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三年(光绪十三年是哪一年)

光绪帝亲政9年，不是慈禧没给他机会，而是他自己没把握住机会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1898年9月20日）深夜，

慈禧太后带着大队人马急匆匆离开颐和园，走小路由西门进京赶回皇宫.......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一贯唯唯诺诺的养子竟打起了劫持她的主意！

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清晨，

在迅速接管了宫中一切事务后，她阴沉着脸走进了光绪帝的寝宫，

设竹杖于座前，并将庆王奕劻、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们统统召集了过来，

疾声厉色地“公审”了光绪帝，

叱责他“肆意妄为”、“变乱祖法”、“听信叛逆蛊惑”、“昏庸不肖”........

此时光绪帝早已惊得战栗不已，原本还申辩自己是为了保存国脉，

可在慈禧一声接一声地斥责之下，渐渐沉默了下来，他的内心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一天，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颁下诏书，宣布再次垂帘“训政”，并下令搜捕维人，

戊戌变法就这样变成了“戊戌”，

而光绪帝则在众目睽睽之下，以“罹病不能理事”的借口，被幽禁在了西苑的小岛“瀛台”，

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孤独苦闷的“无枷之囚”生活。

瀛台，实在是个“好”地方——四面环水， 只在北端架一板桥通行，

每天太监给光绪帝送饭时就架起桥板走到瀛台，等光绪帝用饭完毕，离开时再抽掉桥板，

若是赶上冬天，瀛台周围的水面结了冰，慈禧还会命人凿冰防止光绪帝“逃跑”。

光绪帝不仅失去了自由，他的生活也十分清苦，

简陋的居所、破旧的桌椅、不合脚的鞋，逢年过节都是光绪帝自己打扫蜘蛛网，

对于一个年轻的皇帝来说，这种没有自由、身心饱受煎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或许他在望着落霞满天时，也曾悲叹自己为何会出生在皇家吧。

我们让时间回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那一天，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

当天深夜，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将王公大臣们请到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一次关于继承人问题的会议，

本来按照大清皇室的家法，在同治帝身后无子的情况下，

应当从皇族近支中的中“溥”字辈，也就是同治帝的晚辈里挑选一人立嗣继承皇位，

可当时“溥”字辈的人选只有一个溥伦，虽说溥伦是道光帝的长子奕纬的嗣孙，

可他却是过继过来的，他的生父乃是乾隆帝第十一子永瑆的曾孙，到了同治朝已是皇族旁支，

也就是说，溥伦身上并没有留着道光帝以及嘉庆帝的血液，

其实本就是“过继立嗣”，似乎没必要讲究这个血脉问题。

可这偏偏给了不愿意成为“太皇太后”的慈禧一个借口，

她一锤定音选中了咸丰帝的亲侄子、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承大统，

实际上，即使“溥”字辈里没有人选，慈禧大可以挑选年龄稍大的“载”字辈宗室子弟，

比如恭亲王奕䜣的儿子载澄（1858年出生）、载滢（1861年出生），

由此可见，慈禧不同寻常地选择了载湉这个小奶娃，是打着精明的小算盘的，

即使恭亲王心怀不满也无法开口阻拦，谁让自己“利益攸关”呢，

倒是载湉的生父醇亲王，吓得当场昏厥了过去.......

这似乎也预示了载湉这个小皇帝，即将面临怎样的命运。

而慈禧在为年仅四岁的载湉举行过隆重的登基典礼之后，朝堂上的那道帘子又重新垂下......

慈禧折腾许久就是为了这个......

慈禧本是光绪帝载湉的姨妈，也算是他的婶婶，如今亲上加亲又成了他的养母，

这层关系看起来是十分牢固的。

鉴于亲生儿子同治帝的教育，慈禧对光绪帝可谓是管教得十分严厉，

尤其对他的学业格外上心，文化、骑射、语言无一不是为他挑选了当时最好的老师，

慈禧对光绪帝仍旧是丝毫不敢放松，完全是奔着培养一个“优秀”的皇帝这个目标进行的，

当然，前提是皇帝要听太后的话.......

慈禧也曾考虑到年幼的光绪帝，离开亲生父母会有哭闹，

自然会对小皇帝关怀备至，

用她自己的话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

当然慈禧这么做，究竟是心疼光绪帝还是调教载湉要对她恭敬听命可就难说了，

反正结果是，学业有成的光绪帝，却对慈禧太后怕得很........

时间一晃到了光绪十二年（1886年），当年跌跌撞撞的小皇帝光绪已经16岁了，

也到了该亲政的年纪，

可慈禧太后的“病”又犯了，如同她当年不愿归政于亲儿子同治帝一样，

对于归政这个问题是一拖再拖，直拖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实在说不过去了，

慈禧才为19岁的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

不过，慈禧此时的“段位”可比从前高了一个台阶，

归政前弄了个《训政细则》，换汤不换药，其实这还是垂帘听政的另一种模式，

因为一切事件，要先请慈禧太后的懿旨，才是皇帝的谕旨，

所谓“亲政”，也就成了掩人耳目之事了。

隆裕太后|叶赫那拉·静芬

皇帝亲政前，肯定是要先大婚的，

此时还没深切体会到自己会被“操控”的光绪帝，以为自己中意了谁，谁就会是当朝皇后，

天真了不是？

本来光绪帝还饶有兴致地拿着玉如意，在当时入选的八名秀女中寻找心仪之人，

很快他就注意到貌美如花的一名秀女（光绪帝前前后后选看了至少六次，或许早就相中了这个姑娘），

就在他要将玉如意递给这姑娘的那一刻，

身后的慈禧太后突然叫了一声，并用眼神示意光绪帝，

要选最前面站着的、相貌平平甚至有点儿说不过去的那个姑娘——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静芬，

实际上来说，光绪帝实在不该“以貌取人”，皇后不同于妃嫔，起码得先考虑德与才，再考虑相貌，

可光绪帝也实属无辜，他不是不认得自己的表姐，先不说丑不丑，

问题还是静芬的父亲、慈禧太后的亲弟弟桂祥实在是不着调，才学全无浪荡不堪，

据说静芬的母亲也是个蛮横不讲理的女人，

另传静芬的妹妹嫁给孚郡王奕譓的儿子载澍后，竟因与丈夫发生口角便一状告到了姑母慈禧面前，

直闹到丈夫褫职夺府，杖责一百，并交宗人府永远圈禁才堪堪罢休，

虽说载澍主要还是因为他站在了光绪帝一边，才遭此祸，

不过桂公爷一家这作风,也实在是彪悍的很，

当然，这都是野史传闻，也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但是不难想象静芬的家庭环境很可能不理想。

而光绪皇帝一眼相中的那名秀女，

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大女儿富察氏，她的亲妹妹也一同进入了“决赛”，

可惜这对姿色不凡的姐妹花最终被撂了牌子——落选了！

相传，光绪帝一直没忘记德馨的女儿，奈何她已嫁人，

后来光绪帝曾将一名戏子召入宫中，只因其相貌颇似德馨的女儿.......

