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东(南朝东晋史)

悦史君点评：王鹦鹉原本只是一个公主府的高级侍女，但在严道育这位“大师”的忽悠下，她加入了皇太子刘邵的巫蛊阴谋，并与刘邵混在了一起。

刘邵嗜父称帝后，王鹦鹉成了刘邵的宠妃，如果不是刘骏起兵成功，她还真有可能当皇后，这还真是滑稽。

从低贱的侍女，到离高高在上的皇后只差一步，王鹦鹉已经创造了奇迹；而她带来的这场南朝宋皇族大混战，更为她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

也许，盲目的从恶，其实也是一种大恶。

侯景之乱：将偏安的南朝搞得山河破碎，成为南北对峙的转折点

6世纪中叶，是南北朝历史的转折点。在之前，南朝和北朝相继统一了南北方，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对峙局面。然而从6世纪中叶开始，南北朝的内部都爆发了出来，北朝为了东西两部，后来演变为北周、北齐，而南朝则爆发了侯景之乱，丧失了半壁江山。于是，南北对峙演变为了另一个版本的“三国并立”。其中的侯景之乱不仅影响了整个南朝的版图，还影响了南北朝的整个大局，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

6世纪初期，南北朝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朝方面，北魏已经走过巅峰，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出来，出现了六镇起义、河北起义、山东起义和关陇起义等。532年，北魏为东西两部，分别被高欢和宇文泰控制。南朝方面，经历了宋齐两代之后，梁朝（502—557年）建立起来。在梁武帝萧衍的治理下，梁朝的经济逐渐恢复，国力也也蒸蒸日上，似乎统一天下的大业可以通过梁武帝来实现了。

但梁武帝后期，梁朝的政治迅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首先，梁武帝本人后期大肆提倡佛教，大兴土木建造寺庙，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其次，梁武帝对政务也倦怠起来，以致“政刑弛紊”，他纵容宗族、官僚的贪污，但是对平民却十分严苛；第三，梁武帝恢复了士族的特权，导致寒门和士族的矛盾尖锐。

梁武帝时期的官僚贵族醉生梦死，但是平民百姓却苦不堪言。他们的土地不断被士族占据，且还要承担更重的赋税。许多平民为了逃避徭役，只能“假慕沙门”，也就是出家为僧，于是寺庙经济膨胀。史料记载梁武帝后期“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这些户口要么被士族兼并，要么没入寺院、要么就是成为了流民。梁武帝后期，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可谓“劫抄蜂起，群行”，整个王朝已经是“风雨欲来风满楼”。

梁武帝

不过梁武帝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社会问题，而是想乘北方大变之机，一统天下。505年，梁武帝大举北伐，但是惨败而归。528年，北魏内战，梁武帝于是派遣陈庆之率众七千北伐。陈庆之攻下了洛阳，又经47次战役，攻下了三十二城，战无不胜。但是陈庆之毕竟孤军深入，而梁武帝却没有派遣大军去支援，结果尔朱荣，陈庆之全军覆没，梁武帝的北伐事业宣告结束。梁武帝的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对梁朝的财力、兵力、民力都造成了巨大的损耗。

侯景为羯族人，从小骁勇好斗，做过怀朔镇功曹史。北魏末期，爆发了大规模了农民起义，而驻扎漠南地区的六镇将领乘机扩张势力，羯族的首领尔朱荣就是其中的代表。尔朱荣的势力不断壮大，高欢、贺拔岳、侯景、宇文泰等六镇的将领也纷纷归附于他。不过，尔朱荣的部下也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530年，孝庄帝刺杀了权倾朝野的尔朱荣，于是高欢乘机在割据河北，不久宇文泰也称霸关中。

而此时的其他将领只能在高欢和宇文泰中间做出选择。侯景和高欢曾经同是怀朔镇的镇兵，于是决定投靠高欢，得到了高欢的重用，成为了定州刺史，拥兵十万，统治河南地区，成为了高欢唯一的重要帮手。547年，高欢去世，其子高澄掌权，他试图夺取侯景的兵权，于是侯景又投靠于宇文泰。宇文泰认为侯景机诈多变，于是采取了“受降如临敌”的态度，派遣大军准备接受侯景占据的河南，并要求侯景交出兵权。同时，高澄派遣大军进攻侯景。在东西两面的夹击之下，侯景走投无路，只好向梁武帝投降。

此时的梁武帝大喜过望，认为统一中原的时机到了。于是他一方面认为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等，都督河南北诸军事，让他坚守河南；一方面派遣侄儿萧渊明率领5万大军进攻徐州，以牵制高澄的军队。然而萧渊明带领的军队毫无纪律，一路上劫掠居民，刚在徐州遇到慕容绍宗的军队，就被击溃，几乎全军覆没，萧渊明也被俘虏。之后，慕容绍宗又回师进击侯景，侯景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相持数月后被击溃。最后，侯景带领800人投奔梁朝，梁武帝任命他为南豫州刺史，镇守寿阳。

