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配天(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从周公到邓公：以德配天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儒家思想曾经长期是我国的正统思想，既是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民间社会普遍奉行的正统生活思想。我们常常说的文化自信，与儒家思想文化是无法分开的，没有儒家思想的文化自信，就不是中国的文化自信。

过去，佛家和道家思想在官方和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像模像样地登上大雅之堂，没有成为正统指导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经历数千年的演化，走过几个重要的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简要看看：

儒家思想发端很早，大约在夏朝关龙逢时代就已有端倪。后来，经过周公姬旦等西周政治家的进一步演绎，到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年）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算是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百家的一员，这是儒家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正式开始。

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初年，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正式发端。周公等人认为，人君能握有天下，是来自上天的眷顾，没有上天的安排，人类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上天安排君主代天巡狩，在人间抚育万方。

为了回报上天恩赐，君主必须以德治国、以德修身，敬畏祖宗、保育臣民。德在位在，无德则会被上天抛去。这个思想起步很高端，理论基础也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的眷顾与否勾连在一起。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德配天”，此后儒家学派所有的主张、解说都是围绕以德配天展开的。这时候的天是神秘的，是与人世间不同的，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

大约过了五百年，先师孔子和他的弟子继承前人的学说，围绕以德配天这个核心思想，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学派形成之初，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精细，但是他们把学说的框架和脉络已基本理清。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不过，这些经典著作并不像今天的学术论文那样条理清晰、结构分明，它们基本是语录体，鸡零狗碎地这一句那一句，有时还会重复，有的还举例子、讲故事。好在，它们的中心思想比较突出，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件事，就是如何以德配天，即：如何正心？如何处事？如何成才？以至达到天人合一。

围绕这三个方面，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出了最核心的内容：“仁”。孔子把周公“德”的概念解释成“仁”，所谓仁德仁德，仁和德其实是一个意思。在孔子看来，仁是根本，仁者爱人，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样才能成功，才能走得更远。光爱自己不爱他人，是走不远的，最终也是不会成功的。

孔子讲的“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一个是恕。这里的忠，不是忠君的意思，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也不是饶恕的意思，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看似好理解：一个人想要成才成功，就要理解别人、支持别人成长，自己才能成才；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际上，这两句话在操作上没有那么好把握，不好操作，姑且算是鸡汤。因为，到底“什么是自己想要的东西，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还没有说清楚，没有讲具体的界定办法。

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因为它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具体的成才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单来说一下：

明明德，修养自己的德性；亲民，接地气地与人和谐相处；至善，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格物，积极参与实践；致知，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诚意，诚恳的态度做人；正心，端正自己的心态；修身，修养好自己的心性；齐家，把自己的家庭关系搞好；治国，先治理好自己的小诸侯国；平天下，为天下太平做出贡献。

这个路径显然得到后世很多人的认同，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不衰。后世儒家思想的各种流派，都无法绕开这个大路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一说约前385年-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鲜明地涉及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了，他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在荀子“三纲领”“八条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到了成才的具体办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流传甚广，被认可是人成才的基本方法，给后世很多启发。“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至苦寒来”“自古雄才多磨难,纨绔子弟少伟男”“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在孟子看来，人先天善良，配置完备，通过后天的努力，久久为功，人人都能成才。通过坚韧不拔地磨炼意志，身体力行参与艰苦实践，人更容易成才。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也是人，性本善，应该按照善的标准去行政，行仁政，造福千千万万的民。这算是人心向背思想的启蒙了。

接下来的荀子（公元前 313年-公元前 238年），继承孔孟的优秀成果，进一步主张以德服人，提出了“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对孟子人心向背思想的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算是儒家对君主的一种恐吓，让昏君不敢过度残害人民，否则会被人民推翻。

早期的儒家思想多是劝说性的，并无很规范、很系统的教科书。但是，有悟性、有实践经验的读者往往都能发现：孔孟的学说总体是健康的、宽广的、博大的，他们的思想展现的人格也是健全的，对人的品行要求也很端正，符合人本主义精神。

只是，他们的思想没有通过文字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所以一般人理解起来会云里雾里，难以通透穿透，就像佛家说的“真法不能说”，也像道家说的“大象无形”。

