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药家鑫案例详细介绍)

药家鑫被判死刑，临终愿望仍被拒绝，父亲希望他把所有罪恶都带走

2020年，山西某高校内，一名学生参加补考的时候被监考老师发现作弊，没收试卷，虽然根据教室内监控和考场学生的证言，双方没有发生激烈的言语肢体冲突，但学生依然无法想开，随即跳楼身亡。

跳楼前，这名学生给母亲发了条信息：“妈，对不起。不要想我，我配不上。”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遗憾惋惜，但经历过严厉打击教育的孩子或许能明白其中原因：

那种犯错之后要承担严重后果的恐惧与焦虑，对TA而言，比犯错本身可怕得多了，从小到大，TA都畏惧于做错事要面对父母，仿佛一旦错了就被钉上了耻辱柱，只配缩去角落，没脸见人。

这种希望孩子不犯错、力求完美的高压式教育，对孩子的心理行为影响究竟有多大？

药家鑫一案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为他的罪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他才二十出头，却已经犯下了不能被社会公众道德原谅的错误，故意杀人。当人们将目光投向药家鑫的成长经历时，赫然发现，他是个极害怕犯错被发现的人，他打心底里抗拒面对错误，潜意识觉得犯错不要紧，被知道了就罪无可赦。

2010年10月20日的晚上，就读于西安某大学的药家鑫开着父母出钱给买的雪佛兰小轿车在路上行驶，准备返回学校去，谁知竟然撞倒了前方骑电动车的26岁女子张某，药家鑫顿时心惊，下车查看，见张某倒地呻吟，似乎受了点轻伤。

按道理说，张某虽然是药家鑫撞倒的，但她并无大碍，即使药家鑫需赔偿，两家人也可以协商，不至于严重到被判死刑的程度，此时药家鑫正确的做法是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如果被撞的人伤势比较重可以赶紧拨打急救电话，尽可能挽救对方的生命。

这不仅仅是公众道德的常识性认知，也是法律的要求，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可药家鑫没有，他选择了最极端最疯狂的做法，看到张某的衣着，他下意识判断对方是个农村人，感觉之后会被纠缠；再看到张某盯着他的车牌，好像正在记车牌号，药家鑫便疯了一般，没有上前问张某伤得怎么样，打算怎么处理，而是从包里拿出新买不久的一把刀连续朝她身上捅了8刀。

已经受伤倒地的张某无法反抗，倒在血泊之中，而药家鑫作案后便驾车逃离，因为慌不择路，又撞伤了两名行人。

撞人后驾车逃逸的，大家听得多见得多，但撞人后还“补刀”杀害伤者，性质之恶劣就极为罕见了。

因此此案案发后，不光受害人张某的家属极为愤慨，网友也纷纷表示关注，药家鑫陈述的犯罪动机“担心受害人记住车牌号”，一般人都难以理解。

案发之后，药家鑫起初不愿意承认自己撞了人还下狠手杀了张某，但过去三天，还是在父母陪同下向警方投案，并供述了当晚的犯罪事实。从这一点来看药家父母并非不明是非之辈，知道儿子做错了，不打算让他逃避，但为何他们的儿子仅将人撞倒就疯了似的要掩盖错误呢？

出生于1989年的药家鑫是家里独子，备受父母重视，药家不是什么特别富裕的人家，但在物质方面从没亏待过他，药家鑫要买好点的车，父母借钱也满足他，药家鑫小时候被老师表扬有音乐天赋，回家后便吵着想拥有电子琴，虽然有点为难，父母还是想办法让儿子达成了所愿。

小孩子能有多久的热度呢，那以后练琴就成了药家鑫的噩梦，父母希望通过严厉的教育让儿子长成一个脚踏实地、沉稳有能力的人，于是在练琴和学习上都十分严格，练琴不认真就拿皮带抽，学习不专心上网打游戏，就把他关进地下室，一关关一月，只为了治他的“网瘾”；

