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3年是哪一年(民国38年是哪一年)

三年的袁大头能值多少钱？

#娱评大赏#袁大头是指中华初年（三年，即1914年）发行的袁世凯头像银币。袁大头因其历史和收藏价值而备受关注。袁大头的价值受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其年份、面值、品相和稀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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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估价仅供参考，具体的市场价格可能随着时间和市场变动而有所不同。对于真正有收藏意义的袁大头，其价值往往由市场需求和稀缺度等因素决定。因此，对于价值较高的袁大头银币，建议您寻求专业的钱币鉴定机构或经验丰富的收藏家的评估，以获得准确的估价和意见。

光绪三年和1943年荒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7个不同！

郭振德是我村的富裕户，家存粮食不少。他看到荒年将临，将一部分粮食藏到自己家的地洞里，另在马作姐姐家放了几石，在恩村闺女家放了几石，又在焦作粮食坊存了几石，他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荒年了。

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到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往马作姐姐家取粮时，姐夫王法喜说：“你放的粮食，俺家吃了，将来一定还你。”到恩村闺女家取粮，闺女说：“我当你用不着哩，我们先用了，明年丰收，保证还你。”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粮食坊掌柜说：“粮食坊存放的粮食，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只要能到南厂司令部开个条子，我一定一粒不少的还给您。”郭振德虽到处都放有粮食，但结果都没有要出来，最后老两口还是活活地饿死了。

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

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

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

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三十二年（1943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个特大灾荒年。这次灾荒从三十年（1941年）春季开始，至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县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三十年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的时候，忽然来了蝗虫，遭了蝗灾。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5~6厘米，体围像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危害极大。

当年秋天到我县时，远看好像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的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效，便起来扑打。无奈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精光。

次年（31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子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

当年秋天，阴雨连绵，整整下了40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3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都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农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荒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提出了“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于是驻地的皇协军、。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百姓逃走了，匪徒们便扒民房卖木石，把农村糟蹋得一片凄凉。

（一）逃荒要饭

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大批难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去了。市场日渐萧条，许多商贩因赚不来吃喝，亦流落为饥民逃荒走了。

清化城内三街的居民梁聚义，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母亲梁樊氏在家里帮人做针线活，多少也能得点报酬。弟弟梁白狗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虽不十分宽裕，但亦可凑合。博爱遭灾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粮价飞涨，白面由每斤7角涨到3元5角，赚钱少花钱多。不多时小店便开不成了，一家人坐吃山空。无奈何，梁聚义撇开了娘亲和弟弟，独自逃荒走了。他的弟弟白狗被饿得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了，母亲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快要死去的孩子痛哭流涕，惊动了邻屋的程大娘来看望，抚着孩子的头说：“白狗！白狗！你醒醒，别让你妈哭。”

孩子微微睁了睁眼，少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妈，别哭，我不死，我没病，只是饥，吃点东西就好了。”这几句话不但没止住他妈哭声，倒引得程大娘也哭了。

梁白狗死了。没过几天，他的母亲梁樊氏也饿死了。

（二）抓嘴吃

饥荒年很少有人坐车，清化城内二街的人力车夫苏大个子失业了。他饥饿难耐，在街上转来转去，发现有个人在买红芋，便悄悄地站在那个人的身后。那人只买了一小块熟红芋，刚付了钱，拿起红芋正要往口里送，苏大个子突然伸出手来夺了红芋就跑，边跑边吃。那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捉住他时，他已经把红芋全部塞进嘴里去了。那人无可奈何，狠狠地打他一顿。

街上抓嘴吃的人很多。可是，像苏大个子这样偶尔幸运能够抓到些东西吃的却极少。可怜他们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跌死在道上，有的饿死在屋檐下、墙根边。街头巷尾及偏僻的地方，经常发现饿死的尸体。

当时商务会在七街二郎庙内放有草苫，生起火炉，办起避寒所，让灾民们避寒。死在避寒所内的也不少，每天都要拖出去数十具尸体。苏大个子也死在七街二郎庙内。

（三）抛儿弃女

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

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弃女。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不脱。

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

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存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

（四）草根树皮皆为食物

我的舅舅陶占元，家住南关村，务农。农闲时到粉房去帮工当粉匠。他30岁，身体健康，走起路挺有精神。32年春天，他到我家来却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拖地走着，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母亲见他饿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落泪，问道：“一冬天没见你的面，不知你是怎么过活的？”

