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立念什么(石立念什么用于地名)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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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城市治理与地区规划建设中，地名可以看作是某个地区历史传承的活化石与记录仪。许多地名的象征意义明确，源流典故久远，其背后承载着的文化元素与人文理念值得读者深刻思考。以河北省地名为例，对诸多古老地名的挖掘、考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人文意义。从地名中的文化元素、人文因素角度，还可以推演出我国华北地区地名的命名规则和传承脉络。通过对不同时期地名演变、分布的归纳梳理，总结典型地区自然环境、社会变革事件对地名的影响因素，可以挖掘出地名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其中的历史演动规律，进而对我国当下的地名保护、命名规则及城市发展规划提供相关借鉴，使得传统地名文化在当今社会的高速发展之中，依然可以绽放出穿越历史时空的独特魅力与活力。

关键词：城市治理；地名文化；地名学；音韵；文化传承；河北

地名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其本身具有一定的符号意义与现实功能。从符号指代意义来看，地名不仅能够生动直接地反映出指代目标的地理空间、自然人文景观，而且还可以看作是该地区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的重要佐证。同时，地名文化在其通俗意义上还往往被视为地理名称和地理实体的综合体。地理名称揭示了地名的语源文化内涵，地理实体体现了其所指代的实体地理、历史和乡土等信息要素，地理名称和地理实体文化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犹如一个人的姓名，反映了其内在的气质特点和性格特征。从学术源流上看，地名文化与地名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古代一直有研究地名的传统，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努力，我国地名文化及地名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和扎实的理论依据，也为探讨地名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克莱德·克鲁克洪认为：“文化式样可以分为显性与隐性两种。”与其说地名承载文化，不如将其看作是民族的记忆因子穿越历史时空的维度后而承载文化的一面镜子。受众通过这面镜子，可以迅速了解这一地区乃至周边地理范围内的历史变迁、人文风俗、社会心理、大众记忆等。地名往往以其特殊、厚重的方式，呈现出文化元素的另一种隐性、玄妙的意境美感。

1音读音韵：地名文化之中的语言流变因素

任何一个地名在其流传过程中，最先带给人们的就是它的语音、语言符号特征。好的地名，特点鲜明、优美动听且方便记忆，传递给大家的是一种美的享受。反之，拗口、晦涩、佶屈聱牙、难读难记的地名则会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不便，其流传度也不会很广。地名是先于文字而存在的，原始先民最初靠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才将地名得以传承。因此，地名首先应当是一种语言符号，其含义包括城镇、乡村、山川、湖泊等具体地理位置。地名对于本地域范围内的居民而言，这种口耳相传的语言传承特征尤为明显，很多在中古音、近古音切换时发生变化的词语却在地名中得以相对稳定地保留，这种变化在今天看来，当地地名发音与现行普通话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这也恰恰体现了地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语言、语音、语调的变化。如以河北省为例，通过先前学者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大量的地名特殊读音字。如对比《广韵》中的奉母字。清代钱大昕认为，上古音声母系统中无轻唇音一说，唐代之后才加以区分轻唇音和重唇音。而相关读音演化至今，在今天的普通话中，浊音字母已经轻化，其中平声字读时发音送气，而仄声读音不送气。例如：三河地名白浮图和保定涞源浮屠峪，其中“浮”字读做“pu”（阳平）或“fu”（轻声或阴平）；保定徐水地区的西峪、满城区的北东峪、曲阳的朱家峪和石家庄灵寿的慈峪，其中“峪”字在当地就常读作“iou”（轻声或阴平）。

