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是什么(蛊是什么虫子)

吸干人肉、活人成俑……传了两千多年的“蛊术”，真的存在吗？

“蛊”究竟是什么？1958新中国对抗“蛊病”实录，毛主席亲自部署

苗疆蛊毒，是一种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里却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诡异物事。

在传说里，驯养人将无数奇毒无比的虫豸一同放进土罐，密封好埋入地底，然后任由这些毒虫在罐中相互撕杀吞噬，最终存活留下的绝毒虫王，即为“蛊”，而这种奇特的培养“蛊”的方式，则为“练蛊”之法。

鎏金蚕

“蛊”很难练成，然一旦“练蛊”成功，这种异物就可以派上诸般神秘而奇特的用场。

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当为“情蛊”。

根据记载，若施术者将此蛊种入心爱的男人或女人身上，从此对方便会对种蛊人死心塌地，一生不离不弃。传言中云贵地区懂得蛊术的苗女在婚后都会给丈夫种上“情蛊”，丈夫一旦成功中蛊，此后将永不变心。

其次最为著名的便是“金蚕蛊”，传说中此物“无色无形，水火不侵”，若是不懂蛊术之人，稍不注意就会着道，中蛊者全身犹如千万条毒虫在噬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此蛊没有解药，因此“金蚕蛊”又为夺命之蛊。

苗族美丽女孩

除以上两种知名度极高的蛊虫外，还有蛇蛊、疳蛊、石头蛊、癫蛊、肿蛊等一大堆名字奇特的蛊虫种类，基本上都是害人之物，但诡异莫名的是，这些蛊都似乎都能听从主人命令，可随时在种蛊人的命令下，向被种下蛊虫之人随时发动攻击，夺人性命。

这个“遥控”功能很是令人匪夷所思，一只虫子就算它再厉害，以其几乎等同于零的智力又怎么能听懂人的命令呢？很明显它违反了生物学的基本规律。

由以上种种传闻所述，可见传说中的“蛊”杀人无形，存在诡秘，同时它似乎还颇有智力，如此神奇的物事，自然引起了我国不少专家的注意，他们决定搞清楚，“蛊”，究竟是什么！

由于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蛊”的真正实物，其相关信息主要是记载于历史文献或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言之中，传言当然是不可信的，因此专家们投入了不少精力对古籍中有关“蛊”的信息进行研究。

从目前留下的历史文献来看，早在近2500年前左右的春秋时期《左传》中便有关于“蛊”的记载，至于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有多次与“蛊”相关的记叙。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为近蛊。

《史记.夏本纪》：（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史记.正义》：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

咱们暂且先别管司马迁《史记》中所说的“土狗灭蛊”这件事，只须注意文中所记叙的时间，它表明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蛊”。

司马迁

接下来有关“蛊”的最著名的事件便是汉武帝时代的“巫蛊之祸”，此后一直到清代，各朝各代中官方文献、医学典籍以及民间士人笔记中都有关于“蛊”的记录。

由此可见，“蛊”这种东西似乎是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的，那么问题又回到原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学者们在研究中敏锐地发现，“蛊”的出现和分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总的说来华南较之华北更多，而这其中，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更是“蛊”的多发地。

箭头所指为“蛊”现象较为集中的大致区域

学者们又进一步研究发现，历史上“蛊”与“巫术”这种概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但凡“巫术”较为盛行的地方，似乎就脱离不了“蛊”的身影。

因此有学者认为，“蛊”本质上是中国古代“巫术信仰”习俗中的一种，是为“巫蛊文化”。

巫蛊信仰是一种在我国起源很早的民间信仰，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东大学，核心期刊，《周易蛊卦与中国古代蛊信仰风俗》）

也有学者认为：

（蛊）是志怪文学的艺术产物.......包含着历史、医药卫生、语文、文学、迷信等因素。（西北师范大学，核心期刊，《“蛊”的多元文化研究》）

换句话说，部分专家认为“蛊”是不存在的，它仅是一个虚幻的概念，代表的是一种古代文化现象，这种解释，如果仅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长期对“蛊”的信仰崇拜来看，似乎是可以解释的。

