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角牛(独角牛图片)

对于公平正义的心理追求，是古今共通的人性，为此要设立法律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

汉代的法律有“承秦制”之说，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传世文献如《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等，清晰说明了汉代法律的渊源及流变。出土文献则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湖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律令简，也充分显示了秦汉法律间的继承关系。

除了社会层面的制度保障，在精神层面，汉代人还追寻终极意义——天命的昭示，以神判来维护内心世界的绝对正义。因而他们设计出相关的神话故事，比如幻想出一种能够公正执法的神兽——獬豸，来演绎和寄托他们的理想。这一传说中的神兽，是何种形貌，又是如何来承担它的使命的呢？

獬豸长成什么样？

关于獬豸长什么样，文献中并无一定的记载，有说似牛，有说似羊，也有说似鹿，不一而论。相较之下，似羊说较为多见。比如南梁任昉《述异记》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而无论到底像哪种动物，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即其头顶总有一角。

为何獬豸头顶要长一角？这是汉代造神的普遍做法。汉代创造神兽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是给现实动物形象增添一些想象性元素，如翅膀、角等，以此凸显出神兽的不凡。而增加的角可能不仅能够彰显动物的祥瑞特性，而且它在中西方古文明中都有驱魔辟邪的巫术含义。中野美代子曾指出，角是中国具象表达妖怪本质的象征。这早在先秦《山海经》中的怪物世界中就已是造神怪的传统，而角的这一古老秘义可能也为汉代人所延续。

我们可以了解到，獬豸之所以为神兽，是因为它能够明忠辨奸、惩处罪恶。如《宋书·符瑞志中》曰：“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动》也曰：“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豸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獬豸正义明辨之天性深入人心，以至于它长期成为后世法官的形象代表。

而獬豸所凭借的武器即头顶独角。《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以头顶角抵触不直不正的人，乃獬豸神力所在，独角成为辨识它的一个关键性外形特征。

汉代的獬豸画像

汉代图像资料中獬豸的形象表现符合文献所记，但多以独角牛为标准形象。它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刺，背部高耸，四肢分向前后蹬立、蹄足触地或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全身呈现出向前相抵的动态。

獬豸图像可分作二维平面画像和三维立体雕塑两类。画像以壁画、画像石等为代表。

（一）獬豸壁画

内蒙古的獬豸壁画极富特色，造型生动，绘色浪漫，如它的身体上多绘有斑点，体现出与其他地区獬豸图像不一样的风采。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画面上部绘红色帷幔图，下方绘一前一后相随的鹅，鹅颈背部为墨色、上缀有绿斑，腹部洁白、缀以墨斑；双鹅的前方绘一壮硕的独角牛，背景饰有云气纹。牛头俯下，头顶一只弯角向前抵刺，瞠目开口；牛背高耸，身形向前，肩生双翼，白底牛身上缀有墨色斑点，如若奶牛的毛色；牛尾高翘，三足抵地，左前蹄扬起冲天（图1）。

图1 内蒙古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獬豸图

鄂尔多斯高原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上方、东壁，也各绘有一只俯首前抵的獬豸。该墓墓室东壁绘画分为左右两部分，左部分为兵器武库图，右部分则为庄园生活图，在画面的中央绘一只右向前抵的獬豸，俯首扬尾（图2：1）。墓室北壁下方的主体画面为，顶垂绣有云气纹的帷帐，帷帐下左右各有仕女及其仆女端立；北壁上方利用墓顶起坡处至背顶作画，画面形制呈三角形，以云气纹作为背景，画面正中绘一俯首前抵的獬豸，前方有一只手舞足蹈的熊与之相呼应（图2：2）。

图2：1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东壁壁画

图2：2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壁画

（二）獬豸画像石

刻獬豸图像的画像石多见于陕北、晋西北、南阳等地。画像石上的獬豸不比壁画上的体态雍容，而更多了一分凛冽肃杀之气。

画像石墓墓门流行以铺首图像为饰，铺首上、下方再装饰不同的神兽，常见的搭配为上方刻朱雀，下方刻青龙或白虎，也有的是刻獬豸。朱雀乃祥瑞神鸟，铺首可辟邪，青龙白虎獬豸一类猛兽亦有镇墓辟邪之功效，这些图像组合在一起，意在为墓门设置牢固防线、以阻止邪灵侵犯。

