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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成龙》：成功是从告诉自己“不做李小龙第二”开始的

“我跟成家班的人讲过，这辈子，我们不要做第一，要做唯一。”对于成龙而言，2022年是特别的一年，因为自8岁入行算起，今年恰好是他从影60周年。为此，成龙推出了最新一版的个人自传《我是成龙》，这本传记讲述了一个“如何成为好演员”的故事，也讲述了一部“底层人物奋斗史”。与2015年的首版相比，此次推出的《我是成龙》重新梳理了他过去的人生故事，“不要做第一，要做唯一”也成为书中的一个章节，讲述成龙的成功，是从告诉自己“不做李小龙第二”开始的。

9月21日，成龙在微博中表示，“我的自传《我是成龙》今天上市了，今年是我进入电影行业的第60年，许多光阴和往事在记忆中，在脑海里，也放进了这本书中。”

9月25日下午，成龙在北京举行了自己的传记《我是成龙》的新书分享会“成龙：如此飞行60年”，回顾了其进入电影行业的这60年里无数次的纵身一跃，回顾了成龙的得到与失去。

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主业，或者还不确定自己最擅长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如何找到适合自己长远发展的目标？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成龙的答案是：可以大胆地多多去尝试。活动开场，成龙以“起飞之前”为题，进行了一次主题演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了他成名之前“做副业”的故事。

9月25日在《我是成龙》的新书分享会“成龙：如此飞行60年”现场，成龙以“起飞之前”为题进行了主题演讲。（主办方供图）

和当下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成龙想要做副业的动力是因为“没钱”，“我四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想做副业了。”起初，因为每天都要从尖沙咀坐车去上班，他设想过一种可以挂在巴士座位后背上的装置，能缓解人们坐巴士时的疲劳；李小龙去世以后，铺天盖地的动作片令观众感到厌倦，此时的成龙武术指导没做出个名堂，其他的工作也不顺利，只得前往澳大利亚，再度跟爸爸妈妈聚在一起生活，要“想办法生存”。

在一个司机的介绍之下，成龙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活动现场，成龙活灵活现地再现了自己当年的打工生活，“现在讲起来这很好玩，当时真的很苦，冷天要拌水泥……”为了让日子变得充实，不胡思乱想，成龙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这段时间，成龙还设想过自己可以为餐馆提供毛巾，或者开一家清洁公司，可惜都因为没有资金来源而作罢，“我的梦想很好，但是没有钱，实现不了……但是我有太多的梦想，太多想做的副业。”在成龙看来，正是这么多的人生经验，影响到自己今天拍电影的主业，“年轻人，不管现在你们做的、想的是正业还是副业，用心去做，有一天，两样并在一起，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你。”

在新世相创始人张伟与成龙的对谈中，成龙回顾了自己演艺生涯中的痛与泪，梦想与希望。“我的第一个梦想就是做武术指导，这个过程说易行难。”而成龙的第二个梦想，就是做“飞人”。五六岁时，邻居问成龙长大后想要做什么，他就说自己想做飞人，而且还希望飞得很高。之后成龙的人生经历也映衬了这个梦想，当他从70米的高楼纵身一跃，从双层巴士上跳下，横越两栋楼，拽着火绳从商场五层滑下……

纪录片《龙虎武师》（2020）剧照。

在电影《新精武门》中，导演罗维希望把成龙塑造成李小龙第二，可在内心里，成龙不觉得这是自己的目标和方向。1977年，罗维想要拍摄古龙的小说《剑花烟雨江南》让成龙出演，但古龙在看到成龙后，却说罗维说：“我的剧本不是写给他的，我的剧本都是给岳华、罗烈的。大鼻子，小眼睛，他演不了我的戏。”当时的成龙只能告诉自己，忍住，不能哭。

电影《剑花烟雨江南》（1977）剧照。

那么，如何成为一名好演员呢？成龙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从告诉自己“不做李小龙第二”开始的。在当时很多人都希望制造出李小龙第二的情况下，香港的功夫片将重点放在动作戏上，很少有团队认真考虑剧本，成龙接连出演的几部影片都是复仇的故事，剧情比较老套，他的形象也与角色不搭，就这样，成龙被冠上了“票房毒药”的称号，但成龙告诉自己：“就算是票房毒药，我也要做好我自己。”

到了拍摄《蛇形刁手》时，成龙将自己的想法对吴思远和盘托出，“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神，是超人，那我就要做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去演小人物，他们也有很多缺点和无奈，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大侠或英雄。”而最终，这部电影上映后成绩直追李小龙作品，成为当年掀起功夫喜剧风潮的代表作。