也有传言，

这对姐妹花十分风流浪荡，经常与戏子们眉来眼去........

无论如何，光绪帝是不情不愿地选择了静芬为皇后，他又能怎么样呢？

此外一同落选的还有凤秀之女富察氏、志颜之女费莫氏，

据说是慈禧担心德馨的两个女儿入宫与自己侄女争宠，所以匆匆结束了选秀，

真实的原因我们也不得而知，

唯有长叙的两个女儿一同留了下来，一个被册封为瑾嫔，一个则被册封为珍嫔。

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本来这种与家庭背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婚姻也是能凑合的，

光绪帝到底也不是孩童了，孰轻孰重自然心中也有过几分掂量，

可是成为皇后的静芬，似乎还是继承了其家庭的一些作风，

不仅对丈夫光绪帝冷嘲热讽，还因为丈夫专宠珍嫔拈酸吃醋起来，

本来就在相貌上没有优势，哪怕性情温柔点也是个让丈夫回心转意的办法不是么，

然而她对自己苦守枯寂的待遇很不满，还将矛头指向了珍嫔，

可想而知，光绪帝的婚姻充满了多少妻妾争风之事，

其中的苦涩滋味，只有他自己才能深刻体会了，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慈禧，对光绪帝这桩“亲上加亲”的婚姻却是满意得很，

因此，她归政的时候也似乎很有诚意的，

不仅搬到颐和园“颐养天年”，还驳回了御史屠仁守请她继续批阅奏折的折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慈禧打算放权，

实际上《训政细则》还在继续生效中，光绪帝每个月要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几次，

尤其是军政大事，必须送呈慈禧过目“禀白而后行”。

我们从现代的视角看当时，大多都是对光绪帝这种处处受牵制的日子报以同情，

然而，对于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皇帝来说，

是不是真的具备亲政的能力？

慈禧不愿意放权，难道就没有一丝这方面的顾虑吗？

毕竟，同治帝就是一个例子，刚一亲政就闹着修复圆明园，丝毫不顾国库空虚，实在是令人大跌眼镜，

如今的光绪帝又是什么情形？

据说，早在光绪帝虚龄16岁时，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看在光绪帝亲政的前两年，这对母子之间的想法表面上是趋向于一致的，

实际上，朝中多是慈禧的亲信官员，这导致光绪帝的亲政之路，走得万分艰难，

即使光绪帝经验不足，可他毕竟已经亲政，

又急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怎么会一直甘心受制于慈禧太后？

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避免。

光绪帝必然是要培养真正忠于自己的朝臣，

他在实际行动上也这么做了，比如将他的老师翁同龢提拔进入了军机处，

慈禧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

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比如杖责珍妃、降珍妃姐妹为贵人，

还将文廷式、翁同龢、汪鸣鸾等人，统统革了职，

当时可能是光绪帝感觉自己最窝囊的时候，

朝中正急需用人，结果全被慈禧打发回老家了。

翁同龢离开军机处，对光绪帝来说未尝不是一桩好事，

更何况都什么时候了，应该将重心转到对外作战上。

甲午大败后，光绪帝深受刺激，

恰在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举人“公车上书”，

光绪帝仿佛看到了振兴的希望，于是开始重用康有为，并采纳他的建议宣布变法维新，

平心而论，变法这步棋走得不错，但是过程就比较遗憾了，

这对君臣实在是太过着急了，百天里下达了200多个诏令，

凡事要讲究方法和过程，才能平稳更替，

可是君臣二人裁撤各种机关不说，

直接废除了八股这项科举制度，

其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所有的寺庙道观祠堂改为学校.......

慈禧太后果断阻止，

究竟是不是老太后早就想制止，但结果是一样的，

但发动了“戊戌”，幽禁了光绪帝。

光绪被囚禁后，慈禧开始着手安排废帝，

但在外国公使的干预下，最终没能得逞，而且慈禧挑中的端郡王载漪之子，据说还是个花花公子，

进宫后就爆出不少丑闻。

梁启超的好友严复说：

假如不是康、梁推动，政治变革不会这样快发生，光绪帝也不会因此与慈禧太后冲突，母子未必生衅，慈禧太后天年易尽，待其百年后，光绪帝独揽，徐起更张，中国的变革大致可以平稳进行。

显然，光绪帝缺谋少略，身边也没有个能为他出谋划策的能人。

可是我们再思索严复的这一段话，

如果不是操之过急的维新运动，母子俩未必会起冲突，

慈禧年事已高，完全没必要事事针对着养子，

当时朝中不少官员对慈禧“训政”抱有不满，光绪也想有一番作为，不想受到慈禧牵制。

光绪帝被囚禁后，珍妃也被打入了冷宫，后在慈禧太后西逃之际溺死在了井中.......

这为光绪帝的幽禁生活，又添加了非常痛苦的一笔，

可是很奇怪的是，众所周知光绪帝被幽禁了，为何没人来救他呢？

当然，瀛台的环境确实是个难题，可是十年的时间啊，

难道就没有逃跑的机会吗？

这不免让人想起当年慈禧、奕䜣叔嫂二人兴冲冲地支持“洋务运动”，

可见她未必是反对变法的，

其实“变法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距离可能只隔着一层纸没被捅破，

再加上这么大的事，光绪帝肯定是要请示慈禧的，如果她不点头，康有为等人怎么会被重用呢？

要说慈禧一直把持朝政，完全不给光绪发展空间，这实在是有点冤枉慈禧了。

可是光绪帝太心急了，

慈禧太后见事不妙当然要阻止，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假装视而不见了。

据野史说，也不是没人想过救光绪帝，

传言，肃亲王善耆，也就是川岛芳子生父，就计划过等慈禧咽气就立即拥戴光绪帝，

据说还成立了“消防”小队，打算以救火的名义救出皇帝，

光绪帝的弟弟载涛，似乎也有救兄之意，还派小太监探望皇上，结果小太监被抓到内务府拷问是不是替皇帝传话.......

不过显然，他们都不没有能力救人，

这也不由得让人感叹，光绪皇帝亲政9年的时间，

也没能得到手握重权的大臣，以至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正儿八经的皇帝成了“囚徒”也不愿出手搭救。

那么，光绪帝就没想过脱身么？

其实光绪帝虽然被幽禁，每天早朝还是要去参加的，各种官方场合还是要现身的，

我个人觉得他真是一点逃跑的想法都没有，

首先跑到哪里是个问题，即使跑出皇宫他又能相信谁或者依靠谁？

其次还是跑出去后生存的问题，从小养尊处优根本就没有一点生存能力，如何活下去？

再一个，他从小接受的帝王教育，让他跑不了。

光绪帝就在这样身心全重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余下的人生。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暴毙，没有留下任何儿女。

说来也奇怪，他的堂兄同治帝、他自己、清逊帝溥仪，清王朝最后的三个皇帝，

都陷入了“无子”的怪圈儿中........