如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展翅朱雀、铺首衔环和前抵獬豸图像。獬豸俯首耸背，尾巴高扬，四蹄刨动，气冲云天。画像石久经时光的沧桑，石面已被风霜所侵蚀、有磨损残缺，使得其画面的拓片明暗不一，缕缕尽是洇染出的渺渺古韵（图3）。

图3 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拓片

山西吕梁也有这一类型的墓门门扉。东汉中期，因汉匈之战，汉朝被迫把临边境的政府机构内迁，如把陕北郡治迁到吕梁山一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陕北绥德、米脂的画像石技艺也传至晋西，所以我们发现晋西北的画像石，无论是在其题材、形式、风格等哪方面，皆受到陕北画像石的直接影响。

如吕梁中阳叉上汉墓的左、右门扉石，石面所刻图像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只是图像的细节与风格与陕北画像石又有区别。吕梁画像石上的獬豸，整体轮廓比陕北獬豸尖锐，除了保持独角牛身的基本造型特征，还背生纷然羽翼，增添几分翩翩之气（图4：1、图4：2）。

图4：1 吕梁中阳叉上东汉墓左右门扉石拓片

图4：2 门扉石局部的獬豸图像

南阳类似的画像墓门门扉，其基本构图元素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但南阳画像石整体的艺术风格不如陕北那样孔武锋利，线条更为流畅简洁。如该地汉墓的一件画像门扉石，画面上的獬豸低头触地，头顶独角锋利前刺，背部高耸，尾巴高扬，三足立地、左后肢向后抬起；与陕北獬豸图像不同的是，它还肩生双翼，更富有神话想象色彩（图5）。

图5 南阳汉画像石墓门扉拓片

南阳还常见一种画面上一对獬豸相组合，一左一右形成相斗状态的画像石。

如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正面，刻一对獬豸互相角抵的图像。画面上的獬豸具有南阳地域特色，也肩生双翼。它们颈背部深躬以至于头低几乎触地，头顶独角弯曲互抵，牛尾飞扬，前两肢弯曲、左后肢撑地、右后肢高抬，激战情形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图6）。

图6 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石拓片

有的画像石上，一对獬豸中间夹有其他神兽。如南阳一块画像石上，画面四周有边框纹饰，中央的主体画面为一左一右两只獬豸相向而对，它们中间有一只白虎正纵身扑向左边的獬豸（图7）。

图7 南阳獬豸斗虎画像石拓片

也有的情况是相邻两块画像石上各刻一獬豸图像，由于这两石有相互组合的关系，所以其上图像也形成了组合。如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的门槛正面，各刻一獬豸，如此在空间上形成两幅画面互斗相抵的状态。画面上的獬豸身形较长，角尖而直，肩生双翼（图8）。

图8 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门槛石拓片

汉代的獬豸雕塑

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的形制，以木雕、青铜像和陶兽为代表，獬豸雕塑也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

獬豸木雕和铜像集中在甘肃河西地区，该地确实对于这一艺术文化的创造和保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条件。首先，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河西走廊长期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既具有重要的战略交通地位，又成为中外文化、艺术的集中交流处。其次，东汉末年虽然天下大乱，但河西一带却并未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反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稳定，农牧物产丰富，持续与西域交易，当地百姓相对能够安居乐业。另外，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也较为特殊，天气干燥，为獬豸木雕的保存提供了良好条件。

武威磨咀子汉墓多有獬豸木雕出土，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多件。这些木雕具有颇强的造型能力，线条简练，风格古朴，又神采飞扬。

比如1972年出土于磨咀子54号汉墓的一件木獬豸，于1973年3月入藏甘肃省博物馆。它高35、长93.7厘米，角、身、蹄腿、尾等部位分别削制，再粘合而成，以黑、红两彩描绘五官及皮毛，身体一侧还涂以白底。它的姿态雕作前行冲刺状，头顶角前伸，四足立地、前伸后蹬，身体曲线十分分明：头低、背弓、腰凹、尾巴略呈S形，如此从头到脚的轮廓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图9）。