西汉初年，由于之前连年战争，民生凋敝已到极点，汉高祖刘邦登基时，长安城内竟然找不出四匹颜色相同的马。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建议，与民休息，不折腾，历经60余年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

到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56年-前87年）时，汉朝的国力已经得到恢复。汉武帝不想继续无所作为，他采纳了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要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必须强化皇权。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两个主要思想：

第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观念早已提出，前人虽然认为天与君王存在某种道德联系，但还只是笼统的表述。君权神授的目的是为了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这在当时确有必要；但是，皇帝的权威树立后，若是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而胡作非为，大臣怎么应对？

董仲舒因此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说人与天是有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如果不好好履行职责，上天就会以各种灾害警示，皇帝就要反省，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最终天厌其德，抛弃你而选择其他人当皇帝。

这种学说有科学依据吗？真没有。有道理吗？的确有。比如，治下某地一旦有雷雨冰雹、地震蝗灾等灾害发生，大臣们就可以借题发挥，以此劝皇帝自省，劝皇帝要改正某种错误，不然会遭到天的报复。如果皇帝一直没什么错误呢？反正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如履薄冰。背心当胸罩，有警示总比没有警示好。

天人感应学说是对荀子“君舟民水”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确有积极意义，主要作用就是威吓皇帝，让皇帝不要干坏事，否则会遭到天谴，失去皇位、失去江山。天人感应对皇帝适用，对普通臣民也适用。

二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主要是为了确立家国的内部秩序。皇帝，是臣民的表率，是臣民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表率，是儿子的纲领；丈夫，是妻妾的表率，是妻妾的纲领。

这样规定，目的是要分清主次，不能乱套，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是平等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主宾关系，主次关系，但不是人身依附关系。处在上位的君、父、夫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带领臣民或子女、妻妾，搞好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君臣同心国运昌，家和万事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的位子在这，他的位子在那，各就各位，定分止争，国家秩序和家庭秩序就不会乱了套。之前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董仲舒却说君为臣纲，其实这看似反其道而行之，实则殊途同归。主张君为臣纲，突出君主该有的地位和责任，有利于内部团结，凡事都要有个主宾或主次。

“五常”不是五常大米，也不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基础扎实，维度更为周全。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其实，虽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各派的思想并没有彻底消亡，它们的精华思想此后或多或少都融进了儒家，除了道家和后来的佛家保持了相对独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积极吸收儒学的有关精神，加速了本土化进程，大行其道。南朝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他。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扩大。唐朝初年，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大文学家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但势单力薄。儒学大复兴是从北宋开始的。此前的儒家学说，主要是政治学说，在逻辑体系上并不是很周密，认识论上也不是很优秀，自圆其说上也不算很完美，而程朱理学，将其进一步哲学化，首次在认识论上达到自圆其说的高度。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我觉得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算一个，但主导“熙宁变法”的王安石（1021年-1086年）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周敦颐是祖师爷，他的《爱莲说》代表了他的主张：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高洁、品味、高端、精英。但是不接地气。

他们融合佛家和道家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到南宋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

1. 天理是为人处世的唯一准则。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有个原理，有个机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

天理表现在人间的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你仁就是天理，不仁就是没天理；你义就是天理，不义就是没天理。等等。他们把孔孟等儒家先贤的思想歪曲化、教条化、经验化、神圣化，后人无需改动，遵照执行好就是了。

朱熹眼中的“天理”，其实就是思想的终结，文明的终结，后人没有必要再发展，也不会再发展了。这意味着对儒家思想发展按下了终止键，这对儒学的发展是一次要命的重伤。进一步说，这对先贤开展新的思想探索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朱熹的这个理论，违背了《大学》提到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违背了与时俱进的基本观点。

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怎么去认识天理呢？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向外寻找知识，由外及内，才能逐步丰富知识，认识先贤总结的天理。

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一一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学习不知道，不实践不明白，事非经历不知难。但学来的、实践来的认识，必须要和先贤的理论、封建纲常法则吻合，否则就是离经叛道。

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儒家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狭隘的天理，举个例子说，吃粗茶淡饭是天理，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忠君是天理，否则是大逆不道。

