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千秋(王千秋简历)

中国皮肤病大咖来深义诊，超200名患者获顶级专家诊疗

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郑健阳

昨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主办的“三名工程皮肤病专家义诊活动”顺利举办，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的皮肤科领域大咖专家为超200名深圳患者进行义诊。记者了解到，因为有“三名工程”的助力，如今，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皮肤病治疗水平上了新台阶，孙建方教授团队也为深圳市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皮肤病医生团队。

此次义诊团队的8位专家都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专家团队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皮肤病理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孙建方教授领衔，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的“精兵强将”，包括曾学思教授、王千秋教授、陈崑教授、教授、姚煦教授、刘毅教授、陈浩教授。

患者6点多来守候

超200名患者获得义诊服务

义诊的开始时间是早上9时，但8时许，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门口就排满了患者，有的患者还从东莞、惠州赶来，有的患者早上6点多就来此蹲守。来自福田区的吴女士早上6点就出发，得以拿到孙建方的第一个号。吴女士告诉记者，10岁的女儿一直受异位性湿疹折磨，一发作就痒到不行，已经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此前，她也带女儿四处求诊，但有的医院给下了“重药”，有的医院却始终没有看好，所以，一听闻孙建方来此义诊，她就想带女儿来给大专家“一锤定音”。

按原计划，义诊活动只持续2个小时，但因为患者太多，义诊延长了半个小时，孙建方一人就义诊了将近60多位患者。有的患者告诉记者，皮肤病看似小事，可一发作一发痒，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经常四处求医没有结果，让大专家诊断后，至少心里明白自己的疾病。“专家说没事，那我心里才安心。”

截至义诊结束时，8位专家共为超200名患者义诊。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副主任洪文旭告诉记者，此次义诊人数都超过了前两届，患者的反响特别好，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服务于民，这就是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连续三年举办“三名工程皮肤病专家义诊活动”的初衷和意义。

青少年患者增多

发现多例皮肤罕见病

记者留意到，往年的义诊患者多为老年人，但今年的患者人群增加了不少青少年患者。有的孩子脸上、身体上长了白斑持续不退，家长一听闻孙建方团队是辨认白斑性质的高手，都想来找专家“看一看”。据介绍，此次来求诊“白斑”的患者超过了往年。

专家们也找到了一些疑难杂症。上小学的明明（化名）在今年九月份时脸上、耳朵后开始出现了一块块红斑，家长带他四处求诊，至今也未能确诊。孙建方仔细看过之后怀疑明明患上的亚急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红斑狼疮的亚型，比较罕见，建议明明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便确诊。“总算找到方向了。”明明的父母说。

张小姐被皮肤病折磨了十来年，从少女时期，她的腿上、肚皮上就长出了一块块浅红斑块，手臂上出现色素沉淀，出现了白斑。她一直没有获得确诊。孙建方看过之后，怀疑她患上了一种起源于记忆性辅助T细胞的低度恶性的皮肤T细胞淋巴瘤——蕈样肉芽肿，这是一种皮肤罕见病。他建议张小姐进行病理检查，确诊后就可以进行治疗。另一位80多岁的老年患者也是患有这种罕见病，孙建方还将治疗步骤写在纸上，叮嘱这位患者要定时就诊。

“三名工程”为超千例患者诊疗

为深圳留下“带不走”的团队

据悉，2017年5月，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深圳市皮肤研究所就引入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孙建方教授“三名工程”团队。但实际上，孙建方已经和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合作将近六年，“三名工程”启动后，孙建方每个月都来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进行临床疑难病例会诊工作，团队现已接受超过千例疑难皮肤病性病患者的就诊和会诊，很多四处求医却未能诊断或正确治疗的疑难少见皮肤病患者，在获得孙建方教授团队专家的会诊后，都能得到明确诊断并且合理治疗。这六年里给孙建方最大的感受是，“很多深圳疑难杂症患者为了治病全国各地跑，很辛苦，所以三名工程非常接地气，真正服务于临床，让深圳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孙建方说。

孙建方告诉记者，除了诊疗，他更想通过“三名工程”给深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这几年里，他每个月都会来深圳开展学术论坛，培训对象是全市的皮肤科医生，对他们进行专业技能和临床知识的培训，每一次都有上百个皮肤科医生参加。

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皮肤科主任赖永珲认为，“三名工程”让整个科室的诊疗水平上了新台阶，年轻医生面对疑难杂症时越来越有“底气”，现在服务范围不仅局限于深圳，周边地区的患者也慕名而来。

对于今后的合作发展，洪文旭说，双方会更深化在临床诊疗、人才培养、科研等方面的合作，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留在深圳，为深圳市民服务。

审读：谭录岗

紫砂壶都有哪些装饰艺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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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砂壶历史悠久，它在原材料、造型和装饰，对“非遗”保护及其文化内涵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丰富的使用。陶瓷师傅把对大自然美的感悟采用多种技法凝聚在紫砂壶上,它的装饰技法有雕刻、纹泥、填泥等，使紫砂壶具有文化韵味和审美情趣。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要素是“意境”，也可以说是形与意的辨证统一关系。它强调的是抽象美和具体美之间的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而非一眼看穿的意境，需要观赏者慢慢品赏。宜兴的紫砂壶恰巧与这一点吻合，其装饰技术的方法多种多样。“方匪一式，圆不一相”的造型本身就是一种装饰美。从视觉效果看，紫砂壶可以分为“光货”和“花货”两大类。壶身、壶嘴、壶把和壶盖处处都是艺术创作者对其赋予生活情感的艺术创作处理。

