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吉日 > 提车吉日

世界文明讲坛(世界文明讲坛希腊神话)

时间:2024-01-14 20:05:43 作者:无药可救 来源:网友上传

本文目录一览:

科普中国直播丨第五届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坛

“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坛”是中国生态学学会自2018年起新打造的品牌生态科普活动,由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发起和组织,集各生态科普专家力量为一体,为公众展示的科普盛宴。

活动主题:生态文明—健康生活,绿色发展

直播时间:2022年11月25日 9:00—11:50

主办单位:

中国生态学学会

芜湖市科学技术协会

安徽师范大学

承办单位:

中国生态学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科学传播团队

安徽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协会

安徽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

直播支持:

科普中国

光明网

来源: 光明网

古希腊与中华文明:素未谋面,却为何如同似曾相识的故人?

如果比较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如同似曾相识的故人,不仅仅只是春秋战国时东西方各出现一个璀璨时代,涌现出一批远瞩的大师们,还包括一些具体成就的相似,以及文明诞生前的积累铺垫历史也雷同。

首先:重大历史节点高度雷同

根据史记记载,距今4700年左右黄帝出现,距今4000年时夏朝建立,距今3600年时商汤伐夏,距今3000年时周代建立,距今2500年时诸子百家兴起。

令人惊奇的是,希腊地区的重大历史节点,竟与中国的极为雷同。

一,距今4850年时,米诺斯文明(克里特文明)出现,比黄帝还要早。距今3900年时,考古发现米诺斯出现宫殿,迈锡尼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定居,即中国夏朝与商契出现,米诺斯建立王国。

二,距今3600年时,中国商汤伐夏,西方迈锡尼人正式立国,百年后灭掉了米诺斯王国。距今3200年后,多利亚人南侵,迈锡尼文明灭亡,之后数百年就是希腊地区的“黑暗时代”,又被称为“荷马时代”。关于迈锡尼文明的建国时间,据说当时有西方学者认为可能是公元前1605年,要比中国商朝早一些。

三,距今2770年时,中国西周灭亡、东周建立,此后进入春秋争霸、诸子百家的时代,而古希腊文明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出现,也出现“诸邦争霸”战争。公元前776年(年份精确到了个位数),古希腊召开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宣告古希腊文明时代的到来,总体要比中国的略早一些。

由此不难看到,古希腊的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与古希腊城邦文明,几乎可以对应中国的五帝、夏、商、周,尤其在重大历史节点上,两者竟如此雷同,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但更神奇的是,在一些具体成就上,双方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其次,具体成就却也高度相似

古希腊的大师们,中国的诸子百家,他们相隔一方,且又存在不同的地理、人文、气候等因素,按理说应该区别很大才对,但事实上双方很多观点高度相似,其中古希腊的某些观点就像是对华夏典籍的白话文翻译,并根据西方的历史文化表述出来,比如以下三点:

一,与孔孟言论相似的表述

孔子、孟子等名人,影响中国数千年,古希腊大师们与他们观点相似的情况就更多了。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赫拉克利特说“一切皆流,万物常新”。

孔子说“过犹不及”,毕达哥拉斯说“一切事情,中庸最好”。孔子说“为政以德”,毕达哥拉斯说“统治者该把统治和爱结合起来”。孔子说“克己复礼”,毕达哥拉斯说“恪守祖传的习惯和法律。”

孟子说“无教则近于禽兽”,毕达哥拉斯说“人的天性是有野性的,需要一种强力手段进行调解和驯化”。

二,万物本源上的相似表述

西方哲学之父泰勒斯,曾提出“万物皆由水而生成,又复归于水”。比他略早的管仲,曾提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

阿拉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5),与老子同时代,提出“万物本源是无限者”,后来的赫拉克利特还提出“相反者相成”的观点,即“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在《道德经》中,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

阿拉克西曼德的同伴阿那克西美尼,主张自然界的基质是唯一的、无限的,但认为“无限者是气”。而在中国,从春秋战国到后世,认为“气”是宇宙本源者的论著与学者数不胜数,在此不再赘言。

