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多少岁(1932年多少岁属什么生肖)

溥仪第一保镖霍殿阁为什么会被气死？1932年2月16日溥仪任执政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本文章为萨沙原创，谢绝任何媒体转载

溥仪身边的第一保镖霍殿阁，为什么会被气死？1932年2月16日：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在日本支持下成立，溥仪任执政、郑孝胥任总理。

第一保镖霍殿阁的功夫是有的，但你要说究竟有多厉害，谁也不知道。

霍殿阁是河北人，很有名的八极拳拳师。

霍殿阁此人早年学武功就是为了走江湖卖艺的，而且武功偏重卖艺。

他向师傅李书文学武功，却专门学神枪。

所谓神枪不是用开枪射击，而是这样：白天扎铜钱眼，夜晚扎香火头。在他家附近枣树林中，他大枪扎枣，一枪一枣，百枪百枣。

这样练了十多年，霍殿阁可以达到一枪一个，非常精准的地步。

如果这是200年前，练这种武功当然挺牛逼的。可这已经是19世纪末，中国遍地都是手枪、步枪，连重机枪都被发明出来。这种所谓的神枪又有什么用处？只能用于杂技表演。

到了1914年，经过师傅推荐，霍殿阁才去黑龙江驻军担任武术教官。

此时教武术已经是为了强健身体，而不是实战搏斗了，因为根本就用不上。

做了10多年的教官，霍殿阁又回到天津开馆收徒，他已经40岁了。

此时溥仪正在天津隐居，躲在日本租界。日本人派了几个日本警察保护溥仪，但他有疑心病，对日本人非常不相信，考虑自己雇佣保镖。

1927年，溥仪去拜会霍殿阁，借着学八极拳的名义，实则是让他来当保镖。

1932年溥仪叛国逃到东北，做了伪满洲国皇帝。

霍殿阁作为保镖，也跟着溥仪跑了，摇身一变成为护队队长，还有少将军衔。

这就有问题了。

大家都知道，练武人一定要有武德。

霍殿阁既然做了汉奸，武功再高也等于0了。

搞笑的是，霍殿阁却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

溥仪的护军有300多人，基本都是八旗子弟，祖先都是受封的巴图鲁。

这些人非常忠心，为溥仪一句话就可以赴汤蹈火，装备清一色的德式武器。

不过区区300多人，相比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又算得了什么。

没想到日本人却认为，张作霖的例子在前，绝对不能让溥仪养成自己的军事力量，不然迟早会同日本人对着干。

日本人不方便直接对付溥仪，转而收拾护军的队长霍殿阁。

他们借口防止护军中有间谍行刺溥仪，将他们所有枪械收缴，只允许佩戴刀剑，连霍殿阁的手枪也被日本人拿走了。

这还没完。他们为了打击霍殿阁，不断找一些空手道和柔道的高手同他比武，想让他出丑。

霍殿阁有一定拳脚功夫，毕竟已经近50岁，拳怕少壮。

在和日本拳师的比较中，霍殿阁赢了几次，也输了几次。

关键是输的这几次，日本人刻意让霍殿阁大大丢脸。

在一次拳术比试中，霍殿阁一上台就被摔倒。他刚爬起来还没站稳，又被连续两次摔倒，颇为狼狈。这引起台下大笑，霍殿阁很是羞愧，以后再也没有上台了。

日本人的搞事还没完。

在1937年，霍殿阁的护军在长春大同公园，又和关东军发生冲突。一个护军士兵的腿被日本狼狗咬伤，士兵恼怒之下一脚将狗踢死。

几十个日本兵立即跑来同护军群殴，双方各伤了十几人。

日本人终于找到借口，将打架的护军全部发配去做苦工，又将队长霍殿阁解职。

溥仪还算恋旧情，发给霍殿阁一份高薪。

霍殿阁则非常郁闷：自己跟随溥仪做了汉奸，被无数中国人唾骂，谁知道却被日本人整成这样，真是里外不是人。

霍殿阁心情郁闷，稍后开始自暴自弃。

根据李国雄口述、王庆祥撰写的《伴驾生涯随侍溥仪33年纪实》：50岁的霍殿阁从抗战开始，就破罐子破摔，抽大烟、逛窑子。

这样折腾了6年，活到56岁，也就是1942年，霍殿阁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总体来说，霍殿阁不值得夸奖，因为此人是汉奸。

当年无数武师投身抗日，报销祖国，甚至拿着冷兵器同鬼子拼命。

霍殿阁这家伙贪图富贵，跟随溥仪叛国，也不是啥好人。

搞笑的是，做汉奸也是不容易，霍殿阁最终还被日本人恶整，就是他始料未及的。

声明：

本文参考

图片来自网络的百度图片，如有侵权请通知删除。

生肖属羊的近现代人物（8）

网络图片

余洪远（1907—1991），陕西省西乡县人，开国少将，享年84岁。

1932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9年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任解放军第15军政治部主任，1957年至1962年任沈阳军区炮兵政委。

