瑾妍(瑾妍名字的寓意是什么意思)

（国家通用手语课上的郑璇丨记者摄）

离手语课上课还有十分钟。穿着黑色西装的郑璇推开教室门，走上讲台，从一个大运动双肩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随后，她会用颇为标准的普通话请课代表帮忙，将笔记本连接到教学用机上。通常情况下，温和而轻快的声音将在上课铃落下的时刻响起——

“还记得《ABC》（儿歌）怎么（用手语）打吗？”

如果不是郑璇常常提及，学生们并不一定能发觉，这位“特别可爱”的老师需要依靠耳中半透明的助听器才能听到台下的声音。事实上，郑璇在课堂上的状态几乎与听力健全的常人无异，只是有时候会注视着对方的嘴唇，询问“你刚刚说什么”。

媒体眼中的她则不然。打开浏览器搜索“郑璇”，弹出来的报道标题大同小异，往往是“中国首位”“女博士”“语言学”“教育”与“聋”这些名词的随机组合。她在听力上的障碍，作为励志故事中的“困境”，被作者着重刻画。在一些报道中，郑璇的经历是一种“传奇”：她通过苦练口语，勇敢地走出无声世界，又兼修手语，搭建起听障者和外界的桥梁，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报道明确提及，郑璇对手语的接触是从大学才开始的。

“聋人”和“不像聋人”，“手语”和“口语”，这些都是郑璇身上近乎标签的存在。行走在聋、听两个世界之间，客观上赋予了她敏感的性格特质和独到的思维方式。

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在诸多外界评判之外，郑璇的“独特性”是怎样生发的？她究竟为什么在跨越无声之境后，又迈入“需要关闭耳朵”的手语世界，并藉此联结有声与无声的呢？更关键的是，她怎样在聋听两个世界中寻找并诠释自我，又是怎样看待自己“两个世界之间”的生活？

以下是郑璇的讲述——

撰稿丨魏禛智

采访丨魏禛智

编辑丨李逸轩

排版丨汤瑾妍

一、被拉上的帘子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戴助听器。但事实上，我并不能凭借助听器“变成”健听人。

听力损失有分级标准，一般来说，超过90dB就属于极重度耳聋，而我的听力损失高达100dB到120dB。到了现在，助听器相关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市面上也推出了非常小巧的耳内机。但耳内机的功率太小，我很想用，却根本用不了，只能选择超大功率的耳背机。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耳背机有调频功能，可以自动将高频的声音移到中低频，解决我“高频听力几乎没有了”的问题。戴上它，我的听力差不多能和八九十岁的老人相当。

我出生于1981年，两岁多的时候失去听力。意识到我的听力很难再恢复之后，父母花了很多钱找人从香港买到了助听器。八十年代初，能买到的都是那种原始的盒式助听器。从外观上来看，通常就是一个小盒，上面带着一个夹子，你可以把它夹在衣服上面。但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把盒子夹在衣服上总还是不太稳妥，所以我外婆缝了一个红色的布袋子，让我挂在胸口。

如果大家看过八九十年代的新闻联播，就会发现，一些老干部开会的时候，胸前也会挂一个布袋子。他们的布袋子里面就放着像我这样的盒式助听器。那个时候，一个助听器要几百块，按照当时的物价来看是很贵的。而且它也不能永久使用，平均每五六年就要更换一次。

即使佩戴了助听器，我的口语康复还是非常艰难。现在的聋孩子或许能够选择是否去康复中心，而我小时候是没有去过康复中心的。中国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在我失去听力的那一年才在北京成立，远没有达到覆盖各地的程度。直到读了本科，我才第一次有机会走进武汉当地一个民营的聋儿康复中心去做义工。

（郑璇和父母的合照丨受访者供图）

在缺乏专业支持的情况下，我父母对我的口语康复训练完全靠他们自己摸索。这么多年，他们与吃喝玩乐无缘，社交也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生活完全被我的康复训练占据，几乎没有个人的时间，一天到晚教我怎么发音、怎么组织语言。他们会在我耳边大声地喊，吐出的气流里裹着要教会我的东西。在做口语训练的时候，因为担心吵到邻居，我们家里的窗帘总是拉上的。父母觉得这多多少少能隔一下音。