这一音韵特色主要分布在河北省北部的高原地区，张北坝上草原是张家口、承德地区与内蒙古高原南部接壤、过渡的地区，该地岗梁、湖泊、滩涂相间交错分布，呈典型的波状高原景观。受此地形特征影响，因此地名中便多以滩、洼、梁取名，如：北滩、小五号滩、东滩、白庙滩、白碱滩、黑土洼、南洼、丁家梁、平北梁、长梁等。在河北省北部地区，因地形、地貌原因得名的类型中，“砬”字地名尤其值得注意，该字体现了河北北部地区在地形构造上，与辽宁内蒙古的接壤性。含“砬”的地名有：红石砬、大红石砬、小红石砬、大石砬（张家口沽源县）；半砬子、砬子沟、青石砬、砬子沟门、砬王沟等（主要分布在承德地区丰宁、围场、平泉、滦平、兴隆、隆化等地区）。“砬”读音“la”多用于表示山石在地质运动后所裸露出的某种颜色，此类地名在辽宁有红石砬子、白砬子山，吉林的东大砬子山、棺材砬子山和内蒙古鸡冠砬子山等。而在冀南地区，尤其是邯郸市周边附近的村落，三音节以上的地名仄平排列现象也非常具有独特的地域特征。研究发现，邯郸地区村落地名的平仄相间情况存在：前仄后平、前平后仄、仄平相间等排列情况，其规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峰店、南岗、崇义、罗峪、苏固等地平仄排列属于前平后仄；武安、庙庄、午汲、脑沟等地属于前仄后平排列；而三音节和多音节地名中，仄仄平、平仄仄的混合排列皆有出现。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不同地域之间语音差异较大，导致不同地区地名读音平仄排列和浊音、清音的发音差异巨大，因方言差异导致的地名读音异同情况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湖北咸宁6个县市区虽然同属鄂南方言，但各个地区对相同字符的读音却差异巨大，有的生活常用词语甚至发音与普通话都有较大差异，如“鸭”字在当地发音为“ten”或者“teng”（阳平）。因而与之相关字形的当地地名和村落，其独特的发音对于外人和研究者都难以识别，这样类似的情况则需要引起地名普查工作者和地名收集整理者的注意。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发音音节，在地名形成和传播中的影响。以蒙语、满语的部分地名为例，如：河北滦平县的虎什哈，清代时称为“呼什哈”，系蒙语，其意为“黑色的核桃”，研究者推测过去此地可能盛产核桃，因而由此得名，后人根据南山石崖形状似虎，将“呼”改为谐音“虎”，故今称“虎什哈”。同时，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各地地名在传承过程中与城市关系密切，都不可避免地积淀了历史文化因素，地名的文化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地名的天然标识。因此，以文化传承为视角讨论地名学的传承与发展，并为我国当下行政地名规范化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便成为地名文化研究发展的现实意义所在。

2 时空演绎：地名流传之中的人文地理因素

首先，地名的直接功能是指代具体地理空间实体，所以地名具有地理属性。其次，字符和词汇组合是地名的外部识别方式和符号，有些地名甚至已经具有了语言学和传播学意义上的指代含义。再次，我国地域广袤、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其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区域行政组织结构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样的现实状况使得我国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地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的地名体现了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状况，可见地名具有民族文化传承属性。最后，从历史维度和视角审视地名，其发展传承是社会不断发展更替的产物，漫长而又变化着的历史造就了异彩纷呈的地名，许多地名都与生俱来地带有历史的印记，因此地名还具有历史属性。

侯仁之认为，人类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由于生存环境的残酷性导致人们只有对周围的生活环境极其熟悉才有可能存活。因此，从渔猎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发展是伴随着对生存环境周边的水泽分布、地形起伏和气候特征等因素的了解而进行的，他们不但要能够辨识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从历史时空发展的角度来看，地名是人类认识和用于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符号和标志，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地名的演化是随着人类活动范围和视野的扩展而不断发展的，它随着人类历史的演化而不断演化。地名与文化有着天然的粘连性与同一性，我们无法用割裂和独立的视角审视它的存在，它与人类的文化发展相生相伴，也同时蕴含着文化发展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分析地名传承中的文化因素时，应当着重关注地名中所蕴含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性。地名从来都是由人类活动而引起的社会性产物。地名的源起、发展、演变始终受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不同地区历史进程、人文历史、名胜古迹、自然风貌等的真实记录。在早期人类生产活动中，受生产力发展限制，原始人类还不足以充分改造自然环境。因此，对自然界的崇拜使得原始人类将族群聚居、繁衍环境中最为突出的自然地理实体的名称或地理标志作为自己聚落的标志，在代代相传延续至今的随处地名中便体现出原始部落初始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风貌特征。因此，地理地形因素在地名传承中占有着重要的先发地位，是在研究地名文化时首要考虑因素。

以河北省为例，从地理环境空间分布上来看，河北东临太平洋，西抵太行山，北跨燕山山脉连接内蒙古高原，南暨黄河北岸接壤豫北平原。省内平原分布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一带的冀中和冀中南地区。纵观全省地貌特征：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滩涂、湿地、海岸线，各种地貌类型兼备，具有多种自然地理地貌特征。地形整体海拔高度由西北向东南逐渐依次降低，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地形阶梯区域：西北部为高原区，其东南方向山脉丘陵交错分布，自东北起向西南呈半环状峙立，群山的东南为大面积的平原地区。自西北向东南，海拔由高向低排列递减。毫无疑问，地理条件在对人类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有着重要影响，河北地名便有很大一部分体现了这样一种地貌特征的变化。冯石岗、刘立华通过河北省地名分类编辑器软件，从行政区划网数据中分类采集河北省地名约46000个。其中村名约440000个，镇级以上地名约2000个。然后将此类地名按照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分类，前者主要包括反映自然特征、建筑特征及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地名；后者地名为因该地历史发展中，隐性事件而得名，不难看出这种海拔阶梯分布的地理特征，在显性地名中表现明显。