除此之外,古希腊还有“太一是一切之父”、“数是万物本源”等,都可以在中国找到类似的表述。

三,科学思想上相似的成果

无论在西方史书上,还是很多国人眼里,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想与成果,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比如以下三例。

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推理方法”,是近代产生科学的重要思想,但比他略早的墨子,曾经提出“三表法”,即以本源,推究,实践三部分构成的形式逻辑推理方法,两人推理方法异曲同工。此外,墨子还提出“辟”、“侔”、“援”、“推”四种辩论方式,其中的“辩”,包含“名、辞、说”,相当于西方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

古希腊芝诺提出“一个人从A点走到B点,要先走完路程的1/2,再走完剩下总路程的1/2,再走完剩下的1/2……”如此循环下去,永远不能到终点,后来他举例说“阿喀琉斯追不上乌龟”(见上图),此外他还提出“飞矢不动”悖论。战国时庄子好友惠施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与“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两人观点高度相似,尤其是二分法高度一致。鲜为人知的是,芝诺悖论后来助推微积分的诞生,因此他被西方誉为微积分先驱,也是黑格尔眼里的辩证法始祖。

阿基米德被誉为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使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得到的结果是22/7(3.1428),并提出“只要边数足够多,圆外切正多边形的面积与内接正多边形的面积之差可以任意小”。魏晋时的刘徽,也使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得到的结果是3927/1250(等于3.1416),并提出“割之弥细,所失弥少,割之又割,以至于不可割,则与圆合体,而无所失矣”。

我们都知道,先秦时期古希腊与中华文明素未谋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双方有过直接交流。既然如此,为何古希腊历史文化与中国的高度相似,背后有一双大手促成了这种巧合,还是历史就是这么神奇,或者另有他因?

古希腊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如果相似之处只是少数,还可以说是巧合,但如此之多的高度相似之处,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了。

曾仕强:《易经》的智慧

有一段历史,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商朝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朝代,但是传到商纣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纣王的品性很差,暴虐无道,做出很多老百姓非常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反而比较欢迎周西伯,也就是周文王。

周西伯很得民心,所以商纣王对他有点害怕,就假借一些理由把他抓起来关在羑里。他在牢里开始替《易经》写一些经文。

周西伯把自己累积起来的宝贵人生经验,透过六十四卦保存下来。六十四卦每个卦他都写有卦辞,每卦六爻,每一爻也都写有爻辞来说明,就成为最早的《易经》。因为在伏羲当年是没有文字的,那时候只有简单的符号,可以说是无字天书。所以真正写成《易经》的是周文王,他在牢里头很费苦心,是一个字一个字斟酌完成的。

伏羲氏当年画卦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他就有很大的空白性,让后来的人可以从各方面加以补实、说明。周文王一定是体会到了空白性的乐趣,因为他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发挥,一方面他是受到纣王的压制,很难能够畅所欲言,有一点躲躲藏藏,有一点难言之隐,有一点说不出来的苦衷;另一方面,他也替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叫做留白性,他在字里行间留了很多可以拐弯抹角的空间。

伏羲八卦图因为没有文字而被称为无字天书,后世有许多人企图用文字对八卦图进行注解,但较为完整并流传至今的,只有周文王所写的《易经》,所以我们常把《易经》也称为《周易》。那么周文王是怎样对伏羲八卦进行文字注解的呢?

周文王给每个卦一个卦名,并写卦辞来解释卦名。每个卦有六个爻,每个爻他都很费心地作出注解,写爻辞。六十四卦下来,居然完整无缝、环环相扣、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补,真是非常难得。

后来,周朝推翻了商朝,文王的儿子周武王讲出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本来是动物的一种,但是既然身为人,就要觉悟,要拉开跟动物的距离。因为《易经》告诉我们,人是天地之间唯一能够帮助天地来改造这个世界的一种动物,这是我们的责任。

周武王讲这句话其实是有很重很重的使命感,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周文王把《易经》写下来,主要是为了教化。但是在当时民智未开,而且商朝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时代,要一下子破除迷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先把这个《易经》的宗旨讲出来。