药家鑫和同学起了冲突，父母也习惯叫他道歉。即使是同学欺负药家鑫，莫名其妙要他背自己，严厉正直的父亲都不站他这边，反而说“那就让他背吧”，久而久之，药家鑫觉得父亲很凶，抗拒直面他，跟别人发生任何矛盾都不敢同父母说，因为他知道挨训的肯定是自己。

有一次学校上法制课谈到家庭教育问题，药家鑫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回家跟父亲说他一直被压迫，这种压迫毫无疑问来自父母，但父亲没仔细听他说，而是训斥道：我是你的监护人，如果你犯了错，承担责任的是我。药家鑫的内心逐渐感到抑郁，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没意义。

他畏惧犯错，更怕犯错之后要面对父母的批评指责，长大后在人际交往方面显得有些唯唯诺诺，难以放开自我，望子成龙的父母没意识到儿子的心理健康出了问题，还希望他大学毕业后能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谁知药家鑫在撞倒张某后，竟然因为害怕被纠缠，害怕被父母责骂，走极端杀人，掩盖错误。

本来交通逃逸逃避责任已经极为恶劣，以杀人的方式来逃避责任，更是恶劣至极，虽然药家鑫案发后在父母陪同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构成自首，但结合他的犯罪情节，依然不足以从轻。

而且药家鑫一案的情况也不符合杀人，被害人张某当时即使在记车牌号，也属于正常行为，并没有故意刺激挑逗他，让其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当场失控杀人。故意杀人这样的暴力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由于药家鑫一案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2011年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其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维持了原判。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押赴刑场执行，终年21岁。

最后一次和父母见面，药家鑫鼓足了勇气对父亲直白表达感情，说了好几次“我爱你”，还说“你们将来走了以后，下辈子当我的孩子，我来照顾你们”，同时提出，想要捐献眼角膜。

但父亲对他的所作所为太失望，表示希望他把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人家用上他的器官，再有什么事，他这个做父亲的即使没有连带责任，也受够了。药家鑫一如既往地没同父亲争吵辩驳，只轻轻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儿子走后，药父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意识到当初面对儿子有点偏激了，应该满足他的最后心愿。而且，儿子心理扭曲，走上错误的道路，与打压式的家庭教育是脱不开关系的，他的严厉，让孩子犯错之后不敢面对。

或许药家鑫的父母内心深处是爱他的，对他的期望方向也是好的，但家长权威式的严格约束打压、平等关爱亲子交流的缺乏，却导致“为你好”的教育酿成恶果。

孩子犯错是难以避免的，与其想尽办法避免犯错，不如允许孩子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用爱支持他慢慢改正变好，让“药家鑫式”的悲剧，不再重演......

张乐律师

安全感的缺失带来的杀人悲剧—从爱的心理学分析“药家鑫案”

【本文节选自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通选课程《爱的心理学》陈家伟、张悦、向施臻、刘雅妮的小组作业。指导教师为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李同归老师。相关案件的图片均来自网络。版权归学生们所有。如需要转载，请联系本专栏。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安全感的缺失带来的悲剧—从爱的心理学分析药家鑫杀人案

陈家伟 张悦 向施臻 刘雅妮

（北京外国语大学）

关键词：药家鑫案 爱的心理学 家庭教育 安全感缺失

药家鑫杀人案在中国一度引起轰动，其情形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让人感到震惊。然而药家鑫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吗？真的是因为他的一己之恶而导致了如此的悲剧吗？药家鑫如此变态心理的形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导致药家鑫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现代教育中对于亲子间健康良好的亲密关系的忽视；是追求物质层面成功的现代“成功学教育”的失败。

家庭对于孩子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孩子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家庭中安全感的缺失对于孩子未来的价值观形成以及人际关系、紧急事件处理上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药家鑫的悲剧其实并不能够单一地讲责任归咎于他个人。本文将通过描述事件经过、分析事件以及其社会影响的方式，分析药家鑫的心理，探究造成这起悲剧的原因。

