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是什么意思(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

套路是什么？是经验是技巧还是陷阱？

这些年，套路成为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一提起套路，人们自然想到套路贷、网络传销套路、商家营销套路等等。所以，有人把套路定义为为了坑人而精心策划的一套计划,是一种骗术,或者说是一个陷阱。常听人说：“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正的套路不是骗你一次，而是骗了你一次又一次。”可见，套路有骗的意思。

套路更多的是贬义词，但有时候也是中性词。一些社会学专家说，套路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低风险实用主义，是一种技巧手段。在社会学专家眼中，套路是自私的实用主义，是谋生的技巧手段，只要是不害人、不骗人的套路，也是一种存在。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网络名言：“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此句出自于《甄嬛传》，意思是在两男女两性关系中，用真感情是没有用的，只有使用套路才能得到意中人的芳心。大千世界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但肯定不是普遍存在，况且男女之间的情感之事也说不清、道不明。最多只能说，在两性关系中，有时候套路也是一种技巧。

还有，在学习考试中，也是有套路的。学霸之所以成绩好，就是因为他们能快速掌握其中的套路。王者荣耀等各种游戏也是有非常多的套路。我们在工作中也会很自然地说：按照这个套路去做。可见，套路中也有经验和规律，我们没有必要盲目排斥套路。

套路作为贬义词，是行骗害人、算计人的手段；作为中性词，是可以鉴借的一种技巧。

套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很不足取的。如果依赖套路思维，就会形成投机取巧的思维模式，用这种模式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会给人一种虚假不真实的感觉；用这种模式应对工作，往往是机械的、缺乏创造力的。而且，套路思维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容易转化为那种贬义词的套路，在工作环境中营造勾心斗角的氛围，即害别人又害自己。 因此，摒弃套路思维，不要让自己活在套路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

唯有脚踏实地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拓展自己的格局和境界，才能拥有创新思维，走向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之路。

东西问丨钱乘旦：为什么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

中新社北京3月2日电 题：为什么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

作者 钱乘旦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近日，美国反复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为借口，在国际舆论场上炒作所谓“气球事件”，使本来已趋缓和的两国关系再起波澜。近年来，中美关系备受全球瞩目，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了怎样的心态？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美国炮制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入手，略窥一二。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美国的障眼法，用一个好像深奥无比、蕴藏玄机的新名词把人吓唬住，其真相如何反倒无人探究。为了不跌入“陷阱”，需要回归历史本身，揭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究竟为何。

“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公元前431-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但仍保持冷静，并不加以干涉制止。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决定发动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为历史学家所公认。值得称赞的是，修昔底德身为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难能可贵。

修昔底德的本意如此，但却被美国人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歪曲利用。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人士，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他援引历史，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称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且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战争。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希腊的毁灭。

以此来看，“陷阱”理论的多重弦外之音就清晰了：将中美两国嵌入，即中国挑战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弦外之音的第二声，在于调换了雅典与斯巴达两方的立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并不明确，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统计学，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人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但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国家、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定位可能并不准确。

“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背离了现实：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一战时，指责的对象却是作为新崛起大国的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回归历史本身看一战，其本质却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将一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

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自由、理性、智慧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在一战时，英国却代表着、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按照艾里森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

今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白英 摄

事实上，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在作祟，艾里森真正的逻辑是：只要他定义为“”的一方，不管它是不是发动了战争，都是正义的。移位到中美关系的现实中来，他在说什么，岂不是清清楚楚？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近几年大行其道，因为它定义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是“挑战”和“被挑战”的关系，并将“挑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中国发展得好，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美国一些政客吃酸葡萄，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心胸狭窄的表现。然而大众传媒受美国宣传舆论的影响，不追求了解历史的真实，盲目跟风这一伪命题，不自主地陷入一个杜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效果恰恰是陷阱杜撰者希望看到的，世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存在“陷阱”，何谈“跳出”

在现实的人类历史中，当矛盾与冲突发展到激烈的程度时，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以英国为例，观察其近百年来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它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

英国的谋略可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英国利益至上，二是没有永恒的敌友，三是打击最强国。三者间的关系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朋友”结成同盟，摧毁敌人。

几百年间，英国就是依靠这套方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自16世纪起，英国陆续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打老二”，谁当老二就对付谁。19世纪中叶，英国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由此可见，英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而美国作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继承者，在同样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的影响下，承袭了英国的外交谋略。

美国采取这一策略，也并非为中国量身打造，二战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方式被整治下去。美国在历史中因该政策获得了很多好处，所以不可能主动放弃。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这个“老二”的位置似乎变成了中国。对此，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国际地位到了这里。

一名在阿富汗遇难的士兵的亲人在其埋葬的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相拥而泣。中新社记者 吴庆才 摄

“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利益杜撰出的理论，以意识形态作为障眼法，并将战争责任推给“老二”。该理论利用修昔底德其人与其著作，糊弄了一些不知底里的人。让人以为跳出这个陷阱才是正道。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何谈“跳出”？所以，中国需要关注的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如何破解身为“老二”的困境。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态度，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