我童年的帘子也总是拉上的。

虽然我小时候接受的是“融合教育”，也就是作为残障孩子在普通学校读书，但并非理想状态下的“融合”。理想状态下，学校和老师应当有针对性地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支持，而我只是随班“就坐”而已。当时，我是全校唯一的听障学生，老师自然也会给我一些关注，不过，我猜那基本上是我父母和老师沟通过的缘故。逢年过节，他们会拎些水果去老师家，拜托老师帮忙关照。但老师本身并不具备特殊教育相关知识，除了应允在座位安排上给我一些照顾，帮忙调停一些同学间的矛盾之外，很难再给我其他方面的帮助。

班里那么多孩子，老师是管不过来的。我现在还记得在“随班就坐”期间发生过的一些“小插曲”。小学班里总有很淘气的同学，在黑板上用粉笔写“聋子”，或者觊觎我脖子上挂着的助听器。有时候，助听器被他们抢去传一圈，再回到我手上就已经坏掉了。有媒体很煽情地刻画过一个场景，说我和同学大吵一架，同学一下把我的助听器扯下来，丢在地上，“啪”地摔坏了。报道里说那天下着雨，我站在雨中，非常无助的样子。我看到报道，还特地去问父母，有这回事吗？父母说，有的。但我自己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好像也不记得爸妈有没有因为摔坏助听器这件事对我发火。现在想想，也许那时年纪太小，或者是选择性地遗忘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非常确定我的童年不快乐。

小时候买到的助听器，效果可不像现在这样好。那时我的口语表达不行，胆子又小，不敢表现自己，在班上总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个，丢到人群里也总是闷闷的。而我父母又是特别传统的那一类中国父母，即使取得好成绩，我也很难从父母那里听到一句夸奖的话。本科考上武大，保送读研究生，去复旦读博，一路走来，他们都说我是“运气好”。背地里他们也会觉得骄傲，但面对我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把成功归为外因。但在失败的时候他们却会选择自我归因，会对我说，你能力不够，还得继续努力。

我父母对我的期待值非常低。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觉得，一个听力不好的孩子，以后能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就很好了，什么硕士博士，什么大学老师，怎么敢想？他们也曾尝试替我规划人生。我读小学时，他们就想让我学美术，培养一技之长，可惜我长期停留在画小仙女的自娱自乐中，从一开始就对正儿八经的素描训练极度抗拒。后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填了中文系，然而父母真正想让我去读的是图书情报——他们认为，对听障者来说，最好的归宿是安安静静地待在图书馆里，做一个不和人打交道的工作。

但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点。我要选我喜欢的。现在回过头来，我很庆幸自己在人生的节点上，都还是遵从本心选择了喜欢的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最终也得到了父母的理解和支持。

二、两个翅膀

高中时代，中文系并不是我最想读的专业。我真正的梦想是报考新闻系，做记者。

想做记者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当时我很喜欢看访谈节目。在我高中时，电视上的访谈节目已经开始有字幕了，不用太担心听不到的问题，所以我看了很多访谈。当时我特别崇拜白岩松、敬一丹、水均益那些人，买了好多他们的书，还有大学新闻专业的教材，一本一本地看。对于年轻的我来说，“通过文字来表达自我，像记者那样以笔为剑”，始终是一种“向往的境界”。我总觉得自己的成长过程被束缚在一个无形的小圈子里，里面堆着“压抑”、“阴暗”和“自卑”。我太想要那种自由奔放的表达了。所以，除了访谈节目，我也很喜欢看武侠小说，尤其是金庸的小说。后来我尝试自己写小说，写过几十万字的故事，回头一读，发现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竟也带着金老的烙印——当然，故事没写完，全是“大坑”。

