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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民未有(生民未有是谁写的)

时间:2024-01-18 11:48:56 作者:饕餮少女 来源:网友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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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却没有写上中小学语文教材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位文学家。唐朝的杜甫在多首诗中夸奖庾信,如“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由于中小学语文课本没有出现过庾信的文学作品,这让他在现在没有多大的名气,远远不如陶渊明。实际上,庾信堪称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

一,齐梁文学的代表

庾信出身于南朝的文化世家,其家族“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他的父亲庾肩吾就是当时比较出名的诗人。庾信生活在这个环境中,得以博览群书。527年,年仅15岁的庾信被选为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萧统去世后,萧纲(梁被立为太子,庾信又担任东宫抄撰博士。

这个时期的庾信可谓是春风得意,仕途通畅。该时期是庾信的早期,其诗风也和齐梁其他诗人一样绮靡浮艳。当时庾信和徐陵成为了齐梁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诗歌被广泛流传,人们将之并称为“齐梁体”。

历史上对齐梁文学的评价并不高,认为那不过就是所谓的靡靡之音罢了。但是,齐梁文学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南朝时期,人们开始注重研究诗歌的音律,其中的代表就是沈约的“四声八病”说。而永明文学、东宫文学都在音律上穷极探索,这本身对诗歌的发展就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也给庾信后期的文学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庾信早期的诗,因为后来的侯景之乱而散佚了许多。所谓“昔在扬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遭军火,一字无遗。”而能够辛运流传下来的,根据考证大约还有30首。庾信早期的诗主要是赋得体诗、应诏诗,文学成就总体而言不高,不过其中不乏清新脱俗的句子,其风格已经非常接近唐朝初期的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人了。

乐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奉和山池》

庾信流亡北方后,又将宫体诗带到了北方,并又创造了大量宫体诗,北朝称之为“庾体”。当时,北周明帝、滕王、赵王等上层帝王对庾信的宫体诗都十分了喜欢,而庾信创作了大量与之应和之作,以取得北朝帝王的信任。庾信在北朝创造的宫体诗的代表作有《咏画屏风二十四首》《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奉和王途中五韵诗》等。由于受到北朝新环境的影响,北朝的宫体诗已经带有了北方的豪迈之气了。

上将出东平,先定下江兵。弯弓伏石动,振鼓沸沙鸣。横海将军号,长风骏马名。雨歇残虹断,云归一鴈征。暗岩朝石湿,空山夜火明。低桥涧底渡,狭路花中行。锦车同建节,鱼轩异泊营。军中女子气,塞外夫人城。小人乖摄养,歧路阻逢迎。几月芝田熟,何年金灶成。哀笳关塞曲,嘶马别离声。王子身为宝,深思不倚衡。——《奉报赵王出师在道赐诗》

二,庾信对南北朝诗风的融合

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萧纲命庾信率领宫中文武官员千余人,在朱雀北扎营。侯景大军赶到后,庾信慌忙而撤退。在首都被攻陷后,庾信又逃到了江陵,投入了湘东王萧绎帐下。552年,侯景之乱被平定,萧绎即位。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就在他到达长安后,西魏大军就攻陷了江陵,萧绎被杀,不久南梁灭亡。庾信因为富有文采,被强迫扣留在长安,成为了西魏—北周的官员。

国破家亡的时局变动对庾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的诗风也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周书》记载庾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他常常将这些复杂的情感写入自己的诗中,使得自己的诗歌变得劲健苍凉,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暮年诗赋动江关”,正是指他后期作品的这种特色。由于庾信的诗歌有前期宫体诗的音律底蕴,因而后期的诗歌就更显得成熟。可以说庾信后期的诗歌就是当时南北朝诗歌融合的产物。

庾信后期的诗歌的代表作为《拟咏怀二十七首》《寄王琳》《重别周尚书》等。《拟咏怀二十七首》是庾信仿阮籍五言诗《咏怀八十二首》之作。这组诗大都是追述乱离、感叹身世、羁留北地、怀念故乡之作,风格悲壮苍凉,已经具备了唐朝诗歌的气象,对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

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咏怀·其七》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拟咏怀·其十一》

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谁言气盖世,晨起帐中歌。——《拟咏怀·其二十六》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寄王琳》

庾信到了北朝之后,对北方的山川地理、人文风情有了了解,开始写下一些境界更加开阔的诗歌,一洗浓艳的旧习,让人觉得清新自然。其中的代表作有《燕歌行》《杨柳歌》《夜听捣衣》,这些诗对唐朝的边塞诗歌都有很大的影响。

