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相(下相县)

江苏一座城市，古称“下相”古有项羽 今有刘强东 你知道这是哪吗

说起江苏省，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经济强省，富裕的地方。可是除了经济之外，让你想想江苏有哪些出名的地点呢？首先都会想起省会南京，他是六朝古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有苏州，江苏简称“苏”可想而知苏州在江苏的地位。大家还会想到镇江陈醋，烟花三月下扬州，太湖明珠一一无锡，苏南很多地方都非常出名，至于苏北，可能会想到徐州会战的徐州。但是你知道吗，在古代苏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更有2700多年的建城史，他是多个国家的都城，被誉为“华夏文明之脉、江苏文明之根、淮河文明之源、楚汉文化之魂”他就是宿迁。

，宿迁古称“下相”，史记上描述项羽的出生地为：项籍者，下相人也。意思就是说项羽是下相人，也就是当今的宿迁市，不仅是项羽，鲁肃、刘世勋、魏胜、杨泗洪、朱瑞等也是宿迁人。还有当今大名鼎鼎的京东CEO刘强东

目前宿迁的经济在全省排名倒数第一，但是宿迁的GDP也是超过了3000亿，几乎达到了3100亿，这个体量拿到任何一个省里都是排名靠前的，奈何江苏省实在太强大了，其他地市发展得都非常好。虽然目前宿迁和省内其他地方相比有所差距，但是宿迁现在是中国重要的电子商务中心，电商是目前发展最快最有潜力的行业之一。之前宿迁重点发展的都是传统产业，比如酒水、纺织服装、家具制造这些。随着京东客服中心的入驻，宿迁正在积极打造电商中心，积极发展互联网产业，所以未来宿迁的经济一定会腾飞！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认为宿迁未来的经济会怎样发展呢？欢迎在下面文明讨论#宿迁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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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独家原创，谢绝抄袭必究！

学习象棋的一些方法

象棋易学难精，象棋如何训练学习呢？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象棋的基本知识。象棋是一种两人对弈的智力游戏，通过移动和吃掉对方的将帅，最终将对方将死或困毙为胜。

在掌握了基础知识后，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技巧训练：

1. 学习残棋的基本定式：残棋定式是指在不同局面下，双方最优的走法。通过学习残棋定式，我们可以迅速提高自己的残棋水平。例如，著名的“马擒单仕”就是一种经典的残棋定式，它描述了在特定局面下，黑方如何通过一系列精妙的走法最终将死白方。

2. 练习复盘：复盘是指在对弈结束后，重新审视和分析整个过程。通过复盘，我们可以找出自己的失误，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步提高自己的残棋技巧。

3. 找到合适的对手进行切磋：与水平相近的对手进行切磋，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提高残棋水平。在切磋过程中，我们可以相互学习，发现并改进自己的不足之处。

除了技巧训练，我们还需要注重策略训练。以下是一些策略训练的方法：

1. 分析经典对局：通过研究大师们的经典对局，我们可以学习到他们在不同局面下的策略和思考方式。这有助于我们提高自己的残棋水平。

2. 掌握局面优势：在残棋中，掌握局面优势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学会判断局势，并在对弈中尽可能地占据优势。例如，在对方士象不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攻势策略，将对方将死；而在对方士象齐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防守策略，尽可能保护自己的将帅。

3. 灵活运用战术：在残棋中，战术的运用十分关键。我们需要学会在不同局面下运用不同的战术来达到目的。例如，“将军脱袍”是一种常见的战术，它指的是通过送掉某个棋子来达到预期的目的，如解除对方将军、换取有利局面等。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心理素质的培养。以下是一些有效的心理素质训练方法：

1. 保持冷静：在残棋中，冷静思考和细致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学会保持冷静，不被情绪干扰，以便做出正确的决策。

2. 培养耐心：残棋对弈往往需要进行很长时间，耐心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我们需要学会保持耐心，不轻易放弃，坚持到底。

