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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宝(新艺宝唱片公司)

时间:2024-01-19 06:01:35 作者:君心似我心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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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鹏官宣生子,李嫣发文表达不满?王菲为何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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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李亚鹏在3月14日宣布结婚并迎来了新生儿,这一消息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烈祝福,但在千里之外的瑞士,李嫣的反应却完全不同。李嫣发布了一张暗淡的黄昏照片,并附上了一句来自舞台剧《恋爱的犀牛》的台词:"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这句话背后传达了她对父亲的决定的不满和失落。

这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李嫣选择引用这句话,似乎在暗示:父亲的爱她感受不到。李亚鹏晚年生子,对李嫣来说可能并不是好消息。

然而,李嫣的反应并不止于此。她还发布了一组大尺度的写真照片,穿着泳衣站在阳光下,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不满16岁的初中女孩。这引发了猜测,她可能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内心的叛逆和不满。

这些猜测并非毫无根据。自从李亚鹏和新女友海哈金喜在一起后,李嫣的地位变得非常敏感。她刚过完14岁生日,就被李亚鹏宣布退出嫣然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当初王菲和李亚鹏专门为她创办的。更有趣的是,李嫣退出基金会后,海哈金喜加入了基金会的运营,并多次主导捐款事宜,看起来像是新女主的形象。而李嫣则被送到瑞士留学。

尽管李嫣一直以来都是独立自主的,但在海外独居超过7000公里,她对李亚鹏宣布生子的反应也可以理解。尽管有人认为李亚鹏对女儿充满深情,但李嫣作为一个叛逆期的小姑娘,她的敏感和脆弱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有传言称当初李亚鹏和王菲离婚时签下了“抚养协议”,规定在李嫣成年之前不可再婚。然而,现在李亚鹏似乎提前“背叛”了这一协议,对李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虽然李嫣的反应可能令人心疼,但她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影响的人。王菲花费了1.6亿购置一尊两米高的佛像,看似虔诚至极。但关于她信佛的原因,有多种版本不一。一种说法是她因与新艺宝唱片公司总经理传绯闻,被母亲误会后,开始信佛以化解矛盾。另一种说法则是因为女儿李嫣的唇腭裂,传闻称这是因为王菲在怀孕期间仍然酗酒抽烟,为了弥补亏欠才全心皈依佛教。

然而,王菲的行为却与她的虔诚信仰自相矛盾。她曾在夜店与小鲜肉现身,与其一心向佛的形象不符。但在教育女儿方面,王菲表现出色。她放弃了娱乐圈的生活,全职做了4年的妈妈,并与李亚鹏一起参加了父母培训课程,亲自带女儿到各国进行唇腭裂修复手术。李亚鹏曾说,李嫣虽然天生有缺陷,但她是一个幸福的女孩,这句话也肯定了王菲的付出。然而,2013年李亚鹏宣布离婚后,王菲对李嫣的陪伴逐渐减少。

不过,最终是当事人最清楚。李嫣在得知李亚鹏宣布生子后,画了一幅与王菲亲昵的油画,显示出她心中对母亲的珍视。但值得好奇的是,尽管王菲也为了女儿付出了很多,为何她的声誉一直不如张柏芝?

相比李嫣的叛逆,张柏芝的大儿子谢振轩表现出乖巧懂事,这可能是张柏芝成功翻身的关键原因。李嫣刚到瑞士时,发布了悲伤的动态,而王菲似

然而,相比李嫣的反叛,张柏芝的大儿子谢振轩表现出非常乖巧和懂事,这可能是张柏芝成功翻身的关键原因。

回溯到2019年,李嫣刚抵达瑞士时,她发表了一条充满伤感的状态,声称自己正经历着“悲伤逆流成河”。而王菲对此似乎毫不在意,李亚鹏则尝试以一番劝解之辞,分享自己在14岁时离家打拼所获得的成就和幸福。然而,李嫣却用一句简洁的回应回击了父亲:“不需要给我讲这些,我不需要什么能力!”这句话凸显出她对家庭关系的复杂态度。

更有趣的是,2019年12月,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几乎得了零分的空白试卷,并写下了“数学与我无缘”的字样。值得注意的是,李嫣就读的博索雷学院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学府,一年的学费高达80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生活费和住宿费等额外开支。该学院每年全球只招收250名学生,而要获得这些名额远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解决的。然而,李嫣似乎对学业并不感兴趣,她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自认为学业平平的学生,这种态度早已在她内心扎根。而李亚鹏或许在乎这一点,但王菲似乎毫不关心。

在李嫣留学海外期间,不仅与谢霆锋的关系备受关注,还多次被拍到与一位酷似窦唯的年轻人一同出现在夜店。

相对而言,张柏芝则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方式。尽管她对大儿子谢振轩采取了一种更宽松的教养方式,但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并为他的行为制定了底线。例如,一次谢振轩在生日时提出想要晚上熬夜和朋友玩,他向张柏芝咨询是否可以这么做,还以生日作为筹码。然而,张柏芝的回答充满智慧:“夜里12点,你的生日就结束了,所以你只能玩到12点。”这种严格但公平的态度使11岁的谢振轩能够在文化课上表现出色,成功升入高中。