古人信仰祭祀仪式

但医学专家们表示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蛊”不但真实存在，而且是一种确切的病症，古人因无法医治这种病，因此称其为“蛊”！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蛊患”，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隋书.地理志》中提到：

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 其俗又颇同豫章, 而庐陵人庞淳, 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蛊, 而宜春偏甚。

从以上描述可见，江西、浙江、河南南部等地在历史上一直饱受“蛊”的侵害，其中尤以江西为甚。

金制金蚕蛊示意

隋代医学典籍《巢氏诸病源候总论》中的第二十五卷《蛊毒》中曾对“蛊病”的症状有过详细描述。

病发之时, 腹内热闷, 胸胁支满, 舌本胀强, 不喜言语, 身体恒痛, 又心腹似如虫行, 颜色赤, 唇口干燥, 经年不治, 肝鬲烂而死。

由于隋炀帝在江南地区修筑大运河，因此隋代典籍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俗人情、地域特点以及特有病症等信息记录得颇为详细。

从以上描述来看，此病症状大多体现于腹部，“胸胁支满”指患病之人胸腹肥大，“心腹似如虫行，颜色赤”则指人的腹部皮下似乎有红色虫子在游动，而且此病无法治疗，长年累月后，病患即被体内毒虫吃掉器官最终肠穿肚烂惨烈死去。

此番描述中有些夸张的地方，但具体症状描述得很清晰，令人毛骨悚然。

一种红色寄生虫长期在人的体内存活，平日里在人身体里钻来钻去而且无药可医，这红虫子究竟是啥？难道世上真有“蛊”这种东西存在？

上世纪中叶苏州昆山“蛊病”——血吸虫病患者

1956年，我国著名中医学专家傅在希教授发表重量级论文《进一步探索血吸虫病的来源》，指出流行于江南地区的“蛊病”实为血吸虫病，其在历史上长期流传于以江西、江苏、浙江、福建为主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严重威胁着华南地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

血吸虫病患者的典型症状为腹部肿大、发热、全身皮疹、腹痛肝痛等等，与古籍中所描述的“蛊毒”症状完全一致！

如此看来，傅在希教授判断是应该是准确的，血吸虫病，很可能便是历史上流传的“蛊病”中的一种，只是由于现在缺乏古代流传下来的“蛊”的实物，所以暂时无法完全证实罢了。

此文一出，当即引起的高度重视，事实上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南下实施渡江战役进军江浙沪地区时，解放军战士们就饱受血吸虫的侵害，仅上海地区第9兵团就有3.3万人患病。

解放战争渡江战役

从1950年开始，新中国政府便对血吸虫病展开全国摸底调查，调查结果触目惊心。

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排查范围达12个省的320—370个县市中，均产生了血吸虫病大流行，累计血吸虫病感染人数高达1160万人。在江苏高邮县，当地情况最严重的新民乡地区，合计5442名居民中就有4300人感染血吸虫，1335人接连死亡，周边乡镇也有294人先后因此病死去。

摸底调查结果不容乐观，中央意识到，若要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打一场消灭“蛊毒”血吸虫病的人民防疫战争势在必行！

1955年11月，毛主席亲自赶往杭州指导和部署“抗击血吸虫病”方案。

毛主席

11月17日，主席在杭州主持召开有关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要会议，在充分听取江浙地区领导及各地专家的汇报后，主席当即指示，成立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为主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全面指挥华南地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九人小组”很快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要展开范围高达数省地区的防疫工作，所需要的专业医护人员可谓是个天文数字，然而当时全国受过西医教育的医疗人员还不到4万人，这点人就算全部调集到江浙沪地区，也只是杯水车薪。

怎么办呢？

有办法！

据统计，当时全国还有高达30余万人的中医，“九人小组”很快决定以“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将这数十万人的中医人员纳入防疫体系之中，如此一来，防治工作中医疗人员短缺的问题将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从今天来看，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应该说正是从此处开始，当时的数十万中医才被正式被纳入新中国的医疗体系之中，而正是因为新中国政府以最大努力保留了这一批中医人员，才让中医在今天得以得以发扬并继续造福于民。

