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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是什么意思(招安是什么意思啊网络)

时间:2024-01-24 22:40:32 作者:作茧自缚 来源:网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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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安这门艺术,大厨和宋江都没学会

前几天俄国瓦格纳集团的头子普里戈津死于空难。他这样的下场也都可以预料:被逼造反,后来又不了了之,肯定没好果子吃。

追根溯源的话,瓦格纳几个月前造反,借口是清君侧,而深层原因乃是俄国国防部想要收编他们。凡是读过水浒传的小伙伴们一定会觉得非常熟悉,这不就是招安嘛。瓦格纳在乌克兰冲锋在前,死伤累累,自然不肯被招安,于是索性反了。用水浒传里李逵的话说,招安招安,招得什么鸟安?不如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才好。

不过,不论是水浒传里的李逵,还是俄国的普里戈津其实都不读书。真要是看历史的话,招安这件事在历史上还真是很频繁的操作。而且有不少受招安的人,能够在名义上归顺朝廷中央政府之后,全身而退。可以说,什么时候受招安,怎么被招安已经是一种艺术了。

那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讲讲这些。

招安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指一个国家的合法对地下民间组织或者武装势力的安置,只要听政府的就能洗白自己,获得合法身份。这对于天天刀头舔血,打打杀杀的民间势力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历史上许多造反的风云人物,也是一度希望朝廷能给招安的。

比如唐末的黄巢,他在占领广东的时候,一度派人联系唐僖宗请求招安,希望大唐天子能册封自己为天平军节度使,承认自己占领的广东地盘。但在唐王朝看来,当时盗贼流寇四起,倘若每个都通过招安洗白,那还成何体统呢?因此断然拒绝。从此之后黄巢也就断了招安的念想,一路杀到长安给了唐朝致命一击。

而黄巢的一员大将朱温,则通过招安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眼看黄巢进了长安之后势头越来越不对,自己又老是被黄巢猜忌,要是再不跳船的话命就没了。就瞅准机会接受了唐朝的招安。朱温这时机选的非常好,黄巢正由盛转衰,而唐朝本身的军队也损耗严重。他带着队伍接受招安,不但给唐朝提供了一支生力军,还让黄巢的其他部将人心思变,大大加速了黄巢的灭亡。所以他不但被赐名朱全忠,还获得了实际的军权。朱温此后也利用这些军权一步步地坐大,最终篡唐自立。

朱温的故事说明,受招安也可以给自己带来光明的前途,但前提是瞅准时机。这门艺术很多不读书的大老粗也无师自通。比如明朝末年的几乎所有流寇都接受过朝廷招安。这其中当然包括李自成、张献忠。张献忠被招安后曾被授予副将的头衔,甚至还对明朝的巡按御史行跪拜之礼。这也没影响他降而复叛。而大明朝对如此行径完全是无可奈何。

这其中的底层原因,其实在于势力的均衡。当时的明朝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不说关外的满清,光是西北的民变,首领有名有姓的就有数十人之多,什么过天星、九条龙、小秦王之类,官军根本就疲于应付。这个时候流寇的势力和官军其实大致平衡。张献忠选择招安,既能保存实力,也看准了朝廷拿他无可奈何。事后反叛毫无障碍。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清朝中期。别看当时大清朝在陆地上没有敌人,但下了海,大清水师连海盗都干不过。嘉庆、道光年间,广东、延安的海盗张保仔和十五仔等人势力非常大,和官军水师打得有来有回。到最后朝廷无奈被迫招安这些海盗,并授予他们军官之职,继续统率原来的海盗兄弟们,朝廷没有制衡他们的力量,也就只好既往不咎了。

