也比不上。树的故事，风懂得，人又听懂了多少？

银杏王树龄1800年

我的笔记本里夹着一枚扇形的叶子，那是从西峰寺“银杏王”树下拾来的。古意盎然的银杏叶，每每使我浮想联翩。

银杏王

银杏与松、柏、槐并称中国四大长寿树种，而银杏的长寿尤其值得称道。这个出现于3.45亿年前石炭纪的物种，曾广泛分布于北半球。大约50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使地球骤然变冷，欧洲、北美及亚洲其他地区的银杏类植物基本灭绝，唯有中国的银杏树奇迹般存活下来。为此，科学家们将其称为“活化石”。据考察，当今的银杏树中，最古老的一棵在贵州福泉，树龄5000年至6000年，高50米，胸径5米，合抱需要13人。因为出类拔萃，卓尔不群，被载入了上海吉尼斯纪录。

高大粗壮的银杏树，无论盛夏的郁郁葱葱，还是深秋的璀璨金黄，都给人一种华贵优雅之感。假如微缩成粗干、曲枝、露根的室内盆景，那优美奇特的造型又显露出苍劲古朴的风韵。

作为佛门圣树，古银杏多见于寺庙。在大西山一带，潭柘寺镇的北寺小学、永定镇的上岸小学、龙泉镇的龙泉雾小学、斋堂镇的军响小学和灵水小学，其校址原来都是寺庙，如今，庙宇已不复存在，唯有古老的银杏树见证着世事变迁。

大西山最古老的寺庙是潭柘寺，最古老的银杏树是西峰寺的“银杏王”。俗语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的历史固然比北京城悠久，而与西峰寺的“银杏王”相比，却稍逊一筹。作为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的第一座寺庙，潭柘寺始建于西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距今1700多年，而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京西揽胜》记载，种植于东汉时期的“银杏王”，树龄1800多年。这就是说，“银杏王”的历史至少比潭柘寺早100年。

我去西峰寺寻访这株古银杏时，车载导航把我带到了一片被铁板围起的施工工地，工人们正在平整土地。穿过工地间坑坑洼洼的土路，眼前是一条残破不堪的水泥路，路的尽头是一道齐腰高的自动铁门。如今的西峰寺是一家培训中心，也许是周末的缘故，院内寂静而空阔。

坐落于门头沟区永定镇苛萝坨村西李家峪的西峰寺，创建于唐代，属于戒台寺的下院，与戒台寺、潭柘寺同为京西名寺，一条通往潭柘寺的古道从西峰寺南边经过。西峰寺四面环山，山间林木茂密，古代以甘露井著称于世，井水甘洌。或许正是因为甘露井水的滋养，大殿东侧的古银杏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资料显示，古银杏胸围8米，高40余米，因有多层粗壮侧枝，2米以上主干不明显。树势旺盛，遮阴一亩。秋季果实累累，沉甸甸的果枝垂到地面，产果上千斤。在大西山，最古老、最高大、最粗壮、产果最多、最茂盛的银杏树，非西峰寺“银杏王”莫属。树下有三块汉白玉石碑，记载着古银杏的相关情况，据说为清代乾隆乙巳年（公元1785年）所立，可惜碑上的文字已残缺不全。

银杏王

我在西峰寺欣赏“银杏王”时，枝叶间挂满橙黄的果实。这种果实俗称白果，所以银杏树又称白果树。白果树从栽种到结果，需要20多年，而大量结果，需要40多年。因此，又有人将其称作“公孙树”，寓意为“公种而孙得食”。白果可以炒食、烤食、煮食，亦可用于制作糕点、蜜饯、罐头，或酿造饮料和酒类，既有食用价值，又有药用价值。我拿出手机，绕着“银杏王”拍照，旁边的保安热情地指点着拍摄角度。他建议我拍照的地方，果实更稠密。其实，不论从哪个角度拍摄，这株古银杏都足以令人赞叹。

距西峰寺不远的潭柘寺，也有一株古银杏，树龄1000余年。尽管历史不及“银杏王”悠久，但地位显赫，名气也大，因为这株银杏树受过皇封，乾隆皇帝为其赐名“帝王树”。

在大西山的广化寺，我还看到过三株树龄800年的古银杏。那三棵古树鼎足而立，使整个广化寺遗址沐浴在茂密的绿荫里。广化寺所在的斜河涧村有一种独特风俗——祭树神，每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村民们便到广化寺上香，虔诚地祭拜树神。据说，核桃、柿子、大樱桃、京白梨等果实的丰收，与树神的保佑分不开。

就生态价值而言，银杏树不愧为一种神奇的乔木。审美以外，银杏既是果树，又是用材树种。银杏木纹理直、结构细、富有光泽，而且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药香味，耐腐蚀，抗虫蛀，无论制作书橱、书桌等高档家具，还是制作乐器、笔杆等文化用品，都是绝佳的优质材料，素有“银木”、“银香木”的美誉。而在净化空气、保持水土等方面，银杏树更是持续不断地造福着人类。于是我想，斜河涧人对古银杏的膜拜里，一定充盈着感恩的成分。

野草“一岁一枯荣”，伟岸的乔木亦如此。晚秋落旧叶，春来发新芽，风尘仆仆的岁月里，古银杏阅尽秋月春风，沧海桑田。那情形，一如熙来攘往的人世间，风云变幻，朝代更迭，无非循环往复的衰与荣。

古松群落妙趣横生

我对松树心仪已久，这种情愫源于中学时代的一篇课文——《松树的风格》。在那篇语言质朴而大气的散文中，陶铸对松树热情洋溢的赞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游走大西山，便格外留意松树，尤其是那些苍劲、挺拔的古松。