案件主人公药家鑫是西安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的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药家鑫驾驶陕A419N0号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同月22日，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妙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矢口否认。同月23日，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认为，被告人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妙撞倒后，为逃避责任而杀人灭口，持尖刀捅刺被害人胸、腹、背等处数刀，将被害人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在公安机关未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由父母陪同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属于自首。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杀人灭口，不属于杀人。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妙撞倒后，不予施救，反而杀人灭口，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应依法惩处。其虽有自首情节，仍不足以从轻处罚，遂依法于2011年4月22日上午作出一审判决，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1]。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2]。2011年6月7日上午，药家鑫被蒙面带到行刑室，注射氯化氢死亡[3]。

杀人重犯，不能被原谅的“恶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据报道，药家鑫从幼儿园开始学习钢琴，此间一直很努力，最终也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考上大学。在大学里也努力兼职赚钱，为父亲买电动按摩椅，看起来如此听话懂事的青年，成为杀人犯，并且故意杀人，手法残忍，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与想象。药家鑫后来在采访中说到那晚事故发生时，他看见张妙躺在地上，哎哟地叫着疼，脸冲着被灯照着的车牌，他认为对方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就拿出了刀，刺向张妙。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杀人需要一个动机。药家鑫在公开采访时说过一句“农村人难缠”，这句话后面还跟着一句没播的：“我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4]为什么害怕，本来张妙只是骨折，及时送医就可获救，药母也说过药的车是上过全险的，任何一个有法律意识的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从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药家鑫的父亲药庆卫是一名退役军人，对药家鑫从小实行严厉甚至过分的教育。逼迫药家鑫练琴，为了解决儿子的网瘾问题将其关到地下室一个月并天天监管。对于儿子辛苦挣钱送自己按摩椅这件事，他没有喜意，只说：“我要的不是这个，只有一个要求，将来你挣不着钱，别问我要。” 对儿子进行打击教育，从不鼓励。药家鑫死后，药庆卫开过一个微博，写：“药家鑫的事情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平时管教孩子过于严厉，令孩子在犯错之后害怕面对，不懂处理，最终酿成大祸。” 如此看来，药家鑫害怕张妙家无止境缠着父母，更深一层，也许是害怕父母，害怕父亲。

父亲所带来的恐惧，是药家鑫始终没有逃开的魔咒。一个人的良心或道德价值观不是天生的。一个人的性格是习得的，不是遗传的。药家鑫面对突发的意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救人而是通过杀人的手段让受害人永远沉默，这样的做法，归根究底，可以从他的家庭教育里找到答案。

药家鑫的父亲对药家鑫一直采用批判的方式“激励”其成长，在对待孩子的心理学方式上，大致可分为三种，方式、专横方式、以及放任方式。[5]毫无疑问，在这三种方式中，农村出身，加上又有着军队生活经历的药父选择了专横的方式对待孩子。

无论是被关进地下室，还是在与同学相处过程中不管对错都会受到父亲的责骂，都让药家鑫的内心缺失了最为重要的安全堡垒。他时刻处于一种无形恐惧之中，本应该给他最大支持的父母，时刻都会成为给他最大精神压力的“施暴者”，这样一来，对于药家鑫而言，安全感跟他从小是无缘的。

究其根本，药家鑫不是害怕撞到张妙之后“农村人难缠”，而是随后父亲加诸的雷霆之怒。因此，相较于面对父亲的盛怒，杀死张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此阻断父亲与此事的联系。如此掩耳盗铃虽然令人觉得愚蠢，但是细究其原因，让人无奈心痛至极。

就此问题，笔者将展开四个方面阐述，分别是药家鑫父亲的态度、药家鑫家庭的环境、自我的反馈以及“成功学教育”在这之中扮演的角色。

药家鑫父亲的态度，摧毁了药家鑫的自信！

在药家鑫父亲的叙述中，他面对儿子的形象是典型的“权力型”父亲。作为一个军人，他所擅长的是发布命令与听从指挥。面对儿子的求助，这个本应该是孩子最大靠山的他并没有伸出援手。不仅如此，面对儿子取得的成绩，他虽然心里满意，但是一般不会表现出来，反而会更加贬低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他非常热衷干的事我都会打击他，我就是不让他过热，我就想浇点凉水，不要那么过激。”

