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精蕴(河洛精蕴白话全解)

　　《光明日报》于1996年后半年，连载了一则通讯和四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与《科技智囊》杂志社共同组建的易学课题组，对《周易》及其源头——《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它们是：1996年7月15日第二版的本报讯《科学理解易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8月1日第八版署名“关穆”的《易经柱：周易六十四卦的立体展示》，8月24 日第八版署名“华明”的《〈河图〉与金字塔存在统一关系吗？》和署名“关穆”的《易经柱背后的数学奥秘》， 10 月10日第八版署名“华和”的《太极易经柱、“和合”数表与中华和合精神》，11月20日第八版署名“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易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千古〈河图〉与八卦关系的解译》。

　　据《讯》文，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对《河图》、《洛书》作出的重大破译有三项重要成就：

1.“课题组在强调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数学、物理学与周易八卦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按照‘数’的规律，将易学‘和合数表’制作成立体物理模型，从而揭开了太极八卦的数字奥秘”。2.“研究中还发现，作为八卦源头的‘河图’与埃及金字塔有高度对应的统一关系，这一研究成果使‘河图’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历史传说基本得到证实，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3.“更令人惊奇的是，研究中发现在易学数表物理模型中有能量场的产生，这一现象若经进一步实验证明并在实践中应用，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这三项重要成就，其实都立不住。然而其基础都与《河图》有关，或者说，都是在对《河图》研究的基础上所发现的。因此，我们应该专门谈谈《河图》。

这几年来，揭开《河图》之秘的文章不断涌现，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这几篇文章是其中最突出、且宣传声势也是最大的。要揭开《河图》之秘，首先应该弄清《河图》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的看法。

　　《金字塔》文最后说道：“如论证《河图》与金字塔是统一的话，则《河图》出现的年代至少应在4500年以前。如此以来，《河图》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在时间上便符合了”。这个说法非常重要，它说明，要证明《河图》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河图》问世的时间问题。倘若《河图》是后来，比如说是宋代才出现的东西（这是事实），那就不能说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金字塔》文也注意到：“目前人们见到的《河图》宋代时才传出，与其内容一致的论述汉代才有”。《突破进展》一文也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然后列举了一系列学者的名字，接着说道：“有些人还对《河图》、《洛书》的具体内容有所论述，只是未将其描绘成形”。到了宋代，才“由陈抟正式传出”，并且得到刘牧、邵雍、周敦颐、苏轼、王安石等人的支持。

　　在这短短的论述中，蕴含着一系列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我们也只能先关注这样的问题：这由黑白点所组成的《河图》到底是什么年代才出现的东西？根据《金字塔》等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宋代才“传出”是什么意思？才“传出”，应是以前就有，只是不为人知。《河图》在汉代尚未描绘成形，那么，《河图》的描绘成形应是在汉与宋之间了。在汉、宋之间是什么人和为什么把《河图》描绘成形呢？

　　2.若《河图》是在汉与宋之间才被描绘成形，那么，汉代人所说的未成“形”的东西能叫做“图”吗？

　　3.《河图》在汉代尚未成形，那么，在伏羲时代，在4 500 年之前，又有个什么东西呢？伏羲又是根据什么来画卦的呢？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来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和我们下面将要说的有关《河图》的知识，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把《河图》问题发展史分为几个段落。

　　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最早记载《河图》的书是《尚书·顾命篇》。说的是周成王死，康王继位。在即位大典上，陈设着许多国宝，其中有一件，就是“河图”。但是，这“河图”是什么样子？它从何而来？其意义何在？《尚书·顾命篇》都没有说明。

　　也诚如《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到宋代，黑白点《河图》问世了。其拥护者说，这由黑白相间的点所组成的图，就是伏羲时代龙马所负、出于黄河、伏羲则之画卦的图。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牧的《易数钩隐图》。后来由朱熹认定，从朱熹以后，到清代之前，遂成为学术界的定说。

　　不过所谓定说，只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说，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反对的意见。

