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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1584年属什么生肖)

时间:2024-01-24 10:58:00 作者:饕餮少女 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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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发现美洲?明代西方传教士绘制的地图为你揭秘

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于公元1602年,在当时的北京绘制完成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也被历代史家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坤舆万国全图

近年来,有学者对《坤舆万国全图》的来历提出了新观点,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期由中国人结合“环球航行经验”绘制完成的,由此得出推论说,明代的中国人,要比历史上的哥伦布,更早抵达美洲。这一系列新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利玛窦画像

那么,《坤舆万国全图》到底诞生于明末还是明初?我们今天会通过对几幅古代地图的分析和解剖,提炼出我们的观点,并且力求在地图中,辨析“郑和环球航行发现美洲”之说。

利玛窦的地图绘制之旅

公元1578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搭乘帆船离开葡萄牙里斯本港,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果阿。公元1582年,利玛窦从印度果阿出发,辗转来到中国澳门,并于次年获准在广东肇庆居住。公元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出了第一幅近代意义上的中文世界地图,但历史资料中,并没有保留下来这幅地图的中文名称。

1935年,中国学者洪业曾经对此提出观点,认为公元1584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那一幅世界地图,中文名称应是《山海舆地图》。洪业的这个观点,很快被国内外学者普遍接受,几成定论。不过近年来,新发现的中文史料表明,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那一幅世界地图,中文名字是《大瀛全图》。不过遗憾的是,《大瀛全图》并没有保存下来,所以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它的原貌。

公元1595年6月至1598年6月,利玛窦在南昌生活。在此期间,他又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但多数已经失传,只有两种地图摹本被收入了南昌学者章潢(公元1527—1608年)编辑的《图书编》中,也就是《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这两种保存下来的摹本地图,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利玛窦所绘世界地图。后来,利玛窦在南京又绘制过《山海舆地全图》,但该地图也最终失传了。

公元1601年,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住生活。第二年,在李之藻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利玛窦在北京绘制出了《坤舆万国全图》,此地图的原刻本在欧美及日本都有保存。公元1603年,利玛窦又在北京绘制出了《两仪玄览图》,此地图只有两幅存世,分别保存在中国的辽宁博物馆和韩国的崇实大学。

保存至今的《坤舆万国全图》原刻本上,有利玛窦、李之藻、陈民志、祁光宗等人的序文。这些人在序文中都明确提到,这一幅《坤舆万国全图》是由利玛窦绘制的。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自己后来在回忆录里,也介绍过他绘制这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地图的经过。

通过最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中外学者的主流观点是,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他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当时西方出版的地图,特别是奥特里乌斯(1527—1598年)于1570年开始出版的地图集《地球大观》。而且,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还吸收了当时中国的一些地理文献资料。

《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否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原本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研究结果,所以一般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由利玛窦绘制的。

不过,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坤舆万国全图》绘制完成时间,实际上是在公元1430年左右,也就是明朝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期。该观点同时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实际上明朝官员为了掩人耳目而假托利玛窦所绘,具体的推论是这样的:明朝初年的郑和船队实际进行过环球航行,并早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到了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当时的宪宗皇帝朱见深曾一度有意再次派人下西洋,但是他接到报告说,当年的郑和出海资料档案已被悉数销毁,因此明宪宗的再下西洋构想只得作罢。然而作为郑和当年出海资料档案之一,《坤舆万国全图》原本并未被毁,依然被秘密收藏在明朝南京的内府。等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当时的一批明朝官员如李之藻等,就谋划着把这份《坤舆万国全图》公布出来,可是之前在成化年间时已经报告过郑和出海文献档案被销毁了,因此这时候如果拿出来郑和留下的《坤舆万国全图》,就等于欺骗皇帝,曝光了当初私自隐瞒保存郑和下西洋档案资料的行为,也就意味着必须有官员承担“欺君之罪”。此时利玛窦恰好来到中国,于是明朝官员们就密谋确定,假托西洋人利玛窦之名,将郑和的《坤舆万国全图》面世出版。

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受到了学界的关注。有专家认为,这一观点“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也就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这三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观点提出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明代梁辀在公元1593年绘制的地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该观点认为,《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的绘制者梁辀在序言中曾经提出,在明朝的南京藏有六幅地图,而这六幅地图其实就是利玛窦版本《坤舆万国全图》参考的原图。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参考了这六幅地图原本。而这六幅地图原本,很可能就是当初郑和“环球航行”的遗存。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梁辀的这幅地图以及序言,并由此出发,厘清围绕《坤舆万国全图》的这一系列争论。