但是新闻专业对听力健康有要求，高考时我是不能填报的。所以，我“退而求其次”，选了中文，想着中文系也可以写东西，既然做不了记者，那就做编辑，离这个行业近一点。但是“造化弄人”，在武大文学院几位老师的引领下，我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逐渐开始专注于听障群体语言问题的研究，之后去了复旦大学攻读手语语言学方向的博士学位。

虽然现在没有从事新闻工作，但我现在看起来很外向，很自信了，对吧？实际上，我在博士期间才真的变得阳光、明朗——这是很晚的事了。

本科期间，我还是那种不和班上男同学说话的人，也很怕在很多人面前讲话。当时完全没想过有一天自己能当老师。读研究生前后，开始有一些媒体关注到我——不是说得到了媒体的报道就有多好，但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种肯定，一种来自社会的鼓励。它也让我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人，参与更多的活动，能慢慢地走出自己的世界。现在要我回忆，第一份这样的“荣誉”大概是在本科后期，《武汉晚报》采访了我，发布了一篇题为《世界离你有多远》的文章。

我真的感受到，自己被压抑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些肯定和荣誉，通过越来越多的采访，被打开了。

我开始一点一点去靠近这个多年来一直隔着一层纱的世界，成为了武汉市青联委员，加入了湖北省残疾人艺术团，做了聋人网站论坛总版主……我想以自己的方式确认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价值。

（郑璇在木铎手语社讲座上丨记者摄）

博士期间，我第一次尝试了学生工作，负责复旦大学研究生舞蹈队的组建。作为第一任队长，从组建队伍到策划活动，从落实场地到排练演出，都是由我一手搞定。只要有大型的研究生晚会，我们肯定出节目。后来，我毕业了，这支舞蹈队也发展成了“心舞舞蹈团”，现在是复旦大学的五星级社团。

（郑璇跳孔雀舞丨受访者供图）

参与舞蹈队，是因为从小我就喜欢舞蹈。小时候，我会在家里自己压腿、下腰，像模像样。但我父母怕影响学业，一直不肯让我学，直到考上武大之后，我才拥有了“合法”学舞蹈的权利。能够自主地学习舞蹈之后，我寻找一切可能的学习渠道，文化宫、青少年宫、舞蹈学校，再后来就开始参加残疾人艺术团的排练和公益演出。我和“千手观音”邰丽华就是在湖北残疾人艺术团认识的，邰姐当时已经调去北京，但还常常回来指导我们。

到北师大之后，我也第一时间加入了我们的教职工舞蹈协会。我的朋友都说我是“走到哪里，跳到哪里”。其实我一直有很多浓烈的情绪在心里，而写作和舞蹈就像我的两个翅膀，从前我对它们痴迷，到现在，它们仍是我钟爱的两个表达渠道。

三、从零开始的手语历程

我是1998年上的大学，报到的那一天还没过17岁生日。大二那一年，我开始正式学习手语。

很多人觉得奇怪：你说话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要学习手语呢？我最开始想学手语，纯粹是因为一种寻找自我归属感的冲动。这种冲动源于长期在人群中被忽略、被压抑的不满：沟通是双向的，我能开口讲话，不等于我可以完全自如地和人交流。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百分之百地听清，在人多的时候，我们听障者始终是“局外人”。

我想去寻找我的同类、我的伙伴，想回归到属于我的群体里去。那个时候，在我的小小世界里，周围的人都是健全人，都听得见，很多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他们不能明白——这不是谁的错，“聋人”和“听人”之间本来就是存在差异的。可是，无形当中，我也把自己当作听力健全人，以他们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一些事情做不到，我就会特别特别沮丧。现在想来，这是很可笑的。有些事情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为什么要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不通，会钻牛角尖，然后觉得很窒息。

读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和同桌笔谈，不太喜欢开口说话。然而，出于某种“好意”，被安排在我旁边的往往是老师觉得比较活泼的、可以“带一带”我的同学。其中一些同学不太能适应和我同坐，就和老师说要“换同桌”。在更早的回忆中，我也很难找到跟小伙伴一起玩的画面。长期以来，看书是我最大的消遣。我六岁就翻完了《西游记》的原著。因为早期阅读量极大，所以我语文成绩特别好，二年级就开始发表作文，大家都觉得我是因为上的不是聋校，是普通学校，所以才那么厉害，可我当时真的特别羡慕在聋校读书的孩子。