由此可见,招安是一门艺术,其核心在于对势力均衡的判断。而且招安这事儿不能只图自己的荣华富贵,还得让自己的兄弟们心服口服。这方面的反例也不是没有。

明清易代之际,郑芝龙的海盗集团在沿海颇具实力,被称为海上阎罗王。一开始他们也是接受明朝的招安,被封为福建参将。而明清易代之后,郑芝龙集团继续接受清朝的招安,希望背靠朝廷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本来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但这事儿让他儿子郑成功非常不满。自己明明在沿海那么能打,而且先前也是投靠大明王朝,那么为什么要反过来投靠满清呢?郑成功公然指责父亲,并带走了实力相当可观的队伍。而满清也把郑芝龙给软禁在北京,数次企图利用他招降郑成功不成之后,选择杀掉他。这就是对招安火候拿捏不准的后果。

这么看来,什么时候被招安,招安以后该怎么做,的确是需要精准的把握。而招安的底线,绝不是把武器上交听凭差遣,而是要保证自己的小团体受了招安也得有相当的独立性。这条底线直到近现代都是如此。

咱们知道的北洋军阀张作霖,其发家的关键一步就是被满清朝廷招安。1900年义和团事件期间,沙俄大举侵犯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时间社会秩序崩溃,土匪四起。身处如此乱世之中,张作霖在老丈人的帮助下,成立了二三十人规模的保险队,维持周边村庄治安并收取保护费。他的这支队伍不断扩大规模,自然引来了其他土匪的妒忌。在几次火拼中张作霖损失非常大。于是想要接受朝廷招安。

而朝廷也需要保险队维持治安,最终招安事成。从此之后张作霖的事业扶摇直上,到满清灭亡前夕,张作霖手下已经有七个巡防营,也成了奉天实际上军事掌控者。这也为他后来的军阀生涯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张大帅的传奇,正是当年招安的后果。

所以说,无论古今这招安的真相,绝不是水浒传里说的那样。按照水浒传的小说情节,梁山好汉被招安之后之所以下场不好,本质原因还是自己跟朝廷没有达到势力的均衡。这种情况下,宋江一门心思想招安,自然没什么好果子吃。

那么类似的如今乌克兰战场上,俄队损失很大,而普里戈津其实已经在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时候闷声发大财,少点抱怨,悄悄地让自己跟俄队势均力敌,那才是对大厨最好的选择。

结果呢,大厨自己实力还没攒够,却天天蹦跶出来骂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逼的军队早早强制招安,最后被迫造反落得如此下场。还是得感叹一句多读书,了解点历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招安”简史:从不得已到主流,从过街老鼠到名正言顺

引言:《水浒》的故事终结于招安,这也许是他们与正史上梁山好汉们唯一的共同点,“招安”一词也因此而广为人知。赵官家用一纸招安诏得到了数万精兵,并依靠他们击败辽国,消灭王庆和田虎,最终在泥泞的江浙地区与方腊拼了个两败俱伤,一百单八将十去七八,无力再反。而付出的成本仅仅是两个安抚使兼兵马都总管(厅级干部)和一堆不入流的官号,可谓无本买卖(很快都被收回)。

“招安”到底具备何等魔力,能够驱使这群无法无天的魔星赴汤蹈火,只为了那昙花一现的官身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招安”并非古来的惯例,而是官家与反对势力这两只豪猪之间历经上千年激烈冲突之后的一种妥协共存之道,有着很深的社会现实原因。

“招安”的来历

“招安”一词并非始于宋代,就正史而言,最早大约出现在 《旧五代史》的《张廷蕴传》,张氏曾在后唐中担任过“沿淮招安使”一职,当时可谓烽烟遍地,盗贼如虱,加之中原王朝的合法性问题,想逐一收拾河山可谓天方夜谭,因此“招安”大行其道,成为当时统治者以和平手段处理武装反叛者专用手段和术语。

但“招安”的事实却远非五代的原创,其首次登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丘闻之,凡天下人有三德... ...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不取焉。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庄子.盗跖》

从话语而言,孔子用的是《三国演义》中招降敌将的全套话术;从手段来看,也算指了一条明路(虽然他没这个能耐);从现实来看,展跖的力量的确可以为统治者所垂涎;从本质来看, 虽然是孔子的私人行为,但与后世的招安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很类似 。