在应对外来挑战的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出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中国可在国际舞台上设置议程，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反对“经济制裁”，解散“军事同盟”，不允许将国内法用于国际问题等，相信这些议题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模式已经过时，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规范。(文字整理 张小静)(完)

作者简介：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第4-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主要著作包括：《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西方那一块土》等；主编《英国通史》(6卷)、《英帝国史》(8卷)、《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等；曾担任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学术指导。

“福利主义”陷阱——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拦路虎

——本文篇幅较长，但干货十足，全文大约5000字，建议收藏后多次阅读

所谓的“福利主义”陷阱是指，在福利主义思潮影响下，片面追求高福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福利主义原本并不是贬义词，福利主义的内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利主义所产生的影响在各个时期也大相径庭。有人说，福利（主义）所受到的推崇和其所遭遇到的非议一样多，现在饱受非议，曾经也受到过许多的推崇。

福利主义思潮大概在十九世纪末期就在西方国家开始流行，二战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是福利主义最高光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西方社会都极力推崇福利主义，都在大力推进福利国家建设。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出现“福利危机”，经济面临长期滞胀，福利主义受到巨大非议。以至于，现在在许多国人的思想中，“福利主义”、“福利国家”，这些都是些不好的东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福利主义与之后的福利主义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福利主义推崇国家福利、全面保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之后的福利主义强调个人责任，本质上是反对国家福利，反对全面保障的。

许多国人认为，现在西方高福利国家的福利还是以前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普惠性的福利，其实那种福利早就没有了。

当今世界的高福利国家主要分布在欧盟。在欧盟的社保总支出中，养老保障占比40.2%，医疗卫生支出占比29.2%，家庭和儿童支出（8.5%），残疾人保障支出（7.3%），失业保障和抚恤事务(10.8%)，住房保障支出（2.1%），社会融入支出（1.9%）。（2014年的数据）

从欧盟整体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构成来看，养老和医疗占据了社保支出的大头，占比高达70%。也就是说，养老和医疗是欧盟高福利国家的两大福利，再加上教育福利（教育支出不包括在社会保障支出之中），可以说是三大福利。

即使是欧盟高福利国家的养老、医疗和教育，这三大高福利，也越来越名不副实。至少基本上要做到人人都有钱养老，看得起病，上得起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高福利。

可现在欧盟那些所谓的高福利国家基本上做到了人人都有钱养老吗？现在欧盟那些高福利国家的养老福利分配不平等问题已经变得相当严重，高收入者所得的养老金大多足够养老，许多低收入者得不到足够多的养老金养老只能延迟退休，老年贫困的现象越来越多。

现在欧盟的高福利国家做到了基本上人人都看得起病吗？虽然欧盟高福利国家有所谓的“免费医疗”，但医疗保险的负担也不轻，而且低收入者面临着严重的“看病难”问题，而高收入者则可以选择看病便捷但价格昂贵的私立医疗。

现在欧盟的高福利国家做到了基本上人人都上得起学吗？虽然欧盟高福利国家有所谓的“免费教育”，他们的大学学费虽然是免费的，但他们的大学并不像我国的大学那样会给学生提供廉价的食宿，他们上大学的费用并不低。因上大学的费用昂贵，导致了严重的学生贫困问题，像在法国，大学生贫困问题成为了普遍现象。2016年INSEE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群体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高达20%。

有人总结了福利主义和福利制度的几大副作用：

第一，会使人过度依赖福利而变得懒惰、懈怠，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奋斗，逐渐失去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福利开支会增加政府负担，使国家不堪重负，而增加税收又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形成非良性循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破坏；第三，福利制度一旦形成民众依赖，在政府经济困难时，缩减福利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第四，如果政府为了维持福利进行不断举债，那么债务危机就已经迫在眼前了，政府破产就会成为现实，曾经的希腊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五，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在竞选时，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大开口头支票，不顾实际地承诺福利只增不减，实际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体现了资本主义的虚伪……

这些副作用的产生，有的是因福利制度本身的性质，有的是因福利制度功能的弱化所导致。

现在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功能已经严重弱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但是社会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贫困问题越来越严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平均社会保障水平还不到20%，现在已经提高到了将近30%。

我国的共同富裕离不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可以高效地调整收入分配。但是，是否能够避免“福利主义”陷阱，是是否能有效利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

“福利主义”的种种负面影响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只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其产生的根源，我们才能去有效完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才能避免陷入“福利主义”陷阱。

先来分析一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的机理。把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调整收入分配的机理弄清楚了，“福利主义”的种种负面影响所产生的根源也就基本上清楚了。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于传统的“济贫”制度，它不仅能救济贫困而且还能有效地预防贫困，它不仅能减少绝对贫困而且还能减少相对贫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具有调整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的功能。

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取工资购买商品和服务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工资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当且仅当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对于缺乏特别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其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通常都是供大于求的。由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工资水平往往会被限定在一个工资的效用稍稍大于劳动的负效用的水平。

因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具有“刚性”。所谓刚性，即缺乏弹性。经济学家们很早就观察到工资不能上下浮动来实现市场出清。譬如，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往往表现为失业增加，而不是工资水平下降。