3. 学会调整心态：在面对失败或困难时，我们需要学会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这有助于我们克服困难，提高自己的残棋水平。

最后，通过实战演练，我们可以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和技巧，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和游戏水平。以下是一些实战演练的建议：

1. 多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可以帮助我们在真实的比赛环境中锻炼自己的残棋技巧。在比赛中，我们可以遇到各种不同的对手和局面，从而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2. 注重细节：在实战中，细节往往决定了胜负。我们需要学会仔细观察、认真分析每一个变化，尽可能占据优势。

3.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每场比赛结束后，我们需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分析自己在比赛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这有助于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残棋技巧和策略。

综上所述，通过技巧训练、策略训练和心理素质训练等方面，只要持之以恒，水平也会润物细无声的提高。#暑期创作大赛#​

“我眼中的丰收”蹲点日记|“都市农旅”里的“发展经”

新华社天津9月20日电（记者栗雅婷、徐思钰）金秋九月，天气渐渐凉爽，农户曹先云的采摘大棚里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翠绿色的“阳光玫瑰”葡萄在太阳的照射下晶莹闪亮，游客们穿梭在葡萄架之间，不时把“心仪”的葡萄“收入囊中”，手里的篮子装得满满当当。

时下，大棚里的葡萄喜获丰收。在天津市东丽区胡张庄村，像曹先云这样的葡萄种植户有百余家。2000余亩葡萄种植基地变身游客“打卡胜地”，一颗颗葡萄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我们不断丰富葡萄品种，游客们口口相传，来观光采摘的人越来越多。”曹先云满脸欣慰地说。她的采摘园今年预计能产近6000斤葡萄，旺季一个月的收入就能达到五六万元。

近年来，“都市农旅”成为天津不少近郊农村破解发展难题的“金钥匙”，“农业+旅游+生态+文化”的综合发展模式越来越受欢迎。

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总经济师赵先健说，2023年以来，天津市乡村旅游市场恢复迅速，今年1月至8月，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次1883万人次，营业收入42.6亿元。天津的乡村旅游正在由微到众、由散到聚、由自发到设计、由单一到多样转变。

游客在天津市东丽区欢坨村的暖棚里采摘欢坨西红柿。（受访者供图）

在天津市东丽区欢坨村的暖棚里，成排的西红柿苗整齐排列。“目前，全村西红柿种植面积约1350亩，吸引了京津冀地区不少家庭来观光采摘。除了采摘，消费者还可以选购包括西红柿在内的多种蔬菜种苗，作为家庭景观植物进行养育。”欢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田国雨介绍，近几年，以“欢坨西红柿”为主题的农旅活动给村里的种植户带来了近千万元的收益。

每年“五一”假期前后，村里会举办“欢坨西红柿节”，目前已连续举办四届。在今年的“欢坨西红柿节”上， 特色美食市集、非遗文艺展示、群众文艺表演、基地采摘等活动丰富多彩。

“‘农旅结合’是我们近郊农村发展的重要抓手，未来我们将建成以西红柿为主题的田园综合体，包括特色民宿、特色餐饮、特色主题活动等，进一步发展乡村旅游。”田国雨说。

学生们在天津市东信花卉有限公司智能化温室花卉种植基地参观。（受访者供图）

今年旅游市场持续复苏，研学游成为旅游消费热点，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天津市东信花卉有限公司发挥自身优势，将花卉种植与研学旅游相结合。穴盘苗移栽、盆花幼苗定植、外植体无菌系建立……前来研学的中小学生不仅可以参观智能化温室花卉种植基地，还可以自己动手培植花卉。

天津市东信花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渌切说，目前园区的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已经初见成效。“今年1月至8月，园区累计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未来我们还将在园区内引入卡丁车、垂钓、露营、赛马场等项目，将农业发展与乡村旅游相结合。”他说。

“乡村旅游对于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市民乐发挥着重要作用。天津将深入挖掘独特资源和特色亮点，大力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金汇江说。