▲孔子碰了一鼻子灰

远在先秦的庄子仅仅依靠想象 , 就先知般的启发了后世统治者与反叛者之间的妥协之路 , 不愧是高人。

“招安”的进化史

从春秋到五代这一千多年,“招安”的确很少见,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根据“指一个国家的合法对不合法的地方或地下民间组织的一种安置行为”的定义,在王朝更替阶段接受某势力招降的绿林豪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招安。

对于受家而言,在能够驾驭或者利用的前提下自然是来者不拒,而对于降者而言,更像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投靠,甚至可以说入股。比如秦末的英布和彭越,他们的嫡系部队从未落入刘项的手中。

第二,名分的力量。阶级的松动出现在春秋战国,但见于史册成功者基金少数,更多的炮灰消失得不见涟漪,社会的固有观念依然牢不可破,“四公子”的养士行为更像是表面文章,而被豢养的“门客”则始终带着骨子里的卑微,而更外围的军事对抗力量就更加不会被所接受了。

子路问为政奚先?孔子答曰“正名”。--《论语.子路篇》

中华民族眼中,“名分”的力量从来不可小觑,踏入绿林的圈子后并不是那么容易洗白的,实力足够正统往往将反抗者视作异端而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三,现实的力量对比。历数黄巢之前的民间反抗势力大抵没一个成气候的,黄巾也好,绿林赤眉也罢,再算上孙恩的五斗米教和隋末的十八路反王,充其量只是扮演搅屎棍的角色,或者教科书上说的“被旧贵族利用的改朝换代工具”。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世家的坚决抵抗,这个主宰中国上千年的群体往往诗书传家且盘踞州郡,既掌握了文化和舆论,同时也是地方的实际控制者和秩序维护者,他们对反抗势力的抵触甚至在朝廷之上。

比如黄巢从子黄皓带领的“浪荡军”(义军残部)在昭宗天复初年进攻湖南时,就被湘阴土豪邓进思所伏杀(笔者老家的人啊~)。

招安的发展:从唐末到两宋

先说晚唐,黄巢最大的战绩并不在于过把瘾就死的大齐,而是摧毁了延续数千年的大地主庄园经济,从此世家大族被降格为书香门第。一方面地方维稳的中坚力量被根除,无论是骑马射箭的游牧民族还是纵横流窜的贼寇都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一方面“贵族”不复存在,实现了理论上的人人都有机会,“名节”的观念被实质性的淡化。

现实中由于政府的招安也大行其道,五代初期的人物许多都是黄巢的旧部,他们或被唐廷直接招安(朱温集团),或被地方节度使收编(尚让等),从双方地位而言,已经具备了“招安”的所有要素。

到了两宋,招安更是发展成一种常规手段。《水浒》是一个几乎每个山头都驻扎着一群“强人”的世界,而事实上也差不多,根据何竹淇先生于编纂的 《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享国319年的宋朝共发生各类武装反抗活动433次(其中北宋203,南宋230次),每年平均1.36次,皇帝当得可谓头大如斗。

▲北宋“三冗”之首的“冗兵”

但换个角度来讲,宋朝虽然文弱,但专制制度建设远在盛唐之上,加之“守内虚外”的国策使然,总体上异常平稳,至少在方腊起义之前就没有发生过震动朝廷和影响全国局势的农民武装反抗,至于真实的宋江,不过一群江洋大盗而而已。而“募兵制”接受了大量因天灾人祸而出现的流民,减少了铤而走险的人群数量,缓和了社会矛盾。加之频繁的招安政策有助于缓和不同阶层人们的对立情绪,降低了平弭的社会成本,体现了招安的正面意义。

