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木一个吉(一个木一个吉叫什么)

光绪三十一年的泰宁寺事变

就在英人图藏，“川藏危急”之秋，康巴地区在光绪三十一年相继发生了两起震惊川边乃至朝廷的变乱。这就是二月发生的惠远寺喇嘛肇乱击杀官军的泰宁事变和紧接着三月一日发生在巴塘的戕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事变。史称“泰宁寺夷变”和“巴塘事变”（又称“凤全事件”）。

１

这两次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或多或少与开矿有关。

英人侵藏引起朝野对川边的关注，如何应对，众说纷纭，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为固藩篱，应着力经营好川边，也就是所谓的“固藏安康”。具体举措之一便是开矿。《德宗实录》就载，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1898年1月11日）左都御史徐树铭就奏请特派大员督办矿务。说：“四川金矿之旺与西藏通，若使治蜀之大臣与西藏联络为一，直将全藏治之，他人不得从而觊觎，则中国之大利可以保全”。这里所说的“他人”自然是指图我西藏的英国人。看了徐的这个奏摺，皇上便谕军机大臣：“开办矿务为当今要图，全在地方大吏认真办理，方有成效。即着恭寿遴派干员确切查勘，实力举办。”这个恭寿就是当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成都将军兼署四川总督之“地方大吏”，所以朝廷要他将开矿当作“要图”，将其办好。

可要在川边藏区开矿难免不遇麻烦，就在一年多前，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鹿传霖还在四川总督任上的时候，朝廷已早有所料。《德宗实录》就载：光绪二十二年二月甲戌（1896年3月22日）“前据给事中吴光奎奏请开办四川矿务，并请饬招商承办，迭经谕令鹿传霖设法开采，以濬利源。兹据奏称川省矿产皆在番夷土司之地。．．．．．．至打箭炉毗连藏地，甫经开导土司试办，即有纠众哄闹之事，可见番情犷悍，晓谕为难。”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锡良作了四川总督后，对开矿持积极态度，从泰宁事变发生后他给朝廷的奏疏中便可看出。他说：“打箭炉厅所属泰凝寺（即惠远寺－笔者）与明正土司连界之上、中、下河牙（即今天所称的河垭）金砂尚旺，前经奴才暨凤全均饬该厅开办，以濬利源。”锡良、还有凤全，之所以力主开采泰宁河垭金矿，就是看中其“利源”。光绪二十年（1894年）间的金价是一两生金值白银十两，到了光绪三十年一两生金要值白银三十两。开采河垭金矿，其实也是在追逐黄金暴利的商人们的驱使下干的。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记》中就曾说：“光绪三十年，商人由川省矿务局禀请转报川督锡良饬打箭炉同知刘廷怒准令商人采办。”

锡良和凤全之所以饬打箭炉同知刘廷怒开办河垭金矿“以濬利源”，因这个刘同知与两位上司一样，早已看中黄金这一“利源”，对开矿情有独钟。刘于光绪二十一年（1903年）调任打箭炉同知，做了炉厅的一把手。这个出生湖南善化，在蜀中为官四十年、其间在炉边已干了近十载的治边有年的老头儿，熟悉康区情况，曾策划开办灯盏窝金厂，将获取之利归公，以补充地方财政，得到上司器重。他知道泰宁的河垭是个金窝子，炉城的金夫子们，早就成群结队偷偷地跑到河垭淘金，向惠远寺交税。他早就想开办河垭金矿，以增加税收，但“深虑喇嘛寺人众强横，恐生边衅”，不敢干。凤全经炉城出关，赴任驻藏帮办大臣。凤是个“威气喜功”之人，“夙善刘丞，亦思开拓边地，展其才”，知泰宁河垭“可浚金利”，就令刘丞（廷怒）“募工开厂，亟往兴办”。凤大臣令其“募工开厂”，刘同知自然是求之不得。

河垭金税素为惠远寺收取，十抽其三，得利可观。见官府要抢夺他们的“金饭碗”，哪肯罢休。听说打箭炉的厅官开泰宁金矿向教民集股，便以汉官为洋人谋夺金矿为藉口，大势驱金夫，撵金夫，杀金夫，酿成致死数人的血案。震惊川边的“泰宁寺夷变”遂起。

２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出任理塘粮务同知的查骞，算泰宁事件的知情者，在他所著的《边藏风土记》中有专章记叙，综查氏所述，以及当年其他人与此有关的文字便可略知其事件之原委。