代北云气昼昏昏,千里飞蓬无复根。寒鴈嗈嗈渡辽水,桑叶纷纷落蓟门。晋阳山头无箭竹,疎勒城中乏水源。属国征戍久离居,阳关音信绝能疎。原得鲁连飞一箭,持寄思归燕将书。渡辽本自有将军,寒风萧萧生水纹。妾惊甘泉足烽火,君讶渔阳少阵云。自从将军出细柳,荡子空床难独守。盘龙明镜饷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春分燕来能几日,二月蚕眠不复久。洛阳游丝百丈连,黄河春冰千片穿。桃花颜色好如马,榆筴新开巧似钱。蒲桃一杯千日醉,无事九转学神仙。定取金丹作几服,能令华表得千年。——庾信《燕歌行》

河边杨柳百丈枝,别有长条踠地垂。河水冲激根株危,倏忽河中风浪吹。可怜巢里凤凰儿,无故当年生别离。流槎一去上天池,织女支机当见随。谁言从来荫数国,直用东南一小枝。昔日公子出南皮,何处相寻玄武陂。骏马翩翩西北驰,左右弯弧仰月支。连钱障泥渡水骑,白玉手板落盘螭。君言丈夫无意气,试问燕山那得碑。凤凰新管萧史吹,朱鸟春窗玉女窥。衔云酒杯赤玛瑙,照日食螺紫琉璃。百年霜露奄离披,一旦功名不可为。定是怀王作计误,无事翻复用张仪。不如饮酒高阳池,日暮归时倒接离。武昌城下谁见移,官渡营前那可知。独忆飞絮鹅毛下,非复青丝马尾垂。欲与梅花留一曲,共将长笛管中吹。——《杨柳歌》

秋夜捣衣声,飞度长门城。今夜长门月,应如昼日明。小鬟宜粟瑱,圆腰运织成。秋砧调急节,乱杵变新声。石燥砧逾响,桐虚杵绝鸣。鸣石出华阴,虚桐采凤林。北堂细腰杵,南市女郎砧。击节无劳鼓,调声不用琴。并结连枝缕,双穿长命针。倡楼惊别怨,征客动愁心。同心竹叶椀,双去双来满。裙裾不奈长,衫袖偏宜短。龙文镂剪刀,凤翼缠篸管。风流响和韵,哀怨声凄断。新声绕夜风,娇转满空中。应闻长乐殿,判彻昭阳宫。 [ 花鬟醉眼缬,龙子细文红。湿折通夕露,吹衣一夜风。玉阶风转急,长城雪应闇。新绶始欲缝,细锦行须篸。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新月动金波,秋云泛滥过。谁怜征戍客,今夜在交河。栩阳离别赋,临江愁思歌。复令悲此曲,红颜余几多。——《夜听捣衣》

三,南北朝最优秀的辞赋作家

庾信不仅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辞赋方面也是南北朝最出色的作家。在早期,庾信写下了《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等宫体赋,“体物而测亮”庾信的赋兼用比兴手法,托物言情,借景抒情,着重于心灵世界的抒发及表达。同时,早期的赋虽然是宫体赋,但是也避免了简单的“体物”而以艳情为宗,铺陈排比,渲染出气势之美。

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选自《春赋》

而庾信的辞赋文学,也是在北朝达到了顶峰。在后梁灭亡后,庾信写下了自己的千古名作——《哀江南赋》。该赋“将家世与国史联系起来,将个人遭遇与民族灾难融汇在一起,概括了梁朝由盛至衰的历史和自身由南至北的经历,凝聚着对故国和人民遭受劫乱的哀伤,感情深挚动人,风格苍凉雄劲,是中国辞赋史上的长篇巨制,是一篇划时代的杰作,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在赋史上堪称丰碑,在辞、赋和整个文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炎;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选自《哀江南赋序》

历史上对《哀江南赋》的评价都非常高,一般都认为该赋是中国古代辞赋文学的巅峰之作,是南北朝骈文的集大成者。林纾评价道“子山《哀江南赋》,则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后世的《北征》《八哀诗》《吊古战场文》《桃花扇·哀江南》等诗歌都是在《哀江南赋》的影响下创作的。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见戮于犹子。荆山鹊飞而玉碎,随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乱于平林,殇魂游于新市。

梁故丰徙,楚实秦亡;不有所废,其何以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用无赖之子弟,举江东而全弃。惜天下之一家,遭东南之反气;以鹑首而赐秦,天何为而此醉?——选自《哀江南赋》