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搭公共汽车，刚好坐到了武汉市第一聋校附近。我看见两个女中学生互相打着手语上了车。那个时候我好想加入她们的谈话——但我不会手语。于是我拿出笔和本子，过去写字给她们看，还指指我的助听器。当然，我现在的手语水平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好多人看到我的手语会觉得很惊讶，不相信我没有读过聋校。

但我确实不是直接在聋校学习的手语。我是顺着网线接触的手语。

1998年前后，互联网开始在中国风靡。在学校的机房里，我见到了台式机。当时的台式机还是386、486的配置，又大又重，而且还很贵。但是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需要它，我的小世界里充满了对知识和信息的渴望。

于是我的父母给我买了一台放在家里。有了计算机，能够上网之后，我搜到了一个叫“聋人在线”的论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刷朋友圈、刷微博什么的，流行的是“论坛”和“灌水”。我在论坛混了一段时间，当上了这个论坛的总“斑竹”。论坛里有一些本地的聋人朋友，我们很自然地从线上走到了线下。我最初认识的几个聋人朋友都是地道的手语使用者，他们不说话，以手机打字或笔谈的方式和普通人沟通。其中有一位网名叫“三颗石头”的朋友，文笔特别漂亮，他告诉我，他妈妈很重视早期阅读，从很小的时候就带他看绘本，连比带画地告诉他书中的故事，大量的语言输入造就了他出色的汉语语感。我在他的介绍下，进入了“聋人的圈子”。用学术语言来讲，叫“聋人社群”（Deaf community）。

其实那时我学手语也学得很艰难。虽然我是聋人，但手语毕竟是个语言，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学会的。我现在的手语水平，也是这二十多年积累的成果。研究生期间，经朋友介绍，我加入了湖北残疾人艺术团，和艺术团的演员一起排练。我才刚学手语没几年，而艺术团里基本上是武汉第一聋校、第二聋校出来的孩子。团里有一位聋校退休教师，姓潘，那些孩子大多数都是潘老师的学生。他们当中有性格比较温和的，也有特别急躁的。急躁的孩子可能完全不愿意和我多沟通，有时候出现沟通上的问题，还得老师出来“调停”，一方面告诉大家我完全不会手语，请大家对我耐心些，另一方面也对我解释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应该怎样去和他们相处。

这种文化中介者的角色深深地影响到了我。我自己的手语水平提高了之后，也常常去做两个世界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博士期间，导师要求我们必须做手语的本体研究，不鼓励我们在校期间做应用，但我却一直在想着怎样把这些本体研究的成果应用到听障人群的特殊教育中来——作为聋人，我很明白我们的“聋教育”工作需要这些理论知识来指导，而听障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又太需要得到改变了。

实际上，在和完全不会口语的聋人沟通的时候，你真的会感觉有声语言完全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你必须关闭你的耳朵，充分地利用你的眼睛、你的视觉，体会对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不要让口语跟着汉语跑。大多数时候，你要自己去感受、揣摩，自己去问人家，这个手势什么意思，那个手势什么意思。这个过程当然很艰难。我刚开始学手语的时候，约他们吃饭，一起坐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看他们十指飞舞，可我看得懂的非常有限。一顿饭下来，我看得眼睛酸涩，真正学到的也只有十来个词而已。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手语就这样缓慢地进步着。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在体悟，在反思，总结出的经验，都用到了我在日后的手语教学中。2015年，我主编的《手语基础教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迄今已经重印8次，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手语教材。到现在，我还在不断地进行着手语教学的创新。

四、行走在两个世界之间

有些朋友一提到我，总会把我形容为“从事手语研究的聋人学者”。

这是个不太全面的标签。在科研上，我实际上在做的是关于听障者语言的研究。这里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手语，听障儿童早期干预、听障儿童读写能力发展、聋校教学语言、手语翻译、听障者信息无障碍支持、多重障碍听障儿童教育……这些都是我的研究领域。