光货大致是通过线条和平面来对整个壶进行完整的塑造，将线条和平面完美结合应用于壶口、壶底、壶盖和壶身。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这样做或使之具有稳重感，或增强壶之韵律和气场，或富于其质感和年代美，或使其散发出端庄大气之美，又或以钢并柔、气韵十足。

光货： 「汉棠石瓢」陈清法

花货则是艺术创作者在对壶本身进行基础塑造后，对其锦上添花，赋予各种栩栩如生的造型。比如“南瓜壶”，那一瓢一囊的壶身加之壶盖上蔓延至壶身的南瓜叶，纯粹的就是一只熟了的南瓜；再比如“寿桃半提壶”，艺术创作者将手工捏造的小桃子一个一个用紫砂泥黏在壶把边，就像一棵树上长出的寿桃一样，垂涎欲滴。

花货：「梨」陈清法

简而言之，光货多了一分稳重，花货多了一分活泼；光货显得庄重，而花货显得唯美。但各有各的千秋，各有各的爱慕者。

紫砂装饰除其本身造型之外，最常用的便是陶刻。紫砂壶的陶刻，就是在紫砂壶还是生坯时期，陶刻者用钢刀在壶身上镌刻文字或图案的一种方法。陶刻装饰，一面刻字，一面刻画，把书画艺术的“笔味”与金石篆刻的“刀味”集于一体。

【无相（张重庆刻绘）】高潮龙

陶刻装饰的总原则讲究书法、诗词、词章短句、画意的“切壶、切茗、切情”。紫砂壶的陶刻注重个体书法，利用正、草、隶、篆等各种不同的书法来配合各式型体，壶文相印，使之意境得以更深层次地升华。

紫砂陶刻涉及到诗歌创作、绘画及篆刻艺术，对陶刻者的艺术修养、艺术境界都提出相对比较高的要求。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都擅于在器物上绘画作诗，比如扇面、砚台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载体。自从紫砂壶问世以来，宜兴人与紫砂壶日夜相伴，就如同闺中密友一样不可或缺。烧制而成的熟壶也就成了宜兴人休闲时光或招待客人的新宠。家家户户茶几上、茶盘上随处可见的紫砂壶，里面泡着一壶宜兴红茶，三五老友围聚一起，实在是享受生活。

紫砂壶书法装饰，多是选择古代诗词名家与茶、茶壶有关的诗句，也有陶刻者为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创作的诗词歌赋，并用自己擅长的陶刻技术将其篆刻在壶身两面。经过陶刻装饰之后的紫砂壶，更有了一些书香气息。品茶之余，欣赏一下诗句，别有一番滋味。

除了陶刻艺术，其余还有镶嵌、包漆、描金、画彩釉、挂满釉、泥绘、绞泥、贴花、印花、镂空、浮雕、剔红、珐琅彩绘等，大多流行于清初康、雍、乾时期。紫砂装饰图案不宜太复杂，力求传神。题材多为人物、山水、花鸟虫鱼、梅兰竹菊等，采用白描的艺术手法，画面留白较多，不太满、太露，只点缀一些关键元素，而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观赏者。紫砂泥讲究纯粹，即原矿泥料，用其塑造出的紫砂壶才算不忘初心。那么紫砂壶上的装饰技术，以其独有的装饰手法传递出另一部分人的心境和性格，与紫砂壶创作者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不仅丰富了紫砂壶的艺术魅力，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人格魅力。一把壶虽然只突出表现了一定的客观对象，如方器、花器等等，但其实也体现出了作者的审美、品格、才识等等。一把“掇球壶”，邵大亨体现出豁达洒脱，而程寿珍则体现出豪放果断。

而近几年兴起的柴烧装饰技术，也使得紫砂壶颇受人们喜爱。它需要的只是艺术创作者对窑温的要求，窑温可高可低，烧制出来的紫砂壶色彩带着一丝神秘，又略带一些摩登，甚是独特。

郑成功祠是台湾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每年运动会的圣火就从这引燃

文/金坚范

我有幸数次飞越海峡，赴宝岛台湾访问。所见所闻，印象深刻，莫过于台南郑成功祠内的香火。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后又于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侵占台湾北部。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领战船300余艘，将士2.5万人，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横渡台湾海峡，于台湾禾寮港登陆，重创荷兰殖民军，攻克赤嵌城。经过8个月的浴血奋战，迫使龟缩在台湾城内的荷兰总督揆一于1662年（康熙元年）宣布投降。祖国领土，惨遭番邦38年蹂躏之后，得以光复。郑氏功业，一锤定音，彪炳史册。当年郑成功浴血奋战的主战场——禾寮港、赤嵌城和台湾城，今均在台南市管辖之内。台南市郑成功祠，因而成为正宗，便是天经地义的了。