同样的地名特征在河北省临近的山西省也有体现。如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的关家垴、柳树垴一带，曾因1940年10月在此爆发的“关家垴战役”而闻名于世，战斗中日军之所以展现出极其强悍的防守能力，除了冈崎大队装备精良和日军派出了大量的空中支援之外，关家垴特殊的地形也为八路军的攻坚造成了巨大困扰，由于“垴”这种地形其特有的上方平坦，周围陡峭的特点，使得日军得以构筑坚固的临时工事。而八路军则由于地形面积原因大部队无法展开，甚至曲射炮在平射时都因为坡度仰角问题而不能充分发挥效果，尤其是关家垴中心核心阵地柳树垴，周围地形陡峭，战士们必须以人梯的方式才能够攀爬上去，极大地影响了进攻效果。可见，华北地区因“垴”这种地形而产生的地名，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

山地、丘陵地形则是广阔的平原地区，其中以冀中、冀南地区最具代表性。两汉以前华北地区土壤状况并未出现当下的大规模盐碱化现象，那时的冀中地区沼泽、河流、湿地星罗棋布，白洋淀地区有北曲堤、王公堤、漾堤口，这样的与水文因素相关性很强的地名。同样因水域或河流得名的还有很多，诸如：邯郸临漳的漳河店、漳河涯、漳村等。衡水地区的洚河流、大龙湾、码头李、北沼等。由此可见，这些地名充分反映了河北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高原、山地、丘陵、海岸线、河流、滩涂等多种地貌类型，也通过地名的命名，从另一个方面客观展示了河北省自然环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3 历史传承：地名源流之中的历史文化因素

应当注意到地名与人类生产活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融与互动关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地名与人类活动的演动关系往往又具体表现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上。例如：农业方面，河北省具有悠久的农耕传统，许多地方的地名甚至直接以农作物名称和生产方式的名称命名。如学者研究发现，河北省与农业相关的地名共有300个左右，如保定唐县棉花庄、秦皇岛昌黎的棉花坨、邢台的棉花沟等。甚至还有以水果、蔬菜命名的地名，如：遵化的杏树园、坪山的杏园村、枣林村、稻地村等。河北省地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便在燕赵大地进行了激烈碰撞。在这样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包容、吸收，共同书写了中华文化的独特篇章。河北省地名中的游牧文化特征集中表现在张家口、承德地区。主要表现形式为少数民族语言元素在当地地名中的体现，如木兰围场中的“木兰”即蒙古语中“哨鹿”之意，“库伦”则是蒙古语中“合围的草场”之意，沽源县的库伦淖，尚义县的厂库伦，还有承德的牧场村、马圈子村、跑马场沟等，都属于游牧狩猎文化在地名传承上的具体表现。

河北地区处于华夏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因此，在许多地区以华夏文明中宗族姓氏为地名的情况举不胜举，姓氏地名极为普遍。明清以来，直隶地区作为“畿辅重地”的政治屏藩意义日益突现。统治者为保证河北地区人口数量的稳定，曾数次大规模迁移外省人员定居于此，仅明、清时期就有两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而这其中新徙居民以宗族姓氏为居住地名的情况就有很多。据统计河北省地名中，以姓氏为名的地区数量约有18200个，其中大部分以外来迁徙宗族的姓氏为名。而在其中以：王、辛、张、杨、李、刘、马、郑、贾、罗、齐、韩、化、赵、高、陈、孙、宋、田、冯、章、景、曹、刘、周、阎等姓氏居多。例如：献县丁家庄、陈辛庄、田庄、段村等地名，就属于明、清之际外省新移民在河北的定居地。因经济发展而得名的地名也有很多，在历史上华北地区的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较为发达，邯郸、邺城曾经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商贾云集之地。元、明、清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中心的北移，河北地区的手工业与商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情况在地名中也可以找到其对应的表现。如河北有很多以“集”“市”为名的地区，如：石家庄辛集、滦南小集村、迁西的辛集村，无极县的北市庄、东市庄等。历史上河北地区手工业发展繁盛，冶铁、酿酒、制瓷、纺织等行业技术极为发达，催生了大量相关行业的从业者，而他们的聚居地便以职业名称而命名。如：内丘县的铁匠屯、滦南县的铁匠庄村、隆化县的铁匠营等。同时，农业与铁器的发展提高了粮食生产率，剩余粮食的积累又进一步促进了酿酒业的发展。因此，河北又出现了许多因酿酒而得名的地名。承德地区以板城烧锅酒而闻名，如烧锅村、老烧锅村、烧锅营等地名，正是此地区酿酒业发达的真实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业的兴替，很多最初因商业、手工业而得名的地名湮灭在了历史的进程之中。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燕赵文化提倡重民族之气节，厚君子之义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上演过王朝的兴勃亡忽，战争的血雨腥风，无数英雄的慷慨悲歌，和文人墨客的风韵离骚。河北地区的诸多历史传说和人物传记使得许多地名蕴含着浓厚的历史厚重感和英雄使命感。爱家爱国，先国家之急；锐意进取，开胡服之变。具体而言，河北地名与人物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表达该地名与人物生平事迹的关系，命名范式上多以人名或官职进行组合构成。如献县的本斋村、枣强县李林村、南和县张桐村、徐水的高林村、临漳的西光禄、易县荆轲塔、曲阳相如村、景县贾岛村等。