陈彬（1919—1998），四川省通江县人，享年79岁。

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8年加入中国，1945年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部通讯科科长，1949年任浙江军区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197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

陈先舟（1895—1969），辽宁省桓仁县人，享年74岁。

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4年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1946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副主任，1958年至1967年任辽宁省副省长。

陈成义（1907—1957），甘肃省榆中县人，终年50岁。

1931年考入北平大学，1932年在校加入中国，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沽源前线指挥部秘书（曾一度被捕），1941年任中央西北局第4局组织科科长，1949年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1954年至1957年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

陈青山（1919—2003），福建省惠安县人，享年84岁。

幼年随父亲到马来半岛谋生，1936年加入马来西亚，1941年回国参加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并转为中国党员，1949年任解放军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1965年任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陈曾固（1907—1988），贵州省安顺市人，享年81岁。

早年考入北京朝阳大学预科，1931年在北平加入中国（曾一度被捕），1941年任延安中央经济财政部秘书长，1948年任辽北省委副书记，1954年至1958年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

邹大鹏（1907—1967），辽宁省辽阳市人，享年60岁。

1926年加入中国，1936年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络部联络科科长，1942年任中央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1946年任中央东北局社会部部长，1949年至1952年任政务院情报总署首任署长。

林茂源（1919—1972），江西省泰和县人，终年53岁。

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1945年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15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骑兵第5师政委，1955年任沈阳军区军事法院院长，1961年晋升为少将。

金世柏（1907—2000），湖北省红安县人，开国少将，享年93岁。

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1938年任八路军129师第386旅第772团政委，1949年任解放军第62军后勤部政委，1957年至1965年任成都军区后勤部政委。

周楠（1907—1980），广东省中山市人，享年73岁。

1929年加入中国，1944年任广东南路人民抗日军司令员兼政委，1949年任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政委，1955年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建平（1919—2016），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享年97岁。

1938年参加新四军并加入中国，1945年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49年任解放军第29军第87师副师长，1962年至1969年任空军第4军军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

罗桂华（1907—1984），江西省萍乡市人，开国少将，享年77岁。

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1934年至1937年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45年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参谋长，1949年任第三野战军副部长，1960年任军委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政委。

罗若遐（1907—1988），湖南省浏阳县人，开国少将，享年81岁。

1928年考入国民革命军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1933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1934年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41年任新四军第4师司令部秘书长，1950年任军委总参谋部通信部第二副部长，1954年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通信联络教授会主任。

郑国（1919—1983），湖南省石门县人，享年64岁。

1935年参加红军并跟随红2、6军团长征，1937年加入中国，1945年任新四军第4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949年任解放军第34军后勤部政委，1964年晋升为少将，1964年至1969年任解放军第31军政委。

郑统一（1919—1987），四川省平昌县人，开国大校，享年68岁。

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加入中国，1945年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11军分区第10团团长，1949年任解放军第16军第48师首任师长，1966年至1975年任解放军第68军副军长。

待续——

「知青往事」我们三岁相识，牵手到老

原题：

老伴伴我，少小到如今

作者：葛有彦

“牛郎织女难相会，庄稼夫妻日日亲。”

这是我1978年考上人民大学以后，在校园里教学楼和图书馆楼之间的空地上，看露天电影《北斗》时，听到插曲里的两句歌词，感触颇深。

上大学前，我在西藏支边10年，夫妻分隔两地。天上的牛郎织女每逢七夕鹊桥相会，现实中的我们从1969年结婚后分别，到1976年内调回来，我也只两次探家，我们有两年的七夕是团聚的。我和老伴，从小就认识，从结婚到现在，已经48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其中有苦也有甜。

我和老伴相识时才三四岁，还在孩童时期。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西许村姥姥家，但我从没见过姥姥、姥爷，后来才知道姥姥灾荒年饿死了，姥爷出外逃荒没有音信，姥姥家没有人了，我们去姥姥家，就是去母亲的堂兄，我的大舅舅家。大舅舅49岁就去世了，他走得较早，留给我的印象不是太深。

我们家北官庄离大舅舅家将近20 里，路比较远，去一次不容易，我们到大舅舅家，母亲想多住几天，但我认生，住不了一天，就扯着母亲的衣袖要回去：“咱北吧，咱北吧！”那时我说话还口齿不清，把“回”说成“北”。

大舅舅为了让我和母亲多住几天，就拿来许多玩具，有木头做的小房子、小车子，还有小木桶、小铲子，那是我表妹的玩具，他让表妹来和我一起玩。我本来是闹着要回去的，乖巧的小表妹，留住了我。

