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程(起程和启程的区别)

一、WEB前端自学之旅-起程

【系列原文，访问个人博客：https://lyexuan.gitee.io/posts/webstudy/】

缘由

记得在自己很小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进入梦乡之前，总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思绪躲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回放着白天发生的点点滴滴，细数着得与失。一段经历，经过反思，会衍生出双倍的收获。

随着自己慢慢长大，“日三省吾身”的习惯已渐渐消失，每天被洪流般的信息冲刷着，仿佛一伸手，就能抓住一把知识。可现实却是，这信息的急流飞速地在指缝间流走。这种见而不可得的感受，很不美妙。于是，心生一个小念头，渐渐找回定期反思的习惯。

从记忆中找灵感，以回顾自己自学前端的过程为契机，重新梳理一下近几年的得失，与自己好好地聊一聊。

起程

人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超脱不了认知的局限，就好比，古时候的人不知苍穹之外还有万千星球，便以为自己立足的土地就是全世界。处在求学阶段的我，受眼界所困，一直都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以为考试得高分便可无忧。高考过后，填报志愿之时，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因为自己竟然没有喜欢的专业。

任凭一瞬间的感觉选了专业，而后又迷迷糊糊地上了四年大学，成绩还算不错，最后顺利毕业，进入了一家大公司，从事本专业的工作，一切看似如川入海，再合理不过，可是心里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心中的无力感迫使着自己不断思考人生的出路：

自己有哪些爱好？

其中有哪些可以发展成为职业？

自己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有哪些可以结合爱好成长为职业？

职业的入门门槛有多高？

今后发展空间？

......

考虑了几个月，始终无果，只得到了一些模糊的结论，觉得自己对计算机比较感兴趣，喜欢做一些设计类的事情，想在年轻人比较多的地方工作。就这么想到了互联网，想到了网页，想到了网页设计。那就做个网页设计师吧。（显然，那时候的我对前端什么的，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带着生活的压力，我离职了，搞不懂职业培训机构是否靠谱，身边也没有朋友从事相关行业，干脆就自学吧。就这样，我走上了网页设计自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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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

#挑战30天在头条写日记#

不算你去往何方，

无论将来迎接你的是什么。

请带着阳光般的心情启程

李向东：重新定义“专业思政”

两年，五易其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李向东痴迷创新建设“宇宙简史”课程。今年4月底，在首届中国大学课程教材报告论坛上，李向东就“宇宙简史”课程建设的实践与认识作报告，千人会场，圈粉无数。

一门帮助文科学生树立正确宇宙观的天文专业课，为什么会给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精神世界带来巨大震动？“专业思政”如何破题？如何将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融合？

为了这门课，啃了一本又一本国内外天文参考书，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广泛阅读，筛选出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典故和天文学家事迹，对天文知识部分进行精心设计，力争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统一，李向东重新定义了“专业思政”。

科学家投身专业课教学改革

作为教育部高等学校天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位一流的科学家投身了一项伟大的改革。

两年来，在国家级精品课程“普通天文学”和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天文探秘”的基础上，李向东和他的团队建设了一门崭新的课程——“宇宙简史”。

建设这门崭新的课程，就是要探索如何创造性地融合天文知识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向学生呈现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宇宙观，养成健全人格，树立远大理想。

南京大学清醒地认识到，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最重要的是教师真正入心入脑。

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邵进说，创新建设一门新的课程——“宇宙简史”，就是探索如何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推进课程体系和教育教学创新，打造“全课程育人”。

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最终发现了新大陆，深刻地改变了几百年间世界的格局及历史进程。1961年，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从拜克努尔发射场起航，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宇宙飞行，实现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对未知世界永无止息的好奇心和富于冒险精神的特质，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创立了绚烂的地球文明。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即将再一次引发工业革命，深空探索的号角也已经吹响，人类即将起程，开始又一次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探险。

在李向东看来，“宇宙简史”课程要呈现给大家一次精神的旅行。这里既有知识和智慧的碰撞，也关照历史和人文的视野，更有全人类千百年来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力量的绽放。

当今课程建设应当是价值引领

传统的课程建设，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而新时代的课程建设，应当是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李向东立下志向：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

南京大学原校长、中科院院士曲钦岳听完“宇宙简史”课程的介绍后殷殷叮嘱：“一定要建设好这门课。”对此，李向东想了很多办法，一是依靠团队力量开展课程建设，二是以问题为导向设计课程内容，三是深度改进教学方式和手段。

李向东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目的是什么——和思政课的区别，怎么做——学生是否欢迎，是否有效——分散教学关注点。