除了《哀江南赋》之外,庾信在北朝创作的辞赋还有《三月三日林园马射赋》《邛竹林赋》《枯树赋》《伤心赋》《象戏赋》等。其《枯树赋》描绘了大槐树不同时期的不同景象,起初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后来因为“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槐树就变得“拨本垂泪,伤根沥血”,这是在借树的枯荣来比喻自己失国丧家、流离异域的悲剧。《伤心赋》写侯景之乱给百姓造成的灾害,创造出一种血泪交织、悲愤凄凉的意境,这些在文学史上都具有较高的成就。

在昔金陵,天下丧乱,五室板荡,生民涂炭。兄弟则五郡分张,父子则三州离散。地鼎沸于袁曹,人豺狼于楚汉。或有拥树罹灾,藏衣遭难,未设桑弧,先空柘馆。人惟一丘,亭遂千秋,边韶永恨,孙楚长愁。张壮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泪流。痛斯继体,寻兹世载。天道斯慈,人伦此爱。膝下龙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兰生庭而蚤刈。命之修短,哀哉已满。鹤声孤绝,猿吟肠断。嬴博之间,路似新安。藤缄轊椟,枿掩虞棺。不封不树,惟棘惟欒。天惨惨而无色,云苍苍而正寒。——选自《伤心赋》

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夙愿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理念的时代升华和科学表达。

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

中国古代朴素的共同富裕观念源自我国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探求。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先民们对天地日月进行思考,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即天地最大的美德是孕育出生命并无私承载和维持生命的延续。他们主张,人类要学习天地日月无私养民的优良品格,效法自然,公平惠及,万类不遗。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到《礼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从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共同富裕的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发展,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

先秦思想家认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之本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需要保障人人有追求富裕的机会。强调下层民众的富足安乐,“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因此希望施政者“为政以德”“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最终实现社会“大同”。古代思想家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是人们最为美好的追求和向往。百姓生活富足、人民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共同富裕是我国历代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重要元素之一。孔子至卫国,见人口繁庶,即表达出安置百姓应先加以“富之”再施以“教之”的见解。他所期求的富民之策,不仅意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需依势顺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强调“制民之产”的重要性,将“养生丧死无憾”视作王道开端。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孟子清晰地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产业代表人民富裕,是政治稳固、国家安定的基础。荀子明确表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管子》一书集中吸收先秦各学派思想,在《治国》《牧民》诸篇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表明共同富裕的观点已突破儒家学术范围,上升为整个知识界的思想共识。

在我国古代,共同富裕作为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重要元素,不仅是经济上的满足,还包括思想文化上的充实。汉代董仲舒、王符曰:“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才是共同富裕,才是古代传统社会真正的“治人”标准,“既富且教”成为我国传统士大夫关于社会治理的一贯理念。几千年来,我国传统士大夫始终强调不与民争利,主张“藏富于民”。这种以保养生民、促进民生、藏富于民的共同富裕思想,在我国绵延传承几千年,构成中华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历朝君主和广大民众产生深远影响。《周礼·天官冢宰·小宰》提到“以富邦国,以养万民,以生百物”,春秋时期有子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主张“养万民”“生百物”,强调国富需要利及全民,遵循包容、均平原则。官修史书《汉书·食货志》阐述了富民策略的践行路径:“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民有业。”意思是士农工商皆属“量能授事”的庶众,统治者应给予社会各阶层安身立命、寻求富裕之“业”。这种解释使富民之政具备了广泛包容性。当然,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把共同富裕作为施政方略,只是把安民富民作为巩固、稳定社会、体现“仁德”的治理手段。

共同富裕是几千年来我国广大民众的根本诉求

我国广大民众对共同富裕的企盼和追求贯通古今,在古代社会往往通过反抗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变革。通观历代农民战争,起义者们“等贵贱、均贫富”的意识日渐清晰,并将其作为核心诉求在斗争口号和纲领中提出。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的“苟富贵,无相忘”,东汉黄巾起义提出的“致太平”,都包含着朴素的平均财富诉求。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相号召,提出“均贫富”口号。南宋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均富”基础上加入权利平等要求,宣扬“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起义首领李自成公开打出“均田免粮”旗号,将斗争矛头直指土地生产关系及所有制,集中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愿望。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高峰,其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依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原则,否定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及剥削制度,希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把传统农民战争的“均产”需求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向着“无人不饱暖”的共同富裕目标迈进。及至近代,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继续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当作经济领域的行动方针,致力于扫除横亘在中国人民共同富裕面前的体制障碍。

纵观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共同富裕始终是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诉求,但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和阶级矛盾的制约,在旧中国无法确立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理想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实现。只有中国,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小康社会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的历史性跨越,开辟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中国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表明,只有坚持中国的领导,共同富裕才能逐步成为现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 人民日报 》( 2021年11月12日 11 版)

