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是哪一年(民国三年是哪一年,一元银币值多少钱)

三年签字版袁大头多少钱一枚

三年签字版袁大头银元的市场价格究竟是多少钱一枚呢？这算是我国古钱币收藏市场中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了。在坊间对于三年签字版袁大头银元市场价格的传言更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一枚银币仅价值千元至万元之间，也有传言所一枚可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那么其银币的市场价格究竟如何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袁世凯像三年壹圆签字 NGC SP 65 ，估价： USD 150000-300000，成交价格： USD 504000

首先从古钱币收藏市场中的整体发展情况来看，目前不论是三年所铸造发行的签字版袁大头银元，还是其他版别的袁大头银元，其钱币的市场行情都处于上涨的阶段，其银币的市场价格也有不同幅度的涨幅。再加上其钱币本身就含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与文物的收藏价值，使得不少收藏者们都认为袁大头系列钱币，是我国古钱币收藏市场中的一匹“黑马”。 而一枚钱币的市场价格究竟为多少，自然是要根据其钱币的年份以及稀有程度综合来看，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2:袁世凯像三年壹圆签字版 NGC SP 61，估价： JPY 2000000，成交价格： JPY 46575000

三年签字版袁大头银元，是我国银元收藏市场中最为珍贵的一枚银币。其钱币不同于其他银元的是，在其袁大头像的右侧还篆刻有“L.GoRGi”的竖列英文字样，此枚钱币的市场价格也同样高于其他银币，其市场参考价在四百万元左右一枚。此版别的袁大头银元之所以会有如此之高的价值，除了其钱币自身所含有的艺术性价值以外，更加重要的是因为其钱币的性质与其他袁大头银元不同。三年签字版袁大头银元，归属于样币的一种，在当时也就一共试铸了一千多枚，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的银币并不多见。

3:袁世凯像三年壹圆签字 NGC SP 61，估价： RMB 500000，成交价格： RMB 1782500

三年造的签字版袁大头银元该如何去辨别其真伪呢？首先作为收藏者们，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所收藏的袁大头银币，为一枚真币。其原因是因为只有确定为真币，其后面的鉴定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其次，收藏者们需要从签字部分入手。在真币的签字上的笔画是非常细微并且十分贴近钱币的齿廓，字的大小也仅有四毫米左右。最后需要收藏者们去观察币面上的国号。在签字版袁大头银元中，中华中的“华”字的起笔要比普通版别的袁大头银元的字样粗上一些，这是在国号上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收藏者们需要留心观察。

4: 袁世凯像三年壹圆签字版 NGC SP 60 ，估价： USD 100000 - 200000，成交价格： USD 198000

袁大头银元作为我国的“银元之宝”，是我国千年历史长河中，所发行使用过近千种币制中流传面积最广，范围最大，对我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枚银元。同时，袁大头银元的出现，也是我国近代币制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在我国近代币制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其银币不仅有着较高的市场价格，更是有着较大的升值空间。但即便如此，作为收藏者的我们，在其收藏的过程中仍然需要注意银币存世量、品相等问题，切不可盲目收藏。

光绪三年和1943年荒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7个不同！

郭振德是我村的富裕户，家存粮食不少。他看到荒年将临，将一部分粮食藏到自己家的地洞里，另在马作姐姐家放了几石，在恩村闺女家放了几石，又在焦作粮食坊存了几石，他自己认为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度过荒年了。

谁知1943年春，皇协军营部住到他家，把他赶了出来，地洞里放的粮食不能用了。往马作姐姐家取粮时，姐夫王法喜说：“你放的粮食，俺家吃了，将来一定还你。”到恩村闺女家取粮，闺女说：“我当你用不着哩，我们先用了，明年丰收，保证还你。”他到焦作粮食坊取粮，粮食坊掌柜说：“粮食坊存放的粮食，全被南厂皇协军司令部查封了，你只要能到南厂司令部开个条子，我一定一粒不少的还给您。”郭振德虽到处都放有粮食，但结果都没有要出来，最后老两口还是活活地饿死了。