电影《蛇形刁手》（1978）剧照。

此次出版的成龙自传《我是成龙》不仅讲述了成龙的成长故事，也讲述了他一路走来的奋斗史。下文即为书中成龙与李小龙的相识片断，以及成龙在澳大利亚闯荡的故事。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我是成龙》一书，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

《我是成龙》，成龙 朱墨 著，果麦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

原文作者丨成龙 朱墨

李小龙与我

1971年底，《精武门》开拍。罗维导演，李小龙主演。武术指导是韩英杰，他是我师父于占元的女婿，平时很关照我们，我们都叫他师兄，他把我们几个兄弟带进了剧组做替身。

那个年代，如果你可以去拍李小龙的戏，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临时演员也好，武行也好，都会令周围人非常羡慕。

到了现场，李小龙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我们凑不到跟前去，只能远远看着这位真正的大明星。当时，元华替的是李小龙翻跟头的动作，我则是去替戏中的一个小喽啰。

成龙被李小龙抓着头发的画面。（《我是成龙》内文插图）

有一个镜头，是这个小喽啰一脚踢向空中，划出一条直线，然后再“砰”的一声落到水泥地上。罗维导演的要求很高，他觉得武行们做得不到位，听到他不停地说“不行！落地没有力！”，我就决定豁出去了，一开拍，我就飞速地踢向空中，然后“咚”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导演觉得我做得不错，说：“这样才对！机器有没有跟到？没有？再来一次！”

一次又一次，我大概做了4次，导演终于满意了，我的腿也跺得快要碎掉了。这个时候，李小龙从旁边走过来看，我猜他应该注意到我了。

下一个镜头，我要跟他对戏，画面是他把我一脚踢出木窗。拍摄的时候，他踢过来一脚，先是要拍我被他踢飞，然后我要到外面，被威亚吊起来，再重重地摔在地上。

成龙在《精武门》中做替身，飞出窗外的画面。（《我是成龙》内文插图）

拍完这个镜头，他走过来拍拍我，问我怎么样。我做出有点痛的样子，但嘴上跟他说“没事没事”。其实他能过来跟我说话，我已经超级开心了。

到《龙争虎斗》的时候，韩英杰又带着我们一起开工。

有个镜头，李小龙要打很多人，拿着两个棍子，“啪啪啪啪”，我依然是这群被打的人里的最后一个。拍摄的时候，他的动作非常快，打得很好看，打完前面所有人，到我了——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近，他一不小心把棍子砸到了我的左脸上，发出一声闷响，我强忍住没出声，继续表演倒地。当时我听到他下意识地“呃”了一声，但是导演没喊“咔”，他就得继续演，把我们所有人打倒在地后，他一转身，看大家都躺下了，再帅气地离开。

此刻导演喊“咔”，镜头完成。

我躺在地上，看到他把棍子往旁边一丢，嘴里大声喊着“Oh my god”，很快从远处跑回来，到我面前一下子抱住我的头说，“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从小挨揍挨习惯了，加上拍戏时精力高度集中，肾上腺素激增，那一下确实痛，但不至于有多么严重。在他跑过来之前，我本来已经要站起来了，看他这个样子，我就捂着脸，一副好像很疼的样子，笑着跟他说，“没事！真的没事！”

没办法，被偶像这样关心，太幸福了，不疼也要装得疼一点。

那一整个晚上，他只要转身看见我，就会远远地跟我示意，嘴里说着“Sorry，sorry”。晚上放消夜了，他经过厕所，在一群武行里面看到我，依然在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是受宠若惊。白天拍完，到了夜班时间，现场要留武行在。他跟动作指导提出要把我留下。哇，那时候一个普通武行一天65块，但是你过钟、补钟、接夜，连起来就多了很多钱可以拿。紧跟着有要下水的戏，李小龙又提出让我下水，下水又可以加钱。

拍摄下水的戏，我的节奏把握得很好，他走过来双节棍一甩，我可以抓到刚刚好的节奏，“砰”地掉进水中，出来的效果非常真实，大家都很满意。

夜班戏结束了，又开始接早班，就又能继续赚钱。那一个晚上，我因为李小龙的缘故，多赚了一千多块！

不过，这部戏里我唯一露脸的镜头，就是被李小龙抓着头发的那个画面了。在一群人里，我排在最后一个，上来“啪啪啪”打完，他抓着我，再一个转身，咔！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们两个在街上偶遇。

那天我要去四海保龄球馆打球，经过半岛酒店那边的时候，看到街上有个人——啊！那不是李小龙吗？

“小龙哥！”我朝他招手。他也看到我了，“哎？是你。”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你到哪去啊？”

我说，“我去打保龄。”

