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吴金鼎简介)

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专家们考证这么说

如果给北京这座古都寻根，人们也许会想到金碧辉煌的明清北京城，雄伟壮丽的元大都，作为建都之始的金中都，一国陪都辽南京，北方军事重镇唐幽州，或者还有春秋战国的古蓟城。

上世纪70年代发掘车马坑现场

考古队对西周燕都遗址进行钻探

然而，北京肇兴，离不了一座知者不多、却极其重要的城——西周燕国都城。正是因为有了这座城，北京才有了燕京的古称，才发展成我国北方最大的都市，并成了自元明以来中国的中心。

位于房山琉璃河的古燕都遗迹，一直封尘于地下，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初露真容。又经过近30年的发掘，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

至于北京建城的具体年份？燕都与蓟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少谜题仍在破解中。

牛头鬲

堇鼎

出土青铜器中的赵国人形象

一桩千古悬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条铁路从房山周口店开往琉璃河镇，运送着煤炭和石灰。机缘巧合之下，周口店因挖矿挖出化石，引起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安特生的注意，而成为史前考古的焦点。在铁路的另一端，琉璃河遗址也在封尘三千年后，被人瞧出了“破绽”。

时期，位于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工商业繁荣，人来人往。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华北最大的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厂，生产水泥。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

那时交通不便，从北京出发至琉璃河水泥厂，要途经一片荒野。当吴良才穿过一片明显高出周围的台地时，发现此处遍地陶片，俯拾皆是。

考古爱好者往往喜欢金银珠玉，而考古专业人士则更看重陶器，因此也常被称为“玩陶片的”。吴良才是银行经理，可他玩陶片也是专业的。

吴良才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先驱之一吴金鼎，受哥哥熏陶，他把这项业余爱好也干出了专业成果。在兰州中国银行工作时，他就曾利用假日在兰州附近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报》曾刊登《兰州附近史前遗址》一文，由考古泰斗夏鼐和吴良才联合署名，文中夏鼐记述了他与吴良才进行调查的情况：“最初是不约而同的分别工作，后来相识后有几次是结伴共同工作的”，文中所列的7处遗址中，就有3处是吴良才发现的。

在琉璃河，吴良才也独具慧眼，发现这些陶片非比寻常。他捡了一大包，并兴冲冲地跑到，找到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

苏秉琦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19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苏秉琦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

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去，各地农村都很困难。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1945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

“如果没有40年代吴先生提供的线索，也就不会有1962年派学生去实习的事。”曾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的殷玮璋说，这是苏老每次讲起这件事，都要说的话。

在考古界，陶片只能算个线索，只要是古代人类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几乎都会发现陶片，发现商周陶片也很难说是什么惊人发现。那么，见多识广的苏秉琦为何对此念念不忘二十年呢？老先生如今已作古，记者无从询问。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陶片牵扯到一个千古悬案：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建在哪里？

据《左传》《史记》记载，武王伐纣后，在北京地区先后分封了两个诸侯国——蓟与燕。蓟，封的是黄帝(一说尧帝)的后代，也就是这一带的原住民。燕，封的是召公

家族，是随周武王西出祁山的姬姓亲戚。

封蓟，是安抚殷商遗民和原住民。封燕，则大有深意。

在西周初期的政局中，召公奭（音士）居太保之位，与周公、姜太公平起平坐，是仅次于王的三公之一。《诗经》记载，当年周武王在召公的辅佐下，一天就开辟彊域达上百里，武王得天下后，封地给他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召公并没有被封在中原，而是受封到了周国最北边的蛮夷之地。有人由此嗅出了政治斗争的味道，但比照周公和姜太公的封地，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周王有重臣守国门的意图。

周天子分封同宗、亲戚和功臣，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守护周王室的屏障。其中，召公封于燕、姜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成“品”字形布局，牢牢控制了北方。

按照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说法，“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认为商朝起源于东北方，也就是继承红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商朝灭亡后，遗民自然也向东北方逃。

在北京小平原中，只要把守好通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两个山口（南口和北口），北方游牧民族就难以攻入。召公奭被封在燕，有防御商朝遗族南下复国和北方游牧民族进击的使命。