舅舅叹了口气道：“难啊！农业一遭灾，农家没粮食，手中又没钱，粉房也停业了，帮工的人有力无人雇。少吃没喝饥饿难忍，只好吃草根吃树皮。饥民们你也挖我也刮，互相争夺，树皮草根也成了难得的食物了。有的地方人们把雁屎、观音土都吃了。为了填肚子，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吃了。”他卷起裤管说：“看，这是吃草根树皮的结果。”他瘦得像根枯柴，小腿和双足却肿得挺粗。这是灾荒年特有的病症——浮肿病。

他接着说：“春节时，本想来拜年。可是想到都是少吃没穿的，见了面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没来。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爸爸苦着脸一直没说话，听舅舅说得如此伤心，不由抹着眼泪说：“老天要收这一方人，谁也没办法。苦苦地熬吧！熬一天算一天，谁能熬过这个春天，就是活神仙！”

集市上那些京装杂货、绸缎布匹、油盐酱醋都成了冷货，终日里冷冷清清盼不到一个顾客。那些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2元2角一斤，干曲曲菜卖5角一斤。这些过去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却成了热门货，顾客盈门。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

牛庄村地处太行南侧，属丘陵沟壑地区，西距焦作5里，东距修武县城50里，归属修武县第四区管辖。和修武县各区各乡一样，牛庄1942年也遭遇了大灾荒。

大灾荒是由以下这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由1941至1943年，雨水短缺，连年歉收，群众积余多已消耗殆尽。

二、蝗虫为灾，大秋绝收。1942年、1943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嗡嗡作响，遮天蔽日，麦子谷子全部吃光，大秋绝收。三、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这次灾荒的主因。

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物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炷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

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真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了。

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

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荒年中最易体现出来。郭仪门前的2亩庄基地，平常年景，你给他20石麦子，他也是不卖给你的。但在1943年春，仅用了一斗麦子，他就全部卖给郭宪了。

郭振德东南河的10亩地，人称“粮食囤”，每年只要能下两次雨，秋麦两季，每亩保证能收千余斤。平常年景，你给他粮食再多、钱再多，他也是绝对不会卖的。但1943年春，焦作一个工人仅用了3斗粮食，即将这块地买走了。

费劲背一张桌子，或一张床、合门、一根檩条，到焦作大街上卖，所卖的钱仅能买几碗丸子，几个烧饼，贵了就没有人买。人是最便宜了，只要你管他吃饱，七八岁的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会跟着你走。衣服、书籍、农器家具，就更不值钱了。荒年期间，我村卖什么的都有，有卖宅基的，有卖土地的，有卖柿林的，有卖梁檩木石的，有卖桌椅板凳的，有卖衣物书籍的，总目的是换些吃的。

村人街上碰面，因少气无力多不言语，仅以目传情，即很快走开。到大街买吃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抢馍的给你抢去了，有些跑得很快，你根本追不上他。有些纵然追上了，他骨瘦如柴，一推就倒，你对他也无可奈何。

我村郭景清原是个胖人，1942年冬，我在村上与他见面时，他因缺吃少喝，已是骨瘦如柴。1943年春，我在山上碰到了他，他已全身浮肿，头大如斗，连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过了几天打听他时，说他一天往焦作买东西，正走路时，一跤跌倒，就死到路上了。

郭景流的爱人，因饮食不足，奶不够孩子吃。小孩每日哭号。大人没有办法了，于夜间将孩子放到路上，等候有人拾去。天明往看时，孩子果然不见了。究竟是有人抱去了呢？还是被其他野东西吃掉了呢？至今谁也不清楚。

郭景新老两口饿死在大墙北村闺女家后，儿子、侄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抬了回来，放到郭家老坟。孩子们因少气无力，挖了一个浅坑，即将二老埋了。清早往坟看时，墓被野狗扒开了，尸体被撕得不成样子。

郭景禄一家三口，逃荒徐州。到达目的地后，郭景禄得了重病，在爱人的照料下，病情稍有好转。一天，爱人与郭景禄商量说：“你病已有好转，但需好好调养，咱们分文没有，拿什么东西来调养呢?咱们再这样站在一起，不想办法，停不了多久，非都饿死不可。我看不如我带孩子，找条出路，换些钱来，诊治你的疾病和调养你的身体，将来荒年度过了，咱们再想法子团聚。今后如有人问到咱们的关系，你就说你是我的哥哥。”没几天，爱人找到了地方。离别时，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被拆散了。