国学经典:《近思录》宋·朱熹——卷九 制度(原文及译文)

国学经典:《近思录》宋·朱熹——卷九 制度(原文及译文)

卷九 制度

9·01 濂溪先生曰:古圣王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以平天下之情。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谓道配天地,古之极也。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谓古乐不足听也,代变新声,妖婬愁怨,导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贼君弃父,轻生败伦,不可禁者矣。呜呼!乐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长怨。不复古礼,不变今乐,而欲致治者,远哉!——周敦颐《通书·乐上》

[译文]

周敦颐先生说:古代圣王制订礼法,修明教化,三纲正,人伦关系各得其位,百姓无不合和,万物全都和顺,于是制作了音乐来宣导八方之气,来顺天下人之惰性。所以那乐声淡而不至忧伤,和而不至随物变迁,入于人耳,感化人心,人心莫不淡泊而和顺。淡泊则私欲之心就平静了,和顺则躁动之心就消释了。优容柔顺平和得中,这是盛大的德性了;天下化于中正,治平就到终点了;这就称作道配天地,是古代圣明的极限了。后世不修礼法,刑政苛烦而混乱,在上的放纵私欲破坏法度,使得下民困苦。他们说古乐不足一听,一代一代都更换新声,而这新声妖婬愁怨,触发人的私欲,增强人的哀怨,使欲盛悲浓达到不能自我节制的地步。所以就出现了残害君上抛弃生父,轻生败伦,无法禁止的情形。唉!音乐这东西古人用以平静人心,今人用来助长私欲;古人用来宣布教化,今人用来助长怨忿。不恢复古礼,不改变今乐,而想走向太平,相差太远了!

9·02 明道先生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及百执事,悉心推访,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其次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于京师,俾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弟忠信,礼乐,其所以诱掖激厉渐摩成就之道,皆有节序,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日受其业。择其学明德尊者,为太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太学,太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悌,有廉耻礼逊,通明学业,晓达治道者。——《二程文集》卷一《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

[译文]

程颢先生在朝廷上说:治理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怎样得贤才?应先给近侍、贤儒及执事百官以礼命,要他们尽心推访,凡有德业充分完备,足可为人师表的,其次有笃志好学、品才兼优的,朝廷要厚礼聘请,州县诚意遣送,把他们集中在京师,让他们从早到晚彼此研究发明正学。他们的学问必定是本于人伦,明于事理。他们教人从小学的“洒扫应对”开始,修明“孝悌忠信”,人事应酬中的礼乐等等,其用以诱导、激励、浸润、砥砺后学直到成就其德业的方法,都有一个秩序,其关键在于教人择善修身,推而广之至于化成天下,如此从一个普通的人进不已可以迈上成为圣人之道。其中那些学业品行都符合以上要求的就叫做成德。挑选那些材识明达,能够达到善性的人,让他们每天在这里学习,而挑选那些学业大明、德义可尊的大儒,作为太学的师长,学问德义次于这些人的,让他们分别去教授天下的各级学校。选择好的士人入学学习,从县学升到州学,州学再荐举到太学,太学集中起这些人来教育,每年都在朝廷上讨论太学中谁贤谁能。凡选士,都须选取品性行为端正,在家教梯,有廉耻知礼让,通明学业,晓达治国之道的人。

9·03 明道先生论十事:一曰师傅,二曰六官,三曰经界,四曰乡党,五曰贡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曰山泽,十曰分数。其言曰: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历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徇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然倘谓今之人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工程文集》卷一《论十事札子》

[译文]

程颢先生谈论十事:“一师傅,二六官,三经界,四乡党,五贡士,六兵役,七民食,八四民,九山泽,十分数。他说:无论古今,无论治世乱世,凡是治国之道在生养教育人民上行不通时,那么这圣王之法也就应变革了。后世能极尽这因时变易的圣道就可大治,或者仅能用其一偏则小安。这是被历代治国实践检验过而彰明有效的。如果有人只知道局限于古法而不能因时之宜而施行于今天,如果只追求虚名而放弃了精神实质,这是陋儒的见解,不足以去和他讨论治国之道。但如果说今天的人情,已经与古时不同,如果说先王的治迹,已经不可能出现于今世,只追求眼前的便利,而不追求高远的目标,那只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论调,也不能够挽救当今之世的大弊端。

9·04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傅、保之官。“师,道之教训;傅,傅之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傅德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臣以为傅德义者,在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设保傅之官,则此责皆在经筵,欲乞皇帝在宫中言动服食,皆使经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戏,则随事箴规;违持养之方,则应时谏止。——《二程文集》卷六《论经筵第二札子》

