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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哪个国家的(屈原是哪个国家的哪个朝代的)

时间:2024-02-05 11:06:26 作者:牛奶煮萝莉 来源:用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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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促和美④|屈原,屈原

编者按: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2018年设立,节日时间为每年“秋分”。

9月23日,“庆丰收 促和美”2023年中国农丰收节岳阳市主会场暨汨罗首届猕猴桃采摘节活动,在汨罗屈子祠镇金山村猕猴桃基地举行。活动聚焦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展现“三农”发展成就,展示农业农村现代化美好前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

从今天起,在岳阳市委宣传部指导下,湖南日报社岳阳分社、新湖南岳阳频道、华声在线岳阳频道,联动岳阳日报社、岳阳广电、岳阳晩报社、岳阳网·岳阳发布、岳阳新闻网·智慧岳阳,重磅推出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庆丰收 促和美④|屈原,屈原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23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罗姣 宋政军)今天,岳阳市屈原管理区举行2023农民丰收节系列庆祝活动,区党委书记向科军宣布活动开幕,区领导杨林彬、田明清、曾兰芝、曹正平、韩德辉、湛江、徐胜、徐扩勇、刘建云等出席开幕式。

该区此次丰收节以“庆丰收、谋丰收、助发展、促和美”为主题,设一个主会场、四个分会场,全域开展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庆祝金秋丰收年景,谋划来年丰收愿景。

屈原管理区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目前,正在创建国家农业高兴技术产业示范区。今年,该区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启动实施屈原管理区全域水稻单产提升行动。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278年),又称屈原公子

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和文化名人。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之一。

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自幼聪颖出众,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以才华横溢、文采斐然而闻名,被楚国君主称为"公子",担任过楚国的官职。

然而,由于楚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外敌入侵的威胁,屈原感到深深的忧国忧民之情。他痛斥楚国当时的愚昧弊政,主张以德治国、以宽厚待民,但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楚君接纳。最终,由于政治压力和不满,屈原选择了放逐,他离开了楚国。

在放逐期间,屈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寓意深远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离骚》。《离骚》是一篇描写个人遭遇和社会矛盾的长诗,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深邃的思考和优美的艺术表达而闻名。这首诗抒发了屈原对祖国楚国的痛心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是古代中国文学中的杰作之一。

后来,楚国被敌国侵略,屈原深感沉痛。据传,公元前278年,他在今天的湖北省长江中投水自尽,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诚和对国家命运的悲愤。

屈原的传世作品和传说流传至今,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诗歌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以及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他的作品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被后代视为文化典范和爱国精神的象征。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也有屈原纪念节,人们以划龙舟、吃粽子等形式,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

端午节,为啥纪念的是屈原而不是他

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

凭什么?

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应景说说端午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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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端午,今人都知道这个节日是用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不过这个定义仔细想来,其实很有问题。

首先,据民俗学家的考证,端午节最早是不是纪念屈原的,就很值得打个问号。

一种更古老、也更可能的说法,是认为此节日原本纪念的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另一位楚国大夫:伍子胥。

虽然同为楚国贵族,但伍子胥和屈原的人生际遇、能力和选择都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他几乎是屈原的“对位镜像”——如果说屈原的人生信条是“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楚王如初恋”的话,那伍子胥好歹像个正常人一样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伍子胥他爹伍奢是楚平王太子建的老师,本来官当得挺好,结果楚平王这老小子老不正经,看上了给自己儿子迎娶的媳妇,不仅自己笑纳之,还反过来做贼心虚,要废了太子以绝后患。

结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伍子胥他爹伍奢、他哥伍尚及伍家全家100多口人都这场因“扒灰”引来的血案当中都被楚平王所杀。

伍子胥含恨逃到了楚国的世仇吴国,结识吴公子光,并帮助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

此后伍子胥尽心尽力的辅佐阖闾,成吴霸业,并反过头来痛击自己祖国楚国,攻陷楚都郢都,城陷之后立刻刨了楚平王的坟,鞭尸三百多下才肯罢休。

《文韶关·鸡鸣犬吠五更天》,从三分三十秒开始食用效果更佳。

但化身复仇男神的伍子胥最后自己也没有善终,吴王阖闾死后夫差接班,老臣伍子胥与新王言语有不合,被下令赐死,死前伍子胥延续他一贯的“狼灭”风格,撂下狠话说:要家人于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挖出,挂在苏州城的东城门上,说他要亲眼看着越队灭掉吴国。