策划：齐慧杰、吴黎明

统筹：于卫亚、邵香云、曹晓轩

记者：栗雅婷、徐思钰

海报：冯娟

编辑：任彦逸

河南第二县争夺战：禹州VS巩义，到底谁更有实力问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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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河南省，新郑一直以来都是最富有的县，但是对于河南的第二富有的县，人们的争议颇多。禹州和巩义是两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它们都代管着郑州以外的地区。究竟是禹州更加繁荣，还是巩义更加昌盛呢？本文将揭示这个谜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座城市的一些关键经济指标。禹州位于河南省，拥有广阔的领土，人口数量也不小。根据2021年的数据，禹州的面积为1469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10万，GDP达到903.8亿元，人均GDP为8.14万元。而巩义则是郑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面积较小，但人口也相对较多。2021年，巩义的面积为1043平方公里，人口约为80.2万，GDP达到901.9亿元，人均GDP高达11.24万元。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禹州的面积和人口都更大，但巩义在人均GDP方面却占据了优势。

教育方面，禹州拥有郑州轻工业大学禹州校区等一流教育机构，为地区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而巩义也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包括巩义成功学院、巩义广播电视大学、郑州城建职业学院等。这些教育资源为两个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另外，两座城市都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点。禹州以神垕古镇、钧官窑址博物馆、大鸿寨、中国钧瓷文化园、白沙湖等著名景点而闻名。而巩义则以杜甫故里、北宋皇陵、康百万庄园、浮戏山雪花洞、青龙山慈云寺等文化名胜吸引游客。这些景点都丰富了两座城市的旅游业，为当地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

禹州和巩义各自有着独特的优势。禹州历史悠久，因其与夏启大飨诸侯之地钧台而闻名。此外，禹州也以药材集散地和钧瓷产地而著称。钧瓷是一种独特的陶瓷，因其釉料和烧制方法而备受推崇，被誉为中国古代五大名瓷之一。此外，禹州还是许多名人的故乡，如晁错、郭嘉、司马徽和吴道子等。

与此相对比，巩义因其地理位置而受益匪浅。它位于郑州西部，东临洛阳，北靠黄河，南界登封。巩义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郑州洛阳经济合作的前沿城市。同时，巩义也以其工业产业而闻名，尤其是高精铝、新材料和特色装备制造领域。此外，巩义还有丰富的文化遗址，如北宋皇陵、北魏石窟和康百万庄园，这些都是文化历史的珍贵遗产。

综合对比禹州和巩义的各项指标，可以发现虽然禹州在面积和人口方面占据优势，但巩义在人均GDP和工业产业方面更为强大。而且巩义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遗产。因此，尽管禹州有其独特之处，但综合实力来看，巩义更有潜力成为河南省的第二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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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河西走廊，何以串起千年文明？

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星星峡，南侧是祁连山脉，北侧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这条东西横贯一千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

历史上的河西走廊 图片来源：纪录片《河西走廊》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刘彻为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随后，河西走廊成了丝绸之路上的黄金通道。从古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河西走廊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凝结了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

天马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

——唐·李白《天马歌》

上世纪六十年代，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的雷台汉墓中，出土了一匹铜奔马。这件工艺极高的文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踏飞燕”。

昂首嘶鸣，飞驰向前，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飞鸟背上……它的形象让人们不由地想起了诗句中流传的“天马”的形象。

这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展厅内拍摄的文物铜奔马。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天马”主要指的是来自大宛国的“汗血马”。真实的“天马”并没有虎纹和龙骨，但确实身强力壮、雄姿勃发。这种“汗血马”的皮肤较薄，奔跑时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容易被看到，加之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出汗后往往会给人以“流血”的错觉。