郑成功祠，正名为“明延平郡王祠”，位于台南市开山路。

郑氏系明末抗清名将。明朝永历皇帝册封其为延平郡王。郑成功本意是占领台湾，以此为根据地反抗满清政府。没想到歪打正着，成为驱赶番邦、收复失地、开发台湾的民族英雄。

台湾人民为了纪念郑氏的千秋功业，兴建了“开台圣王庙”。清兵入台之后，台湾人民鉴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杀戮之惨，改称为“开山王庙”，暗寓开创江山之意。光绪年间，清廷慑于郑氏在台湾人民中的威望，将“开山王庙”扩建成现祠，定名为“明延平郡王祠”。也许清廷当时是遵循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的古训，因为明、清之争毕竟是一国之内务，而郑成功驱赶外敌荷兰人，为中国保住了台湾，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开山路便由“开山王庙”而来。

延平郡王祠占地3200平方米，四周有红色矮墙围护。祠内古木参天，环境幽静。一条白石砌成的甬道直通正殿。殿内奉祀着3位将军的塑像，延平郡王端坐中间，甘辉、张万礼将军左右。上面有一横匾，书有“振兴中华”四个大字，乃是的手笔。 “振兴中华”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先生第一个喊出的响亮口号，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还有光绪皇帝准予建祠谕旨的匾额。300多年来，殿内香火绵延不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台湾省一年一度的运动大会的圣火火种就是从郑氏塑像前的香火上引燃的。

郑氏塑像前的香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供佛敬神时燃点的香和灯火了，而是朝山进香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之象征了。用这种香火来引燃运动会的火种，其含意也就不言自喻了。

正殿后面，有一古梅，枝叶繁茂，翠绿可爱。梅旁竖一木牌，上书“郑延平郡王遗爱古梅”。此梅原在郑氏王府内，系将军亲手所植，后移植于此。这株古梅颇通灵性，爱憎分明，在日本窃据台湾时期，居然偃旗息鼓，不开一花。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此梅忽然间满树繁花，暗香浮动。可见，香火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连草木都被感染了。

，回首前尘，有说不尽的感喟，也有流不完的眼泪。但在台湾，我所遇到的新知旧友，许多人的心灵都被这一香火所点燃，有一团圣火在心灵深处燃烧，烧得那么炽热、那么光亮！

袁睽九先生是一位生得慈眉善目、颇具儒雅风范的文化人，以写散文、杂文见长。我在北京曾有缘结识。我们在台北的大小活动，他都不顾古稀之年的高龄，亲自陪同、照顾。还专程陪我们去台南、高雄。在台南中华日报社举办的座谈会上，袁先生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吟出了以下诗句：

“隔绝四十年，相距千万里，相逢一笑泯恩仇。”

诗中的兄弟情义，溢于言表。座谈会上的两岸作家，不约而同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孙春华女士我先前从未见过，初次见面的一番话，至今余音绕梁。那天，我们一行到达台湾佛教名山佛光山。夜深人静，在肃静庄严的佛寺里，我们与女菩萨们就两岸的人文交流畅谈。忽然，吱呀一声，一位漂亮、清秀、文静的女士推门而入。她便是佛光山寺的联络办公室主任兼发言人孙春华。她原是台北中华电视台颇有名气的导播，因家庭变故而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她原打算削发为尼，后因星云法师未予首肯，劝她当居士，便从了师命。故那天完全是俗家装束：一头齐耳的黑发，身穿白色衬衣，外套一件咖啡色的背心。她那天下午刚从印度布施回来，听说大陆作家来了，不顾旅途的劳顿，拖着正患感冒的病体，赶来参加座谈。

她从容不迫、哀而不伤地说，她有一个心愿，就是中国人要好好的活下云。百年来的伤痕不能再发生。现在，大陆经济起飞，文学要跟上，不跟上就会如台湾、香港那样，精神贫乏。不能走那条路呀！要注意人文、文学、精神方面的东西，让每一个中国人像一个中国人，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的人格。中国人走向下一个世纪，要走得庄严，走得尊贵，走出中国人的尊严来！这一番粲花之论，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和个人的经验之中，充满着对民族未来的关切之情，又出自一个佛家女子之口，更是语重心长、荡气回肠。

1995年6月27日，我们一行从高雄抵达台北。当晚，台湾的“作家协会”理事长程国强先生设宴招待大陆作家。程先生是典型的东北大汉，为人热情、豪爽。他在祝酒词中强调，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再过几天便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因此，他提议大家高唱抗战歌曲。我和程先生在北京和台北曾多次见面，是老朋友了，所以他坚持要我讲几句话。我在讲话中强调，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也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100周年。大家不要忘记国耻。两岸人民应携起手来，构筑新的长城，那就是，为中国民族的繁荣、富强共同努力。

接着，由一位台湾妇女作家起调，两岸作家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血浓于水的民族感情，激荡在每一个音符里、每一个节拍之中。

台南郑成功祠内的香火，必将愈燃愈旺；由此引燃的圣火，也必将愈燃愈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