图9 武威磨咀子54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另一件1955年出自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的木雕，虽在制工上不如前一件精致，全身保持了木头原色而无彩绘，但在气势上却更威猛有力。这件木獬豸在制作时，工匠巧妙地运用了木头原本的肌理和结构，不多加修饰，只在关键部位以刀雕刻，却愈发凸显出獬豸的力量感。它有尖利的独角，尾巴笔直向上翘，四肢左右两两各向外扩，四条大腿肌肉强健，前肢直伸、后肢则在膝盖处有一弯曲弧度，如此呈现出身躯重心压低放前、力量集中在头前尖角上的动感（图10）。

图10 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陶獬豸不如木雕、铜像般矫健精细，而是更加浑圆朴厚，少了一份凌厉逼人的锐气。如南阳征集一件当地出土的陶獬豸，红陶质，高12、身长22厘米。此陶獬豸的头首俯下，头顶独角突出向前刺，双耳向前，瞋目，鼻孔微张；颈上一条鬃毛竖起，颈背部耸起，显得后半身略向下凹；肩部似有双翼，粗短的四肢立地，尾巴根部略向上翘、尾尖下垂（图11）。

图11 南阳征集陶獬豸

（图版承李桂阁先生提供）

汉代人的法制思想

那么，汉代人为什么要创造獬豸这一神兽？这要从汉代法律及其精神说起。

汉法虽是继承秦法，但并非完全照搬。孙家洲先生注意到秦汉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实践之间是有间隙存在的，他认为这个话题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在立法领域内，汉代法律是明确继承秦代律法的；二则是在执法实践中，汉代人却能够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协调，从而体现出有别于秦代的理性因素。汉代“执法宽平”“依法从轻”，是其执法的特色。

法律与人情的关系，可由当时的“循吏”与“酷吏”之说而推知。有意思的是，《史记》《汉书》皆专为这两类法官单独立传，可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呢？孙家洲先生认为是，重不重视“执法平”：酷吏唯君主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循吏则致力于维持法律自身的尊严和稳定，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尽量兼顾合乎人情。

比如武帝朝第一“铁憨憨”汲黯，出身世家，曾在任景帝朝的太子洗马时，就已以威严而著称。武帝即位后，他从谒臣升至九卿，常耿直谏言让武帝下不了台；却又妙语如珠而让武帝无可奈何，只能朝左右抱怨几句“汲黯怎么如此愚蠢”作罢。能令唯我独尊的武帝容忍甚至礼敬自己，除了才干、忠诚，汲黯无可替代之处在于就连武帝也不得不承认他乃“社稷之臣”。

太史公屡书汲黯秉公办事，体谅民情，颇有邪不压正之风。比如淮南王谋反时，就只怕汲黯，知其“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却对丞相公孙弘不屑一顾。大将军卫青炙手可热之时，趋炎附势者众，偏汲黯与之亢礼，反倒令卫青生敬；卫青每每以国事请教汲黯，待之如平生知己。

巧的是，可列为有汉一朝酷吏之首的张汤，恰与汲黯同时，且后来居上位至御史大夫。汲黯深恶张汤聪明有余，责此“刀笔吏”毫无公心专门奉迎圣意，利用法令条文搅得天下不安，乃“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从汲黯张汤二人的对峙中可知，“执法平”才能真正得到主流舆论肯定。尊重法律而非曲法阿主，是判断执法官责任感的核心要素。

汉代能得到认可的法官，并不以通晓法律文书为唯一标准，相反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西汉晚期封为高阳侯的薛宣，虽不精于经术，但为官赏罚分明、用法平，办事皆遵循法度条教，仁厚而有人情味。又如朱博乃武吏出身，本身并不精通法律，却出任廷尉。他也担心难以服众，所以召见掌管法典的下属正监和掾吏，让其列出之前的数十件疑难案件，由他来作答。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朱博审案所下的判断，竟“十中八九”，以此服众。朱博所凭，乃二十余年的治政经验，认为“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说明法律与人情有内在一致性，这乃专业司法官员的共识。