他们要将人的欲望消灭，如果人人都没有欲望，都无欲无求，那么社会就秩序井然，天下就长治久安。程朱理学还有个特点，特别强调气节，不退让、不妥协、不变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人要想成才，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认识天理，按照天理的标准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有奇思乱想，规规矩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有尿先憋着。

此外，他们还热衷提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似振奋人心，宇宙无敌，实际一文不值。试问，古往今来谁又能做到哪怕其中之一？一点都不可能做得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久久为功，与时俱进，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才是根本之道。当年秦皇嬴政计划建立赢家的万世江山，自命秦始皇，却不曾料想是二世而亡。

朱熹的学说刚出来时，就受到一些清醒人士的批评。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与朱熹是同时代的人，他担任南宋宁宗宰相时，对朱熹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打击，韩侂胄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歪理邪说，是邪教，禁止传播，牵连甚广，史称“庆元”。后来韩侂胄因主导“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死。

此后，朱熹的学说又开始流行，到宋理宗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宋理宗的“理”，就是来自程朱理学的理，求仁得仁也好，求不仁得不仁也罢。

韩侂胄后来成为《宋史》里的奸臣之一，因为《宋史》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编写的。我查了一下百度，韩侂胄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了，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只是这个评价来的晚了些。

南宋另一位名臣崔与之，干脆指责朱熹以学术杀天下后世。

从元朝开始，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元朝是少数民族第一次入主中夏建立的朝代，猪八戒吃人参果，还没弄清什么情况就被明太祖朱元璋赶回沙漠。

继元朝之后建立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受程朱理学影响最大、受害最深的一个朝代。终明之世共276年，坚持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史称刚明。

后世许多学者乃至普通历史爱好者对此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傲。殊不知当时人口众多的明朝，除了保障了朱元璋部分子孙的荣华富贵，其余乏善可陈，积贫积弱的明朝最终将汉人的江山拱手让给少数民族满族，导致华夏族再次整体沦为异族之手。说到底，程朱理学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认为天地万物的机理原理都在人的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1472年－1529年）继承丰富了陆象山的学说。后世称这一学派的学说为陆王心学，也叫阳明心学。

王阳明出生在权贵之家，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的状元，其人天赋极高，文武双全。曾作为主帅扫平南赣匪患、平定江西宁王之乱，干成了很多大事。他认为，社会的根源是人的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去除人的心中之贼，才能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围绕这句话，王阳明进行了一系列阐述。阳明心学主要有三个方面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一是心即理。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友人指着岩中的野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简单理解一下，山野的一株花，千千万万野花的一员，当你没有看到它时，它只是寂静地藏在你内心深处，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个花的样子，只是你没有通过亲临其境察觉到，但不妨碍这株花在你内心的存在。

等你通过实践去看到这颗花时，这株实物的花激活了你内心的花，实物的花好比密码，用密码能验证你内心里早有这株的花的存在，格物致知到王阳明这里还是格物致知，只是这个格变成了“验”，验证、实证。

王阳明和朱熹的冲突在哪里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人为什么知道甘蔗甜？知道花香？味觉与生俱来。

再举个例子，你如果说王阳明不会开车，他肯定不答应，他会说开车的技术早已深藏在他的内心，他会驾驶，只是驾驶的技术有待通过实践来激活。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要把自己本没有的驾驶技术从外界学过来，而是要把自己已有的驾驶技术激活。比如，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激活驾驶技术，而猪不可能会驾驶，因为猪心里没有预先设置这项技术。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一无所有。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实验，亲自去“格”竹子的原理，格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格出什么原理。

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为圣人。

比如镜子本身是可以照出东西的，但是如果蒙上了灰尘，就无法照出来，这时只要把污垢去掉，就可以照出来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比朱熹没有镜子硬生生去造一个镜子出来容易得多？王阳明的办法，能让普罗大众感觉通往圣贤的路比之前容易了，减少了人们的畏难情绪。

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思想更有意思，更有想象空间。所以，近代以来，王阳明的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火爆，更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二是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这里的“知”就相当于是刚才说的先天为你设置好的东西，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比如“甜”的味觉、“酸”的味觉等等，都给你准备好了。