老中医

医疗人员问题即然解决，下一步便是全面发动人民力量抗击“血吸虫病”。

对抗“血吸虫病”，首先需要斩断其主要传播宿主钉螺的传染链，很快各地的“血防所”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立，人民群众在当地政府以及“血防所”的指引下，开始对钉螺进行围剿。

当时消灭钉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在水域里喷洒或放药物，二是填埋水坑或沼泽地，彻底断绝钉螺的生长环境，很快江浙地区便兴起了结合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土埋钉螺的全动。

另一方面，为斩断传染源，各地也开始对粪便、阴沟和水源展开治理。

譬如在湖南地区，1957年便开始在全部疫区要求粪缸集中布置且必须加盖，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也尽可能要求取山泉水或井水，尽量少用江河之水，而且喝水一定要先烧开。

1958年江西余江县全民扑灭钉螺

如以上种种工作多管齐下，到1958年6月，江西余江县率先宣布消灭了全县境内的血吸虫病，《人民日报》于当年6月30日发表长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主席在报上读到此喜讯后，欣然挥毫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此后有关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党和政府一直从未松懈，及至本世纪初，这场历时长达半个世纪的伟大抗疫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在中国历史上肆虐中华大地数千年的“蛊毒”血吸虫病，彻底遭到毁灭性打击。

仅取一个数据，截止2003年，南京12个血吸虫流行区县，就有2个达到彻底阻断标准，2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

自人类诞生以来，瘟疫和疾病就与人类文明纠缠不息，血吸虫病、黑死病、西班牙流感，一直到今天的新冠病毒，它们接连而来，未有停歇，但我们从未屈服于疫魔的威胁之下，人类文明的斩魔之剑，必将永远高举！

文/梦醒锦官城

“蛊”原来和苗疆无关，其实它是这样开始害人的

谈蛊色变，似乎成了现代人们的一种条件反射，但多数人都是一问三不知，只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很邪乎，具体是什么，又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而一谈蛊，很多人就会把它和苗疆、苗族联系起来。蛊真的就是苗疆、苗族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蛊的说法，而且和苗疆、苗族没半毛钱关系。那么，“蛊”最早是什么东西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得从“蛊”字的意思说起。

“蛊”字，繁体作“蠱”，一看就是象形字，表示很多虫在容器里，其主要意思有三：

一、作名词解，就是虫、毒虫的意思，这个意思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左传》说：“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说文解字》释之为：“蛊，腹中虫也。”这两则材料，都说明蛊就是虫子的意思。直到宋代郑樵写《通志》的时候，才在《六书略》里面说：“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这时候，就讲了蛊是什么东西。到清代编《康熙字典》之时，在《虫部》里，也继续发挥了《通志》的说法：将百种毒虫放在一个器皿中，使它们互相啖食，最后剩下的那条毒虫就称作蛊，所以蛊字的结构上面是三个“虫”，代表有很多虫，而下面是器皿的“皿”。这样，从文字意思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虫变为蛊的过程。

二、作动词解，是蛊惑、惑乱的意思。这一层意思来自《周易》的蛊卦。从卦象看：蛊卦上为山下为风，风遇到山而回旋，草木都被吹乱，所以称作蛊；从卦体看：下卦是巽，为长女，上卦是艮，为少男。《左传•昭公元年》曰：“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长女下于少男，谓乱其情；风吹落山下的草木，谓乱其形。蛊卦显示的是腐坏的乱象，卦中各爻讨论的是如何治蛊除乱。

三、作形容词解，是败坏、的意思，其实就动词惑乱而产生的结果。在古代，虫又作蟲，引申为蠹，意为虫侵蚀器物，实际上是腐蚀、败坏的具象化。《周礼》《史记》中，蛊多以“蛊毒”“御蛊”出现，如“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禬之嘉草攻之”，这里的蛊则可解释为热气、毒气。由此可知，蛊字在古代汉语中，是和惑乱的意思，可以归为贬义词一类。而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说：“荀爽谓蛊为事。朱子盖以为不安。又曰坏极而有事。夫卦名皆由卦象而生。诂蛊为事为惑。皆正训不误。而此则义为败坏。亦卦象所命也。彖曰巽而止蛊。亦以败坏为说。”这都是认为蛊是不安定和的象征。