周朝初年，商朝遗民叛乱，也是召公一路北伐，追剿到底的。清末，出土过“梁山七器”，其中有一件叫“太保簋”的青铜器，就用铭文记载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迹。

燕国因燕山而名，扼守着西周的北大门，所以它的大致位置应该在燕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燕在南，蓟在北，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认为，永定河两边，并存甚至对峙的燕和蓟，就是今日北京地区最早的城市地理格局。

不过，这两个诸侯国国都的位置，由于史书并无记载，从西汉起就是悬案。

关于燕都，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在河北涞水一带，傅斯年认为在河南偃城一带，而陈梦家在其《西周铜器断代》中干脆做出了“西周时代燕国都邑所在不易考定”的结论。

关于蓟城，侯仁之认为，外来的燕国，实力强于本地的蓟国，并在东周初年灭掉蓟，迁都蓟城，从此以后，就有了燕都蓟城的说法。北京又被称为燕京，就源于此。他还推测出蓟城的具置，就在今广安门、陶然亭一带。

据他分析，我国有文可征的历史始于中原地区的殷商。商朝最后的都城——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以西，接近太行山东麓的南端。这一位置有利于商沿着太行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将势力一直向北扩展到现在的北京地区。

虽然早在夏商时期，北京地区就有古燕、古蓟等部族聚落，但那个时期的“城”，尚处于城邑发展的初期阶段，还不具备完整的城市功能。

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大概在今卢沟桥附近）成了古代南北大道的终点，农耕文明与森林文明、草原文明的交汇点。这里的交通枢纽地位，虽然具备了形成城市的条件，但由于渡口易受洪水威胁，使得城址发生了偏移。从水系上看，蓟城西临古灅（音磊）水，东北毗邻古高梁河，应在两河相夹的高地上。

蓟城因蓟丘得名，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过蓟丘，侯仁之从地理环境等分析，认定今北京广安门附近、白云观西墙外原有一处高丘，很可能就是古代蓟丘的遗址。

另外，广安门外的护城河西岸，曾出土了一件饕餮纹残瓦当，被认为是燕国宫殿常用的构件。原宣武区的笤帚胡同，地下也曾出土过两件战国的饕餮纹半瓦当和十枚带“偃”字的刀币。它们似乎可以证明，早在春秋战国，广安门、陶然亭一带就是燕国首都。

从质疑开始

1959年侯仁之的论文甫一发表，有理有据的分析，就成了主流观点。但有个北大考古专业的助教偏不迷信权威，要质疑侯先生强大的逻辑。

30余年后的1995年，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学术研讨会”上，已是商周研究泰斗的邹衡，回忆起了他和琉璃河的故事。原来，他对燕都初封地的研究，就是从怀疑开始的。

当年，他分析了北京历史上几次规模巨大的建城史，尤其分析了金、元、明这三代的史料，有了和侯先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他琢磨着，如果燕都蓟城是在广安门、陶然亭一带，那么在以前的建城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发掘，起码应对出土的遗迹、遗物有所记载。中国古代的建筑师都非常细心敬业，更何况是建造皇城，不可能遗失如此重大的信息。

否定一个观点难，建立一个观点更难。燕都遗址究竟在何处？在提不出自己的假设之前，邹衡不敢贸然去推翻侯先生的说法。

“那时北京工程建设颇多，我常利用假日，到陶然亭一带的工地去找陶片，但见到的只是战国时期的陶片，西周燕都的线索一点都没有。”就在邹衡毫无进展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苏天钧来北大找我，说在琉璃河发现了一处遗址，让我去看看。”

1962年10月，邹衡带领三名毕业班学生，两次到琉璃河的刘李店、董家林村试掘，通过挖开的几条探沟，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代的垃圾堆）和大量西周时期的陶片。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将这次试掘写进了报告，发表于《考古》1963年3期上，这是关于琉璃河遗址最早的一篇文章。

记者找到当年报告，报告上明确地写着，1962年的房山调查工作分两个阶段，3月至6月，郭仁等在文物普查中调查了包括琉璃河在内的房山县十个公社。在这次调查中，新发现遗址14处，其中有殷周时代及其以前的遗址7处。10月初至10月底，北大考古专业实习，选择了刘李店、董家林、黑古台等三处遗址做了小型试掘。