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历史上都属于哲学，目的是理解世界和认识自我。随着学科分工的细化，两者逐渐分道扬镳。现代自然科学着重探索未知世界，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则更关注人与社会，但它们本质上对真善美的追求从来也没有分离过。

天文学的特别之处是在一定程度上兼有文理科的特点——所有的天文观测都是回溯历史，天文学家从历史中发现未知，获取知识，预测未来。人们对宇宙的认识越深刻，发现人与宇宙的联系越紧密，对自我的认识越深入。

李向东在课堂上融入宇宙观，实际上是贯彻德、识、能“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方式。它与思政课在目标上相向而行，在方法上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理念。

课程的核心是树立正确的宇宙观，那么首先要问：什么是正确的宇宙观？

在李向东看来，所谓宇宙观，从字面上讲是指人们对于宇宙的结构、起源和演化的认识，但它的实际内涵要丰富得多，不仅包含人们关于宇宙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人类认识宇宙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实际上，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人类的宇宙观是在不断变化的。当代科技水平的快速发展帮助人们对宇宙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前人，但现代宇宙观也不可能是人类认知宇宙的终极，因为知识总会过时、不断更新，而科学的精神、方法和情怀才是真正值得坚守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李向东和他的团队把课程命名为“宇宙简史”，希望将这门课打造成一门通过介绍宇宙的演化历史来反映人类宇宙观的发展史、天文学家的探索史和人类认识自我心路历程的课程，通过传递天文知识来引导、启发学生对自然和自我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一次次集体研讨打磨课程

从一开始，这门课程就得到了教育部高教司与中国高教学会的重视与支持。南京大学对“宇宙简史”这门课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团队融创式建课。建设团队是南大天文学科教师，顾问团队是南大文科知名教授、南大文科学生、国内天文同行，而主创团队则是教学研究分会+出版社+网络平台+媒体。

“宇宙简史”这门课，面向本校学生，从传统课堂教学转变为“课堂+研讨+实践教学”三者相结合的模式。面向社会大众，建设慕课，拍摄方式从随堂录像、演播室录制创新为TED演讲模式。

结合“十百千优质课程”建设，南京大学成立了由文、史、哲知名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为“宇宙简史”课程建设把脉，提出指导性意见，还邀请了部分文科学生参与课程试讲、试听，对讲授的内容和方式提供反馈。

围绕“宇宙简史”，一次次集体研讨打磨，南京大学众多大咖聚焦三大问题——

怎样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以问题为导向，重构课程结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益建议，每一章节围绕价值教育主题，进一步细化为多个递进式子问题，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探究的动力，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再从问题解决升华到价值内化。

怎样尊重青年学生成长规律，把握青年学生思想特征，以授课对象特点为基础，因材施教？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颜世安表示，课程内容要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培养学生依据科学事实得出结论的科学态度，训练学生探索真知、创新创业的意志品质。

怎样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推进课程思政改革，横向多学科有机融入，纵向价值引导不断深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支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转化为新的知识、方法和话语体系，融入教学，潜移默化。

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志林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应该肩负起新的历史时期的责任与使命，围绕立德树人中心工作，协同全方位，系统性推动课程思政改革，专业课与思想政治课同向而行、相辅相成，鼓励和支持不同学科领域教师协同创新，打造一系列融入理想信念教育的特色专业课。

一次次打磨，见仁见智，让李向东思考更为通透。

在课程内容安排上，李向东以“人”即天文学家作为价值引领的重要支点。

科学知识是由人发现的，在天文研究过程中天文学家的成败得失，对宇宙认识的演变，对科学精神的反思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等其实是影响学生的最好材料，它可以把看似死板的知识与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在故事中让学生了解科学问题的历史脉络和背后不为常人所知的事实，不仅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还可以收到比常规知识传授更好的效果。

“专业思政”魅力初现

“我们在哪儿？”这一哲学命题，听李向东娓娓道来，在自然科学中洋溢着人文关怀，启发学生领会人类的渺小与伟大，挖掘科学精神及其启示。

李向东说，宇宙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大。通过对比从地球到太阳系、银河系、星系团和可观测宇宙的大小，几乎每个人都会对地球和人类的渺小感到震惊。因此宇宙提供了我们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另一方面，认识到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恰恰反映了人类的伟大，而发现这一事实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从哥白尼革命到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人类每一次宇宙观的飞跃主要依赖于研究工具和方法的进步，但它的核心内涵则是现代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家都在聊的一句话，课程讲授的是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讲授的是对待自然规律的态度。李向东告诉学生，时间的测量是认识宇宙演化的必要条件。科学家发明了多种测量天体年龄的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放射性测时法、主序测时法和白矮星冷却法。在介绍它们的应用时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与此相关的两位科学家——帕特森和钱德拉塞卡。前者将测量天体的放射性测时法应用到人体中铅元素的测量，发现工业污染对人类造成的巨大伤害，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后者在白矮星研究过程中受到当时学术权威的打压，但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与时间赛跑，在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贡献，他对杰出学者对于自然规律的傲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在自然面前我们永远要把自己当作初学者。