那么，蛊又是如何从这种比较自然和惑乱的状态，转变为人为恐怖的呢？这当然得从西汉的两次“巫蛊”之祸说起。

第一次巫蛊案发生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与卫氏争宠，女子楚服为陈后建立“神祠”，献祭邪神进而诅咒，事发后楚服被处以枭首，陈皇后被废。这次事件株连三百余人。在《史记•外戚世家》对陈皇后被废事件的记载中，用“挟妇人媚道”叙述一位妇女为陈皇后施展巫术，但太史公并未说这一妇人是是什么样的人，这次事件也未被冠以“巫蛊”。在《汉书•外戚列传》中，才知道这个为陈皇后施展巫术的人叫“楚服”，说明这位女子的姓名可能是班固为其后补。“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意味着从班固开始，史家才将挟邪媚道事件视为“巫蛊”一类的宫廷祸事。从此，蛊也就开始像人祸演变。这其中，最关键的出现了人为的操纵，就是一个极为神秘的身份——巫的出现。这样，巫和蛊得以联系起来，成为千百年来的人为恐怖之源。

第二次巫蛊案波及更广，发生于征和年间，《史记》《汉书》等不少人物列传中对巫蛊之祸均有涉及，《资治通鉴•汉纪》对这次巫蛊事件的经过有详细的记载。事件大致经过为：武帝晚年感到身体不适并作噩梦，宠臣江充将原因归为宫内有蛊气，武帝遂命其查破此案，江充便以调查之名在宫中地面展开大肆挖掘。他带着胡巫与臣下在太子刘据宫中的地面之下挖掘到了桐木人，上面写有对武帝施加的诅咒。刘据无法自证清白，情急之下被迫举兵自卫，斩杀江充后外逃。后来太子被杀于外地，皇后卫子夫自杀于宫内。此次巫蛊案中，卫氏一族外戚势力基本消亡，牵连达数万人。后来，太子虽得以平反，但此次巫蛊事件被后世视为西汉由胜而衰的转折点。

征和年间发生的巫蛊之祸持续了数十年，发展到征和二年尤为激烈，而司马迁《史记》的最后纪事，至征和三年李广利降于匈奴而绝笔。因此《史记》对此次事件的着墨并不多，或虽有叙写但可能因政治原因又被删节。但太史公好友田何、仁安均被牵连，惨遭迫害，足见其辐射之广。这次剧烈的政治动荡中，扮演巫蛊中“巫”者角色的是来自匈奴的胡巫，是他们在勘查宫内时将偶人从太子宫挖出，辅助江充发现了太子谋害武帝的“犯罪现场”。这次巫蛊事件，和前一次不同，并非以巫女楚服在祭祠供祀神灵的方式进行，而是将偶人埋于地下通过扎针和施咒实施的。这个人为将人埋于地下通过扎针和施咒方法，来自于匈奴胡巫，更能激其汉武帝的恐惧，汉武帝因与匈奴长年作战，对这类军事中被运用的巫术颇有戒心。而这种自胡地的巫术，自然更让他颇为恐惧且反应激烈，引发如此大的人祸，杀了上万人，其认为引发的恐惧可想而知。

综合而论，由蛊到人祸，其实是结合了“巫”这个角色的参与，因为巫本身的神秘感，也给蛊带来了神秘感。汉武帝时期的这两次事件，把蛊和巫连在了一起，引发出来的人祸，足以使后世追述的时候，产生恐惧。但需要注意的是，“巫蛊”之祸中的“巫蛊”二字实指北方胡巫特有的巫术类型：“巫蛊”之“巫”为匈奴胡巫；而“巫蛊”之“蛊”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蛊毒”“毒虫”，而是人们用蛊虫之间的斗争来比喻人类族群的关系———父亲在位不退而太子想要“夺权”，带有惑乱宫廷的意象，是一次因汉武帝恐惧卫后外戚势力“女惑男，风落山”，太子凭此成为“干父之蛊”，从而威胁到汉武帝自己乃至整个刘汉而展开的政治斗争。后世宫廷中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在史书中就多被概称为“巫蛊”，而由此引发的各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足以让人心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