当年博士毕业之后，我一门心思要做“聋教育”。那时，重庆师大是中西部唯一招收聋生的本科院校，于是我直接把简历投给了他们。如今来到北师大，我是想在这个拥有特殊教育学院、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的高等学府，接触到更多的机会，并且运用自己的知识，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为听障者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我看来，听障者是非常多元化的存在。小时候，我锁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没有机会遇见太多同类。现在，我的微信好友数以千计，我越来越觉得，每个听障者都是那么熟悉，可又那么不同。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聋儿康复圈子里有着一本畅销书《从哑女到神童》。这本书讲述了先天性耳聋的主人公周婷婷，经由康复训练能做到开口说话的经历。在那个时候，周婷婷就是众人眼中的康复明星。她和她的爸爸成为全国听障儿童家庭心目中的偶像。我们都觉得，婷婷那样的康复明星就是我们的希望。后来，周婷婷的爸爸周弘提出了“赏识教育”理论，很多人给他们写信，我也给她写过信——当然没有得到回复，大概他们收到的信实在太多了。

很奇妙的是，我读博士的时候，竟然认识了已经移居美国的周婷婷，互相加了QQ。我给她发消息：“我当年还给你写过信呢。”她哈哈一笑，说那时候的来信实在太多了，完全没有印象了。

2016年到2017年，我在美国访学期间，有机会去参观加利福尼亚州的聋校。正好，婷婷的家就在那个聋校附近。“面基”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特别单纯善良的人。她开车带着我在旧金山玩了一天，和当地的聋人朋友聚会。我还去了她的家，见到了她的妈妈。

现在，周婷婷能非常熟练地使用美国手语，但她几乎不会中国手语。此前，居住在国内时，她被作为口语康复的典型，但并没有机会深度接触使用手语的聋人社群。她总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阶段，手语和口语，这两个世界都不是我的世界。或者说，我被夹在了两个世界中间，感觉两边都让我很为难，真的很为难。在两个群体中间，我能够理解任何一方，但是，我理解不代表我能完全认同，并且完全遵循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讲，他们也很难把我百分之百地当作“自己人”。

对于使用手语的聋人朋友来说，有些人可能觉得我会说话，和健听人是一样的。使用口语的聋人朋友呢，有些人可能又会觉得，“都什么时代了，还做手语啊”。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体现的是听障群体内部的撕裂，也一直让我觉得非常难受。难道，我们的听障群体，除了手语使用者和口语使用者，就没有别的标签了吗？那么像我这样的双语使用者，或者那些既不会手语也不会口语，只能凭笔谈沟通的人，还有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也没有任何语言的离群聋人，又算什么呢？

我有很多聋人朋友，也加入了许多微信群组，日常聊天的时候，我经常会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基于不同语言的对立和不理解。这些障碍，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会演变成公开的隔膜，甚至激烈的冲突。

我自己上过几次央视的节目。在上节目的时候，考虑到主持人和台下的观众都是听力健全人，用口语沟通更直接、更方便，而且也更能打动他们，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所以，我选择用口语的方式来述说我所做的工作，来为手语进行科普、宣传。同时，我也考虑到了信息无障碍[1]的问题：我带了手语翻译，此外，这些节目在最终播出时都是带有字幕的。

但这样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所有听障朋友的理解。有些使用口语的听障朋友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为手语代言，而不是展现口语康复的成果。个别比较极端的手语主义者，用尖锐的语言写了很长的文章，发到了一份“聋人小报”上：他们质疑我，既然是聋人，为什么在台上用口语讲话，甚至认为，像我这样使用口语进行表达的人，都是“假聋人”。

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然而，在“两个世界”之中，口语和手语只是一个相对的划分。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一样，冲破了单一的语言世界，独立行走于两个世界之间。作为一个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自如往来的听障者，作为一个语言学人，我还是觉得，用什么语言去表达是一个人的自由，是一个人的权利。无论听障者作出怎样的语言选择，都应该得到充足的社会支持，都不应该为此背负额外的压力。