与此相比,王菲似乎无法为李嫣设立类似的规矩。她可能如谢霆锋所言,是个“干净如水”的女人,但却未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李嫣的人生轨迹可能从李亚鹏和王菲离婚的那一刻开始注定了她的脆弱和敏感。在这个家庭剧中,每个成员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个人的决定都对李嫣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父母都在努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生活,但孩子的反应和发展受到家庭环境和教育方式的巨大影响。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个体,需要不同的关爱和指导。对于李嫣来说,她的叛逆和敏感并不是她的过错,而是家庭关系和教育方式的结果。希望她在未来能够找到自己的道路,过上幸福的生活。

最后,无论是李嫣还是其他娱乐圈中的明星家庭,都是备受瞩目的焦点,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了家庭和成长的重要性。家庭对于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它塑造着我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决定了我们的未来道路。因此,我们应该珍惜并努力营造健康和温暖的家庭环境,以便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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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乐三大唱片公司和它们各自的“一姐”进化史

此前曾讲,香港现代粤语流行歌从1974年开始,巅峰期随着四大天王的“解体”而结束。

当年港乐有五大唱片公司,除了本土的华星唱片外,其余四家均是国际唱片巨头,特别是宝丽金和EMI,都可谓唱片行业的百年老店。

考虑到五家唱片公司在现代港乐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将这五大唱片公司细化为“三超”与“两强”,“三超”为宝丽金、华星和华纳,“两强”为BMG和EMI。

今天,跟着现代港乐的崛起史和发展史,来看港乐巅峰期三大唱片公司各自的“一姐”进化史。

作为粤语歌殿堂的宝丽金,是必要也必须第一个出场的,可以说香港宝丽金几乎承载着歌迷对粤语歌最美好的记忆。

说到港乐女歌手,徐小凤是第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作为“香港之莺”,小凤姐成名超过50年,是享誉国际的“金光天后”。

徐小凤确实与宝记有着近十年的合作关系,但要说徐小凤曾经是宝丽金“一姐”,这个说法就很难成立。

宝丽金1972年来港,此时徐小凤效力本土的文志唱片公司。

1973年,徐小凤从文志唱片转投永恒唱片,在这里效力3年之久。1978年,徐小凤加盟索尼新力唱片,歌唱生涯再次迎来质的飞跃。

1982年,新成立的康艺成音唱片公司,用满满的诚意迎接徐小凤成为自己的首位签约歌手,在小凤姐的影响下,许冠杰和关正杰这两位歌坛天王也来到康艺成音。

可以说,康艺成音唱片始于徐小凤也终于徐小凤,1986年,当徐小凤转投宝丽金后,康艺成音也马上“结业”。

然而,当徐小凤加盟宝记时,她已是37岁“高龄”,此时港乐的当红“一姐”是视她为偶像的梅艳芳,所以,小凤姐也与宝丽金“一姐”完美地错开了。

那宝丽金的初代“一姐”是谁呢?你一定知道,她就是邓丽君。

1974年,邓丽君在日本发展期间,将合约签在了日本宝丽金。第二年,邓丽君希望与宝丽金大中华区合作。由于彼时的宝丽金台湾分公司尚未成立,所以邓丽君只能跑到香港宝丽金签约。

虽然签的是香港宝丽金,发行的却是国语歌,但香港宝丽金给到了邓丽君一名当家女歌手应有的规格待遇。

从1975到1984,邓丽君只发行过《势不两立》和《漫步人生路》两张粤语新专辑,但这两张专辑却让邓丽君的宝丽金“一姐”和1995年中文金曲追颁金针奖有了充分的理由。

1984年,19岁的陈慧娴在安格斯的法利安公司发行了成名单曲《逝去的诺言》,半年后,陈慧娴有了自己的个人新专辑《故事的感觉》,不过因为法利安唱片公司只能制作不能发行唱片,陈慧娴的合辑和个人专辑都交给了宝丽金来灌制发行。

青春年少的陈慧娴随后在第二年就获得中文金曲颁发的最有前途新人奖。

1986年,宝丽金正式将陈慧娴签约到门下,此时的宝记,还有头一年签下的选美小姐出道的“港姐”邝美云。

权衡之下,宝丽金决定把陈慧娴作为公司的新“一姐”重点培养。在好资源的帮助下,陈慧娴成长很快,1988年一首《傻女》奠定其香港一线歌手的地位,陈慧娴成为宝记“一姐”,她的“公主”称号先于梅艳芳的“香港的女儿”被歌迷叫响。

陈慧娴的发展一片大好,而且她还有着无可比拟的年龄优势,正当宝丽金高层喜笑颜开时,一次“千夕之争”和陈慧娴作出的留学决定,不得不让宝记开始新“一姐”的培养工作。

1990年,陈慧娴去了美国,宝丽金也推出了关淑怡,但不管是关美人还是此后的宝丽金“四小金花”,她们距宝记对“一姐”的定位始终差一口气。

1992年,新艺宝的王靖雯以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成名,总算让宝记给盼到了,从1992年到1997年,即使经历备孕待产,王菲都是宝丽金继陈慧娴后当之无愧的新“一姐”。

1997年,王菲天价跳槽百代,宝丽金再次陷入失去“一姐”的境地。此时的“四小金花”或隐退或巅峰不在,陈慧娴已经过气,或许1997年至1999年宝记被环球收购,宝丽金的新“一姐”,要给到宝记子公司——正东唱片的陈慧琳了。