我的表妹，就是少小伴我玩耍，长大后成为我的妻子，如今已年近七旬的我的老伴。

表妹六年级住在我们家

我的大妗在39岁时生下表妹（1948 年农历7月27 日生，属相鼠），表妹比我小9个月，她的父亲和我的母亲，不是亲兄妹，但她的爷爷和我的姥爷是亲兄弟，我和她还没有出“五服”，如果按照现在的婚姻法，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能结婚的，而我们1960 年代末期结婚时，尚无此限制。

表妹兄妹两人，她和我大表哥之间还有1个表姐、1个表哥都没活下来，只有她和大表哥长大成人。大表哥叫金卷，表妹叫金缠，母亲生下我后，随着表哥的名字，给我起名叫宝卷。

我大舅舅身体不好，在我大妗42岁时，他就去世了，那年大舅舅才49岁，表妹3岁丧父，跟着我大妗和我表哥长大。1952年，我的一个解放前参军的小舅舅（母亲堂弟），从石家庄来信，请我大妗带我表妹去住几天，我的表妹留下了第一张照片。

1952年妗子表妹和小舅在一起。

我的表哥（1932年生，属相猴），比表妹大16岁，他上过师范学校，1950 年代初期，在县里干部培训班，给县里的干部们上文化课，1959年春天调到我们村——北官庄完小教语文课，送毕业班。

1960年，表妹上六年级时，她也来我们村上学了，在我们家吃饭，住在我们家里。那时，我已经在济源五中上初中一年级，由于五中还在我们村，我每天回去吃饭，都会见到她。母亲过去带我去舅舅家，大妗也带她来我们家走亲戚，我们小时候一起玩，还是比较熟识的，现在年龄大一点，都懂事了，好像反而生分了，每天都见面，也说不了几句话，我们吃完饭，各走各的，上学去从不一路走，尽管小学和中学在一起，只隔一道墙。

1961年表妹也考上了济源五中，我们上的是同一个学校，我还在家里吃饭，在家里住，表妹却住校了，吃饭也在学校里。这样，我们虽然同在一个校园里，由于她比我低一个年级，却不会每天都碰见了。隔三差五，有时走在路上遇见了，也几乎不怎么说话，好像总怕别人说我们什么，就这样，还是有同学知道我们俩是亲戚。

我们结婚后，她曾给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下午课外活动，她在教室里看书，没有出去，她们班里和她要好的一个女同学，回到教室里来叫她，拉着她往操场上去，她不想去，说：“去操场干什么？我还想看会儿书。”那个女同学说：“快走吧，操场上有好看的，去晚了就看不到了！”她跟着那个女同学到操场上一看，扭过头红着脸就跑回教室里来了，怎么回事呢？

我上初中时 ，体育不怎么好，广播体操做得不到位，那天下午课外活动时，体育老师正在对我们几个广播体操做得不好的同学，进行单兵教练呢！表妹班里那个女同学，知道我们是亲戚，看到我正在被体育老师单兵教练，就回教室把表妹拉过来看我出洋相了。表妹一看这情形，发现上当了，就扭头跑了回去。

1963年，我初中毕业，表妹还要在学校再上一年，我们将会分开一段时间。在快要离开学校前，县里的照相馆来我们学校，给毕业班照毕业照，毕业的，没毕业的，都可以去照相。我给表妹说，想要一张她的照片，她点点头，答应了。

过了几天，没动静，我去找她，她没有给我她的单人照片，她说：“那天 ，我没有自己一个人去照相。”但她给了我一张合影照片，那是她和莲洞我大姨（母亲堂姐）家女儿在一起的照片，当时我的那个小表妹在济源五中上初一（附照片2）。我想，不知她是不好意思给我单人照片呢？还是不愿意对我有明显的表示？所以，当她把照片递到我手里来时，我也不好意思握住她的手。

1963 年两个小表妹的合影。

我一直没向表妹表白

1963年我考上郑州一中离开济源，1964年表妹考上县里的高中。我在郑州上学的3 年里，寒暑假回来，去大妗家走亲戚，我们也会遇见，但也只是打个招呼，从来也没有两人单独在一起说过话。

1966 年，我高中毕业去西藏支边后，我也不好意思单独给她写信，我给表哥写过信，问候大妗好，谈我在西藏的支边生活，仿佛是不经意地也顺便问问表妹的情况。

我们结婚后，她告诉我，表哥收到我从西藏寄的信后，把信皮给了她，上面有我的地址，意思是让她给我写信，她也不好意思给我写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里也慢慢有了结婚成家的事儿。但我们在西藏的农场工作，离内地很远，3年才可探亲一次，有诸多不便之处，更加上我们的工作，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也担心，如果向表妹表白，会不会有点委屈了她，我想她可以找比我条件更好的人。