这是2016年8月26日在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拍摄的一匹阿哈尔捷金马。在中国历史文献中，阿哈尔捷金马被称为“天马”，据说史书中的“汗血马”即源自阿哈尔捷金马。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在古代战争中，良马的机动性所带来的强大战斗力是取胜的关键。为了弥补汉军在面对匈奴铁骑时的劣势，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两次西征“汗血马”的产地大宛。最终，凯旋而归的李广利共选良马几千余匹，长途跋涉终将“汗血马”带回汉朝疆土。同时，西域各国还源源不断地向朝廷进贡良马，“天马”成为了中西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为了培育更多骁勇善战的马匹，汉军在今天的大马营草原屯兵养马。经历朝经营，那片地方逐渐形成皇家马场。

今天，这里已发展成为地跨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的山丹马场。每年夏天，祁连山下的这颗“丝路绿宝石”芳草如茵，风景如画。

当成群的骏马飞奔在辽阔的千年马场里，“天马”这一气势磅礴的文化意象仿佛正从历史中走来，展现着古人的进取意识和天下情怀。

骏马在祁连山下山丹马场奔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美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唐·王翰《凉州词二首·其一》

中国自古不缺美酒佳肴。然而，有别于中原的谷物酒，诗句中描绘的那种色泽鲜艳、气味芬芳的葡萄美酒最初却是一件舶来品。

壁薄如纸，晶莹剔透的夜光杯

起初，张骞作为汉武帝的使者，为寻找军事盟友而踏上西行之路。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旅程却无意间打开了东西方交流的大门。受他的影响，西域的特产、乐器、宗教更迅速地向东传播，而以丝绸为代表的中国商品也被不断送往遥远的西方。

大型原创历史题材舞剧《张骞》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这条丝绸之路对美酒佳酿的引进至为关键。

地理上的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向西经过中亚，直至地中海等地的道路系统。这个位置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交通往来的道路，但直到骠骑将军霍去病“逐匈奴于漠北”并牢牢占据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后，这条连接中外的通商要道才真正繁忙起来。

提到丝绸之路，就不得不提位于河西走廊最西侧的玉门关。它是丝绸之路上的标志性地点，人员进入玉门关，就意味着“回国”。

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关隘具有“封锁”与“疏通”的双重功能。战争年代，关隘是用于军事防御的要塞。但在平时，它更多行使其“疏通”的职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古人由于从军、出使、商贸等原因，常在玉门关停留补充。可以想像，这里在当年是何等的繁忙。

如今，玉门关早已被历史的风霜吹打成一片断壁残垣，但从络绎不绝的客流中我们能看出，这座千年历史遗迹依然在散发着独特魅力。

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关景区游览。新华社发（周斌全 摄）

葡萄美酒进入中原背后，一个叫粟特人的民族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粟特民族起源于中亚，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商旅文化群体。当时，葡萄种植产业已在古丝路的沿途——今天我国的新疆和中亚东部等地尤为兴盛。商业嗅觉灵敏的粟特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他们将最新的葡萄品种和最先进的葡萄酒酿造工艺东传。粟特人四海为家，葡萄酒也因此传遍大江南北。从长安的宫廷贵族，到驻守边关的将士，无不对这一异域饮品赞赏有加。

这是在西安博物院展出的史君墓石椁。墓主史君是北周凉州萨保，粟特人。石椁四壁浮雕内容和风格带有鲜明的西域特色。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从王翰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窥见葡萄酒在唐代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就是这一小杯葡萄酒，不仅撬动了古丝路繁荣的一角，也凸显了大唐盛世的兼容并蓄、气象万千。

飞天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东汉·应邵注《汉书》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境内东有三危山，南有鸣沙山，西面是沙漠，与塔克拉玛干相连，北面是戈壁，与天山余脉相接。各种奇特的自然与地质环境在这里交相辉映。

千年时光的雕刻，在这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瑰宝。而这其中最盛大辉煌的文化景观莫过位于敦煌市东南一处断崖上的莫高窟了。

莫高窟，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寺遗址，也是世界上历史延续最悠久、保存较完整、内容最丰富、艺术最精美的佛教艺术遗存。它的开凿从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前后延续约1000年，这在中国石窟中绝无仅有。