但是对于药家鑫而言，不得到父母认可的人生毫无希望。在弗洛伊德对于儿童的研究中，提到了儿童的潜伏期，而埃里克森对此进行了发展阐释。其中提到了，如果儿童已经学会并且做得很好的事情被老师和同学认为微不足道，自卑感就会产生。[6]而结合药家鑫父亲自己的叙述，不难看出，在药家鑫短短的生命之中，药父极少对他作出正面评价，甚至在他自卑难过之处用尖酸刻薄之语在其伤口上撒盐。其中一个例子便是药家鑫因为初中开始发胖，眼睛显得很小，一直梦想能够通过整容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药父是这样回应药家鑫的：“你那么丑，没有人会喜欢你。”对外人药父是这么解释的：“他说这个，我就打击他，好不好都是父母给的，如果破坏了就是对我的不尊重。”作为一个父亲，丝毫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上理解过孩子的感受，而是武断且蛮横地妄下断语，是药父的显著特征。

除此之外，药家鑫大学专业选择的问题上，他的做法也让人费解。因为经济原因，他更愿意让药家鑫学习理科，但是其中的原因他并未与药家鑫详谈，而是背地里去找了教钢琴课的老师，让老师多打击儿子。自始至终不知内情的药家鑫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面对自己执着十几年的钢琴，还是失掉了信心。

药家鑫压抑的家庭环境也让他无处释放内心积攒的情绪。从三四岁起药家鑫便开始学习钢琴，母亲大半部分的工资都用于缴纳药家鑫的钢琴学习费用，因此，钢琴学习对于药家鑫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爱好，而是一项使命。钢琴学习不好时，面对母亲的责骂，他哭，却不会反抗，因为学习钢琴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报答”母亲的牺牲与付出。这样类似的“报答”之情，一直伴随其左右。

但是，一个正常的三四岁孩子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大多刚刚度过肛门期，但依然是敏感的，而肛门期是儿童学会如何获得爱、表扬和赞赏的关键时期[7]，如果遭到了父母严厉的指责，儿童的人格就会残留着恐惧、内疚和蔑视的痕迹。面对母亲的指责，药家鑫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但是幼小的心灵还不能正确消化如此责骂，唯有将错误放在自己身上，认错的同时内心开始自卑。

初中时，药家鑫的成绩开始渐渐下降，药父更是不再外出工作，而是成天在家看着他，甚至学习他的数理化知识，然后给他补习。家人“全身心的关注”反倒是适得其反，让药家鑫的内心更加紧张，充满了焦虑和内疚。面对父亲与母亲一直以来的付出，虽然他感到沉闷与压抑，但是一方面又告诉自己这是为了自己好，是自己的过错，他把所有责任都归咎到自己身上，于是便产生了“不快乐”、“无价值”、“想自杀”的情绪。

于是，药家鑫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服从，连药母也说他太“奴”了（即太懦弱）。唯一一次的反抗也仅仅是拿着法制课本回去找父亲理论，说父亲压迫他，管着他。但是这一次的反抗被药父以“我是你的监护人，我得管着你”为由轻描淡写地带过了。从此以后，药家鑫便开始愈来愈“变态”的顺从之路。曾经有段时间，药家鑫在网络上找到了发泄出口，没日没夜地沉迷于网络。药父也是不再出去工作，专门管教他，把他关在地下室一个月，除了上课，吃喝全在里面，不见天日。这期间，父母没有问过他的感受，不知道他内心的斗争，在药父看来，只要以后正常就好了。