还有许多地名的范式虽然不与人物直接相关，但其内涵却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与河北地区同属燕赵文化的山西代郡灵丘县，应劭在《汉书集解》中注释为：“（赵）武灵王葬此，因氏焉”，此意可见灵丘为“赵武灵王之丘”的意思。相似情况还有邢台西太子井，相传为纪念战国赵襄子解决当地居民饮水之难而得名；保定的刘守庙和河间的中留守两地，则是共同纪念金代名医刘守真。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因人物的间接关系得名的地名中，往往隐晦含义较多，如因避讳或者帝王因祥瑞、年号、祈福或个人意志改名而得名，但这类地名通常都具有较大的随意性，笔者很难在其中总结出命名规律。值得注意的是“避讳”现象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特有现象，如追溯源流，其俗源于先秦，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影响至今。避讳主要有国讳、圣讳、家讳3种形式。为避讳，有改年号的、改官名的、改姓氏的、改名字的，地名避讳便是其中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我国许多城市历史上都曾因避讳而改过名称，其中著名的有：建邺改为建康（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恒山郡改常山郡（避汉文帝刘恒讳）；启封改开封（避汉景帝刘启讳）；殷州改赵州（避北齐废帝高殷讳）；广州改番州（避隋炀帝杨广讳）；华州改太州（避武则天小名“华”讳）；豫州改蔡州（避唐代宗李豫讳）；雍丘县改祀县（避金世宗完颜雍讳）；匡城县改为鹤丘县（避宋太祖赵匡胤讳）。中国古代地名改动除了需要避帝王名讳之外，还要规避古代圣贤的名讳，与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古代圣贤同名的地区往往因为避讳而改名，例如：宋徽宗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为避孔子名讳，朝廷就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改龚丘县为龚县。

另外，在城市布局规划中，军事与战争因素也是河北省地名得名特征之一。河北地区历来为兵家争战之地，历史上众多的战事为地名留下了许多内容。如：城、镇、关、寨、驿、堡、营、屯、千户、百户、牛录、苏木等与军事有关的称谓均进入了地名。这些含有军事元素的地名特征在河北长城沿线和保定东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此类地名还体现为人民对和平、安定的期望，如许多地名中含有“太平”“安国”“保安”“保定”等词语，都是普通百姓苦于战事祈求天下太平安宁，憧憬兴旺富足的生活，并将这样的愿景以地名的方式表达。

4 结束语

从古至今我国历代中央政府对地名管理都极为重视。地名管理作为国家行政管理、法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地名为对象，以行政管理为手段，以实现地名标准化为目的的专项系统工程。在国家化、法制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地名管理法制化的意义、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还应注意到，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各种新城市、新道路、新社区大量出现在大众生活当中，在思考这些新区域的命名方法时，古人对于地名的管理制度和命名规则都值得借鉴和思考。

同时，地名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明的宝贵财富。通过梳理发现，河北省行政区划内的古代地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文化大省，河北地区大部分地名命名以人文因素为主，地理元素为辅，并兼有二者杂糅现象，这些古老的地名历经漫长的岁月流变洗礼，基本没有更改过，并在县、乡、镇、村一级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有的地名沿用历史甚至超过千年。这些都是河北省优质文化基因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来在考虑新的地名命名机制时所需要参考的重要指标。

总而言之，地名承载着一个城市和地区的历史地理及文化信息，它的指示性是否清晰，是否足够人性化，它的命名规则合理与否，都将直接关系着这一地区的文化传承。平日里那些看似其貌不扬的地名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它的命名、更改和确立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河北省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与传承地，历史文化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而现有研究对于华北地名传承过程中文化现象的提取和梳理也只是管中窥豹，希冀于向古人和先贤求教，从地名中发掘、理解、体会、感悟中华文化自身的传承规律和无穷魅力，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年第14期

作者：程 龙

选稿：宋柄燃

编辑：朱 琪

校对：黎淑琪

审订：袁 云

责编：计梦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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