“以奉金给之,又解衣与贼酋,置之左右。或谓不可,开曰:‘彼失所以盗; 不尔,则吾民也。始惧死,故假息锋刃之下,今推以赤心,夫岂不怀?’未半岁,镇内辑宁。”---《东都事略·柳开传》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8年),因常州、 润州(今江苏常州、镇江)一带多“小寇”,宋太宗遂派名儒柳开前往。后者是一位正直开明的真儒,跟反抗者推心置腹,甚至自己掏钱出“奉金”,起到了极好的招抚效果。

总之,两宋的“招安”已形成套路和惯例,后世莫出其外。

然而,上文这样和谐的场景几乎是孤例,“招安”也绝非是“一纸诏书”下的“各生欢喜”,从具体的案例分析来看,招安既是两个魔鬼之间的交易,更是及其烧脑的博弈。

形势篇:买卖的学问

供求规律:供求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同样反之亦然,这种商品供求变化与价格变动相互作用,供给与需求相互适应,形成均衡价格的规律性,就是市场的供求规律。

上文是高中学过的市场规律之一,却也通行于“招安”的实际操作,官家和反抗者总有一方占据着主动,这将意味着谁在招安条件中具备话语权。

对于官家而言,处境和需求决定了政策的方向,这与供求关系异曲同工。

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诱之使为盗,不若移此以赏捕盗之人,盗知必见获,则可使无盗。于是,大臣们颂扬说:“圣虑高远,非臣等所及。”--《中兴小纪》

这段是出自绍兴二十八年严州出现民间反抗时宋高宗的表态,此时他南宋逐渐稳定,北伐也被抛之脑后,“守内虚外”的国策再次占据上风,南宋对于招安也不再热心。

▲赵构从来不缺手段,缺的是安全感

但赵构并非一直如此,当年南渡之际被人赶得一直向南奔窜,一度下海逃命,流民遍地,经济崩溃,民间武装反抗不断,甚至需要将岳家军从前线调回摆平钟相杨么起义。他既没有力量去镇压,更希望驱虎吞狼让这些人与金人战斗,故而曾力主招安。

而对于反抗势力而言,自身的实力以及对朝廷的威胁程度都是谈判桌上的筹码。

晚唐黄巢军流动作战到广州时已号称百万,向唐王朝求为天平节度使作为停止暴力反抗的条件,但唐廷没有同意。虽然这件事与唐廷接洽人的个人恩怨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唯名与器不可假人”的观念在起作用,尤其在实力尚存的前提下不愿轻易买单。

▲黄巢的志向

而等到长安失守之后,中央对地方全面失控,唐僖宗很快乱了方寸,为了安抚朱温而开出了拜汴州刺史出宣武军节度使的筹码,继而进封梁王,这价码比北上广的房子涨得还快,无他,形势不同而已。

智商篇:双方的技术活

据岳珂(岳飞之孙)的《桯史》记载,福州“海寇”郑广被招安后负责统领福州的水军,但其他官员基本不搭理他,有一次在帅府群僚谈诗时郑广到了,却再次被当成空气。愤愤不平的郑广突然站起来说:“郑广粗人,欲有拙诗白之诸官。”大家一愣,倾耳静听: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

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这是受招安者对于同僚排挤的不满,却深刻反映了一个问题:昨日持戈相对,近日同殿为官,有几人能做到不同床异梦呢?郑广是优秀的,他招安后一直效忠朝廷,在对昔日同行(海寇)的剿灭战争中立下不少战功,但更多的时候双方都很难善始善终。这并非是诚意是否足够的问题,在古代信义上有很强的约束力,问题在于双方都绝非善类,有着截然不同利益诉求,善后工作更是难以开展。

对于官家而言,如何实现成功的招安是政治水平的问题。实施招安政策必须对被招安队伍有个全面的、妥善的安排,而不是将几个搞武装反抗的头领拉过来,“官其首领”就完事大吉了。两宋名相李纲在上给高宗皇帝的奏状中说:

“其徒党中桀黠者,又复纠集徒众, 自为头首,以俟招安,复得名目,递相仿效,无有穷已。”