他说，“打保龄？我跟你一起去。”我惊呆了，一边说着“啊”，一边马上抬手，“计程车！”其实如果没有碰到他，我是打算坐巴士去的，但是他在旁边，我马上叫计程车。在车上，他问了我的名字，我也跟他介绍自己学过哪些功夫，他还夸我动作不错，胆子也很大。

进了保龄球馆，你们可以想象我有多威风，所有人看着我都瞪大了眼睛，拜托，我带李小龙来打保龄球啊！

我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安排了一个赛道，请他坐在那边，帮他叫了一瓶汽水。问他要不要打，他说先不用。那时候我原本是在跟人打连续比赛的，那天也不打了。他坐在旁边看着我打，有时候会说“，Good！Good shot！(好！好球！)”不过大多数时候，他都若有所思，我也不去打扰他。

如果有人过来要签名，我就像训练有素的保镖一样，过去挡着说，不行不行。

我打了几局之后，他起身跟我说，“你继续打，我先走了。”我说，“哦，好。”就送他下楼去坐计程车。临上车之前，车门打开着，他没有说“下次见”之类的客套话，只是回头看看我，好像想要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跟我挥了个手，就走了。我站在路边，看着他，像做梦一样。一个礼拜之后，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整个影坛为之震动，为之悲恸。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穿着一件大领子的衣服，搭配一条喇叭裤，一双浅咖啡色的厚跟鞋，跟我挥手告别的样子。

会武打的水泥工

距离上次从澳大利亚回来没多久，本想闯出个名堂再回去，没想到这么快就灰溜溜地打道回府，心里实在憋屈。

我看着满街的高楼大厦和霓虹灯，觉得它们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我还是那个失败者。从小就在戏剧学院，除了武打和动作，我什么都不会，除了一身功夫，我什么都没有。这一次回去，我不希望自己那么落魄，但手里连机票钱都不太够，接下来的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怎么办呢？

初恋女友在这个时候帮了我。她塞了2万港币给我，那是一笔巨款。我极力推托，但她坚持说这钱是借给我的，今后赚了钱还她就好。我收下了那笔钱，心里很不是滋味。若干年后，我把这2万块还给了她，想多给，她坚决不要。

临行前，我去表店给爸妈各买了一只名牌手表，又买了一些礼物送给自己小公寓的管理员，心里默默地跟香港道了再见。

那块表把妈妈惊喜出了眼泪，那是她第一次收到我的礼物。爸爸也拿布不断地擦拭表盘，我知道他们很欣慰。

接下来的日子，我先是报了一个晚间的语言培训班。语言班的老师讲得很快，我根本没可能跟得上，后来就不去了。后来在一个司机的介绍之下，我找了一份水泥工的工作。到了工地，人家问我叫什么，那个司机就说，他叫Jack，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叫Jack，就随口也帮我取了个一样的名字。我觉得Jack Chan叫起来没有韵律感，于是自己在Jack后面加了一个y，就变成了Jacky。

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站在马路边搭个顺风车去工地，在寒风里弄那些泥水，学会了推独轮车，尽管身上的功夫可以提高干活效率，但还是很累。看着师傅们在砌墙，觉得很厉害，也在旁边跟着学。

时间久了，泥瓦工师傅全都认识我了，也听说了我会功夫。每天到了下午3点的茶歇时间，他们就会拿出自己的便当、三明治、饼干，围着我说，Hi，Jacky，你给我们表演一下功夫吧！

那时候我就想，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呢？于是我就站起来，先给他们打了一些小拳，用我的破烂英文跟他们展示和交流。那些人本来听到功夫就怕，看到了就更怕了，就在旁边一直“Oh my god”。

他们说，那如果有人打你呢？

我说，你要怎么打？

他们说，如果就是这样一拳呢？

他们说话的同时，拳头都不敢真的伸出来，我就说，你尽管打，尽管出拳，打得越快越好，越大力越好。我心里想，因为我知道你要出这一拳，你无论打得多快我都能闪避开，而且按照我站的这个距离，我只要身体向后仰一点点，你根本就打不到我的。那个人就“啪”地出拳，我瞬间闪开，然后制住他，大家一片惊呼声。接着我说，你还可以踢脚啊，用力踢，快速地踢。他们踢出来，我依然是瞬间闪开，然后使出我早就想好的下一个招式，现场又是一片惊呼。

《我是成龙》内文插图。

其实，不会功夫的人怎么出招，我都是知道的，如果面对的是一个会功夫的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思路了。从那之后，每天的茶歇时间，就变成这群老外围着我看我耍功夫，我就向他们展示各种各样的招式。之后我每次到了工地，大家都会直接叫我“Master Chan”！然后朝着我摆出各种很好玩的武打姿势，嘴里还喊着，“嘿！哈！”