　　最早对《河图》持不同意见的应是和刘牧老师孙复同学的胡瑗。胡著有《周易口义》，其中说《易传》中的“圣人则之”，并不是则之画卦，而是“法则其时，以行其事”。既然不是则之画卦，《河图》也就失去了和八卦的联系，由此出发的一切说法也就都难以成立了。继胡瑗之后，是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他不仅揭露则《河图》画卦和仰观俯察画卦说的矛盾，而且根本否认有“河出图”这回事，并因此否认《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接着就是程颐，他说，观兔子也可以画卦，何必《河图》！（见《二程遗书·伊川先生语一、四》）问题还在于，他们虽然都说的是《河图》，但指的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他们说的《河图》，并不都是那些黑白点。胡瑗《周易口义》：“若果《河图》、《洛书》已有八卦，则八卦不当言伏羲所画也。”欧阳修《易童子问》：“《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在胡瑗和欧阳修的心目中，所谓《河图》，就是八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他们的这种观念，则源自汉代的孔安国、刘歆、王充等人。后来有程颐的再传弟子薛季宣。他认为，《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乃是一种有文字说明的地图：“《春秋命历序》：‘《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谶纬之说，虽无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信斯言也，则《河图》、《洛书》乃《山海经》之类，在夏为《禹贡》，周为职方氏所掌，今诸路《闰年图经》、汉司空《舆地图》、《地理志》之比也。”（《艮斋浪语集·河图洛书辨》）

薛的意见，其前驱者也是汉代人。《春秋命历序》作为纬书，其妖妄在于它自命所载是神的预言，但其中所反映的汉代人的意识，是确实的。它说明，在汉代，有些儒者，不仅不认为《河图》是黑白点，也不认为是八卦，而认为是一种地图。

　　南宋项安世作《周易玩辞》，其中引用姚小彭的话指出，刘牧不过是把古来相传的九宫数作成了《河图》，而把五行生成数作成了《洛书》，至于《河图》、《洛书》，并不是刘牧作的那个样子。此外，在南宋，反对黑白点《河图》、《洛书》，甚至连带认为《系辞传》也不是孔子所作，说河、洛出图书事纯系怪诞妖妄者，还有杨简（《杨氏易传》）、叶适（《习学记言》）、赵汝梅（《易雅》）等人，还包括朱熹的弟子林至（《易裨传》）以及宋元之际的俞琰（《读易举要》）。他们大都明确指出，现在的黑白点《河图》、《洛书》不过是刘牧首先根据九宫数和五行生成数所画的，并不是什么《河图》、《洛书》。

　　明代有开国之功的儒臣宋濂，否认以“数之多寡”为《河图》、《洛书》，明朝后期则有归有光坚决主张废除《河图》、《洛书》，因为从汉代以来，有关《河图》的纷纷争论，就说明不论是黑白点《河图》还是什么别的《河图》，都是不可靠的。（见《易图论》）。

清朝初年，精于考据的乾嘉学派的先驱者们，纷纷著文、著书，反对黑白点《河图》，揭露这样的《河图》不是《尚书》、《周易》中所说的《河图》，而是宋朝才出现的东西，因而不是《河图》。其中最著名者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河洛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他们共同的认识就是，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决不是《尚书》、《周易》中的《河图》。黄宗羲和毛奇龄还指出，《尚书》中的《河图》应该是山川地理形势图。黄说：“谓之图者，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是也；谓之书者，风土刚柔，户口隘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是也；谓之“河洛”者，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毛奇龄和黄宗羲对图、书的看法相同，他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皆典籍之类”。在二黄、毛、胡之外，当时的易学名家，如惠栋等人，一反过去《周易》著作之前必画上黑白点《河图》的作法。他们的著作，一幅易图也不画，对《河图》，进而对所有易图，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惠栋《易汉学·辨河图洛书》，分析了宋朝的黑白点和汉代的九宫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说：“其说皆与《河图》合。然康成、仲翔未尝指此为《河图》。则造此图，以为伏羲时所出者，妄也！桓君山曰：‘河图、洛书俱有兆，然而不可知’。乃知汉以来，并无图、书之象。夫子曰：‘河不出图’。东序《河图》，后人安得见之？虽先儒皆信其说，吾不敢附和也。”是的，黑白点《河图》、《洛书》的点数，和汉代的九宫数，和郑玄、虞翻等人所说的五行生成数确实是一致的。但问题在于，郑玄、虞翻并没有说它们是《河图》或《洛书》。况且孔子已说黄河里不再出图，后人如何能知道《河图》的样子呢？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汉代以来，并无图、书之象。那么，黑白点《河图》、《洛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就只能是后人的伪造。