但是，倘若你一辈子没有吃过甜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甜，尽管你有甜这个味觉，这个吃的过程就相当于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是不可能分离的，知和行看上去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阳明才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实践，一切都是徒劳。别人喝白酒和你干杯，你拿白开水假装，那你永远不会知道白酒的味道。

三是致良知。致良知也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良知才是人性的根本，这个源于孟子的性本善思想。

良知和邪念一样，会有冲动的意念，但是良知战胜邪念的动力是一直存在的，谁不想做好人呢？不过，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所以，良知也需要不断激活。

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去邪念，把良知留下，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

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学会守静反思，要在事上磨练，要在实践中体味真知，不断激活良知。良知一旦占据了主导地位，邪念就会越来越远去。

相比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突出了人本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说的“天理”意思不一样，朱熹的天理是外界已经存在的封建纲常、道德法则等，而王阳明的天理是人心。

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为人处世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问心无愧即可。只要不违背良心、良知的事情，就可以做。朱熹要灭的人欲，是人的正常欲望；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鼓励，这样社会才会有活力、有创造力。

“为人处世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只要致良知、只要我心光明，以此为行动指南，那就可以坦坦荡荡地活在世上，不会迷惑、不必彷徨。

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合法、合道德的事情也是符合良知的事情，但是法律、现世道德与良知并不会完全重合。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违法，甚至不道德，但不一定违背良知。比如，有个人快饿死街头了，他不得已偷了吃的，怎么评价？在王阳明看来，这种事是可以原谅的，并不违背良知，为了保命偷吃的，说得过去。

又比如，1936年12月12日，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最高领导，逼蒋抗日。这事按照朱熹的思想，这是违背天理的，是要遭天谴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思想，这是可以的，因为当时全民抗战才是国人的良知，搞内战不得人心，因此，“张杨”问心无愧。

明朝统治者认识到阳明心学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官方思想，这不得不说是个悲哀。王阳明去世数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王阳明心学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这时，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朱翊钧，请求朝廷下令禁止民间传播阳明心学，不知是万历皇帝觉得民间传播不必禁止，还是沉湎酒色没空搭理，总之万历皇帝对此不予理会。

阳明心学对人性解放、回归人的本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当做人，回归人性，指导人们不要为外界的条条框框束缚，致良知，不提做不到的口号，但是保持良知范围内的宽容和弹性。

以这种学说为指导思想，那么人的成长、成才、成功问题就不难解决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不成问题了。王阳明成功将周公的以德配天的“天”转为良知，今后大家做事只要以德配良知就好了，你的行为、德行是否符合良知？天的神秘存在，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切身体会的良知、良心。

王阳明之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超出阳明心学的高峰。

清朝初年的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绝大多数人都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通婚、联姻，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就是蒙古人；可以封异姓为王，蒙古人、汉人等都可以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等等。

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从而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

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战争发生（1840年）时，清朝的朝廷基本是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固步自封，不肯放下身段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

人民常说，满清是被袁世凯逼下台的，实际上，满清能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等迂腐的重臣“居功至伟”。不过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会轻一些，他们没有去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吊，即便是眼在流泪、心在流学，他们最终选择了顺应民心，和平谢幕。

程朱理学并不都是糟粕，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固化的、落后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祸国殃民思想，用程朱理学体系治国，时间久了，只会有一种结果：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

1840年战争以来，我国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思想，慢慢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要改造程朱理学或者摆脱程朱理学糟粕思想的束缚。从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他们要打倒的其实不是孔孟，而是僵化了的程朱理学。

认识到程朱理学有弊端，因而积极提倡新生活运动，但他也知道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于是致力于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比如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以及亲爱精诚等儒家思想。不过，因为没有对其进行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造，所以最后也失败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国际指示神圣化，走朱熹的老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找到了思想自信、文化自信的路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吸收、改造，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思想。

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总底座，包容开放，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思想活力，摆脱了程朱理学狭隘视野，比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等。

摆脱程朱理学束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毛主席逝世后，出现了“两个凡是”的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质上是延续晚年的左倾错误。

对于这个问题，同志远瞩，以大历史的视觉做出了新的正确回答。他提出要完整、准确理解思想，并总结出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1978年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就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之争的一个历史延续，最后得出正确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毛主席说过的某句话，也不是其他人说过的某句话、某个理论，而是实践。