我们在西藏的工作，从正面来讲，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国家，是艰苦而光荣的，但从实际的处境来说，又是比较尴尬的，我们的心里也有些不平衡。在我们支边青年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我们来西藏是走对了路，进错了门。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大方向是对的，但我们进的是部队农场，“军不军，民不民”，说是军，确实属于部队系统，但又不是现役军人，说是民，又不能执行地方上的工资标准，工作比地方系统艰苦危险，但工资比地方系统低许多，我们进藏后第一年每月26元，第二年28元，第三年31.2元，有人戏称是31大吊钱，也有人说是31个卢布，或者确切地说是31个萝卜（卢布）2 个叶儿。

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找对象，谈朋友，一般来说，女方的首选是“一军，二干（部），三铁路，四邮电……”而我们，是种地的，还是在边疆种地的，工资待遇又很低，我1969年回去探亲时 ，村里人问，你们在西藏做什么工作？我实话实说，在农场种地。村里人说，在咱们家也能种地，还用跑到西藏去？可见，在人们的观念里，种地的还是被人看不起，种地的也看不起种地的，这也是我一直没向表妹表白的一个原因。

首次探亲我和表妹走在了一起

1969年，我探亲到家的那一天，是6月9日（农历4月25日），晚上，也有人来我们家给我提亲，我母亲向人家表示谢意，解释说已经给我定过亲了。这件事，我没回来前，父亲和母亲已经商量过，母亲等来人走后，给我说，咱们先去西许看看你大妗和金缠的意思。

第二天，母亲和我先到东许我三姨（母亲堂姐）家，三姨又和我们一起去西许见我大妗和我表妹。我和表妹，从小青梅竹马，在一起玩耍，走亲戚，过家家，并不陌生，初中毕业后，见面少了一些，相互有爱意，但朦朦胧胧，谁也没有过明确的表达，不知表妹现在心里是怎样想的？

这些年，我和表妹实际上也没有定过亲，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事，还会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吗？我们心里似乎都明白，但那层窗户纸没捅破，表妹的心事我也难猜。

我三姨给我大妗挑明此事，安排我和表妹单独在一起说说话。我给她说，我这些年没给她写信，是因为自己在农场种地，工资也不高。她说，世上种地的人多了，鸡还有两只爪，都会刨食吃。我们俩都没有什么不同意的，似乎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一次，我又提出，想要她一张照片，她好像早准备好了，很爽快地找出一张单人照片递到我手里，我也就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她的手，我的心里踏实了。

1966年表妹18岁。

领结婚证时我们遇到了麻烦

我的父亲母亲和我大妗商量，找人看了“好儿”。6月20日（农历5月6日），表妹从西许骑自行车来我们家，我俩一起到公社去领结婚证，但民政干事说表妹她们大队开的证明，没经过她们克井公社加盖公章，不合乎规定，不能发给我们结婚证，这时天已快晌午了。

表妹她们西许离克井还有大约20 里，如果表妹从我们公社去克井，将近40里，往返将近80里，回去加盖了公章再来，我们公社这边肯定下班了，那今天就办不成了，错过了“好儿”是不吉利的，我们这里很忌讳这个事，怎么办呢？

我想了想，给公社的民政干事说：“您在我们大队开的证明上，给我加盖公章，我们去她们克井公社登记结婚吧！”

我们公社的民政干事说：“好！这倒是个办法。”他给我们大队的证明加盖了公章，我和表妹骑着自行车，紧赶慢赶，又去克井公社，终于在人家下班前，领到了我们的结婚证。过了几天，我们又去县城的照相馆，照了结婚照。

1969年我们的结婚照。

革命化的结婚仪式

1969 年7月3日（农历5月19日），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那时的形势下，破“四旧”、立“四新”，举行结婚仪式，也得“革命化”，大气候都是如此。

那一天，我清早起来，骑着一辆自行车，自己一个人去接我的表妹了。

我从我们村来到西许大妗家，大约九点钟，大妗家也来了些亲戚，我和大妗、表哥表嫂说说话，我们吃了饺子，表妹也骑着一辆自行车，就和我一起回家了。

进了村，到我们家门口时，我的一个本家弟弟放了一挂鞭，到院子里时，按照我叔叔的提示，向堂屋门前挂着的毛主席像敬了礼，给父亲母亲鞠了躬，我和表妹就成了一家人。来看热闹的人们，似乎觉得婚礼也就是这么办的，因为那时村里的年轻人结婚，婚礼也都是这么办的。

新婚之夜，也有不少的年轻人来闹洞房，俗话说不闹不热闹。我们那里的风俗，新娘子只能在新房里，不能出去，而新郎可以藏起来，如果新郎被闹洞房的年轻人找到了，就要回到新房里，和新娘子一起，被闹洞房的年轻人戏耍；如果闹洞房的人找不到新郎，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家的上房北屋共有五间，东边的第二间和正中的堂屋相通，没有隔墙，第一间是我父母住，和第二间的隔墙上有个房门朝西开，通向堂屋；西边的第二间和堂屋有隔墙，是我们的新房，房门朝东开，通向堂屋，西边第一间是空房子，里面有一张床，与我们的新房有隔墙，朝南面开了个门。