这是从北宋刘牧以来，学者们关于《河图》、《洛书》争论的情形。我们这里主要列举了反对派的意见。

黄宗羲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尚书》和先秦时代各种著作中所说的《河图》呢？比较起来，黄宗羲的说法是最为可信的：《河图》不是龙马从黄河中背负上来的神物，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而是当时各地向中央呈报的、带有文字说明的地图。

　　双方在争论中，都援引了汉代学者的意见，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也列举了一系列汉代学者的名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那么，汉代的学者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们所说的《河图》是件什么事物呢？

二、汉代的《河图》、《洛书》都是一本书

　　我们先来分析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提到的几个学者的论述。

　　首先明确说明《河图》是什么的汉代学者，据文字记载，似是孔安国。孔安国的意见一见于《古文尚书传》，即被清代学者闫若琚证明其为后人伪托的所谓“伪孔传”中，其文为：“《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据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这段话意思并不明确。《河图》到底是八卦呢？还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何晏《论语集解》中所引孔安国对于《河图》，是这样说的：“孔曰：圣人受命，则凤鸟至，河出图。今天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伤不得见也。《河图》，八卦是也。”这段话意思明确：《河图》就是八卦。无论这些话是否孔氏所说，可信的是，在汉代一些学者中，有这样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一种认为《河图》是据以画八卦的事物。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并不像《突破进展》一文所说“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第二个对《河图》问题表态的是刘歆。班固赞同他的意见，所以收入《汉书·五行志》。《突破进展》一文中所提到的班固的意见，实际是刘歆的意见。这意见说：“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初一……威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刘歆和班固确实认为《河图》是八卦之源。但《河图》是什么？似乎仍不明确。因为这话也可以理解为《河图》就是八卦。但《洛书》是什么？却清楚明白，它就是《尚书·洪范篇》中那六十五个字，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王充在他的《论衡》中对《河图》多有讨论。其《正说》篇道：“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王充的意见，是从孔安国、刘歆一路而来。不过他的意见明确：《河图》就是八卦，《洛书》则是《洪范》九章。

　　孔安国、班固、（实际是刘歆）、王充，都是《突破进展》一文引为同道的汉代学者，他们的意见能给《突破进展》以什么支持呢？即使他们说了《河图》是八卦之源，他们说的《河图》和黑白点阵也根本不是一回事，何况他们明确说了《河图》就是八卦呢？至于《洛书》，则刘、班、王都很明确，它是《洪范》篇，或是其中一段话。总之是文字，是书，而不是那些黑白点。

　　扬雄《核灵赋》：“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至于《河图》、《洛书》是什么样子，则没有发表意见。在《太玄·太玄图》中扬雄说过“一与六共宗，二与七共明，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五相守”。有人认为，这是扬雄对《河图》样子的描绘。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在《太玄·太玄数》中，扬雄说：“九窍：一六为前、为耳，二七为目，三八为鼻，四九为口，五五为后”。所谓“共宗”、“共明”、“成友”、“同道”等等，正是对耳、目、鼻、口的描绘。这与《河图》或《洛书》不相干，更与黑白点阵的《河图》不相干。上面曾经提到的王充，在《论衡·实知篇》说道：“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依王充此说，则《河图》是有文字的，不仅是八卦图像。

郑玄

《汉书·王莽传》载，泾河岸边山崩，阻塞河道，以致泾水倒流。王莽派王邑去视察，回来报告情况，于是：“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也说明汉代确实有《河图》存在，而这《河图》乃是一种记载各种预言的书。这样的书，还有确定的篇数。《春秋说题辞》载：“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郑玄把这种说法带进了他的《周易注》中。据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在《易传》“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下，李引郑说道：郑玄曰：“《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成，《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郑玄还曾注纬书。在《易乾坤凿度》“而后有《河图》八文下”下注道：“《河图》者，河中得天书文图，韶龙衔出”。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所谓《河图》，就是天书。《突破进展》一文也举出了郑玄的名字，这就是郑玄明确表示的对于《河图》、《洛书》的意见。郑玄认为，这九篇、六篇，就是《易传》中所说的出于黄河、洛水中的图和书。郑玄的这个意见，也被孔颖达写进了他的《周易正义》。这表明，在汉唐时代正统的、或被官方定为标准读本的易学著作中，郑玄的意见是被承认的，并且带有权威性。