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科学是否可行，最终标准要看实践效果，也就是人民是否认可？

同志曾经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里，人民就是人心。

人心向背是判断工作效果的标准，而不是其他。同志把王阳明的良知论进一步上升为人心论，将以德配天最终变成以德配人心。这样一来，就更好操作，更直观了：人民就是天，人心就是天。

同志为什么很伟大？他不但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更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中国人民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再次带回到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道路上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个理论指导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大家甩开膀子、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我国GDP排在全球第11位，2010年我国GDP成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期间仅仅用了32年。

坚持文化自信说到底是坚持人心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就是要坚持孔孟倡导的民本自信，就是要坚持王阳明解释的人心自信，不能偏离。

如何做到不偏离？《尚书·大禹谟》里面有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被称为中华十六字心传，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

后序：

一直想对中华文化的脉络做个梳理，去年十一月写了一篇《从商鞅到王阳明》，后来发现居然和明初大儒方孝孺写的《深虑论》精神吻合。五月底又写了《儒家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到王阳明时达到顶峰》，发表在今日头条上，引起较大反响。在此基础上，写成今文《以德配天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算是对中华文化做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一家之言，贻笑大方。

东西问·释典 | 吴根友：“天人合一”观念何以塑造了今天的中华文明？

中新社记者：史元丰 罗海兵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处理的三大重要关系之一。梁漱溟曾论及关于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己关系。但现代生态危机暴发之前，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逐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和建构自然的过程。在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占主导地位，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主张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此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述为什么说中国对于人与自然的认知，塑造了今天中华文明的根性与底色。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天人合一”为何成为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儒、道、释等诸家各有阐述？今天是否有新的阐释？

　　吴根友：我们今天理解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主要意思是指人要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去使用自然的资源。它实际上包含着两方面内容，其一是“以人合天”，即人被动地适应、遵循自然法则，这主要是指游牧、农业文明时代的“天人合一”。其二是“以天合人”，即充分地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的更好生存服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实际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的人化，即按照人的意志来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资源，以服务人的需求。第二阶段是人化的自然，即人全面遵循自然的法则来改造自然，像今天中国政府倡导的绿色、生态、可循环地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人类，便是朝向“人化的自然”方向发展。

2021年10月，航拍京杭大运河苏州枫桥景区。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

　　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虽然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相关，但主要是在“以天合人”的意义讲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在充分利用、不断开发新的绿色科技，以使人类在合乎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不断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因此，提倡“天人合一”并不是完全听任自然的盲目力量驱使，而是在生态科学的思维下充分利用自然规律，大力发展绿色科技，以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品质与生命质量。

2021年10月，养殖户在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白湖镇“渔光互补”光伏发电站水面放养白鸭。中新社发 王闽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有无哲学思想可以对照中国的“天人合一”？

　　吴根友：就漫长的西方哲学史而言，西方当然也有零星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观念，但从整体上看没有与中国“天人合一”相似的思想。尤其缺乏在整体上将“自然之天”比拟为一种有灵性的、富有刚健与包容美德的存在。这主要是由其哲学、宗教、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

　　古希腊哲学虽很丰富，但自然之天并未成为人类要效法的对象，而是需要征服的对象。中世纪一千五百余年的思想传统，完全笼罩在神学的氛围之中，自然以及人类生活中自然的血缘关系，都被人神关系所改造而成为附属性或第二性的东西。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自然状态成为大多数哲学家加以否定的野蛮、原始状态，卢梭虽有限度地肯定了自然状态高于文明进程中的私有制之恶，认为自然状态中人有自由，但他并不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需要保持的理想状态，明确地指出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也会很快因为暴力而丧失。作为后现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当代西方的各种生态主义哲学与绿色环保组织，有较为系统且激进的尊重自然的观念，甚至提出“动物权”的观念，但就其思想的现实性与真理性而言，基本上未能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观念。

　　如果硬要在西方找到一种与“天人合一”相对应的观念，我个人认为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人化的自然”观念。