老照片|光绪帝葬礼

光绪帝死的时间，仅比慈禧太后早一天。

对于这个蹊跷的去世日期，世人一直有诸多猜测。

据 2008 年「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

光绪帝的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肩胛骨、脊椎骨和每件衣物的胃部位、系带和领肩部位的含砷量非常高，内层衣物的含砷量大大高于外层。

砷化合物，就是剧毒——砒霜，

显然从这一结果来看，光绪帝不是病死的，而是被毒杀致死的，

那么，凶手会是谁呢？

虽然，光绪皇帝死亡的前一天，清廷发布了溥仪即位、载沣摄政的诏书，似乎“预知”光绪快不行了，

慈禧的嫌疑最大，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就证明是慈禧下了毒手，

其实慈禧若是咽了气，对于许多人来说，要开始担心光绪帝复辟后会不会报复了，

因此，宫中的太监、“出卖”过维新派的袁世凯、或者其他人，都有这个动机，

未必就是慈禧。

可叹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他在瀛台苦熬岁月，未尝没想过忍辱负重消磨时间等着“熬死”慈禧，

然而，世事无常，谁又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呢？

光绪帝虽然很悲情，有人说他懦弱，也有人说他自负，

然而作为一个皇帝，他能放下从小被灌输的封建思想，成为一个解放思想的先驱者，放眼看向世界，

为了变法信念置生死于度外，这一点来说还是可敬的！

李鸿章饮用的铁酒、铁水是什么？

姜鸣

我曾经写过李鸿章喜欢饮用保卫尔牛肉汁以作滋补的文章。李氏晚年的滋补之品，除了牛肉汁外，还饮铁酒铁水。

晚年李鸿章

曾纪泽的女婿吴永

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出使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被免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以总理衙门大臣身份，闲居北京贤良寺。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以通家子弟身份，在他身边随侍一年。彼此晨夕相处，故他对李鸿章的生活习惯有仔细的观察。吴永后来回忆：

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到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暝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第106-107页）

我一直困惑“铁酒”“铁水”是什么？两者是否有所区分，还是同一物品的不同叫法？网上有文章说，铁酒用人参黄芩等配制。对此我不相信，因为李鸿章推崇西方生活方式，对于中式补品兴趣不大。况且人参黄芩与铁酒铁水有何内在联系，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所以我一直在搜寻具体的记录或证据。最近，广州朋友梁基永告诉我，他在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1902年2月25日）《香港华字日报》上，读到一则“铁酒”广告：

牛肉铁酒精

此酒精系依妙法，用生牛肉汁与铁精制成，其功用最能养身补血。食法将此酒精一小罇和砵酒一大罇，便成牛肉铁酒。每日宜服二三次，每次服一小茶杯。

牛肉铁酒精广告

按此做法，先用“牛肉汁”与“铁精”调制，再与“砵酒”勾兑，就成“牛肉铁酒”了。

首先说明，此处牛肉汁不是用新鲜牛肉熬汤，而是一种舶来品，就是从英国进口、被视作高档滋补佳品的“保卫尔牛肉汁”（可参见拙文“喝保卫尔牛肉汁，与李鸿章同款：一份英国滋补饮料在中国的流传”，载《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保卫尔牛肉汁（Bovril）是二十世纪后期英国流行的一款滋补品，迄今仍在销售

保卫尔牛肉汁当下的包装样式

什么是“砵酒”呢？基永兄解释说，广东和香港人从前习惯把葡萄牙的波特酒（Port），称为“砵酒”，这令我豁然开朗。我查百度，确实如此。需要说明，波特酒也是葡萄酒，是一种高酒精度的甜型加强葡萄酒。

波特酒

同样从老报纸上的广告中看到，“铁精”是一种进口药水，当年屈臣氏大药房有售，全名叫做“铁精补血药水”。

屈臣氏大药房出售“铁精补血药水”

说起来有点拗口，但这确是一款经典外国酒精饮料。我从前些年出版的《酒精制品的生产与配方》（许开天等编写，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中查到，伏特加、牛肉汁铁酒、卡里客利口酒、荨麻酒等，共同被列为“用酒精配制的饮料酒类”，该书还开列美国药剂会（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提供的牛肉汁铁酒配方：牛肉汁三十五克，复方橙皮酊一毫升，氧化铁枸橼酸铁酊三十五毫升，糖浆一百二十五毫升，热水六毫升，酒精一百二十五毫升，白葡萄酒适量。具体做法是，将牛肉汁研于热水中搅拌，加酒精，安置三日。滤后蒸去酒精，加七百五十毫升葡萄酒（此酒中预先加橙皮酊），再加氧化铁枸橼酸铁酊、糖浆，以及适量酒，使其全体达到一千毫升（许开天、许葵、甘殷编写的《酒精制品的生产与配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5年，第262-263页）。 这种制作法，同一百多年前手工调制相比，大致上异曲同工。当初铁酒中必不可少的“铁精”药水，就是此配方中的“氧化铁枸橼酸铁酊”。今日药房中仍在出售的“复方枸橼酸铁铵糖浆”，仍是治疗慢性失血、营养不良、妊娠、儿童发育期等引起的缺铁性贫血的常用药物。

复方枸橼酸铁铵糖浆又名“血中宝”，类似当年“铁精补血药水”

铁酒其实很早就传入中国。光绪五年底（1880年1月），李鸿章致函丁日昌说：

尊体复发旧病，十数日粒米未进，乃服大黄、石膏、羚羊等剂而解。岂衰年尚有实火，需此峻品，蒙滋惑焉。凉药重服，病即已而气体恐难遽复，深为惦系，望加意培补为要。参茸近不得佳者，人参尤少。据洋医云，西国铁酒、鱼油，专补血气，视参力百倍。鄙夫妇、次儿，日以铁酒三小杯，常服精力大进。马松圃（天津知府马绳武）久病几死，用否杏酪和鱼油服之，近则精神大旺，皆其确证。执事何不托人在香港大药房购此两种试服，胜于远地购求真参多矣。……来春二三月，务搭轮舟来津就诊，勿参以华医华药，必能霍然。（李鸿章：“复丁雨生中丞”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2册，第505页）

从此信看出，李鸿章和家人很早就服用铁酒，迨至甲午战后，已有十几年历史。其剂量，与《香港华字日报》的广告亦一致。此信反映出李鸿章对西医的推崇和对中医的贬斥。

饮铁酒补血气，用现代医学的表述，是治疗缺铁性贫血。这种药补，晚清其他新派人物中也早已注意。驻美公使张荫桓在光绪十三年二月初一日（1887.2.23）日记记载：

进斋（按指徐寿朋，驻秘鲁参赞）气体魁梧，名利皆淡，少习拳勇，遂能耐劳。正月间偶觉夜睡不酣，神若外散，方寸不能自摄，急起徐步数次乃安。辄疑虚弱，购服西医药水，旋而便血，杰卿（按指吕春荣，使馆医官）为之诊脉，以为血燥，恐致上行，昨果痰中见血，精神仍不委顿，但步履不适。劝以静养勿吸吕宋烟。究其血所由来，则铁酒害之也。进斋亦悟铁酒流弊，遂不饮矣。陈副宪（按指陈兰彬，前驻美公使）驻美时亦饮铁酒，顿生他病，啜白茅根汤乃解。西人药品有效有不效，未可胶柱鼓瑟也。（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中华书局，2015年，上册，第146页）