“李向东老师从容的生活态度和面对知识的崇高信仰贯穿整个课程，带我们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同时，更引领我们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申珊齐说，“每个人都是宇宙内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但这些微不足道凝结成了浩瀚宇宙的星海。当我的科研和生活身陷泥潭的时候，便会勉励自己：我正为有意义的事情坚持，所以困难很快会过去。无论我们身处何位或未来从事何种职业，都要脚踏实地去面对生活，用宽广的胸襟去对待身边人，毕竟这世间能比星空更宽广的唯有人类的胸怀，在这一仰一俯之间体味人生真谛。”

“李向东老师的教诲宛若一颗流星划破沉寂的夜空，点醒了正在接受科学教育的我，让我为这深沉凝重的思想而折服。”南京大学研究生李莱辉说，“李向东老师在课程教授过程中讲述了无数天文学家以及相关的科学家前仆后继不计得失，只为追求真理、揭秘宇宙的真相，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和朴实的理念追求正是现今浮华社会中需要大力提倡的。”

“听了李向东老师的课，我能隐隐感觉到他有别于常人的教学价值追求，那就是宇宙观与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结合。”南京大学学生高兴迅说，“他很能抓住我们的心，每堂课开始的短片介绍和结束前的师生互动，都让我们完全融入到他设计的‘教学宇宙’中，从而对课程能产生足够有深度的理解。”

“宇宙简史”不是一门简简单单的通识课程，而是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融为一体的一流精品课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表示，李向东是一位知识面很宽、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这门课让人感受到宇宙之美。

“宇宙简史”火了，这意味着，“专业思政”魅力初现。（《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唐景莉）

作者：唐景莉

同义了，但没完全同义？详解“发生学”与“起源学”的本质区别

“发生学”（Genealogy）一词源于希腊文的“种系”和“新生”，指涉“地球历史发展过程中生物种系的发生和发展”（杨令飞2012：6）。虽然“发生学”与“起源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探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方面与起源学有一定的关联，即在逻辑推理的层面上研究某一自然现象的生成原因和发展方式。“发生学”作为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最初用于以植物学和动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但是到了19世纪末，以吕西安·戈德曼、让·皮亚斯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文领域的学者有意识地把这一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之中，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文学发生学”就是“发生学”被嫁接到文学批评领域的跨学科批评方法，它是“关于文学生成的理论，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它更加关注的是文学内在运行的机制，从而阐明每一种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的内在逻辑”（严绍璗2000：1）。“文学发生学”尤其关注作为文学文本生成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所谓“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严绍璗2000：3）。严绍璗认为，构成“文学发生学”的“文化语境”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1）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文化语境；2）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3）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融合的文化语境。