华星唱片的存在时间,起于1972,“萎”于1996,“结业”于2001年。

从华星唱片1982年签约歌手发行歌手的独立唱片开始,梅艳芳、林忆莲、郑秀文、杨千嬅四位天后级歌手均效力过这家公司。

来看各自效力时间细分,梅艳芳于1982年至1996年效力至此,林忆莲曾在1992到1994年短暂效力华星,郑秀文与杨千嬅分别是在1989-1995和1996至2000两个阶段把自己的新秀合同签在华星。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1982-1992,华星的“一姐”就是梅艳芳;而从1992-1994,林忆莲短暂从“华纳二姐”变成了“华星一姐”;郑秀文在1994-1995短暂保留“华星一姐”的地位。

至1996年南华早报集团收购华星开始,唱片公司内部暗流涌动,公司不经曾经签约歌手的同意就利用手中的版权乱发精选专辑,此举不仅让功勋歌手寒心,也让新签约歌手人人自危。

杨千嬅1996年签约华星,1997年成名,在华星唱片后期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公司也着力栽培过她,但就像后期的飞碟唱片,在大厦将倾的紧张中,没有人能真正安身立命。

可以说杨千嬅是华星后期的“一姐”,不过这个“一姐”远不如她的“新艺宝一姐”当得舒服。

华纳唱片进入香港的时间前文已讲到是在1978年,陈百强几乎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位签约歌手。

1984年,叶倩文成为华纳唱片的签约女歌手,直到她1995年以后逐渐隐退,她的粤语专辑发行权都在华纳。

1988年,林忆莲从新力唱片跳槽到华纳,在这里她与叶倩文对抗三年多时间,直到她1992年离开。

1995年,郑秀文与华星唱片合约到期不再续约,她顺势加入到了华纳唱片,在这里她一直待到了2004年底加盟东亚唱片。

从1996年开始,因为处理全面接手台湾飞碟唱片留下的诸多问题,香港华纳唱片一度濒临推倒重建的地步,旗下歌手除郭富城与郑秀文外,几乎所有其他歌手都不满意华纳高层的管理而离开。

好在背靠华纳兄弟影业这棵大树,华纳唱片阵痛之后又快速崛起,新千年以后,它与环球、索尼瓜分百代的市场份额,成为华语音乐圈最顶级的唱片公司之一。

所以,华纳的“一姐”,从1984到1994,都是叶倩文,剩余的时间,华纳“一姐”都由郑秀文牢牢把持。

以上,是港乐巅峰期三大唱片公司各自的“一姐”进化史,对此您怎么看呢,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黄家驹逝世30年:一把弃琴与一个传奇的诞生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节选自《海阔天空》歌词

《海阔天空》这首歌出自于Beyond 1993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乐与怒》,黄家驹词曲。歌词承载了黄家驹与乐队赴日本发展的艰辛与对理想的坚持。同年6月30日,黄家驹在日本辞世,《海阔天空》成为绝唱。在1993年的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这首歌获“我最喜爱的本地创作歌曲大奖”,黄家强、黄贯中、叶世荣登台演唱时几度哽咽,该曲也引发了包括四大天王、王菲等巨星在内的全场合唱,成为香港乐坛最动人的瞬间之一。《海阔天空》是黄家驹热血、执著个性与惊鸿一瞥人生的写照,它是Beyond最脍炙人口的作品,多年来被广为传唱。

Beyond粉丝在每年6月30日自发组织纪念活动。 图/视觉中国

【家驹前史】

茶花楼里,一把弃琴与一个传奇的诞生

1962年6月10日,黄家驹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劳工家庭。排行第四的家驹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当家驹还未到两岁的时候,家里增添了最后一个成员黄家强,他们一家七口住在九龙深水埗苏屋邨徙置区内茶花楼一个不到三十平方米的小单位。说来真是有点神奇,苏屋邨一直以来都出产过不少演艺界的人材,同期除了家驹、家强,还有多才多艺的音乐人周启生和有“白马王子”外号的香港电台DJ歌手蔡枫华,知名度很高的要算是许氏兄弟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而伍卫国、谢天华、林嘉华等人都是具有名气的演员。

背山望海的苏屋邨在风水学来说确是一个好地方,1955年政府兴建苏屋邨徙置当地的木屋区居民,在夷平附近李郑屋村山坡时发现一个属于东汉时期的华南贵族古墓,这样的发现在香港历史上非常罕有。家驹的父母是属于第一批于1960年开始入住苏屋邨的居民,可惜至今日差不多已经有五十年历史的苏屋邨已于2008年开始逐步清拆。

家驹——寓意是家里的一匹马,虽然家驹的生肖是属虎,但他也有像马一般的个性,茶花楼的细小居住空间完全不能满足家驹那份天赋活跃又喜欢面对挑战的个性。小时候的家驹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活动,只是偶然从大姐的一些party中接触到一些七十年代的摇滚音乐,但是对他(来说)比较有印象的只有Deep Purple及Led Zeppelin等比较heavy(重型)的摇滚乐队。直至一天,闲在家里的家驹在电视中看到一位前卫英国歌手的音乐影带,它开始改变家驹的命运,这位就是著名的英国Glam Rock代表人物David Bowie。

之后家驹开始寻找一切有关Bowie的音乐和资料,为了表现自己是Bowie的忠实追随者,家驹更跑去经营批发布料的南昌街、大南街挑选布料,然后再拿去观奇洋服要求裁缝做一些奇异的西裤或衬衫。虽然Bowie的音乐对家驹有很强烈的影响,但当时的家驹尚未开发自己的音乐空间,都只是局限为一个单纯的“狂热Bowie追随者”。