　　至少在东汉时代，这九篇、六篇之说，也不是郑玄个人的意见，或者仅仅是《春秋纬》的臆说，而是由当时的国家所确定的。《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曾上书，要求禁绝谶纬。他认为，谶纬中的预言，是荒诞不可信的。他举例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且《河》、《洛》、六艺，篇录已定，后人皮傅，无所容篡。”这“八十篇”和所谓“篇录已定”的《河》、《洛》、六艺是什么关系？唐代李贤注道：“《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张衡认为，这八十一篇是正宗的学问，是由国家“已定”的标准读本。而那四十五篇，则是由九篇《河图》、六篇《洛书》加上它们的解说即纬书组成。这些书，至少隋代还存在，唐初还可以见到，所以由唐代学者修撰的《隋书·经籍志》中说：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说，《河图》九篇，《洛书》六篇， 记载的是从黄帝开始，历代圣人所接受的上天指示的原文。此外还有三十篇，是九位圣人，其中包括孔子，对这十五篇的注释和发挥，也就是《河图》、《洛书》的纬书。依此推断，《河图》、《洛书》应当是经，是和六艺并列的经书，而且，这《河图》、《洛书》也不是出于伏羲时代，而是从黄帝以下，历代帝王所接受的天命的本文。这就和什么据《河图》画八卦没有任何关系了。

黄帝

　　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至今为止，我们在讨论《河图》、《洛书》问题时，几乎还没有提到汉代易学专家们的意见。据历代正史所公认的汉代易学传承，大体是从田何开始，递传至丁宽、田王孙，分化为施雠、梁丘贺、孟喜三家，又有自称传自焦延寿的京房系统，这四家，都立于学官，是被承认为正统的学问。东汉的易学家，则有陈元、郑众、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等人。民间则有费直系统的古文易和高相的易学。这些易学家们没有一个主张《河图》是画卦的根源，包括上面提到的郑玄。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的重视。一般说来，我们不能仅靠列举若干思想家的言论，就认为当时的学术界都作如是观，在《河图》、《洛书》问题上就更是以此。汉代易学专家们不认为《河图》、《洛书》是画卦的根据，这和九、六篇被认为是“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完全一致。这才是汉代学术界和汉代易学界对《河图》的定论。而《突破进展》一文说“到了汉代，《河图》为八卦卦源的观点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定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同样重要的还有，汉代学者们所说的《河图》、《洛书》完全不是那些黑白点阵。这些学者，也包括《突破进展》一文所列举的那些。

　《河图》所载的“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都有些什么内容呢？《隋书·经籍志》说是“以纪易代之徵”。前述《春秋命历序》道“《河图》，帝王之阶”，都说出了《河图》、《洛书》的最本质的内容。“易代之徵”就是“帝王之阶”，“帝王之阶”就是“易代之徵”。它说的是该由谁做帝王，是改朝换代的预言。这些预言，是上帝的指示，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个什么预言都可以被载入《河图》的。

　　《河图》、《洛书》不是用来画卦，那么，它是用来作什么的呢？简而言之，就是指示该由谁做皇帝。所以在一个长时期里，《河图》和《洛书》成了某人该做皇帝的天命根据。见于正史，第一个以《河图》、《洛书》做天命根据的，便是汉光武刘秀。（《后汉书·祭祀志》）。刘秀之后，第二个引《河图》、《洛书》为称帝根据的是曹丕。（《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刘秀和曹丕的故事，不仅告诉我们《河图》、《洛书》是什么，还告诉我们，所谓圣人“则之”（许引作“效之”）当时作如何理解。那就是按它的指示去做。而不是什么据之画卦。

　　至此为止，我们离《河图》为八卦之源的所谓“定论”不知有多么遥远了。那么，这样的《河图》为什么后来竟不再被人相信，并且代之以黑白点阵了呢？也就是说，刘牧为什么要创作那样的《河图》，并且还能得到人们的承认呢？应该说，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作用，而是几百、上千年间，一系列历史事件发展的产物。是这样的《河图》、《洛书》自身的内在本性造成了自身的毁灭。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从曹丕以后讲起。