仔细端详洞窟内一幅幅精美的壁画后，就不难发现飞天这一艺术形象的出现频率极高。据统计，在莫高窟270多个洞窟中，绘有飞天4500余身。通过对这一艺术形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再现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并与汉地文化相融合的整个过程。

莫高窟窟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飞天的原型本是乾闼婆和紧那罗，出自印度的历史与神话传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和佛教的东传，这一形象在西域逐渐深入人心，并进一步顺着河西走廊，来到广阔的中原大地。

从时间维度上看，飞天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随着时代不断演变的过程。

2021年，武威的天梯山石窟，考古人员发现一幅完整的北凉时期的飞天壁画。不同于人们印象中轻盈飘动、凌空飞舞的优美飞天形象，这幅壁画上的飞天给人以粗犷而“朴拙”的感觉。同样，在敦煌莫高窟早期的壁画中，考古人员也发现了形体较大的、造型笨拙夸张的飞天形象。专家们认为，这反映了早期佛教壁画艺术的独有特点。

在天梯山石窟揭取修复的北凉弧形重层壁画。图片来源：新华社

与这种早期西域风格的飞天形象不同，莫高窟112窟（中唐）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中的飞天形象就显得婀娜而飘逸了。画中的反弹琵琶飞天体态丰腴、眉宇含情，周身飘动的彩带表现出动态的美感。

敦煌美术研究所专家临摹的莫高窟112窟（中唐）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反弹琵琶飞天。图片来源：敦煌美术研究所小红书号

飞天形象的变迁正是东西方文化艺术不断交融的一个缩影。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河西走廊就像一个瑰丽的舞台，拉伸了文明的张力，夯实了历史的厚度。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敦煌学专家樊锦诗认为，敦煌飞天承载了中国人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飞天的欲望作为一种精神冲动，同世俗的羁绊形成巨大的张力。

几千年来，河西走廊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跨越山川阻隔，沟通往来。这不也正是一种渴望打破地理屏障、冲破文化壁垒的追求吗？

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新华社发（张晓亮 摄）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昔日响彻在河西走廊上的驼铃声已尘封进历史的画卷，但文明之间的沟通往来还将代代相传。

策划：刘娟

监制：唐心怡

执行策划：马宇聪 崔祎璁

视觉设计：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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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牙相入与山川形便，中国的疆域概念与行政区域划界的变迁

《新语·道基》说：“后稷乃立封疆界畔，以分土地之所宜。”有人说后稷是传说中的人物，不大可能有封疆画界的举动。但我觉得值得商榷。

口口相传虽不能作为信史，但成体系的瞎编乱造也必然有合理性的成分在里面。后稷所谓的“封疆界畔”可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疆界概念，也许只是类似于家中围墙、篱笆之类的东西，但肯定是有领地意识的。

其实直到西周封邦建国，各诸侯也只是据点式的城邦。各诸侯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无主土地和荒野，明确界限实际上也只到自己的家门口。

郑国能在平王东迁的时候跑到今天郑州附近重新开荒建国而其他诸侯没有提出抗议，就是因为当时那是个无主之地。

春秋中期秦国经函谷关东出偷袭郑国，无论是晋国还是周王室都没有出来干涉，也是因为秦并非通过的是这两国的固有领土。大量的土地处于无主状态即使到春秋末期也是正常现象。

无主土地作为各诸侯国的缓冲区，说好听点叫土地储备，实际上是人口规模和生产力的限制无法产生利用价值。

商代到西周，城邑之外随扩散范围的延伸，分为郊、牧、野。即使到现在，郊区和野外的也是城市范围之外不同的地理概念。

西周封建邦国内部如此，与周边异族也是如此，边界概念非常模糊，即使到秦汉，与匈奴之间也有大片的空地，这被称为“瓯脱”。

自春秋晚期到战国，随着人口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各邦国间为争夺土地资源大打出手，边界的概念才逐渐变的清晰。