许法义是我村一家小殷实户。他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1942年冬，一天夜间，修武地方团队突然进到他家，把他捆绑起来，吊到梁上，一阵非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后，一夜之间将他放的黑白粮食一粒不留的给他抢光了。1943年春，除他独生子许安朝，饿得奄奄一息，依仗亲友帮助，逃荒山西大同煤矿外，一家十余口，全都饿死了。

我村孔兆书，态度和蔼，办事公正，全村男女老幼都尊敬他。1943年春，因村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全家搬至马作村大闺女家居住。一天，回牛庄取东西时，突被岗庄村驻的皇协军顾尚俭部逮捕，押到岗庄村一个又潮又湿的红薯窖里。

孔兆书的孩子孔宪勤央人前往保他，营长顾尚俭说：“只要把他家喂的一匹马牵来，我即将他放回。”孔宪勤把马交给说事人牵给他后，顾尚俭又说，“我本想放人，但团长不允，非让再送十石麦子不可。上级命令，我无可奈何。”

孔宪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遍了所有亲戚，只弄到三石麦子，又来人前往说项，顾尚俭说：“先将粮食送来，我尽量向团长说情，或者可以放出来的。”说事人把粮食交到营部后，一连往岗庄村跑了几天，不是说他出差，就是说他开会，再见不到顾尚俭了。

一天，说事人又往岗庄，在村里碰到一个岗庄村人。他问：“牛庄亲戚，你们常往这里来干什么？”说事人说：“我们是来保孔兆书的。”他说：“早几天我由徐州回来，被我村驻的皇协军抓住了，他非让我到我村一个红薯窖里，把一个死去的犯人弄上来埋掉。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吊了上来，背到南地埋了，看样子，可能是您村孔兆书。我同你们先到南地看看坟墓，你们回去后，再叫上他的家人来此认认尸首，我埋得很浅，很快就会刨出来的。”

说事人到马作将详细情况告诉孔兆书的家人后，他的爱人同孩子孔宪勤来到岗庄村，刨开墓堆一看，正是孔兆书。他们大哭一场后，将孔兆书又重新埋了起来，返回马作了。皇协军图财害命，是多么的狠毒呀！

1944年夏，麦子大丰收后，牛庄村人大部返了回来。根据当时统计，这次灾荒，我村一共饿死了400多口人，占我村人口一半以上（荒年时我村70户，700多口人）。死亡绝户的21户，卖儿卖女的23户，卖男孩子7人，女孩子16人。

我村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经常在饭场给我们说：“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以下很多不同：

（1）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

（2)光绪三年，咱村50来户，300多口人，逃荒回来统计，饿死100多口；1943年，咱村80余户，700多口人，逃荒返来统计，饿死400多口。

（3）光绪三年，咱村无死亡绝户的；1943年，死亡绝户的即达21户。

（4）光绪三年，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了，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种地没有困难；1943荒年，除一户没逃外，其余男女老幼都逃荒了，农器家具损失一空，种地时，都受难为不小。

(5）光绪三年灾荒，是由天久不雨、连年不收造成的；1943年的灾荒形成，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6）光绪三年，只要手中有钱，能到外地购粮；1943荒年，日伪铁路警务段处处掣肘，不让购粮运粮，当时的人也无钱往外地买粮。

（7）光绪三年，清政府有时还在县城设点，放粮救荒，救济灾民；1943年荒年，日伪政府，根本无此措施。

因此我说，1943荒年与光绪三年荒年相比，其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三年后，在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俭省节约，储粮备荒，但时间一久，人们都忘记了。1943荒年后，人人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俭省节约，储粮备荒的好习惯又恢复了。

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青黄不接的时期过去了，麦浆灌满了仓，籽粒饱饱的，虽然还不成熟，已是可以吃了。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伤人的。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吃饱饭，猛然见到了粮食，便高兴地痛痛快快吃个够。吃得多了一喝水，麦子膨胀起来却把人撑死了。”