在张荫桓笔下，补铁过量的副作用，会带来便血或痰中带血。这批驻美外交官对铁酒采取了先接受后质疑的态度。但李鸿章却将服用铁酒的习惯保持终身。他去世时多次吐血，西医说是胃血管破裂所致。这种状况，和他长期饮铁酒，是否也有某种关系？

那么“铁水”呢？是否就是屈臣氏出售“铁精补血药水”的另一种叫法，李鸿章每天饮一小杯原装“铁水”，另饮一杯兑过波特酒的“铁酒”？这个想法，请有兴趣的朋友们共同继续研究。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亮亮

光绪年间两个举人的日记

郑观应(前排中)是直接认识到王朝危机的人，他送了一部《盛世危言》给京官杨宜治，但杨在日记里却没有提到自己阅读这部书的感受。

光绪皇帝，清德宗，清军入关后第九个皇帝，清皇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光绪5岁登基，光绪元年，即纪元1875年2月。在位最后一年，光绪三十四年，纪元1908年。在大位33年。光绪年间的两个举人，杨宜治、刘大鹏，前者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章京，后者是山西太原赤桥村乡绅。两位举人，一个是中级京官，一个是乡村绅士。两位举人的日记，前后相接着阅读或者对照着阅读，或者还是有点儿意思的。

先说杨宜治。杨宜治，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出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世。籍贯四川渠县，成都长大。同治六年（1867）四川乡试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以举人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杨宜治任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相当于外交部英国司，不过英国股还管理涉奥匈帝国事务，兼管海关税务）章京。章京相当于司局级干部，职衔由从五品至四品不等，中级京官。这一年，杨宜治42岁。按照清朝官制，总理衙门的职务是兼职，杨宜治的本职在刑部。杨宜治每天在刑部、总理衙门总署的工作时间大约2个时辰（即4个小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李文杰整理的《杨宜治日记》，其中有《惩斋日记》，惩斋系杨宜治的室号。日记起于光绪十三年九月（1887年10月），止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这部分日记记录了总署章京杨宜治在北京期间的日常生活和部分工作。

读杨宜治《惩斋日记》，我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宴饮频繁。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有20次。例如：初二日（10月18日），“晴。李仲约师招饮。”初三日（10月19日），“晴。总署英俄股同人招饮。”初九日（10月25日），“风。吴柚农兄、缪小珊同年招饮于陶然亭。”这一天的日记接着还记录：“步至城阙，登高四望。”这一个月里，有4天是一日数饮，分别是十三日（10月29日）、十五日（10月31日）、十六日（11月1日）、二十日（11月5日），例如十三日（10月29日）这一天的记载：“李虹若弟招饮……谭问梁兄招饮……”再看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九月，记载天数30天，宴饮有5次。再以光绪十五年（1888年）九月为例，这一个月记载天数29天，宴饮3次。这3个年头的九月，宴饮最多的有20次，最少的也有3次，可以说没有月份是没有宴饮的，或者是同僚聚会，或者是师尊招饮，或者是同乡宴饮，各种名义都有。除了宴饮，其他的社交活动也颇不少，还是以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祝寿1次。光绪十四年九月，吊唁1次，致贺3次。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数字不能确定，因初十日（10月4日）“送殡、贺人婚娶共数处”的记载没有明确数字故，这一个月份单独记录贺寿、吊唁的各有1次。这样统计下来，杨宜治每月的宴饮以及其他各类社交活动，合起来也是颇为频繁，费去了相当的时间。

杨宜治以举人而入职京官，以传统文人的趣味，观字画临法帖也在理所当然之列。仍然以《惩斋日记》里这3个年头的九月为例，光绪十三年九月的日记未见记载。光绪十四年九月的日记，有4天记录了观字谈书法临帖，十八日（10月22日）的日记还特意记录了在什锦坊看到的饼铺一副对联“曾从桓元作寒具，偶从坡老乞诗钩”，并加按语“尚工雅”。这则日记也许可以见出杨宜治俗世里的雅趣。光绪十五年九月的日记，有6天记载了观字写字，二十四日（10月18日）的日记还记录了自己读赵孟頫、苏东坡法书的感受：“……赵吴兴墨迹《道德经》小楷，用笔如疾风骤雨，画面平横，颖锋逼露，又坡书《温公碑》中楷，最初之拓纸墨古厚，点画新显，皆绝品也。”这或者也显示了杨宜治古典文化的修养。

杨宜治的日记里也有公事的记载，继续以《惩斋日记》里这三个年头的九月作例子。光绪十三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2天，其中最末一天的是关于河南水灾。光绪十四年九月日记，记载公事的有7天。光绪十五年九月日记，无公事记载。

光绪十三年至十五年，纪元1887年至1890年，这个时候，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几件大事都已经发生过了，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的条约也签了一个又一个：第一次战争（1840），第二次战争（1856-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60），中法战争（1883-1885）。国内则太平天国（1851-1864）扫荡大半个南中国，捻军（1853-1868）扫荡华北中原大地。这样多的事情发生过后，我们后来人看杨宜治所处的晚清，常常会想起“内忧交患”“内外交困”这样的词汇。杨宜治的《惩斋日记》里也记录了当时一些对外交涉的困难，诸如印藏边境“构衅”事、英国轮船要求上驶川江事，这些都该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英国股要处理的事。总署英国股的应对捉襟见肘，没有积极的妥善的处置之法，也只是被动地拖延。但即使是这样外交疲沓，也不稍减总署英国股章京杨宜治的日常宴饮、雅集、观帖临帖等等的兴致，真是“晏如也”。也许身处其中，杨宜治没有想到大清会有倒掉的一天。没有我们这样后来的远距离回望观察，所以杨宜治对于王朝危机的认识也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么？

但也不好说杨宜治就没有接触到直接表露危机感的同时代人的著述。杨宜治《俄程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894年12月11日）记录：“郑陶斋观察来晤，赠《盛世危言》四卷。”陶斋，郑观应的号。“观察”，清代官制不设观察使，但会雅称道员这类官员为观察。郑观应其时被李鸿章委以招商局帮办。《盛世危言》于这一年春天写就付梓，表达了全面学习西方以变法自强的主张。《俄程日记》，始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止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8月），是杨宜治跟随专使俄国大臣、赴俄特使王之春出访俄国吊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作的日记，也收在了《杨宜治日记》一书里。日记里记录十一月初二日（11月28日）启程出都门至通州，十三日（12月9日）抵上海，然后就有郑陶斋的会晤赠书。此后的这个出访俄国的日记，没有片言只语涉及阅读郑陶斋这部新著的。不知道杨宜治有没有阅读，阅读后有何感想。《盛世危言》光绪二十年印的这一版是5卷，不知道为何杨宜治日记里写的是“四卷”。