　　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引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魏明帝时，“张掖郡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又出现了宝石负图，状像灵龟的新《河图》：曹魏君臣认为这是祥瑞，颁示天下。魏明帝的诏书有“宝石负图”，“文字告命”等话。太史令高堂隆上言，认为这是“有魏之祯命，东序之世宝”。所谓“东序世宝”，就是说，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周康王即位大典时陈列于东序的《河图》。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上帝所赐的祥瑞，但我们相信，这样一件东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河图》观念。他们所说的《河图》就是这个样子。上面有“易代之徵”和“帝王之阶”。这也分明是按照汉代以来的《河图》观念所制造出来的东西。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君主，许多都程度不同地利用过《河图》、《洛书》及其它谶纬预言所提供的天命根据。但是，在野的反对派也会利用这些预言，去制造。这对于已经掌握了的统治者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从南朝齐、梁时始，就下令禁止这类书籍。到隋代和唐代，禁止就更加严厉。这表明，统治者已经感到了这类预言的荒谬以及对自己的威胁，因而不大喜欢这类东西了。

　　于是从南朝开始，则《河图》画卦逐渐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宋书·符瑞志》记载了历代《河图》出世的情况和内容，其中也包括伏羲时代，并且说伏羲据《河图》画了八卦。到唐初，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正式承认了则《河图》画卦说。不过孔颖达补充说：“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至于《河图》是什么？孔氏还只能据郑玄的九篇、六篇说和传为孔安国所说的《河图》是八卦，《洛书》是九畴说。就是说孔颖达所说的《河图》，也不是那些黑白点阵。

　　虽然如此，直到五代时期，史臣作《唐书》，还是保持着传统的《河图》观。《旧唐书·五行志》前的序言说“昔禹得《河图》、《洛书》六十五字，治水有功，因而宝之”。

　　宋代前期，在和辽国的军事对峙中一直处于劣势。为了用政治行为来弥补军事上的耻辱，王钦若劝宋真宗登封泰山。但是登封需要祥瑞。于是造天书，搞封禅，举国若狂，乌烟瘴气。宋真宗死，宰相王曾等说，天书是先帝的，就让它陪葬先帝吧。这次事件，即使伪造者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所谓《河图》是怎么回事。因为造天书、搞封禅，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使宋代朝野在多年之后还谈此色变。老的《河图》观念破产了，给新《河图》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宋真宗死后不久，刘牧就造出了新的《河图》，即由黑白点阵所组成的《河图》和《洛书》。

　　刘牧生于1011年。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在仁宗一朝。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易数钩隐图》。在序言中，他首先提出了易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由见四象所由之宗”。依《易传》“太极生两仪”说，则四象生八卦。既然“象由数设”，即四象产生于数；那么，数也就是八卦的根源。

　　汉代以来，易学家们总是把《易传》中的“仰观俯察”说作为八卦来源的定说，即认为八卦是圣人伏羲观察天文地理等等而作的。依此说，则八卦的来源就是天地之间的那些物象，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到虫鱼鸟兽，包括程颐说的兔子。但刘牧说，这个说法不对。他认为八卦源于四象，而四象源于数。就笔者所知，在易学史上，是刘牧率先把数作为卦象的源泉。对于解释八卦的起源，这是一个根本的转折。

　　刘牧继续说，以往的学者，对于经文的注解，都非常精妙；但对于“天地错综之数”，则“语惟简略”。在正文中，他列举了历代对“大衍之数”的说明。比如京房认为是十日、十二辰加二十八宿，马融说是太极北辰加二仪日月四时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气，荀爽说是六爻乘八卦加乾坤二用。郑玄、王弼、姚信、董遇等，又是另一种说法。刘牧说：“若以天地之名数强加配偶，则靡所不可”。这是“强立其义推而究之”。

　　刘牧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这确实是观物取象说的根本缺陷。而刘牧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易数钩隐图序》）这里也说得明明白白，是刘牧自己，采来天地之数，把它们“点之成图”。刘牧所造图共五十五幅。其第一幅是《太极图》，以下即是两仪、四象、天地之数、大衍之数图等等。《河图》是第四十九幅。以下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分别是《河图天地数图》、《河图四象图》和《河图八卦图》。通过这些图，刘牧就说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即说明了四象、八卦如何从《河图》中产生的。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看看《突破进展》一文对自己所作出的高度评价：

　　“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我们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反复比较深入研究，终于揭开了《河图》与八卦关系这千古之谜的谜底。

　　但由于陈抟、刘牧等人并未讲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具体关系，因此怀疑、否定《河图》、《洛书》之说的也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欧阳修。

　　但是，朱熹本人也未弄清《河图》与八卦之间的关系，因此反对派观点始终存在，并经宋、元、明、清一直争论至今，成为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千古不解之谜。”