在大西山的古树名木中，古松不仅姿态优美，而且数量众多。譬如，戒台寺的古油松群、妙峰山的古油松群、百花山的落叶松群、陇驾庄肃王坟的古油松和白皮松群，而最负盛名的是戒台寺古松群。“潭柘以泉胜，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造物争”，清代诗人赵怀玉的诗句，对戒台寺古松群落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绘。

陶铸将松树的风格归结为三个特征，一是意志顽强、生命力旺盛，二是自我牺牲的奉献精神，三是无所畏惧的乐观态度。在戒台寺古松群落，这些特征都有很好的体现。除此以外，那些古松还有一种可贵的品质——富有奇趣。

戒台寺内及寺东南塔院内散布着一百多株形态各异的古松，其中的十大名松个性鲜明，机趣盎然。龙松的遒劲、凤松的雅致、九龙松的神奇、活动松的灵异、卧龙松的狂放、自在松的逍遥、抱塔松的忠厚、凤尾松的绰约、菊花松的飘逸、莲花松的洒脱，无不令人惊叹。清代名臣张之洞曾作《戒台松歌》，诗中有“十松庄严皆异态，各个凌霄斗苍黛”的句子，盛赞十大名松。

卧龙松

天王殿院内的龙松与凤松，并称龙凤松，分立甬道两旁。凤松向东倾斜，高挑的树梢朝向北边，细枝弯曲呈三角形，酷似凤头。树干东边没有侧枝，西边却枝繁叶茂，枝条下垂，状如凤尾。远远望去，这株昂首而立的凤凰树隐约显露出女性的千娇百媚。与凤松光洁的躯干不同，旁边的龙松树皮粗糙，遍布虬结，一片片老皮微微翘起，有如苍龙的鳞甲。树干挺拔结实，像一条壮汉，而扭头向南的树冠，如苍龙翘首。两株古松诠释着两种不同风格的美，凤松的阴柔与龙松的阳刚相得益彰。

龙松与凤松

龙松与凤松相距数丈，枝条却在空中相拥相握，望着情意缱绻的龙凤松，我不禁想到“在地愿为并蒂莲，在天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明代施闰章在《宿西山戒坛》中所说的“入门二松石”，便是这两棵龙凤形态的古松。

后花园北边是一条名松大道，自西向东依次生长着活动松、自在松、卧龙松、九龙松和抱塔松。活动松枝杈横生，长长的枝杈垂到地面，与主干的长度相差无几。树冠向东南倾斜，宛如一把张开的巨伞。因为树上的枝杈相互缠绕，无论牵动哪一根枝杈，整棵树都会随之摇动，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活动松”由此而得名。据说，乾隆皇帝对这棵古松颇感兴趣，曾写过三首诗赞叹活动松。但此松已非彼松，原来的活动松在千佛阁右前方，已于清朝末年在火灾中焚毁。后来，僧人们选定这棵形态相似、同样具有活动功能的油松接替了御封的名号，并将乾隆的诗碑迁移到了树下。

活动松

自在松枝干倾斜，似卧非卧，看上去散漫任性，逍遥自在。与活动松一样，此松亦非彼松。原来的自在松位于千佛阁左前方，已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枯萎而死。如今，这棵继任者的树龄也已600多年。时期旅行家田树藩诗曰：“天然姿势任欹斜，随意生来最足夸。世态炎凉浑不管，逍遥自在乐天涯。”此诗以松喻人，寄托了放达不羁的浪漫情怀。但这种任性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一副足够结实的铁架子的支撑，否则这棵树就倒下了。而倒在地上的任性，还有什么意义呢？除非像旁边的卧龙松那样，倒成了卧姿，倒出了境界。

自在松

鳞片斑驳的卧龙松主干横生，犹如一条翔云归来的苍龙，漫不经心地翻过石栏，惬意地横卧在刻有清代恭亲王奕手书“卧龙松”三个大字的石碑上。此松植于辽代，迄今已逾千岁。田树藩诗曰：“千载古松号卧龙，居然雨露受尧封。历经多少沧桑感，治乱兴衰不动容。”动容与否姑且不论，单说盘曲横生的奇特造型，并非古松自然长成，而是僧人们采用掐尖折枝技法修整而成，经过辽、金、元、明、清历代僧人精心培育，才有了今天的形状。

九龙松植于辽代，树龄逾千年，据说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白皮松。树干分为九股，鳞甲斑驳，宛如九龙飞天，“九龙松”因此而得名。田树藩诗曰：“一根九干亦何奇，郁郁苍苍绝世姿。恰是龙王生子数，太康遍刻石幢诗。”九龙松东边是抱塔松，树干跨越矮墙，两条粗壮的枝桠盘绕在辽代高僧法均大师的墓塔两侧。如今，虽然仅存一根抱塔主枝，但仍不失古松抱塔的神韵。大雄宝殿前的凤尾松，与龙凤松中的凤松形态相似，但一侧枝条几乎垂到地面，看上去更像凤尾。菊花松和莲花松分别位于法均大师墓塔南侧和地藏院，前者的松针如朵朵秋菊，后者的树冠如盛开的莲花。

九龙松

我和一位朋友闲聊松树，与他偏爱黄山松的俊美不同，我更爱西山古松的苍劲、超脱和富有趣味。如果说黄山松是一群帅男靓女，那么西山古松则是一群仙风道骨的寿星。“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因为饱经沧桑，它们通透而有趣。人贵在有趣，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