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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题：情到深处——同志与新闻舆论工作

新华社记者李仁虎 刘光牛 张垒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宁德到福州，从浙江到上海，建沼气、揽人才、反贫困、促民生、强浙沪、绘蓝图……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一路走来，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总书记同新闻工作者交友、交心、交情，关心、信任、支持新闻舆论工作，善待善用善管新闻媒体宣传党的声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富强一方。

沿着总书记当年走过的足迹，记者一路追寻，那一幕幕场景、一个个画面，铭记在一个个同他交往的新闻工作者心中，印刻在他曾工作过的大地上。那是浓浓的新闻情，更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一、心与心的交往

1984年的一个春天，年轻的新华社记者赵德润听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正定打破了“高产穷县”的魔咒，心里一亮。4月17日，他只身前往。县委宣传部同志把他领到时任县委书记办公室，两人第一次握手。31岁的同志瘦高个儿，说话不紧不慢。

“我建议你先下去看看。”“县里的吉普车，你坐上，下去采访方便。”同志说。赵德润得知县委只有这一部车，连忙摆手：“不行，那你怎么办？”同志笑道：“我有自行车呀。”

同志安排报道组组长高培琦陪同，转身对赵德润说：“你可以随便走、随便看，有好的，也有一般的。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改进。”言语不多，但透着实在、诚恳和自信。

走村入户，赵德润看到，许多农户家有余粮、碗里有肉、桌上有酒，有些时髦的农民企业家还穿西服、打领带。当地干部告诉他，同志一心想着改善群众生活，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宁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产第一县的桂冠”，上级深入调查后决定减少征购粮2800万斤，正定腾出一部分土地、开发两大河滩地发展农副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边赵德润在紧张地采访，那一边同志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在乡村里抓生产。滹沱河水凉寒未消，同志卷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过河入村。

白天两人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两人风尘仆仆归来聚在招待所的平房里，赵德润抽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同志习惯抽9分钱一包的地产烟。两个人，还有一旁的高培琦，你一言我一语，不时笑声四溢。

一连20天，赵德润越采访越兴奋，伏案写稿思绪飞扬，5000多字的通讯《正定翻身记》精编后登上了《人民日报》。

……

第一次跟随采访，福建电视台记者赖晗便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8年6月中旬，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时任省委副书记率团前往。途中，随团医生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同志连忙安排他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八一镇休息，宽慰他说：“放心，我身体好，不需要医生一路陪着。”

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福建日报》的记者因缺氧感觉身体不适，得知情况后，同志马上叫人把配给自己的氧气瓶送去。

22日，翻过一座雪山后，一辆越野吉普不小心一头冲进路面的大坑，车里的人和设备腾空而起又重重落下。赖晗随身携带的摄像机寻像器撞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拍摄？回单位怎么交待？”心里忐忑不安。同志看到小赖神色紧张，过来拍拍他的肩，说：“人没事就好。设备坏了，不是你的原因。你已经拍了很多，之后的不能拍也没关系。”他还开玩笑说：“别担心，需不需要我回去给你们领导打电话证明一下？”赖晗涨红着脸，嗫嚅道：“还好，我试了试，绑住了还能用。”“轻伤不下火线呀！”同志幽默调侃，逗得大家松快大笑。

在米林县、朗县，在布达拉宫、扎布伦布寺，同志热情、坦诚、随和，与藏族同胞、僧人握手、拉家常、叙友情，气氛热烈、其乐融融。他平易随和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藏族同胞的心，也深深地感染了赖晗及新闻同行。

1999年11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率经贸代表团赴重庆开展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支援工作，赖晗随团采访。在万州，同志察看了几家在当地投资的福建企业，到援建的福建小学看望师生，同援派干部座谈，一路马不停蹄。万州是赖晗的家乡，3年前父亲病逝，母亲独居于此。得知情况，同志专门给赖晗放假，要求他：“你不要‘三过家门而不入’，赶紧抽时间回家一趟，也请代我向你母亲问好。”小赖回到家中，把习省长的问候转达给母亲，老人十分感动，连连赞叹：“这位领导了不得啊！对人真贴心。”老人亲手灌了香肠，要儿子一定捎给习省长尝尝地道的重庆小吃……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同志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种尊重、支持和信任，洋溢着的真诚友好、平易近人、细心体贴的人品风范，在记者的心中酝酿发酵，感染着自己，也传播给他人。