报告中，刘李店、董家林虽然被认定为商周遗址，但没有提及遗址和西周燕都有什么关联，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也没有申请拨款继续发掘，显然是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

为什么邹衡去了两次，而且是奔着寻找燕都去的，却也看走了眼呢？原来，当时董家林保留着一段一米多高的古城墙。这个城墙是历代堆积而成，邹衡刚好从城墙夯土里面找到了不少的辽代陶片，所以断定城墙是辽代的。

这是邹衡第一次与燕都失之交臂，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此后，从永定河以南直到拒马河，他调查了很多地方，但几个重点疑似的西周遗址规模都很小，不可能是燕都。

1964年，琉璃河公社黄土坡大队的“老施家”在东院墙外挖菜窖，挖出了两个铜疙瘩。朴实的农民受人怂恿，抱着宝物到城里的古玩集散地——琉璃厂去卖。谁想琉璃厂的人警惕性很高，认为这是从墓中盗出的文物，就偷偷报告了当地派出所，结果文物被公安局扣留，收归国有。

“就给了他一块钱作为路费”，此事在村里传为笑谈，却成了揭开遗址三千年面纱的关键一环。

公安部门把文物上交到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后，郭仁等专家发现，铜鼎上有“叔乍宝尊彝”铭文，铜爵上有“父癸”铭文。这两段铭文虽无特殊含义，但在北京出土带铭文的铜器本不多见，这两件东西似乎在提醒他们：琉璃河附近有西周古墓。

周代是一个崇尚礼制的时代，绝大部分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都有等级规范。因此，有青铜器出土，八成就有高等级墓葬。

与此同时，遍寻燕都无果的邹衡，又把视线转回到了刘李店、董家林。而且，他还在宋人所写的《太平寰宇记》中查到：幽州良乡县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属涿郡。虽然《太平寰宇记》属很晚的文献，但宋朝时可能有其他资料来源，而良乡距刘李店只有2.5公里，这很值得注意。

看似万事俱备，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已是箭在弦上，但正规发掘却又等了近十年。“”期间，北京市的文物考古事业几乎停滞，邹衡因为讲义被郭沫若抄袭，去找翦伯赞申诉，莫名其妙地成了“三家村”同党，一度被下放江西。

本应破土而出的古城遗迹，再次陷入沉寂。

和推土机争地盘

1972年，寒冬刚过，北京仍冰天雪地，但许多学人的春天，却悄悄来临。尼克松访华似乎标志着我国的政策调整，与此相吻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也走出严冬，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曾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馆长的赵福生，就是当年走进北大的幸运儿。

“我1972年4月从陕北插队回来，进入北大考古专业，9月1日开学后，我们仅仅上了两个月的课，学了点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知识，就被送到琉璃河实践了。”

这种“边干边学”的安排明显不合常规，赵福生觉得比较懵懂，但在邹衡来说，却是“时不我待”的必然选择。邹衡后来在采访中说：“1972年回校后，我在业务上成了考古第一人，当然，在政治上还是不行。我一回来，就带着全体考古班学生，对刘李店和董家林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这次发掘虽然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师生四十余人，还有北京市文管处（前身为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派来协助的郭仁、田敬东等。我们有的住在黄土坡村的老乡家，有的住在董家林村的大庙里，睡大通铺。”赵福生说，工作一开始，学生们遍地开花般地到处试掘，“邹老师下令在哪挖，我们就到哪破土，光是在大庙前就布了四个探方”。

让邹衡大惊失色的是，考古队还没挖出个所以然，旁边的刘李店村，很多推土机已经开始轮番作业了。

“当时有个指示，从北京到石家庄的公路两边要一平如镜，不平的地方要用推土机推平。”

邹衡跑过去看时，发现文化层已被破坏，生土中分布着大、小灰坑，里面有不少碎陶片，甚至还有疑似车马坑的马骨头和车架子。

“邹先生让当地人赶快停下来，但是没效果。他连夜赶回北大，向北大军管负责人、8341部队的王姓政委汇报，王政委又层层上报到国务院。”