最好笑的是，从那之后，这群老外以为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功夫，毕竟连一个在工地的水泥工都能打得这么厉害。

那段时间的生活很有规律，但我有时晚上会失眠，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对比现在的处境，觉得有点心酸。后来想，与其如此，不如多打一份工，既能多赚钱，又能让日子更充实，这样就没空去烦恼了，于是我又找了个餐厅的工作，白天在工地盖房子、推水泥、搬砖，下午4点半收工之后回家冲个凉，5点多赶去餐厅继续打工，大概一个月能赚800块。

每天4点多从工地到家之前，会经过一片树林，我知道妈妈会在门口等我，所以每天走到树林那里的时候，不管多累多沮丧，我总是停下来把身上的灰拍干净，振作精神，吹着口哨嘿嘿哈哈地进门，再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她问累不累，我就很大声地说“不累”，让她知道儿子过得很开心。很多年后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歌词“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是我生活的真实写照。

洗完澡再出门赶去莲花餐厅，那里的老板杜月祥是爸爸的朋友。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里负责拣菜洗菜，但我生性闲不住，做完手里的活，就去帮别人干活。

帮忙帮得多了，大家对我越来越有好感，开始教我很多东西，慢慢我就混成了二厨，负责配菜。餐厅生意很不错，尤其到周末，面前总是贴着一大片纸条，上面写着顾客点的菜，我要把原料和配料准备好，迅速递给两个炒菜的大师傅。当时其实看不太懂英文，也看不太懂菜单，还好纸条上通常只用一两个词来简写，比如芙蓉蛋可能就是个“egg”，扬州炒饭可能就是个“rice”，就那么连蒙带猜地混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在世界各地吃饭都不会点炒饭，除非是我认识的餐厅给我现炒，因为我知道国外那些中餐厅是怎么做炒饭的，每次都是放一堆边角料，炒完恨不得一放一个星期，有人点了他就热一下。如果非要点炒饭，我就会说“不要青豆，不要虾仁，不要叉烧”，这样他们就没法拿剩饭去热，只能重新炒给我。

在澳大利亚打工期间，认识了不少朋友。我很爱在工作的时候跟大家讲笑话，一讲得兴起，大家就都听我说话不干活了。老板还因此跟我说过：“Jacky啊，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做事的时候不要讲笑话，收工的时候再讲。”

那段日子每天都像机器一样连轴转，回到家倒头就睡。爸爸看我这个样子倒是挺开心，妈妈却慢慢看出了我的落寞。“孩子，你现在做的事不是你想做的，也不是你应该做的。”妈妈的体贴让我崩溃了。“我花了10年的时间，学了一身功夫，现在却派不上用场，好像白学了一样，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嘴上这么说，心里却还没有完全放弃。夜里收工回到家里，我会轻手轻脚地走到我们住的领事馆的顶层阁楼，那里有个沙包，里面装的是碎皮子，打起来会响，我怕吵到人家睡觉，就把里面换成沙子，打起来就不响了，用它练拳。

领事馆用来维持秩序的铜杆子，被我拿来做哑铃练习力量;用上一届领事不用的旧床做仰卧起坐;用旧的椅子支撑，做伏地挺身。总之，拿起手边可用的所有东西持续练功，一边练一边跟自己说，我用10年学来的功夫，不能荒废。

这之后不久，我接到了陈自强的电报。那时他是罗维导演公司的总经理，正在为导演筹备新片《新精武门》，他向我发出了邀约。原本我以为他是要找我做特技人员，正要提醒他没必要隔这么大老远来请我，他的话让我愣住了，“我们想请你来做男主角。只是片酬只有3000港币。”

想了几秒钟，我接下了这份工作。

未来到底会如何，3000港币够不够生活，如果电影再度失败怎么办，这些问题我都已经来不及思考，我只知道，要为自己再拼一次。

再度向父母告别，妈妈非常干脆地支持我，她知道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但是爸爸给了我一个期限，如果在两年之后还是没有闯出名堂，就一定要彻底回到他们的身边。

临走前，莲花餐厅的杜老板给了我一个皮包，里面装了10镑，他说希望我以后可以用这个皮包装更多的钱回来。我离开澳大利亚之后，妈妈就像过去一样，把我的照片摆在床头，每天摸我的照片，亲我的照片。