美国19世纪经典作家和非经典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旅行叙事，自然有其发生学的根源。首先，从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文化语境来看，“旅行”（travel）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方式之一，不仅表现人类在空间维度的位移，更强调人类在空间维度的位移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痛苦、困顿和危险。因此，“旅行”不仅与“迁徙”“逃遁”“流放”“朝圣”等行为具有内涵意义上的一致性，甚至在外延意义上与“探险”、“战争”乃至“殖民”等活动联系起来。这种具有多重内涵和外延的旅行活动，在潜意识中刺激古人的思维，激发他们关于旅行活动的想象力。“对于人类进步贡献极大的想象力这一伟大的才能此时已经创造出神话、故事和传说等口头文学，这种文学已经对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作用。”（摩尔根1983：538-539）古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和亚瑟王传奇，是古人关于社会生活和宗教的想象性再现，其中有好多神话故事和英雄传奇表现了人类生活中的旅行行为，例如希腊神话中的忒修斯外出寻父、《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和亚瑟王传奇中关于圣杯的追寻等。“就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言，古希腊的神话和教的《圣经》已经成为浸润欧美文学的不可或缺的两支重要伏流。此外，在英国古代史上名震一时的亚瑟王和他的气概豪迈的骑士们，为后世遗留下一些蕴含深刻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侵染了一种神话色彩……对英美文学的影响也决非无足轻重。”（常耀信1987：1）浸润于三大伏流中的西方文学，顺其自然地习得了其中的旅行叙事传统。比如，旅行叙事在古典文学或者说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文学中尤其常见，并成为那一时期两大史诗《奥德赛》和《埃涅阿斯记》的基本框架。“奥德修斯这样一个暧昧的人物……也许是旅行者最合适的原型……”（Hulme&Young 2002：4）对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欧洲学生来说，“埃涅阿斯是一个水手，穿越危险的、未经标示的海域，去发现新的领土并在上面建立新的文明。”（Shields 2001：xxv）早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见证了希腊罗马古典文学的复兴。从这一时期起，人们相继读到一系列的经典旅行叙事，无论是以但丁的《神曲》为代表的史诗，还是以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等为代表的小说。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正是源于整个西方文学的旅行叙事传统的文化语境，尤其是以希腊神话和《圣经》为代表的传统。“这种独特的古典和《圣经》神话的融合以及对美国思想的影响构成美国文化的自我。”（Shields 2001：ix）在美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库柏、霍桑、麦尔维尔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中，读者们可以看到许多旅行者具有希腊神话和《圣经》中人物的影子。库柏作品中的旅行者具有《圣经》中亚当的影子，“纳蒂·邦波更像一位美国亚当……皮袜子故事更像美国的田园，一个伊甸园，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神秘的过去。”（Gray 2004：109）邦波和其伙伴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冒险性旅程，虽然在大的时空中是处于西行的背景之下，但在局部时空中仍然是在茫茫草原和茂密的森林之中，俨如纯洁的亚当在伊甸园的活动一样。麦尔维尔的作品中的旅行者具有《圣经》中以以实玛利为代表的流浪汉影子。“《圣经》中的以实玛利是一个注定要去继承一个国家的流浪汉。雷德本、白外套和麦尔维尔的以实玛利都通过回到美国而终结了他们的海上旅行，带着明显的宽慰。”（McWilliams 1984：165）像《圣经》中的流浪汉以实玛利那样，麦尔维尔作品中的主人公，不管是“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的泰比和奥穆，还是《雷德本》、《白外套》和《白鲸》中的主人公，都曾经因对美国社区生活方式的失望而离家出走，随后身不由己地在大海上漫游。为表现他们在大海上的漫游和所见所闻，麦尔维尔采取了流浪汉叙事方式。霍桑小说中的旅行者具有希腊神话中埃涅阿斯和珀修斯的影子。霍桑“有时候直接、有时候通过滑稽模仿，利用埃涅阿斯或奥德修斯穿过斯泰斯河进入地狱寻找知识和洞见的形式，或者忒修斯或珀修斯的形式，年轻的主人公在探索的时候进入迷宫，在那里他遇到了魔鬼。”（England 1983：111）在叙事模式上，霍桑作品中的主人公多为青年人，他们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那样，一般在夜晚离开自己的家园，到象征地狱的森林、神秘的古堡或城池去冒险。在那里，主人公遇到魔鬼的诱惑，最终获得关于人性恶或人生的新的启迪。