“第二天一早，二十多个人来到现场，首长问邹衡有什么要求，他说这里要保留，如果推了，北京的历史就没法研究了。首长又问要保护多大一块，邹衡就比划了一片地。首长考虑了一会儿说：‘中国这么大，保存这么三千多平方米一块地算什么？’接着他下令所有的推土机开走。”

回忆起这一段时，赵福生绘声绘色，一再强调，邹衡为保护遗址立了大功。不过，遗憾的是，推土机开走后，刘李店的土层叠压关系已破坏殆尽，1962年还在的董家林辽代城墙遗址，地面上也见不到了。

听说“老施家”倒卖青铜器的逸闻趣事后，邹衡又派四五个学生在这位农民的菜窖附近开了条20米×0.5米的探沟，寻找大墓。

“虽然没挖出青铜重器，但通过这次发掘，邹先生大胆推测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初封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说到这儿，赵福生不由感叹邹衡运气太差，“几年以后才知道，这条探沟的南头，距后来发现的大片燕国墓地只有几米了。”

上世纪80年代的发掘现场

甲骨上有“成周”二字

克罍

克盉

克盉、克罍上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

实习收工后，运动又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说邹衡在琉璃河欺骗中央首长，说他根本不懂考古，受到冲击的邹衡，只好再次“靠边站”。

不过，在董家林的大庙里，北京市文管处却驻扎下来。“从1973年开始，我就再也没撤离过琉璃河，尽管参加发掘的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在此一干就是27年半，直到2000年4月退休。”田敬东没想到，自己和琉璃河遗址的缘分竟然这么深。

1973年春，由北京市文管处、中科院考古所等共同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对这片遗址进行了首次正式发掘。发掘地点就选在刘李店村，1972年推土机推过的地方。

“当时参加发掘的临时工，是刘李店、董家林大队派来的，日工资为一块八，交大队一块二，记工分，自己只能得到六毛。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要求参加发掘的人仍很多，董家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我们工作人员的田野补助也是微乎其微，每天才四毛钱。”

田敬东说，当时条件差，文管处从上级单位市文化局，要来演京剧《沙家浜》淘汰下来的戏装，作为工作服。“我们一看，灰色的，是新四军伤病员在舞台上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魁忠义救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纱布质地，考古队员都不愿意穿，怕被群众喊‘胡传魁的队伍又回来了’。”

这次发掘面积不小，达2500平方米，但西周遗迹、遗物很少。于是，在四处透风的大庙里，一人一根蜡烛，睡前埋怨邹衡，成了考古队的保留节目。

“既然村民挖出了青铜器，那遗址内一定会有墓葬区存在，这一想法在我们脑中挥之不去。”刘李店发掘受挫后，郭仁和田敬东觉得瞎子摸象不行，于是南下洛阳，把全国最棒的“探工”马武堂请到了琉璃河。

从1973年秋到1975年冬，洛阳铲把周边几个村都钻了个遍，共钻探出墓葬及车马坑178座。在“探工”绘制的图上，墓葬位置、形状、大小都一清二楚，琉璃河考古这才走上正轨，大家也不骂邹衡了。

从1973年至1977年，考古队在京广铁路西侧共发掘墓葬35座，车马坑3座，在京广铁路东侧共发掘墓葬29座，车马坑2座。这座封尘地下的古城，终于可以向世人诉说它的故事了。

牛头鬲、堇鼎出土记

1974年是发掘工地最热闹的一年，当时“”正进入“批林批孔”阶段，恰巧在22号墓发现了奴隶殉葬的现象。

一个十三四岁的男性少年殉葬在22号墓的南侧棺椁间。讽刺的是，少年的骨架基本完好，但棺内主人却腐朽得只剩几枚牙齿。

“区分周人与商人墓葬的两个最大特点，一是有没有腰坑，二是有没有人殉”，赵福生解释说，“整个墓葬区以京广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面是周人墓地，西面是殷商遗民墓地。”

周武王为了安抚殷商遗民，起初并没有移风易俗。结果，这座投降周人的殷商遗民墓成了批判“克己复礼”的生动教材，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轰轰烈烈的批斗场面，一度影响到发掘工作。