还好，这一次我没有让他们失望。

摘编原文作者/成龙 朱墨

整合/何安安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

对话甘宇：我是幸运的，希望过回平淡的生活

17天奇迹般的荒野求生，应接不暇的采访和探望，终于都渐渐远去了。日子被时间摁平了波澜，在农家小院里养伤的甘宇，已经不再会频繁地做噩梦了。

每天早上7点，他按时起床，简单吃个早饭，再回屋看看书。雷打不动的“复健时段”，上午下午各一次。那两个多小时里，他会拄着拐杖在院坝上慢慢走，一圈又一圈。左脚仍然密匝匝地裹着纱布，但四天前，伤口终于拆了线，一切都在如期好转。

正在家门口做复健的甘宇。 受访者供图

天气好的时候，小院飘着桂花香，甘宇会在屋前的池塘钓鱼。拐杖放在一旁，他放空心思，拿着钓竿静静地坐着，没多久就有大鱼上钩。经历过“向死而生”，看似平淡的日常，都有了几分宁和静美的滋味。

被地震打断的备考计划，再次提上日程。他想拿到那张一级建造师证，作为一次自我提升的证明。此前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接受治疗时，刚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的甘宇，就找母亲要了手机报名考试。这个证书需要在两年内考过四个科目，他已经顺利通过三科，就差最后一科，“既然报名了，就必须努力。”

被砸坏的手机，雷雨中的无助，获救时的哭泣，都像是那17天经历的索引，轻易地就能带着记忆回溯。但甘宇比他想象中更快平复，因为那些从未间断的搜救，也因为很多不期而至的善意和祝福，“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心理阴影，能活着走出来，比什么都幸运。”

“伤口已拆线，每天都在复健”

新京报：身体恢复得如何？

甘宇：回家后，感觉很踏实，身体也恢复得不错。10月21日，我到大竹县人民医院拆了线，不过左脚还需要包一段时间的纱布。刚出院时，还得把腿搭在凳子上，放下来的话会感觉很胀。骨头碎了，痛倒是不痛，只是胀得慌，走路也不太能吃劲。

10月9日，甘宇（前排中）回到老家达州，与家人一起拍了张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现在感觉怎么样？

甘宇：已经好多了。这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在家门口做些康复运动，拄着拐杖慢慢走一下，大概一个多小时，上午、下午都会各走一次。希望身体能早日痊愈，尽快返回公司上班，把工作做好。

新京报：之前你说经常会做噩梦回到山上，现在还会做这样的梦吗？

甘宇：在医院的时候确实会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在山里呼救，却没人回应，然后被吓醒，浑身发抖。回家之后，这样的噩梦已经越来越少了。

新京报：前段时间你见了很多人、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你自己会如何总结山上那17天的经历？

甘宇：感觉就是经历了一段重生的过程，因为17天里，有一些时刻真的很绝望。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还小，而且家在农村，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次算是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

但说实话，获救后，我突然在网上火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确实有些不习惯。现在很多人来关心我的情况，我心里很感激，但是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那些问题，真的。

10月24日，甘宇在家中学习，为11月的一级建造师考试做准备。 受访者供图

“人还活着，我肯定要救”

新京报：聊聊这段经历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甘宇：当时我和罗永在休息室聊天，突然轰的一声，晃动很剧烈，休息室的玻璃瞬间就震碎了。等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到处都在垮塌。山上滚了很多石头下来，其中一块打中了我的背，我从坡上滚下来，眼镜也掉了。后来，我爬到大坝下面的平台上，看到滚落的大石把休息室旁边的小房子冲倒了，门都坏了。

新京报：当时其他人都在干什么？

甘宇：其他人都在忙着逃生，他们蹚过大坝下的河流，往石棉县方向跑。湾东方向垮得太厉害了，以前有条路通往大坝的，但等我们要撤离的时候，出口没有了，全部垮塌了。而且山上一直在滚落石，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新京报：你和罗永是怎么想到要拉闸的？

甘宇：我和罗永当时都在坝底，看不到坝顶的情况。出于职业习惯，本能地要去考虑如何避免发生危险。湾东水电站大坝水量还是挺大的，大坝也很高，如果压力管道因为地震出了问题，下游地势低的村庄和庄稼都会被冲毁，而且发生漫坝的话，我们这些身在水电站的人也跑不掉。

说白了，我是现场管理人员，工作的宗旨就是安全第一，其他的都不重要，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安全。罗永是水工，平时就负责闸门管理，所以我就跟他说，要上大坝把闸门提起来放水。等余震缓一些了，罗永就快速地爬过去，把第一道闸门提了起来。

第二道闸提上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松了一口气，至少安全了。压力管道可能也安全了，下游也不会遭水灾。

地震前的湾东水电站，左边是两道闸门。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其间你为什么放弃逃生去救人？

甘宇：我当时听到有个工人喊“救命”，他被石头打到，脑袋在出血。我想去救，但一个人拖不动，就喊了旁边另一个工人过来帮忙，一起把他抬到平台上。过了可能一个多小时，他的呼吸停止了。