根据资料,《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公元18世纪由来华传教士携至欧洲的,曾经被英国收藏家罗宾逊(Philip Robinson)收藏,1974年该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1988年出现在索斯比拍卖行(Sotheby)的目录上(编号85号),现在则下落不明。该地图附有长篇序文,落款为:“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泗人梁辀谨镌。万历癸巳秋南京吏部四司。刻于正巳堂。”由此观之,这幅《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的绘制者,是当时的无锡县儒学训导梁辀,绘制的时间则是癸巳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在地图序文中,梁辀还清楚地介绍了这幅地图的绘制缘起:

“尝谓为学而不博夫古,无以尽经理之妙;好古而不穷夫远,无以尽格致之功。是以《禹贡》之书,历乎九州,职方之载,罄乎四海,班氏因之而作《地理志》,则图史之从来久矣,考古证今者所必资也。此图旧无善版,虽有《广舆图》之刻,亦且挂一而漏万。故近睹西泰子之图说,欧逻巴氏之镂版,白下诸公之翻刻有六幅者,始知乾坤所包最钜,故合众图而考其成,统中外而归于一。内有中华山河之盛,古今人物之美。”

文中的“西泰子”,是当时明代文人对利玛窦的称呼。而“欧逻巴”或“欧罗巴”是当时利玛窦对Europe(欧洲)的中文音译,而绘制《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时的梁辀,尚未与利玛窦见过面,于是误以为“欧逻巴”是个人名。以下出现的“白下”,则是南京的别称。在这段序文中,梁辀表达的意思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重视地图,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努力,不过一直没有好的地图版本;最近,南京有人将利玛窦绘制的地图进行了翻刻,而南京翻刻出来的利玛窦地图,是由六屏幅组成的;梁辀见到这幅由南京人翻刻的利玛窦地图后,才知道世界是多么的广大,因此梁辀将多种地图综合在一起,绘制出了《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从梁辀的这段序文来看,南京的所谓六幅地图实际是对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内容的翻刻,而并不是《坤舆万国全图》的资料来源,并且,梁辀自己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也是在参考利玛窦绘制地图的基础上完成的。

关于《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还有观点认为,梁辀所制的这份地图上,出现了美洲地名“亚伯尔耕”字样的标识,而没有使用“亚墨利加”一词。根据这个判断,该观点进而提出,“亚墨利加”一词是利玛窦来华后翻译引入,而且利玛窦绘制地图所参考的奥特里乌斯1570年西方地图,对美洲新大陆是称之为“亚墨利加”的。该观点由此认为,梁辀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既然没有使用利玛窦引入中国的“亚墨利加”词汇,就说明梁辀的地图并非借鉴了利玛窦的地图;同时,梁辀又使用了“亚伯尔耕”一词,这个词在利玛窦地图所参考的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上并没有出现,综合两个词汇的情况,就说明梁辀绘制地图时,参考的不是利玛窦地图和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由此推论,梁辀绘制地图,参考的可能就是明朝初年郑和“环球航海”的资料。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在文物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中,收录有《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这幅地图,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这份地图的影印件。对照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在《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上的亚洲大陆北部沿海,找到“亚墨利加国”字样。因此,前面我们引述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上面没有亚墨利加字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们解释一下“亚墨利加”的来源。它是西文词汇America之类的音译,此词源自意大利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公元1454-1512年)之名。我们知道,哥伦布虽然于公元1492年发现了美洲,但当时的他坚信自己踏上的土地是亚洲。公元1500年前后,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在哥伦布地理发现的基础上,几次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美洲进行探险,并且提出观点,认为美洲是一块前所未知的新大陆。公元1507年,德国制图学家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公元1470-1520年),首次使用亚美利哥之名来命名美洲。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将西方文献上的America音译成“亚墨利加”。我们都知道,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代,因为航海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当时还没有出生,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美洲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也就不可能在郑和航海档案中出现“亚墨利加”一词。而后来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上面恰恰出现了“亚墨利加国”字样,这件事情本身就证明了,梁辀这幅地图的主要资料来源,并非是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代的航海资料。只不过,当时的梁辀由于不了解欧美的历史文化,误将“亚墨利加”当成了一个国名,并且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其错误地标绘在了《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中的亚洲大陆最北部。

至于梁辀所绘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中出现的“亚伯尔耕”一词,这是源于西文地名Apalchen的音译,而且它在奥特里乌斯1570年版地图集《地球大观》中实际就已经出现了,并非没有。我们可以在其中的《美洲地图》中,找到颇为醒目的Apalchen一词,也就是中文的“亚伯尔耕”的来源。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无论“亚墨利加”还是“亚伯尔耕”,都不能证明梁辀所绘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主要取材于明朝郑和航海资料的。