人为万物之灵,一直传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有这句话,只是很多人搞不清楚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为什么要说。周武王在告诉后代的子孙,文王这部古经是为了教化用的,但是在商朝迷信浓厚的时候,周文王才会用卜筮的词句,用卜筮的形式来写爻辞,用吉、凶、悔、吝、无咎这些话,透过占卜来了解其中的道理。他用心良苦,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以神道设教,从而给《易经》披上一件神秘的外衣。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也在讲这件事情。他说要让老百姓能够完全听懂道理,恐怕有点困难。我想在当时孔子会有教无类,会那么用心地到处去普施教化,就是看到老百姓多半知识不普及,智慧未开,要他们听懂道理相当困难,因此他才用其他的方法。孔子实施教化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叫做祭祀,拜祖宗。孔子再三地讲祭祀很重要,而且历代皇帝没有一个不祭祀,没有一个不拜祖宗的。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思是你可以不祭,我们尊重你,你如果要祭,心中就要有神的存在。这就是儒家非常重视的那个“敬”字。

我们现在要了解中华文化,要了解《易经》,这个“敬”字非常重要。一看中华文化,就觉得落伍,该丢掉了,那你永远也学不会。一看《易经》,就说“这有什么用?那么旧的东西”,那你永远也学不会。我们要恭敬,因为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智慧。

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很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孔子,都是非常恭敬的。韩国的学校门口就立着孔子的像,韩国的师生每天上学先对孔子像鞠躬,然后才进学校。其实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很多人听到孔子都是竖起大拇指,赞叹了不起。我们不能因为说我们对他太熟悉了,就加以轻视,孔子告诫我们敬畏大人,敬畏圣人,不是害怕他们什么,而是要敬重他们,这样才能从中学到一些道理。《易经》很不幸地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但是如果从一阴一阳之谓道来看,就会觉得我们后世人真是太幸运了。

周文王在狱中写《易经》,为了避免商纣王的迫害,很多话不好明言,只能用吉、凶、悔、吝等卜筮词语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的普遍规律,结果使《易经》这部包含着中华文明大智慧的书,从一诞生起,就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为什么又说这是一种幸运呢?

《易经》因为被当做是卜筮之书,而逃过了秦始皇焚书之祸。当年秦始皇要烧掉所有书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易经》这本书不必烧,因为那是卜筮的书,是老百姓占卜用的,搞迷信的,民间使用的东西。可见《易经》用来占卜,是盛行了一长段时间。所以秦始皇一听,觉得这种书留给老百姓用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就没有烧。《易经》因为本身的神秘,所以逃过了秦火,以至于很多人由此说,《易经》真神啊,连自己有这一劫都算好了,都事先能够防备。我想这个也不必这么把它神化,因为秦始皇总要留些东西给老百姓用,他所要烧的是那些读书人读的东西,他有他的用意。

秦朝以后,汉朝兴盛,汉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易经》分成两部分,一个叫术数,一个叫易理,这基本上就已经违反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因为《易经》是讲合的,所有的分都是为了合。太极可以分两仪,但是不管两仪怎么变来变去,最后还是回归太极的状态。一个静止,一个动,动了静,静了动,这样才有变化。

我们为了研究方便,把《易经》分成易理和术数来研究,这个无可厚非,如果直截了当说术数是迷信,只有易理才是对的,我想也是有一偏之见。我认识一位学者,他一生就是主张只有易理,非常讨厌算命、看风水,他认为那些都是一派胡言。可是很不幸的,这位先生最后也是自杀了。可见,一个人完全讲道理,就少一个情字,就很少有同情心,情和理是合在一起的。完全讲理讲到最后,大家会发现很多人是过分理智,最后连自己的生活都安排不了。

只讲术数就更可怕了,那真是《易经》的大不幸。可是我们民间所流传的极少是易理的,因为易理多半在读书人手上,而读书人读了半天又不会用。而民间所流行的都是什么?算命、看风水、选日子,甚至于连姓名学也搞在里面,却搞得红红火火,很热闹。这些花样就使外行人感觉到很神秘,然后就很相信,以至于迷信。我们以前把这个叫做神通,其实世界上没有神通这回事,神通就是推理。