吴王夫差听闻此言之后,于五月初五把伍子胥的尸首用鸱夷革捆成粽子样丢到了钱塘江中,据说伍子胥因此冤魂不散,隔三差五的就从龙王那里借兵,要兴师灭吴,于是就有了“钱塘江上潮信起”。

钱塘江岸老百姓估计是觉得“冤有头,债有主,伍大夫您报仇要找对主”啊,于是每年伍子胥被抛尸的日子,就往钱塘江里丢粽子,“贿赂”一下这位凶神,捎带手告诉伍大夫一声:大吴亡了很多年了,您老人家大仇得报,还是洗洗睡吧。

2

大学时代我负笈魔都,平素经常在江浙地区转,知道那一带的老百姓至今仍觉得端午纪念的是伍子胥。

而我也觉得相比于屈原的传说,端午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更靠谱些:

首先,伍子胥被皮革卷吧卷吧丢江里的死状,确实更容易让人想起粽子。

其次,相比于自杀的屈原,被逼自裁的伍子胥确实更称得上是死不瞑目,实际上,死不瞑目很可能就是从他这个典故中来了的。

再者,在咱中国民间做神仙,跟马基雅维利所论的君主一样,都是“让人怕比让人爱”更容易受到祭祀,而相比“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圣上如初恋”的老实人屈原,伍子胥终其一生体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睚眦必报、你敢伤我、我刨坟鞭尸也要加倍奉还的半泽直树式狠人风格。狠人死了容易成狠鬼,老百姓更怕他一些,更有定期祭祀让他消停点的动力。

可是,为什么伍子胥后来在抢端午节这个“文化IP”的时候没争过屈原呢?这个道理也不难想。

如果屈原可以用现代国家主义视角被带上高帽,被叫做“爱国主义诗人”,那么伍子胥生前的行径则毫无疑问是“卖”和“带路党”。

帝王们最烦这种臣下:人家楚平王不过是抄斩了你家满门么,你至于去帮对手把主上的坟儿刨了吗?哎呀呀这太没有臣道了。

秦以后,所有古代君王内心好像都住着个双标紫菱。

要知道,秦以后的那些大一统帝王们,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像楚平王这种为了一己私欲随意割臣下头颅如韭菜的混蛋事儿,历朝历代都少不了,如果臣民们都学伍子胥,一觉得皇上对不起自己就脚底抹油去当了带路党,那这国家可还怎么管呢?这种人当然不能纪念,皇上们估计恨不得跟赫敏·格兰杰小姐学个记忆消除咒,让老百姓赶紧忘了咱历史上还出过这号人。

相比之下,屈原大夫显然就让人顺眼多了。楚王虐我千百遍,我待主上如初恋。主上要是身死国灭了,我自动去跳汨罗江,为其陪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念这段史书,估计感动的鼻涕泡都快乐出来了。要知道后世王朝覆灭,真愿意“死社稷”的君王都没几个,还有这种忠臣自己上赶着为帝王家业陪葬呢?好!大大滴好!赶紧纪念!

这样搞个三朝五代,端午节里人们自然就忘了伍子胥、牢记了屈原。

当然,有些吃货朋友说我连屈原也忘了,我就记得个粽子……也行吧……

3

端午节去伍而存屈,是后世帝王刻意营造的文化情绪使然。可如果倒退回春秋战国当代,其实伍子胥的选择,反而是更容易被同情和理解的。

“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梦想,但在的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谁规定这笔买卖要“统购统销”,士大夫必须将自己的才学卖给自己所出身国家的那位君王。

最强调“忠孝”的孟子都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当我是手足,我当然视你为心肝宝贝。你当我是韭菜,我就把你当仇人。做买卖么,当然要讲究个公平合理。

好脾气的孔子说的比较委婉点:“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王都无道了,我还不赶紧卷铺盖走人?你当我是二啊?