“其招安出首领,虽已补授官资,或与差遣,多是不离巢穴,不出公参,依旧安居乡土,稍不如意,或资用阙乏,则又相率为盗”--《李忠定公奏议》卷十五

李纲指出:第一,不要把招安当成终结,更不能对广大参与者只是解散了事,他们再次被煽动起事的可能性很大;第二,要管好归顺武装的首领们,可以让他们参与公事,但要斩断之前的关系网,通过手段断绝再次反叛的想法。

▲被招安的齐天大圣

“头首与补正官资,及其强壮人并刺手臂,分隶诸军下使唤。若能用命立功,优与旌赏,或又作过,必杀无赦。其不能悛改,逃亡复归本土之人,许诸色人捕斩,籍没田产,编配妻子,以系累其心”--《李忠定公奏议》卷十五

李纲的方案则体现了他超人一等的政治远见,剿抚兼施和恩威并用才能一劳永逸根除叛乱,只是执行者很难具备这样的水准,很快造成了民谣所言“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荒唐现象,成就了莫大的讽刺。

反抗者基于上述需要见招拆招,难题在于如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谈判桌上首先要保命,被诱杀的假招安层出不穷,身为客户对于叫价者的诚意要有足够的洞察力;其次是抬价,要么秀秀肌肉、要么耍点手段,这跟商业谈判的套路如出一辙,比如孙悟空就吃了大亏;第三是长点脑子,当年唐廷“封王不封黄”的诏书令王仙芝和黄巢两大反王当场翻脸,险些断送了造反大业。

而接受招安之后要么老老实实当官,要么找准机会东山再起。前者可学郑广,不卑不亢且有功劳在身,当然还要受得了同僚们的腌臜气,后者可学朱元璋,当年他身处陈友谅、张士诚和元廷三大势力包围当中,不光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眼光,更是数次接受元廷的招安,在北伐之前完全避开了蒙古铁骑的火力。

唯首鼠两端是取死之道,尤其对于招安之前就具备撼动王朝根基的“大寇”而言,作为令官家寝食难安的存在,他们的生存之道在于自身实力。比如朱温,整个黄巢旧部几乎都被他收归账下,宣武军雄霸中原,上至唐廷,下至藩镇邻居,谁敢捋他的虎须?

但也有玩脱了的,南宋范汝屡次招安后反复,甚至朝廷派来的与他谈判招安的官员都被他收买了,为他通风报信恶,而招安之后也未遣散手中所握的重兵和党,但即便如此最后也没能躲得了这一刀。

总之,事情太过烧脑,肯定会有某个环节出岔子,除了前文的柳开,笔者未曾听过完美的招安。

案例篇:说招安怎能离得开《水浒》?

梁山集团的招安历来是个争议课题,抛开对错,笔者来分析一下操作过程中双方的得失。

▲宋徽宗

对于官方而言,对梁山的招安没什么技术含量:这群不吃草的马儿自个玩命往前跑,东南西北中的难题都被他们摆平了,如此“忠义”的好汉集团真是再来一打都不嫌多。

梁山方面,从实力上来说拥有数万精兵,且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具备了威胁京师的资本,本钱是雄厚的。回报而言,当年黄巢求的、朱温得的那是节度使之类的省部级高官,而梁山大半兄弟的性命换来却不过是两个厅官和一堆不入流的职位,无疑是个亏买卖,然而到底哪里出了纰漏呢?

▲燕青被迫出卖色相

首先,宋江结交宿太尉、“义释”高俅甚至找李师师走后门,接受招安的态度是虔诚的,同时也将谈判推向了买方市场,不得不先替官家卖命;

其次,摆错了自己的位置,为了证明自己的“忠义”属性,梁山打起仗来比官军还卖力,最后跟方腊拼掉了大半家底,谈判桌上的筹码少了一大半,显然非智者所为。

这里不得不说的就有一个明白人--吴用,这位白纸扇抛弃晁盖后一直紧跟宋江,虽说一肚子坏水和阴谋,但还有些见识。当被奸臣蔡京、高俅所左右的招安使陈宗善到山东招安梁山好汉时,吴用向宋江建议说:

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可见吴用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不能胡乱受招安,给将来留下隐患。

后来在征辽过程中大获全胜,面对辽国的招降吴用则主张接受,这是二人的第一次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他认为“设使日后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个先锋虚职”,的确前途渺茫。而辽邦“镇国大将军,总领兵马大元帅”委实诚意满满,当官而言弃宋从辽的确是更好的选项。宋江不但拒绝辽主的招降, 而且还严肃批评了在思想上发生动摇的吴用, 他说:

军师差矣!若从辽国,此事切不可提。 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日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 死而后已!

而在宋江看来, 忠于皇帝、忠于宋朝和忠于国家、忠于民族是一回事, 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要说宋江想用兄弟们性命换前程,笔者是不信的,此刻的宋江前有方腊玩命,后有高俅、蔡京作祟,可谓身不由己,但对于效忠宋廷,他是认真的,只是被利用到底了而已。

各得其所:招安的本质

西汉循吏龚遂谈到老百姓的武装反抗时曾对汉宣帝说:

“海濒遐远,不霑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汉书·循吏传》卷八十九

这段话就是“盗弄潢池”的典故,用以表示对民众反抗的某种程度的理解(黑锅扔给了“吏”),现在皇帝对“赤子”们的苦难已经有所了解了,百姓也已“瞮圣化”,就不要再反下去了。

在“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观念下,统治者自认为他们对老百姓是拥有一切权利的,他们常把“盗贼” “亦吾赤子”这类带有家庭温情的话语挂在口头,将百姓的武装抗争看成是愚昧所致。这正是官家实施“招安”的理论依据,怎么看都不像个亏本买卖,而对于受招安而言亦是如此。

▲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初年在湖南洞庭湖一带聚众抗争的领袖钟相,因未被招安而被史学界高度评价。他曾说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漂亮话谁都会说啊),可是他却接受信徒 的朝拜和财物,被人们称为“老爷”,并借此聚敛 了大批钱财。可见其追求个人发展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并非沉溺于“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主义(政治春梦)之中,这一点跟接受招安的反抗领袖并无区别。

建国以来的部分历史学家把古人现代化,用现代职业革命家的面貌给古代武装斗争的领袖画像,将受招安描述为投降派,对于坚定造反者过度推崇,甚至在某些年代成为主流思想,这无疑是荒唐的。实际上“等贵贱,均贫富”并非什么农民的革命思想,不过是儒家“大同说”的通俗版而已。

而对于今人而言,我们应该看到,和平和稳定永远是宝贵的,“招安”并不可耻,也并非“阶级斗争越激烈越能促进社会的发展”,战乱带来的往往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激烈”到这种程度还能 “促进社会的发展”,真是令人费解。

兴亡皆苦:真正的受害者

对于一个梁山兵卒而言,是在梁山跟官兵作对,还是跋山涉水跟方腊拼命,其实并无区别,但如果要他们选择安心回家务农还是继续刀口舔血,恐怕没什么犹豫。

他们是招安事件中最大的群体,之所以会选择反抗是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使老百姓没有法子活下去,人们的要求与愿望又没有正当的表达渠道,说话没有人听,或者根本没有话语权,于是人们只好用武器说话。而招安之后,他们除了象征性的饭食肉酒之外却一无所获,官家的赦免并不能令他们解脱,身为坚无产者的他们离安居乐业还相距甚远。

▲安居乐业,曾经是一种奢侈

“甑中有麦饭数升,床上有一故絮被,虽仪、秦(张仪、苏秦)说之于前,彭、韩(彭越、韩信)驱之于后,不能使之为盗。”--宋·孙觌《鸿庆居士集》

这番话虽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说的,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哪怕近百年来依旧如此。在这个问题面前,“招安”其实永远只是眼前的苟且,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借用先贤的话来作为本文结尾吧:

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管子·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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