秦岭淮河防线示意图

军事上的斗争结束后，外交斗争又开始了。高澄为了离间侯景和梁武帝，让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表示只要消灭侯景，北朝就可以释放萧渊明和其他战俘。梁武帝也赞同此方案，回复道“贞阳(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随后双方正式派遣使臣谈判。在这个过程中，侯景坚决反对。可是梁武帝既不加以考虑，也不加以防范。于是侯景再次到了非凡不可的地步。548年，侯景在寿阳起兵，影响南北格局的“侯景之乱”正式爆发了。

侯景起兵之初，只有南徐州府新招募的一些军队。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决定在南朝寻找帮手，这个帮手正是梁武帝的长子萧正德。萧正德是萧宏之子，因为当时梁武帝还没有儿子，就将萧正德保养。后来梁武帝有了儿子萧统，就将萧正德归还。对于此事，萧正德一是郁郁不满。他侯景联络自己的时候，萧正德认为当皇帝的机会到了，于是同意做侯景的内应。当侯景的部队到达了长江北岸的横江时，梁武帝派遣萧正德去抵抗，没想到萧正德直接将侯景的部队接到了南岸的采石，于是两人汇合一起进攻建康，攻陷了石头城、东府城等，围攻台城长达130多天。

长期的围困导致台城粮食补给断绝，城中大量的居民饿死。围城之初，城内有10多万人，到城破的时候“横尸满路”,“烂汁满沟”，生存下来的不过3000人左右。在侯景围城的时候，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衡州刺史韦粲、高州刺史李迁仕等率领下等在建康城外集结了30万军队，准备里应外合击溃侯景。然而，诸位将领只有韦粲一人战死外，其他的都顿兵不战，甚至竞相抢掠，这算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葩吧。当城被攻破后，侯景强迫梁武帝下令交出军队指挥权，于是城外的援军居然大量投降了侯景。

侯景攻破台城后，立马就杀了萧正德这个傀儡，软禁了梁武帝。两个月后，梁武帝被饿死，一带雄主落得如此下场，让人意想不到。之后，侯景又立萧纲为简文帝。在简文帝在位的两年时间内，朝廷一切大权都被侯景掌握。551年，侯景又杀简文帝和其十余子，立萧栋为帝。不久，干脆直接让萧栋禅位于己，改国号为“汉”。

侯景占据建康之后，又开始进军“三吴”。当时扬州刺史萧大连还有“胜兵数万，粮仗山积”，但萧大连每天只知道享乐，不问军事。于是侯景大军进入江南就是如入无人之地，而侯景大军所到之处都大肆抢掠，对江南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说：“若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资治通鉴》说“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侯景之乱又引发了饥荒，“会稽尤甚，死者十七八”，“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千里绝烟，人迹罕见”。

侯景之所以能够攻破建康，践踏三吴，不是因为侯景大军有多么强盛，而是因为萧氏内部你争我斗，甚至自相残杀给了侯景以可乘之机，前文提到的萧正德、萧大连等正是如此。实际上，东晋以来，南方的军队就基本驻扎于扬州和荆州两地，其中荆州的大军主要驻扎于江汉之间，主要是为了防止北方大军南下。在侯景攻破建康之时，驻扎荆州的就是梁武帝的第七子萧绎，他尚有军队30万。

可在台城被围时，萧绎只派遣了8万人去支援，他也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希望台城早日被侯景攻破，等侯景杀掉梁武帝以及自己的兄弟之后，他才率领大军消灭侯景，于是名正言顺地称帝。然而萧绎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因为在梁武帝的第六子萧纶在城破后逃亡到了郢州，并被推举为中流盟主，担当其讨伐侯景的大任。这不是打破了萧绎的计划了吗？于是萧绎派遣王僧辩进攻萧纶，萧纶逃到汉东。不久，宇文泰的将领杨忠进攻汉东，萧绎为了保存实力，就割让了部分土地，并要求杨忠杀萧纶。杨忠收了土地，自然利索地办了事，这种手足相残的事情对于南朝来说，早已司空见惯。

此时，萧绎总算可以进攻侯景了吧！但是，他还是没有，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萧纪坐镇巴蜀已经16年。萧纪在巴蜀担任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史称他“南开宁州、越，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股积”。萧纪还有精兵四万，马八千匹，实力雄厚。而恰好，萧纪的想法也是和萧绎一样，当建康城的梁武帝和简文帝被杀后，他就带领大军出发，准备去平叛，然后称帝。萧绎看到这个形势，赶紧联系宇文泰，于是宇文泰派遣大军攻入益州，萧纪的大后方沦陷，而萧绎也直接进攻萧纪东进的军队，并杀死萧纪，如此萧绎又少了一个对手。