查氏的说法是：泰宁寺喇嘛驱赶官府采金者，打箭炉同知刘廷怒哪肯退让。既然已议开金厂，就不能停下来。于是刘立即找阜和协总兵陈均山商量，决定派记名都司卢鸣扬率一哨绿营兵前往开导。刘廷怒深知卢鸣扬其人，这个炉边土生土长、已出入制营三十载年界六十的“老油子”，恐他那走一路吃一路的“贪利”积习难改，坏了大事。此时凤全已出关，就令凤都统新招募还驻在炉城的靖边营派出两哨兵力作后援。

历来办理“夷变”之人，大都是虚张声势，作个样子，以邀战功，既可邀上司嘉奖，得以提拔升迁，又可收取“夷贿”，名利双收，卢鸣扬自不例外，以为这次照例可大捞一把，便辞亲别故，得意洋洋上路。到了距泰宁惠远寺五十里的中板厂地方，就在林子中支起帐篷住下，他明知这一带是“夹坝”（土匪）出没之地，也不设防。到了晚上，风雪交加，卢都司只顾在帐中痛饮，自以为夷人怕官兵，对通事（翻译）张锡泰说，夷人定会“持皮币，来请受抚”，十分得意。喝得醉醺醺的一行人，只顾点起松明子蒙头大睡。到了半夜，一群喇嘛摸了过来，把帐蓬团团围住，只听一声呼哨，帐蓬四周的绳子即被齐齐砍断，睡梦中的官兵们被紧紧的包裏在垮塌的帐蓬里面，怎么也挣不出来，全被活活的包了“饺子”。喇嘛们借着雪光，举起锋利的长矛和寒光闪闪的大刀，见帐蓬中哪里在动就往哪里捅哪里砍，倾刻间一哨官兵就上了西天，尤以都司卢鸣扬死得最惨。当中也有一人活了下来，他就是通事（翻译）张锡泰。

原来这张锡泰本是炉城中有名的无赖油子，藏名工布次日。此人曾剃度当过喇嘛，因与一土司的妇人勾搭上后，遣人杀了土司，遭西藏帮办大臣庆善下令追捕，这才蓄发，取了个张锡泰的汉名。这张锡泰会汉话、识汉字，还会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常言“如能割据一方，方足展其才智”。他总有手段把藏族人的财物诈到手，还用诈得的一些“夷财”来结交“夹坝（土匪）”、强人，也算个江湖中人，而且与官府也网得紧。由于他识得汉字，能说汉书，打箭炉厅的刘同知也另眼相看。凤全出关，刘廷怒便推荐他作通事（翻译），并提充营弁。有了“通事”身份，张锡泰更是有持无恐，泰宁惠远寺撵金夫事发，便在汉官与喇嘛之间两面拨弄，一面对汉官说，喇嘛势力大，要谋叛；一面又对喇嘛说，要多制些枪炮对付汉官，免遭灭亡。泰宁惠远寺的喇嘛“本非强悍，密迩炉边，虽要挟汉官罢开金矿，实不敢轻启衅。”虽说要挟汉官、要其停止开采泰宁金矿，却也不敢轻举妄动。

张锡泰与卢鸣扬都是炉城生长的“本地人”，照今天的说法“都是康娃”。张某对出入制营三十载、年已花甲的卢都司还是多少有些畏惧,但为捞得“夷贿”竟不顾一切将卢鸣扬的行军宿营信息通给了惠远寺，喇嘛们这才胆敢动手，酿成如此血案。

作为后援的靖边营的两哨兵弁，得知前面出其了事，不敢前进，赶忙退回炉城，大呼“泰宁夷叛矣！”还说惠远寺的喇嘛正率众入炉。炉关震恐，赶忙戒严。打箭炉同知刘廷怒飞电告急，制军（四川总督）锡良“饬明正土司甲木龙光率所部土马兵迅往助剿”。

泰宁地方本是明正土司属地，狡黠的甲木龙光有意偏袒，以这次命案是夹坝（土匪）所为为由，请照藏族地方的老规矩拿些茶叶赔偿卢鸣扬等人的命价了事。更以这次事件系因采金而起，进而提出“永罢金矿，以安住牧”，要官府永远停止开采泰宁河垭金矿，以保证土司的统治。还说泰宁寺的堪布是来自西藏大昭寺的喇嘛，保证他不会叛乱。要求刘同知转报锡制军，不要再派官兵来。