三十二年（1943年）年冬，京里村的19岁农民千俊峰赶马车从寺河村（今属焦作市百间房乡）卖煤回来，行至卧龙岗村时，遇到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坐在路边。这姑娘一见马车到来，便招手示意想搭一段路。千俊峰就叫她上去了。

姑娘坐稳后，一边感谢俊峰，两只眼还直盯着车上的装馍口袋，看样子最少也有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千俊峰看出了这姑娘的心事，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个火烧给了她，并和她开玩笑说：“你吃了这个菜饼，就得跟我回家，以后咱们一块过日子，你说行吗？”

这姑娘一边大口大口地往下啃，一边看着俊峰说：“只要你叫我吃饭，我情愿一辈子跟你过！”车到县城西关停住，千俊峰让姑娘下车，她贵贱不肯，于是两人便吵了起来，招来了好几个人前来围观。只听姑娘说：“说好了让俺给你当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没出半晌又变卦了，那咋会中哩！”

千俊峰十分难为情地说：“我..….那是句玩笑话，谁知你就当真了！老天爷呀，我连自己还养活不住，哪能养得起媳妇啊！”后经众人好言解劝，最后千俊峰又为那姑娘买了一点吃的，这场风波才算了结。

三十二年（1943年）是继清朝光绪三年大灾荒年以后的又一个特大灾荒年。这次灾荒从三十年（1941年）春季开始，至三十二年（1943年）夏季结束。经历了旱灾、蝗灾、水灾和匪灾，整整两个年头秋麦未收，使博爱县人民遭受沉重灾难，饿死百姓不计其数。真是饿殍载道，遍地尸骨。

三十年博爱遭了旱灾，禾苗枯萎，颗粒未收。农民都盼望着秋季有个好收成。谁知秋禾到了吐缨挂穗的时候，忽然来了蝗虫，遭了蝗灾。蝗虫，当地人称它为“老飞头”、“大蚂蚱”。它比一般蚂蚱体格大，身体有5~6厘米，体围像手指那么粗，成群结队，长途飞行，危害极大。

当年秋天到我县时，远看好像一大片乌云，腾空而来，到了近前却是遮天蔽日，使人看不到天空。“唰”的一声落在清化火车站的列车上，将四五十节的客车车厢覆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车厢的本色；落在禾田里，几十亩玉米田一下子被吃得光秃秃的，只剩下玉米秆。

起初，人们根据传统观念，认为蝗虫是神虫，所以在田里大把烧香，磕头祷告，祈求保佑禾苗。谁知蝗虫越来越多，越吃越凶。人们见祈求无效，便起来扑打。无奈蝗虫太多，扑打也无济于事，万亩秋禾很快被吃个精光。

次年（31年）春天，麦苗长势很好，麦子到了灌浆期，突然蝗虫又来了。这次蝗虫来得更凶，飞在空中遮天蔽日，一望无际，落下来覆山盖地，遍地都是。天上飞地下落，从树干到树梢，从墙壁至屋顶，密密麻麻落满了蝗虫。方圆5里的清化城无处没有蝗虫，人们走在路上撞头磕脸，蝗虫直往身上扑，吓得鸦飞雀散鸡躲狗藏。这些蝗虫落在麦株上不吃叶不吃茎，专咬麦脖儿，使亿万株嫩绿的麦穗顷刻落满了田野，失望的农民仰天号哭。

当年秋天，阴雨连绵，整整下了40天。山洪暴发，清化城的西门、东门、北门都进了水。东北门外洪水漫过了3米高的道清铁路，波涛滚滚向东南方流去。东关的房屋全都坍倒，大秋作物有的被水冲走了，有的被淹死了。农民再没有什么可指望了。在这样严重的自然灾荒情况下，日本侵略军还提出了“宁教饿死一万个老百姓，不让饿死一个兵”的口号，于是驻地的皇协军、。警备队数千人马纷纷进入农村，到了老百姓家里吃熟的拿生的，明着要粮款，暗里抢财物。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有的寻死上吊，有的投井自尽。农民们死的死，逃的逃，大好的农村成了十室九空。百姓逃走了，匪徒们便扒民房卖木石，把农村糟蹋得一片凄凉。