时任福州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的岳福荣作为地方电视台记者，不仅要采制本地播放的新闻节目，还要给省台和中央台传送新闻。为了赶时效，岳福荣常常要在活动现场完成采访。同志总是欣然应允，“从来没有拒绝过一次”，采访结束时往往微笑着再问一句：“这样可以吗？够不够？”每当这时，岳福荣的心里都会流过一阵暖流。

时任《福州晚报》副总编辑的陈臣治经常跟随同志调研，“每篇稿子他都审看、圈阅。他做人做事和他名字一样，平平整整。”直爽的老陈说：“他讲话不煽情、短而实，有逻辑、有新意，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

1999年末，上海东方台新世纪采访团，和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大众话题评说”栏目组联合制作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希望邀请省长在直播间接受采访，并回答上海、福建两地听众关心的话题。

收到同行的请求后，时任福建电台新闻部副主任的姚燕玉没有多想，利用一次会议间隙，拿着采访方案直接找到同志。同志爽快答应：“只要我不出差，都可以！”约定的日子到了，同志提前半个小时来到直播间，在同主持人简单交流后就走了进去。数不清的热线电话让时间飞逝，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下午1点直播结束，同志又和大家一起到楼下食堂简单用餐。

20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姚燕玉感慨：“习省长很随和，对记者工作非常理解，找他采访，他都很支持！”

1989年10月26日，宁德地委书记陪同一位省主要领导顶着风雨，在福安县范坑乡毛家坪村调研农业。福安电视台特约记者郑广萍用衣服包着摄像机避雨。同志看在眼里，悄然走过去，为他撑伞挡雨。这一幕被现场的许多干部群众亲眼目睹。

1990年春天，同志陪着一位省领导到寿宁县中意合作板材公司调研，寿宁县委报道组记者郭晓清为居高拍摄一个镜头，顺手拿起一只四脚凳踩在上面。同志看到这一幕，立即走过去扶着凳子，说：“年轻人，小心一点儿，别掉下来。”

2006年，《浙江日报》记者周咏南为了保护一位老人和小孩，在舟山一家医院被手推车撞伤了肋骨。同志得知后专门通过省委办公厅委托当地领导到医院探视看望。

……

赵德润再次见同志是2006年8月。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的赵德润到浙江调研。西子湖畔风景独好，两位老友漫步湖边，同志敞开心扉，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一路走来执政为民的感受，以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坚定信心。22年过去，同志从县委书记到地委书记再到省委书记，地位高了，但以诚相待一如始初。

晚风送爽，赵德润倾听着，心里涌起阵阵热流。

二、让媒体成为腾飞的助推器

革命圣地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从1969年到1975年，同志在这里从15岁成长到22岁，7年时间，白天苦干，晚上苦读，稚嫩的肩膀长期担起几十斤百余斤的重担，吃粗粮、战跳蚤、亲村民，建沼气、修淤地坝、创铁业社……

有一天晚上，在小油灯下，已经被大家推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同志在翻阅1974年1月8日的《人民日报》时，发现4版上刊登了两篇介绍四川办沼气的文章。放下报纸，他陷入沉思，梁家河64户人家点灯缺油、烧饭缺柴，如能建成沼气就解决大问题了。他向县领导作了汇报并得到支持，前往四川实地取经，率领村民挖土修池，成功修建了28口沼气池，改善了群众生活，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断言。

从此，运用新闻媒体来启发思路、推动工作、发展经济成为同志主政一方之道。

1982年，同志到正定工作后，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人才稀缺是正定发展的一大短板，他和县长程宝怀等商量要破解这道难题，亲自起草“人才九条”。

“人才九条”被油印出2000张大字通报，在全县张贴。这颗“石子”不小，但并未溅起水花。20天后，同志找到程宝怀说：“老程啊，招聘人才不能光在县里，县里有多少人才啊？咱得全省全国招。”在同志的建议下，程宝怀联系行署机关报，该报负责人因担心突破现行政策受处分拒绝刊发。时任《河北日报》总编辑林放思想解放，在他的支持下，这篇题为《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的报道，以“加花边”的醒目方式在头版头条刊出。

报道发表后浪花四溢，同志还亲自给华罗庚、于光远等著名专家写信，请他们参加经济顾问团，为正定发展出谋划策。84岁的程宝怀至今如数家珍：“一年多的时间招来科技人才257人。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63.3%，年均增长10.3%。”

宁德东邻大海、西接崇山，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山有880多座，山多地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长期处于全省末位。1988年，同志担任宁德地委书记后调研发现，全地区没有报纸、广播、电视台，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及时传达到基层群众中？“任何工作，舆论先行，宁德没有报纸怎么能行？”“不管多大困难，都要把《闽东报》办起来”。