由于工资水平被限定在一个工资的效用稍稍大于劳动的负效用的水平。当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时，工资的效用减少，劳动者所愿承受的劳动负效用减少，劳动供给减少，失业增加，这就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下降。当实际工资水平上涨时，工资的效用增加，劳动供给增加，这就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上升。因而，工资表现出“刚性”。

一定实际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就越少，反之就越多。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工资所带来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就越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劳动强度就越大。反之，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就越小。

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基本性质后，下面就来分析社会保障是如何影响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的。

当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时，劳动者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得到提高，一定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少，因为边际效用递减。

当一定实际工资所带来的效用减少时，劳动者出卖一定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实际工资将能得到提高。当劳动力的供给不变时，劳动者群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涨，劳动所得提高，资本所得就会减少。

因而，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可以减少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当社会保障的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提高时，劳动所得相对提高，资本所得相对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缩小。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要能正常发挥，不出现弱化。当社会保障的水平相对下降时，劳动所得占比减少，资本所得占比增加，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分析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机理，下面来分析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功能出现弱化的因素。

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从整体上提高劳动者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可以使得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的整体劳动供给减少，从而可以迫使工资水平上涨，减少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如果只提高一部分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那么减少整体劳动供给的效应就会打折扣，工资上涨的效应也会打折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就会出现弱化。

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普遍性原则”为“选择性”原则，强调社会保障的个人责任。

所谓的“选择性原则”，就是在收入调查的基础上，许多的社会保障项目只选择对一定收入水平以下的低收入者提供保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福利支出，这样本来的社会福利支出项目就变成了社会救济支出项目，这样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就被弱化了。只提高一小部分低收入者的需求保障，相当于“济贫”，工资上涨的效应很小，接近于零。

所谓的“强调社会保障的个人责任”就是，弱化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功能，高收入者因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往往能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而低收入者因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少通常只能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待遇。

高收入者因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的程度较高，在一定实际工资水平下其劳动供给本身就较少。另外，高收入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一般是供大于求的，其劳动供给就不受工资水平的影响。因而，提高高收入者的需求保障，减少劳动供给的效用也很小，甚至为零。

高收入者享受高水平的福利待遇，低收入者享受低水平的福利待遇，会产生“木桶效应”，将实际的社会保障水平拉低，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弱化。

当今世界，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化最为典型的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并不低，一些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超过了OCED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拉美却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

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只是“半覆盖”，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被排斥在外。由于缺乏足够的强制性，拉美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仅仅能够覆盖正规就业群体，非正规就业者、农业劳动者及其家属统统被排除在外。“在拉美，非正规就业（包括小型企业雇主和雇员、家庭帮工，以及在工业、农业、养殖业、建筑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大量非熟练工人等）占城镇就业的46%（2014年），这些人几乎没有正规的社会保护。”

拉美国家劳动者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也极不平等，富裕阶层所能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要远高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在社会保险项目上，富人拿走了政府支出的大部分，例如，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Q5）拿走养老金补贴的61%，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Q1）只得到3%。”

“其他社会保险项目也有类似规律：在智利，最富五分之一人口从政府拿到的人均失业补贴、残疾年金、孤儿年金和遗属年金分别是最穷五分之一人口的5.8倍、2.9倍、3.9倍和4.7倍；在巴西，这些富人得到的人均公共假期补贴和公共养老金补贴分别是最穷五分之一人口的3.9倍和8.1倍；在墨西哥，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间工作损失补偿（indemnification）的差距达到了11.6倍。”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福利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形同虚设。

西方的高福利制度最遭国人诟病的就是“高福利养懒人”。

据前面的分析，随着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程度的提高，在一定工资水平下，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会减少。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如果工资水平没有相应地提高，那么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

工资水平最根本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工资水平不会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而一直不断提高。当工资水平不能提高时，或者工资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够时，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供给会减少，工作时间会缩短。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具有减少劳动供给的效应，这一效应既会产生正面影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正面影响主要是可以减少劳动者的辛劳程度，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负面影响主要就是“养懒人”。

在西方高福利国家，政府针对低收入者，特别是陷入贫困的低收入者通常都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可这些福利往往不但没能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让许多低收入者退出了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陷入一种依赖福利生存的困境。

导致这一弊端产生的根源还是，福利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体系功能弱化。前面分析过，提高一小部分劳动者的需求保障，所产生的提高工资水平的效应很弱。当工资水平没有提高时，福利水平过高，会使劳动者劳动供给减少，甚至是退出劳动力市场。

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社会保障水平过低，会导致劳动与资本间收入分配不平等过大，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劳动收入比重过高，资本收入比重过低，容易导致社会经济出现生产大于消费的矛盾，导致生产过剩，经济循环受阻，经济效率下降。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存在的低通胀、低增长问题，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功能的弱化，导致实际社会保障水平过低。

社会保障水平过高，会导致劳动收入比重过高，资本收入比重过低，会导致资本生成不足，会使社会经济产生消费大于生产的矛盾。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出现长期“滞胀”，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过度福利，导致社会经济产生了消费大于生产的矛盾。“滞胀”危机也被称为“福利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