其实那个时刻根本没想那么多。就觉得人还活着，我肯定要救，不能跑掉。

罗永的哥哥当时也在坝下，受伤很严重，跟我待在一块儿。罗永提起第一道闸门之后，他哥想跟他说话，我就把罗永叫下来，他哥跟他交代了遗言。他哥哥遇难后，我们两个再次上坝，我接电，他把第二道闸门提起来。

长到这么大，头一次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逝去，我们却没办法把他救活，真的很难受。那个时候什么通讯都没有，也没有办法求救。我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自救，帮伤员包扎一下，但是没用，他受的伤很严重。

新京报：拉闸之后，你和罗永在大坝上过了一夜吗？

甘宇：我们拉完闸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山上有余震，坝顶相对安全，所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震后的第一夜。基本上没怎么睡着，余震不断，玻璃一直在晃动，能听到山上的石头往下面滚的声音。往往是睡了一会儿，被余震震醒，又跑出去看一下。

当时整个水电站只剩下我和罗永两个人，倒也不怎么害怕。罗永很伤心，哥哥去世了，在水电站做搬运工的侄儿也遇难了。我跟他说，你不要想那些，能活下来已经很好了，你要把你哥哥和侄儿的那一份都活出来。他也鼓励我，说我们两个都很幸运，没有当场死掉；还说逃出去的话，我们俩得好好喝点儿酒，吃点儿东西。

9月30日，地震后的山体仍不时出现滑坡，划出一道道土黄色“伤痕”。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担心罗永在路上出事，有点内疚”

新京报：你和罗永是什么时候离开水电站的？

甘宇：地震后的第二天，9月6日早上，罗永说往河对面的方向走，计划一天走到猛虎岗，那里或许可以求救。就这样我们出发离开水电站。

当天下午，手机终于有信号了，我们都打了电话求救和报平安，把经纬度发了出去。打通电话后，罗永才知道，他的母亲在地震中去世了。后来我们还曾接到电话，得知有救援队来救我们，从大坝方向过来，让我们原地等待。

当时我们已经走到山腰位置了，便就地在树下休息。气温大约在10℃左右，不是很冷，我们捡了一些竹叶铺在地上，背靠背睡了一晚，睡得迷迷糊糊的。那时候感觉，明天也许就能出山了。

甘宇获救后换下的鞋子，已经破损开裂。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后来你和罗永分开行动了？

甘宇：大概是9月7日，我有些体力不支，而且前面的路还垮塌得很厉害，有五六处在塌方。我和罗永商量，让他掉头回去找救援队，可能获救更快一点儿。我俩就此分开。

新京报：三天后，你决定独自出发求生？

甘宇：等了很久，都没等到罗永和救援队来，我开始有些后悔。路上到处是滑坡，我担心他可能遭遇不测，心里觉得很内疚，也很自责，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跟他一起走。

在原地等待的那三天，我没吃什么东西，主要靠喝水度过。身体状态还算比较正常，脚也没受伤，只是感觉饥饿。我试过呼救，但密林上空飞过的直升机听不到。手机很快就没电了，后来我还把它砸烂了，幻想着锂电池能不能被砸出火星，这样我就能生起火来，但实际上完全不起作用。

到了9月10日，那天天气比较好，山里的雾散了，我就想着沿着下面的河沟往下走，或许能走回项目部。

9月10日，在甘宇独自出发自救的同时，消防救援人员也正在山上进行搜救。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脚是怎么受伤的？

甘宇：我当时往山下走，去河沟找水喝，也想蹚过河沟下山。但河水太急，水也很深，我不会游泳，所以不敢过河。那时候还有滑坡，有石头从山上滚下来，砸中了我的左脚。当时只是觉得脚有点痛，也有些走不动了，只能慢慢往上爬。

“荒野求生里学到的技能，没想到自己会用上”

新京报：没有补给，你如何解决食物和饮水问题？

甘宇：我在山上吃过野果，罗永走之前给我摘了一些，我自己也捡到了一些野生猕猴桃。实在没有食物的时候，我还嚼过树皮，但吞不下去。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会饿得发昏，感觉黄胆水都吐出来了。

更多时候，是喝水喝饱的，一直喝、一直喝。找不到水源的时候，我就喝苔藓水，从树上薅一把，用手一挤，就有水了。我还喝过两次尿液，为了求生没有办法。这些都是我在《荒野求生》里面学的，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用上。