但也有人在两个世界之外。

2016年，我到西藏去调研，住在拉萨的一家民宿。民宿的老板娘刚好新招了一位洗碗女工。这位女工是老板娘的远房亲戚从日喀则牧区介绍来的听障妇女，不会说话，也没上过学，只能凭借简单的比划来沟通，没有掌握任何真正的语言。在藏区，有些家长认为聋孩子有手有脚，是很好的劳动力，就没必要去学校了。还有一些观念认为，聋，意味着这个人前生有罪过，这些是该承受的。

那个地方是牧区，居民住得很分散，这个女工不认识其他的聋人，也就失去了接触正规手语的机会。我尝试用随身所带的语言学工具对她进行简单的调查，评估她的沟通状况，并教她学习一些简单的手语。后来，我还带着西藏自治区聋协主席到民宿里去，和她见面，让他们之间建立联系。现在，她已经回归到自己的群体了。

（郑璇在西藏和日喀则的“离群聋人”沟通丨受访者供图）

虽然很多社会工作不会被纳入“考核”的范畴，但我还是愿意去做这样的工作。我还是希望，能够真正让语言不同、习惯不同的听障朋友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我的邮箱里总是躺着一些陌生的来信，有很多听障学生、聋童家长和特教同行用这种方式，向我咨询一些困惑。也有不少特教专业的学生、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听障大学生对我说，希望通过考研考博，到我这里来继续深造。我想，大家对我的信任，可能还是因为我对聋听两个群体各自的状态、需求、习惯都熟悉，在一些“大事”上能够给出比较客观的建议，能充当“两个世界中间的桥梁”。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做社会服务的时候，“桥梁”并没有那么美好顺畅。我在重庆做聋协主席的那段时间，工作是很琐碎的。很多时候就是在回应社区里的聋人朋友来开会有无补贴、残疾人公交卡的“免费乘坐一定次数”能否改成全部免费、助听器和人工耳蜗能否纳入残联补贴之类的问题。而这些琐碎的问题，需要你在手语和口语之间、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之间反复地协调。

无论如何，“桥梁”的搭建是从掌握手语开始的。手语让我开启了一个不一样的认识世界的视角。

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真的需要应用手语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多。我说话很清晰，因为长期戴助听器，听觉中枢的辨音能力也很强，至少到目前为止，近距离和人交流是没有太大障碍的。手语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依赖的沟通工具。

但是我喜欢它。使用手语的聋人之间是更容易互相理解的。因为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在主流社会中面临着共同的困难，我们能够构建起归属感。相较而言，使用口语的聋人彼此沟通往往存在障碍，我说的你听不清，我说的你也听不懂。他们更像大海中只能听到某个特定频段声音的鲸鱼，孤独地游弋，却找不到自己的同类。

然而，这个世界又的确是一个掌握了口语会拥有更多便利的世界。我要和更多的朋友沟通，要参加单位的面试，要给听力健全的学生授课，要联系全国各地的特教同行，这些都对口头表达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能有良好的口语能力，对听障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指望每一个听障孩子都能够听得清楚、讲得清晰，那怎么可能呢？由于种种限制，有些孩子并不能得到专业的早期干预服务，无法获得良好的口语能力，有些孩子因为生理因素，并不能很好地受益于助听器和电子耳蜗等听力辅助设备。就算是我这样助听器的长年用户，也并不觉得技术能把我们完全变成普通人。我们说到底还是聋人。

想通这一点并不容易。许多听障者特别爱面子，特别好强，也包括我自己——我刚学手语的时候，别人一看我，我脸上就火辣辣的。现在再有人看我，我会心情轻松地回看他们，有时候还给他们科普一下手语。很多人在看你的时候确实没有恶意，他可能只是在想“哇，好漂亮，手语好神奇”。但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需要足够的生活历练，别人和你说也没用。

总要自己去体验，自己走过弯路，才能得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