（一）逃荒要饭

人们生活不下去了，大批难民妻离子散，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去了。市场日渐萧条，许多商贩因赚不来吃喝，亦流落为饥民逃荒走了。

清化城内三街的居民梁聚义，是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男子，在街上开了一个小杂货店。他的母亲梁樊氏在家里帮人做针线活，多少也能得点报酬。弟弟梁白狗是一个11岁的孩子。一家三口人，生活虽不十分宽裕，但亦可凑合。博爱遭灾后，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粮价飞涨，白面由每斤7角涨到3元5角，赚钱少花钱多。不多时小店便开不成了，一家人坐吃山空。无奈何，梁聚义撇开了娘亲和弟弟，独自逃荒走了。他的弟弟白狗被饿得直挺挺地躺在破床上，连翻身的气力都没有了，母亲坐在儿子的身边，看着快要死去的孩子痛哭流涕，惊动了邻屋的程大娘来看望，抚着孩子的头说：“白狗！白狗！你醒醒，别让你妈哭。”

孩子微微睁了睁眼，少气无力断断续续地说：“妈，别哭，我不死，我没病，只是饥，吃点东西就好了。”这几句话不但没止住他妈哭声，倒引得程大娘也哭了。

梁白狗死了。没过几天，他的母亲梁樊氏也饿死了。

（二）抓嘴吃

饥荒年很少有人坐车，清化城内二街的人力车夫苏大个子失业了。他饥饿难耐，在街上转来转去，发现有个人在买红芋，便悄悄地站在那个人的身后。那人只买了一小块熟红芋，刚付了钱，拿起红芋正要往口里送，苏大个子突然伸出手来夺了红芋就跑，边跑边吃。那人在后面紧紧地追赶。捉住他时，他已经把红芋全部塞进嘴里去了。那人无可奈何，狠狠地打他一顿。

街上抓嘴吃的人很多。可是，像苏大个子这样偶尔幸运能够抓到些东西吃的却极少。可怜他们身上无衣，肚内无食，冻饿而死的不计其数。有的跌死在道上，有的饿死在屋檐下、墙根边。街头巷尾及偏僻的地方，经常发现饿死的尸体。

当时商务会在七街二郎庙内放有草苫，生起火炉，办起避寒所，让灾民们避寒。死在避寒所内的也不少，每天都要拖出去数十具尸体。苏大个子也死在七街二郎庙内。

（三）抛儿弃女

三十一年冬至三十二年春天，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当时我住在三街小十字口临街的房子里。在寒冬腊月的夜里，一阵凄惨的小儿哭声将我从梦中惊醒。小儿哭得声嘶力竭，嗓音沙哑地喊道：“妈妈！快来抱宝宝吧！……”

我不禁惊叹道，呀，又有人抛儿了。

那时经常有人抛儿弃女。那些朝不保夕的灾民，自知养不活儿子，将儿子送与他人又没人肯要，便趁着天临明时，将孩子抛在街上，期望有人收养孩子，让孩子逃条活命。若在白天抛儿，怕被人发现，自己走不脱。

天亮了，孩子的哭声引来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么冷的天若没有人收养，准把孩子冻死！”可是谁也不敢将孩子抱走，怕抱起来难以抚养。

这时恰好水烟公司的经理毋戴辰从这里经过，大家便求他救救这孩子。毋经理只好写了个条子，差人将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设在城内七街的三灵侯庙内，是商务会负责向城内各大商号募捐开办的慈善单位。起初是发现孤儿就收，后来见孤儿多了，院内收容不下，只好改作没有头面的人介绍，院内不再接受。

进了孤儿院的孤儿也是死亡的多，存活的少，经常往外扔死孩子。

1945年八路军解放清化时，孤儿院内还有30多个孤儿。博爱县抗日政府派郎主任接管了孤儿院。1946年进攻博爱县时，孤儿院也转移到山上去了。

（四）草根树皮皆为食物

我的舅舅陶占元，家住南关村，务农。农闲时到粉房去帮工当粉匠。他30岁，身体健康，走起路挺有精神。32年春天，他到我家来却拄着一根棍子，一步一拖地走着，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母亲见他饿成这般模样，不禁伤心落泪，问道：“一冬天没见你的面，不知你是怎么过活的？”