缺乏经费，同志要求财政拨付全部10万元的书记备用金；没有场地，同志亲自协调租用宁德军分区的旧军械库；没有人员，同志破格任用只有高小学历的福鼎县新闻科科长王绍据负责筹办……

两个月后，由同志亲自撰写复刊词的《闽东报》送到干部群众手中。当天召开的复刊大会上，全区9个县（市）记者站宣告成立，同志给各记者站站长一一颁发牌匾，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弱鸟先飞”“四下基层”“大念山海经”“因地制宜脱贫致富”等地委行署的决策部署传入千村万户，印入干部群众的心头。宁德终于甩掉了“闽尾巴”的形象。

1990年，同志来到福州担任市委书记，全市仅有的报纸《福州晚报》只有四开四版。报社和宣传部都有改扩版的意愿，同志和大家想到了一块儿，全力支持晚报变成一张对开四版的大报。第二年，同志要求《福州晚报》再次扩版，变为对开八版，并支持报社盖起了大楼。

改版扩版信息量大增，机关报的功能得到彰显，同时晚报的特色也得以保留，43%的自费订阅率，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同志都始终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立即批示。2000年9月14日，已经担任福建省长的同志在阅读《闽东日报》（原《闽东报》）反映宁德蕉城区洪口乡脱贫致富的通讯后作出批示，希望“全乡干部群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立足本地实际，坚持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尽快将昔日贫穷落后的洪口乡建设成为富裕兴旺的社会主义新洪口”。

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同志每天都要阅读《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常常到凌晨一点。一次，同志看到《解放日报》上有篇短文，写的是诸葛亮识人的“七道”，于是专门批给市委研究室，要求在起草党风廉政建设有关文稿时引用。

舆论监督工作在同志的心中分量很重。对实际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同志从不回避。在宁德，他大力支持媒体曝光干部非法占地建房问题；在福建，同志给东南卫视“记者行动”题词“做好舆论监督，反映百姓心声”；在浙江，同志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同媒体积极沟通，“闻过则喜”；在上海，同志要求市委和市政府全力支持舆论监督，善于集中大家意见，改进上海工作。

三、会当大局识与胆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神州，但乍暖还寒，人们的思想还受到种种陈规旧俗的禁锢。《正定县为有志之士敞开大门》一文诞生的过程，就是打破条条框框过多束缚的过程。

正定靠什么吸引人才，什么样的政策管用有效？同志专程找到《河北日报》记者李乃毅。李乃毅长期负责科技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报道，同知识分子多有交往。同志认真倾听李乃毅的意见建议，详细记录科技人员当时面对的各种困难、顾虑和期盼。

在全面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同志从政治态度、工作环境、利益分配、奖励机制、调动手续、生活待遇、家属安排、来去自由等9个方面，提出突破性的优惠政策。大到放开经营自主权、入股分配、利润提成、家属“农转非”、建“人才楼”、设人才服务处，小到生活上提供“全部细粮”、送粮到家、搬煤到户。其胆其识其略，至今仍令人敬佩。

“在‘左’的思想长期禁锢下，很多人对知识分子存有各种偏见。同志制定‘正定九条’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有胆识、智慧、担当和极大的勇气突破现行政策的制约。”李乃毅回忆说。

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暗潮涌动，思想舆论混乱。当年5月20日晚，宁德地区新闻工作会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

王绍据时任福鼎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他回忆，当时《闽东报》尚未复刊，地区也没有广播电视台，参会的都是宁德地区所属各县的县委副书记或宣传部部长、新闻科科长、报道组组长等。

同志开场明言：“当前要进一步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而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结合当前的形势来进行。”“新闻工作一方面不能抱残守缺，不思改革，对于各种呼声置若罔闻；另一方面又不能人云亦云，不加辨别地跟着各种思潮跑，没有一个界限。不然，就会乱套。”

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大局，同志阐述了新闻工作者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的问题，以及如何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关系问题、新闻队伍建设问题……娓娓道来，有理有据，有胆有识，厘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

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许一鸣得知消息，感觉意义非同寻常，立即专程前往宁德采访。很快，这篇讲话发表在1989年第7期《中国记者》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观点立场。

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大事面前要清醒、不糊涂，这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备的一个重要素质。同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具有娴熟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水平能力，越是关键重要时候越是重视发挥其作用。在宁德，同志加大正风肃纪力度，运用媒体达成共识，把难事、敏感的事变成干部群众积极参加的事。

