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育率吓到世界(中国生育率0.84)

中国发布丨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 出生率为7.52‰

三孩来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出生率或能增加10个百分点

图片来源：IC PHOTO

文|新京智库特约撰稿 何亚福（人口学者）

“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此时出台三孩政策，并不令人意外，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去年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着不但要包容一孩、二孩家庭，也要包容多孩家庭。

二是因为从2017年到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已经四连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至2020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495、1.47和1.3，已经跌破1.5的警戒线。

影响生育三孩的两个主要因素

那么，出台三孩政策，对提升我国的生育率有哪些影响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看看有多少人愿意生育三孩。

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 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 个，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5个。在不受任何外界条件影响下，11.4%的育龄妇女认为1 个孩子最理想，80%的育龄妇女认为2个最理想，7.9%的育龄妇女认为3个及以上最理想，0.7%的育龄妇女认为没有孩子最好。

可见，认为3个孩子及以上最理想的育龄妇女人数，还不到认为2个孩子最理想的人数的十分之一。在通常情况下，实际生育的孩子数会低于理想子女数。因为从“心动”到“行动”之间还有段距离，有些夫妇可能错过了生育期，还有些职场女性会担心生孩子影响职业晋升。正因为如此，实际生育二孩的夫妇，并没有占到80%这么高。

今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可见，国家统计局有关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与原国家卫计委的调查结果相差不大。

另一个影响生育三孩的因素是，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呈明显上升趋势。

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 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006 年的23.6 岁上升到2016 年的26.3 岁。平均初育年龄从2006 年的24.3 岁上升到2016年的26.9 岁；二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014 年的29.2 岁上升到2016 年的30.2 岁。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妇女最佳生育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超过30岁的妇女年龄越高，怀孕越困难。

因此，即使有一部分35岁以上的妇女愿意生育三孩，可能也未必能够怀得上。

把托幼问题解决好，出生率会显著增加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的确很有必要。长期以来，天价彩礼加重了许多年轻人的经济负担，也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会造成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等现象。为此，民政部在去年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助力脱贫攻坚，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现在一些双职工家庭不愿意生二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孩子生出来之后没人照顾。为此，需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按照国际经验，如果能把托幼问题解决好了，出生率会增加10个百分点。

尽管我国已经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但许多家庭在孩子的教育支出方面仍然负担沉重。一些家庭为了能让孩子接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学区房”。

近年来，有关部门针对炒作学区房、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等问题，依法从严惩处，形成高压态势，规范市场秩序。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这些措施有助于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因此，如果上述的三孩政策配套支持措施落到实处，仍有可能显著提升生育率。

资料图。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对于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来说，提升生育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世界各国为了提升生育率所做的努力，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例子。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效果收效甚微，而法国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则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

部分欧洲国家鼓励生育取得较好效果

在二战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4.0，此后出台了节制生育的政策，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1975年以后，日本生育率缓慢下降。到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1.57新低时，震动了日本社会，被称为“1.57危机”。

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生育。但鼓励生育的政策收效甚微，近年来，日本生育率在1.4附近徘徊。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的生育率很高，例如1960年的总和生育率高达6.0。随着60年代至80年代的经济起飞，韩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总和生育率降到1.59。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

然而，政策调整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没有回升。2020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0.84，韩国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与日、韩等国不同，部分欧洲国家鼓励生育措施则取得了较好效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法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8-2.9之间，随后持续下跌，到90年代初，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跌到1.7左右。随后法国政府加大了鼓励生育力度，从90年代中叶开始，法国的总和生育率逐渐回升，从2000年到2017年这十多年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9至2.0之间，接近更替水平，在欧洲处于顶端水平。

北欧国家瑞典在1995至2000年之间，总和生育率只有1.5至1.6。随着瑞典加大了鼓励生育的力度，总和生育率逐渐回升，2010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98，在欧洲国家仅次于法国。

瑞典 图片来源：Unsplash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15年法国和瑞典用于补贴家庭的相关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均在3.5%-3.7%之间，这个比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处于最高之列。