还有观点认为,《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当初是在南京绘制的。根据梁辀自己的说法,此图绘制于公元1593年。而这一年,利玛窦其人尚在韶州,还没有到南京。因此,南京的梁辀,不可能根据韶州的利玛窦地图,来绘制《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梁辀于1593年绘制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上面标注的“亚墨利加国”。

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估计了明代的信息传播路径和速度。利玛窦来华后,早在1584年就开始绘制地图了,当时的明朝早就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及驿传邮递系统。利玛窦虽然没到过南京,但是他多年前在广东肇庆绘制的那一幅《大瀛全图》地图,完全可以通过明朝这套系统,传播到南京。在这里,我们列举两个例子进行佐证:第一个例子是,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利玛窦还没有来到苏州,而当时的应天巡抚赵可怀,已经将利玛窦绘制的地图,刻在苏州姑苏驿的一块石碑上了;另一个例子是,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吴中明在南京刊印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很快,千里之外的贵州巡抚郭子章就获得了这份地图,并且将其进行了缩刻。因此我们说,公元1593年利玛窦确实“还在韶州,没有到南京”,但是利玛窦于1584年绘制的《大瀛全图》却完全有可能流传到南京,南京人也完全有可能将其翻刻。而且,明代的地图盗版翻刻之风是比较盛行的,这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梁辀自己绘制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其左下角就有四个字:“不许翻刻”。而且这一句“不许翻刻”也表明,这份地图本来就是当时面向市场的商品。

在此,我们进一步分析:如果梁辀的这份地图的地理知识来源,是郑和遗留的“环球航行实践”,当初是郑和航海先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么由此推论,《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理论上应该是非常接近美洲的实际地理的。但事实上,《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的美洲部分,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例如,它把利玛窦地图上的美洲地名“亚墨利加”及“革利国”标注在了亚洲北部沿海,把北美西部的“亚伯尔耕”描绘成北海中的一个岛国,还把北美洲的“巴革老地”画在太平洋上,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等等。我们需要了解,梁辀毕竟生活在明代,他还不具备完整的近代世界地理知识,也不掌握地图投影方法,所以,他只是根据中国传统地图的式样,参考利玛窦的地图资料,绘制了这份《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地图,并在地图周边随意标上一些来自利玛窦地图的外国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梁辀在吸收利玛窦世界地图时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坤舆万国全图》中是否隐藏着“郑和环球航行”的踪迹

在厘清了利玛窦与梁辀之间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对《坤舆万国全图》也进行一些细节上的分析。它是否隐藏了郑和环球航行、发现美洲大陆的踪迹。

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北美洲附近北纬40度以上的大西洋中标识着一个“怕雾打岛”。如果我们对照公元16世纪欧洲出版的地图,就可以知道,这个“怕雾打”的中文词汇,实际就是Bermuda的中文音译,现代的我们更习惯于将它翻译成“百慕大”——“怕雾打岛”也就是著名的百慕大岛。

根据西欧历史资料,公元1503年,有个名叫Juan Bermudes的人,驾驶着一条名为“Garza”帆船,发现了这个岛屿。如果根据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岛屿,那么这个岛屿就是“Bermuda”岛,也就是百慕大岛。但是如果根据Juan Bermudes驾驶的帆船来命名的话,那条帆船的“Garza”之名,本意为“苍鹭”,因此也可以命名为“苍鹭岛”或者“鹤岛”。实际上,这两种命名百慕大岛的方式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公元1541年墨卡托制作的地球仪上,大西洋中的百慕大岛下方就清楚地写着:“百慕大,即鹤岛”。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上标注的鹤岛和怕雾打岛。

但是,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弄错了,他同时把“怕雾打岛”和“鹤岛”这两个同属于百慕大岛的名字,都标在了地图上面,而且让这两个岛名分别表示两个岛屿。也就是说,根据文献资料,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上同时标注的“怕雾打岛”和“鹤岛”两个岛屿,其实应该是一个岛屿。

这个错误不是利玛窦的“原创”。虽然在公元1541年墨卡托制作的地球仪上,百慕大岛和鹤岛是一个岛的两个名字,但是在后来公元1569年墨卡托《世界地图》上,却错误地把百慕大(位于320度经线旁边)和鹤岛(靠近350度经线)分列为两个独立的岛屿。此后,在奥特里乌斯《地球大观》中的《世界地图》及《美洲地图》上,也都把百慕大岛和鹤岛错当作两个不同的岛屿。