甘宇在山上吃过的野生猕猴桃。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你是怎么过夜的？

甘宇：山上的夜晚很安静，有时候会听到蛐蛐鸣叫，还有一些不知名动物的叫声。我会找一些树叶盖着，或者在地上扒拉一些叶子，铺在身下睡。

下雨的时候会冷一些，我穿着雨衣和毛衣，全身都蜷缩进雨衣里。我的脚后来都泡胀了，裤子也磨出了两个大洞。晚上实在太冷的话，我会站起来走动一下，运动能让身体暖和一些。等到太阳出来了，我就躺在地上晒太阳。

新京报：遇到过野兽或其他危险吗？

甘宇：没有正面遇到过野兽，但在晚上听到过它们的声音。爬山的时候，我的脚上趴了很多蚂蝗，弄掉了，没过多久又有新的。我只能等它们都吸饱血了，再用力扯下来，腿上因此还会流血。当时没觉得有多疼，只顾着赶路。等快走到草原的时候，蚂蝗才变少了。

“难熬的时候会想家人”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走到罗永说的“草原”的？

甘宇：说实在的，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时间了。往山上走了好几天，我在那片草原上看到了牛羊，我还跟它们说话，“你们的主人在哪里呀？”“怎么没人管你们？”我还捡到压缩饼干，吃了一些，还在那里喝到了水。

在草原上待了两天，我又往山下走了一天，其间好像听到了电锯的声音，隐约有人烟的迹象，当时觉得自己有救了。再后来，就是再次呼救的时候，被倪大哥（倪太高）听见了。

9月21日，雅安市石棉县跃进村猛虎岗，倪太高（左）找到了甘宇，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一路都很艰难，其中最难熬的是什么？

甘宇：在草原的那个晚上，下着大雨，还刮了四五级的大风，很冷，感觉只有四五摄氏度。我冷得浑身发抖，只能站起来不停走动，几乎走了一夜，没怎么睡。当时还有闪电，我害怕被雷劈到，也怕被雨淋到失温，裤子和鞋子都打湿了，后来就找了个缓坡的凹地躲躲。那一晚，真的感觉有点儿挺不过来了。

跟罗永分开后，等了几天，也没有看到有人的痕迹，这让我有些绝望。那时，我每天都会喊救命，但不会长时间喊。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喊一下，中午喊一下，晚上喊一下，但始终没有回应。有时候我会难过得哭一下，但更多的是想办法走出去。

新京报：觉得难熬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

甘宇：我会想我的家人，想爸妈、把我带大的爷爷奶奶。一想到他们就会流泪，我还没给他们尽孝，也没告诉他们我具体的工作地点。这种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活着出去，给他们报平安。有时候我会梦见一家人在吃团圆饭，挺开心的。我还想着逃出去以后，要吃火锅、吃烤肉，喝很多喜欢的饮料。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放弃？

甘宇：放弃的念头，其实是没动过的。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既然没有在地震中直接死去，那么上天应该还是会眷顾我的，我肯定能走出大山。而且罗永跟我说过，很快就能走到猛虎岗，到了那里就能下到村子求救。尽管其间每次回想，我会有点儿埋怨自己，不该让罗永一个人去找救援，或者我们应该在大坝等待救援等等。

“生命很重要，其他都没那么重要了”

新京报：被困的17天里，你能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和身体的变化吗？

甘宇：因为我的手机没电了，山里的环境又比较封闭，我其实没什么时间概念。有时候感觉好像过得很快，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时候又觉得一觉醒来已经过去三四天。所以倪大哥找到我的时候，我以为已经过了二三十天，但实际上只过了17天。

身体的变化相对而言更加明显。每天早上醒来，我会摸一下脸，感觉胡子扎手，又长了些。皮带越扣越紧，扣到了最后一个孔，我知道自己应该瘦了不少。好多天没洗澡，身体的臭味也越来越重。

9月30日，甘宇获救后遗留在猛虎岗的裤子，已经脏到看不出颜色。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摄

新京报：你获救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甘宇：那天我在山上喊“救命”，被倪大哥听到了，他让我往左边走一点，右边在塌方。两个小时后，终于见到了他，我就哭了，觉得自己有救了。我吃了一些他带的牛奶和月饼，告诉他，我叫甘宇，让他帮忙联系政府。后来他扶我下山，我又见到了我堂哥，整个人这才放松下来，身体都变软了，直接躺在了地上。

新京报：死里逃生后，有什么感悟吗？

甘宇：我觉得生命很重要，活着真好，其他都没那么重要了。距离获救又过去这么些天，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心理阴影，能活着走出来，比什么都幸运，其他的事都不算啥了。我还要感谢大家没有放弃找我，谢谢家人，谢谢救援队，谢谢公司，谢谢所有关心我的人。

10月8日，甘宇（左二）出院后与家人、同事一起吃火锅。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未来有什么计划或者心愿吗？