舅舅叹了口气道：“难啊！农业一遭灾，农家没粮食，手中又没钱，粉房也停业了，帮工的人有力无人雇。少吃没喝饥饿难忍，只好吃草根吃树皮。饥民们你也挖我也刮，互相争夺，树皮草根也成了难得的食物了。有的地方人们把雁屎、观音土都吃了。为了填肚子，那些不是人吃的东西人都吃了。”他卷起裤管说：“看，这是吃草根树皮的结果。”他瘦得像根枯柴，小腿和双足却肿得挺粗。这是灾荒年特有的病症——浮肿病。

他接着说：“春节时，本想来拜年。可是想到都是少吃没穿的，见了面心里都不好受，所以没来。今天我成了这般模样，死在旦夕了，咱姐弟们见过一面，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面……”爸爸苦着脸一直没说话，听舅舅说得如此伤心，不由抹着眼泪说：“老天要收这一方人，谁也没办法。苦苦地熬吧！熬一天算一天，谁能熬过这个春天，就是活神仙！”

集市上那些京装杂货、绸缎布匹、油盐酱醋都成了冷货，终日里冷冷清清盼不到一个顾客。那些投机商人从上海运来的榨过油的豆饼卖2元2角一斤，干曲曲菜卖5角一斤。这些过去市场上少见的东西却成了热门货，顾客盈门。爸爸给舅舅买了5斤干红薯秧，送舅舅走了。

牛庄村地处太行南侧，属丘陵沟壑地区，西距焦作5里，东距修武县城50里，归属修武县第四区管辖。和修武县各区各乡一样，牛庄1942年也遭遇了大灾荒。

大灾荒是由以下这几个原因造成的：

一、由1941至1943年，雨水短缺，连年歉收，群众积余多已消耗殆尽。

二、蝗虫为灾，大秋绝收。1942年、1943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嗡嗡作响，遮天蔽日，麦子谷子全部吃光，大秋绝收。三、差捐频仍，到处抢粮，也是造成这次灾荒的主因。

因连年不收，群众生活困难，而城里的日伪修武县公署，日伪焦作矿区行政委员会、皇协军、杂牌队、地方团队，仍是差捐频仍，有增无减。他们进村撞开门后，不仅抢走你的粮食，牵去你的牲口，还拿去你的贵重东西和衣物。有时进到农民家里找不到粮食和其他财物时，即把你捆绑起来，吊到梁上，用棍打，用鞭抽，再无口供，就用烧红的火炷往身上烙，直到你说出粮食、东西放的地方，把你的粮食、东西全部拿去为止。

在这种苦难的岁月里，群众叫苦连天，认为地方团队比土匪还厉害。皇协军杨舟文团，当时驻在由当阳峪口至山门河口山上各碉堡内，士兵每天到山下农村游逛，见到谁家有一升半碗粮食，也要给你拿去。群众真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了。

1943年春，我村除郭振义一户未曾离开牛庄，有20余户迁至焦作、百间房、恩村、马作、墙北等村亲戚家居住。其余50余户，均都携家带眷，逃荒外地了。

粮食是宝中之宝，在荒年中最易体现出来。郭仪门前的2亩庄基地，平常年景，你给他20石麦子，他也是不卖给你的。但在1943年春，仅用了一斗麦子，他就全部卖给郭宪了。

郭振德东南河的10亩地，人称“粮食囤”，每年只要能下两次雨，秋麦两季，每亩保证能收千余斤。平常年景，你给他粮食再多、钱再多，他也是绝对不会卖的。但1943年春，焦作一个工人仅用了3斗粮食，即将这块地买走了。

费劲背一张桌子，或一张床、合门、一根檩条，到焦作大街上卖，所卖的钱仅能买几碗丸子，几个烧饼，贵了就没有人买。人是最便宜了，只要你管他吃饱，七八岁的小孩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就会跟着你走。衣服、书籍、农器家具，就更不值钱了。荒年期间，我村卖什么的都有，有卖宅基的，有卖土地的，有卖柿林的，有卖梁檩木石的，有卖桌椅板凳的，有卖衣物书籍的，总目的是换些吃的。