前人的历史错误,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同样延续了,他将“怕雾打岛”和“鹤岛”当作两个独立的岛屿绘制在地图上,但面积更大。而且在利玛窦的地图上,这两个岛屿的东西距离及南北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原本在墨卡托和奥特里乌斯的地图上,百慕大岛位于320度经线的东侧,北纬30度以上;鹤岛位于350度经线以西,北纬40度线以下。也就是说,鹤岛的位置要比百慕大岛高出近10度,两岛间东西距离将近30度。而在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怕雾打岛”位于330度至340度经线之间,北纬40度线的上方。鹤岛的位置是340度至350度经线、北纬30度至40度之间。这样,与之前墨卡托及奥特里乌斯的地图相比,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百慕大岛和鹤岛的位置都向东移动了,而且两岛之间的距离更加接近,鹤岛变成了位于百慕大岛以南的一个岛屿。

由此我们可以说,《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怕雾打岛”和“鹤岛”,是由于一系列的误传和讹变而造成的地理错误,利玛窦并列的“怕雾打岛”和“鹤岛”,在大西洋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由此观之,如果《坤舆万国全图》假设是来源于明初郑和船队“环球航行时的实地测量”的话,那么是不应该出现“怕雾打岛”和“鹤岛”同现于大西洋之上的错误的。

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不过我认为,结合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明末利玛窦所绘《坤舆万国全图》,无法判定其与郑和的航海有直接关系,而且也无法通过《坤舆万国全图》,得出郑和船队曾经进行过“环球航行”乃至“发现美洲”的推论。

作者简介

龚缨晏, 1961年生,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古代地图学史、浙江历史文化。主要著作有《求知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与黄时鉴教授合著)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9月23日07版

本期编辑:徐谭 杨雪丹

回望阜新“第一边关”

从阜新市区出发,汽车顺着高速公路向南疾驶约半小时,到了阜蒙县与锦州市黑山县的交界地,也就是阜新的南大门“白厂门”。大老远,高高矗立在山梁顶上的两座“大土台”闯进眼帘,在夕阳的映衬下更显得格外雄伟与沧桑。

“当年这里可是明长城沿线上的一道雄关——镇远关!清代变成了柳条边上的一道边门……当年,谁要是想通过这座边关,可没那么简单!”同行的我市业余考古学者罗显明兴奋地告诉记者。

辽东长城的重要边关,兵戎相见

罗显明介绍,我市境内的明长城属辽西边墙,从山海关外吾名口起至阜蒙县与锦州市黑山县交界的白厂门镇,即明代镇远关止,长达435公里,这段长城始筑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

登临山巅,走近土台遗址一看,这是两个南北对峙,相距约200多米状如小山的土台。土台中间凹,两头高,土台西侧是一条深深的壕沟,土台东侧有一段约1公里长的土墙,斑驳的墙上长满荒草,这就是明长城镇远关遗址,两个土台是当时南北两个关门的瞭望台,台为砖砌,填土夯实,如今砖被拆除,只残留夯土。土墙即明长城残墙,壕沟为长城堑沟。

关,即关城,关塞隘口,是在山势险要不易通过处或在重要的山口要道上设立的防御据点。关城乃长城沿线出入之孔道,也是敌人主攻方向,因此设有重兵把守。据长城学者们调查,辽东长城沿线发现十三座关城,其中两座在长城内侧,为内关,其余十一座都在长城沿线上,成为长城的一部分,称之为边关。

镇远关是辽东长城十一座边关之一,关城为长方形,城墙南北长220米,东西长100米,现存土墙高0.67米至2.2米不等。

资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辽东长城的边防,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镇静堡正北置关,名叫“镇远关”。后又兴建广宁城(今锦州市北镇市)。镇远关下辖6座堡城,共屯兵4010名,管辖114公里的长城线军务。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大汗脱脱不花率鞑靼和兀良哈部组成的东路军兵至镇远关下,欲取广宁。当时,广宁右卫指挥佥事赵忠(四品武官)驻守镇远关,赵忠率军誓与关城共存亡。为避免城破后被敌军俘虏,赵忠的妻子和三个女儿都自缢而死。结果守城官兵士气高昂,激战两昼夜,脱脱不花见攻城无望,退兵北去。

明天启二年(1622年)元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攻打西平堡(今盘锦市盘山县东南35公里),并迅速占领广宁。二月二十四日,镇远关参将刘世勋率镇静堡、镇远堡、镇安堡官兵降清,自此结束了明王朝在此地的统治。

镇远关离明辽西重镇广宁仅35公里,作为军事前哨,这里常常是兵戎相见,战火不断。然而,同样是在明朝历史时期,这里也是长城内外各民族之间互市贸易、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