甲木龙光的算盘打错了，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没那么便宜。刘廷怒把甲木龙光的打算报上去，锡良一看就大恕，立即“奏请移四川提督马维琪率所部续备副中军五营，克日出关，剿办泰宁。”

３

总督商派提督剿办泰宁寺，本事情理中事，提督马维琪却找藉口推辞。锡良窝了一肚子火，说“地方有事，提督不肯出衙门一步，但埋头弄笔，学钱南园（清书画家钱沣）书，乌用此提督为也？”不肯出战，还要这个提督干吗！

这马维琪也说来话长。此人原是“军机处”王文韶中堂的门人。是个 “长于酬应，短于武略，无汗马功，十年即履提镇”的提督。写字成了他的嗜好，“尤好作大楷”，今天在成都武侯词和金堂云顶山的慈云寺中还有他留下的墨迹。马的作派在文人中还有点“人气”，说他“有暇则临池（这里说的“池”是指砚台），礼贤爱士，文员中有品学者，无不折节下”（见周询《蜀海丛谈》）。更“派”的是，马提台一次路过某地，正遇戏班唱大戏，好不热闹，他即令人搬来棹子，将轿子往棹上一搁，就端坐在轿中看将起来，不想看了，手一挥轿夫抬起他就打道而去。

锡制军一再催促，马提督只得出师。听说藏族人凶悍，一路上心神不安。翻过飞越岭，走到化林坪，他就忙进金华庙，祈求阴兵相助。东拖西磨，总算在光绪三十一年的二月二十九日进了炉城。身经目击的查骞，不甚感慨道：马维琪“抵炉城，扬言众前曰：梦金华神告，已遣阴兵相助。炉边文武，群附和之，佥曰神之灵兮，神兵将从天而下也。幸而敷衍蒇事，尤可托以权谋，安定人心。至于守边将吏，老耄昏庸，一亘夷乱猝生，愕怡相顾，手足失措。余于泰宁夷案，身经目击，不禁慨然。”

马维琪一到炉城，明正土司甲木龙光兄弟就偷偷找上门去对他说，“泰宁寺已待命受抚”，马的胆子这才大了起来。土司兄弟为走通马提台这条路子，更是不惜巴结之能，一会求提督教习礼仪，一会又向提督讨教兵法，什么珊瑚碧犀、宝玉金佛、翠琯雀翎、珍玩奇物，只要提督喜欢就立即敬献。马提督一高兴就不顾事实一味为甲木龙光兄弟说好话，还向锡制军（总督锡良）打假报告为土司请功，报告说：“甲木龙光及弟（甲木）参琼珀，忠顺效勤，深明大义，闻泰宁夷变，躬督马队，静候调遣，请授总兵职衔，用贺奋勉。”为讨好甲木兄弟竟“露草于土司”，就是说把写好的草稿先给土司看。那土司兄弟不用说有多高兴，天天与提督形影不离，不是斗纸牌，放鞭炮，就是邀幕僚朝夕宴饮，召藏族女子跳歌妆（锅庄）。成天吃喝玩乐，被甲木兄弟蒙在鼓里的马提督，“军机秘密，鲜有祥者”，也就是说他对敌情那能详细了解。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一日，巴塘事发，凤全一行在鹦哥咀遭袭，被一个叫木郎吉的击中后脑，一个叫阿泽的喇嘛顺势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摘取了“凤大人”头上的顶珠翎管。消息传到省城，令四川总督锡良震恐，忙催促马维琪不得在炉城逗留，立刻进攻泰宁，那怕“敷衍受降”，也要尽快结束泰宁战事，快快驰赴巴塘。泰宁惠远寺的喇嘛，“已与甲氏兄弟定谋，约马军到寺，不动一草一木，谬为战斗，履进即履退之，然后招安夷庶，则军事沉著，不为敷衍，提督然之。”就是说，喇嘛寺已事先与土司兄弟串通好，马军做个攻打的假像，不动寺中一草一木，快进快出，以他们接受“招安”了事，马提督自然求之不得。

“戏”事先编排好了，四月十三日正式开演。马提督兵分三路向泰宁惠远寺发起进攻，一路以他的义子马德为前军帮带，从炉城正北的王牧（今康定雅拉乡的王母）、新店子直逼泰宁寺前；以已革知县穆秉文和靖边营管带张鸿声两路，出南门，绕折多山，经长坝春、中谷、八美、积事中，攻惠远寺左右,接应马德。本来由王牧到泰宁比经长坝春去泰宁近得多,可那马德“不惯风霜”,加上“沿途淫掳迁延”,反落在了穆、张两路的后面。