有一天,如常放学回家的家驹在踏上茶花楼的梯间时,发现一把被人弃置的旧木吉他,在好奇的驱使下,他把吉他拿起来看了又看,觉得吉他虽然比较陈旧,但看起来还是可以演奏的,于是把木吉他拿回家。家驹把吉他放在自己的床上,呆了半天后再把吉他拿起来,看了一眼便决定,把它留下来……

成绩一向都不好的家驹,对学术完全缺乏自信,而家里有限的条件和空间,除了全都要与兄姐及弟弟分享外,他更是找不出有什么原因需要固定在家里做一些老老实实的事情,现在,这一把被丢弃的吉他,却让他突然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小空间。

接下来,茶花楼不再是唯一能听到家驹弹吉他的地方。家驹开始与同学上band房夹歌(去排练房排练),开始在小型的派对等演出,不知不觉地开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旅程。愈来愈多的机会接触到摇滚音乐,令家驹产生一种愈来愈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要成为一位出色的摇滚吉他手。

(摘自Beyond 30周年纪念系列《真的Beyond历史》中《没有家驹就没有Beyond》章节,有删减。)

黄家驹在肯尼亚期间。非洲的探访经历,也成为他后来歌曲创作的灵感。

【人生地图】

香港首场演唱会

时间:1985年7月20日

地点:香港坚道明爱中心

尚为地下身份的Beyond希望通过这场“永远等待”演唱会赢得口碑。他们向银行贷款了1.6万,租音响、服装、卖票全都亲力亲为。虽然反响不如预期、最终还是亏了六千元,但这一场演出无疑奠定了Beyond在香港地下乐坛的江湖地位,并为其后来的签约提供了可能,因为他们后来的经纪人陈健添虽未亲临现场,却也因此开始关注Beyond。

Beyond乐队。 图/视觉中国

北京内地首秀

时间:1988年10月15日-16日

地点:北京首都体育馆

Beyond是最早在内地举办演唱会的香港乐团,1988年的北京之行是乐队历史上的重要一笔。这次演唱会让内地观众有机会面对面了解Beyond、感受其现场,而除了与崔健等北京音乐人的碰面,黄家驹也透过自己的双眼捕捉和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诸如长城之旅等体验,为其未来的作品埋下了伏笔。

1986年8月23日-25日,举办台北演唱会。

1993年5月27日,在吉隆坡国家室内体育馆举办“Beyond Unplugged Live”演唱会。

《海阔天空》是黄家驹为Beyond成立十周年而作。

非洲人道关爱

“反歧视”“世界和平”一直是Beyond的心愿。1990年发行的专辑《命运派对》中包含了不少关怀第三世界的歌曲,其中,致敬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的《光辉岁月》成为金曲,黄家驹因此获得了年度最佳填词人,成为慈善组织香港世界宣明会的代言人,受邀探访非洲贫困人民,并成立了一个基金。

日本遭遇意外

1993年6月24日凌晨,Beyond在富士电视台参于游戏节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时发生意外,黄家驹从2.7米高的舞台头部着地坠下,重伤昏迷。六天后,于6月30日逝世,终年31岁。收录于《乐与怒》专辑中的歌曲《海阔天空》成了他客死异乡的绝响。

【Beyond历史】

1983-1986 地下时期

组队、离队,成员变动频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香港,罗文、甄妮、许冠杰、徐小凤等仍占据着乐坛的中心。一小撮被英国摇滚乐“开窍”、二十出头的热血青年开始对新鲜的、前卫的音乐产生兴趣,他们奔走于唱片店和琴行,淘唱片、找朋友,试图剪开一个新的出口。

黄家驹与叶世荣都有组乐队的意向,在TOM LEE(通利)琴行老板的搭桥下,他们结识并成为好友。1983年,乐队成立,主音吉他邓炜谦把乐队名改为“Beyond”,意为“超越”。在《吉他杂志》举办的“山叶吉他比赛”折桂后,边工作边玩音乐的Beyond开始在一些酒吧做小型演出,还与刘以达(达明一派成员)等地下音乐人合录过一张名为《香港》的唱片。早期的Beyond作品以《Long Way Without Friends》这样的英文歌为主,对艺术摇滚、朋克、重金属甚至视觉系风格均有涉猎。

雏形时期的乐队总是来者熙熙、去者攘攘。成员李荣潮与邓炜谦先后离队,黄家强与Owen Kwan成为替补。1984年陈时安成为吉他手,后因出国深造而退出,叶世荣邀在大专读美术的黄贯中来接力。至此,四子聚首,并举办了名为“永远等待”的自资演唱会。

1986-1988 转型商业

向流行靠拢,被骂“摇滚叛徒”

《再见理想》是Beyond乐队第一张自资粤语专辑。

当时的香港,达明一派、太极、风云、Beyond、小岛等二十余支乐队或组合展现出不同的张力,在地下逐步形成气候,一场音乐革命也在酝酿之中。

在自资唱片《再见理想》之后,Beyond推出首张EP《永远等待》及专辑《亚拉伯跳舞女郎》,开始有了名气,但他们的音乐和形象仍未能为大众所接受,唱片销量也并不理想。刘志远是1986年加入的吉他手兼键盘手,1988年,他因与黄家强发生摩擦而负气退出,与梁翘柏另组“浮世绘”。Beyond恢复四人编制。