瑞典生育政策的一大特色是鼓励夫妇双方共同参与育儿，该国是世界上首个用带薪育儿假取代产假的国家。瑞典父母一起可以获得480天的带薪育儿假，这当中父母双方各享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的育儿假。这主要是为了确保公平和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

不久前公布的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瑞典的带薪育儿假，或许可以给我国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提供一些借鉴。

编辑：张笑缘 校对：李立军

投稿、合作、联系我们：futurecity@xjbsmartcity

2020年我国出生率只有千分之8.52，等我们老了，怎么养老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提供的数字，我国的出生率只有8.52‰，而死亡率达到了7.07‰，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45‰。这是中国自1978年有统计数字以来，人口出生率首次低于百分之一。鉴于我国有14亿1212万人的庞大基数，按比例计算我国去年人口大约增加了205万左右。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高峰时期的1/12。

这一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的，如果人口生育率得不到有效改善而持续下降，预计今明两年我国人口就将出现负增长。

产生的原因，主要还是生育率偏低以及我国育龄期妇女迅速减少的事实，近年来我国育龄期妇女进入了快速减少的阶段，尤其是生育旺盛期（20到30岁）妇女每年能减少三四百万。

很多年轻人可能担心在未来他们逐渐达到退休年龄时，是不是无人所养？依靠家庭养老确实有这种可能，依靠社会养老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一般来说，未来养老需要通过三种方式提供养老金，国家、单位和个人。

国家提供的养老金就指的是社保养老金，主要包括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大类。像职工养老保险，很多人觉得未来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越来越多，参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可能会有风险压力。

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确实是一个赔本的买卖。按照15年参加养老保险，女性平均可以领25~30年的养老金，在世时还有额外的当地给予的补贴补助，去世以后还需要发放丧葬金、抚恤金、个人账户余额等待遇。有的地方和人群只需要领取一两年养老金就不会亏本了。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国家明确了三种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是在加大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力度的基础上，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第二，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第三，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像美国、日本等多数西方国家领取全额养老金的缴费年限都是35~40年。实际上，在这些国家缴费年限长也是不会受益的。但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就业时间35~40年已经足够了。

2020年我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数量是32859万人，离退休职工是12762万元，抚养比是2.55:1。再加上国家税收给予的补贴补助，维持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还是有能力的。

养老保障的第二收入来源，主要源自于年轻时积累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待遇。国家通过给予个人和企业税收优惠的方式，引导用人单位建立这样的积累。现在我们的年金制度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积累还不够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制度的不断完善，至少未来会积累上百万亿元的资金。这些钱一部分是源自于个人缴费，另一部分是单位给予的扶持。

我国的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尚处于萌芽阶段，国家仅仅在上海福建和苏州工业园区试点了税延型养老保险，参保规模只有2亿元左右。在今年的金融街年会上，人社部养老保险司有关领导表示，我国将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采取个人账户制。未来将通过进一步配套完善有关税收体制，进一步丰富我们的个人积累。像美国的个人养老金，目前累计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由于近年来的股市攀升，不少人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百万美元。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未来养老问题，国家会通过制度不断引导完善我们的养老制度，不能依靠家庭，不能依靠年轻人，或许我们还能依靠自己年轻时的积累。

生育率跌破1％，放开三胎无人响应，是这4点原因导致“不想生”？

近年来，国内生育率是不断下滑，截止到2022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只有6.7‰，已经是连续3年跌破了10‰（1%）。与此同时，我国从2016年放开了二胎政策，2017年新生儿出生数量达到1765万，之后就一路下跌，到了2021年我国又放开了三胎政策，但还是收效甚微，2022年人口出生数量还是跌破千万大关，达到了956万。

面对我国在放开了二胎、三胎政策之后，人口生育率还是跌至6.7‰，很多业内人士表示无法理解。为此，就有专家提出建议：未来应对不生孩子的家庭，从社会福利方面下手，以降低他们的福利。此话一出，却激怒了很大一部分年轻人群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即使放开了三胎政策，多数年轻人群体也都不愿意生育了呢？对此，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大因素：