除了官方委任的法官，基层社会还依赖宗法组织自治，且宗法组织的威力往往更加有效。如一块出土于酒泉市果园乡高闸沟砖厂墓葬的画像砖，摹绘了宗长听讼的一幕。砖面上方绘有红色帷幔，帷幔下绘小几，勾勒出厅堂的样貌。画中人物有三，正中央是主角宗长，身形最大，头戴纳帻的高冠，着交领长袍，拱手端坐于铺在地面的坐席上，头偏向一方，正凝神听取跪在画面左侧一人的禀报；画面右侧，立有一名戴介帻、着袍的人（图12）。

图12 酒泉出土宗长听讼画像砖

从以上故事我们可知，汉代人重视法律，但能得到赞誉的法官不一定要刻板遵法律文书、甚至不一定是由官方任命，而是除了才智能力以外，关键要能明辨是非，彰显公平和正义，此乃汉代人所孜孜以求的心理诉求。

这一心理就解释了獬豸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因为獬豸最重要的功能即协助法官公平断案，让正义得到彰显。

中西方的独角兽有何不同？

我们知道，西方神话中也有独角兽，那它与我们本土的獬豸有没有渊源呢？

西方最早的独角兽出现在古希腊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著作《印度史》中。到了中世纪教文化中，独角兽的形象逐渐固定为额前长有一只尖角的马，圣洁而灵动。它的地位变得重要，在《圣经》里它被塑造为贞女的臣服者，以此隐喻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其被捕甚至牺牲的命运，也成为牺牲的隐喻。

比如中世纪的挂毯上，独角兽伴随少女或被狩猎的图像是常有的题材（图13），这些挂毯在法国巴黎德克鲁尼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曼哈顿修道院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图13 中世纪少女与独角兽挂毯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航海业发展，独角兽又从陆生马的形象转变为海兽，它的角也变成神奇的药物（实际只是独角鲸的长牙），经由医师、商人的推广吹捧，受到贵族们追捧。如法国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的《怪物与惊奇》，描绘了两栖独角兽（camphur），但他认为独角鲸是某些独角兽角的来源；而法籍医师、药剂师皮埃尔·皮马特（Pierre Pomet）的《药物通史》，则专门区别海中独角兽和独角鲸，并描绘了两栖及多种陆生独角兽。

独角的药用价值也被质疑，特别是生长在丹麦医生世家的托马斯·巴托林1645年发表《独角兽新观察》一书，出于维护家族事业的目的，书中重新定义独角鲸为海中独角兽，维系其药物和商业价值，却客观将独角兽祛魅。

因此，西方独角兽与我国獬豸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前者主要存在于教教义的语境中，而后者则是我国古代法制精神的象征，二者唯一的共同点仅在于头顶长独角。

那么，象征公平的獬豸图像为什么会被设置到墓葬中，它对于汉代人的精神信仰空间有什么作用？

我们认为，獬豸的神力在于能够辨奸识恶，并且对之施以惩罚，那么丧葬礼仪可能吸取了它的这一重要功能，将之设置在汉墓中，是将其神力引申作抵触抗衡冥冥中的恶灵，防止它们打扰到墓主人死后的宁静。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獬豸画像多被刻在墓室门扉、门槛等上面，雕塑也多被放置在墓门及其附近。墓门这一位置很是特殊，因为它是墓室与外部接通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往往人们会在墓门上或周围设置能够镇墓的神灵图像。而獬豸，正好凭其威猛的外形和尖锐的独角，可能起到震慑入侵者的作用，以守护墓室的安全与墓主人灵魂的平静。

结语

后世有诗云：“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屈轶无佞人可指，獬豸无繁刑可触。”汉代獬豸的形象与精神内涵，一代代流传下去，成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一种象征、心理史的一个写照。在古今共通的人性中，我们迎面望见明月之下是通往古人心灵的道路。

对于公平正义的心理追求，是古今共通的人性，为此要设立法律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

汉代的法律有“承秦制”之说，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传世文献如《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等，清晰说明了汉代法律的渊源及流变。出土文献则如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湖南云梦睡虎地秦简等律令简，也充分显示了秦汉法律间的继承关系。

除了社会层面的制度保障，在精神层面，汉代人还追寻终极意义——天命的昭示，以神判来维护内心世界的绝对正义。因而他们设计出相关的神话故事，比如幻想出一种能够公正执法的神兽——獬豸，来演绎和寄托他们的理想。这一传说中的神兽，是何种形貌，又是如何来承担它的使命的呢？