其次，从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来看，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出现的旅行叙事，是本民族旅行情结的形象性和原型性反映。美国是一个俗称“坐在车轮上的国家”或者“始终处于运动状态的国家”，“若从旅行的角度来讲，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总是躁动不安。”（Zabel 1958：15）从1621年的“五月花号”航行到1803年的西进运动，再到美国内战后的美欧大旅行，这种永无止境的旅行和迁徙构成美国的文化象征，沉淀为一种民族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升华成一种“旅行情结”。正如阿斯特罗所言：“美国是一个旅行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流线型的、流动的民族……我们对于旅行的嗜好源于我们对于熟悉和平庸生活的厌恶，如今这种嗜好已经升级为美国经验。”（Astro 1980：1）美国文化生活中的这种旅行“集体无意识”或曰“美国经验”势必要寻求文学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美国文学独立于英国文学的进程中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文学的主要表现母题。正如荣格所言：“与集体无意识的思想不可分割的原型概念，指心理中的明确存在的形式，它们总是到处寻求表现。神话学研究称之为‘母题’……”（荣格1987：104）这种基于美国旅行经验的母题，在19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中，以不同的叙事形式表现出来。惠特曼的《草叶集》主要通过“意象”和“列举”（catalog）的叙事方式。叙事意象包括“大路”、“河流”、“渡口”、“启程”和“旅者”等，列举法则把不同时空和采用不同旅行方式的旅行者意象集结成一个宏大的全景式场面，借以表现旅行与美国之路、美国梦追求以及天定命运之间的关系。在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中，我们看到美国西进运动过程中开拓者西进的旅程以及与印第安人征战的过程。库柏让年轻的“皮袜子”在《杀鹿人》中首次远行到风景秀丽的明镜湖，通过表现他与印第安不同部落的冲突和融合来象征性地表现年轻美国的成长历程。紧接着，在《最后的莫西干人》《探路人》《大草原》等小说中，库柏让这位亚当式的人物以西行的领路人身份再度出现，通过表现他的远征、冒险和所参与的殖义者与土著印第安人的征战，库柏艺术地再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美国边疆开拓者在西部空旷无人的森林和草原进行土地开辟、定居、移民的过程，再现印第安人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被驱赶出来、千里迢迢地赶往印第安定居地的血泪历程。这种旅行的意象在《拓荒者》一书中甚至被放大到神话的维度。库柏写道：“他已走向落日——他走在一帮拓荒者的最前面，那帮拓荒者在为整个国家横跨大陆开辟道路。”（Cooper 1853：505）在詹姆斯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美欧大旅行时期一个个美国家庭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老家进行探亲性旅行的场景。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顾名思义，讲述的主要是美国人在欧洲旅行时所经历的文化冲突。詹姆斯的小说，尽管采用心理现实主义视点转换的叙事手法，其内在的叙事结构却是线性的。主人公多为天真的美国青年，他们在欧洲各个地方的旅行、朝圣和探亲构成小说的基本叙事元。这些叙事元包括主人公所参观过的欧洲城市、风景区、历史遗迹、所接触的欧洲人物或移居在国外的欧化美国人。通过内聚焦和外聚焦的叙事，詹姆斯揭示了主人公在欧洲之行中的心理感受、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主人公的心理成长。

再次，从显现与异民族文化抗衡与融合的文化语境来看，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既继承欧洲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传统，又在抗衡欧洲文学旅行叙事的过程中颠覆并重构具有美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旅行叙事。自荷马的《奥德赛》问世以来，欧洲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总体上呈现一种还乡的模式。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丹尼尔·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作品中的主人公，尽管经历了一系列周游世界的冒险，但是最终都回归了家园。与此相反，美国19世界经典文学中的旅行主人公，总是始终漂泊在旅途之中，刻意逃避家园或根本无家可归。库柏《皮袜子故事集》中的主人公纳蒂·邦波，总是扛着猎枪出没于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和大草原之中；麦尔维尔《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的主人公泰比等人总是奔波在南太平洋上，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海岸流浪汉”的典型；马克·吐温笔下的主人公哈克，驾着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漂流，目的是逃离自己的家乡；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始终讴歌美国人的上路旅行，认为那是追求、自由和兄弟之爱的必然之路。

早在19世纪初美国文学形成的时期，超验主义大师爱默生就发出响亮的号召：“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千上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这里发生的事件、这里的所作所为，应该予以歌颂，我们要唱出自己的歌。谁能够怀疑我们的诗歌复兴？谁能够说它不会迈入一个新时代，就像天文学家宣布的那颗天琴星座中闪闪发光的明星，终究有一天会变成光照千年的北极星？”（爱默生1998：2）作为美国“思想上的独立宣言书”，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昭示美国作家摆脱对欧洲文学的模仿，努力创作表现美国本土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什么是美国本土文化特征呢？那就是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五月花号”航行、清教主义的殖民活动、西进运动、美欧大旅行等历史事件中升华出来的“探索”（quest）意识、人性恶省察、美国梦、年轻国家的“成长”渴望以及“天定命运”使命，它们与美国广阔的海域、众多的河流、四通八达的道路等美国地域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者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旅行的主要载体。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通过再现主人公纳蒂·邦波在大森林和大草原中的旅行，表现西进运动、美国早期殖民者和土著人的冲突以及美国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民族创伤；麦尔维尔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以及史诗性小说《白鲸》通过主人公在南太平洋上的旅行，表现作家对帝国主义“天定命运”的暧昧性审视以及对于宇宙本体的求索；霍桑的作品通过再现主人公的夜间旅行，表现作家对清教主义人性恶观点的深度省察；惠特曼的《草叶集》通过讴歌抒情主人公的大路旅行，表现诗人对美国自由、美国梦、兄弟之爱的礼赞；马克·吐温的“大河三部曲”通过表现主人公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和成长，表现年轻的美国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亨利·詹姆斯的“国际题材小说”在美欧大旅行的背景下，通过主人公在欧美两地的旅行，表现寻根、朝圣、文化冲突等多元的主题。这一切都是美国19世纪的经典文学在继承欧洲文学旅行叙事的基础上抗衡欧洲文学的旅行叙事传统并显现出来的美国旅行叙事的民族特色。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无论是从文化批评还是主题学建构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沃尔夫冈·伊塞尔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独特文化的产物，它产生于一种文化背景，它的活力来自这一背景的紧张关系以及对这一背景所施加的影响。它尤其强调与决定自身环境有关的不同物，以此介入自己真正的环境并确定自己的独特性。文学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位于业已制定的文化地图上新的区域。”（转引自科恩1993：297-298）19世纪经典文学中反复出现的旅行叙事，无疑是那一时期美国文化中旅行因素的典型反映。20世纪的美国被誉为一个“坐在车轮上”的国家，这样的文化称谓既源于美国独特的建国历史，又与美国19世纪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19世纪的美国虽然没有20世纪的小汽车等旅行工具，但马车、木筏、轮船、火车是他们的重要旅行载体。只要美国人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的困厄，只要他们在异域他乡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他们怀有美国梦或者帝国殖民的使命，他们就会驾木筏沿河漂流，乘轮船漂洋过海，坐火车千里奔袭，或干脆凭两条腿艰难漫游。这样持续不断的旅行和运动构成美国民族的文化品格，成为文化批评界研究的重要素材。