民间把《易经》推广得非常流行,以至于今天一听到《易经》,所有人都觉得是算命的,就好像把易理整个撇掉了。实际上读《易经》读到最后是要明白道理的,否则周文王那番苦心,周武王那句“人为万物之灵”,几乎都不见了。今天我们一讲到八卦,马上就有人想到那是笑话,是荒诞不经,没有依据,扯来扯去搞不清楚的东西,这实在是愧对祖先。人类的宝贵智慧,沦落到这个地步,只是因为当年的以神道设教吗?但是我们能怪周文王吗?当然不能,很多事情要以当时的状况来判断,而不是用现在的状况来判断。

伏羲氏根据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画出了八卦,周文王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和大自然的规律是相通的,于是用六十四卦推演出世间的万物万象。但是《易经》流传到现代社会,几乎成了一个算命用的工具,那么《易经》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易经》是古人透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获得一些心得和体会,进而提出的假说。其实所有的学说都是从假设开始的,今天叫虚拟,只不过古代的知识实在是不发达,所以神道设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当时势在必行的东西。我们用简单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来使得每一个人有所畏惧,知道不能太放纵自己,不能为了自己的需求而为所欲为。那是为了安全,为了纪律,为了方便,为了有效。

你去旅游的时候,你听那些导游在告诉你这样那样,有很多成分还是当年神道设教所留下来的。进庙的时候,导游会告诉你,这个门槛是不能踩的,当然不能踩,因为你一踩,头就碰到上面门框了,撞个头破血流谁负责?可是如果他告诉你不能踩,踩了会把头撞破,你一定一百个不相信,然后就踩,等到头破血流的时候你还是会埋怨他,这是人性。所以我们就说踩门槛会运气不好,大家担心自己走霉运,不敢踩,那就安全了。这也是孔子所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讲道理大家不听,就算听懂了也不会记得,就算记得也不会去做,用这种方式,才会引起大家注意。

不要踩门槛是为了安全,有门槛设计也是为了安全。有种说法是寺庙大门不能开,只有皇帝来才能开。我们想想看,寺庙多半是在什么地方?多半是在荒山郊野,那里最多的就是强盗,强盗突然要来,官兵根本来不及防范,和尚要靠自己抵抗,那是很难的。如果中门大开,强盗一来,怎么都挡不住,所以平时就把中门关闭了,前面有一条小桥,两边有两个河,今天叫做放生池,然后把偏门打开,只要老远听到看到有强盗,马上关偏门,来得及,安全有效又方便。

有人说看到尼姑会倒霉,这其实也是好意,就是为了保护尼姑的安全。很多人不了解,说这根本没有价值,怎么会没有价值呢?任何事情用到合理都有价值。我们想想看,尼姑要不要出来办事?要不要出来买东西?要不要出来处理一些事情?总要吧?她一出来,外面只有两种男人,一种是农夫,一种是打猎的猎人。因为一般人不会出现在尼姑庵附近。尼姑一出来,农夫和猎人这两种人的体力都比较壮,然后一看尼姑,觉得蛮漂亮的,难免起色心,那尼姑就不安全了。所以我们就说看到尼姑会倒霉,不能看。农夫一看走过一个尼姑,转过身不看;打猎的人一看是尼姑,赶快不看。尼姑就很安全了。如果朝这方面去了解,我们就不难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我们中国社会是广为流传,而且普遍地在应用。

《易经》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一些自然现象的规律,来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并反省自己的处境,思考应对的方法。就像寺庙里的一些规矩,虽然看起来有些迷信的色彩,但实际上有利于人群社会的安全。那么,人的命运可不可以预测?求神拜佛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

很多人动不动就要求神拜佛,这是不了解拜佛的真意,如果你一拜佛就保佑你,那这佛算什么佛呢?佛在梵文里面,原意是教授,就是一个人悟到道理以后,就修成佛了。释迦牟尼佛本来也是人,他悟到道理以后才成为佛。这就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只要能悟到道理,又能够认真去做终究可以成佛。

菩萨是没有到成佛的,所以菩萨比较不能开口,不太说话的,但是像观世音菩萨,像地藏王菩萨,也都具备了成佛的条件,但他们是自己不要成佛,因为他们要救世人。成佛以后就坐在那里,让人家拜,让人家参,还不如实际行动对世人更有帮助。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知道地狱永远不会空的,但他就愿意这样,岂不是比佛还伟大?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求神拜佛,只是提醒自己有神明在,不要胡作乱为,要好好管束自己,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品性。如果送点礼品,烧几个香,然后拜佛,佛就庇佑你们全家,那佛就是贪官污吏,那就不是佛了。

我们神庙很多,动不动就求神,动不动就拜鬼,那么人的自主性跑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求神拜佛就可以发财,就可以平安,那我们什么事也不要做了,那样人类社会还能进步吗?