不过，萧氏自相残杀的事情还未结束。当时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二子萧誉驻守湘州（长沙），第三子萧詧驻扎襄阳，两人对荆州呈现南北夹击之势，并不想听从萧绎的调遣。接着就发生了萧詧、萧绎南北夹击萧绎的内战。当萧绎攻破长沙后，萧詧就立马投降于宇文泰，如此荆州的门户——襄阳也就沦陷了。经过了这一番内乱，萧氏集团将梁朝一般的国土拱手让人，南朝疆域从260万平方公里萎缩到130万平方公里。

551年，侯景出兵进攻荆州，萧绎派遣王僧辩出击，侯景大败。之后，萧绎的军队攻入建康城，侯景被杀，于是侯景之乱终于被平定了。另外，城破后，萧绎还暗示王僧辩进行大，其意思主要是要杀掉自己的兄弟，果不其然，建康城内被囚禁的萧氏子弟很快被杀。萧绎军队攻破建康后，城内的百姓都来欢迎“王师”，然而王师进城后，杀得比侯景更凶，王僧辩听到了石头城的哭喊声，还以为是侯景，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王师之酷，甚于侯景”。荆州大军将建康城抢劫一空，最后干脆一把火烧了，使得“都下户口，百遗一二；大航南岸，极目无烟”。由于建康残破，萧绎也只能迁都荆州。

定都荆州，无疑又将自己暴露于宇文氏的兵锋之前，554年，宇文泰命令大军进攻荆州，萧绎被杀，荆州十万人口被俘虏到长安沦为奴婢，弱小者直接被杀，这又是一场浩劫。之后，宇文泰将空城荆州给萧詧，萧詧悔恨不已，忧郁而死。荆州被破灭，王僧辩、陈霸先又在建康拥立萧方智为帝，很快陈霸先又杀萧方智，梁朝彻底灭亡。

结语：侯景之乱，原本是无法发展到让梁朝亡国的地步的，但是萧氏宗室自相残杀，使得侯景得以坐大，而宇文泰不断得利，最终自取灭亡。侯景之乱，受难的最终还是江南的黎民百姓，无数让了死于兵荒马乱之中，被、饿死、流亡。而侯景之乱也成为了南北朝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南北格局上，让南朝失去了长江上游重地以淮南，使得长江全线再也无险可守，灭亡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而宇文氏得到了巴蜀作为大后方，为统一打下了基础。从社会阶层来说，侯景之乱导致江南的士族大量灭亡，陈寅恪亦指出：“梁末之乱，为永嘉南渡后的一大结局。南朝士族在经过数百年腐化之后，于梁末被全部消灭。”这为后来隋唐推行科举制、均田制扫清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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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政治与族群︱中世的起点：五胡十六国

小野响（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別研究员、京都大学博士后）文段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译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有一段被称作魏晋南北朝的时代。这是将三国的曹魏、东西两晋、刘宋以降的南朝、北魏以降的北朝等几个朝代名称汇总而来的称呼。五胡十六国虽未直接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一词之中，但事实上也包含于这个时段之内。或许由于有了“东晋十六国”的统称，且五胡十六国的史料主要出自《晋书》载记的缘故，魏晋南北朝的“晋”字，也就涵盖了五胡十六国。虽然在“魏晋南北朝”一词中未能直接体现，但五胡十六国，其实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开端，如文字所见，是魏晋王朝。对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而言，特别是对京都学派而言，魏晋时代是一个受到重视的时代。因为京都学派认为，汉魏革命是中国“中世”的开端。这是对曹魏取代东汉的革命做出的高度评价，这一观点主要基于宫崎市定先生的看法（宫崎市定《大唐帝国》等）。但实际上，京都学派的始祖内藤湖南先生的区分方法与宫崎说略有不同。内藤先生在“古代”“中世”“近世”之间设定了过渡期，他认为，“古代”终结于东汉后半段，东汉后半段至西晋为过渡期，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世”。据内藤先生所说，中世是（在中国文明的刺激下）“外部种族自我觉醒之后，其势力反向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代”（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比起汉魏革命，外部种族——胡族的动向，更具有时代划分价值。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

在日本学界，曾存在着以宋代为中世还是以六朝隋唐为中世的争论。这一争论，基于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出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部分学者认为唐宋变革是中国“古代”到“中世”的变革，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中世”到“近世”的变革。时至今日，在这一争论已然退潮，学界没有统一看法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古代分期的研究也减少了。本文无意深入讨论时代分期争论。笔者在此仅是想强调，汉帝国以前与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完全不同。如后文所论，由五胡十六国至唐代的诸多与此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存在极大的特征差异。如果用“古代”“中世”“近世”对中国古代社会加以分期，则很难将汉代与唐代放入同一分期之中。而如果承认唐宋变革的存在，那么汉、唐、宋时代归根到底还是应该理解为“古代”“中世”与“近世”。