所以伍子胥的行为虽然看似过激,但其实是非常符合孔孟之道的。先秦文化是自由的,也是讲求对等原则,君王善待臣下,臣下侍之以忠,这才是“对”的。像楚平王这样先“对不起”伍大夫,把他全家都杀了,那自然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日爷出头,定没你好处。

是的,先秦时代人与人、人与国的那种关系,因为这种“对等性”(虽然比派平等还差了些),其实是比较正常的。商鞅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跑去秦国效力。吴起是卫国人,得不到重用,就横行魏楚之间。

当时国家与士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像今天一些朝阳产业的老板与雇员之间互动——咱们之间别扯什么“为企业效忠”的PUA,你就说彼此能不能相投,相投就合伙创业,不行就一别两散,各生欢喜。这种交往简洁明快,方便高效,于是才有了百家争鸣、群雄并起。

可这个风气,到了屈原的时代,就彻底衰落了。屈大夫写《离骚》,文辞当然是没的说,但那个口气你会感觉特别不对劲。就好似一个夕阳产业的老员工,走又走不了,升又升不上去,万般无奈之下,无比哀怨的给领导写长信:“主上你怎么不用我啊,我是忠臣啊,是香草啊,是美女啊,您不能这样对待我啊,我为党国立过功啊,我为委座流过血啊……”

有人说屈原是爱国,其实在他的文辞中我没看出来,个体对国家这个抽象概念的忠诚,是要到近代以后民族国家出现以后才随之出现的。

屈原和后世有他类似情结的那些古代中国士大夫,其实希望的是与他所服侍的君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人身 依附关系。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应该叫“恋君”——一个士大夫明明不得君王欣赏和重用,却非要硬往上凑,非要和主上达成那种亲昵的关系、幻想有一日得其拔擢、出将入相,成为国师、一展抱负……

我要是楚怀王,看这种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么热切的贴上来,估计我也不会喜欢他,甚至有点怕怕的:屈大夫,您这是要干嘛?您自重!寡人可是直男啊……

即便真的是男女关系,一般也管这种行为叫舔狗,而舔狗不得好死,所以屈原最后自杀,也算情理之中吧。

而奇葩的是,从贾谊的《吊屈原》始至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止,中国士大夫群体中就一再出现有强烈“屈原情节”的人,只能说中国两千年的帝制史上,君臣、君民关系,一直就是不正常的。

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士大夫的心态在几百年中由伍子胥而一变成为屈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总结原因无非两点。

首先,是战国中后期各国兴起的法家改革,让“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了天下主流,列国之间合则用、不合则去的纵横家被当做“五蠹”逐渐消灭。权力越来越大的君王则越来越蛮横,要求士大夫必须忠于自己,用你,你得留下,不用你,杀了你也不让你走。这种野蛮的制度下,先秦原本自由活跃的人才市场逐渐向“统购统销”转型了。

其次,是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战国末期除秦国外、各国王族生齿日繁,占用的社会资源越来愈多,什么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这些四君子严格说来都是本国君主的亲戚,他们身居高位、垄断了上升机会,又因为血缘纽带不得不效忠该国。屈原其实也属此类,屈、昭、景这三家,本来都是楚王熊氏的分支,所以在战国末年那种选择本已有限的选择空间,对他来说是不开放的。他“恋君”,其实是不得不恋,因为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

或者按鲁迅的说法,这就是一种求当奴才而不得的心理状态。

同为端午的受祀之鬼,伍子胥与屈原都有不幸的人生。伍子胥虽然身死,好歹他的人生敢爱敢恨、快意恩仇的,出将入相、鞭尸复仇,也算快意人生。相比之下,屈原的人生却是被命运高度绑定的,不得不爱不爱他的君王,满腔的壮志、愤懑与哀怨,却只能抒发在文辞当中,死后还被加上了一顶他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的高帽……