这年5月，还发生了一起偷窃事件：一把青铜短剑刚出土，还没来得及绘图拍照就不见了。公安机关向全国各地发出通报，但经过几个月的侦查，仍毫无结果。

直到二十多年后，琉璃河遗址已经建起了博物馆，公安局突然找到新任馆长赵福生，告知一房山人在东北犯了案，顺便交代了小时候偷走青铜剑之事。据交代，他当时慑于形势，把剑扔到了遗址旁的大石河里。

公安问博物馆是否要进行打捞，文物部门考虑到二十多年过去了，河水不断冲刷，铜剑是否仍在原地很难预料。即使在原地，也是深埋河底，寻找起来工作量太大，也就作罢了。

插曲过后，琉璃河考古才掀起高潮。真正在考古界引发轰动的，是周人墓地的发掘，特别是1975年发掘的251号、253号墓。现今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铜礼器中，有85%出自琉璃河遗址的西周墓，仅251号、253号墓就贡献青铜礼器44件，其中的牛头鬲和堇鼎，是首博的镇馆之宝。

“1970年代，侯仁之来周人墓葬区参观时，在一个大灰坑里扒拉了两下，就扒拉出一个青铜镞（箭头）。出土牛头鬲的251号墓，墓坑上部早已被破坏，仅铲去30厘米的表土层，就露岀了墓口。”田敬东说，这是个未被盗掘的中型贵族墓，墓内北端二层台仅青铜鼎就摆了6件。

随葬器物中，最精美的就是牛头鬲（音立，古代煮粥的锅），它由7个牛头组成花纹，盖内及口沿内壁还铸有铭文，大意是：“伯矩”受到燕侯的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鬲。由此，这件器物被称为伯矩鬲，又因全器用牛头装饰，俗称牛头鬲。1996年，首博还用此鬲的造型图案制作了馆徽。

由于地下水位高，墓主人早已尸骨无存，不过在他胸口的位置，有一玛瑙、绿松石、玉等串成的项链，179个饰件中仅玛瑙的就有110个。上世纪70年代，有专家估算其经济价值达20万元。

253号墓在251号墓之南，墓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与路面平齐。田敬东说，虽然都是中型墓，但此墓发掘起来可比251号墓难得多。由于墓坑较深，坑里积满了水，当时的排水设备也不给力，考古人员只能下水去捞。

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堇鼎，因体大器重，三个鼎足又深陷淤泥，用人力根本无法取出，最后只好把绳子拴到鼎的两个“耳朵”上，墓上面架起滑轮，吊出水面。

“发现鼎上有字，和燕侯有关，大家就兴奋了，认为这是重大发现，马上给文管处领导打报告。”经考证，堇鼎腹内用4行26字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堇”奉燕侯之命，到宗周（周朝首都）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堇，堇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

堇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并没有去，他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只是派遣长子前往燕国。这个堇，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应该是燕侯家族中，最亲近的晚辈之一，所以才有资格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地去给老太爷送吃的。

有这么丰富的内涵，堇鼎作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自然当之无愧。

如果说251号、253号墓是燕国贵族墓，那202号大墓则属于燕侯一级，它是70年代发掘的墓葬中最大、最深的一个，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赵福生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京市文管处，又被派到琉璃河，正赶上挖这座大墓。

“挖到四五米的时候，地下水就上来了。当时虽然有抽水机，但农村条件艰苦，经常停电，地下水抽不干，把墓壁都泡糟了，造成墓壁不断坍塌。我们在墓壁内侧打了18根木桩，但最终还是没能制止坍塌，只好摸索着打捞。”

赵福生还记得刚挖出棺椁时，夏鼐要到现场来视察。“我们做好准备迎接夏先生，没想到，他来的前一天夜里停电了，第二天上午，夏先生面对的202号墓就是一池子水，先生有点不高兴。”

202号墓有个直径两米的大盗洞，所以挖了三年，只出土了一把象牙梳子。“我当时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锨头感觉碰到什么，赶紧收手，但梳子齿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在首博展出的象牙梳子，是后来我们把所有的泥水过筛，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正因为有了赵福生说的这把梳子，有些文史研究者推测，这个墓里埋葬的可能是燕侯夫人。