从京都学派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为古代帝国和中世帝国的汉和唐，分别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的终点。不过，匈奴之于西汉，突厥、回鹘之于唐，都是同时存在于草原世界上的“敌国”（此处强调“对等国”，而非“敌对国”之意）。匈奴在西汉建国时曾经打败高祖刘邦，一度占据了上风，但由于武帝发动的对匈战争，匈奴的绝对优势地位被打破。经过一番曲折的过程，匈奴最终臣服于东汉王朝。在整个曹魏、西晋时代，类似的情况一直持续着，而灭亡西晋的，正是诞生于匈奴的汉。但一言以蔽之，西汉初期的匈奴和灭亡西晋的匈奴，并不完全相同。在冒顿单于率领下击败高祖刘邦时的匈奴，具有很强的草原帝国色彩。而灭亡西晋的匈奴，自称汉皇帝，极具中国式的国家特征。

三崎良章《五胡十六国》

一

一般认为，五胡十六国始于公元304年李雄（成）、刘渊（匈奴汉）的自立，终于公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地区。然而，公元304年后所开启的，不过是五胡开始建立中国式王朝的契机。作为五胡十六国主角的各胡族集团的历史，从很早以前就已开始一脉相承了。特别是自东汉以来，内迁至王朝郡县范围内的胡族，在东汉末年及魏晋时期的历史中，已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军事方面。

由此看来，五胡十六国的开始，关键意味着胡族史作为中国史的主角登上了舞台。以匈奴为例，在比汉帝国的存在时间还要悠久的匈奴的最晚期，他们将皇帝制度和中国式官僚制为代表的中国王朝式的产物，引入了自己的国家体制。这就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特点。日本川本芳昭先生曾指出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在五胡十六国之后，那些在汉、魏、晋的世界中曾被目之为“夷狄”的人群，已经变成了“中华”（川本芳昭《中華の崩壊と拡大》）。值得重视的是，这里判断“夷狄”“中华”的价值标准，是基于汉、魏、晋世界的认知，本文暂且称为汉帝国式的标准。

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

但是，我们很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简单地理解为是胡族的汉化。例如，张学锋先生认为，隋唐帝国的人与汉帝国的人，并不相同，应该称之为“隋唐人”。在汉代以后，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学锋《墓志所见北朝的民族融合》）。也就是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胡汉通婚等现象，最终导致两者合为一体，是一股大的历史潮流。如果说胡族已经汉化，那么也可以说汉族已经被胡化，汉帝国式的胡汉分类，不再符合新时代的区分标准。

说起唐代，其统治者并不单单是中国的皇帝。唐帝国的一些皇帝也被称作天可汗，唐在西方世界被称作“Tabghach”（=拓跋）。如果考虑到这些，不得不说唐代具有浓厚的胡化色彩（以汉帝国式的标准而论）。日本的杉山正明先生，把北魏以降的北朝诸国和隋唐帝国，总称为“拓跋国家”（杉山正明《游牧民眼中的世界史》），正是基于以上背景的。

不过，若将唐帝国与匈奴帝国或者突厥第一帝国那样的典型草原帝国相比，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因此，以汉帝国式的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唐帝国无论与汉与胡，都无法直接划等号。我们必须强调这一显而易见的立场：“唐就是唐。”将唐朝单纯纳入汉或者胡的范畴内，都是牵强的。而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帝国式的族群标准，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如果基于唐王朝的“拓跋国家”特征，则汉唐间巨大变化的开端，无疑应当置于五胡十六国时代。正如内藤湖南所指出的那样，五胡十六国是“中世”的起点。

二

如果说，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将中国式国家的诸要素纳入了自己的集团中，那么在此之前的魏晋时代，对胡族来说，则是割据中国内地的前一阶段。纵观魏晋时代，胡族们既保留了独自的部落组织，也吸收了中国式王朝的存在方式。那么，西晋是如何看待这一情况下的胡族的呢？从西晋朝廷发生的争论来看，当时对胡族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接下来，我们就对此进行一番观察。由西晋官员江统提出的“徙戎论”，是历史上著名的“异民族排斥论”。《晋书》卷五十六中记载的《徙戎论》，占据了《江统列传》绝大多数的篇幅，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中百万人口中，氐羌居其半的人口结构所带来的危险，二是匈奴的危险。在讲完徙戎论之后，《晋书·江统传》说：

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此言赞扬了江统的先见之明，但从结果来看，他的徙戎论并未被采纳。从“帝不能用”一语可知，当时未能做到这一点。徙戎论未被采纳的理由之一，可能正是江统的意见在现实上难以实行，也可能是他的见解并非当时公认的绝对看法。事实上，西晋也不乏对匈奴抱有好感的官员。