殊不知，这一次的“好”了，再一次关上了药家鑫内心发泄之门。他的自我反馈在于适应父亲与家庭所带来的痛苦，并且试图合理化此类痛苦，把错误归咎到自己这一方，然后尝试用自己的改变将自己解救出不快乐压抑的境地。但此种做法显然是饮鸩止渴，或者说是治标不治本。

再然后，外出带家教能够挣钱了，他便发疯一样挣钱，以药父“他上了瘾”的语气来看，他并未想过药家鑫疯狂赚钱的内在原因，而是以看客的心态认为药家鑫“有病”。

父亲的冷漠与精神上的暴力，家庭中处处存在的压抑和内心的自卑与无处发泄的愁闷，导致药家鑫离群索居，存在着极端的思维模式与异于常人的处事方式。这些不可谓不是为他犯下如此滔天之罪埋下的伏笔。

因此，药家鑫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源自其父药庆卫的教育不当。药庆卫从陕西农村考上石家庄军械技术学院，毕业后以军代表的身份在西安北方华山机械有限公司做质检员。与世隔绝的生活和军队生活让他缺乏应有的、与孩子交流沟通的技巧。

即使是在药家鑫出事后，药庆卫的反应是惊慌失措。连和孩子好好沟通、弄清楚孩子到底做了什么的时间都没有留出来，就直接带着孩子去了公安局。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做了什么，以至于见到张家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道歉。[8]由此不难发现，药庆卫对于儿子缺乏最起码的关心：他对于儿子的爱过于物质化，给他在物质上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只要求他有好成绩，满足自己的需求，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用做，亦无需对任何事、任何人负任何责任。正是这种“望子成龙”的教育思想在儿子的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对内，药家鑫的优越感不能得到满足，渐渐自卑；对外，药家鑫无法对他人产生一种信任感（认为张妙是在看他的车牌）。这是上述三个方面对他产生的最不利影响。药家鑫案已经是教育的悲剧，但是也是教育的警钟，透过这个案子，我们应该了解到到底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对内摆脱自卑感，对外对世界产生合理的信任和依赖。

埃里克森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都表示人们在自我感觉屈辱、不受重视的时候，便会期望通过努力而提升当前的境遇，而当实现更高一级目标的时候，便会感到心理得到了补偿。我们可以清楚的表示出，是环境在影响这些孩子，使其产生一些怪异的举动。基于此，父母或者是老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去引导孩子，朝着对其有利的方向，以及能让他们在取得成就的路径上去帮助孩子追求自身的优越感。

首先，我们应该着重培养孩子的社会情感和社会意识。所谓社会情感就是做事考虑到社会公共利益。这样的孩子能努力向一个切实有所成就的方向展开。其次，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儿童已经学会并且做的很好的事情被老师和同学认为微不足道，自卑感也可能产生。药家鑫能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进入音乐学院，充分体现了他的能力，但是他的父亲仍然要求老师打击孩子，势必在学琴的道路上和其他事情上让其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在家长不合理的教育下，孩子往往很难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而且想帮助这些从小在缺乏关爱的环境长大的孩子是很困难的。对于施以援手的人，无论以何种方式促使其前进，都会被他们解读成：管制。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自由。因此但凡有点能力就会只要进行抵抗[9]。由此可见，家长在婴幼儿和青少年期的鼓励是十分重要的，应常常对于孩子做的对的事情进行一定的鼓励。

人际关系收到个体经验和经历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依恋类型。发展心理学家发现婴儿对其抚育者（主要是母亲）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受到惊吓，就会马上获得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得到此种呵护的宝贝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样的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关照无法持续和无法预测，那么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抚育者是否一集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他人的过分贪求。如果抚育者在关照儿童时，带着敌对和拒绝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表现出回避型依恋。这样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关系。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轨迹[10]。