麦子熟了，饥民得救了！可怜有许多饥民和亲手种麦的人却没能看到这丰收了的成果！

《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郭景道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博爱：灾年见闻》樊秉泉 原载于《博爱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获嘉：灾荒年轶事》周长安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又逢“12•13”，今天我们讲四个故事

南京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

文学、艺术和政治之都

也是多个朝代的都城

千百年来，这座城市

印刻着时光变迁的历史轨迹

流淌着中华文明的涓涓长河

然而

82年前的今天

这里遭遇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浩劫

1937年12月13日

中华首都南京沦陷

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

最沉重的一页

大量平民及战俘

被侵华日军杀害

无数家庭支离破碎

据统计

至少有30万人

没能等到秦淮河畔

下一个温暖的春天

今天是第六个

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我们讲述四个故事

触摸历史深处的深重苦难

感受她的

顽强、坚韧与不屈

1

惨烈与悲壮

“全体战死”血战到最后

1937年12月

侵华日军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南京城东南的光华门巍然伫立

那里是当年最激烈的战场

日军连续使用大炮轰击城墙

试图打开突破口冲进城内

却屡次被担任光华门防务的

教导总队谢承瑞团

和第87师易安华259旅等部击退

为了夺回城门、堵住城墙缺口

整排整连成建制的中国官兵

前仆后继

在短短数小时内壮烈牺牲

谢承瑞给身处武汉的妻子信中写道

“中枢决意守城，余意甚慰。

杀敌效命，在此一举……

此次战争，造出多少世间惨事。

期望倭寇早日肃清，山河亦然无恙。”

战斗一次次打响

谢承瑞因烧伤而发起高烧

但他依然坚守在城头督战

直到司令部转达了撤退命令

已经陷入昏迷的谢承瑞

在纷乱中不幸壮烈牺牲

光华门一战

据日军第6师团战史记载：

“敌人是以‘全体战死’为口号

一直血战到最后”

这是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

面对侵略者的黑云压城

守护者们的背后是父老乡亲

脚下是挚爱的土地

他们前仆后继、万死不辞

2

身中37刀成为“活证据”

生死诉讼只为侵略者承认罪行

日军侵占南京后

李秀英因怀有七个月的身孕

只能与其父在地下室避难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

没有放过南京任何一个角落

他们闯进地下室图谋李秀英

性格倔强的她与三个日本兵殊死搏斗

脸上、身上、肚子上被刺了37刀

日本兵走后

她经过医生抢救虽保住了性命

腹中的胎儿却不幸流产

李秀英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也成为那段悲惨历史

最有力的见证人

她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

控诉南京大的幸存者

向世人展示侵华日军

南京大的铁证

每一次讲述的过程

都等同于将她内心的伤疤

一次次无情地揭开

只为争回应有的公道

然而

没有等到胜诉判决书的那一天

老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那么多的罪行罪证

他们不承认，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这是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纵然历尽万难

也要让真相昭告天下

3 他保护苦难中的百姓

记录亲眼目睹的日军

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

被很多中国人熟知

他叫约翰·拉贝

在日军的屠刀残忍地

挥向南京老百姓的危急时刻

他联系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

设立了“南京安全区”

为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栖身之所

2005年12月7日在南京大学校内拍摄的约翰・拉贝故居。新华社发（李文宝摄）

拉贝和日军斗智斗勇

有一次

他亲眼看到几个日本兵

把中国妇女拖到房间里施暴的时候

他不顾个人安危

冲上去从背后抓住日军的衣服

把他们推了出去

除了全力庇护安全区的民众

拉贝还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记下他目睹的日军

这本长达2000多页的日记

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82年前以拉贝为代表的

众多国际友人冒着风险

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

并记录下侵略者的残径

1997年4月2日，被称为南京“辛德勒”的德国友人约翰·拉贝的墓碑从柏林移至南京，被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这一缕血雨腥风中的人性光辉

冲破了焦躁、恐惧和哭号

将世界人民向往和平的善良本性

永远写进了史册

4

他有7个父母，6个名字

花了60年“回”中国故乡

“在我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

长着中国人的肉”

他叫中岛幼八

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他一生拥有7个父母，6个名字

一个名字，就是一段人生

出生于二战期间的中岛幼八

幼年随父母作为“日本开拓团”