燕侯墓的意外之喜

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但燕国最为关键的人物，燕侯埋在哪儿呢？1981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地毯式”挖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

这是琉璃河墓葬群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发掘，但如果没有1193号大墓清理结束前一天的意外发现，收获恐怕还不如1970年代多。

京广铁路东侧的1193号西周大墓，墓室呈方形，最奇特的是，从墓室四角向外伸出四条长长的通道。黄土坡这一带的大墓不少，有的有一条墓道，有的有两条墓道，但四条墓道的大墓还是首次发现，特殊的形态更是引起了考古工作者极大的兴趣。

而且，从其附属车马坑的规模看，随葬品不会少，墓主人必定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不过，该墓的盗洞大得像老虎嘴一样让人却步，有202号墓的前车之鉴，能不能有所发现，谁也没底。

1986年的11月29日，1193号大墓已经发掘了47天，即将收工。突然，一股寒流不期而至，为了赶在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

考古队员黄秀纯记得，当时地表土都冻上了，墓坑里的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还飘着小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中探墓，酒是不能少的。“谁下墓坑每人两瓶二锅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民工争先恐后地要求下去。为了抵御寒冷，考古队员下水前也要喝二两白酒，在水中泡10分钟就得上来，再换另一批下去。

说是发掘，实际就是在水下摸，摸一件，捞一件。摸着摸着，有个民工喊：“殷老师，有大家伙了。”中国社科院教授、考古队队长殷玮璋马上喊：“停，停止发掘。”他让无关人员都上来，由专业人员下去捞，最后在棺椁东南的泥水中，收获了两件完整的青铜器。

由于这两件青铜器锈蚀严重，加上从墓底取出时满身被泥水包裹，殷玮璋决定先放入工地库房，待墓葬清理完毕后，送考古所技术室进行除锈保护。两个月后，经文物保护专家除锈，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振。

专家们欣喜地发现，在两件器物口沿与盖内竟然有着几乎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然而，在解读铭文“命克侯于燕”的“克”时，专家们产生了意见分歧。一说“克”为人名，一说“克”为动词，最终大多数专家认可“克”为名词，是召公长子的名字。两件器物也因此被命名为克盉、克罍。

铭文大意：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去做燕国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人民和土地。克到达燕地，接收了土地和管理机构，为了纪念此事，做了这件宝物。

虽然对墓主人是谁——到底是召公奭还是他的儿子燕侯克——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墓主是第一代燕侯，铭文是他受封的第一手资料。这对研究北京古代史，起到决定性作用。

田敬东说：“这是琉璃河遗址自发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发现，克盉、克罍把遗址在三千年前的历史地位做成了铁案，对我们这些参与者来说，这是最大的慰藉。”

克盉、克罍出土前，在介绍北京历史时，常说北京是个有800年历史的古都，那是从金中都算起的。出土后，北京的建城史一下上推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期。1990年4月，北京市文物局还特地在前门箭楼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琉璃河遗址的研究成果，明确北京是个三千年古城，由此，北京也成为各国首都中建城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为北京溯源

北京溯源，追溯到了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那么，作为我国的首都，北京多大年龄了？有没有生日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辈子都在研究北京城的侯仁之。他于1987年致信当时的北京市领导：“建议应尽早考虑北京建城之始，始于何年。”这封信，拉开了探索北京建城之始的序幕。

据《北京建城年代及地点论证工作综述》，专家们最先讨论的是，什么才算城？“城”应当出现行政建置、具备城市功能，即国家已经初步形成，城乡有了分离，地方城邑已经建立，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后方可称之为城。根据这一原则，决定以燕、蓟两个西周始封诸侯国的都城为北京的始建之城。

接下来就要对燕、蓟的始建地点进行确定。蓟城，或许因其地理位置优越，后人在同一地点反复修筑城市，所以一直寻觅无着。而燕都废弃之后，两千多年再无人在这里建立大型都邑，故古城遗址得以保存至今。