那天夜里，我就藏在西边第一间空房子里，睡在床上，母亲把门锁了，闹洞房的年轻人，怎么也没想到我就藏在新房的隔壁，灯下黑还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找到我，我却对新房里的情况听得一清二楚。

表妹在新房里，面对着闹洞房的年轻人，客气地请他们吃喜糖，抽喜烟，他们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提出让表妹唱个歌，表妹说不会唱，实在是推不过去，就唱了几句我们那里当时比较流行的歌《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

闹洞房的年轻人散了以后，我们一夜无眠，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初中时同学诳她去操场，看老师对我们几个单兵教练的趣事，就是那天夜里告诉我的。我在西藏时，表哥收到我的信后，把信皮给了她，她不好意思给我写信，这件事也是那天夜里给我说的。

她还告诉我，她们村有个在县一中上学的66届高中生，当了县革委会的委员，是当时县城里很风光的知名人物，年前托人来提亲，她婉言谢绝了，她的心里已有了人，她在等着我……

农历7月29日，

她的母亲离去了

我们婚后的生活是温馨和谐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结婚还不到3个月，我的大妗也是岳母，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被送到县城医院了。

我们结婚后，农历6月望夏走娘家，我和表妹一起去西许看望她，大妗还和我们在一起说话，大妗笑着对我说：“你以后要让着金缠（表妹小名）点儿，在一起不要隔气（吵架）”，她又说表妹：“以后脾气要好一些，要不你眼睛一瞪，还不把给宝卷吃了！”大妗说着，她自己也笑了，她笑得很开心，我和表妹走到一起，也是她心所愿。

我们去西许望夏回来，表妹在家住了一个多月，又去西许我大妗那里住，临走时说三五天就回来，我大妗发病的那天，是表妹到西许的第4天，傍晚送进县城医院，我是大妗住医院的第二天清早，西许来人告诉我，我骑自行车带着母亲，直接去医院的。当我和母亲到20多里外的县城医院时，已经快晌午了。我们来到大妗的病床前，母亲喊“嫂子！嫂子！”，她没有应声，我喊“大妗！大妗！”，她没有回答，大妗已经不会说话了。

我和表妹去望夏那天，她身体还好好的，和我们有说有笑，我怎么也想不到，大妗一下子病倒了，而且病得这么厉害，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大妗，她想说话，却说不出来，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听表妹说，大妗发病的那天，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饭已经做好了，表妹和我大妗在一起说话，她觉着我大妗说话有些不太清楚，又发现我大妗的嘴有些往一边溜，就让表哥赶快去村里医疗点请医生来看，医生看了，说高血压引发脑溢血，赶快送县城医院，送进医院时，大妗已经不能说话了。

母亲看望大妗后回去了，我在医院里，和表哥表妹一起看护大妗，医生每天来查房，打针输液，我们喂大妗吃药，但病情不见好转，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农历7月29日（阳历9.10日）夜里，大妗的病情加重了，我们守护在她的病床前，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我明白她的心意，她是把女儿托付给我了。

就在这天夜里，我的大妗，也是岳母离去了，表妹的两眼噙着泪，无声地抽泣。

我的大妗生于1909年农历9月8日（属相鸡），享年60岁，她走得太早了，谁能挽留得住？

依依惜别的深情

1969年国庆节后，我的探亲假到期了，要返回西藏。我和表妹结婚后，经过短暂的3个多月，就要分别了。

当时，我们县城往焦作每天只有两班长途汽车，早上七点一趟，下午两点一趟，我到焦作后，还要搭火车去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西宁，然后在西宁兵站，登记排号等候解放军运输部队的汽车进西藏，一般要等20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等到汽车。

这样，我只有在县城乘坐早上7点的汽车，才能在白天赶到郑州，去找我们的支边战友一起进西藏。表妹想送我，我们就提前一天，在下午从家里来到县城，晚上住在我叔叔家里。第二天清早，我和表妹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叔叔家去汽车站。

我们沿着县城南面通向焦作的公路，向东走了两里多的路，就看见汽车站了。汽车站大门朝南，和公路之间还有一条300米左右的土路，我们下了公路，又沿着这条土路向北，来到了汽车站。

这时，已是6点多了，我到售票窗口买了汽车票，就在候车室和表妹站着，想着有许多话要说，但也没说几句，我看着她，她看着我，默默无语，心里却不平静。

6点40分，我排队检票进站，她帮我提着行李，送我走到检票口，我们真的要分别了，3年后我探亲时才能再见面，她一直目送着我走进停车场，走上车窗前面有“济源——焦作”大字的汽车，我走上汽车后，在车门口停住脚，又扭回头看看站在检票口旁边的表妹，心里说，要再见到她，只有3年以后了！