村人街上碰面，因少气无力多不言语，仅以目传情，即很快走开。到大街买吃时，需要特别小心。不然，会被抢馍的给你抢去了，有些跑得很快，你根本追不上他。有些纵然追上了，他骨瘦如柴，一推就倒，你对他也无可奈何。

我村郭景清原是个胖人，1942年冬，我在村上与他见面时，他因缺吃少喝，已是骨瘦如柴。1943年春，我在山上碰到了他，他已全身浮肿，头大如斗，连他的眼睛也看不到了。过了几天打听他时，说他一天往焦作买东西，正走路时，一跤跌倒，就死到路上了。

郭景流的爱人，因饮食不足，奶不够孩子吃。小孩每日哭号。大人没有办法了，于夜间将孩子放到路上，等候有人拾去。天明往看时，孩子果然不见了。究竟是有人抱去了呢？还是被其他野东西吃掉了呢？至今谁也不清楚。

郭景新老两口饿死在大墙北村闺女家后，儿子、侄子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抬了回来，放到郭家老坟。孩子们因少气无力，挖了一个浅坑，即将二老埋了。清早往坟看时，墓被野狗扒开了，尸体被撕得不成样子。

郭景禄一家三口，逃荒徐州。到达目的地后，郭景禄得了重病，在爱人的照料下，病情稍有好转。一天，爱人与郭景禄商量说：“你病已有好转，但需好好调养，咱们分文没有，拿什么东西来调养呢?咱们再这样站在一起，不想办法，停不了多久，非都饿死不可。我看不如我带孩子，找条出路，换些钱来，诊治你的疾病和调养你的身体，将来荒年度过了，咱们再想法子团聚。今后如有人问到咱们的关系，你就说你是我的哥哥。”没几天，爱人找到了地方。离别时，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就这样，好好的一家人，被拆散了。

许法义是我村一家小殷实户。他常在饭场夸耀说：“三年不下雨，也饿不着我许法义。”1942年冬，一天夜间，修武地方团队突然进到他家，把他捆绑起来，吊到梁上，一阵非刑吊打，逼他说出粮食存放地点后，一夜之间将他放的黑白粮食一粒不留的给他抢光了。1943年春，除他独生子许安朝，饿得奄奄一息，依仗亲友帮助，逃荒山西大同煤矿外，一家十余口，全都饿死了。

我村孔兆书，态度和蔼，办事公正，全村男女老幼都尊敬他。1943年春，因村里实在住不下去了，只好全家搬至马作村大闺女家居住。一天，回牛庄取东西时，突被岗庄村驻的皇协军顾尚俭部逮捕，押到岗庄村一个又潮又湿的红薯窖里。

孔兆书的孩子孔宪勤央人前往保他，营长顾尚俭说：“只要把他家喂的一匹马牵来，我即将他放回。”孔宪勤把马交给说事人牵给他后，顾尚俭又说，“我本想放人，但团长不允，非让再送十石麦子不可。上级命令，我无可奈何。”

孔宪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借遍了所有亲戚，只弄到三石麦子，又来人前往说项，顾尚俭说：“先将粮食送来，我尽量向团长说情，或者可以放出来的。”说事人把粮食交到营部后，一连往岗庄村跑了几天，不是说他出差，就是说他开会，再见不到顾尚俭了。

一天，说事人又往岗庄，在村里碰到一个岗庄村人。他问：“牛庄亲戚，你们常往这里来干什么？”说事人说：“我们是来保孔兆书的。”他说：“早几天我由徐州回来，被我村驻的皇协军抓住了，他非让我到我村一个红薯窖里，把一个死去的犯人弄上来埋掉。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吊了上来，背到南地埋了，看样子，可能是您村孔兆书。我同你们先到南地看看坟墓，你们回去后，再叫上他的家人来此认认尸首，我埋得很浅，很快就会刨出来的。”