[译文]

程颐先生上书说:远古三代之时,国君必有师、傅、保等官在身旁。“师,是开导教训君主的;傅,是辅佐君主之德义的;保,是保护君主身体的。”后世作事不作根本之计,明白追求治平却不知规正君心,懂得规劝君主之过而不知培养其德性,辅佐君主德义的作法,固然已经荒疏不用了;保护国君身体的方法,也没有听人说起过。我认为傅佐君主德义的方法,就在于防止君主耳闻目见非礼之事,约制君主的嗜好不使过度;保护身体的方法,则在于日常生活都要适宜而不过分贪欲,存有畏惧戒慎之心。今天既然不设保、傅之官,则这一职责都落在经筵官身上了,我想要求皇帝在宫中的一言一行,衣服饮食,都让经筵官了解。凡政事方面有不当之言行,就随事箴规;生活方面有违反持身养生之方的,则及时劝阻。

9·05 伊川先生《看详三学条制》云:旧制,公私试补,盖无虚月。学校礼义相先之地,而月使之争,殊非教养之道。请改试为课,有所未至,则学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宾、吏师斋,立检察士人行检等法。又云:自元丰后,设利诱之法,增国学解额至五百人,来者奔凑,舍父母之养,忘骨肉之爱,往来道路,旅离他土。人心日偷,士风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余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额窄处,自然士人各安乡土,养其孝爱之心,息其奔趋流浪之志,风俗亦当稍厚。又云:三舍升补之法,皆案文责迹。有司之事,非痒序育材论秀之道。盖朝廷授法,必达乎下。长官守法而不得有为,是以事成于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后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长贰得人则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闲详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闻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长贰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虚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二程文集》卷八

[译文]

程颐先生在《看详三学条制》中说:根据按现行的旧制度,太学生员参加公试和私试以升补,每个月都要考试。学校是以礼义相推让之地,而每一月都让他们去竞争,大大违反教养之道。请改考试为检验考查,发现学得不好的地方,学官召集生员教一教,并且不再排定名次高低。设置尊贤堂,延请天下有道德可作生员榜样的人居之,以及设置待宾斋、吏师斋,建立检查太学中士人品行操守的制度。又说:从元丰年间以来,太学设立了以利益引诱生员的方法,各地解送太学生员的名额由原来的一百人增加到五百人,来的人都奔赴凑集于太学,放弃父母之养,忘记骨肉之爱,在路途上奔波,旅居于他乡,以追名求利,使得人心日益苟且,士风日益衰微。现在打算留一百人。其余四百个名额,分配在解送名额少的州郡,如此士人自然各安居于乡里,培养他们孝爱之心,平静他们奔趋流浪之心,风俗也能渐渐淳厚。又说:三舍升补之法,都是仅依文卷人的实绩。这是官府办事的方法,不符合学校育人选士之道,朝廷授予法令,必然落实到下层。长官守养法令条文而不能有所作为,所以事情在下边做成了,下边的人都能控制上边的人。这就是后世之所以不能治平的原因呀。所以太学生员升补之权,应由太学长官及副职专管。有人说:“这样作,长官副职任用得恰当自然是好了。或许长官副职用了不恰当的人,品行或才识不高,那就不如防范得严密些,还是由下而上推选的办法有规可依。”但不知先王立法,必有恰当的人才能实行,没有听说过为不恰当执法的人立的法制。如果长官及其副职不是恰当的人,不理解教育之道,只是空守着法令条文,真的就能够培育出人才吗?

9·06 《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泽州晋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教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度乡材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劝,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皆有校,暇时亲至,召父母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心。——《二程文集》卷十一

[译文]

程颐先生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作泽州晋城令时,百姓因事到城中去的,程颢见到他们,一定要用孝悌忠信劝诫他们,让他们知道在家应该怎样对待父亲兄长,出外应该怎样对待上级长辈。估计乡村之间的距离分别组成伍保,让他们有出力服役的事就互相鼓励,有患难就互相援助,奸诈的人就无处藏身。凡是孤独和残废的,要他的亲族和乡里负责,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行路的人从其境内经过,凡有大病小痛都能有所照料。各乡都建有义学,他在闲暇的时候亲自到这些学校去,召来学童的父母来交谈。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订正断句。老师不称职,就为他们另行配备。挑选择子弟中的优秀者,集合起来加以教育。乡民们组织社团,程颢给他们订立约规制度,以分别善恶,使他们都具备努力上进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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