我们不难想象，在药家鑫的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而且从在他看见张妙的时候怀疑她是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要威胁自己的家庭这一细节来看，他的依恋类型很可能是后两者。家长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一定舒心的信任，那么在抚育时一定要保持持续并且进行一定的爱抚而非心不在焉和焦虑烦躁。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比之成绩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经历凝聚并互相补充成为一种体验，那就是我被人爱。我被人爱是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我被人爱是因为我是我”[11]。以这种“被人爱”为基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才会去“爱别人”、“创”。通过这样的过程来了解“他人不再是实现个人愿望的工具，他人的要求同自己的要求同等重要”[12]。

如果他没有碰巧在这一天撞了人，这种对他人的爱的缺乏就永远不会显现出来，他甚至至今仍会被认为是“成功教育”的典范。正如上文所言，药家鑫从平时的表现来看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乖孩子”——从法庭上的证据来看，他有在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以及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这足以证明药家鑫在此之前是一个多么“优秀”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他的精神已经扭曲了，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了来自自己以及父母的压制而已。他的精神变态就像黄河这条地上河一般，不断的棍棒教育只是不断地加高河堤，却从未想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河堤一旦决口，拖延的时间越长，其产生的后果就越严重。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药家鑫的家教就是现代“成功学”失败的最极端的例子：成功的教育注重人格的教化与完善，然而药庆卫的“成功学”却只以职业或者财富所达到的高度来衡量人的价值。但是药家鑫家教的失败绝非成功学失败的唯一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大量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呈现越来越紧张的趋势，“成功学教育”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埋下了重大的隐患。只不过，由于父母教育方式仍然存在的细微差距和孩子心理的不同，这些矛盾往往会集中表现在孩子对于父母的叛逆、导致亲子关系出现重大问题上。然而药家鑫在成长过程中对于其父亲只是单方面的忍让与服从，以满足这种“好孩子”的标准，但是这种忍让与服从同样会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

McCord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综述认为，缺乏情感和遭到父母的粗暴拒绝是病态行为的主要原因。心理理论分析对人格障碍的解释认为，由于父母过分严格的管教，对于儿童的自主行为加以惩罚，抑制了儿童作为独立个体的发展过程，结果使儿童极力地去迎合他人。这些病人对接父母的评价一般是：令人不快、不关心、有控制欲[13]。

对照药庆卫的行为，我们不难发现，药庆卫的粗为和强烈的控制欲使得药家鑫成长的家庭环境完全符合上述人格障碍的形成标准。药家鑫的悲剧，正是这种矛盾不断积累最后烈化到触犯刑法的结果。

由不当的教育导致的心理障碍是一个漫长的、隐蔽的过程，甚至相关的教育者完全意识不到与自己的教育不当有关系，因此每一个相关者都有理由认为不是自己的责任。

药庆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十分矛盾的：他爱自己的孩子，在药家鑫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拍摄了大量的药家鑫的生活录像；但在此同时他又不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教育上犯下的严重错误，即使是在孩子走上刑场的时候还称孩子为“畜生”，仍意图将教育的失败归因于孩子。

无独有偶，2011年4月1日晚，一名姓汪的留学生在上海浦东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因为学费问题发生争执而对其母亲连刺几刀。药家鑫的同门师妹李颖竟然声称：“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14]。由此可见，药家鑫案虽然在严重和恶劣程度上属于极端个案，但是当代教育，特别是药庆卫式的“成功学教育”的确给建立健康的亲子间亲密关系埋下了隐患，甚至是给孩子带来了产生严重心理问题的风险。

而当来自家庭的教育缺位的时候，学校往往也显得无能为力：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现在的学校班级编制一般在50人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班主任老师很难细致地关心每一个学生，更何况是药家鑫这种平时“表现良好”的“好学生”。这也是现在此类事件数见不鲜的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一任老师。研究如何建立正常的亲子关系，在对于教育孩子如何“被人爱”、“爱别人”、“创”、建立对于生命最基本的尊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药家鑫的心理在正常一点点，再有一点点“爱别人”的潜意识，一点点对于生命的尊重，“药家鑫案可以止步于刑法之外，可以止步于张妙倒地呻吟之时，甚至可以止步于撞人后药家鑫惊慌地逃逸之后”[15]，而不至于悔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