成员来到中国东北

日本战败后

他在濒死边缘被中国农民搭救

被养母和三任养父相继抚养

在中国农村作为“来福”长大

中岛幼八（右一）与养母孙振琴、第三任养父赵树森

侵略者后代的烙印

成了少年最深的心事

在矛盾中他一次次拒绝了

生母让他回国的召唤

后来，他的中国老师告诉他

日本老百姓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

回到日本可以为日中友好做贡献

少年的心结才逐渐打开

中国红十字总会给生母的回函

16岁的他匆匆登上

遗孤回国的最后一班船

一边是生身祖国 ，一边是情感故乡

两个国家就像他的两个母亲

同样地无法割舍

中岛幼八和生母中岛清江（右一）

在久居日本的年月里

他把名字改成了中岛思华

用日中两国文字写下自传《何有此生》

他带着书从日本一路

坐飞机、汽车、拖拉机

穿过童年放牛的山坡和玉米地

穿过一生的回忆

终于回到了养父母的坟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四千多日本孤儿遗留在中国

收养他们的中国养父母超过一万人

他们说：

“日本是祖国，而中国是故乡

不能忘，因为那是为历史负重前行！”

记录片《何有此生》剧照

善良包容的中华民族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

也要点亮一盏善意的明灯

星星点点汇聚在时光的长河里

播种下最珍贵的良知与和平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那些伤痛，永远难以抚平

那些记忆，注定无法湮灭

今天

千年金陵在落日余晖映照下

更加巍峨庄严、秀美多姿

82年前

发生在南京城下的刺痛

和一个伟大民族的

英勇、坚韧与包容

以及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

将永远被铭记

勿忘南京！

勿忘“12·13”！

勿忘她绵延千年

波澜壮阔的厚重历史

勿忘她遭受惨绝人寰

痛彻心扉的沉重苦难

勿忘她坚韧不拔的勇气

和自强不息的力量

今日抬首

再见她挺拔身姿

历史永远书写在那儿

中华民族永远站立在这里！

来源：新华社，侵华日军南京大遇难同胞纪念馆

作者：李永锡、孙晓辉、雷雯雯、林思齐

监制：于卫亚

编辑：王朝、关开亮、陈子夏、李昂、徐祥达

铭记历史，强我中华！

阳泉大事记：中华

在中华12年，铁路工人为声援京汉铁路大罢工，举行激昂的，然而工人代表冯德跃却在此次动荡中被捕，给当时社会动荡带来了一抹阴影。这一事件成为了社会动荡的生动缩影，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时光飞逝至中华15年，阳泉铁路工人领袖梁永福因张志刚、施恒清的介绍，毅然加入中国，成为境内最早的党员。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不仅为梁永福个人打开了新的篇章，也为未来的时局埋下了关键的伏笔。

然而，中华16年，山西省临时委员会在小阳泉村设立工人运动交通站，负责党内同志的接待和文件、经费的收转，联络员商福贵成为了党内的纽带。这一时期的党内活动揭示了历史的变迁，将观察焦点聚焦在不同的角度。

中华20年，阳泉设立电报局，并推出阳泉至平定、阳泉至太原的电报业务，标志着通讯事业的发展，为信息传递带来了新的便捷。这一时期，社会变迁如同电报线路一般连接着不同的节点，预示着未来的巨大变革。

经历了战乱，中华26年，八路军在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积极行动，为共御日军侵犯而准备。然而，10月30日，日军却占领了阳泉，使得抗战局势变得更为紧张。这一刻的险象环生让人们陷入深思，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

中华32年3月20日，阳泉车站爆发饥民暴动，迫使日军被迫拿出一部分抢来的粮食分给饥民，见证了人们在困境中的求生欲望。这一场景让人们深刻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也让他们思考着未来的改变和希望的萌芽。

而在中华33年的春天，本境迎来了第一部电影放映机，“罗亚罗”电影机由商人郗振铎出资购买，在“新华茶园”安装使用。这标志着文化娱乐事业在当地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娱乐方式，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活力。

然而，中华34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抗日战争宣告结束。境内人民集会，欢庆胜利。而10月，山西党部在境内的兴隆街设立督导处，下辖平定、盂县、寿阳、昔阳、和顺5个县党部。12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四分区8团在平定县大队和武工队的配合下，夜袭驻扎在本境平潭垴的阎锡山地方武装“爱乡连”，毙敌180余人，生俘8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为整个时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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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时候有35个省，他们是怎么设立的，后来的结果如何？