　　中新社记者：如放在整个宇宙的背景下看待人类的处境，天、地、人相互联系，是否超越了地域界限，这能否启迪人类作为宇宙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肩负关怀自然的责任？

　　吴根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简明地讲，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人类在大自然中太渺小，干脆放弃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另一种应是必须提倡的积极态度，即人类通过知识积累，不断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然后利用自然规律，从而为人类的恒久存在担负起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

2017年4月， “世界地球日 共赏流星雨”活动在金山岭长城旅游区举行。中新社发 王俊峰 摄

　　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将人看作“天地之心”，提倡人类在宇宙中要“参天地、赞化育”，以一种积极的态度融入宇宙洪流之中。宋儒陆九渊、明儒王阳明都将宇宙之间的事情看作是我们每个人的份内事情，的确有一种对自然的责任意识。而宋明儒共享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一体之仁”观念，可视之为“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的宇宙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如果经过现代的转化与改造，或许可以变成全球化时代人类共享的伦理情怀。实际上，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即是人们自己对自己的责任。

2021年9月的夜晚，人们在贵州天柱石洞镇柳寨梯田观赏星空美景。中新社记者 瞿宏伦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启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与儒家的核心价值是否存在共性？世界各种不同的精神文明能否一起形成对话的文明？

　　吴根友：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发展出的诸基本价值中，除了抽象的观念，基于原子论基础上的个人自由观念之外，其他的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价值观念，不仅与儒家的核心价值有基本的共性，而且可以相互补充，进而丰富现代人类的精神世界。简洁地讲，启蒙运动发展出的价值有三个方面可以与儒家的价值共通共存。

　　其一，启蒙运动针对教神学与教会蔑视真实的人类存在状况而发展出的人本主义或曰人文主义，与儒家的古典人文主义或民本思想，有高度的共通性。

2021年7月，雨后的河南安阳殷墟景区。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其二，启蒙运动提倡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对于人类幸福与生活改善的意义，相信大自然有自己的内在秩序。这一点与儒家遵循自然节候与规则，敬鬼神而远之，提倡伦理理性等核心思想有高度的共通性。

　　其三，启蒙运动提倡尊重个性、人人平等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匹夫不可夺志”“谁非黄帝之子孙”等尊重个人意志与民胞物与的平等精神。启蒙运动尊重个人的财产权思想，在汉唐直到明清的法律条文中，均有明文规定个人财产不可侵夺。

　　就人类各大文明都能接受的“金规则”而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基本要求，是人类各大文明相互交流、对话的基础。

　　中新社记者：中国对于人与自然的认知，是否塑造了今天中华文明的根性与底色？　

　　吴根友：的确如此，传统中国对于人与自然，特别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性与底色。概略地讲，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古典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发展出了“民本”思想。落后的“小邦周”战胜当时的文明大国商王朝，靠的就是先进的“重视民命”的政治观念。西周早期政治文明发展出的“以德配天”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要求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要像上天一样庇护下民。“敬德保民”是“小邦周战胜大国殷”的先进政治思想武器。

　　其二，《尚书·洪范》篇中对水火木金土“五行”性质与法则的认识、对于雨旸燠寒风等自然天象(庶征)与农业、畜牧业关系的认识，以及《礼记》中反复提到的古代山林官员，要求在适当的季节打猎、砍伐树木等，都共同体现出中国古代哲人在游牧与农业文明并行的时代里，较早形成了遵循自然法则的理性思想。

　　其三，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大禹治水的成功，使上古中国先贤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既采取与自然合理斗争的态度，同时又努力寻找自然法则，并顺着法则去掌控自然。这一处理大洪水的成功经验应用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治理上来，就是用系统的礼乐制度来约束人性中的情与欲，同时又用诗乐的艺术形式来陶冶人的性情，实际上也是约束(堵水)与疏导相结合的方法。

位于浙江绍兴的大禹像。中新社发 张亮宗 摄

　　要而言之，在与自然界打交道，以及人类自身的经验生活中所逐渐形成的世俗理性态度，努力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以慎终追远的历史理性引导人民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给子孙后代留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天人合一”思想基座之上，塑造出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责任与担当意识，充满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伦理情怀。

　　受访者简介：

　　吴根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前院长，现为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重点人文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主编《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