在宁德市博物馆，我们见到了一份1989年3月29日的宁德地委文件——《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规定共12条，内容涉及不得营建私房、受贿索贿、安插亲友、干预人事、收受礼金、大吃大喝、公车私用、违规经商等诸多方面。

1990年5月，时任《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站站长的张铭清到宁德采访同志。张铭清了解到，1989年1月，同志主持召开地委工作会议，决定把查处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确定为惩治工作的突破口，在当地媒体上亮明地委的态度“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了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告知广大干部群众，将对全区占地建房进行全面普查，逐一登记，并将相关情况张榜公之于众，由群众进行监督举报。

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房的歪风迅速得到遏制，一批干部受到了处理，政治生态为之大变，广大干部群众交口称赞。199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张铭清采写的通讯《办好一件事，赢得万人心》，同时配发评论《锲而不舍无坚不摧》，赞扬宁德地区在清理干部违纪违法占地建私房中所体现出的“一竿子插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同志反腐的坚定立场和鲜明态度，不仅解决了宁德地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在全国也树立了样板，发挥了带动和促进作用。

四、锤炼新闻为富强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一年，13岁。谈起这段往事，同志曾深情地说：“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老师念了这篇通讯，几次都泣不成声……”他说：“这节课在我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对我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24年后的1990年，已是花甲之年的3位老记者再次踏上征程，倾情写下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夜读长文，感慨万千，心情难以平静，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发表在《福州晚报》上，“……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同志寄思殷殷、志向高洁、心系百姓的情感心愿力透纸背。

新闻舆论工作是国之大事。善于指导、管理、运用媒体，使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同志曾对福建许多干部说：“老书记项南说过一句话：‘不会运用报纸广播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这对我触动很大。”

善管莫大于身体力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给媒体撰写文章。同志留下了众多新闻作品，仅收入《新闻工作文选》的各类新闻作品就达123篇，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

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经常为《福建日报》撰写评论，有人统计，在他主政福建的5年间，共为《福建日报》撰写了25篇评论。

同志继承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闽东报》复刊，同志亲笔撰写发刊词，明确报纸的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并引用同志的话，要求“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

在河北正定，同志亲自召开由宣传部、报道组参加的专门会，直接给大家讲重点、出题目。

在《闽东报》，同志发表《滴水可穿石》的署名文章，提倡“滴水穿石”精神，激励闽东人民“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滴水聚成的涓涓细流，将汇成江河奔腾向前”。

善管重在指与引。在浙江，同志召开省委新闻宣传工作座谈会、看望中央驻浙新闻机构，给新华社浙江分社全体采编人员、其他驻浙中央媒体和省内媒体主要负责人作报告、讲省情，并对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为党为民、激浊扬清、贵耳重目”的12字要求。

在上海，同志专程前往中央驻沪新闻单位和上海各大媒体调研并座谈，嘱咐大家要综观全局、心系大众、勤勉敬业、耳聪目明。早在2007年的这次座谈中，同志就指出新闻工作要关注互联网和网络媒体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给新闻宣传工作、舆论生态带来的新变化，要求主流媒体对此“高度重视，绝不能等闲视之”。

善用莫过于借媒传声。2003年2月23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像往常一样到基层考察。他在调研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调研要实实在在，要有问题意识，不能大而化之。同志说，调研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五个字：一是“深”，要深入到农村、学校、企业，好的要看，不好的也要看；二是“实”，不能居高临下，要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细”，要问得仔细、问出究竟；四是“准”，力求准确；五是“效”，调研要有效果，没有效果不如不去。

和平常一样，这次讲话非常通俗易懂，看似十分复杂的调研工作，同志三言两语就点出要害，给人以很大启发。经记者记录整理，同志审阅修改，这篇《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的短评，在《浙江日报》头版以专栏形式推出“之江新语”。

从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同志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多数文章二三百字，最长不过500余字，语言简洁明快，观点敏锐清晰，形式生动活泼，讲道理浅显易懂，文风朴实，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或赞美表彰，弘扬正气；或批评鞭挞，斥责歪风；或分析道理，揭示规律，逐渐成为同志指导全省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受到浙江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2006年1月26日，同志在看望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驻浙编辑记者时指出，新闻宣传是否善于创新，是否能够做到常做常新，是其发展壮大、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关键。他指出：“新闻宣传创新，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喊口号上，要体现在具体文稿的撰写、修改和具体事件的宣传、报道上，要体现在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更新办报理念，丰富办报手段，突出办报特色，增强发展活力，提高新闻宣传的吸引力、感召力、战斗力上。一句话，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创新上。”