Beyond签约了刚成立不久的新艺宝唱片,大家决心剪掉长发,一洗反叛青年的形象,在商业上进行探索。黄家驹曾很清楚地表示:“要在商业化的香港市场玩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就必须先要打响乐队的知名度;当更多人去听Beyond的歌后,就会玩回自己喜欢的音乐。”

从专辑《现代舞台》到《秘密警察》,在向“流行”靠拢的尝试中,《喜欢你》《大地》等作品受到大面积好评。而在被更多人接纳的同时,Beyond也遭到昔日地下时期乐迷的痛批。顶着“摇滚叛徒”的骂名,Beyond继续前行,还一路唱到了北京。

1988-1991 鼎盛时期

专辑畅销,跨界影视剧演出

电影《Beyond日记——莫欺少年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为提高知名度,四个年轻人开始在影视作品中“刷脸卡”,角色多是青春健康的形象。电影《黑色迷情》《开心鬼救开心鬼》《Beyond日记——莫欺少年穷》、电视剧《淘气双子星》《暴风少年》等展现了Beyond的另一面,而诸如给《忍者龟》的配音以及给《天若有情》的配乐等,也开发出他们的多面才华。

Beyond在叱咤乐坛流行榜上也开始有了不错成绩。1989年,一曲《真的爱你》被唱进大街小巷,把Beyond真正推上了事业高峰,与此同时,专辑《Beyond IV》也获得了双白金销量的佳绩。

局面逐渐被打开,《岁月无声》《光辉岁月》《俾面派对》《不再犹豫》先后出现在各种年度金曲的榜单上,此时的Beyond业已升级为香港的一线乐队,游走于商业与非主流音乐之间。

在香港走上正轨后,Beyond发行了国语专辑《大地》,计划开发内地、台湾以及新马泰等外地市场。1991年,Beyond首次踏足红磡,举办了五场“生命接触演唱会”,并受到日本经纪人的青睐,获邀去日本发展。

1991-1993 走向国际

日本发展期间,痛失家驹

2019年6月30日,歌迷拜祭黄家驹。 图/视觉中国

1992年初,Beyond转投华纳唱片,并将重心转移至日本市场。在日本的两年期间,Beyond推出了两张日语专辑及三张日语EP,成绩平平。

文化差异加上言语障碍,使得长居日本的四位成员倍感孤独,但在日本发展的这段时间,当地的音乐行业令他们大开眼界并师夷长技,从专辑《继续革命》中可以察觉到Beyond在录音和演奏技巧上的突破。

1993年5月,Beyond推出粤语专辑《乐与怒》,在香港逗留了约一个月后重新回到日本。成立十周年日子将近,Beyond本计划举办大型纪念演唱会,却因为6月24日发生的一场意外失去了其灵魂人物黄家驹。

这次意外令Beyond失去领导者,对乐队其他三人也是重大的打击。经历了长时间的情绪调整后,同年11月的《创作人音乐会》演唱会上,三子表示,要继承黄家驹的遗志,继续出版专辑,坚持做音乐,一起摇滚。

1993-2003 三子时期

返回港台,各自单飞发唱片

专辑《这里那里》。

1994年初,Beyond三子把发展重心转回香港及台湾,并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其后数年间,推出三张粤语专辑《请将手放开》、《惊喜》、《不见不散》及国语专辑《这里那里》。

1999年11月,在第15张粤语专辑《Good Time》及演唱会后,乐队决定暂停活动,成员各自发展。

黄贯中与几位好友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发行多张专辑;黄家强推出个人专辑,成立个人音乐品牌Picasso Horses,并开始了幕后制作和经理人的工作;叶世荣也推出过个人EP及专辑,后逐渐把重心转向内地。

2003-至今分分合合

2005年Beyond乐队在首都体育馆举行告别演唱会。 图/视觉中国

2003年,为庆祝乐队成立20周年,三子举办了“Beyond超越Beyond演唱会”,并将黄家驹的一首遗作重新编曲出版,成为纪念周年作《抗战二十年》,还推出纪念EP《Together》。

2004年,Beyond凭电影《无间道II》主题曲《长空》获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这首歌亦成为Beyond解散前最后一首原创。同年11月,三人宣布因音乐理念不同、对香港乐坛的不满等问题,决定翌年举办巡回演唱会后正式解散。

自2004年起,三子经历了颇多起伏。黄家强、黄贯中之间的争执以及三人是否能再度同台的消息时时刻刻挑动着歌迷的神经。2008年6月,Beyond于“别了家驹十五载——海阔天空音乐会”上再度同台,盛传不和的“二黄”在台上拥抱。

近些年,每到6月10日黄家驹的生日及6月30日黄家驹祭日,三位成员都会在社交平台上以不同的方式纪念黄家驹。

黄贯中、叶世荣、黄家强三位成员在社交平台上纪念家驹。

此文刊登于新京报2013年6月

编辑 田偲妮

30年前的今天,黄家驹走了

1993年6月30日下午4点15分,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医院的病床前,屏幕上的脑电波和心电图逐渐归零,宣告着一个生命的离去。这个人叫黄家驹。

六天前,病床上的Beyond乐队主唱黄家驹在东京参加一个综艺节目时,从高达3米的台子上失足滑落,头直接摔在地上。平时非常“话痨”的他,几乎没来得留下一句话,就此长睡不醒。