此时的边界也并非上图中这么准确清晰，战争中各国攻防的重点是险要的关隘，而且因后勤的压力，也只在战事发生时才会派人驻守。但疆域和边界概念已经很明确。邦国已经完全转化为领土国家。

与领土国家概念形成的同时是国家内部郡县也有了明确的边界。商鞅变法时“集小乡聚为县”这些小乡的规模、位置、数量都非常明确了。

作为传统强国，晋国明确划县要比秦国更早。《左传》记载:“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对旧贵族原有领地明确划县，边界概念已经很清晰。

秦汉时期，大一统之后，行政区划作为便于行政管理的重要举措，已经相当严谨，各郡县之间往往有明确的界碑作为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界限。

随着疆域和边界概念的不断明确，如何划界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国与国之间战争频繁的战国时代，由于疆界变动频繁，不可能有完善的划界原则，秦始皇统一华夏之后，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因行政管理的需要，划界原则被确定。

山川形便无疑是最自然最直观的。《礼记·王制》有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高山大河的阻隔造成的文化差异便意味着山川形便是一种天然便捷的划界方式。

两汉魏晋这种大一统国家，州一级行政区就比较符合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各自为政，州郡不断被分割，政区划界也如同这乱世一样混乱。

隋朝完成大一统后，简化合并州郡，郡界多以山川形势而定。隋炀帝时期的一百九十郡中，除了江都郡跨长江、临川郡跨武夷山之外，其他郡无一跨越东西向的秦岭、南岭、黄河，江淮及南北向的太行、黄河、武夷山、雪峰山。

唐开国之后，对隋炀帝的这一行政区划原则基本上完全继承，山川形便的原则被正式确立。

从唐初的十道到中后期的十五道乃至四十多个方镇，行政区划的划界原则基本延续山川形便。一直到元朝之前，没有发生过重大调整。

山川形便固然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的管理，但也有很大问题。对中央集权来说，山川作为边界的行政区，如果一旦出现割据，山川这种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将使中央无法对其进行武力收复。

从三国、魏晋南北朝到唐末藩镇、五代十国，局面能不断形成并难以短时间统一，与山川地理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

比较典型的如“表里山河”的晋和处于四川盆地的巴蜀，都属于易守难攻的地理单元，刘渊的前赵、石勒的后赵以及后来的北汉等，都以晋为基地形成长期割据。巴蜀更是只要朝代更迭或大一统被，必形成独立的割据势力，蜀汉、前蜀、后蜀等都先后登上过历史舞台。

“四塞之地”的秦和“负山险阻”的岭南等地也都是非常容易形成割据势力的地区。

所以山川形便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被作为行政区域划界的主要原则，但在中央集权统治下，统治者也在有意识的采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对政区疆域进行人为分割。

汉文帝时期，割据南越国的赵佗曾试图说服汉文帝重新划定边界，以山川形便为越汉边界，但被汉文帝拒绝，坚持采用犬牙相入的方式。这显然是汉朝出于随时准备统一岭南的需要。

上图为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早期地图，主要部分为当时长沙国南部地形及县、里的分布。可看出在长沙国与南越国之间，有一条作为界山的山脉，这就是南岭。但在左上角有个桂阳县虽在南岭以南，却属长沙国，可见两国之间并不完全以前边形便划界。

从历史上看，这种地域边界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时期，作为秦始皇最后征服的土地，他尽管派了五十万戍卒守卫，但如果不采取犬牙相入的划界手段，一旦脱离王朝版图，再次统一会非常难。

也正是因为保持了这种边界状态，汉武帝时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举击败南越国的军队，再次完成对岭南的统一。

不过秦代郡界的划分基本上还是依照山川形便，犬牙相入属于特例。

到汉代以后，犬牙相入除了在岭南这类山地地区更进一步施行之外，在平原敏感地区也有采用，并且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犬牙相入随王朝更迭也多被沿用，至隋唐时期，山川形便虽然还是行政疆域区划的基本原则，但犬牙相入也随形势的变化依据中央集权的需要作为划界的重要补充。