汽车从汽车站停车场开出，沿着土路向南缓缓行驶，我情绪低落，心里不好受，随着汽车在土路上的颠簸，更加烦躁了，可就在汽车快要驶上公路时，我的眼前突然一亮，我看见了表妹，她扶着自行车，站在和土路交叉的公路旁边，看着车窗前面有“济源——焦作”的汽车，她可能看不见我，但她知道我如果留心，一定会看见她！

我赶快站起来，隔着车窗玻璃向她挥手，也不知她能看见我不能？最难忘她翘首相望的身影，最难忘她那深情的目光……

她下午还在干农活

夜里生下我们的儿子

表妹在西许时，是村里小学的民办教师，来到我们村后，没在学校教学了，我父亲母亲年纪大了，一个妹妹年龄还小，当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开山治水，修大寨田，生产队把土石方的任务，分到各家各户，要把土方拉到大寨田里，要到山里的石料场，把一二百斤的条石装到平车上，再拉到修水渠的工地上。

别人家有青壮年男劳力，这些活不算啥，我们家就有些作难了，多亏父亲母亲在村里人缘好，乡亲们肯帮忙，无论谁在旁边，都肯搭把手帮助我们家把条石抬到平车上，然后表妹拉着平车，我父亲在后面推着车，把条石送到工地上。

1970年5月中旬，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表妹告诉我5月5日（农历4月初一），也就是我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4月24日上天后的那些天里，我们的儿子（属相狗）出生了。

表妹还说，农历3月以后，她的身子已经有些笨了，我父亲母亲不让她下地干活，但她觉着去地里干点活，活动活动身子，孩子的出生会顺溜些，她就坚持着下地干活，每天还去村里的水井里挑水，家里的水缸里，水总是满满的。

4月初一那天下午，生产队在北坡地栽红薯苗，表妹又去了，有的人用镢头刨坑，有的人用水桶从河里把水挑到坡地上，再用水瓢把水浇到坑里，年纪大的人把红薯苗栽到坑里，表妹用镢头刨坑，一直到天快黑了，收工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晚上，9点多时，表妹开始阵痛，母亲烧水烫剪刀，和我妹妹守护着她，父亲去村里医疗点请接生员小荣，小荣很快就来了。

10 点多，表妹顺利地生下了我们的儿子，父亲母亲有了孙子，这是件大事，第二天就告诉住在县城的奶奶、叔叔、婶婶，全家人商量后，给我们的儿子起名卫星。

1972年我探亲回去时，儿子已经两岁多，满地跑了。1974年2月，我又一次探亲，1975年1月，我收到表妹的来信，她告诉我，1974年12月31日（农历11月18日），我们的小儿子（属相虎）出生了。

那天夜里，也是10点多，在1975年的第一天即将来临时，我们的小儿子急急忙忙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等不及了！小家伙在黑暗里急着要见到光明，医疗点的接生员小荣还没赶到我们家里，他就顺利落地了，我母亲还没来得及伸手托住他，他就真的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那时天气很冷，我母亲赶快从地上把他托起来，用开水烫过的剪刀剪了脐带，又解开棉衣，把他搂在怀里，用棉衣裹住，生怕把小孙子冻坏了。

两个儿子的出生，我都远在西藏，没能在表妹的身边，我回去探亲时，儿子已经会走路，会喊爸爸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我在高原上

她在黄河边

从我们1969年结婚，到我1976年内调回河南，其间7年多，我仅在1972年和1974年探亲两次，回去时间很短暂，虽然也是男子汉，但体单力薄，算不上壮劳力，顶不了多大用，家里的事情，里里外外，多靠表妹支撑着，她是我的主心骨，对我们的家是有功的，她要照护年老的父亲母亲，还要拉扯两个儿子。

在农村，家里没有青壮年男劳力，很多事情是比较麻烦的。

且不说每天从村里的水井往家里水缸挑水，且不说要挑担儿拉车儿往地里送农家肥，且不说拉土方，拉石头修水渠，建大寨田，且不说家里厕所的茅粪要一担儿一担儿挑到农田里，且不说大田里一年四季白天繁重的农活，只说农村的夜晚，也是会有很多事情的。

农忙五月天，晚上加班打场，翻场，起场，搭麦秸垛，秋收时，晚上用脱粒机打稻子，剥玉米。平时浇地，白天黑夜不停，哪家轮到了夜里，就得夜里去浇地，无论天多黑，还是天多冷或天多热。当时生产队分粮食、分棉花、分蔬菜、分油（农民没有食油供应，生产队用棉籽换棉籽油分给社员），也多是晚上分，生产队一敲钟，不管多么晚了，也得赶紧去，家里人吃穿都全指望从生产队分回来呢。