说事人到马作将详细情况告诉孔兆书的家人后，他的爱人同孩子孔宪勤来到岗庄村，刨开墓堆一看，正是孔兆书。他们大哭一场后，将孔兆书又重新埋了起来，返回马作了。皇协军图财害命，是多么的狠毒呀！

1944年夏，麦子大丰收后，牛庄村人大部返了回来。根据当时统计，这次灾荒，我村一共饿死了400多口人，占我村人口一半以上（荒年时我村70户，700多口人）。死亡绝户的21户，卖儿卖女的23户，卖男孩子7人，女孩子16人。

我村郭敬体老先生，1944年时，已经80多岁了。他经常在饭场给我们说：“我一辈子经历了两个三年”，一次是光绪三年，再一次就是1943年荒年了。这两次‘三年'虽然都是饿死人年景，但却有以下很多不同：

（1）光绪三年，社会秩序安定，家中有点粮食，还能吃到嘴里；1943年就不同了，山上有杂牌队、地方团队，山下有日本人、皇协军。黑夜抢，白天夺，一升半碗，也要给你拿去，有粮既不敢露，也吃不成。

（2)光绪三年，咱村50来户，300多口人，逃荒回来统计，饿死100多口；1943年，咱村80余户，700多口人，逃荒返来统计，饿死400多口。

（3）光绪三年，咱村无死亡绝户的；1943年，死亡绝户的即达21户。

（4）光绪三年，虽多数人都往外地逃荒了，但家家户户都留有看门的，逃荒回来，农器、家具全无损失，种地没有困难；1943荒年，除一户没逃外，其余男女老幼都逃荒了，农器家具损失一空，种地时，都受难为不小。

(5）光绪三年灾荒，是由天久不雨、连年不收造成的；1943年的灾荒形成，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6）光绪三年，只要手中有钱，能到外地购粮；1943荒年，日伪铁路警务段处处掣肘，不让购粮运粮，当时的人也无钱往外地买粮。

（7）光绪三年，清政府有时还在县城设点，放粮救荒，救济灾民；1943年荒年，日伪政府，根本无此措施。

因此我说，1943荒年与光绪三年荒年相比，其惨状有过之而无不及。”

光绪三年后，在老人的谆谆教诲下，家家户户都知道俭省节约，储粮备荒，但时间一久，人们都忘记了。1943荒年后，人人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性，俭省节约，储粮备荒的好习惯又恢复了。

三十一年（1942年），庞屯村17岁的农民崔广烈为糊口，伙同本村的马保成等几个人，从获嘉县的江营村担小盐到武陟县的小高镇去卖。一到镇上，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倒在路边，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该姑娘一见有人到来，便用乞求的口气时断时续地说：“只要哪位大哥给我买碗面条吃，我就跟您回家过日子！”由于他们这几个人自身难保，而且家里的老小还在饿着肚子，看了姑娘一眼，便挑着盐担直奔集市而去。等把盐卖出，回家路过此地时，这姑娘已经被活活饿死在这里。

三十一年(1942年），葛庄乡东新庄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全村的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的进出，均得像狗一样的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还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副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三十二年(1943年)冬季的一个清早，小纸坊村农民赵三杰，在县城西关的马路边看到被冻死、饿死的人有30多个，大部分是小孩。其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双臂搂着卖杂碎的锅台坐地而死，浑身布满了白霜，其状惨不忍睹。

青黄不接的时期过去了，麦浆灌满了仓，籽粒饱饱的，虽然还不成熟，已是可以吃了。舅舅给我家送了些碾馔来，高兴地说：“好了，有救了！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再饿死人了。可是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饱，太饱会伤人的。有的人长时间没有吃饱饭，猛然见到了粮食，便高兴地痛痛快快吃个够。吃得多了一喝水，麦子膨胀起来却把人撑死了。”

麦子熟了，饥民得救了！可怜有许多饥民和亲手种麦的人却没能看到这丰收了的成果！

《修武：大灾荒时期的牛庄》郭景道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博爱：灾年见闻》樊秉泉 原载于《博爱文史资料》第8辑，1993年

《获嘉：灾荒年轶事》周长安 原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