獬豸长成什么样？

关于獬豸长什么样，文献中并无一定的记载，有说似牛，有说似羊，也有说似鹿，不一而论。相较之下，似羊说较为多见。比如南梁任昉《述异记》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而无论到底像哪种动物，有一点却是不变的，即其头顶总有一角。

为何獬豸头顶要长一角？这是汉代造神的普遍做法。汉代创造神兽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是给现实动物形象增添一些想象性元素，如翅膀、角等，以此凸显出神兽的不凡。而增加的角可能不仅能够彰显动物的祥瑞特性，而且它在中西方古文明中都有驱魔辟邪的巫术含义。中野美代子曾指出，角是中国具象表达妖怪本质的象征。这早在先秦《山海经》中的怪物世界中就已是造神怪的传统，而角的这一古老秘义可能也为汉代人所延续。

我们可以了解到，獬豸之所以为神兽，是因为它能够明忠辨奸、惩处罪恶。如《宋书·符瑞志中》曰：“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支动》也曰：“獬豸见斗不直者触之，穷奇见斗不直者煦之，均是兽也，其好恶不同。故君子以獬豸为冠，小人以穷奇为名。”獬豸正义明辨之天性深入人心，以至于它长期成为后世法官的形象代表。

而獬豸所凭借的武器即头顶独角。《异物志》曰：“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楚执法者所服也。”以头顶角抵触不直不正的人，乃獬豸神力所在，独角成为辨识它的一个关键性外形特征。

汉代的獬豸画像

汉代图像资料中獬豸的形象表现符合文献所记，但多以独角牛为标准形象。它低头俯身、头顶独角往前刺，背部高耸，四肢分向前后蹬立、蹄足触地或偶有一两蹄翻跃，长尾扬起，全身呈现出向前相抵的动态。

獬豸图像可分作二维平面画像和三维立体雕塑两类。画像以壁画、画像石等为代表。

（一）獬豸壁画

内蒙古的獬豸壁画极富特色，造型生动，绘色浪漫，如它的身体上多绘有斑点，体现出与其他地区獬豸图像不一样的风采。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画面上部绘红色帷幔图，下方绘一前一后相随的鹅，鹅颈背部为墨色、上缀有绿斑，腹部洁白、缀以墨斑；双鹅的前方绘一壮硕的独角牛，背景饰有云气纹。牛头俯下，头顶一只弯角向前抵刺，瞠目开口；牛背高耸，身形向前，肩生双翼，白底牛身上缀有墨色斑点，如若奶牛的毛色；牛尾高翘，三足抵地，左前蹄扬起冲天（图1）。

图1 内蒙古鄂托克旗米拉壕23号汉墓墓室右壁獬豸图

鄂尔多斯高原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上方、东壁，也各绘有一只俯首前抵的獬豸。该墓墓室东壁绘画分为左右两部分，左部分为兵器武库图，右部分则为庄园生活图，在画面的中央绘一只右向前抵的獬豸，俯首扬尾（图2：1）。墓室北壁下方的主体画面为，顶垂绣有云气纹的帷帐，帷帐下左右各有仕女及其仆女端立；北壁上方利用墓顶起坡处至背顶作画，画面形制呈三角形，以云气纹作为背景，画面正中绘一俯首前抵的獬豸，前方有一只手舞足蹈的熊与之相呼应（图2：2）。

图2：1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东壁壁画

图2：2 鄂尔多斯凤凰山1号汉墓墓室北壁壁画

（二）獬豸画像石

刻獬豸图像的画像石多见于陕北、晋西北、南阳等地。画像石上的獬豸不比壁画上的体态雍容，而更多了一分凛冽肃杀之气。

画像石墓墓门流行以铺首图像为饰，铺首上、下方再装饰不同的神兽，常见的搭配为上方刻朱雀，下方刻青龙或白虎，也有的是刻獬豸。朱雀乃祥瑞神鸟，铺首可辟邪，青龙白虎獬豸一类猛兽亦有镇墓辟邪之功效，这些图像组合在一起，意在为墓门设置牢固防线、以阻止邪灵侵犯。