粮食分到家里，要拉到水泥路上、空地上，或是背到平房顶上，接连晾晒几天，干透了，才能储藏在大缸里或用席子扎成的粮囤里，需要时再把稻谷拉去村里的碾米机上碾成米，把麦子拉到村里的小钢磨上磨成面，或拉到县城的面粉厂换成面。棉花分回来后，先要用纺花车纺成线，再经过几道工序，对棉线进行处理，然后在织布机上织成布。

表妹来我们家后，就跟着我母亲学会了纺花织布，后来，就把生产队分的棉花，直接拿到县城棉纺厂换线，回家织布，再后来，就把棉花卖了，直接到商店买布、买衣服。

农村的晚上，说不定会有什么事情。

有一天深夜里，突然下起大雨，我们家盖东屋，墙已经垛起来一丈多高，父亲、母亲、表妹都担心雨水把墙淋塌了，都起来了，表妹搬了梯子，上到墙头上，父亲母亲把草苫子递给她盖在墙上，草苫子用完了，父亲母亲把散稻草递给她盖在墙头上，父亲又把桶里装进去土，让表妹用绳子提上去，把土压在散稻草上。

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是我来干的，却由表妹承担了，黑夜里下着大雨，站在一丈多高的墙头上，我都会头晕目眩，而表妹呢？还有很多事情，本应该是由我来干的……

我在西藏她在家，两地分居7年多，我亏欠表妹的太多了。

后来，在人民大学上学时，看了一部电影《北斗》，我更觉得有愧于表妹。那部电影是李元华主演、主唱的，里面有一段插曲《轻歌悄唱》：“……红艳艳的高粱绿油油的葱，棉桃开花飘呀飘白云……牛郎织女难相会，庄稼夫妻日日亲……”

歌里唱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男耕女织的田园风光令人陶醉，我也很羡慕夫妻相守的甜蜜日月，但现实生活里又是不可能的，我如果一直在农村和表妹相守，可能也很难成为一个膀大腰圆的壮劳力，即使能成为壮劳力，为表妹分担一些农活，但那时的农村生活又是很贫困的，不会像歌里唱的那样浪漫。

在农村就是劳力多的家庭，那时生产队分的粮食也只是勉强够吃，手里很难有点零花钱，好在农场送我们两个支青去毛纺厂培训，毛纺厂为留住我们，1970年学习期满，给我们定了青年工人中最高的工资级别，每月54.6元，农场需要我们，我就回去了，农场仍然按54.6元发，比农场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同志工资还高，1972年又调到62.4元。

我们家里经济上相对宽裕一些，父亲托我们村在县物资公司当采购员的乔有名，去上海出差时买回一台缝纫机，邻居对我表妹说：“你要拉车，有平车，要走亲戚，有自行车，要做针线活，有缝纫机，多好！”

表妹听了，只是无奈地笑了笑，谁解她心中的苦涩？

团聚两年上大学

分居两地又四年

1976年，按照国家政策，我内调回县里化工厂工作，每星期都会回家，每次我离开家，表妹都是天不明就早早起来擀面条，无论冬天天多冷，夏天天多热。

1977年，我被抽到县水利指挥部，在天坛山水库工地工作，离家比较远，一个月左右回家一次。1978年我参加高考一个月后，生了一场大病，水库工地的汽车连夜把我送下山，县医院不能确诊，一天后，病情加重，连面汤也喂不进去了，县医院的救护车送我去郑州，在化工厂上班的叔叔和厂医务室韩亢瑞医生陪护我去看病，临上车前，我也不知为什么，无意识地把手表卸下来，递给来送我的婶婶。

婶婶给家里打电话，把我的病情告诉父亲母亲和表妹，母亲在家里照护两个小孙子，父亲、表妹先到工厂里见了奶奶、婶婶，就搭车往郑州赶来，我们到郑州的那天下午，我父亲和表妹也到了。

第二天，表哥也从县里来郑州看我，父亲和表哥在郑州停了两天，回去了，表妹留下来照护我，病情稳定下来后，她给我说，在县里，当婶婶把我的手表交给她时，她吓坏了，不知我究竟怎么样了，当时泪水一下子流出来，扑嗒扑嗒往下掉。

那时从县里到大城市看病很不容易，住不进医院，只能住在旅社里，每次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看病，都要后半夜就起来去排队挂号，经门诊医生看了几次，并作了脊椎穿刺提取体液化验，最后诊断为多发性神经炎。

到医学院看病，住在旅社里，韩医生给我打针、挂点滴输液，病情慢慢稳定住了，几天后水可以喂进去了，表妹用手把馒头搓成碎面面，泡在开水里，我也可以慢慢咽下去了，又过了几天，我的手可以抬起来了，能自己端碗，不用表妹喂我了，随后又到河南中医院看病吃中药。