悲伤笼罩了黄家驹身边的所有人。出事时,乐队贝斯手、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惊慌地打电话回中国香港,全家人奔赴日本守候在黄家驹身旁。鼓手叶世荣在床前发誓,只要家驹醒来,他后半生宁愿吃素度过。主音吉他手黄贯中觉得,家驹昏迷那几天,是他人生中最长的几天。

几天后,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占满了香港媒体的头条,7月5日,他的遗体在香港下葬,大批乐迷涌上街头,用哭泣和呐喊发泄着心中的哀痛。

那天开始,Beyond乐队的命运开始改写。这支乐队1983年成立,以黄家驹为灵魂人物,十年间,无论在地下蛰伏还是签约主流唱片公司,他们一直坚持创作、演唱言之有物的原创作品。因为歌曲中铿锵有力的摇滚风格,歌词中流露出的社会关切与情怀,他们的作品被整个华语歌坛的歌迷所喜爱。

正如与Beyond长期合作的香港词人,歌曲《大地》的词作者刘卓辉说过的那样,Beyond乐队之所以能受到人们的喜爱,是因为他们的音乐中有一种精神上的激励,能够给人以共鸣和力量。这种坚持,在曾被翻唱歌曲垄断的香港歌坛,显得尤为珍贵。而时光飞逝,这些作品并没有随着黄家驹的身亡销声匿迹。近年来,新一代歌手不断翻唱Beyond的作品,将他们的作品传进了年轻人心中。那股通过黄家驹的生命爆发出来的能量,如超新星爆发一般,影响着后来的听众。

Beyond乐队:(左起)黄家强、黄家驹、叶世荣、黄贯中。

后黄家驹时代的Beyond

黄家驹走了,他永远活在了31岁时的样子。乐迷、朋友和伙伴们眼中的他热情、好辩,一直保持着单纯的理想主义,他是乐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他的外号叫“黄伯”,因为他爱操心,性格又认真,每当遇到困难,他就可以把看似一团乱麻的事情理清楚,带着大家坚持做到底。脾气火爆的黄贯中,感性单纯的黄家强,内向的叶世荣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却都愿意听从黄家驹的组织。这是一个乐队领袖应有的素质,也是Beyond能够在黄家驹生前坚持组队十年的原因。歌手周华健就曾感叹过,组乐队是一件需要与人磨合的事,而在香港这样的地方能够坚持十年,Beyond是非常不简单的。

Beyond的分量一度已经可以称作华人世界的披头士。虽然他们的歌中充满对人类的爱与关怀,但乐队成员们却都很有个性,经常对一些不公平现象发表意见,以“刺头”形象示人。因此,舆论对他们音乐的评价也经常是毁誉参半,毫不客气。在黄家驹活着的日子里,这都不是什么问题,他会用他的辩才勇敢地与这些意见搏斗。但少了主心骨,一切都在变化。

由于Beyond乐队去日本发展了一年半,他们在中国香港的唱片成绩也大受影响,黄家驹在世时参与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刚刚上市时,叫好不叫座,仅有两万张左右的销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惨淡的成绩。

或许是出于死者为大的心理,黄家驹意外身亡之后,舆论突然一改往日的苛刻,突然对Beyond的音乐充满溢美之辞。乐队的三个人发现,他们身边突然多了很多根本不认识的朋友,关于黄家驹的一切开始被人热炒,过去的专辑、签名的物品都开始热销,那张销量惨淡的专辑《乐与怒》更是突然暴涨卖到30万张。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唱片公司的做法更是让Beyond剩下三个人觉得寒心。Beyond的日本公司Amuse在一个月之内就催促他们迅速发专辑,甚至连一向温和的中国台湾合作方滚石也催促他们赶紧走出情绪,去录新歌。失去了黄家驹的保护,他们感到,那种一直在商业需求和自我表达之中拉扯的尴尬与痛苦都变得更明确,也更强烈。

黄家驹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Beyond的三个人无法聚在一起排练。他们不想见到对方,甚至没有力气拿起乐器,因为只要进入那个场景,他们就会想到与黄家驹相处的时光。黄家强回忆,他第一次再拿吉他想试试时,发了很久的呆,也没办法弹出一个音。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对兄长的依赖。黄贯中更是在黄家驹去世之后不久就萌生了解散乐队的念头。

但是最终,为了歌迷的期待和已经远走的黄家驹,三个人还是决定继续努力扮演好Beyond成员的角色。虽然他们在音乐上的想法不太相同,但经过多年的磨合,几个人已经拥有了一些共同的信念,凭着这些信念,他们又将乐队坚持了数年。

1994年,他们不再与日本的公司续约,将合约都转入中国台湾的滚石公司。此后,三个人继续一起出专辑,开演唱会,尝试新的风格。虽然他们仍在努力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舆论的评价也变得客气了许多,但是乐队已经是形聚神散。自从黄家驹走后,Beyond再没有留下让大众印象深刻的作品。在各种演唱会能够引发人们合唱的,依旧是过去的那些老歌。

1999年年底,Beyond的三个人终于宣布开始个人发展,此后除了复出巡演,他们也几乎再没有新的合作。直到2005年10月,“BEYOND THE STORY”巡演终点站新加坡站演出结束后,乐队终于正式宣布永久解散。其实他们都明白,自从黄家驹离世之后,Beyond的那股精气神,也就慢慢消散了。