虽然侯仁之仍认为北京的建城之始是蓟，但西周蓟城无实物证据，而燕都考古铁证如山，于是，各学术派别暂停纷争，都把燕都始建于何年，作为研究建城年代的焦点。

那么，燕都到底是哪一年建成的呢？一开始，人们仍把目光聚焦在《史记》上，据其记载，周武王十一年灭纣，同年，封召公于北燕。

武王十一年到底是公历哪一年？当时，学术界至少有四十多种不同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确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开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往上就存在分歧，这也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1976年，陕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武王克商时有彗星出现。按照哈雷彗星每76年出现一次的规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饪哲从1910年开始倒推，至第40次，是公元前1057年。赵光贤等专家又结合《尚书·召诰》《竹书纪年》等记载，进行了矫正，最后将公元前1045年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北京城从哪儿开始，始于何年”的论证，从1987年初开始进行，至1994年底告一段落，几易其稿，最后采纳了这一成果。“公元前1045年”成了北京申奥宣传片、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引用的说法。

以公元前1045年计算，至1995年，是北京建城3040年的日子。那年，北京第一次过了回“生日”，举办了隆重的城庆纪念活动。同年，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在琉璃河遗址上建立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也正式对外开放。

虽然有了官方“年龄”，但考古工作者对燕都建城年代的质疑与探索仍未停步。1997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为琉璃河遗址设置了专题，由赵福生主持，在“工程”开始后的几年中，对燕都古城的城址、宫殿区、祭祀区等进行了补充发掘。

一处埋土最深、年代最早的灰坑里，发现了刻有“成周”两字的甲骨。这一证据说明，先有成周城（西周东都）才有燕都城，这推翻了燕都建于“商末周初”的说法，也就说，燕都最早始建于成王（周武王的儿子）时期。

专家们考证认为，武王克商之年，周武王只是占领了商朝都城安阳，北京地区很可能还没在周朝的势力范围内，因此燕都不可能在当年建成。

又根据克盉、克罍的记载，燕侯应该是在召公当太保时，也就是成王时，被分封的。分封后，燕侯克带着几个氏族部落，来到了北京地区。

我们经常说大河孕育文明，但大河经常变动，每变动一次，都会造成大面积的毁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早期文明都绕开平原区的核心，选择那种距山麓不远，又有稳定水源的冲积台地。

经南北大道到达董家林附近时，燕侯发现这里距周口店群山只有十二三公里，有圣水河（今大石河）蜿蜒流淌，且在河流转弯处的内侧有大片冲积台地，与成周城的地形相似，正是一块理想的建都之地。于是，他命商朝遗民中擅长占卜的“贞人”占卜，最终选定了城址。

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天文、文献、碳14测试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将公元前1046年定为武王克商年，并制定了西周各王的年份。由此为依据，断代工程认为，北京建城的历史应追溯到西周成王元年，即公元前1042年。

虽然西周燕都不是建于武王时期，也不是在夏商古国的基础上建成的，但它依然不愧为北京城市的肇始。

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六分之一，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面积的两倍多。目前，已知遗址内有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和建立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在近三米厚的城墙外，还有燕国贵族、殷商遗民的陵寝，出土了很多珍贵的饰物、车马器、陶器、漆器、青铜重器等。

以此城为中心，燕文化开始北扩。据考古研究，西周初期，以燕都为中心的中原系统文化，分布范围在燕都周围30公里左右；而至西周中晚期，已扩大到燕都周围70公里到90公里范围；至春秋时期，已越过燕山山脉；战国时代甚至推进到了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琉璃河古城完备宏伟，辐射四周，一开始就给北京的城市建设定了个高标准，但奇怪的是，在这座城市的墓葬中，大约在西周中期，就不再出现高级礼器了。这在考古学上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学者们推断，此时它已不再是国都，降级为普通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永远都不会有标准答案。

时至今日，燕都和燕文化仍有许多历史谜团未解。自召公以下的七代燕侯，除克和旨外，另外五代叫什么名字？琉璃河燕都被废后，燕人迁往何处？历史上燕国与蓟国的关系如何？

这许多问题都有待揭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琉璃河东北，一片宽阔的河滩地上，一座更壮观的城市终将崛起。

（原标题：燕京寻根——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发现记）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孙文晔

本版图片均由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提供

流程编辑：L021

版权声明：文本版权归京报集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改编。

吴金鼎：发现了龙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