◎《杨宜治日记》李文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接着杨宜治的《惩斋日记》，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举人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刘大鹏遗著，乔志强标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晚生杨宜治12年，31年（1942）去世。山西太原赤桥村人。光绪十年（1884）中举。退想斋是大鹏的室名。《退想斋日记》始于光绪十七年（1891），终于31年（1942）。这一部日记跨晚清和，五十余万言，内容丰富，可供多角度研讨。本文仅选其中的一个年头，即杨宜治去世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来稍作分析。

这一年正月初一日（1月22日），大鹏到庙里上香，“遇几个讨账商人由东向西行，询之，晋祠生意也，言账难讨之至，到处皆言银钱缺乏，无人不叹困穷。”正月第一天的日记就没有喜色。正月十五日（2月5日），“元宵佳节，吾里左右邻村并无一家社伙畅快人心，则世道之贫穷愈可见矣。”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自大同府至广武，田畴皆是黄沙，虽有禾苗并不畅茂，而树木亦皆稀少，村舍莫不萧条，是以民多贫穷，富者甚寡，为山西北路瘠薄之区。”七月十一日（8月27日），这一天的日记先是说“今日是太谷秋标期，凡生意家来往银两必于今日凌晓归给，一不交还谓之顶标，即不能周行矣。”接下来就说到了不好的消息：“闻商人言银子甚缺，息银较往年长价，将有周行难通之势，殊属可谓。”银钱短缺，利息上涨，商家财务周转不灵，这使大鹏觉得形势很可怕。十二月二十五日（1899年2月5日）的日记里记载了自家一年主要开销，最后一句话是：“入不敌出，此岁暮所以受窘也。”这是这一年日记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全年记载天数44天，5天的日记里都说到了民生贫瘠，最后一天直接说到了自己家的窘迫。大鹏是太原赤桥村乡绅富户，家有田产，还有开矿业和匠作铺，而岁暮叹穷，则一般人家生计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生艰难是这样的情形，大鹏日记还记录自己对世风的感慨。这一年二月大鹏到京城参加会试（维强按，大鹏此次会试亦未中），三月初二日（3月23日）的日记记录对京城的印象：“风华靡丽莫甚于京都，即有朴实俭约者，反群焉讥诮之，谓是人大背时趋也。”这一年距杨宜治《惩斋日记》又过了近十年，而京都风华靡丽不减，这样的风气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杨宜治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90年1月19日）的日记里所记：“大寒节。诸债麇集一岁，入不敷出甚巨。”宴饮、雅集等等社交活动过于频繁，费银太多，夫人病故，自己又不善理财，年终也就难免手头局促。又或可推测，光绪年间，京城官员的习气官风也没有什么变化。十二月初三日（1899年1月14日），大鹏写太原：“近闻明火大盗横行，其案层见叠出，前三日大常镇拿获三盗，皆直隶人，以卖豆腐脑为业。……若辈于每岁暮抢劫明火挟盗而归。”直隶人到山西做小本生意，要过年了，就明火劫盗回直隶。十二月十六日（1899年1月27日）的日记写道：“吾邑山长常嫌束脩金之寡，初来时才一百六十金，既而加四十金，今岁又嫌少，可谓贪心无厌者矣。邑之士不谓之贪而反求官绅抽款加脩金，其无谋亦可谓甚矣，风气之贪日甚一日，人皆罔然不知也。”“山长”即书院主要领导。接下来，大鹏就作出了一个断语：“学校之坏由师生不潜心讲学也。”

大鹏这一年的日记也记录了自己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会试见闻和自己游历的感想。比如三月十四日（4月4日）的日记里有一条：“会试场与乡试场之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官员及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其他几天的日记记录了各场试题、各省取中进士名数等。三月十六日（4月6日）会试结束，大鹏这一天的日记有这样的话：“卷已全完纳都堂以献春官，中与不中亦惟听诸天命而已。”会试结束，发榜之后，三月二十九日（4月19日）大鹏拟和两位同年游天津，日记中说：“以开眼界，盖因永定门外新修铁路，火车已行，甚觉方便也。”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大鹏与同年游天津6天后，在日记里写道：“浅陋耳目颇觉扩充矣。”这些也说明大鹏不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也还是愿意接受新事物，愿意开阔自己眼界的——当然这也得是在他的“认知图式”所能容纳的范围或“格式”里。

顺带说一下，大鹏日记自光绪二十年春至光绪二十四年，均无片言只字说及《盛世危言》一书。据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向光绪皇帝推荐这部书，光绪帝读后加朱批命总理衙门刷印2000部，分发给臣属阅读。盛宣怀后来写给郑观应的书信里也说到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印2000部发给“臣工”阅读这件事。但这几年的大鹏日记里未见有关于这部书的信息，或者也可以推测，郑观应的这部著作在当时中国社会实际上所起的影响也不一定有太大？

◎《退想斋日记》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大鹏的日记，于经济民生世风学风均有记载。而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已在这一年三月升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总办章京（职衔四品至三品不等，仍然是司局级）的杨宜治病逝了。关于他病逝的原因，他的家乡渠县民初纂修的《渠县志》说是“外交益亟，宜治竟以忧愤国事不起”（转引自李文杰《总理衙门章京的日常生活与仕宦生涯》）。家乡人为这位在外做了大官的“乡贤”作了很正面的解说：宜治忧国忧民而至病故。

这个乡亲们给的解说一般看看也可以场面说得过去。但杨宜治总署里的上司不这么看。张荫桓，当时就是杨宜治的上级领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署大臣。中华书局2015年1月出版任青等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张荫桓日记里有另外的解说。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8月9日）的日记里张荫桓写道：“叔平曾言虞裳要上堂办事，又屡漂通副、常正、宗丞（四）【三？】缺，其病愈不能解。”叔平，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的字，翁同龢这一年的四月免总理衙门大臣职。虞裳，杨宜治的字。“上堂办事”，即由章京升任大臣，由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通副、常正、宗丞”即通政使司副使、太常寺卿、宗人府丞，都是省部级领导。“漂”，即落空。张荫桓这段话举了通副等3个职位，不知道为何写了“四缺”而不是“三缺”。张荫桓这段话意思是杨宜治想从司局级干部升任省部级领导，屡屡落空。因为这样，所以杨宜治的病就愈发不能好转了。这哪里是忧愤国事，简直就是因为个人不能从司局级干部升到省部级领导而心中郁结以致病情加重了。

整理了《杨宜治日记》的李文杰，以为杨宜治的一些外交见解，“昧于形势”。这也许也可以表示总理衙门英国股章京以及升迁了总办章京的杨宜治，对外交涉事务，没有够得上可给予表彰的知识学识、业务才能和业绩。《渠县志》解说杨宜治病故的原因有没有直接的史实来源，无据可查。张荫桓是杨宜治的领导，李文杰文章里还征引了与杨宜治同为总理衙门章京的张元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1898年8月5日）写给总署另一位章京沈曾植的信，信里也有这样的句子：“虞裳恐难如愿，现病甚剧。”这个旁证未始不可以加重张荫桓日记所写的原因的分量。前举李文杰的论文倾向于张荫桓日记所写的杨宜治病故的原因。举人、京官杨宜治在光绪二十四年因升职屡屡落空而郁郁而亡，举人、乡村绅士刘大鹏这一年的日记，虽然也记录了自己会试不第，但没有因此郁郁在心反倒是仍然关注乡里民生经济、世道人心。