清朝政府本来统治好好的，虽然内忧外患，并没有人质疑它统治的合法性。

可是广东偏偏出了个孙逸仙，接受了西方教育，对大清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这一喊不要紧，把沉睡了几百年的中国人喊醒了。

弄半天我们的皇帝是鞑虏，不如推翻他好了。

也只是喊喊口号，没想到革命真的成功了。

革命来得有点突然，大家没有思想准备。

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专制的，皇帝不能再叫了，头头应该改了名字，叫总统吧。

政体是用美国的总统制，或者欧洲的总理负责制？争论不休。

首都在哪里，清朝原来的京城绝对不能用，满城遗老遗少，八旗贵族，不可能与你一条心。

有人说武昌，武运昌盛；有人说西安，西望平安；有人说伊犁，犁出新世界；最后多数人说南京合适：虎踞龙盘（当然后来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得势后，选择了把首都继续定在北京）。

尘埃落定后，巡抚总督也不能叫了，先是改叫都督，后来觉得不合适，改了省主席。

关于行政区划，大家也争论不休。

北洋政府还都是前朝老臣，不想做太多改变，在行政区划方面，北洋政府沿袭了清朝时期二十二省的建制。

当时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其余的省份及省在地分别如下：

直隶省，省会天津；奉天省，省会沈阳；吉林省，省会吉林；黑龙江省，省会龙江；

山东省，省会历城；河南省，省会开封；山西省，省会阳曲；

江苏省，省会江宁；浙江省，省会杭州；安徽省，省会怀宁；福建省，省会闽侯；江西省，省会南昌；湖北省，省会武昌；湖南省，省会长沙；

广东省，省会番禺；广西省，省会邕宁；云南省，省会昆明；贵州省，省会贵阳；四川省，省会成都；陕西省，省会长安；甘肃省，省会皋兰；

新疆省，省会迪化。

此外，把北京的顺天府设为京兆地方；在塞外和西南地区设置了热河、绥远、察哈尔、川边4个特别区；以及外蒙古、西藏、青海3个地方。

军阀混战，蒋氏领导的国民政府终于脱颖而出，取得了。一朝天子一朝臣，行政区划也要焕然一新。

首先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北京这个"京"不能叫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京"，就叫北平吧。

直隶省这个名太封建了，还是大清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改名为河北省，并把京兆地方划入河北省。

特区改为省，热河特区改为热河省，绥远特区设为绥远省，察哈尔改为察哈尔省，西康改为西康省。

省会分别为承德、归绥、万全、康定。

将甘肃省的宁夏道改设为宁夏省，省会宁夏县（就是今天的银川）。

将青海地方及甘肃省西宁道改设为青海省，省会西宁。

奉天是清朝的发祥地，起名也是有深意的，推翻了大清，还凭什么叫什么“天”？改为辽宁省，让它安宁吧。

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日本被吓蒙了，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看准时机下令苏军出兵东北，伪满洲国完蛋了，国民政府光复东北。

南京政府宣布把伪满洲国占据的原东北三省改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9省。

至此，的省份数目达到35个。

松江省：松花江流域为核心，包括今伊春、肇源等地区）划分出"松江省"。

辽东省：范围包括辽东半岛和桓仁、通化等地。建国后辽东省撤销，和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

辽西省，省会锦州，建国后跟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嫩江、兴安、安东省也被划入黑、吉、辽三省。

热河省：简称热，省会承德市，是中国旧行政区划的省份之一，所辖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地带。包括现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内蒙的赤峰地区、通辽部分地区、辽宁的朝阳等地。1914年2月划出，1955年7月29日撤销。

察哈尔省

建国后察哈尔省撤销，其土地划给了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绥远省

绥远省为中华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中部，1954年绥远省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平原省

平原省，面积有五万平方公里，该省地域基本跟春秋时期诸侯国卫国的旧地相当。

34年(1945年)3月29日，治下的河南省新沦陷区被日军划为"平原省"，设省省会依旧在原河南省省会郑州。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黄河和漳河之间设立平原省。

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省会新乡市。

平原省的所辖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平原省，由中央直接领导。

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将新乡、安阳、濮阳3专区划归河南省;菏泽、聊城、湖西3专区划归山东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