如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石面从上往下依次刻展翅朱雀、铺首衔环和前抵獬豸图像。獬豸俯首耸背，尾巴高扬，四蹄刨动，气冲云天。画像石久经时光的沧桑，石面已被风霜所侵蚀、有磨损残缺，使得其画面的拓片明暗不一，缕缕尽是洇染出的渺渺古韵（图3）。

图3 绥德王得元墓左、右门扉拓片

山西吕梁也有这一类型的墓门门扉。东汉中期，因汉匈之战，汉朝被迫把临边境的政府机构内迁，如把陕北郡治迁到吕梁山一带。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陕北绥德、米脂的画像石技艺也传至晋西，所以我们发现晋西北的画像石，无论是在其题材、形式、风格等哪方面，皆受到陕北画像石的直接影响。

如吕梁中阳叉上汉墓的左、右门扉石，石面所刻图像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只是图像的细节与风格与陕北画像石又有区别。吕梁画像石上的獬豸，整体轮廓比陕北獬豸尖锐，除了保持独角牛身的基本造型特征，还背生纷然羽翼，增添几分翩翩之气（图4：1、图4：2）。

图4：1 吕梁中阳叉上东汉墓左右门扉石拓片

图4：2 门扉石局部的獬豸图像

南阳类似的画像墓门门扉，其基本构图元素也为朱雀、铺首衔环和獬豸。但南阳画像石整体的艺术风格不如陕北那样孔武锋利，线条更为流畅简洁。如该地汉墓的一件画像门扉石，画面上的獬豸低头触地，头顶独角锋利前刺，背部高耸，尾巴高扬，三足立地、左后肢向后抬起；与陕北獬豸图像不同的是，它还肩生双翼，更富有神话想象色彩（图5）。

图5 南阳汉画像石墓门扉拓片

南阳还常见一种画面上一对獬豸相组合，一左一右形成相斗状态的画像石。

如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正面，刻一对獬豸互相角抵的图像。画面上的獬豸具有南阳地域特色，也肩生双翼。它们颈背部深躬以至于头低几乎触地，头顶独角弯曲互抵，牛尾飞扬，前两肢弯曲、左后肢撑地、右后肢高抬，激战情形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图6）。

图6 南阳桑园路东汉画像石墓东主室门槛石拓片

有的画像石上，一对獬豸中间夹有其他神兽。如南阳一块画像石上，画面四周有边框纹饰，中央的主体画面为一左一右两只獬豸相向而对，它们中间有一只白虎正纵身扑向左边的獬豸（图7）。

图7 南阳獬豸斗虎画像石拓片

也有的情况是相邻两块画像石上各刻一獬豸图像，由于这两石有相互组合的关系，所以其上图像也形成了组合。如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的门槛正面，各刻一獬豸，如此在空间上形成两幅画面互斗相抵的状态。画面上的獬豸身形较长，角尖而直，肩生双翼（图8）。

图8 南阳高新区标准厂房汉画像石墓南、北后室门槛石拓片

汉代的獬豸雕塑

汉代獬豸还有三维立体雕塑的形制，以木雕、青铜像和陶兽为代表，獬豸雕塑也作低头、独角前刺的战时状态。

獬豸木雕和铜像集中在甘肃河西地区，该地确实对于这一艺术文化的创造和保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条件。首先，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后，河西走廊长期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既具有重要的战略交通地位，又成为中外文化、艺术的集中交流处。其次，东汉末年虽然天下大乱，但河西一带却并未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反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政治稳定，农牧物产丰富，持续与西域交易，当地百姓相对能够安居乐业。另外，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也较为特殊，天气干燥，为獬豸木雕的保存提供了良好条件。

武威磨咀子汉墓多有獬豸木雕出土，被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了多件。这些木雕具有颇强的造型能力，线条简练，风格古朴，又神采飞扬。

比如1972年出土于磨咀子54号汉墓的一件木獬豸，于1973年3月入藏甘肃省博物馆。它高35、长93.7厘米，角、身、蹄腿、尾等部位分别削制，再粘合而成，以黑、红两彩描绘五官及皮毛，身体一侧还涂以白底。它的姿态雕作前行冲刺状，头顶角前伸，四足立地、前伸后蹬，身体曲线十分分明：头低、背弓、腰凹、尾巴略呈S形，如此从头到脚的轮廓线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图9）。