在西晋王朝面临一南一北之忧——即孙吴和秃发树机能两股军事力量时，曾有过是否让刘渊率领匈奴人出战的争议。《晋书》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记录了这次议论：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据此可知，西晋朝廷内，王济希望在对吴战线中投入刘渊的力量，而孔恂与杨珧表示反对。而且,刘渊曾作为匈奴在西晋的人质居住在洛阳，即位前的司马昭对其有过高度评价。正如后来所见，刘渊具有知识人形象的一面，这对他能获得好评起到了很大影响。

回到王济与孔恂、杨珧的争议，双方的意见虽然不同，但都对刘渊的才能有着高度评价。基于这一共识，王济认为既然他的能力很强，应该用于战场，而孔、杨的结论是，能力强的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非常危险的。

此后，秃发树机能之乱发生后的事，亦见于《晋书·刘元海载记》：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憙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

李憙进言，在平定秃发树机能之乱时，投入刘渊的军事力量，孔恂再次提出反对意见。和上次平吴时的争议一样，一方是认为刘渊介入之后即可平乱的李憙，一方是担心刘渊在平乱后将不受控制的孔恂。可见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在于刘渊的能力，而是在于平定乱局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看一下争议双方的出身。王济出自太原王氏，李憙是上党人。与之相对，孔恂是鲁国人，杨珧出身弘农杨氏。从他们的出身地可知，支持刘渊者都是周边的山西人，反对者皆是其他地方的人。这与当时南匈奴散居于山西应当有关。简言之，出身地靠近南匈奴活动范围的人，大多支持刘渊。

说到王济，《晋书·刘元海载记》云：

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襟友之，命子济拜焉。

由此可见，王济和刘渊之间有着特殊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山西人超越了南匈奴与汉族之间的族类障碍，同乡的缘故想必起到了作用。这也是一条旁证，证明故乡与之相近的人，偏向于支持刘渊。

如上文所述，王、李与孔、杨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同乡之理”与“民族之理”的对立。刘渊自己的情况，《晋书·刘元海载记》云：

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因为他是南匈奴屈指可数的知识人，所以加入魏晋知识人的行列中并非难事。当时的山西，南匈奴和汉族杂居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山西人，充分认识到刘渊是优秀的知识人，匈奴骑兵又是可资使用的优秀武力。

对山西人来说，南匈奴离自己很近，可是对于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夷狄”都是“非我族类”之人。江统的《徙戎论》还说：

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可见他将匈奴视作为危险分子。从刘渊既未被投入对吴战线、也未被投入对秃发树机能战线这一结果可知，王济等人基于“同乡之理”对胡族的支持，在西晋朝廷中并未占据主流。也就是说，对于与胡族并非同乡的人来说，想让他们支持胡人是没有说服力的。由此造成了朝廷内部对胡族不同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生活在胡族附近地区的人们来说，民族差异的问题经常被他们所忽视，上述山西人与南匈奴的情况并非个例。与之类似，和刘渊几乎同时建国的李雄，也存在这一情况。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李氏的状况。

《晋书·江统传》

三

在谈论“同乡之理”前，我们先来概述一下建立成国的李雄集团。这一集团的基础形成于李雄之父李特时期。李特的势力作为成国建国的母体，是一个聚合“六郡”流民而成的集团。李特自身被认为是巴氐，但从这个集团内部来看，实际上混合了胡汉等不同民族的成员。这个集团并非基于民族认同，而是基于六郡这个地域认同结合起来的。总之，它并不是以巴氐部落为中心的集团，而是胡汉混合的流民集团。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李特的势力中究竟有哪些人。在成的建国中起中心作用的，是上文所说的六郡人士，以及范氏道教势力。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六郡人士。这里所说的六郡人士具体指的是谁呢？《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云：

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骋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特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特在自己被通缉之际，将原来只针对李特及其兄弟的通缉令，特地改写为针对“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通过这次改写，李特巩固了自己集团的凝聚力。也就是说，这张被改写后的通缉令中的人群——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氐、叟侯王——正是李特领导的集团，即后来成国建国的核心。

据史料记载，六郡具体只知有略阳和天水。若考虑到流民的性质，其他几郡应该是略阳、天水附近的郡。值得注意的是，凝聚这一集团的核心基础，也是地缘上的结合，即“同乡之理”，而不是特定民族的集结。

而且在蜀人看来，李氏等六郡人士是外来之人，他们与巴蜀土著势力的关系并不好。《晋书·李特载记》记载：

永康元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志，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故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愞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宜使移还其本。

据此可知李特的势力是被蜀人所厌恶的。上述之事发生在成国建国以前，可即使在建国之后，仍然有不屈从于成国的人存在。《三国志》卷三十四《先主穆皇后传》裴注所引孙盛《蜀世谱》记载了这样的事情：