人们之所以去求神拜佛,之所以去算命,就是对无常的人生难以把握,希望能提前知道自己的命运,希望有神秘的力量能够保佑自己避免灾祸,《易经》六十四卦常见吉凶之辞,所以被许多人用来占卦算命,以求趋吉避凶。那么掌握了《易经》,真的能够趋吉避凶吗?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句话我们重复好几遍了,就是提醒我们要自己去了解天理,顺从自然,就会得到吉祥。也就是说,我们所重在人,在自己。其实《易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转移到人事方面的伦理。所以伦理是从自然来,自然那么有秩序,是谁在管呢?如果伏羲氏当年说是神在管,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他没有,他说是阴阳的互动,是自然的孕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是两种不同的力交互作用,很自然地产生万物,不断运行。

《易经》怎么能够那么神?我们用一个神字就表示它很神奇,很神妙,很高明,就是因为它有三个特性。《易经》超越了所有神学、哲学、科学,它涵盖了那么多东西,是因为它有这三个特性。

第一个,《易经》具有模糊性。说起来真的是外国人所讲的,很好笑,它很模糊,因为就那么几个系统,就几个花样,几个符号,其他都没有,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你怎么想它都有道理。因为它简单明了,才能够作用这么大,如果它本身就很明确,它就只能适用于某一个领域,其他领域就说不通了。它的模糊性影响了中国人很深。我们讲话经常不喜欢讲得非常清楚,都是点到为止。大致如此,这四个字很重要,对中国人影响太大,大致如此,其他的你自己去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变,如果事先都说得非常清楚,又说不能变,那一定行不通的。这就是制度化没有办法应变的最大的苦恼。这样我们才知道,小孩要出门了,中国的父母只讲一句话,小心一点,就这一句话,永远不会错的,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到未来的变化。

《易经》的模糊性,让我们怎么解释都对,但是要言之成理,而且要会通到本源上面来。只要不违背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根本的道理就好了。

第二个,《易经》有很大的灵活性,周文王所写的卦爻辞,我们这样解释也对,那样解释也对。所以《易经》非常灵活,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讲怎么不对;对的里面有一些不对,不对的里面有一些对。道理是活的,《易经》是讲道理的。

这一点对中国人影响太大了,大家真的要花点心思去想一想。西方人right is right,wrong is wrong,不可能说对里有错,错里有对。因为西方是讲分的,对、错就是分开的。中国人没有,我们知道绝对对的部分太少了,圣人有时候也会犯错的,神仙打鼓有时候也会打错的;绝对错的人太少了,终归有一些道理的。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哥哥打弟弟,谁对谁错真的搞不清楚,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能说谁对谁错呢?而且就是因为不清楚,所以我们才要慎断是非。是非要慎断,而不是明断。我们今天很喜欢用明断是非,那是很难的。

关于唯心、唯物,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去争的,我们会认为两种都有道理。但西方人要争的,有外国人问我:“你们是什么主张呢?”我跟他们讲:“我们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因为这都是你们西方弄出来的学问,如果要我们讲,中国人只有一个论,叫唯道论。唯道里面有唯心,也有唯物,只是轻重不同。”

第三个,更妙的,叫做空白性。你看西方人画画,他一定全张都要涂得满满的,否则就是未完成的作品。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一张纸上,这里画一只鸟,那里画一朵花,旁边点几点,就是下雨。然后盖个图章,签个名,留下很多空白。我们会不会觉得中国人这样子是偷懒?不会,我们觉得这样才有想象的空间,如果全部都布满了,那我们还想什么?那就只是看了。