杨宜治《惩斋日记》是不是可以表示中级京官及其生活和工作的一个“晏如也”的缩影呢？刘大鹏《退想斋日记》至少也说明在广大的乡村里，乡绅阶层中也还是有关心国是民瘼的，虽然有时头脑清楚，有时受认识的局限。乡绅刘大鹏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的凋敝，世风的溃败。京官杨宜治的日记里，我们则看到的是“晏如也”的官场社交。这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清末“公车上书”的反倒是地方士子，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光绪皇帝领导的戊戌变法不能够成功。

周维强

品鉴 | 银元时代的记忆碎片

银元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作为一种贯穿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货币，我们不但经常能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看见它们，很多家庭甚至还有长辈传下来的实物，但要说到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现在的价值以及如何辨别银元的真伪，很多现代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

清代末期，银元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造币方式的一次革命。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光绪年间，小额交易用的基本是范铸法的铜币，大额交易通常使用银两（银锭）。在清代，相关法令上没有规定白银作为货币的形式，各地银楼几乎可以随意铸造，成色也是参差不齐。人们在用白银交易时往往很不方便，需要将不同重量、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所以，当有固定成色和重量的海外银元流入中国时，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加之其制作精美，银元价格还能高于本身的银子实价。

其实，从明始，欧洲银元就随着对外贸易进入中国，到清代康熙、乾隆年间，在全国上下已极为流行。嘉庆四年（1799年）查抄和珅家产，据记录有“五万八千圆”，可见外国银元流通面极广。道光时期的《清宣宗实录》记载了多种在华流通的外国银币，其中有一种叫“蝙蝠”。但同时期没有这个图案的外国银币，所以推测其可能为墨西哥鹰洋，有人把老鹰看成蝙蝠，另外可能也是取其吉祥之意，因为“蝠”和“福”同音。后来，在中国自己制作的银元上还真的出现了蝙蝠的图案。

道光到咸丰年间，有的地方使用一些“土法炼钢”模式，以手工打制或者半机制的方法制作了一些银元，但因各种缘由没有推广开来。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看见市面上全是外国银币，奏请自铸银元，用以抵制。长期使用外国货币，除了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外，在贸易中使用银锭也容易吃亏。因为外国银币含银多为九成上下，同重量的清代银锭含银量往往更高。

经过多次修改，广东造的七钱二分银元最终成为中国正式的新银元。这种有着蟠龙纹和中英满三种文字的银元被称为龙洋，在当时被各省纷纷仿铸。龙洋除了一元的主币，还有五角、两角、一角这样的小面值辅币。各省督抚把铸币看成一种财源，往往采取会导致银元本身贬值的模式，往银元里掺入更多的铜，导致当时五枚两角的辅币不一定能换一枚一元主币。

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时期，银元品种变得更加复杂，含银量不足的情况也愈加严重。当时军阀割据，地方豪强动不动就自己发行货币，质量上偷工减料是很常见的事。而大家最熟悉的“袁大头”，在这个时期依靠用料实诚，成为中国老银元的代表。1913年，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开始着手整顿币制，发行全国统一的袁世凯头像银元，并于三年（1914年）颁布了《国币条例》，规定“一圆银币，总重七钱二分，银八九，铜一一”等。同年，袁像银元正式开铸流通。因为有法令规定含银量，这种银元的购买力十分坚挺，在流通中获得广泛认可。

袁世凯像银元三年壹圆中央版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离世，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当时的统治者都忙于争夺地盘，没有心思重新开模制造新的货币，袁像银元继续铸造流通，相继发行了八年、九年、十年等版本。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实际掌权者，决定停铸袁像银元，改铸两种头像的银元。不过，之前袁像银元已经铸造了7.5亿枚，成为市场主体货币，此时不敢贸然取消使用。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发行纸币，虽然这一时期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但银元仍参与流通，民间仍旧视银元为硬通货。1948年，法币体系崩溃，纸币很快如同废纸，这时银元的价值再次凸显，百姓只认银元。

像船洋二十三年壹圆

知名中医陈存仁所著《银元时代生活史》结合大量详实数据，用银元作为度量衡真实再现了旧上海的种种生活状况。该书细节丰富，如同一个时代的账本，对银元在当时的购买力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其中不仅包括日常衣食住行的花费，还有购买玉石、皮衣、古董字画等“奢侈品”的价格。读后让人感叹，即使是动荡岁月，只要善于理财，合理使用包括银元在内的硬通货，也能生活得很好。

中国老银元依靠在近代几十年时间里打下来的硬通货口碑，在收藏圈一直是热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各种“收藏热”中，邮票、电话卡等同期品类大多落寞，老银元却是“越战越勇”，甚至有收藏爱好者笑称“老银元是唯一在同一时间段内跑赢一线城市房价的品种”。银元价格飞涨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造假者越来越多、越来越“精”，过去民间流传的敲和吹的方法，现在通常只能识别20世纪90年代的初级仿品。收藏老银元和收藏大部分古玩一样，找个靠谱的师傅入门极为重要。虽然有不少相关书籍可以学习，网上也有一些帖子介绍诀窍，比如看边齿、看内齿、看包浆等，但依靠这些细节来判断真假，需要收藏者对这个品类极为熟悉，如果有一个细节不对就可能出岔子。因此，初学者最好是多看少买、多问高手，如果是按图索骥，交点“学费”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系北京ZDGS艺术品鉴定公司评级师，配图均由作者提供，本文首发于《中国文化报》2023年9月5日8版）

作者：霍博

责编：勾晓庆

初识药匣子，不是电视剧，而是丢失老字号品牌的吉林“世一堂”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2020年，《刘老根3》隆重上映，这部电视剧的影响力虽不及十八年前的第一部，也不及十七年前的第二部，但由于有著名笑星范伟、赵本山再度联袂出演，使得人们还是在观赏新剧的同时，不自觉地重温着往昔岁月。而说到重温，十八年前同样也有。记得当年李宝库以“药匣子”绰号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就曾重温过脑海中先入为主的“药匣子”和如今已然不属于吉林城的“世一堂”。

吉林城西大街世一堂总号，取自《吉林旧影》

曾几何时，世一堂是吉林城规模居首的中药店老字号。然而关于世一堂创办人和创办时间，却众说纷纭：创办人有药商合资、张举人合资等说，创立时间分乾隆和道光两类，道光又有六年、七年两说。