甘宇：希望身体能顺利康复，我想去当面感谢倪大哥和所有救援人员。我还想出去旅游一下，一直都想去看海，但至今还没看过。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希望能过回平淡的生活。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 徐杨 《出圈》工作室

编辑 李彬彬 校对 贾宁

周公解梦：梦到吃这几种东西，预示着财运旺盛，喜事会接连不断！

梦到地瓜、红薯是祥兆，预示着会有生活无忧。

梦到吃红薯、烤白薯，预示着最近喜事会接连不断。

梦到与人一起吃红薯，预示着在自己困难和需要的时候会得到别人的援助。

农民梦见种小麦，或是饱满的麦穗，都预示丰收在望。

经商的人梦见金色的麦田，预示财运旺盛，生意兴隆。

学生梦见小麦，预示考试会到得好成绩。

不论是吃、闻、看见、还是打开椰子，都预示将有意外的礼物，也可能是钱。

男人梦见喝果汁，会身强力壮，生活幸福、富裕。

已婚女子梦见喝果汁，要怀孕。

热恋中的男女梦到吃饼干，预示着感情很甜蜜。·

单身人士梦到吃饼干，你的恋情会有好的结果。

梦到吃饼子

吃人梦语

2022.3.9日梦到：路上遇到10来个人，我问他们去哪？回答我后我对他们说！我跟你们一起去！然后跟他们一起走！我把我的微信号就是手机号告诉他们，让他们加我微信！看到一个年轻漂亮女子往左边走去了，又看到10多个人向右边小路走去，我还是往前直走上了座桥的桥引，是个上坡一点点升高，走了10米左右后竟然没路了，距离地面10多米高，只好往回走，回走几米后看到一个老者出现在断头路中间手里还拿着饼子向我晃悠好像在告诉我他有饼子！赶紧跑过去伸出左手问他要饼子，老者拿给我一个饼子，我马上吃了，又伸手问他要 同时对老者说：再给我两个饼子！老者又拿给我两个饼子（老者手里有十多个饼子，应该只能给我一个饼子吃）！看到地上掉落好些从饼子上掉落的饼子皮（饼子很多层容易松动）！赶紧捡起来些吃掉，吃了些又捡些拿手里，发现有的上面有灰就扔掉！

梦见吃饭说明什么？

梦见吃饭与个人生活状态息息相关，代表着健康、财富等方面。从心理学角度看，食物还象征着性诱惑，梦见吃饭也意味着满足和快乐，因此具有性意味。

梦见独自用餐，预示家里可能会有争吵，朋友之间也会出现矛盾，或者失去地位和地位。

梦见和家人一起用餐，预示收入增加、生活舒适。这个梦也提醒你要多陪伴家人，不要冲动消费。

梦见和情人一起用餐，可能意味着爱情逐渐疏远，或者彼此之间的缺点越来越难以忍受，让你感到反感。

梦见和朋友一起用餐，提醒你注意身体健康，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醉酒等，否则容易生病。

梦见和别人一起用餐，表示家里或邻居、同事朋友中有人将办婚事。

梦见坐在墙上或高处用餐，预示会得到提升。

梦见和几个人一起用餐，但有人不吃，预示其中有人将遭遇灾祸甚至去世。

梦见和家人或朋友围坐在一起用餐，但气氛沉闷，说明你和家人朋友之间有些隔阂，需要加强沟通。

梦见在高级餐厅用餐，预示近期可能会有愉快的旅行或好事发生。

梦见在摩天大楼或旋转餐厅用餐，表示支出将减少，建议开始存钱。

梦见在普通餐厅用餐，预示工作或学习成绩不稳定，可能突然出色，也可能犯错或成绩落后。

梦见在餐馆点餐后迟迟不上菜，可能会被双亲或长辈批评。

梦见用餐时盘子打翻弄脏衣服，预示爱情方面会有波折，可能会出现情敌，要提高警惕。

梦见看不懂菜单，预示朋友众多，备受信任和尊重，经常有人向你请教问题。

梦见吃馒头、烙饼或硬面条，预示工作中会遇到挫折或生意亏损，需要更加努力。

梦见吃鱼，可能因为个性倔强而与情人发生小矛盾。

梦见吃用鸡蛋类的食物，预示家里将有男孩出生。

梦见用银盘子用餐，会大吉大利，生活富裕。

梦见狼吞虎咽地用餐，还可能象征着满足。

女人梦见和丈夫在桌子旁边用餐，预示即将怀孕。

梦见佳肴一直出现而吃不尽，人际关系会有所提升。

梦见死人用餐，意味着身体不健康，需要注意休息和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