图9 武威磨咀子54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另一件1955年出自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的木雕，虽在制工上不如前一件精致，全身保持了木头原色而无彩绘，但在气势上却更威猛有力。这件木獬豸在制作时，工匠巧妙地运用了木头原本的肌理和结构，不多加修饰，只在关键部位以刀雕刻，却愈发凸显出獬豸的力量感。它有尖利的独角，尾巴笔直向上翘，四肢左右两两各向外扩，四条大腿肌肉强健，前肢直伸、后肢则在膝盖处有一弯曲弧度，如此呈现出身躯重心压低放前、力量集中在头前尖角上的动感（图10）。

图10 武威磨咀子7号汉墓出土獬豸木雕（图片来源于甘肃省博物馆官网）

陶獬豸不如木雕、铜像般矫健精细，而是更加浑圆朴厚，少了一份凌厉逼人的锐气。如南阳征集一件当地出土的陶獬豸，红陶质，高12、身长22厘米。此陶獬豸的头首俯下，头顶独角突出向前刺，双耳向前，瞋目，鼻孔微张；颈上一条鬃毛竖起，颈背部耸起，显得后半身略向下凹；肩部似有双翼，粗短的四肢立地，尾巴根部略向上翘、尾尖下垂（图11）。

图11 南阳征集陶獬豸

（图版承李桂阁先生提供）

汉代人的法制思想

那么，汉代人为什么要创造獬豸这一神兽？这要从汉代法律及其精神说起。

汉法虽是继承秦法，但并非完全照搬。孙家洲先生注意到秦汉法律制度的设立与实践之间是有间隙存在的，他认为这个话题可分为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在立法领域内，汉代法律是明确继承秦代律法的；二则是在执法实践中，汉代人却能够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协调，从而体现出有别于秦代的理性因素。汉代“执法宽平”“依法从轻”，是其执法的特色。

法律与人情的关系，可由当时的“循吏”与“酷吏”之说而推知。有意思的是，《史记》《汉书》皆专为这两类法官单独立传，可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呢？孙家洲先生认为是，重不重视“执法平”：酷吏唯君主命是从，把国家的法律视为贯彻君主个人意旨的工具；循吏则致力于维持法律自身的尊严和稳定，并且在执法过程中尽量兼顾合乎人情。

比如武帝朝第一“铁憨憨”汲黯，出身世家，曾在任景帝朝的太子洗马时，就已以威严而著称。武帝即位后，他从谒臣升至九卿，常耿直谏言让武帝下不了台；却又妙语如珠而让武帝无可奈何，只能朝左右抱怨几句“汲黯怎么如此愚蠢”作罢。能令唯我独尊的武帝容忍甚至礼敬自己，除了才干、忠诚，汲黯无可替代之处在于就连武帝也不得不承认他乃“社稷之臣”。

太史公屡书汲黯秉公办事，体谅民情，颇有邪不压正之风。比如淮南王谋反时，就只怕汲黯，知其“守节死义，难惑以非”，却对丞相公孙弘不屑一顾。大将军卫青炙手可热之时，趋炎附势者众，偏汲黯与之亢礼，反倒令卫青生敬；卫青每每以国事请教汲黯，待之如平生知己。

巧的是，可列为有汉一朝酷吏之首的张汤，恰与汲黯同时，且后来居上位至御史大夫。汲黯深恶张汤聪明有余，责此“刀笔吏”毫无公心专门奉迎圣意，利用法令条文搅得天下不安，乃“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从汲黯张汤二人的对峙中可知，“执法平”才能真正得到主流舆论肯定。尊重法律而非曲法阿主，是判断执法官责任感的核心要素。

汉代能得到认可的法官，并不以通晓法律文书为唯一标准，相反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西汉晚期封为高阳侯的薛宣，虽不精于经术，但为官赏罚分明、用法平，办事皆遵循法度条教，仁厚而有人情味。又如朱博乃武吏出身，本身并不精通法律，却出任廷尉。他也担心难以服众，所以召见掌管法典的下属正监和掾吏，让其列出之前的数十件疑难案件，由他来作答。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朱博审案所下的判断，竟“十中八九”，以此服众。朱博所凭，乃二十余年的治政经验，认为“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说明法律与人情有内在一致性，这乃专业司法官员的共识。