一些资料介绍其前身为合股行医并经营中药材的医师铺，后来河北籍医师郭万春因细心治疗在任吉林将军的母亲，而获得“常将军”赏识，得以再立门户，创建世一堂。然而这个传闻漏洞颇多，最大的硬伤是言之凿凿的创立日期道光七年（1827年）。道光七年，吉林在任将军为博启图，其前任为富俊，继任为瑚松额，三人的名、字、号、封号中并无与“常”有关的字样。且记载中郭万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担任世一堂总经理，试想他道光七年他为将军老母诊病时即便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时，也已为年近百岁的寿星老了。由寿星担纲总经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另外还有一本官方刊印的资料中记载：世一堂药店始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创始人是居住在吉林的举人张樽、吕国兴和一位姓武的商人。但此书中又宣称道光年间成立的药店，是因乾隆年间给皇帝进贡鹿角胶等药材，并因给军队特供药材，才有“随营将军”的称号，进而走向辉煌。这种穿越感十足的记述，不能令人对其所列文字绝对信服。还有一些记载，认同吉林世一堂药店建于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创办人为前清举人张尊与两位钱庄老板。这份资料提到举人张广尧为世一堂书写匾额（前份资料说是一无名老和尚题写），并于当年四月二十八日，值北山庙会之际，在吉林城西大街立匾开业。

尽管相对种种传闻和有失严谨的记述让真相愈发扑朔迷离，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中国的世一堂品牌产生在近200年前的清代吉林城。而今，传世的大量实物更成为这一观点掷地有声的佐证。

拼图中包含吉林市著名收藏家杨忠明先生藏品

世一堂成立后，以当时的省城吉林为基地，凭借雄厚的资金雄厚和得法的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时至解放前，在哈尔滨、阿城、绥化、长春、佳木斯、天津、上海等地设有14家吉林世一堂的分号。鼎盛时期，在日本的大阪和香港都设有办事处，从业人员一百多人，资金二百余万元，房产二百余间。无论总号、分号，全国各地世一堂采用统一标识，早早就有了VI意识：招牌字体完全一样，门两侧竖一副楹联，上联为“地道药材货真价实”，下联为“继天立极童叟无欺”；成药包装上也有世一堂字样。

世一堂药店的药材，取自《吉林旧影》

因对外做出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承诺，自世一堂创立，药品质量就一直倍受重视：回天再造丸、牛黄安宫丸是双料的，就是严格选用上等细料生产，绝不骗人（《船厂今昔》）。清心丸、追风虎骨酒等其它药品，无论是原料采购，还是生产加工，都务求精益求精。加工的人参、鹿茸、黄花、蛤蟆油，也都优中选优，绝无掺杂使假。得益于铺规严谨，注重诚信，世一堂所产销的药材、方剂，药效卓越，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四年（1915年），世一堂出品的爱神丹、熊油虎骨膏就在农商部国货展览会上获得了三等奖，七月三十日被评为四等奖的世一堂鹿角胶、虎骨胶就还作为展品送往巴拿马参加万国博览会。

吉林市著名收藏家杨忠明先生收藏的部分药匣子

作为一家中药材老店，吉林世一堂绝大多数产品畅销全国，其生产的回天再造丸、八珍益母膏等中成药甚至可以拿到店铺去典当，几年后赎回，质地完好、疗效不减（《吉林旧影》）。鹿茸、蛤蟆油、山参等产品更是行销全国，据载，住在东北的山东人回“关里家”，常以世一堂生产的名药为馈赠礼品。在赢得良好声誉的同时，世一堂也十分注重“商品包装”给顾客带来的高档感受，一些做工精良的陶罐、木匣子在销售中被广泛使用。其中世一堂的药匣子做工细致，盖板上刻有字号和品名，顾客在使用完药品后，常以木匣留作放置药物的收纳容器——木匣因而被俗称为药匣子。我童年时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装药木匣。那时，它们虽然陈旧，却为我的脑海里留下“药匣子”的实物认知，更让世一堂是吉林老字号的观念根深蒂固。

世一堂品牌现归属哈药集团

经历了伪满多年苛政的摧残，解放前的吉林世一堂只能勉力维持运营。1948年吉林解放，药店经营逐步走入正轨，百年老店重获新生。1956年公私合营后，世一堂曾一度被撤销，改革开放后，才又恢复使用老字号，店址也迁到了河南街上。八十年代末，世一堂的经营各类品种已达1500多种，在九站还成立过世一堂分店，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这家老字号的未来，当时的吉林人也充满了期待：一定能继承老世一堂的好传统，迈出新的步伐。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红火不久之后，在多种原因的共振下，世一堂这个金字招牌的使用权竟然被吉林方面放弃，最终为哈药集团所有。失去这个曾以吉林城为“祖地”的老品牌已然悲情，然而更令吉林人错愕的是，在哈药集团的宣传中，世一堂已经成为1903年由李星臣为创始人的外地品牌。这种变化究竟是历史新发现使然，还是万能的资本力量造就已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种积年累月印刻在吉林人心中的老情怀，遭受了现实最无情的奚落……

于是，在获悉范伟将出演《刘老根3》时，我和许多朋友又提起了药匣子，想起了吉林世一堂，想起来若干年前吉林市风风光光的医药行业。诚然竞争的时代，自己留不住就别怪被强者拿去用。无论是老字号的旧包装，还是影视作品里的人物，药匣子更像一个别样的警钟：认真行医，李宝库就是乡亲们眼中的药匣子大夫；成天惦记摸女服务员的手，再高级的药匣子也会沦为群众眼中的一个笑料！

特别鸣谢吉林市著名收藏家杨忠明先生对本人的无私帮助，以及收藏爱好者张博瑞、桀骜不驯对本人的支持。

光绪三十年湖北省造大清银币库平一两，版，式，

说到湖北双龙，不得不说是元两之争产物，都知道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所铸，铸造后，因流通不便，而收回后销毁，存世极奇稀少。

所说湖北双龙有二个版别，一，大字版，二，小字版。

大字版是有二个式样，1是，大清银币银字的一撇，超出中间满文文字大清银币，而在库平一两和背面壹两的两字，是入字。

2是，同样是大清银币银字的一撇，超出中间满文文字大清银币，而在库平一两和背面壹两的两字，是人字两，像三角箭头一样。这就是区别大字版，式样之处。

二，小字版

小字版和大字版的区分是，大清银币的银字一撇，没有超出中间满文文字大清银币。

这是所看到的湖北双龙大清银币，想要了解哪一种钱币，还是多搜，多看。

光绪：若能救中国，救万民，我这个皇帝，就算没权力，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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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

按干支纪年法，是一个甲戌年。

这一年，在夏威夷国，卡拉卡瓦加冕登基成为国王，瑞士联邦制定宪法。

斐济沦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侵略者登陆台湾琅乔。

这是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也是风云变化的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美国爱荷华州诞生了一个叫做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的小男孩，而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三十一任总统。

而在中华大地，大清王朝的君王，清穆宗同治皇帝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同治皇帝驾崩的时候，只有十九岁，正因为年纪轻轻，所以并未留下一儿半女。

更加糟糕的是，同治皇帝同样也是先帝咸丰的独苗儿，所以同治一死，咸丰老皇帝也就算是绝户了。

皇帝没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个大问题。

大家选来选去，最后选中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湉，即后来的光绪皇帝。

从身份上来讲，醇亲王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儿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同治皇帝的叔叔，那么他的儿子光绪自然也是根正苗红的大清皇室。