一张有空白的画,西方人认为没有画完,要把它补全。我们却认为这个画家尊重看的人,所以一张国画的意境是怎么样,十个人来看,就有十种意境,这才是符合自然的。

这样,我们就慢慢更深一层地了解《易经》,以及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可是,这套学问在很早很早以前,民智未开、知识不普及的时候,如果这样讲,谁听得懂?所以《易经》本身的命运也是很坎坷的。这跟《易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事物变化过程中都会不断地出现险阻、艰难,是一样的道理。艰难险阻,不是很艰难就是很危险,常常受到阻碍,这样好不好?看起来不好,实际上这样才是好的,因为这样人类才能够学习,才能够磨炼,才能够增进自己。一个人从小到死都很顺,他等于白活了,他来这一趟,就只学会了四个字: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没有,这算什么人生?人生经过更多的磨炼,才会更成熟。《易经》本身也是经过磨炼的。

摘自《易经的智慧1》,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11月版

铭记先辈初心 传承中哈友谊——电影《音乐家》创作经历

电影《音乐家》剧照

电影《音乐家》海报

电影《音乐家》剧照

电影《音乐家》剧照(本文配图由出品方提供)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讲述了一个故事:“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2022年9月13日,在应托卡耶夫总统邀请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为《推动中哈关系在继往开来中实现更大发展》的署名文章中再次提到了这个故事。

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触动。冼星海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代表作《黄河大合唱》被誉为中华民族的史诗,但他生命的最后5年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却鲜为人知。

1940年5月,冼星海受中央派遣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1941年6月因苏德战争爆发导致后期制作中断。冼星海原本打算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交通中断而未果,被迫羁留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将贫病交加的冼星海安置在他的姐姐达娜什家中。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合作,进行了大量音乐创作,为哈萨克斯坦音乐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友谊基于对艺术和音乐的共同追求和对各自国家与人民的无比热爱。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中相互帮助、彼此激励。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因工作原因与哈萨克斯坦电影界早有渊源,哈方曾多次向我表达希望与中方合作拍摄电影的意愿,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的经历正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哈电影合拍题材。于是,我们开始进行调研并数次前往阿拉木图探访,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集团给予了大力支持。

当时健在的卡利娅老人在阿拉木图家中向我们深情追忆冼星海与她和母亲达娜什共同生活所经历的艰难岁月;拜卡达莫夫的女儿拜卡达莫娃对我们说:“冼星海当年化名黄训,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即使我父亲没有遇见他,我相信也一定会有别人去帮助他。我们哈萨克民族有一句谚语‘救人一命,家里的羊会生双胞胎’。”向落难的人施以援手的哈萨克民族传统与我们中华民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文化传承不谋而合。

我们在杭州拜访了冼星海唯一的女儿冼妮娜,她与远在阿拉木图的卡利娅情同姐妹。冼星海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离开延安时,冼妮娜只有8个月大。她和母亲钱韵玲苦等父亲的痛彻记忆伴随了她的童年,她非常渴望能通过大银幕与爸爸重逢。

承担《音乐家》剧本创作统筹工作的中国知名编剧、时任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主任苏小卫在创作研讨时说,“我们欠冼星海一部电影。”明察历史可以照见今人。冼星海的在哈经历体现了哈萨克民族“施恩不图报,予人不追悔”的高尚品格;希望通过电影创作,传承中哈友谊,同时承载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文化传统。

在中哈两国电影主管部门的鼎力推动和支持下,《音乐家》成为2017年中哈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中哈电影合拍协议》的启动项目和首部作品。

中哈两国外交部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和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在影片的筹备和拍摄过程中始终给予了坚定支持和协助。

冼星海曾留下重要生命与创作轨迹的北京市、上海市、湖北省、陕西省以及西安市、延安市的宣传部门和西安曲江影视集团、湖北长江电影集团、上海电影集团等相关电影公司共同支持了这部影片的拍摄。