宋代之后，犬牙相入原则在具体应用上变的比较普遍，跨越重要山川的州府比唐代大幅度增加。作为上一级行政区的路也比唐代的道更倾向于使用犬牙相入的原则。如唐后期的江南西道沿袭的是两汉的豫章郡，几乎与今天的江西省等同，但在宋代，此地被一分为二，东北部被归入江南东路，其余部分与今天湖北的东南角组成江南西路。北宋河东路跨过黄河，据有河西之地，永兴军路除了有原秦之旧地及河东一部外，还跨过了秦岭，领有商州。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一行政区跨秦岭南北。

南宋的行政区划的总体思路基本沿袭北宋，都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这种思路延续到元代，犬牙相入原则向极端化发展。

最能体现元朝极端化划界原则的是行省的划界。

由于元代的行省幅员辽阔，行省长官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防止割据，在行政区划疆域上做犬牙相入的划分原则就极为必要。因此元朝的行省完全背离了汉州、唐道、宋路的山川形便的划分方法，重要的山川边界已经与划界无一定的必然联系。这样的结果就是，元朝的任何一个行省都不是一个完整的形胜地区。陕西行省越过秦岭深入汉中，湖广行省除有湖南湖北还越过岭南据有广西，河南江北行省跨淮河南北，中书省则更为复杂，除跨太行山东西之外，还兼有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山东丘陵，如此种种，这种行省让山川之险在行政区划上被完全消除。

元代这种区划方式使割据的地理基础被降至最低，以避免局面的产生。与唐代的道相比，元朝的行省倾向于纵向分布，以最大限度的跨越主要为东西走向的大型山脉和河流，这样便于中央由北向南实行军事控制。

元初七省的划分本就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后来的十一省则是在有利于军事殖民的基础上对南宋的路进行的调整。

但这种划分也同样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因为各行政区地理障碍的不不存在给地方治安造成很大的负担。而且不同的地理条件对行省内部农业经济的发展很不利。

明代对元代行政区划的弊端有所改革，使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成为相辅相成的总体思路。

朱元璋建都南京，将元代南方三省全部一分为二，基本回到了汉唐两宋的行政区划，元代的中书省、河南江北行省均被一分为三，元代犬牙相入的行省只留下陕西。

但朱元璋又搞出了自己的犬牙相入，他以金陵和自己的老家凤阳为两个中心点，划出了一个包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个不同地域的大南京，一个行政区跨长江、淮河这是史无前例的，幅员也非常之大，最北边离北京的南端不过两百多里。

不仅如此，南京下一级的应天府和凤阳府也是犬牙相入的布局。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河北，由于朱元璋的统一之路是由南向北，所以在建立河南省时，有意识的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划归河南。

对于大西南地区，贵州的北部边界比较有意思，遵义、瓮安、余庆这种处于贵州腹地的地方在明代被划入四川，明显是为加强对新建省的控制。直到清雍正年间，这些地区才划给贵州，基本形成现在的贵州边界。

至于广东广西，在明朝恢复建省之后，将元代的海北海南划归广东，如今钦州、廉江一线的狭长地带也属广东管辖，使自宋以来一直有比较长海岸线的广西失去了出海口。这种状况直到解放后经数次调整才得以改变。

清代的省界基本沿袭了明代的设置，变动比较大的是将南京、陕西、湖广三省分别一分为二，甘肃从陕西分出，湖广分为湖北、湖南，南京（清初称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

江苏与安徽的划分没有采用传统的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的方式，而是竖着来一刀，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相对贫困的淮南淮北与富庶的江南划归同一行政区，是出于经济互补的原则。

从山川形便到犬牙相入再到肥瘠搭配，中国的行政区域划界是一个因形势需要而不断调整的过程，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优劣之分，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这也是国人的传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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