壹孙乔，没李雄中三十年，不为雄屈也。

《三国志》卷四十三《吕凯传》裴注所引孙盛《蜀世谱》又云：

吕祥后为晋南夷校尉，祥子及孙世为永昌太守。李雄破宁州，诸吕不肯附，举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节。

如以上所见，成国和蜀地人士的关系并不好。究其原因，是作为成国建国中枢的李氏集团，对蜀地而言属于外来集团。因此，李氏集团是基于六郡地缘而结成的，而蜀人将这一外来集团视为仇敌。这可以说是“同乡之理”在集团的聚合与排斥两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的例证。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成国建国的另一个中心——范氏道教势力。这位范氏是巴蜀地区道教的权威，并借此背景在巴蜀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但在西晋时期，巴蜀的道教曾受到压迫。相关情况见于《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

咸宁三年春，刺史浚诛犍为民陈瑞。瑞初以鬼道惑民。（中略）瑞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浚闻，以为不孝。诛瑞及祭酒袁旌等，焚其博舍。

总之成国建国时的核心，无论是李氏流民集团，还是范氏道教势力，在蜀中都是非主流群体。也就是说，成国以蜀地少数派（minority）的团结，构成了的中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成国建国之际的主要凝聚力，就并非基于“民族之理”。当时重点强调的人群区分标准，是在蜀地是否属于主流群体，而不是属于哪个民族。五胡十六国一般被认为是“民族的时代”，然而它的开创者成国，却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建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五胡十六国初期领域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四

如果认为，唐朝是由汉帝国崩溃后经过胡汉融合而成的“隋唐人”构成的世界帝国，那么这种融合的开端，从西晋到五胡十六国时代已经可见一斑。比如以同乡之人的视角看待刘渊的王济，以及领导流民这一胡汉混合集团的李氏，都有着与“民族之理”不同的认知标准。

从以上所见人们认识的变化，以及日本硕学内藤湖南先生将五胡十六国作为中世起点的定位可知，被“魏晋南北朝”这个统称所遮蔽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其重要性之高，其实不言而喻。

还有人认为，这个时代并非所谓“五胡乱华”的破坏时代，而是与唐朝相连的创世时代。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意识去观察五胡十六国和此前魏晋时代胡族的活动，也许会发现与以往不太相同的历史面貌。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三国之中东吴真是打酱油的吗？

在正史《三国志》中曹魏是被视为正统的一方；而《三国演义》则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相比之下吴主孙权的存在感似乎偏低。应该说三国时代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三国演义》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由于《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因此很多观众也就先入为主以为蜀汉自带主角光环。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三国演义》对那段历史着迷后往往又会去看关于三国时代的正史，然而这时他们发现曹魏实际上是三国时代的正统，因此关于三国时代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察维度，不过这两种维度都同时忽略了东吴。也许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孙权就是一个满足于偏安一方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以正统自居的曹魏始终视蜀、吴为叛逆，而蜀汉也始终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孙权如果要和曹魏、蜀汉争夺天下的确是存在诸多不利因素的：我们可以看到曹丕是在公元220年代汉称帝，紧接着刘备就于次年在成都称帝，这时孙权在干啥呢？孙权接受了曹魏册封的吴王头衔。直到曹丕称帝九年后孙权才正式登基称帝。孙权之所以比曹丕和刘备晚称帝这么多年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合法性上不及曹魏和蜀汉：讲究君权天授的古人是相当重视政治合法性的——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尤其是在讲究出身门第的汉末三国时代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早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袁绍就以自己祖上”四世三公“的履历招揽人心，出身市井的刘备则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江东孙氏尽管自称是兵圣孙武之后，然而同曹魏、蜀汉相比而言：其政治合法性是最低的。曹魏是通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进而通过所谓”禅让“的方式代汉自立，蜀汉则是以自称汉室后裔的身份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然而东吴和这两点其实都不沾边，也就是说孙权缺乏一个名正言顺一统天下的理由。当然话说回来如果孙权的实力足够强大，那么理由总是能找到的——实在不行就编一个。

孙权所面临的不利因素不只是政治宣传口号上的缺陷，东吴的实力确实也不利于一统天下：东吴所占据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今天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然而在当年却是有待开发的蛮荒之地。中华文明是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扩散的，三国时代恰恰是江南鱼米之乡、四川天府之国开始得到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时期，之后又由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变等几次变乱导致大量中原人口南迁才导致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江南已得到相当程度开发建设后的南北朝时期南朝依然处于被北朝压制的状态，而东吴相比南朝还有一大致命缺陷——东吴并没完全控制南方地区。由于长江上游的益州被蜀汉控制着，这实际上意味着东吴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本来东吴是有心图谋益州之地的，这样就可以与曹魏形成南北并立的格局。然而赤壁之战后刘备抢先下手从刘璋手中取得了益州，东吴在自己无法控制益州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与蜀汉联盟确保自己侧翼的安全，从而得以专心应对来自曹魏的巨大威胁。在曹魏独大的格局下蜀吴之间结成联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可荆州问题的存在一直是蜀吴关系中的一枚定时炸弹。尤其是当刘备拿下汉中后孙权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来自上游的蜀汉的威胁——毕竟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当孙权感受到来自蜀汉的威胁时趁刘备的主力云集汉中之际令吕蒙率部白衣渡江袭取荆州、擒杀关羽。