长城脚下蒙汉互市,日趋繁盛

自古以来,蒙古族与汉族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历史,蒙汉互市便成为当年长城内外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方式和载体。

明朝与长城外兀良哈三卫以及女真诸部互市,始于15世纪初。明朝统治者一方面严禁辽东人民私出辽东外境,禁止辽东边墙外的各族人民入境;另一方面准许各族人民在指定的地点定期进行贸易,称之为马市。因为在指定的关口进入边墙,在固定场所交易,所以又叫做关市。开始时只是买卖马匹,后来范围逐渐扩大。

明朝政府开放马市的目的是想通过经济联系的加强,进一步巩固。而马市实际上也适应了不同经济区发展的客观需要,弥补了各地区、各民族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调节了产品的余缺。

1405年,蒙古兀良哈福余卫指挥喃不花要求到京师卖马,恰好明朝廷缺少军马,就指示辽东都司第二年在广宁和开原两地择水草方便的地方立市,由官府定出马匹的价格进行交易。

永乐四年(1406年),设辽东马市二所共有三市,一在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一在开原城东;一在广宁,以待蒙古朵颜三卫,各去城40里。正统十四年(1449年)因脱脱不花以兀良哈之众侵犯辽东,遂裁革朵颜三卫互市,后因福余等卫再三请求,于成化十四年(1478年)又恢复开原、广宁马市。广宁设一关(白土厂关即今天的白厂门)、一市(今黑山县团山堡,后移至北镇北马市堡)。马市每月开市一、二次,来市进行贸易活动的多数是蒙古人、汉人,也有女真人。马市不仅买卖马匹,还可以从事粮食、食盐、布匹、绸缎、农具、铁器、人参、兽皮、蜂蜜、蘑菇等农牧手工业产品的交换。

直至今天,当年曾经有着近百年马市历史的广宁马市所在地,仍保留着“马市”的名字,也就是现今的北镇市正安镇马市村。

明穆宗隆庆年间,长城脚下的蒙汉互市达到极盛时期。大约在1584年,开市日期不再受限制,几乎成了日市。明朝成化年间进士李贡曾作诗描述马市交易的繁荣景象,其诗写道:“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眩……”一群群女真人、蒙古人携老带幼,阖家前往,他们不但带来了许多名贵皮张、人参、鹿茸等山珍,甚至还带来了鹿、貂、鹰等活物,在临时宿营的帐篷、窝棚旁圈养,留下了狗圈、鹿圈、貉子圈等地名。

在马市中,女真人传统的交易习俗仍具异彩。女真人一般以东珠、貂皮、鹰隼作为等价物,比如一套铁铧可值五颗东珠,或三张貂皮,或二翅鹰隼,以此为价。实际上,当时女真人还没有真正的等价交换观念,他们的交易原则是以需要为上。如一个女真人需一口铁锅,商人开价说,需拿一铁锅装满的貂皮方可交换,这个女真人不会还价,就将自己所带的貂皮装在锅里,如果满意,双方成交,如不满,尚欠五张,女真人如说下一次什么时间还你,商人一定会同意,因为女真人的爽快和重信义已经闻名遐迩。

马市还是文化集萃之地。汉族商人不仅带来汉地的物产,也带来汉族文化,中原的戏剧、音乐、舞蹈、说唱,使女真人流连忘返。女真人的马术、箭法、歌舞和淳厚的民风也使汉族人耳目一新。甚至,在马市中有临时的学堂,女真人在那里专攻汉语。清太祖努尔哈赤吸收汉文化,也得益于马市。

明中后期,互市贸易遭到破坏

马市的开设与关闭,受明政府与女真、蒙古之间关系的制约。民族关系缓和时,马市就经常开放,一旦关系紧张,就立即关绝马市。

明代中后期,政治极端,辽东边镇将吏贪婪欺诈,营私舞弊,往往发生减价贱市、偷盗货物等事件。同时,一些女真、蒙古各部首领也往往出于一己之利,故生事端。于是,马市贸易遭到破坏。

专家们认为,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不仅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商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历史的角度看,作为商品交换的贸易,首先是由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状况所决定的,同时又受到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左右。但是,贸易并不是消极的东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贸易的发展对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政治、军事、民族关系都有一定的影响。蒙汉互市这种多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对于民族融合,对于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在互市贸易中,蒙汉人民相互交换商品,是两族人民经济生活的共同要求,这种频繁的贸易往来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紧密纽带。(参考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二期)

来源:阜新新闻网( 记者 刘丹) 阜新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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