旅行叙事是美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主题学，就是“对不同国家的作家以及这些作家对于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的研究，它包括对母题、情景和形象的研究。对于主题的研究不仅仅包括在平行研究之中，也包括在影响研究方面。”（Cao 2013：xxiii）就美国作家尤其是19世纪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学特征，那就是表现美国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旅行情结。为了表现这种旅行情结，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旅行意象或者旅行元素，例如表现旅行工具的元素有木筏、马车、轮船、火车、汽车等，表现旅行载体的有道路、河流、海洋、湖泊等，表现旅行主体的意象有旅行者（traveller）、流浪汉（tramp）、朝圣者（pilgrim）、探险者（explorer）等。但是，在表现美国19世纪的旅行情结时，美国的经典作家们又都各有侧重，所运用的母题和旅行意象也各具千秋。库柏选择的是美国西行母题，并将主人公的西行与美国民族建国历史中的民族创伤和美国民族的成长结合起来；霍桑选择主人公在夜间旅行的意象，借以表现主人公对人性恶的省察和对于人生的新发现。我国学者关于美国文学史的书写和美国文学主题的研究很多，但是关于美国文学尤其是19世纪文学中始终出现的旅行叙事则被忽视，这是美国文学主题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重要缺失。因为忽视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就无法从深层次上认识美国文学的叙事本质，进而从文化研究方面阐释美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理解美国这个“坐在车轮上的国家”或始终“在运动的国家”的文化内涵。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美国19世纪文学中发展和繁荣起来的旅行叙事，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母题意义，尤其是这些旅行叙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国梦寻”、“天定命运”和“国家身份追求”等母题。美国人民怀揣美国梦而上路旅行，他们的美国梦一般又是在旅行途中实现的，例如惠特曼就将美国梦与大路旅行联系起来。美国人民的旅行，具有追求和探索的目的，探索（quest）和旅行（travel）共同构成美国的民族性格。虽然“天定命运”曾经被作为鼓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而受到被殖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但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它也是一种传播美国价值观的使命感，是美国人在域外旅行过程中自觉肩负的历史使命。