第一，养育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

过去很多家庭生育子女只要吃饱穿暖就可以了，而现在的年轻家庭崇尚的是优生优育，不仅要给子女穿好、用好、吃好之外，还要对孩子进行培养。孩子在上幼儿园时就要报名各类兴趣班，以发掘孩子的潜力。

到了上小学时，有条件的家长让孩子上名校，没条件的家长则请家教来辅导。而孩子在上大学时，每年光大学的学费+生活费都要好几万。据统计，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至大学毕业至少要花掉54万人民币，如果再生养二胎、三胎则还要翻上几倍。

第二，过高的房价影响国民生育

过高的房价肯定会影响到国民的生育愿望。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在买了房子之后，每个月很大一部分收入都用于偿还房贷，剩下可支配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能生养一胎就算不错了，很多家庭都选择不生。

此外，如果要生育二胎或三胎，那就要给孩子更多的活动空间，而现在年轻的父母们连原来那套小房子的房贷都没有还清，根本无力再去购买面积更大一些的房子。所以，由于房价过高的原因，年轻家庭生育愿望降低了历史冰点。

第三，结婚成本是越来越高

现在国内结婚成本是越来越高，各地的彩礼钱都在20-30万，有的甚至高达50万。此外，结婚还要办婚宴、租用高档婚车、拍婚纱照，以及蜜月旅行，这笔费用至少也要20-30万。而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要么是结不起婚，选择过单身生活。要么为了能够结婚，而欠下巨额债务，婚后由小夫妻俩人一起通过打工赚钱来偿还，这样生育一胎都被无限期的延长了，就更不要说二胎、三胎了。

第四，职场对女职工并不友好

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时，通常不会招聘刚刚结了婚，又没有生过孩子的年轻女性。因为，用人单位担心女职工一旦怀孕后，就不能再上班了。此外，还有一些职场女性担心自己多休产假，会被别人给替代了。

于是，在生完了一个孩子就赶紧来上班，再也不敢生育二胎或三胎。事实上，对于职场女性来说，如果生育二胎或三胎的话，就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的家庭上，这也意味着职业生涯要终结。所以，现在很多职场女性并不愿意生育二胎或三胎。

显然，现在并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后代，而是由于以上4大因素导致了人们“不敢生”。那么只有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局。比如，企业应该多包容处于生育年龄的女职工；社会应该营造一个鼓励生育的氛围；而政府应该降低房价，并提供更多的保障房，解决年轻家庭的居住问题等等，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使生育率出现反转，否则国内生育率低下的状态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

国家统计局：“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 人口红利仍在

央广网北京5月11日消息（记者 杨崇）11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数据显示，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全面详实地反映了当前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及十年间人口的发展变化。“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具体而言，主要呈现六个方面特点：第一，从人口总量上看，虽然我国人口总量增速是放缓的，但仍然保持了平稳增长。2020年，我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过去十年间，我国人口实现了从13亿人到14亿人的跨越，人口总量增加了7206万人，比2010年增长了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

第二，从人口质量上看，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人口的素质不断提升。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第三，从性别构成上看，出生人口性别比稳步下降，性别结构得到改善。普查结果表明，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05.2相比基本持平，略有降低。从出生人口看，出生人口性别比2020年为111.3，较2010年降低了6.8，逐渐趋向正常水平。

第四，从年龄构成上看，少儿人口数量增加，比重上升。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了1.35个百分点。“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等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促进了出生人口出现回升，“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

第五，从人口迁徙流动情况看，人口流动依然活跃，人口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普查结果表明，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现象已相当普遍，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十年间增长了将近70%。从流向上看，人口持续向沿江、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区集聚，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等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增长迅速，集聚度加大。

第六，从人口的城乡结构看，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升了0.75个百分点。普查结果表明，加快实施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了明显成效。

宁吉喆表示，要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其认为，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二是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

三是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同时，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需要加快。

四是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双双上升，少儿人口比重上升既反映了调整生育政策的积极成效，又凸显了“一老一小”问题的重要性，需要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养育等人口服务体系。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老年人口的增加也会带来智慧、传承、发挥和需求拓展扩大。

五是人口加快集聚，既反映了城镇化和经济集聚的趋势性变化，也对提高城镇化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