又过了几天，县里打来电话，说我考了全县的第一名，通知我回去参加体检。考生那年的体检是在县一中进行，我们去时，体检已快结束了，来体检的考生很少。

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走路还不稳，只能慢慢地抬腿迈步，表哥陪着我去体检，我记得有10多个检查项目。表哥是一位从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的老教师了，他在医生给我体检时，会很随和地和医生拉家常，并不失时机地给人家介绍，“这是我家妹子女婿，咱们县今年高考第一名。”有的医生还会接上两句：“考得不错，那真不容易呀。”当然医生也不会徇私情，他们还是很认真的。

我报到后，学校体检复查，

我的身体没有问题

县里体检一切正常，我才放下心来。填志愿表时，我很激动，用颤抖的手在第一志愿栏郑重地填上“中国人民大学”，但我不是仅仅因为激动手才颤抖，那是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

体检通过了，我担心病情再出现反复，今年考得不错，如果最后因为身体再出现问题而上不了学，那不太亏了？体检后，我继续住在医院里看病，每天医生查房、开药，巩固疗效，我爱人在医院陪护，我一直住在医院里。

9月的一天，父亲来医院看我，带来了好消息。

他一进病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你考上北京人民大学了！”我也一下子懵了，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怎么可能呢？，那时县里还没开始发通知书，我父亲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怎么会知道我考上了呢？

父亲见我没明白过来，急忙给我和爱人说了事情的原委：昨天，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去县城办事，一回村就跑到我家，对我父母说：“你们猜我回来路上遇见谁了？北京来的大学教授！”那一年，人民大学来河南招生的是葛荣晋老师，他名字中有个“晋”字，后来才知道他幼年随父母离开家乡去山西，1950年代从山西考到人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父母以后又从山西回到原籍河南。

他在河南招生结束后，顺便从郑州回家看望父母。巧的是，他的父母就住在我们北官庄村。因为他从小不在我们村里，上大学后回家很少，村里很少有人认识他。我本家叔叔在路上遇到的就是葛荣晋老师。

葛老师听说他也是北官庄的，就向他打听葛有彦是谁家的孩子?并告诉他，录取时，见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人民大学，分数又高，即使不是一个村的也会录取，是一个村的，当然更要录取了。

听父亲说了事情的经过，我才相信自己是真的考上人民大学了，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半天说不出什么话，心里静不下来，用“激动、兴奋……”都形容不了我当时复杂的心情，表妹也不知说什么好，眼睛也湿润了，我父亲只是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要看好身体。”

又过了一个星期后，听说通知书已到文教局了，我从医院去那里取回来中国人民大学的通知书，拿给表妹看，那时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不会激动了。

那年10月，我来北京上学，表妹在家奉养年老的父亲母亲，看护两个年幼儿子上学，还要去地里干活，喂猪喂鸡，忙里忙外。

每年寒暑假结束，我返回学校时，都是表妹骑着自行车去送我，一直把我送到莲洞坐上火车，我们都盼着时间过得再快些，盼着我早点毕业。

1980暑假我和老伴、小儿子在广场。

蓝天白云飘

青山绿水游

1982年，我终于大学毕业了。经过一些周折，我们一家四口，在郑州落下了户口，儿子慢慢长大了，我和表妹——妻子，也都慢慢老了。

1997年，我们的大儿子结婚了，2000年，小儿子也结婚了，两个儿子成家了，我们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2001年我们的第三代，大孙女出生了，2011年我们又有了一个小孙女。

我退休后，和老伴安享晚年。一家人和谐幸福，共享天伦之乐。

清早起来，我和老伴到广场上去活动，锻炼身体，儿子儿媳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两个孙女都上学了。我和老伴，有时也会去旅游，看看祖国的青山绿水。我们去过广西的桂林，湖南的张家界，2007年10月还参加过我们班在北京杏林山庄的聚会。

2003年我和老伴在张家界。

晚上的舞会上，同学们翩翩起舞，我和老伴也跳了几曲，大家都很兴奋，我们班的陈锡文同学给我说：“老葛啊，你真幸福，你和老伴活得潇洒自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多好哇，我真羡慕你哪！”

我记得还有一年聚会时，陈锡文说过，他的老父亲快要过生日了，他想回去陪陪老人家，提前几天就给领导请了假，到那一天时，还不一定工作能错得开。后来一直也没再见陈锡文，不知他是不是回去陪老父亲过生日，随心所愿了。

多少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老伴，伴着我，从年少到如今。如果从1969年结婚算起，到现在也48年了，我们携手在人生的路上走了许久许久，现在虽然已经是晚年了，前面依然还会有美丽的风景，我们将相依相伴，行走在蓝天白云下，绿水青山中。

2006年4月我和老伴在苏州园林。

本文作者

作者：葛有彦

来源：新三届

（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