赖晗长期从事时政新闻报道，感到自己难以跳出老套路、旧框子，同志总是鼓励他“不要有顾虑，放手去做，多多创新”。赖晗记在心头，借鉴纪录片的手法，在时政新闻中跳出对着话筒一问一答的惯例，引入摄影机同步记录现场同期，使报道更加真实生动。

五、人民是根高于天

一切为了当地百姓，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同志关心、重视、善用新闻舆论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因。

赵德润写稿时，同志恳言：“不要写我，写正定的变化。”

在宁德，他要求记者和媒体多写、多登、多播反映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先进典型。

在浙江，他要求减少对省委领导的报道。省委办公厅作出规定，《浙江日报》头版只发两篇领导活动报道，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报道控制在千字以内。周咏南回忆说：“习书记自己带头执行，狠抓落实。他经常要求我们把金贵的头版版面更多地留给人民群众和基层典型。”

深厚的、沉甸甸的为民情怀激荡在同志的心中，始于初心，历久弥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同志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关心、厚爱既是他为民情怀的一种反映，其背后更是为民情怀的强大支撑。

《河北日报》原总编辑林放是同志的老朋友。1987年，林放带领记者到福建开会并采访。会议和采访结束后，林放专程到厦门看望自己的这位老朋友。

言谈中，林放告诉同志，自己到福建开会并采访，和当地的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既获得了丰富珍贵、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又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很有收获。

94岁的林放老人回忆说，同志听了他们的话以后，称赞他们做得好。同志还引用同志的话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你们深入到生活当中，沙里淘金、见璞识玉，有了真知灼见，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了。要是你们离开了基层，离开了生活，新闻作品就没有了生命。”

同志说：“事实证明，写出好的新闻作品与深入实际占有事实的关系，就好比鸟的翅膀与空气的关系那么重要。鸟的翅膀，无论多么完善，如果不依靠空气的支持，就飞不上天去。事实就是记者的空气，不深入实际、占有事实，记者就永远不能腾飞。”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同志不仅这样要求，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新闻工作者做出了榜样。

在正定，同志经常把县里唯一的一部吉普车留给老干部用，自己骑自行车穿梭于冀中平原，1000多个日夜，足迹遍布正定县25个公社、221个大队。

1998年4月24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再次回到宁德。早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他就关心世代在海边生活的渔民。这些渔民依靠打渔为生、岸上居无寸土，一家老小、子孙几代都生活在“连家船”狭小的船舱里。同志曾向省里打报告，希望彻底解决连家船民的贫困问题。1997年，省财政拨下专款，为连家船民在岸边新建住宅，使世代住在船上的渔民实现了上岸的梦想。

此行到宁德，同志就是专程过来看看，渔民的房子是不是建好了，连家船民们是不是上岸了？宁德的连家船要集中在霞浦县盐田乡，同志叫上《闽东日报》总编辑王绍据，几个人轻车简从，一同前往。

同志和王绍据到了盐田，看到岸边新建整整齐齐的房屋，但却空无一人，船民们还是呆在自己的船舱里。“船民们为什么不上岸？”同志不解地问道。王绍据说：“船不好进，我进去代你询问，或是请船老大上岸了解。”同志笑道：“还是我自己来吧。”

连家船的船舱低矮，身材高大的同志两只手趴在船上，才勉强进去。船老大见到外人，以为来了生意，很是高兴。听到同志说明来意，船老大叹了口气：“岸上的房子是漂亮，但我们搬上去，又在哪儿种菜、去哪儿养猪呢？”

“扶贫工作一定要实打实，要让连家船民人在岸上、心也在岸上。”从船老大那里出来，同志十分感慨。5个月后，在福安主持召开全省现场会，彻底解决了连家船民上岸后的后顾之忧，23000多名连家船民真正上了岸，全省最贫困群体的生活难题划上了句号。

“为官要知民之痛”。人民的事，在同志心中是最大的事。无论走到哪里、在什么岗位上，同志永远挂念着百姓的冷暖。

离开宁德后很长一段时间，同志一直都阅读《闽东日报》，关注着群众的脱贫情况。2000年末，该报记者采写了一篇反映城南镇莲峰三村群众生活困难、交通不便的内部报道。同志看到后作出批示，要求宁德市委、扶贫办、老区办核实情况，“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扶持”。随后，政府投入100多万元修通了莲峰三村通往外界的公路，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同志说：“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情到深处，大地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