十七日，穆秉文先于马德到了泰宁惠远寺，喇嘛们以为是马提督的前锋到了，按事先约定，以马队接战做个样子，朝天放了几枪后就四散逃逸了。穆秉文就这样径直“攻入”惠远寺，抢了头功，报称是他攻克了泰宁。第二天早晨，张鸿声也赶到相会，本来是“前军（锋）”的马德直至天快黑了才拢。马德怨穆、张抢先，丢了他的脸面，恼羞成怒，为发泄其不满，竟纵兵进入寺内大势抢劫。穆秉文的队伍本来就是些近边地土勇，不懂纪律，也跟着相互搜刮财物。再说那张鸿声的人马，原是凤都统招募留在打箭炉训练的靖边营，非马维琪的部队，因久缺粮秣，也一心趁此捞上一把，打开寺中仓库，抢运青稞小麦。几支人马见东西就抢，互不相下，相互起哄，形同土匪。明正土司得知这一情况，就以失信、违约告到马军门那里。马维琪恨穆秉文破坏了他的好事，一心要治他的罪，“檄三弁归，下令炉关盘诘辎重”，马提台下令三支人马的头头都回炉城，进关后统统搜查，一下挡下十三驮贵重物品，驮东西的乌拉娃见大势不好早已溜之大吉，不知那些东西是谁弄的，“乃尽以纵兵扰寺罪入穆秉文”，把抢掠寺庙财物的罪名统统加在穆秉文的头上。电告锡制军（四川总督锡良），穆秉文“难为泰宁首功”，咬定正是穆抢夺寺中财物，“非军前正法，难肃军纪”，要锡制军取他的人头。恨不得将搅了他“好事”的穆秉文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穆秉文算是打箭炉同知刘延怒的湖南老乡，与凤全也有旧交，是凤全令他招土勇百名驻炉听调。马维琪来剿泰宁，刘延怒就向提台推荐说，穆这个人“干练夷务”，有用，马维琪就把他留下了。进剿泰宁，马与明正兄弟早有约定，穆可一概不知。那头功马提督是一意要给他义子马德的，穆偏偏给马难看，自然是挨定了。总督锡良多少有点恻隐之心，奏请朝廷穆秉文以功罪相抵发落，最终，朝廷命令将穆遣戍（也就是发配）新疆了事。至于那明正土司兄弟，以为给马提督上了那么多贡，这回定会保他们加官晋爵，哪知甲木龙光只得了个副将空衔，很是失望，暗恨马提督诳了他们。要求将收缴的那十三车财物偿还惠远寺，也不赔卢鸣扬等人的命价，而且惠远寺的喇嘛依旧回寺入住。马维琪忙着赶赴巴塘，多依了明正土司，“泰宁夷变”就此草草了结。

当然事情还没有完，那打箭炉同知刘延怒，说句公道话，在炉城任上还是做了些造福一方的实事，如修泸定磨西水堰、佛耳岩茶道，开打箭炉（康定）灯盏窝金矿，以及集资重修打箭炉城楼等等都有案可稽，但最终还是栽在了“泰宁”和“巴塘”两大事变中。凤全在巴塘被戕，凤全的继室李佳氏就一口唱咬定打箭炉刘同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四处“蜚白”（发“传单”贴“告示”），说凤全赴巴塘自知兵单，[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行文调张鸿声赴巴震慑，刘以开办泰宁金矿为由，不许张出关。[到光绪三十一年]正、二月，事态愈发严重，凤都统要本是分统的刘延怒调兵援巴，刘也不遵军令，只顾“为泰宁事留兵自御，不发一兵一卒出关。迟至二月上旬，方令留炉卫队赴援，搪人耳目”，以致凤都统遇难。任凭刘延怒怎样辩白也无济于事，这个“宦蜀四十年”，在打箭炉同知任上从光绪二十一年干到光绪三十二年的老者，终被锡良以“年老糊涂，几误边事”为由参格，罢职丢官。

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以诸土司都已经改流，泰宁惠远寺也应规一律为由，“乃令藏中驻泰宁寺之堪布喇嘛，将从前所领川督执照缴出，咨川毁。”但“该喇嘛应领银两仍照旧发给”。 也就是说，在清末的“改土归流”中，亦收缴了惠远寺的“执照”。但，尽管废除了寺庙特权，经济上一部分仍由政府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