屈原和后世那些“精神屈原”们,可能不冤屈,但确实太憋屈的。

相比屈原,我觉得还是伍子胥更像个现代正常人一些,好歹他的精神与人格是独立的。

清风丨屈原的家国情怀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屈原是伟大的诗人,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端午节临近,我们深刻怀念屈原,更要从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舍生取义的崇高品德中汲取精神营养。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爱国情怀的体现。在屈原身上,有忠直独立的“士”之品格。他明知“美政”理想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明知直言劝告不合时宜,但为了国家命运,他宁愿自己受辱受困,也要坚守道义、维护信仰。近代以来,无数革命英烈为了国家解放和民族复兴坚贞不屈、勇于斗争,他们身上充满着同样的英雄气节和爱国情怀。“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今天,更应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作为无悔追求,在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探索精神的体现。屈原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索,这既体现在《离骚》《天问》等诗作中,也体现在他始终如一、积极入世的价值追求上。屈原的这种求索精神,已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历史学家评价,几代中国人的上下求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救亡图存、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更在于把信仰嵌入了古老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使这个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从此产生了“一种自灵魂深处迸发出的伟力”,实现了精神上的复兴。实践证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方能不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辉煌。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是屈原民本思想的体现。古代士人君子修身均以施行仁政为目标。所谓仁政,就是体察民生疾苦,“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回看我们党百年来的奋斗史,正因为党旗上始终铭刻着“人民”二字,我们党才获得了深厚的土壤与不竭的动力。今天,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须再接再厉、尽心尽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获得更多的利益。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是屈原斗争精神的体现。在《国殇》里,屈原讴歌那些为国牺牲血染沙场的勇士,赞美他们生是不可战胜的战士,死是鬼魂中精神坚毅的英雄。屈原赞美英雄,而他本身就是英雄精神的化身。“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祖国的万里江山,离不开英雄的鲜血浸染;人民的幸福安康,离不开英雄的无私付出。每个人都应该学习英雄的精神,争当新时代的英雄,面对困难和挑战,“横下一条心”,有苦不怕苦,知难不畏难,从而化难为易、化危为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断迈上新台阶。(向贤彪)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生平概况

屈原(约公元前340或339年—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后,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3年,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屈原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省宜昌市)。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公元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公元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初露才华

屈原

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公元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公元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谗而见疏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

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公元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公元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流放汉北

傅抱石《屈子行吟图》

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公元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公元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张翔洲作品《屈子投江图》

周赧王二十年(公元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94年到公元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自投汨罗

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县)”。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轶事典故

屈氏家族

屈子祠正门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做屈瑕,他的後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丐。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生辰八字

《屈子吟》程连欧画作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年)到三十年(公元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在屈原著名的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是说太岁星逢寅的那年正月,又是庚寅的日子,我从母体降生了。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硕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庚寅则说明这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这可是个好日子(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公元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这四句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而东汉王逸在《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微;“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微,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个巧合,原无所谓,可在当时却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司马迁曾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不过,魏晋之后姓氏合一,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屈原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彩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武汉东湖屈原像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诗人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汽的情绪。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的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政治成就

政治理想

一、举贤授能的美政思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二、造为宪令的改革精神

屈原主张改革,推行法制的立场更为自己的作品所证实。“明于治乱”的屈原深知要使自己的祖国富强起来必须像当时各国的改革者们那样,革新政治,推行法制。他在《离骚》中对当时楚国的君主怀王提出要求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清人屈复说:诗中的“壮”指“美政”,“秽”指“秽政”,“度”,指旧的法度。马茂元亦说:“‘弃秽’,谓扬弃楚国腐化黑暗的政治法度,加以改革。‘此度’,指现行的政治法度。”他要楚王实行美政,扬弃秽政,改革现状,废除旧制,并坚定地表示自己要作这次改革的马前卒、开路人。屈原改革家的立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表露,在另一首《惜往日》中屈原叙述了他实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立法兮,属贞臣而日侯。”他说,他的改革一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

三、大一统的最终目的

湖南汨罗屈原祠

“尚法”、“尚贤”并不是屈原的目的,而仅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对此《离骚》也有简要的叙述。《离骚》说:“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又说:“昔三后之纯粹兮,因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说遵道而得路。……汤禹俨而抵敬兮,同论道而莫差……”“岂余身之弹殃兮,悲皇舆之败绩。”这些诗句表明屈原的理想是使楚国在战国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不致失力,并通过努力获得全胜,最后统一中国;使楚国国君功追三皇,步武尧舜,取法禹汤,赛过文武,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一般评论家所说的“大一统”思想。这种“大一统”的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改革措施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此次的变法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的过于简略,现人无法窥其全貌,但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卫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唯才是举,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要推齐国的齐桓公(齐威王的父亲),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如骛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其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的直达天庭。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故而要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命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约束了。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古代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

屈原

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上述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近现代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龚鹏程《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胡乔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负面评价

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以浮”“蹈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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