　　现在，这千古不解之谜终于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解开了，真是应该庆幸。《突破进展》一文的结论是：

　　（1）《河图》中确实蕴含着太极、两仪、四象与八卦；

　　（2）《河图》中四象与八卦不仅有性质及位置的规定， 而且有更重要的数的规定；

　　（3）《河图》与先天八卦生成图（顺序图）是统一的， 二者结合起来方可揭开《河图》与八卦关系之秘。

　　因此，孔子、朱熹及历代儒学、道学之士数千年来坚持的观点终于得以证实。然而实际上，第一，这里说的《河图》只是刘牧开始“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而创作的《河图》。因此，是八卦出现在先，而这黑白点《河图》出现于后。第二，刘牧之所以要创作这黑白点《河图》，就是为了要说明八卦的起源，并且也一一指明了《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所谓黑白点《河图》和八卦的关系，压根儿就不是一个谜，更不是什么千古之谜。

　　刘牧对于黑白点《河图》和四象、八卦的关系的说明，并不是人人赞同。刘牧以四十五点为《河图》，有人说，不对。他把四十五点作为《洛书》，而认为表示天地全数的五十五点才是《河图》。到朱熹，使五十五点为《河图》、四十五点为《洛书》成为定说。《突破进展》一文中所使用的，不过是朱熹认定的《河图》而已。在这里，就又有一个真《河图》和假《河图》的区别问题了。要证明这黑白点《河图》和金字塔的“高度”统一，证明《河图》中蕴含四象、八卦等等，首先应该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所载的这几篇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作者有这样的企图，更不知作者将如何判断刘牧《河图》和朱熹《河图》的真伪。

《河图》《洛书》

宋、元、明、清时代易学家们有的用刘牧《河图》去说明八卦的来源，有的用朱熹《河图》去说明八卦的起源。由于刘牧的《河图》就是朱熹的《洛书》，而刘牧的《洛书》就是朱熹的《河图》，所以也有人用《洛书》去说明八卦的起源。在这些说明中，有人说的是先天卦序，有人说的是后天卦序。都有一番道理，都说自己解决了《河图》、《洛书》和八卦的关系问题。江永的《河洛精蕴》，不过是这些说法中的一种罢了。而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易学课题组所作出的成果，说是这些说法的其中之一，是对的：说从刘牧中经朱熹包括江永到如今，历代易学家都未能说清《河图》和八卦的关系，而只有他们才解开了这千古之谜，是言过其实的。

　　刘牧在创作这些黑白点阵时非常清楚，在他以前，人们所说的《河图》，并不是这些黑白点，而是记载“天神言语”的天书。他认为，这些学者们全错了，认为从古以来所有的天书，所有的记载天神言语的《河图》、《洛书》全是虚妄，是伪造的东西。这种否认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值得另作研究。然而这个否认本身，却再清楚不过地说明，那黑白点《河图》、《洛书》，完全是由刘牧开始创作的，根本不是什么中华文化的源头。

　　刘牧、朱熹以后，创造《河图》的事仍然没有结束。

　　刘牧以后至明代先后出现至少十种各有特色的《河图》，从文化的发展来说，这些创造活动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八卦来源所提出的新说，在易学史上，自应有它们的意义。但要说谁是八卦的来源，则谁也不是。

　　《四库提要》在《易类》提要之后评述道：

　　宋人以数言易，已不甚近于人事，又务欲究数之所以然，于是由画卦推奇偶，由奇偶推《河图》、《洛书》，由《河图》、《洛书》演为黑白方圆、纵横顺逆，至于汗漫而不可纪，曰，此作《易》之本也。及其解经，则义爻象又绝不本《图》、《书》立说。岂画卦者一数，系辞者又别一数耶？夫圣人垂训，实教人用《易》，非教人作《易》。

　　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提一点建议。在自然科学界，当一项重大发现要公布于世之前，是要由有关人士作出鉴定的。但社会科学界似乎还没有这样一个规矩。因此笔者建议，有关人士共同努力，在社会科学界也立一个相应的规矩。凡被称为重大突破、重要发现、伟大成果等等者，应当在经过权威机构鉴定以后，才可公诸报端，或诉诸其它宣传媒体。凡未经鉴定者，只可说是一家之言，而不应由宣传媒体冠以重大成果之类的头衔发表，以避免对群众的误导。