而从光绪本身出发，他当皇帝，大家也是没什么意见的。

虽然大清皇族中的宗室子弟有很多，光绪不是唯一的选择，也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他具有一个十分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此时的他，是一个小朋友，只有五岁。

而这对于在紫禁城中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五岁的孩子主少国疑，当了皇帝之后，无法独自管理国家，那么我慈禧对朝政的控制还不是手拿把捏？

于是，光绪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拥戴之下，成为了大清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

小光绪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早朝十分，他被人放在和自己的身形极不匹配的龙椅之上，看百官俯首，山呼万岁，哇的一声就吓哭了。

在我们的想象里，当皇帝一定是一件极好的事儿。

钟鸣鼎食，雍容华贵，身为天下之主，万民臣服，掌握绝对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传统意义上来看的话，的确如此，但这和小光绪却没有什么关系。

五岁的光绪皇帝别说掌握权力，自己上炕都费劲，所以他时刻需要人服侍，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

慈禧在名义上是光绪皇帝的母亲，有照顾儿子的职责，但这位太后每天不是忙着听曲儿就是看戏，根本没有时间搭理光绪，于是照顾皇帝的重担，就落到了太监朋友们的身上。

平日里照顾光绪皇帝的太监，大概有四五十人。

这帮太监们可算是缺了大德了，对伺候皇帝这件事儿丝毫不放在心上。

太监朋友们贯彻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要光绪没死，那就啥事儿也没有。

小光绪不爱吃饭，太监们怕皇帝挨饿，每每强迫皇帝暴饮暴食，一顿三五个馒头的往光绪的嘴里塞，结果光绪每次吃完饭，都呕吐不止，由此落下了十分严重的胃疾。

太监们怕光绪受风着凉，于是给皇帝缝制了一件厚厚的棉袄，无论冬夏，总是套在光绪的身上。

冬日里寒风瑟瑟，穿棉袄还算合适，但到了夏日炎炎的时节，太监们仍然不许皇帝换衣服，照旧是一身棉袄，这使得小光绪每每捂出一身痱子，并且时常因为中暑而导致昏厥。

而光绪皇帝的童年时代，基本上就是在这帮太监近乎于虐待的照顾下长大的。

而到了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左右，这种苦难的日子终于得以结束了。

这一年，光绪皇帝十八岁，已经到了亲政的年纪。

帝王十八亲政，临御天下，而此前一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则十分配合，规规矩矩地离开了皇宫，搬到颐和园去过退休生活了。

慈禧太后看似交出了权力，但光绪皇帝却感觉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朝廷里的要员们，无论是六部长官，还是军机大臣，都是慈禧的心腹，而大臣们无论是汇报消息，还是商议国事，总是绕开自己，纷纷往颐和园找慈禧报告。

很明显，这是完全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所以年轻的光绪皇帝明白，自己虽然已经亲政，但离真正的掌握权力，还有很长一段路。

并且，光绪皇帝似乎对权力并不热衷，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

从1840年以来，清王朝就似乎陷入到了一种无法脱身的困局之中。

内部民生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外部列强洋枪火炮，纷纷趁此机会瓜分中国。

而清朝的统治者们不仅无法彻底解决内忧，反而还在攘外的问题上频频失利。

很多历史分类的创作者，曾经告诫过我，写历史的话，1840年之后的历史，最好不要写。

我不以为然。

中学的历史教材上都赫然地写着，1840年是近代史的大幕，打开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既然老师能教，学生能学，我身为历史作者，有什么不能写的？

列强纷纷欺凌，签订不平等条约，侵略者对中华大地和中国人的迫害，以及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

这怎么不能写？这怎么不敢写？

勿忘国殇，多难兴邦，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屈辱的岁月，即便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了世界舞台上的一条巨龙，但我们还是要记住，还是要把它完完整整的写出来。

我们书写历史，不是为了批评和抹黑，而是为了警醒，而为了告诉后来人一个道理：

落后，就要挨打。

慈禧对这个世界的变化了解甚少，她宁愿花时间去多听一场大戏，也不愿意思考一下清王朝此时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危局，但光绪却绝非这样的庸常之辈。

这位帝王向往改革，向往变法，向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摇摇欲坠的现状。

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巨野教案。

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深深地刺痛着光绪皇帝的内心。

而在这种巨大的屈辱感之下，皇帝痛定思痛，终于决定效仿西方国家，改革维新，发动变法，由此逆转危局。

光绪领导的改革，在史学上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戊戌变法”。

皇帝提倡学习西方文明，改革法制，发展文化，改组政体，彻底改变士，农，工，商各个行业和阶层在清王朝的现状。

皇帝要变法的心，是坚决的。

朝廷里的大学士孙家鼐曾经规劝过皇帝，倘若变法，那么封建帝制的时代就会改变，社会模式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时候掌握权力的，就是天下百姓，你反而会失去皇权，跌落神坛。

没想到，光绪皇帝听罢面色不改，只是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我想要拯救中国的命运，若能救国，挽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哪怕我失去权力，又有什么妨碍呢？

直到此刻，我们才明白，眼前这个文弱的年轻人，他的身份不仅仅是大清帝王，他更是一个深沉的爱国主义者。

但很可惜，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阻挡下，只施行了一百零三天就宣告破产。

变法派人士被屠戮殆尽，可谓是一个死走逃亡伤。

而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那个在屠刀之下英勇就义的变法派人士，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是什么样的心胸，什么样的气魄，又是什么样的决绝和勇气，让谭嗣同留下了这样的绝句？

历史，终将会告诉我们答案。

明知不会成功，明知道一定会面临死亡，但依然慷慨前行。

这样的行为，在如今的评论家眼里，有很多种描述的方法。

例如自寻死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

尤其是在当时，谭嗣同以及变法派们英勇就义的行为，在很多人眼里，是违反常理和逻辑的。

有命不要，专门去寻死？这不是有病么？

但这里是中国。

中国有古老的哲学。

而在哲学体系里，这种行为则有着一个非常恰当的名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坚信，这正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拥有的魂魄。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做出最为公平的评论。

谭嗣同，历史不会忘记你为变法改革的付出，历史更会铭记你为探索中国的前进道路，而洒下的鲜血！

变法失败之后，皇帝和慈禧撕破了脸，他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的瀛台，从一个帝国傀儡变成了阶下之囚。

后来，光绪也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返政治舞台，回到紫禁城上朝听政，但此时，他已经形如傀儡，再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了。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不仅仅是当年英勇就义的“戊戌六君子”的豪迈和遗憾，更是光绪皇帝，一生的写照。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光绪皇帝病故，时年三十八岁。

而仅仅过了一天，那个控制，摆布，桎梏了自己一生的慈禧太后，也薨逝了。

前者离后者的死亡，居然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可怜帝王满腔壮志，却终生难以抒发。

生如夏花绚烂，死如冬雪般寂静，人生如此，多少遗憾？

这是短短的一天，这也是光绪皇帝，一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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