中哈联合组成的主创团队堪称一流。担任导演的西尔扎提·牙合甫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国家一级导演,他的电影作品曾多次在哈萨克斯坦展映并受到欢迎;扮演冼星海的胡军是中国知名演员,来自音乐世家,为体验和表现冼星海当年在阿拉木图的战时艰难生活,筹备期间即开始长时间空腹断食;扮演冼星海夫人钱韵玲的演员袁泉,第一次听我们向她讲述剧情便感动得潸然泪下;拜卡达莫夫的扮演者、哈萨克斯坦知名演员别里克·艾特占诺夫亲自帮助“俄语零基础”的胡军纠正每一句台词的俄语发音;担任艺术指导的萨比特·库尔曼别克夫是哈萨克斯坦享有声望的电影导演,他对中方担任影片的导演工作极为尊重和支持,他多次向我表示:“为了表现两国伟大音乐家的患难友谊,我不挂名都可以。”拍摄过程中,萨比特多次请中方主创到家中做客,给我们留下十分难忘的记忆。

《音乐家》的剧组人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工作现场经常同时说着汉语、英语、俄语以及哈萨克语,以至于片场有时竟有20多个翻译同时工作。

哈方同事几乎都知道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的代表作《阿曼盖尔德》,并能哼唱其中的经典片段。每天早上开工时,中哈剧组人员常以“冼星海”作为问候语。拍摄《音乐家》的过程中,大家都非常投入,“入戏”很深,其间经历很多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洗礼。剧组中许多资深电影人都感慨,从影几十年从未见过如此温暖友善的剧组氛围。

《音乐家》从筹备到完成历时5年,辗转中国、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三国拍摄,先后有两万余人参与拍摄,每一个重要工种和岗位均由两国人员共同参与、合作完成,开创了中哈两国以及中国和中亚地区电影合拍的先河。

在《音乐家》北京首映发布会上,卡利娅老人不顾身体虚弱和病痛,坚持来华,与冼妮娜时隔20年重逢。卡利娅今年5月在阿拉木图去世,冼妮娜托我向卡利娅的女儿转达她的悼念:姐妹隔绝80年,重逢于银幕前。亲爱的姐姐卡利娅,我多么地舍不得你啊!永远爱你的妹妹妮娜!

在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分别举行的首映式上,哈萨克斯坦观众为剧情打动,掌声经久不息。我站在台上面对台下数千名观众的一片泪光,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音乐家》应邀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土耳其、巴西、尼泊尔等地参加电影节和放映活动,获得不少奖项和当地媒体与观众的好评;此后,《音乐家》又在哈萨克斯坦数家国家电视台多次放映。我和西尔扎提导演以及演员胡军还应哈萨克斯坦国家电视台邀请录制了视频,向哈萨克斯坦民众的抗疫表示声援。该视频在哈萨克斯坦各大社交媒体广为转发和传播。2020年10月,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与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的阿斯塔纳电视台联合主办中国电影月活动,《音乐家》作为开幕影片,播映收视率高达9%,电视台立即决定次日重播。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018年6月7日对《音乐家》剧组的所有人来说是个难忘和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哈两国元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音乐家》主要演职人员并观看电影片花。

电影是极具大众传播效应的艺术形式,电影人在世界各国也是社会关注度与影响力较高的人群。电影的合拍过程,从创意、创作、筹备、拍摄、制作、发行、上映的每一个环节,均能创造和建立与合作对象国和合作者之间沟通和友谊的桥梁,成为促进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

电影制作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电影的国际合拍涉及两国的文化与外交,更具有挑战性,也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大道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这样一段文字:“冼星海用音乐在两国人民之间建起了一座友谊之桥,让我们永远铭记他的名字,愿中哈友谊世代相传”。

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萨克斯坦人民不仅没有忘记冼星海为哈萨克斯坦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和以音乐为武器激励哈萨克斯坦人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而且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哈两位伟大音乐家的患难之交成为两国人民传承友谊的一段佳话。冼星海的许多作品至今仍是哈萨克斯坦国家歌剧院和爱乐乐团等音乐团体的演出保留曲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有着绵长的边境线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如果说中哈友谊是一棵大树,只有代代浇灌,友谊之树才能枝繁叶茂。

希望在《音乐家》之后,未来能有更多的中哈合拍电影问世,也希望有更多的中外电影合作助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和“民心相通”不断走向深化,展现更多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画卷。为此,我们愿意与哈萨克斯坦以及世界电影界的同行们继续努力、探索与实践。(作者沈健 系电影《音乐家》总策划、出品人)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2年09月16日 第 06 版)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