与香港乐坛的爱恨情仇

1993年12月,鼓手叶世荣提到黄家驹的去世时,似乎仍然放不下半年前的痛苦感受。他愤怒地对媒体表达了积蓄已久的不满:“如果香港能容纳我们,我们就不会走,就不会失去家驹。”他所说的“走”,指的就是1991年Beyond选择去日本乐坛发展的事情。这件事始于Beyond与香港乐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在黄家驹生前,Beyond并非一直都是乐坛的宠儿,他们是经历了近十年的奋斗,经过无数妥协和容忍,才在香港乐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1991年9月,香港红磡体育馆,黄家驹在“Beyond Live 1991 生命接触演唱会”上演唱《光辉岁月》。

1983年,Beyond在一个乐队大赛中获得冠军,并正式定名,经历了几轮乐手更替,黄家强、黄贯中陆续加入了乐队。两年后,以打造乐队知名的中国香港经纪人陈健添在一次看演出时灵感突发,相中了Beyond,觉得这几个酷爱重金属装扮的青年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就将他们签入旗下。一开始,他们的前两张专辑并未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从第三张专辑《秘密警察》开始,因为音乐风格更加流行化,Beyond的歌曲开始逐渐走红,被人传唱。这张专辑中的《喜欢你》《大地》因为讲述个人情感和家国情怀,旋律动人而广受欢迎,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很多地下乐迷接受不了乐队风格的转变,批评他们是“摇滚叛徒”,这种声音在黄家驹生前一直存在,从未间断。

作为创作的主心骨,黄家驹内心知道,Beyond已经告别了自由、自我的地下世界,他们必须要在所谓商业和自我的纠缠中求得一个平衡。黄家强也在多年后替Beyond解释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得到认同以后,他们才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实际上,刚开始玩音乐时,黄家驹的偶像是大卫·鲍伊,向往那种迷幻、华丽而自我的风格。但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他逐渐发现,Beyond可以走的路,似乎只能像是当年披头士乐队所走的那样,在社会议题和普世情感中,将自我表达与外界需求合二为一。因此,如《喜欢你》《大地》《真的爱你》这样偏流行的歌曲,也是黄家驹发自内心想要创作的。后来,Beyond签约新艺宝唱片,歌曲风格更加流行化,也更多地参演电影,参加娱乐节目,逐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新偶像。

去日本发展之前,Beyond拿遍了中国香港的各大奖项,有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金曲,还成为第一个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演唱会的中国香港乐队。但如此辉煌的成绩,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苦闷和彷徨。此前多年,他们曾经用词激烈地批判过当时的香港乐坛。黄家驹甚至说出过那句流传至今的金句:香港没有乐坛,只有娱乐圈。黄贯中则更直接地骂过香港娱乐圈和香港乐坛,说它们只是一部“消灭自尊心的机器”。性格善良的黄家驹甚至无法忍受歌迷对乐队的疯狂追捧而把他们骂走,他希望听到乐迷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盲目地崇拜。

《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军花了九年时间研究Beyond乐队,前后采访了十几位与Beyond四人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士,厘清了很多Beyond乐队的错误信息。比如,1983年年初Beyond在香港参加的那次重要的乐队比赛,活动全称为“Players Festival:香港吉他手、乐队大赛”,而不是什么“山叶吉他大赛”。同样,有人一直以为Beyond的成军日期1983年6月20日,但这个日期也不准确,是因为黄家驹的生日和忌日都在六月,媒体刻意又将乐队成立日也放到这一个月内作为噱头。而乐队真正成立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参加比赛的前的1983年1月,而Beyond也不是像传说中那样,是为了参加比赛而临时成立,早在1982年,黄家驹、叶世荣和邓炜谦等人就已经开始在一起玩乐队了。

正是出于对Beyond全部身世的细致了解,左安军对当时黄家驹与乐队表达出的愤怒非常理解。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Beyond的愤怒确实指出了当时乐坛的真实状况。那时,出于商业利益考虑,大部分唱片公司不敢冒险,不愿意扶植原创的中文歌曲,宁愿花钱去买重新填词的日语歌、英语歌,也倾向于培养外表光鲜的偶像组合和歌手。当时,哪怕当时香港最红的歌手谭咏麟、陈百强,也得翻唱很多歌曲,数量各自多达几十首。哪怕像张国荣这样本身其实具有一些创作能力的歌手,在种种限制之下,也得不到恰当的发挥。乐坛成了娱乐圈的附属品。

在这样的基础上,八卦新闻盛行,社会对偶像歌手的追捧,歌迷对摇滚风格音乐的不理解,都是当时让Beyond感到无奈和失望的原因。他们以为商业成功能够换来更大的创作自由,结果乐坛的环境依旧没有改变。

《乐与怒:beyond传》左安军著

当时,与守旧的中国香港乐坛相比,亚洲其他地方对原创音乐似乎更加宽容。1990年,一向重视原创内容的中国台湾滚石公司与Beyond的经纪人陈健添合作,成立了劲石娱乐,并在中国大陆签约了黑豹乐队。Beyond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出版普通话专辑。1991年,Beyond正式签约日本的Amuse公司,进军日本乐坛。到了日本,他们立刻开始和音乐大师喜多郎、梁邦彦进行合作,日本团队专业化的分工,守时严谨的特性,让他们颇感惊喜。在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演出时,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的歌迷中有很多对于乐队的态度不是粉丝对偶像的崇拜,而是会平等地和他们探讨问题。到中国大陆演出时,他们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乐队,还和他们结成了好友。