除了官方委任的法官，基层社会还依赖宗法组织自治，且宗法组织的威力往往更加有效。如一块出土于酒泉市果园乡高闸沟砖厂墓葬的画像砖，摹绘了宗长听讼的一幕。砖面上方绘有红色帷幔，帷幔下绘小几，勾勒出厅堂的样貌。画中人物有三，正中央是主角宗长，身形最大，头戴纳帻的高冠，着交领长袍，拱手端坐于铺在地面的坐席上，头偏向一方，正凝神听取跪在画面左侧一人的禀报；画面右侧，立有一名戴介帻、着袍的人（图12）。

图12 酒泉出土宗长听讼画像砖

从以上故事我们可知，汉代人重视法律，但能得到赞誉的法官不一定要刻板遵法律文书、甚至不一定是由官方任命，而是除了才智能力以外，关键要能明辨是非，彰显公平和正义，此乃汉代人所孜孜以求的心理诉求。

这一心理就解释了獬豸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因为獬豸最重要的功能即协助法官公平断案，让正义得到彰显。

中西方的独角兽有何不同？

我们知道，西方神话中也有独角兽，那它与我们本土的獬豸有没有渊源呢？

西方最早的独角兽出现在古希腊克特西亚斯（Ctesias）的著作《印度史》中。到了中世纪教文化中，独角兽的形象逐渐固定为额前长有一只尖角的马，圣洁而灵动。它的地位变得重要，在《圣经》里它被塑造为贞女的臣服者，以此隐喻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而其被捕甚至牺牲的命运，也成为牺牲的隐喻。

比如中世纪的挂毯上，独角兽伴随少女或被狩猎的图像是常有的题材（图13），这些挂毯在法国巴黎德克鲁尼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分馆曼哈顿修道院等著名博物馆中，都有收藏。

图13 中世纪少女与独角兽挂毯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航海业发展，独角兽又从陆生马的形象转变为海兽，它的角也变成神奇的药物（实际只是独角鲸的长牙），经由医师、商人的推广吹捧，受到贵族们追捧。如法国医生安布鲁瓦兹·帕雷（Ambroise Pare）的《怪物与惊奇》，描绘了两栖独角兽（camphur），但他认为独角鲸是某些独角兽角的来源；而法籍医师、药剂师皮埃尔·皮马特（Pierre Pomet）的《药物通史》，则专门区别海中独角兽和独角鲸，并描绘了两栖及多种陆生独角兽。

独角的药用价值也被质疑，特别是生长在丹麦医生世家的托马斯·巴托林1645年发表《独角兽新观察》一书，出于维护家族事业的目的，书中重新定义独角鲸为海中独角兽，维系其药物和商业价值，却客观将独角兽祛魅。

因此，西方独角兽与我国獬豸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前者主要存在于教教义的语境中，而后者则是我国古代法制精神的象征，二者唯一的共同点仅在于头顶长独角。

那么，象征公平的獬豸图像为什么会被设置到墓葬中，它对于汉代人的精神信仰空间有什么作用？

我们认为，獬豸的神力在于能够辨奸识恶，并且对之施以惩罚，那么丧葬礼仪可能吸取了它的这一重要功能，将之设置在汉墓中，是将其神力引申作抵触抗衡冥冥中的恶灵，防止它们打扰到墓主人死后的宁静。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獬豸画像多被刻在墓室门扉、门槛等上面，雕塑也多被放置在墓门及其附近。墓门这一位置很是特殊，因为它是墓室与外部接通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往往人们会在墓门上或周围设置能够镇墓的神灵图像。而獬豸，正好凭其威猛的外形和尖锐的独角，可能起到震慑入侵者的作用，以守护墓室的安全与墓主人灵魂的平静。

结语

后世有诗云：“苍鹰下狱吏，獬豸饰刑官。”“屈轶无佞人可指，獬豸无繁刑可触。”汉代獬豸的形象与精神内涵，一代代流传下去，成为我国古代法制史的一种象征、心理史的一个写照。在古今共通的人性中，我们迎面望见明月之下是通往古人心灵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