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对于研究中国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仅在古代，中国人大规模的迁徙就发生过四五次。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三次规模不小的移民潮，它们是“闯关东”、“下南洋”和“走西口”。历年的战乱、民族的迁徙以及个人仕途的坎坷，使得中国古代的诗人和作家不断地跟随人民迁徙流离或独自漂泊。沿途的风景、露宿的寂寥、涌动的乡愁、忧国的情怀，无不成为汩汩泉眼，倾泻着文人墨客内心的“文化苦旅”。先秦两汉时期，屈原写《离骚》，是遭忧离别之辞。唐朝时期，李白的《行路难》，以旅行的艰难比喻世道的险阻；杜甫的《兵车行》，以唐玄宗时期的穷兵黩武和连年征战为背景，揭示人民遭遇的迁徙流离之苦。宋、元时期，李清照的《声声慢》，写于晚年流寓江南时期；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更是以“断肠人在天涯”的千古名句，表现了旅行的艰辛和孤独。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旅行叙事便以局部或整体的形式在小说中得到形象的表达。明朝陈仲林的《封神演义》虽然是一部神话魔幻小说，也是一部表现旅行叙事的作品。《封神演义》以武王伐纣为主线，表现周武王肩负灭商兴周的神谕并挥师东进大举讨伐商纣的过程。在“武王伐纣”的大叙事背景下，也不乏个体英雄的旅行叙事，例如周文王姬昌和武城王黄飞虎的逃离朝歌等，都充满了旅行的艰辛。这种个体英雄的旅行叙事也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中以局部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和林冲的“雪夜上梁山”等。《西游记》是明末出现的中国最伟大的集魔幻和旅行叙事为一体的小说。唐朝皇帝受到治国的困厄，于是委托唐僧去西天取经以解除王国的灾难。像所有的旅行一样，唐僧的西行也充满艰难困苦，各种妖魔鬼怪和人间的情感纠葛不断地阻遏他的西行。值得庆幸的是，唐僧的西行拥有众多的帮助者，身边有孙悟空等三个能征善战的徒弟，天上和佛界还有众多的神灵予以相助，纵有九九八十一难，取经的任务终得以完成。到了当代，表现旅行叙事的史诗性小说也不断出现，代表性的有席满华的《走西口》（2006）、高满堂、孙建业的《闯关东》（2008）、俞智先、廉越的《下南洋》（2010）等。这些史诗性小说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移民潮为背景，揭示在民不聊生的生存境遇下，中国人民背井离乡，到内蒙、东北甚至南洋等地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悲壮历程。其中，“走”、“闯”和“下”三个字突出了这些小说“旅行”叙事的主要特征，茫茫的雪原、苍苍的林海、高挂的船帆等构成小说“旅行”叙事的主要元素。通过叙述三个家族在“走西口”、“闯关东”和“下南洋”旅途中的遭遇和在异域他乡创建家业的传奇经历，这些史诗性小说再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为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而甘愿血洒旅途的壮举。

由此可见，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创作也留下许多以局部或整体的篇幅表现旅行叙事的经典。如何从主题学的角度将这些旅行叙事经典作为一种文学范式建构起来，在其他国别文学旅行叙事范式的关照下，勾勒出中国文学旅行叙事的叙述学特征和主题诉求，是未来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这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比较文学中的类型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历时的方法，从纵的方向对属于同一家族的作品进行比较，目的是通过综合、归纳，总结出某一类型的基本共同点或者说规范。二是采用共时的方法，从横的方向对不同民族文学中某些类型加以比较，其重点是辨异，而不是求同，当然在辨异的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类似。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文类的演变发展的历史和基本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作家的独创和文学的民族传统、民族特性。”（陈惇、刘象愚2002：230-231）通过研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并将之与中国文学中的行旅叙事进行比较，我们既可以发现这些行旅叙事在叙述学和发生学方面的共性，又可以辩异出其在文化学和主题学方面的个性。例如，就叙事结构而言，中国表现行旅叙事的小说和美国19世纪经典小说中的行旅叙事主要采用线性的游踪结构，以主人公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行旅路线和活动作为结构故事的主要线索。但从文化学和主题学方面看，两个国度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受希腊神话、《圣经》和亚瑟王传奇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表现美国的建国历程、清教主义的人性恶审视、西进运动、新生国家和个人的成长、天定命运、欧美大旅行以及民众为追求美国梦而习惯性的上路旅行等；中国文学中的行旅叙事，则主要受儒家和道家哲学的影响，表现封建士大夫、文人骚客或者某一地域的下层人物为逃避仕途失意、烽火战乱或生活的艰辛而遁世于山水之间或远走异国他乡。另外，中国小说中的行旅叙事更多地与魔怪因素结合在一起，例如唐代的《游仙窟》、明代的《西游记》、清代的《镜花缘》、时代的小说《老残游记》等，这是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所不常有的，虽然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行旅叙事曾经受过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行正日益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生活和消遣方式。飞机、高铁、小汽车和轮船不仅方便中国人民的国内旅行，而且也大大刺激中国人民海外旅行的。特别是正在规划的欧亚高铁、中亚高铁、泛亚高铁和中俄加高铁以及新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为中国人民通过陆路和海路到国外旅行提供极大的方便。当然，便捷的交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的旅行提供方便，更是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需要强调的是，旅行者在进行旅行尤其是域外旅行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面临文化调适的困境，同时也肩负着文化传播的己任。“当一个人从本土出发向另一地域转移的时候，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郭少棠2005：140）在域外旅行的时候，来自弱势地域的旅行者往往会面临强势地域文化的诱惑，被迫适从强势地域的文化，从而产生身份的危机。反之，强势地域的旅行者到弱势地域旅行的时候，往往带着殖义的凝视心态，向弱势地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每一个域外的旅行者，都具有文化适从和文化传播的双向行为。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及其所表达的“美国梦寻”“国家身份追求”“未知世界探索”“人性恶探究”等主题诉求，对于当下中国人民的域外旅行和为反映这种旅行而进行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国人民的域外旅行，既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又要在国与国之间的旅行中，适时地传播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梦”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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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令飞.法国新小说发生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许绍洋的告别《披荆斩棘》：岁月留声，青春再启程