走出中国香港,去往更广阔的亚洲其他地方,然而,这个蜜月期并不长。很快,他们发现,日本乐坛同样是一个流水线般的生产体系,商业化气息同样浓郁。而且生活在一个语言不通、见不到亲人的环境下,这种感觉更令人窒息。黄贯中觉得在日本的生活枯燥得“像印刷出来的”,黄家强开始天天打游戏,而灵感源源不绝的黄家驹在日本也突然写不出歌。更严重的问题是,去了日本,在中国香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人气,似乎也在逐渐丢失。后来他们发现,在日本也得面对跟在中国香港同样的游戏规则,为了宣传专辑,他们得去上那些匪夷所思的综艺节目,而这些无聊的节目甚至最终让黄家驹丢了性命。

或许是在这样略带后悔的心境之下,黄家驹写出了他在去世前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中那首传世之作《海阔天空》。他把自己十年来的迷茫、纠结,但依旧决心坚持理想心路历程放在这首歌中,甚至在歌词中一语成谶地预言了自己“跌倒”的结局。

当年第一个将Beyond推向香港乐坛的乐评人冯礼慈称这首歌为“经典中的经典”。任何听到这首歌的人,都会为其中浓烈的情感所打动。黄家驹去世后,很多听众对这首歌产生了代入感,将他视为理想主义精神的殉道者,但深入了解Beyond经历的人,会发现这首歌中所蕴藏的情感,其实是那种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彷徨。

成为大众情感的投射

乐评人李皖曾经回忆,他第一次听到Beyond的歌曲并不是人们口中传唱的那些大热歌曲,而是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秘密警察》,这首歌的题材和风格让他颇为惊讶。后来他评论称,Beyond是较早在中文歌里有严肃文学性甚至表达社会议题的歌手。

作为一支以粤语演唱为主的乐队,Beyond的歌曲在中国各地的传唱度确实高得惊人。在演唱会上,很多不会粤语的人,都能完整地跟唱《海阔天空》或是《真的爱你》。这可能与那个时期粤语文化以及其他粤语歌曲在中国的流行有一些关系,但也并非全部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乐与怒:Beyond传》的作者左安军看来,Beyond的歌曲能够广为流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创作题材相当广泛,他们歌词里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恰好也能击中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内心遇到的种种问题。“比如,有献给母亲的《真的爱你》,自我激励的《再见理想》《海阔天空》,反战的《Amani》等等。”左安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因为歌曲的这些特质,很多人喜欢在公开的场合唱这些歌曲,直抒胸臆。

Beyond所创作的音乐确实极具时代特色。20世纪 80年代,摇滚乐在亚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在华语乐坛,真正意义上的中文原创摇滚歌曲在各地出现。1982年,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让他成为中国台湾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摇滚歌手。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唱出《一无所有》,让中国大陆自己的原创摇滚登上世界舞台。中国人开始更多地用摇滚音乐形式表达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与关切。在中国香港,地下乐队的风潮也已经流行了数年,只是还没有特别有代表性的本土乐队出现。

Beyond也是这无数香港地下乐队中的一支,并且,他们还是一群没有人看得起的“穷小子”。那时,最先玩乐队的是家庭条件较好的年轻人,他们能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摇滚乐唱片,买得起乐器,花得起练习的时间。少年时期的黄家驹从没想到,自己的未来会和音乐产生关系,他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父亲是开五金店的店主,他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从小就和一家人挤在40平米的房子里生活。1979年夏天,17岁的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了一把破木吉他,因为这把琴,他才生出了莫名其妙的狂热,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在家里疯狂练琴,去和乐手交朋友,找人组乐队。后来,从小跟在他身后的弟弟黄家强也开始受到他的影响,学起键盘和贝斯。

五金店店主的儿子捡了一把吉他,最终成为摇滚明星,这件事像是上天给香港乐坛开的一个玩笑,但仔细想想,其中又有合理的成分。1981年,黄家驹结识了和他出身相似,只有一套二手爵士鼓可以练习的叶世荣,又找到了乐手邓炜谦、李荣潮等人一起玩音乐、写歌。当时,他们是一支不折不扣的地下乐队,音乐风格比现在更加小众、复杂,甚至没有什么歌词,只是随性发挥。当时乐队所有成员都在上班、打工,应付生活,只能在业余时间里排练。如今想来,正因为黄家驹普通的出身,他才懂得普通人的生活困窘和他们对亲情的眷恋,才能写出那些讲述普世情感的旋律和歌词。

如今,一切记忆早已经烟消云散,如果黄家驹还活着,他也已经到了耳顺之年,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还会如年轻时那般活泼开朗,讲话滔滔不绝,仍然充满少年气。他和黄家强一起长大的苏屋邨住宅区也早已被拆除重建。但音乐会帮人们留下一些东西,1994年,Beyond剩余的三个人在黄家驹去世后,出版的第一张粤语专辑名字就叫《二楼后座》。“二楼后座”是凝结了他们青春和汗水的排练室的名字,从地下乐队到全职乐队,甚至日后成为摇滚明星,即使经济条件改善,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在这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中排练。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们都会在演出时的舞台上给黄家驹留个位置。事到如今,Beyond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黄家驹和他所创造的传奇,随着Beyond作品的流传已然成为经典。

(参考资料:《乐与怒:Beyond传》,作者左安军)

记者:仇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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