孙权在荆州的行动实际上已使他同刘备的蜀汉集团之间处于对立状态，在这种形势下调整与曹魏的关系是必然的，否则东吴就会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孙权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才接受了曹丕册封的吴王爵位。江东民众长久脱离中央管辖，没太多战火经历、没尚武传统，内部士族门阀争权夺利......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孙权必须以内治为优先目标。不过侧重于内政治理的孙权实际上并没完全放弃图谋天下的野心：早在曹丕以代汉自立正式开启三国时代十年前的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接管交州，从而使如今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地区归附东吴的统治，但交州的土豪世家士氏家族仍在当地保留有相当大的权力。226年士徽起兵叛吴，被吴将吕岱所杀，至此交州士氏彻底覆灭。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又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州（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东吴的势力甚至发展到了海外：当时东吴以中华正统的身份与占城、扶南等东南亚国家确立了宗藩朝贡关系。东吴可不只是和曹魏争夺藩属国，事实上东吴还曾试图从侧翼包抄曹魏的后路：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来在经历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崛起，而其他各路群雄基本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一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存活了下来——辽东公孙家建立的燕国：官渡之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割据辽东的公孙康。公孙康自然清楚以辽东的实力绝不足以抗衡北中国的霸主曹操，于是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独立性，于是辽东公孙家就成为名义上臣服于曹魏的一股割据势力。嘉禾二年（233年）孙权派遣张弥、许晏等人携金玉珍宝渡海至辽东，立公孙渊为燕王。尽管畏惧曹魏的公孙渊斩杀了东吴来使，从而导致孙权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也证明孙权地区试图从侧翼包抄曹魏。侧翼包抄的计划失败后孙权又率兵亲征合肥新城，这次军事行动应该是与蜀汉诸葛亮的北伐遥相呼应的，其目的就是趁魏国主力忙于应对蜀军时图谋进取中原。尽管这次军事行动最终没能实现拿下合肥的既定目标，但也足以证明孙权实际上是有图谋中原之心的。

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东吴显然无法吞并曹魏、蜀汉，不过如果我们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孙权统治下的东吴其实是对华夏文明的传承有着重大贡献的。在三国时代之前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而江南地区基本上还是蛮荒之地。就是在经过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南朝、南宋等朝代的开发建设才使江南成为富足的鱼米之乡。尽管在东汉时期已有人提出要重视对江南的开拓，但目前史学界公认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就是东吴。事实上东吴直到灭亡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东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最早的基础。在当时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不可避免会涉及与当地的山越民族的关系问题。山越是当时人们对分布在中国东南山区武装集团的泛称。从族源上看：山越有秦汉时期的东瓯、闽越、于越以及其他百越部落有着很深关系的族群，也有各地占山为王的山贼。”山越“一词实际上往往被东吴用来泛称境内不服从统治的割据势力，实际上东吴时期的山越与汉族的界限已逐渐模糊，也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族群。据《三国志》记载：当时东吴所属的丹阳郡、会稽郡、新都郡、建安郡、吴兴郡、东阳郡、豫章郡、鄱阳郡、庐陵郡、长沙郡以及魏国所属的庐江郡均有山越居住。其范围东及于海，西达湘水，北抵长江，南至南岭。山越无论存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东吴与山越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也一直贯穿始终，影响和牵制了孙吴对魏、蜀的军事、外交战略。东吴屡次兵征伐山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掠夺和招抚山越人口以补充兵源 、户口 以及让他们充当部曲、佃客和奴婢。所以东吴每次出兵征山越之后几乎都会掳掠大量的人口补充其军队。孙权从公元200年（汉建安五年）开始向山越用兵，直到公元237年（嘉禾六年）前后达三十八年之久，这才基本上平息了山越人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

东吴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重视内政建设：汉末三国的乱世造成了”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黄巾起义之前东汉户籍人口为5007万，到公元221年魏、蜀、吴三国加起来只有9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人口灭绝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大量人口在战乱中死亡，另一方面则是大量人口在战乱中成为脱离朝廷户籍编制的流民。当然消失的人口无论是死了或是成为流民都充分证明当时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凡是致力于终结这种乱世状态的豪杰无不以恢复农业生产作为首要任务。曹操就通过大兴屯田的方式实现了足兵足食的目标。事实上孙权也是高度重视屯田的：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东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公元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按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以便用于耕地。他还亲自耕田以做表率。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在今天浙江境内的海昌、上虞、新安等地均发现了当年东吴的屯田区。东吴通过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从而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东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东吴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东吴时期的青瓷业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东吴境内的会稽郡从东汉中期起就成为了青铜镜制作的中心。不过相比之下东吴最值得一提的是造船业：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在武昌建造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公元230年（黄龙二年）卫温、诸葛直就是乘坐这样的大船率数万战士渡海寻找夷洲及亶洲，在历经艰辛后终于到达夷洲（今台湾）。到了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位、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