在娱乐节目的舞台上，每位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而许绍洋的故事，将会被刻在《披荆斩棘》的历史中，成为一段发人深思的回忆。他的告别信，满载着感慨和感恩，让我们一起回顾这段充满坚持和努力的旅程。对于一个演艺圈的资深人士来说，再次踏上节目的舞台并非易事。许绍洋在告别信中坦言，一开始他曾怀疑自己是否能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坚持下来。但正是在对节目的渴望和对自己的信心支持下，他最终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决定挑战自我，争取在这个舞台上展现更好的一面

在回顾自己参加《披荆斩棘》的旅程时，许绍洋不禁感慨万分。他提到，初舞台演唱的歌曲《花香》是他这辈子最熟悉的歌曲，这首歌伴随着他走过了许多珍贵的青春时光。虽然这首歌对他来说已经如同呼吸一般的熟悉，但在初舞台上演唱时，他仿佛回到了23年前刚出道的新人，内心充满了感慨和情感。要在如此高水平的节目中脱颖而出，并非易事。为了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呈现最完美的自己，许绍洋花费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进行饮食控制、体重调整和大量的健身训练。最终，他达到了23年前刚出道时的体重，这一成就也让他自己感到惊讶和满意。这段充满坚持和努力的经历，不仅让他在外表上焕发出新的光彩，更是让他的内心得到了成长和锻炼。

在告别信中，许绍洋多次表达了对节目组、朋友、家人以及粉丝的感激之情。他感谢节目组给予他这个机会，感谢朋友、经纪团队以及粉丝的鼓励和支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爱与支持。这份感恩之情，流露在每个字里行间，温暖而真挚。

尽管最终被淘汰，但许绍洋并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满意，并鼓励其他哥哥们继续努力，展现更好的自己。他的坚持和积极态度，成为了其他参赛者们的榜样，也启发着更多人勇敢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许绍洋的告别信，是一篇充满感慨和感恩之情的文章。它不仅记录了他在《披荆斩棘》中的精彩旅程，也传递着坚持、努力和感恩的精神。让我们一起为这位艺人点赞，祝愿他在未来继续展现更好的自己，让青春再次启程，留下更多充满回忆的故事。

启程——天壤之别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期待来到这世上,有人希望别人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人却愿意自己去探索未知的道路。

当我们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也抱着不同的心态。有人盼望书本能够给他完整的答案,告诉他如何开始,如何结束。而另一些人仅仅想从书本中获取一点启发,剩下的部分凭借自己去思考和实践。

前者注定会感到失望或被欺骗,因为知识的海洋太过广袤,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囊括全部。而后者能从阅读中获得成长,因为他们不期待完美的答案,而是利用书本作为思考的跳板,自己踏上探索的旅程。

同一个教室里走出的学生最后走向不同的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知识的不同态度。等待被动打造的人,终其一生都需要外在的力量推动;而主动探索的人,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汲取养分,不断得到提升。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最大的能量源泉来自内心,而不是外在。当我们停止依赖他人,而是积极探索未知,我们的眼界将不断扩展,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起点。那一刻,真正的成长之旅才刚刚开始。

回家过年发的朋友圈

1.回家的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

2.岁月是把猪饲料，过年回家两百斤有望。

​3.吃了一整年的外卖，终于要回家尝尝妈妈的味道。

4.家，其实一直没有被忽略，她隐藏在心底最温柔最脆弱的地方。

5.你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地方，是你现在拼命想回去的地方!

6.最美的风景，就是回家的路。

7.家，是生命启程的车站，家，是人生出发的驿站，家，是家人停靠的港湾。家，凝聚了一生最浓厚情感，积攒了一生的匆匆的光阴。家，没有孤独在外的轰轰烈烈，却有闹市久违的平淡幸福。

8.回家既是人生的终点，又是人生的起点，一种新生活的开始。回家的路并不遥远就在脚下，只要能放下世俗牵挂，昂首阔步就能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9.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人在旅途，莫要等闲。装好车票，看好行李，带上祝福，管好孩子。不争不挤，不抢不横，文明旅途，出行顺利。一路顺风，春节愉快。

（图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