《周易全解》之系辞（三）

第二章

【原文】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详解】

本章可分为两节:第一节从“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第二节从“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第一节是讲说《易》,第二节是应用《易》。现逐句解说如下。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很好懂,“设卦”就是圣人设立了卦,“观象”就是观察卦的象,“系辞焉”就是加上文字说明,这些最后都说明吉凶。其实,对于“设卦”、“观象”、“明吉凶”,还需作进一步解说。

首先说“设卦”。卦当然包括八卦与六十四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卦是《周易》的卦,而不是《连山》《归藏》的卦。《周礼》说《连山》《归藏》二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虽然《连山》《归藏》也有卦,但在这里,孔子是说《周易》,不是说《连山》、《归藏》。

其次说“观象”。“观象”是圣人观象。“象”是《易经》里的象,是卦的象。但怎么观象?这里还有些问题,应该讲一讲。要讲清这个问题,我想引两条材料来加以说明:一条材料在《说卦传》里,另一条材料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说卦传》说:“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又说:“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乾健也,坤顺也”等等,讲的是八卦的性质。乾性质是健的,坤性质是顺的,等等。“乾健也”等,用的是“也”字,“也”是“是”的意思。“乾健也”,意思是说乾就是健。这表明八卦的性质是不变的。

“乾为马,坤为牛”等等,讲的是八卦的取象。在某种情况下,乾可以取象为马,坤可以取象为牛,等等。“乾为马”等,用的是“为”字,“为”是“做”、“化”的意思。这表明八卦的取象是可变的,不是一定的。

用八种动物来区分,乾可以表示马,坤可以表示牛;以人的身体部位作比方,乾就可以为首,坤就可以为腹。而且,乾还可以为父,可以为君,等等。总之,随着情况的改变,八卦的取象就不同。

汉人讲《易》,由于不知道《说卦传》讲八卦取象用“为”是表示可变的这一点,因而产生了“定马于乾,案文责卦”的错误。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批评汉《易》说:“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观象”的“象”,是指八卦的取象,它是可变的,不是一定的,这一点必须明白。

再次说“明吉凶”。《周易折中》引《朱子语类》说:“《易》当初只是为ト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说作义理上去,观乾坤二卦便可见。孔子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不是卜筮,如何明吉凶?”我认为朱熹这话是错的,应加以批评。

古人说:“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意思是说,疯子朝东跑,是瞎跑,无明确的目的;追逐的人朝东跑,是要找疯子,有明确的目的:同是向东跑,差别非常大。同样,《周易》虽然也卜筮,但卜筮只是形式,它与求神有本质不同。《周易》问的不是上帝或神,而是辩证法。光看问吉凶,不看问的是谁,这是不对的。朱熹把《周易》看成是单纯的ト筮之书,很能迷惑人,对此,我们要予以揭露和批评。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这句讲的是六爻,不是卦。这从“刚柔”可以看出。因为《说卦传》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六爻有刚有柔,实际上是有阴有阳。

刚柔是讲变化的,《系辞传上》说“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是其证。

“相推”即互相推动。刚柔互相推动,从而产生变化。刚可以变柔,柔也可以变刚。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吉凶”是什么?吉凶是失得的象征。“失得”即成功失败,并没有祸福。

《易经》卦辞、爻辞有讲“悔”、“吝”的。“悔”、“吝”都是处在中间状态。悔,要是后悔了,原来凶就趋于吉。吝,要是坚持不改,原来吉就变成凶。

“忧”,是忧愁、忧虑。“虞”,是欢娱、欢乐。“忧”讲的是“悔”;“虞”讲的是“吝”。

朱熹说:“吉凶相对,而悔吝居其中间。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也。”干宝说:“忧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大小,故辞有缓急,各象其意也。”两人讲得都很好。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变化”包括两个意思,有变进,有变退。比如,“日往则月来”是日退月进,“月往则日来”是月退日进,“寒往则暑来”是寒退暑进,“暑往则寒来”是暑退寒进。

“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说刚象白天,柔象夜间。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变是由于动,不动就不变。“六爻之动”就是六爻发生变化。朱熹说:“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朱熹的讲解讲得很对。

“三极”是三才,就是天地人。“三极之道”,也就是天地人的道。

以上为第一节。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金景芳、吕绍纲合编的《周易全解》，市面上非常靠谱的讲解易学知识之书，想入门或深学的朋友都可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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